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制造用于杀害中国人民的细菌的罪行
①1940年7月初至11月初，我有1个月的时间参加了长春的鼠疫防疫，由关东军给水部队（加茂部队）临时编成，川岛清大佐为总指挥，包括少年队队员计有120人参加。其罪行如下。
1940年7月初至8月下旬，在一大队神崎中队负责采集霍乱菌、副伤寒菌的技术员今野信次的指挥下，我同30名队员一起培植细菌。每天与两个人共同在40个培养箱里培植细菌，每箱可提取约3公斤霍乱菌和鼠疫菌。
从1940年8月下旬开始，约有2周时间在本部的材料班从事细菌生产。约有1周时间受小林松藏少尉的命令，同材料班的加藤嘉之和三谷班的河合美人一起，制造运输细菌需要的干冰。此后约1周时间在军曹前川富治的指挥下，同十几人一起准备1000个培养箱所需要的材料。每天我一个人要制作培植细菌需要的棉棒200根，并准备采集细菌用的竹勺、容器、蛋白胨空瓶的灭菌等，这些都是为了保障能顺利采集杀害中国人民的细菌。
1940年9月初，在第二大队长铃木启之少佐的命令下，同材料班的其他3人在研究室里把10公斤的伤寒菌苗装进蛋白胨瓶中，分成两个木箱（内有铁皮），装入干冰，然后密封，搬运到翌日飞往南京的飞机上。
1940年9月初至11月初（中间约有一个月时间在长春），在技术员今野信次的指挥下，在本部菌株班同其他4人制造培养细菌用的3%普通琼脂，每天需完成能提供1000个培养箱使用的数量，此外，还要进行器皿、器材的灭菌消毒，以保障大批量细菌生产的需要。
通过大批量细菌的生产，合计生产了伤寒菌、副伤寒菌、霍乱菌、脱脾疽菌、鼠疫菌等27？[3]公斤左右，用航空班的飞机运到中国的南京和华中地区，关东军给水部队本部（加茂部队）还组成了由大尉柄泽十三夫率领的远征队进入华中地区，实施细菌战，杀害华中地区的中国人民。
②1941年5月初开始，在约20天的时间里，受第四部第一课柄泽班班长柄泽十三夫大尉的命令，我与18名少年队队员接受三谷班（细菌干燥班）生产脱脾疽菌的任务。在军曹今井信次的指挥下，两人一组在无菌室里培植脱脾疽菌，1天培植25箱细菌，大约生产了脱脾疽菌和鼠疫菌700克左右。另外，在此期间约有9公斤脱脾疽菌和鼠疫菌被运到第四部三谷班，由三谷班进行细菌干燥。
③1941年7月初至9月初，在班长柄泽十三夫的命令下，同30名队员在无菌室生产伤寒和副伤寒菌，由军曹今井信次直接指挥，两人一组，1天负责50个培养箱。其间我采集了3公斤左右的细菌。全员总计生产伤寒、副伤寒、霍乱等细菌70公斤，用航空班的飞机运到南京，用于杀害中国人民。
④1941年8月中旬至9月初，受班长柄泽的命令，接受大连卫生研究所交付的生产鼠疫菌的任务，由今井信次军曹指挥，我同30名队员参加，两人一组，每天培植50个培养箱，其间我共采集了约6公斤鼠疫菌，全员计生产约70公斤，由柄泽班的人员轮流送到大连卫生研究所。
⑤1941年12月初开始，受班长柄泽的命令，约10天时间在技术员宇野诚的指挥下，在研究室同其他2人制造培植细菌用的试管，1天制造50支，供给无菌室，期间共制造了约500支鼠疫菌株试管，我个人完成250支。
⑥1942年4月初至5月初，受班长柄泽的命令，接受三谷班生产脱脾疽菌和鼠疫菌的任务。由技术员宇野诚指挥，我同其他3人在无菌室生产菌株，1天生产75株，供给无菌室。其间共生产了2250株（其中我生产了750株）。这些菌株可生产约33公斤脱脾疽菌和鼠疫菌，由三谷班进行干燥，用于杀害中国人民。
⑦1942年6月中旬至9月中旬（其间有1个月回国休假），受班长柄泽的命令，在技术员宇野诚的指挥下，同其他5人在研究室生产菌株，1天须保证使用300个培养箱。菌株种类有伤寒、副伤寒、霍乱等，每天每种各150株，提供给无菌室（期间我生产了1800株）。在此期间，共生产伤寒、副伤寒、霍乱菌约140公斤，先后用飞机运到南京地区，用于杀害中国人民。
