以上可知，泽田对使用“红剂”完全没有当回事，而且对化学战军官使用更强烈的毒瓦斯的意见，仅仅是担心同盟国方面的报复。也就是说，同使用细菌武器的态度完全不同，没有站在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原则立场上。其中还记载了中国方面也使用了红剂，如果这是事实，也可能是对（日军）毒气战的小规模的应对。或者是，化学战军官们为了取得军司令官赞同使用更强烈的毒瓦斯，虚报这一并不存在的事实，这有必要进一步考察。
参加浙赣作战的化学部队为迫击炮第四大队，战后，一些经历者撰写了部队史，其中记述了日军虽然多次进攻，但由于中国军队的抵抗和阵地的坚固，一直不能突破，所以才搬来迫击炮大队，发射毒气弹。[41]意思是说，日军为了打开局面，顺利实施作战才使用了化学武器。
事实上，浙赣作战是日军非常艰苦的作战。《泽田日志》7月2日记载：
此次作战已历经40余日，但兵站补给尚未展开，各兵团都在各自地域花费脑筋自我筹集，恐怕是我军未曾有的作战。应尽力强化后方，以为将来打算。
这段话的意思是指作战已经过了40余日，但食物和弹药的补给未到，这在以前的作战中从未遇到，所以应该作为教训，防止今后再出现这样的事态。
《泽田日志》还记载了部队的惨状，8月2日记载：“22D参谋长（山协正男少将）来司令部报告，该师团营养失调者增多，担忧今后的回防作战……之所以出现多数营养失调者，自然是作战紧迫所致。”第二十二师团在完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士兵们没有吃的，造成多数士兵营养失调，身体虚弱，这将为今后撤出战场的作战带来很大的困难，因此参谋长表示担忧。
这也许是原则上反对细菌战的泽田将军承认毒气战的理由，为了使艰苦的作战顺利进行，降低己方的损失，所以对中国军队使用了“红剂”。
结语
以下简要概括本人的几个重要论点。
第一，在浙赣作战中，尽管战地军队反对使用细菌武器，但在参谋本部作战课的主导下强行投入了使用。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究和开发的新式武器（细菌武器），不只要进行实验，还必须在实战中加以检验。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激烈时期，一旦战事紧张，便使用对手没有的强有力的新式武器，这应该是参谋本部幕僚的打算。事实也正是这样，当战局恶化后，参谋本部内部对美实施细菌战的意见抬头，证实了这一论点。
第二，此次审判[42]不能疏忽的一个要点是，将细菌武器投入实战是参谋本部的指示。固然，石井四郎等人在提议研究和开发细菌武器方面的确起了重大作用，但是，是参谋本部具体下达了实施细菌战的指示。这是一个方向性的行为。所以，围绕细菌战的战争犯罪责任，在《泽田日志》中已经充分而明确地反映出来。
第三，当代日本人对日军的印象是，这是一支非常残忍的部队，难以挽救，即使想阻止也阻止不了。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反对实施细菌战的将军的意见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我在这里绝没有肯定日军行为、为他们免罪的意图。重要的历史事实是，泽田将军冷静地考虑到细菌战作为战争手段在使用后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可是，即使有泽田（意见）的存在，为什么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为什么参谋本部的幕僚没有他那样的认识？这实在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泽田将军反对细菌战的理由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军队，还有对中国非战斗人员的受害问题，并认为这将会为未来的中日关系埋下极大的祸根。这应该是与此次诉讼有关的又一个争论点。泽田把这一点记载下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当代人的我们，更应该思考这一问题。
当然，泽田将军是有局限性的，他明确地反对实施细菌战，但对化学武器不仅不反对，还站在鼓励的立场上，对化学战军官使用更强烈的毒瓦斯的意见，仅仅是担心令世界各地掀起化学战，所以主张采取谨慎的态度，即在原则上并不否定化学战。从这个意义上看，泽田将军对化学武器的认识，同发布“大陆指”的参谋本部作战课的认识没有区别。这是对细菌战和化学战的极大区别。
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陷于苦战。被派遣到中国的日本军队，除中国派遣军主力第十一军以外，其他部队的士兵素质、装备等都较差。所以作为司令官，站在战场指挥者的立场上，为了弥补日军的弱点、取得作战的成功，使用“红弹”可能是不得已的。
第四，何时从《泽田日志》中了解到浙赣作战中实施细菌战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课题。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出版的庞大的战史丛书资料中，有一册《昭和17、18年的中国派遣军》（1972），以《泽田日志》为主要内容，记述了浙赣作战。在下笔时，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的编撰人员阅读了《泽田日志》，应该知道其中的内容，可是在这本书中却没有提及细菌战和化学战。作为日志的附录，战史部整理了一份《复制资料经过表》，指明是在1968年6月17日，从泽田将军本人手里借来了日志的原件，然后复制而成。也就是说，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们就了解到这份资料的内容。
日本政府一方面不承认实施了细菌战和进行了人体实验，不承认使用致死性毒瓦斯；一方面又极力掩盖相关重要资料。实际上，据《朝日新闻》1986年9月19日报道，国会图书馆曾就资料问题做过说明：“有关731部队的一手资料，在美国返还日本后交到外务省（厚生省）复员局。防卫厅成立后，又从外务省（厚生省）转交防卫厅。战史室成立后又移交战史室。”其实，不仅有美国返还的资料，即使没有美国返还的资料，通过日军高级军官和骨干幕僚写下的日志、日记等资料，也可以知晓日军实施的细菌战和化学战。
细菌战和化学战的实际情况之所以一直没有阐明，问题就在于资料没有公开。在整个冷战时期，日本方面继续隐瞒细菌战和化学战的事实。
这告诉我们，历史认识问题的确是个重要的问题。泽田将军担心实施细菌战会给中日关系带来百年伤痕，那么，对于当代的我们来说这仍然是十分严峻的问题。如果对过去的历史视而不见，“百年伤痕”则不能抹消，过去的历史到了今天仍不能改变。
作为当代人的我们，接受历史事实又是为了什么呢？我认为，历史的重负只有作为当代的课题予以解决，我们才能接受历史的教训。不让泽田将军的担忧成为现实，这该是今天的我们所应该共同追求的吧。
从这个意义上说，让更多的市民了解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731·细菌战裁判キャンペ—ン委员会/ABC企画编《裁かれる细菌战》第7辑，2002，第162～176页。）
[1] 今称“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译者注
[2] GHQ是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简称。——译者注
[3] 日语罗马发音，可译作“永山”“长山”等。——译者注
[4] 似应与前文“大陆命”第1378号为同一份文件，原文如此。——译者注
[5] 朝枝的《手记》题为《追忆53年前》，成稿于1998年，作者在采访时获得了此《手记》。
[6] 这里的“用电动机处理后”等语，指采取非常手段处决所有的“马路大”。——译者注
[7] 日本武士时代的侠客、剑客，常蒙面活动，行踪不定。——译者注
[8] 这里的「軍屬」为日语，与在中文中的含义不同，指部队中的技术、医疗、后勤补给等人员。——译者注
[9] 原文如此。——译者注
[10] 原文是“能简单地消灭的”，似有误，应为“不能简单地消灭的”。——译者注
[11] 内藤在战后不久就经营了被称作血液银行的“绿十字”会社，网罗了一批原731部队的成员，在朝鲜战争中为美军服务。20世纪90年代前后，数千名患者因使用该会社的血液成为艾滋病人，引起舆论大哗，并对之提起责任诉讼。——译者注
[12] 两起事件都是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下山事件是日本国铁总裁下山自杀事件。松川事件是在松川附近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两起事件同当时的劳工运动和日本共产党都没有关系，但日本官方和占领当局把事件嫁祸于共产党，掀起了排共浪潮。——译者注
[13] 日文中的广报部系指主管宣传的机关，作者沿用日本的习惯用法，或为宣传部、媒体部等。——译者注
[14] 以下作者记述了4种疾病的症状，此略。——译者注
[15] 以下作者讲述了该炸弹的构造，此略。——译者注
[16] 这里，作者对近年来日本血清制造和保存出现的大量问题提出质疑。——译者注