⑧1942年8月中旬，受班长柄泽的命令，30名队员在生产航空班试验所需的800克鼠伤寒菌，在今井信次军曹的指挥下，我参与了培养箱培植细菌的工作。两人一组，负责10个培养箱，我个人采集了大约70克细菌。生产的800克菌液装进石油罐里，班长命令我和另一人把罐子搬运到航空班。后来，这些细菌被航空班洒在哈尔滨市郊的蔬菜洗涤场所，因此在哈尔滨市区流行起伤寒，使中国人民陷入痛苦之中。而731部队和哈尔滨陆军医院却散布说：“在哈尔滨蔬菜洗涤场所流行的伤寒是苏联的细菌战阴谋。”
2.生产杀害中国外蒙和苏联人民的细菌武器的罪行
①生产杀害中国外蒙和苏联人民的细菌武器的罪行。1939年7年初至8月下旬，以培养基班班长早川清少佐为总指挥对诺门坎实施细菌战阴谋之时，少年队参与了大批量生产细菌的作业。我在技术员宇野信次的指挥下（宇野属于小林队的无菌室），在无菌室培植细菌，两人一组，每天需培植30箱。期间我采集了大约1公斤细菌，然后受命将大批量生产的细菌运到将军庙、海拉尔等地，在诺门坎事件中使用。
②制造杀害中国外蒙和苏联人民的细菌散榴弹的罪行。1939年6月中旬，山口班班长、技师山口指挥6名队员生产杀害中国外蒙和苏联人民的细菌散榴弹，我也参与其中。受山口班军曹笛木指挥，同其他2人在直径0.5厘米、长1.5厘米的铁片上锯出X型槽，然后涂上防锈剂，3人共干了3天，生产了约2000块弹片。制造的细菌散榴弹由山口班在诺门坎前线用野炮发射使用，杀害中国外蒙和苏联人民。
三 搬运细菌武器的罪行
1.1939年8月下旬，奉第一队长小林松藏少尉的命令，在田部班同3名队员制造2个石油罐，用于装载每毫升含有30毫克伤寒菌的菌液，第二天，同其他2人将细菌罐押运到伪兴安省的将军庙，交给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石井部队）碇（常重）挺身队的难波准尉。这些细菌被碇挺身队投入哈拉哈河中，实施了细菌战。
2.1941年10月初，受第四部第一课柄泽班班长柄泽十三夫的命令，我同另一人将装在5000毫升试管里的鼠疫菌计10公斤送到大连市葭町大连卫生研究所，交给该所技师仓内。
四 参加人体实验的罪行
1941年5月初，山口班在航空队附近，由课长碇常重、班长、技师山口指挥进行细菌弹爆破人体实验。在杀害中国爱国者之前，受班长柄泽的命令，我同少年队队员5人，另有山口班员6人携带灭菌罐先进入实验现场，灭菌罐中装有培养基200枚，其中3%普通琼脂培养基和远藤氏培养基各百枚。在山口技师的指挥下，我们挖了12个坑埋入木桩，用来捆绑被监禁在731部队里、用于细菌弹爆破实验的中国爱国者。当731部队的宪兵曹长田坂具隆等5人押解中国爱国者乘有篷汽车到达现场后，田坂命令我和柄泽班的5人归队。这样可能有12名中国爱国者被捆绑在我们埋设的木桩上被杀害。
五 制造用于人体实验的预防注射液的罪行
1940年9月初，受铃木启之少佐的命令，在菌株班制造鼠疫和冻干疫苗时，由技术员今野信次直接指挥，我与另外2人把5000毫升的鼠疫菌液制成注射液，然后同6个人一起把注射液分注入50毫升的注射瓶里，计完成2000个注射瓶。这些装有鼠疫菌的注射液由部队的医务室向住在附近的中国居民做实验性注射，结果被注射者发生了强烈反应，有2人因此死去。其他注射液被送到长春，在长春防疫鼠疫时使用，给许多中国人带来了灾难。
六 进行细菌战演习的罪行
1940年7月初，为进行细菌喷雾式抛洒实验，在中队长宫崎凉臣的指挥下，我与12名队员带着装有培养基的灭菌罐，在距本部西北3公里左右的地方，每人各将50枚培养基散布在地面。当航空班的飞机从空中洒下大肠菌时，将培养基的盖揭开，结束后再封盖带回队里，翌日计算培养基中的细菌数量。通过这项实验，731部队获得了大批量生产的、用于杀害中国人民的细菌的数据。