[17] 此文的中文翻译见本资料集第Ⅰ部第二篇。——译者注
[18] 原文犬饲，应为犬养（日语中“饲”与“养”同音）。——译者注
[19] 因当时没有影像复印等设备，日军细菌部队配备有军画兵，负责绘制人体实验的标本、器官异变状况图片等。——译者注
[20] 日本人名罗马字音译。——译者注
[21] 即父母中的一人是日本人，一人是美国人。——译者注
[22] “久原”“木原”均为原文。ユキオ是名字，可译作行男、行雄等。——译者注
[23] 指提供给中国方面的情报。——译者注
[24] 在日本发行的主要为驻日美军服务的英文报纸。——译者注
[25] 可译为“勇”。——译者注
[26] 军人恩给金是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出台的抚恤战死、战伤的日军官兵的制度，美国占领日本期间一度被废止，但《旧金山和约》签订后不久，日本政府恢复了该制度。——译者注
[27] 嘱托，相当于顾问。——译者注
[28] 1942年，日本评论家细川嘉六在《改造》杂志8、9月号发表《世界史的动向与日本》一文，被当局指责为“共产主义宣传”而遭到逮捕，同时波及中央公论社、改造社、日本评论社、岩波书店等出版机构，前后有49人被逮捕，3人被刑讯致死，《中央公论》和《改造》杂志被停刊。——译者注
[29] 佐格尔，德国共产党员，1933年以记者身份到日本，1941年10月，被日本当局逮捕，后以“间谍罪”被判处死刑，同时也有日本人受到牵连。——译者注
[30] 日本地名。——译者注
[31] 江山应属浙江辖界，此处疑有误。——译者注
[32] 千鸟渊战殁者公墓是日本政府为悼念阵亡者所建，天皇的歌碑就树在此地。此处为意译。——译者注
[33] 这篇研究报告是明治大学博士松野诚也在ABC企画委员会组织的“731·细菌战展览”会上所做的报告，报告依据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阵中记录》的记载，揭示了日军在浙赣作战中使用细菌和化学武器的不争事实。——译者注
[34] 森松俊夫监修、解说《“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7卷，エムテイ，1994。
[35] 吉见义明、伊香俊哉编《日军的细菌战》，《战争责任研究》第2号，1993年12月；吉见义明、伊香俊哉编《731部队与天皇、陆军中央》，岩波ブツクレット，1995。
[36] 伊藤隆、照沼康孝编《畑俊六日志》，《续·现代史资料》第四卷，みすず书房，1983。××为日志原文。
[37] 泽田茂、森松俊夫：《参谋次长泽田茂回想录》，芙蓉书房，1982。
[38] 市野信治：《化学武器攻击研究》，防卫厅技术研究所编《本邦化学武器技术史》（技研资第31号），1958。
[39] 第十三军《せ号（浙赣）第一期第二期作战经过概要》，吉见义明、松野诚也编《毒ガス关系资料》（二），不二出版社，1979。
[40] 陆军习志野学校编《支那事变化学战实例》“第十战例”（1942），吉见义明、松野诚也编《毒ガス关系资料》（二）。
[41] 迫四会大队史编纂委员会：《迫击第四大队史》，迫四会本部事务局，1985。
[42] 指2000年以来日本地方法院受理的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国家赔偿诉讼的审判。——译者注
Ⅲ 东京地方法院法庭上原告方证词及法院判决等
筱塚良雄在诉讼法庭上的证词资料
编译者按：筱塚良雄原是日军731细菌部队少年队成员，曾参与培养跳蚤、投放细菌以及人体实验等罪恶活动。日本投降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经教育后认识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及731细菌部队的罪恶，主动交代自己及731部队的罪行。被免于起诉后回国，参加“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工作。以下为筱塚良雄在东京诉讼法庭上提出的证词，以及1954年9月8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认罪材料。
第一部分 筱塚良雄在诉讼法庭上的陈述书
时间：2000年11月15日
地点：东京地方法庭1楼103号法庭
开头语