七 协助细菌战研究的罪行
1941年12月至1943年3月末，受班长柄泽的命令，由技术员宇野诚指挥，我同另外2人进行器材的洗净、消毒、灭菌研究，以及饲养实验动物，制造实验用的培养基等。其间还进行了鼠疫菌的封闭测定，为大批量生产细菌和研究培养条件提供了资料。又进行了生菌数量的计算，提供了大批量生产的细菌的生存菌数的资料。另通过实验动物的毒性实验，检定大批量生产的细菌的毒性。此外还在技术员宇野诚的协助下，进行了脱脾疽菌的动物实验。这些实验和研究都是为了顺利地大批量地生产细菌。
八 1945年6月初，在四平军人会馆（以下缺页）
……准备对收容在同善堂的儿童进行超音波疫苗的人体实验，以检验其效力。由凑技师担任技术指导，他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的技师，时在奉天铁西俘虏收容所从事研究。我按照他的指示潜入同善堂医院，准备秘密实行人体实验，但因为凑技师转岗而没有实施，4天后接到归队的命令返回了通化。
综上所述，我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子弟，但从幼时就在军国主义思想意识支配下，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出卖了民族利益，成为帝国主义的爪牙，在资产阶级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毒害下，成为一个具有愚钝、疯狂思想意识的无赖，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供述人 田村良雄（筱塚良雄当时的名字）
1954年9月8日于抚顺
（731·细菌战裁判キャンペ—ン委员会/ABC企画编《裁かれる细菌战》第2辑，2001，第2～50页。）
原731部队航空班飞行员松本正一[4]的证词
一 从出生到加入731部队
我生于1920年8月31日，是埼玉县北埼玉郡埼西町大字道地1597番地松本家的第四代长子，有三个弟弟，四个妹妹。
我从寻常小学毕业后，本想当一名教员，但因家庭经济原因没有继续升学，去了不动冈高中，做化学老师古田先生的物理化学助手，并以听讲生的身份在那里学习国语、汉语、英文、数学等科目，还取得了数学科的教师资格。但按当时的规定，做代课教员必须获得4～5科的资格方可。所以，我又参加了少年航空兵的考试。那时有许多人志愿当少年航空兵。因此即使考试合格也不可能全部录取。我还记得招考官对我说：“你是长子，不一定非当兵才算为国家效力。”而且父母也反对。
当时，在仙台有一所递信省航空局仙台乘员养成班，我于1938年10月入了该校，接受了8个月的飞机驾驶训练。当时，在米子还有一所以递信省名义设立的这类学校，属于民间性质（非军方），也许是军队出于人手不足的考虑，为将来的战争做准备。
该校年龄大的一些学生提前4个月就入学了，他们同第一期生合起来共25人，都是中学毕业生。我等后入学的属于第二期，也是25人，其中大多数也是中学毕业。该校共办了15期。
1939年5月30日训练结束，毕业时我获得二级飞机操纵士的资格。但因为学校的飞机少，毕业后还不能立即驾驶飞机。为此，须到熊谷陆军飞行学校继续接受训练。
1939年6月，入熊谷陆军飞行学校，在这里作为递信省委托的飞机驾驶训练生，接受了半年的战斗机实用训练。熊谷陆军飞行学校建于1935年，是一个拥有15所分校的大学校，主要对干部候补生、下士官和少年飞行兵进行操纵技术的教育和训练。
临近毕业时，听说有可能被留用做教官，但我想去民间的制作会社做飞行员。结果教官没有当成，被任命为关东军特务机关陆军飞行兵伍长（预备役），属于731部队建制。二期生中加入731部队的除了我以外，还有铃木公司、樱永孝雄等人。一期生和三期生以后的学员没有人被分配到731部队。有可能是熊谷陆军学校的军医平泽先生去731部队参观时推荐了我们。我不属于军人，军队手册记载的是以「軍屬」赴任。
1939年11月27日，受训结束，我获得一级操纵士的资格。
二 731部队的体制和任务
1.哈尔滨平房的731部队本部
731部队的本部在哈尔滨，另在新宿的陆军医院内的军医学校里，设有731部队的派驻机构。我们在这里集合，共有十七八人，其中飞行员3人，由石桥干事负责管理，送到哈尔滨。我们乘火车到博多，换船到釜山，经朝鲜半岛到大连、新京（长春），然后进入哈尔滨。731部队原称关东军防疫部，1940年改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1941年改称731部队，我属于731部队第二部航空班。
2.731部队的队员构成
航空班班长增田美保，顾问福森宪雄，还有教育荻原周夫。我同送本、樱永归荻原领导。福森和增田是军人，荻原属民间人士。后来，原军医平泽正欣、野吕文彦、稻森、池川重德也进入航空班。稻森死后又配备一名叫权田的老资格飞行员。航空班除飞行员外还有整备士（机械师）、无线士（通信联络）、卫生兵等。但没有侦察、投弹的专门人员，这些工作由卫生兵兼任。
3.飞机的种类
731部队最初的飞机并不充足，因此增田和荻原等人计划扩大航空班。我初到时全班只有八八式二型侦察轰炸机、九一式战斗机、九四式侦察机和运输伤患者的小型运输机各一架。八八式二型配有喷雾装置，用于散布肠伤寒菌。九一式战斗机比我在熊谷陆军飞行学校训练使用的九五式还要落后。这种飞机不是军部配置的，而是731部队自己从什么地方买来的。九四式是诺门坎战役结束后我刚到这里不久时由军部配置的。小型运输机包括飞行员只能乘坐三人。有一天我在驾驶时引擎突然灭火，坠地损坏，这才配备了一架九五式战斗机。后来又进了一架九七式。我和樱永主要驾驶九五式，铃木驾驶九四式。
4.在哈尔滨的住所
航空班不住在731部队本部，单独住在一栋三层楼的宿舍楼里，我最初住在单身宿舍，后来和荻原、樱永三人搬进带有洗澡间的官员公寓。
三 细菌战
1.细菌武器
731部队开发实验的细菌武器有很多。最先开发的细菌武器是把感染鼠疫菌的跳蚤装进硬铝的箱子内，再把箱子挂在飞机两翼下面，在空中把箱子的前后盖打开，跳蚤就散布出去了。硬铝箱的形状最初是菱形，后来改成流线形，箱子的开闭由驾驶员在驾驶舱内操控。
还有一种被我们称作“炸弹”的细菌武器，即把感染鼠疫菌的跳蚤放进茶色的瓷瓶里。因为很轻，所以在空中一边旋转一边下落。
“ウ弹”：用于散布肠伤寒菌，是用玻璃制成的，内中注水排除空气，不装鼠疫菌。因为这种武器会在空中爆炸，效果不甚理想，因此没有投入实战。
另外，还有“イ弹”“ハ弹”，都是铁制的炸弹，在弹片上涂上病菌使用。
还改造了九七式二型重轰炸机，制造喷雾装置。把4根管子捆绑在一起，利用压缩空气把肠伤寒菌喷出。但在实验时压缩罐爆炸，结果未能实施细菌战就返回哈尔滨。铃木公司以及机械师等三人因此感染伤寒，其中铃木还为此丢了性命。
2.细菌实验
航空班的任务是实施细菌实验、细菌战和检查细菌战的效果，并各有分工。平泽负责鼠疫菌，增田负责肠伤寒菌，我负责参加安达实验场的飞行（投弹）实验。在安达，进行了前面讲的各种细菌武器的效果实验，投下的有感染鼠疫的跳蚤和肠伤寒菌等。为了检测效果，把被称作“马路大”的俘虏绑在实验台上。另外，我还投放过未装有细菌的实弹，将炸弹里装有带颜色的液体（水）来进行实验。
3.其他任务
除细菌战实验和检查效果外，航空班还有其他任务。一次，航空班承担了用飞机从埼玉县春日部运输老鼠的任务。据说春日部有一万户农家饲养老鼠，这些老鼠是被用来制造鼠疫菌的。送往地不仅有哈尔滨，还有新加坡、爪哇等地。用大木箱装入老鼠，一次运五六箱。