从1939年开始，在日本侵华期间我一直在731部队服役，作为该部队的一员，我使用各种残忍手段杀害和伤害了许多中国人。我所属的731部队是开发和制造细菌武器、实施细菌战的秘密部队。731部队本部设在中国哈尔滨市郊外的平房，在这里，我参与了细菌和跳蚤等细菌武器的开发和大批量制造，另外，对作为实验材料被囚禁在部队监狱里的中国人，进行了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再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细菌战。
我作为731部队的一员，犯下了令人憎恨的非人道的战争罪行。
日本战败第二年的1946年2月，我在辽宁省通化市因参加反动的通化暴动而被捕，经过几个月的监狱生活后，我加入东北人民解放军辽宁独立三师[1]，1949年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同年10月，新中国在北京诞生之后，我进入属于解放军编制的天津军医大学，从事细菌学的工作。这期间，我对周围的中国人一直隐瞒原731部队队员的身份，也中断了与包括父母在内的日本的一切联系。因为人们都知道，731部队所犯下的残暴罪行是日军战争罪行中最残暴的，作为原731部队队员不能从自己的嘴里说出事实。可是我在人民解放军里的工作，都同从731部队获得的有关卫生方面的知识相关联，逐渐引起人们的疑问，怀疑我是否在731部队工作过。1952年，我731部队队员的身份暴露，被中国政府逮捕，先后关押在河北永宁县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后被关押在辽宁省的抚顺战犯管理所。
抚顺战犯管理所给予了我自觉认识所犯的残暴罪行的机会，经过冷静的思考和反复的反省，我认识到自己魔鬼般的残暴罪行，这是用语言难以表述的痛苦过程。
刚入战犯管理所时，我只是承认731部队杀害、伤害的受害者的痛苦和呻吟是真实的。后来我逐渐认识到，对受害者而言，执行命令实施残暴行为的人，实际上就是直接的加害者。基于这种认识的深化，我开始面对受害者的痛苦，从受害者的角度来思考一切。这样，我的心回归人性，认识到自己作为731部队队员所犯下的罪行，并全面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还在战犯管理所里详细、全面地写下了自己所犯战争罪行的自供书，诚心地向731部队的受害者和中国人民谢罪。
1956年7月，由于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我被免于起诉而释放，同年8月回到日本。1957年，被中国释放的战犯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参加侵略战争、犯下战争罪行的战犯，站在人道的立场上反省自己的罪行，为反对侵略战争、坚持和平和日中友好做出贡献。回国后，我把中归联的志向刻在心上，走过了战后40余年的时光。我的出发点就是站在日本侵略战争的牺牲者的立场上，彻底反省作为731部队队员所犯下的罪行，绝不能允许日本再度走向侵略战争的道路。所以我始终致力于731部队战争犯罪历史事实的证言活动。
此次，我在法庭向审理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的法官宣读我的证言，我作为原731部队队员，陈述有关细菌战犯罪行为的事实。
以下，我按照时间顺序陈述。另外，直到今天我仍记忆深刻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下的多份自供书，其中的大部分内容被一些书籍转载，请法官务必结合这些内容一阅。还有，关于部队的名称，严格地说，“关东军给水部队”和“731部队”是不同时期的称谓，为方便起见，在这份陈述书中统称731部队。
一 参加731部队的经过
1.出生于千叶县，被731部队劝诱
我1923年11月出生在千叶县，1939年春（15岁），在千叶县实业学校读书时，受时称“石井部队”的731部队的劝诱而志愿入队。731部队长石井四郎是千叶县人，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征集队员，因此许多千叶县的人参加了这支部队。我是在本校高年级学生的劝说下背着父母加入的，经过形式上的考试，合格后被批准入队。
2.30名少年队队员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所集合
1939年4月1日，我接到去东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所报到的指示。当时所址在东京牛込区户山町，该地还设有济生会医院和陆军医院。防疫研究所从军医学校的入口进去，进这个门后越往里走人就越少，防疫研究所在最里面，单独设有门卫室，到这里后必须止步，待里面的人出来确认我们的身份后方可领入。当时，包括我在内的30人都在防疫研究所集合，年龄同我相仿。