航空班的另一任务是运送731部队的干部、宪兵往返东京、哈尔滨、南京、杭州等地。仅有一次，从平房到安达运送过“马路大”，平常是用卡车运送。因为在安达频繁使用“马路大”来进行实验，所以那次用飞机运送，当然是以实验为目的。
有时，航空班一人驾驶小型运输机从杭州到上海、南京运送货物。货物的大小和重量像茶箱，是海军御用商人儿玉誉士夫[5]中介的货物。
四 在杭州实施的细菌战
1.到1940年夏秋，我奉命在杭州实施了3个月的细菌战，航空班包括班长增田在内至少2/3、20余人参加了这次行动，其中有飞行员5人，机械师15人，另外还有731部队负责细菌武器（研制）的山口班成员以及731部队的宪兵、翻译2人。队伍使用九七式重型轰炸机和九七式单发轻型轰炸机从哈尔滨出发赴杭州。另有一部分山口班的队员乘船前往。731部队的头目们把这次行动称作“杭州作战”，但没有把作战的内容告诉下级队员。
2.在杭州的任务
我在杭州的任务是用飞机运输器材和在东京、南京、哈尔滨之间运送731部队的干部。飞机场是利用国民党在笕桥建设的飞行学校的机场。在杭州实施的细菌战，我虽然没有参加，但听其他队员讲过作战前后的情况。
1940年秋，增田驾驶单发九七式轻型轰炸机，卫生兵今村为投弹手同机，将感染鼠疫的跳蚤放在两个箱子里，箱子被设置在飞机的机翼下。攻击的地区是衢州，称“衢州作战”。这次攻击携带的两个箱子中有一个在衢州上空打开，播撒了跳蚤；另一个箱子出现了故障，中途丢弃了。
此后，增田、平泽、佐伯又驾驶单发九七式轻型轰炸机出动，细菌攻击的目标是衢州、宁波、杭州，称“宁波作战”。基于前次的失败，放跳蚤的箱子缩小，改成流线型，把五层左右的箱子平摞起来，里面装有跳蚤。投下时用电磁铁控制箱子的前后门，打开后，风力就把跳蚤吹落。箱子放在飞机的机翼下。
还有一次进行细菌战的效果实验，由八八式二型飞机播撒感染鼠疫的跳蚤。荻原驾驶飞机，卫生兵今村担任投弹手，山口班的技师负责装箱操作。
那次实验在地上放有检查板，检查散播在地上的跳蚤能有多少，高度是300～500米，进行低空飞行播撒，实验地是杭州的钱塘江边。我虽然没有参加飞机播撒，但是在飞机播撒后去钱塘江边现场参与了实验结果的检查。
还有一次，在实施细菌攻击作战时，正要打开装有感染鼠疫跳蚤的箱子之际，箱子的后门却怎么也打不开，里面的跳蚤滚成了球，播撒得不理想。返回笕桥机场后，在机场的草丛上打开了箱子，里面跳出大量的跳蚤，慌乱中消毒不彻底，结果造成机场的污染。
杭州作战后，被派遣到杭州的731部队队员全部返回了哈尔滨。
五 在南京实施的细菌战
1.我于1941年秋到翌年计6个月的时间里，从哈尔滨到了南京，731部队航空班全员30余人几乎都集中在南京，山口班也有相当数量的队员到了南京，并把派遣到南京的731部队称作“奈良部队”。航空班所有的九七式轰炸机以及九七式双发轻型轰炸机都调到南京，与南京的1644部队（华中防疫给水部队，通称多摩部队）汇合。航空班使用南京城内航空队的飞机场，这里有九七式重型3架，另有AT轻型和重型轰炸机。
2.据我所知，731部队在南京进行了两次细菌攻击。航空班的平泽驾驶九七式单发轻型轰炸机，在轻金属的箱子里装入大量感染鼠疫的跳蚤。跳蚤是从哈尔滨空运过来的。攻击目标是常德，在常德上空约200米的地点播撒，事后听说取得了相当成功的效果。
3.奈良部队的生活。在奈良部队，所有队员都被命令改换名字，我姓“桂”，增田是“赤城”，樱永改为“大江”。奈良部队不穿军服，只佩戴襟章，但实际上有人戴有人不戴。我戴中尉襟章，樱永是大尉，增田是少佐。队员中有的留长发，有的穿T恤，着装、打扮都比较自由。我们住在偕行社[6]三到五层的楼内，大楼位于南京的闹市区，原来是军官的住所，731部队的增田、樱永、今村、平泽、稻森、荻原和我都住在这里。偕行社除了旅店业外还经营军用物资，可以提供便宜的生活用品。731部队的队员只要有证明书，什么物资都可以得到。