防疫研究所本馆是二层钢筋建筑，办公室、食堂和会堂另设在别处。出门卫室沿道路而上，有陆军户山学校、军乐队、体育学校等。道路的下方有练兵场和幼年学校（或是骑兵学校）。
我们以军医学校勤杂人员的身份，住在近处的清源寺的仓库里。
3.在防疫研究所同石井部队长初次见面
进入防疫研究所数日后，我见到了时为大佐的石井四郎部队长，听说他当时兼任军医学校的教官和防疫研究所的负责人。现在我还记得他当时说过的话。石井一边看着我们，一边对身边的副官指示说：“他们中有些人脸色不好，要认真地再做一次身体检查，还不要忘记做寄生虫检查。”石井对我们说：“你们是石井部队的少年队队员，好好学习能够进大学。哈尔滨是个好地方，出发的时间以后通知，在东京可以逛逛街，吃些好东西。”当时石井留着胡子，有学者风度，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个奇怪的医生。
我们在防疫研究所学习了石井式滤水机的过滤管检定实验，以及普通琼脂培养基的制作方法，又同其他部门的人员共同学习了中文。我当时想，部队长是军医，那在部队一定不会做很辛苦、很费力的工作。
二 加入731部队少年队（1939年5月）
1.731部队是秘密部队
在防疫研究所接受教育一个多月后，除留下1人外，29人开赴哈尔滨郊外平房的731部队本部。我们是乘（下）关釜（山）联运渡船到釜山，然后乘火车经朝鲜半岛北上，1939年5月12日到达中国东北的哈尔滨。去平房前我们先在731部队的吉林街分室落脚，在这里领到附有照片的身份证，标志我们已经正式成为731部队的少年队队员。当天，由迎接我们的内务班长（军曹）带领，乘汽车进入距哈尔滨约20公里的731部队平房本部。这里是一眼望不尽的平原，但给人感觉这里曾是农家，因为周围还留有被破坏的民房以及耕地等。
进入731部队本部，第一眼看到的是，在入口处立有“未经关东军司令官许可，任何人禁止入内”的告示牌，但是，没有看到写有部队番号的牌匾。
731部队的占地以口字形的建筑物（称“ロ号栋”）为中心，周围挖有壕沟并设有铁丝网，铁丝网在晚上通电，接近它十分危险。我们到后的第二天，就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支秘密部队。首先，由部队配属的宪兵进行军机密保护法和陆军刑法的教育，我现在还能记得的是：“这里是被指定的特别军事地域”，“日本军队的飞机也不准在上空飞行”，“不准看、不准问、不准说这是本部队的铁则”，“（部队）设有保护机密队，不经允许不得登上ロ号栋”，“不得逃跑，如有逃跑者以阵前叛逃罪处刑”等。我当时感到有些奇怪，因为部队长石井四郎是军医，部队多是由大学出来的医生组成，就连下士官也是卫生兵，那么，这么严肃地强调保守机密究竟是为什么呢？同时，我也意识到越是秘密，事情越是难做。此后，我们在连续不断的工作中，终于了解到731部队实际是从事细菌战的部队，是开发细菌武器、制造大量细菌和进行人体实验的部队。而入队当初我们对这一切一概不知。
2.平房设施概要和少年队所受的教育
少年队到达平房部队本部时，一号栋、二号栋、ロ号栋以及动物班、航空班已经建成，宿舍正在建设中。最初，我们在一号栋一楼左侧诊疗班的房间设置内务班。在我们来之前，已有了一个少年队，他们被称作前期少年队，住在一号栋一楼右侧的房间。我们到平房时因前期少年队得了伤寒被隔离，所以，我们被称作后期少年队。内务班的班长住在二楼，军医和研究者从城里坐巴士或开车来上班，他们着文官服，扎领带，佩肩章。
少年队所受的教育主要是学习防疫给水的任务、消毒法、灭菌法、人体构造学、血清学以及细菌学等，讲义每次都收回，笔记也不准记。在进行毒物教育时，让我们直视兔子被注射硝酸士的宁或氰酸钾铝、砒霜等后，痉挛、死亡的样子，谁闭眼睛鞭子就会落在谁的头上。细菌实习的时候，怕使用死亡病菌我们精神不集中，所以常常使用生（活）菌。这样，少年队接受了基础的教育，在实际工作中也担当了角色，受命做各种工作（后述）。
3.1941年7月少年队解散，被编入柄泽班
我从1939年5月进入731部队以来，一直是少年队的队员。1941年7月，正是关东军举行特殊演习（简称“关特演”）之时，因人数减少，少年队宣布解散，队员被分配到各班。我被分配到第四部第一课的柄泽班，负责化学武器的管理，增发25日元的危险补贴。柄泽班的主要任务是制造细菌。
三 日军在诺门坎事件中实施了细菌战
1.诺门坎事件时生产了大量细菌
1939年5月，我到达哈尔滨时，日军进攻苏联的诺门坎事件已经爆发，到达哈尔滨不久的6月，我参加了山口班细菌散榴弹X型沟槽的防锈作业。山口班是制造细菌弹和散布器的班，后来我从山口班队员那里听说在诺门坎事件中使用了这些散榴弹。7月，诺门坎事件的影响在731部队里也有了迹象，在部队到处都能看到着军装、戴钢盔、佩军刀的人，恰好在这个时候，部队开始大批量的生产细菌，我们少年队也被动员参与了细菌的生产。当时部队的各研究室生产各种不同的细菌，比如江岛班生产赤痢菌，田部井班生产伤寒和副伤寒菌。我们少年班负责细菌培植和采集细菌用具的准备以及到各班当帮手，另外还负责把培养细菌使用的菌株运送到各培养基班。至于诺门坎事件中使用了什么样的细菌，又是如何制造的，我不太清楚。可是，菌株是在试管里培养的，每个铁筐里放入60瓶，我从运送菌株的数量推断，每天平均生产的伤寒、副伤寒、赤痢菌等病菌在3公斤以上。
2.向诺门坎前线搬运细菌
731部队参与诺门坎事件，是把细菌装入石油罐里运到前线（实施细菌战）。事先，在无菌室里将细菌装入灭菌的石油罐里，我曾亲眼见过这样的作业。就是把细菌放进蛋白胨的空瓶里，内中有稀释的肉汤类调整液（蛋白胨、肉精、食盐中加入氢离子的调整液），然后装进薄铁石油罐里。石油罐盖用焊锡密封，再装入木箱，外包草席、草绳，运往前线。细菌搬运作业由下士官率少年队队员进行，我参加过一次从平房731部队本部向诺门坎前线运送石油罐细菌的作业。从哈尔滨乘到海拉尔的夜班火车，装细菌的木箱放在车厢连接处，由我们轮流看管，在海拉尔下车后用卡车运到将军庙。就这样，我们在下士官的带领下把细菌运到诺门坎的最前线。我到了将军庙后立即返回，少年队中有两人会开车，就加入了细菌战实施部队，后来听他们说，细菌被洒入了哈拉哈河的上游。我因为参加了向诺门坎前线运送细菌，后来论功行赏获得了从军徽章和代金券（内部使用的货币）。
四 增殖跳蚤（1940年）
从1940年5月开始，少年队队员几乎都归田中技术员直接指挥，被动员生产跳蚤。田中筱田班（昆虫班）在ロ号栋三楼的暗室进行作业。暗室里摆放着同石油罐大小相当的罐子，里面放有带壳的小麦，再把装在笼子里的黑老鼠放进去，老鼠就成了跳蚤的寄生体。
暗室的湿度超过70%，体感温度超过40℃，暗室作业者一律裸身着白装，里面的臭味和高温使人只能坚持30～40分钟。我的工作是观察罐中是否有死去的老鼠，如果发现死老鼠，就用活老鼠取代。当年8月末，开始在暗室里把小麦中的跳蚤分离，先抓走老鼠，再把小麦和跳蚤放进西洋式陶瓷浴缸里。这个浴缸很大，大人进去都很宽裕，浴缸的底部有一个洞，下面放有玻璃制的容器，浴缸的一侧点着红灯，跳蚤的习性是向暗处跑，再一边用小棍搅拌麦麸子，一边用干燥机送风，这样，跳蚤就钻进容器里，形成一个团状。生产出的大批跳蚤用731部队航空班的飞机运往南京。
五 731部队远征华中地区和被派到新京（1940年）
1940年7月间，731部队向华中地区派遣了远征队。高压灭菌器、干热灭菌机、克霍锅[2]、玻璃器皿、材料、药品等各种器材以及部队人员都用731部队的专用铁路线由火车运往南京。1940年9月，新京（今长春）流行鼠疫，从当月到10月，石井部队派人去了新京，我是其中之一。在新京受命捕捉老鼠，抓到老鼠后检查是否有鼠疫菌的存在。
六 利用石井式培养箱大批量生产细菌（1940～1943年）
使用石井式培养箱大批量生产细菌是在ロ号栋一楼进行的。ロ号栋的前面是三号栋，后面是五号栋，两栋的设备是共用的。各栋里有材料室、材料准备室、玻璃器皿洗刷室和10坪（每坪约3.3平方米）左右用玻璃封闭的无菌室，以及孵化室、大型高压灭菌机（10台）、溶解培养基的溶解锅、冷却槽等。
搬运培养箱时，从高压灭菌器到冷却槽间有轨道，到无菌室或孵化室用链条传送带。在三号栋的一楼还有制造蒸馏水的蒸馏装置和值班室。大批量细菌的生产都是利用石井式培养箱培植出来的，所谓“用普通琼脂培养基增殖共性、烈性菌”就是利用这种培养箱培养出来的。我参加的大批量生产的伤寒、副伤寒、赤痢菌、霍乱菌、鼠疫菌、脱脾疽菌等都是使用石井式培养箱，它的本体和部件都由抗锈性强的轻金属制成。
下面，说明使用石井式培养箱制造细菌的过程。
1.首先组装石井式培养箱，在本体（培养箱）内放入中箱（细菌培养盘），中箱和本体间有插口连接，再用木棍类控制固定，不让其浮动。
2.从溶解锅里用分注罐向培养箱里分注3%普通琼脂培养液（1%蛋白胨、1%肉精、0.5%食盐、3%琼脂、水等），然后在排列的中箱里放上绒布、容器，盖子上蒙防水罩。一箱注入量约8升左右。
3.将注入培养基的培养箱用台车运进高压灭菌机，以15磅的压力、11℃的温度进行15分钟灭菌。
4.灭菌后运至冷却槽，用水冷却、凝固琼脂培养液。
5.冷却后，将培养箱用传送带运进无菌室，进行细菌的培植。因为培养箱内是真空，拔除固定物后空气流入，取出中箱，用培植棒将菌株涂抹在培养基面上。这项工作由两人一组进行。
6.植入菌株的培养箱用传送带送进孵化室，根据菌类的不同，培养的时间有别，大体是20小时左右。一般是在下午植入菌株，第二天上午提取细菌。
7.细菌提取作业仍在无菌室进行，两人一组，一人拿提取棒刮剥，台子上放置宽口的蛋白胨空瓶，另一人用采集竹勺将分离出来的细菌装入空瓶内。
以上就是用石井培养箱生产细菌的大体过程。如果部队的设备全部开动，可使1000个石井式培养箱投入运转，全过程30个小时可生产10公斤以上的病原细菌。