在南京我曾奉命破坏距离二三十分钟航程的一个飞机场。稻森驾驶重型轰炸机先出发，我驾驶AT运输机后起飞。可是，到了目的地后不见稻森上来，原来他的飞机在南京失控坠落了，我赶回时他的飞机已经起火冒烟。
六 6次飞行事故
我在731部队航空班主要承担运输任务，731部队使用的多是旧机型，所以事故很多。我先后遭遇了6次事故，分别是驾驶重型轰炸机3次，双发轻型轰炸机1次，单发轻型轰炸机1次，轻型运输机1次。
第一次原定樱永驾机，我说：“还是我来吧。”结果途中引擎突然熄火，飞机迫降在一条小河的土坝边。
第二次是在岐阜，和荻原一起驾驶重型机，从立川向哈尔滨运输老鼠的途中，两个引擎都出了故障，又在低空，最后降落在一片松林里，撞倒了十五六棵树。
第三次也是驾驶重型机，在距离越南西贡市30分钟航程的地方发生事故，控制速度的抵抗板又放不下，同机的两名机械师鼓捣了半天也无济于事，最后飞机越过了西贡机场，迫降在一块田野上。这之后我有1周左右都小心谨慎。
第四次是在哈尔滨机场，进行双发轻型机的飞行实验，机身着了地，幸好没有出大事故，也没受伤。
第五次在哈尔滨驾驶单发轻型机，事先虽然进行了检修，但汽油罐的阀门打不开，在飞行过程中又不能更换，只好迫降在哈尔滨的民用机场。飞机起落架折断，机翼也损坏。
最后一次是在哈尔滨驾驶轻型运输机，离地30～50米时引擎突然停止运转，挂在高压线上坠落，我被磕掉了4颗门牙。
七 战争结束后回国
1945年8月11日，我在哈尔滨接到上级的转移命令，航空班可以立刻离开，但有命令行前要毁灭证据，我们就烧了飞机库、宿舍和破损飞机等。8月14日，驾机飞往奉天。在奉天住了一宿，听到了“玉音放送”[7]，知道战争已经结束。第二天驾机从奉天飞到朝鲜半岛，在汉城住了一宿。后通过釜山往九州，在民用机场降落。在九州住了1周左右后，因天气恶劣，经海岸线返回熊谷。
以上是我在731部队7年的经历。731部队开发细菌武器，并把它用于实验和实战，在中国各地播撒细菌是确定无疑的。
（731·细菌战裁判キャンペ—ン委员会/ABC企画编《裁かれる细菌战》第2辑，第51～67页。）
中国发生的鼠疫同日军细菌战的因果关系[8]
中村明子
一 关于湖南常德流行的鼠疫
从1941年11月到1942年1月，湖南常德开始流行鼠疫，1942年3月后又发生第二次流行。在鼠疫流行之前，日军飞机向这一地区投撒了谷物等异物，时为1941年11月4日。11月12日，第一位患者入广德医院检查，主检医师和检验师分别是谭学华和汪正宇。他们最初就怀疑病原体是鼠疫，所以进行了鼠疫菌的检查。他们之所以怀疑是鼠疫菌，是因为1940年10月上旬在衢州，10月下旬在宁波都发生了鼠疫的流行，而且在发生前都有日军飞机投下异物的事实。经过检查，1942年12月，广德医院检验师汪正宇做出报告，报告包括患者解剖结果的医学鉴定，以及医师谭学华的诊断结论。
在常德第一次流行鼠疫时，鼠疫研究权威陈文贵和鲍里查[9]被派往现场，进行调查和指导，其内容就是对广德医院患者进行诊断和对投下物进行检查研究。
陈文贵于11月24日到达常德，12月14日完成调查报告书（英文）。鲍里查12月21日到达常德，12月30日提交报告书。在报告书中，他建议当局对感染鼠疫菌的老鼠进行跟踪检查，以研究应对鼠疫的对策。
根据鲍里查的建议，在常德第二次流行鼠疫之时，王诗恒和容启荣写出了常德第二次流行鼠疫的研究报告，在他们的报告书里，记载了患者的住所、性别、年龄、职业以及发病日期、诊断结果、治疗内容等，直到今天，它仍然是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本证词是以这第一手资料为中心，来分析常德流行鼠疫的因果关系。另外，本证词利用的史料还有1943年4月湖南省卫生处做出的《湖南省防治常德桃源鼠疫工作报告》，报告了湖南常德及其近郊鼠疫流行的经过和各种报告书的情况。
1.关于常德投下的异物与初发鼠疫患者的细菌学、临床医学检查报告——检验医师汪正宇的记录
1941年11月，在常德流行鼠疫之前，人们就说日本飞机向这一带投下了带有鼠疫菌的异物。经现场检查，发现异物是谷物，送到广德医院，由医师谭学华和检验师汪正宇进行了检查。
广德医院是美国教会医院，是常德地区唯一具有住院治疗设备和100张床位的医院，从初发患者的检查到死后的解剖检查，都在广德医院进行。在感染症流行疾病的疫学解析中，对初发患者的诊断是重要的，必须要有详细的诊断经过记录。而初检检验师汪正宇的检查记录是判断常德鼠疫流行原因的重要证据之一，以下引用之，并对其检查内容予以研讨，来验证它的可信性：
民国30年11月4日早，一架敌机飞来常德上空，低空来回飞行后投下大量粟、麦之类，之后，防空指挥部、警察局及乡镇公所分别将收集到的少量粟、麦送到医院检查。（当时医院检验师的报告书，下同。）
1941年11月4日早5时左右（《井本日志》记为6时50分），一架日本飞机飞到常德上空，在雾中低飞，投下谷物、棉类和颗粒状的不明物，投下地点在县城中心的关帝庙街、鸡鹅巷及东门附近。下午5时警报解除后，投下物的一部分被送到位于东门附近的广德医院。投下物从投下到采集经过了约12个小时，检查随后进行。
（1）涂抹标本检查
我们检查的方法如下：第一阶段将敌机投下的粟、麦放入少量的无菌生理盐水中浸泡，15分钟后用多枚无菌纱布过滤，除去谷物。将过滤液用离心沉淀器沉淀，将沉淀物做成标本（切片），凝固后用革兰氏染色法染色。在显微镜下检查，发现除多数革氏阳性杆菌外，还有少数两极着色阴性杆菌，更增强了最初的怀疑。
这里所进行的检查，符合鼠疫诊断中“涂抹标本”检查的规范，当然，被检查物是谷物，不是活体。一般说来，检查材料被大量病原体感染时，首先要做成检查材料的标本（切片），对染色标本进行显微镜观察，这是现在也利用的手段之一。而且，对检查材料实行无菌处理，可见检查是慎重的，对检查的结果也做出了客观的记录。也就是说，因为谷物常含有杆菌类，发现多数革氏阳性杆菌是正常的。
但在显微镜下发现了少数两极着色阴性杆菌，于是“增强了最初的怀疑”。因为两极着色阴性杆菌除了鼠疫菌外没有其他菌种，不能不推断为鼠疫菌，而且利用显微镜进行观察是早期诊断的重点，所以推断是充分的。
（2）培养检查
为了检证是否确实，进行了第二阶段的细菌分离培养。惭愧的是，我们的小医院受人员、财政的限制，数年来几乎没有进行细菌培养，立刻准备适当的培养基有困难。正在进退两难之际，突然想到我院一位因肝硬化入院的患者，腹腔中有大量积水，不得已用无菌法抽出30毫升腹水，分装入三个无菌试管内，其中两个培养敌机投下的谷物，另一个培养普通的谷物以做比较研究。试管放入恒温箱24小时后检查，装入普通谷物的试管中液体清澄，而放入敌机投下谷物的试管液体却混浊，将混浊液做成标本，经革兰氏染色法染色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了多数革兰阴性的两极着色杆菌，经测微仪测定，平均1.5×0.5百万分之一厘米。而用来做对比的培养液经同样方法检查，发现多数革兰氏阳性细菌，没有发现两极着色阴性杆菌，这样，越发增加了我们的怀疑。
以上进行的程序完全符合“培养检查”的规范。当然，在20世纪40年代，检查室的设备以及检查材料不能说是完备的。尽管条件简陋，但还是想方设法通过培养证明鼠疫菌的存在。特别是在没有琼脂培养基的情况下，利用肝硬化腹水的患者的腹液，进行了细菌的培养。而且用了两个试管装进投下谷物，为了对比又用一个试管装入普通谷物，对照检查以求得检查的客观性是十分重要的。检查的结果，“培养对比谷物的试管液体澄清”。谷物中常见的杆菌类是一定能够呈现出来的，因为杆菌类在培养液里不能均衡发育，也很少呈现浑浊。