为了监视细菌的培植和采集，柄泽班长或副班长等军官也进入无菌室，培植的时候，监督如何快速进行并确保在培养基上培植细菌时无杂菌。为了最少限度的避免杂菌的混入，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涂抹。采集的时候，一直由柄泽班长亲自称量。在培养基上大批量生产的细菌多有透明感，看上去很干净。鼠疫菌像纳豆一样能拉出丝，赤痢菌有黄瓜的气味，提取霍乱菌时沙沙作响，只是脱脾疽菌有些浑浊。
以上作业十分危险，作业结束后必须进甲酚浴池消毒。但仍有不适应者感染上病菌，因感染死亡的队员也不少，同我一起到平房的少年队队员中就有感染死亡者。
七 大批量生产细菌的时期和所生产细菌的种类（1940～1943年）
我经历的731部队大批量生产细菌的时期及其所生产细菌的种类，除前述1939年的情况外，概述如下。
1.从1940年7月开始的11个月内，大批量生产了伤寒菌、副伤寒菌和霍乱菌。
2.1941年5月，大批量生产了鼠疫菌和脱脾疽菌。同年7月到9月，大批量生产了伤寒菌、副伤寒菌和霍乱菌。
3.1942年4～5月，大批量生产了脱脾疽菌和鼠疫菌。同年6月，大批量生产了伤寒菌、副伤寒菌和霍乱菌。
八 大批量生产细菌和实施细菌战
大批量生产细菌的时候，同伴们都说“作命”“检验”等略语。“作命”是“关东军作战命令”的简称，“检验”就是把细菌投入使用以检验细菌战的威力。我就亲身接受过“关作命第××号”。几乎所有从事细菌生产的队员都知道大批量生产细菌的作战命令。在采集细菌时班长总要指示“让杂菌小小的”，队员们都晓得如果混入杂菌，菌苗就不能使用。但是这些细菌送到哪里、如何使用，直到最后，上司也没有讲。可是，731部队利用石井培养箱生产细菌，用飞机投向中国，或者在地面散布，使中国人染上疫病造成大量死亡的目的，下级队员还是清楚的。大批量生产的细菌除了由三谷班干燥一部分外，都被送往南京等华中地区。
九 关于实验材料“马路大”和人体实验
我最初听说“马路大”这个词是在加入731部队少年队后不久的1939年6月。一天夜里我们见到车灯光并听到响声，内务班长说：“不准去走廊，都回到屋里，这是在搬运‘马路大’。”这是第一次听说“马路大”。以后我们渐渐知道了“马路大”是关押在部队监狱里作为“实验材料”使用的人。数日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来队，石井部队长命令少年队列队欢迎。植田经过我们面前时，没看我们一眼就径直去了特别班。
有一天上操时，上面通知禁止在ロ号栋的屋顶上操，因从屋顶可以看到ロ号栋院子里的人，但我们注意观察却没有发现什么。后来有几次在屋顶上操时，发现了一位戴着脚镣的金发俄罗斯女人、孩子和中国人。
我所在的柄泽班归属第一课，是以试验细菌毒性为名义从事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的部门。在ロ号栋里还有七号栋、八号栋两座建筑，是关押中国爱国者的监狱，又是以人体实验这种残忍的方式屠杀他们的场所，内中还设有解剖室。这些人是被日本特务机关、宪兵队以“特别输送”对象押送到731部队的。据我了解，七号栋的二楼关押着女性，一楼是监视被实验者的看守室。进行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的目的是，检验我们制造的细菌的杀伤力程度，及其同疫苗的作用关系等。这一切都是利用活生生的人做实验品，并进行活体解剖，来检验结果。我们使用的疫苗是731部队自己开发的冻干疫苗（也译作封闭疫苗）和外国制的疫苗。我参与的最初实验是采血进行抗体价测定，然后注射疫苗通过血液测定抗体价，但为了对比，有1人不注射疫苗，另5人被注射了菌数不等的鼠疫菌。
十 关于活体解剖
我在1942年11月末，第一次参加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使用的是鼠疫菌。我参与活体解剖的第一位对象是中国人，男性。直到今天我还清楚记得，这个人是由我采的血，是没有注射疫苗的那个人。这位中国男性给人的感觉是头脑清晰、有知识分子风度。我当时看了他一眼，他闭着眼睛，如果是被鼠疫感染的人脸色和身体会发黑。这个人裸体被放在担架上，由特别班运送到解剖室。在解剖台上他已睡过去，班副军医命令我先清洗，我就用水龙头冲洗这个人的身体，再用刷子刷洗。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体解剖，我的手脚都慢吞吞的，特别是刷洗面部时，我迟迟疑疑没有动手。一旁的课长手持解剖刀示意我“快，快”，我这才开始用刷子刷洗躺在解剖台上、闭着眼睛的这个人。这个情景至今我还记得。班副军医用听诊器听听这个人的心音，听诊器一离开这个人的胸部，解剖就开始了。我负责把解剖后摘除下的脏器放入容器里，用准备好的培养基进行涂抹作业。就这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杀害了5个中国人。在解剖第三名受害者后，班长说：“喂，你好不容易敢一个人靠前啦！”活体解剖同时由几个班进行，晚上回到宿舍的浴池后，队员们就开始交谈：“喂，你们今天撂倒几‘根’？”“我们两‘根’。”为什么说“根”呢？因为七号栋、八号栋关押的人都被称作“马路大”，“根”数就是活体解剖的人数。活体解剖被杀害者的尸体，被丢进特别设置的高烟筒焚烧炉里烧毁，连骨灰也不会留下。
和我同在第四部第一课的一位同僚，是一起来平房的千叶少年队的朋友，他在大批量生产细菌时感染了鼠疫。我当时以为他被送进了医院，其实他被特别班收容，后来也被活体解剖。这次解剖同我也有关系。
十一 不能掩盖731部队的战争犯罪，为了不再度发动战争，必须把731部队的真相传讲下去
我愚钝地服从、执行上司的命令，犯下了惨无人道的罪行，所以作为战争犯罪执行者我负有责任。1952年，我因为是731部队队员被新中国逮捕，从日本战败到被逮捕的过程已在开头语里说明。我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四年的拘禁时间里，同其他被拘禁者一样，最初是持对抗态度的。我以为，自己作为731部队队员犯下残暴的罪行，一定会被当作战犯处死。可是中国战犯管理所的先生们对我们日本人战犯抱着“恨其罪而不恨其人”的态度，给予温情的对待，允许我们开展文艺、体育活动，还给了许多书，给我们提供了学习的机会。这样，经过充分的反省和战犯管理所先生们的热情指导，我从小学开始接受的美化战争、把战争正当化的屁道理被一个个地驳得体无完肤，随着（犯罪）事实的不断呈现，惭愧的心情涌满胸膛，我终于认识到我的行为是作为人类绝对不能容忍的犯罪。
1956年7月，中国政府实行宽大政策对我免于起诉，于是我返回了日本。战犯管理所使我从鬼变成人，是我的新生之地。日本政府自战后以来，对以731部队为中心的细菌战部队的组织建制、细菌生产、人体实验、细菌战等实际活动一概隐瞒，而且这种隐瞒一直持续到今天。日本不认真地反省侵略战争，但这些事实还是会暴露出来。
我对731部队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终生负有向全世界揭露的责任，从这个理念出发，我在这里向法院证言731部队的犯罪事实。
第二部分 筱塚良雄向诉讼法庭提交的书面证词
一 平时的杀人罪行
进行人体实验杀害中国爱国者的罪行
（1）我于1939年5月12日到中国，在哈尔滨郊外的平房原关东军给水部队（731部队）特别班和该队第四课第一班柄泽班担任雇员。1942年10月中旬，受课长铃木启之少佐的命令，同柄泽班技术员宇野诚一起以实验人体防御能力和（细菌）毒性为目的，在实施实验的第一天对5名中国爱国者（囚禁在731部队特别班）进行采血和测定免疫价，翌日对其中的4名中国爱国者注射了4种鼠疫菌预防液（加温疫苗、混合疫苗、生菌疫苗和冻干疫苗），一周后再次注射。人体实验1个月后，又向5名中国爱国者各注射了1毫升含有0.05毫克鼠疫菌的菌液。经过这次注射，5名中国爱国者患上严重的鼠疫，其中3人被杀害，另外2人提供给诊疗部做人体实验也被杀害。
这次实验中我同宇野诚共同杀害了5名中国爱国者，通过杀害这些人，检验了大批量生产的细菌的毒性，并将毒性增强的资料交给铃木启之课长。
（2）1943年1月中旬，我同宇野诚对监禁在特别班的2名中国爱国者各注射了1毫升含有0.03毫克鼠疫菌的菌液，使其患上严重的鼠疫病，约3天后将2人杀害，用以检定大批量生产的细菌的毒性。
1943年12月初，我在伪满洲医科大学神经病科做技术员时，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中国男性石氏（18岁）在这里住院，因看护不良双足患二度冻伤。我为学习截肢技术，由护士大津三好帮忙，在不注射麻药的情况下，夜间秘密将石氏的双脚截掉。第二天石氏因失血过多死亡。
二 制造细菌武器的罪行
1.制造用于杀害中国人民的细菌武器的罪行
（1）培养用于杀害中国人民的跳蚤的罪行
1940年5月初至6月初，为培养杀害中国人民的跳蚤，我同18名少年队队员在田中班技术员田中的指挥下清洗石油罐，然后在罐内放入少量小麦和装入老鼠的笼子，约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上给老鼠喂胡萝卜，并把死老鼠剔除，换上活鼠。我每天负责10个石油罐，能培养70毫升跳蚤。同年6月初，在技术员田中指挥下同15名少年队队员一起，将培养的900毫升跳蚤和从动物班领到的2000只老鼠搬运到飞往南京的飞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