另外，通过涂片检查发现了多数的革兰氏阳性细菌，这当是杆菌类无疑，而且“培养投下物的试管中的液体相当混浊”，说明受检材料污染程度甚高。还有，经涂片标本检查，“发现多数革兰氏阴性两极着色杆菌，用离心沉淀器测定大小，平均为1.5×0.5百万分之一厘米”。可以看出，他们第一阶段的涂片检查是对少数细菌的检查，而利用培养液检查则是对多数细菌的观察，再通过显微镜观察细菌的大小及染色体，推断是鼠疫菌无疑。
总之，检查的结果是客观的，从细菌学的角度是能够站住脚的。
（3）动物试验
从谷物的培养液里发现了可疑的两极着色阴性杆菌，我们决定进一步检测它的感染力。因不能立即捕捉到家鼠，当地又没有饲养的土拨鼠，只好用两只白兔做实验。但让白兔感染鼠疫是困难的，只能进行多次实验。首先对白兔观察2～3天，确认它们的生活、饮食没有大的差别后，再测其体温在华氏102°～103°间，然后于11月10日上午，将敌机投下的谷物培养液0.5毫升和无菌生理盐水1毫升注射到白兔甲的腹部皮下，为了对比，对白兔乙注射了无菌的生理盐水，然后隔离观察。结果，白兔甲的体温升高到华氏104°，白兔乙则没有变化。之后，没有发生特别异常，所以实验停止。
上述进行的就是动物实验，因为没有容易感染鼠疫的老鼠或土拨鼠，用兔子做实验是不合适的，但使用了大型啮齿动物兔子。实验者不只给兔子投入了培养液，投入前观察了兔子的健康状态，投入后又隔离以避免交叉感染，可见实验是为了得出客观的结论而慎重地进行的。
实验的结果没有主观认定，因为仅有体温的上升变化，所以停止了实验。在当时的条件下，使用兔子做实验是可以理解的。
11月11日，许多人传说着城内有块区域发现许多老鼠尸体，出现急性病人，病人发病后1～2天死亡。我们设法收集死老鼠，并期待患者来院治疗，但没有搞到这些老鼠。
鼠疫流行前，出现死老鼠有着重要的意义，汪正宇等人想收集死老鼠，又希望病人来院，但到11日仍没有病人来院。
（4）临床诊断
12日早，一位少女（大约12岁）由母亲领着来院，经医师详细检查、询问，怀疑是鼠疫或者恶性疟疾，于是进行了血液检查。结果白细胞12050个（1平方厘米），中性多核细胞88%，淋巴细胞8%，单核细胞4%，血球膜中没有发现疟疾原虫和其他寄生虫，但发现与敌机投下物检出相同的两极着色杆菌，遂让患者住院，严重隔离。到13日病情恶化，从上腕静脉采血做成标本，经染色进行显微镜观察，发现大量两极着色杆菌，与马恩松（Manson）与巴哈尔（Bahr）二人所著的《热带病学》第222页中的鼠疫杆菌图完全相同。患者当日早8时因心脏功能衰竭而死亡。
以上的临床诊断是医师根据患者的症状怀疑是鼠疫或疟疾，所以进行了血液检查，因患者白细胞增加认定为鼠疫，1毫升白细胞数在10000～15000个，而患者是“1毫升12050个”，从白细胞像来看，如中细胞增加显著、有8成或9成，可判断为鼠疫患者，而被检查的患者的中性多核细胞为88%。另外，鼠疫患者发病的同时，淋巴球明显下降到10%以下，被检查患者的“淋巴细胞8%，单核细胞4%”。
以上的结果很清楚，血液检查提供了客观的诊断资料，都与鼠疫的血液样像符合，患者的疾病确实是鼠疫。
检查医师还实施了患者的血液涂片标本检查，患者来院的12日，“发现与敌机投下物相同的两极着色杆菌”，在病状恶化的13日，“从上腕静脉采血，做成标本，经染色进行显微镜观察，发现大量两极着色杆菌”，并参照《热带病学》，得出患者确实患鼠疫的诊断。
（5）尸体解剖的细菌检查
同日午后4时，红十字会救护分队的肯特医师和医院的医师共同进行尸体解剖检查，发现体内淋巴线红肿大，肝脏充血，脾大色浓，肾脏肿大，心肺及浆膜黏膜肌肉有广泛出血痕迹。抽出少量脾脏血液进行琼脂接种培养，做出标本、染色，结果发现两极着色杆菌，与从静脉采血检测的结果完全相同。14日，将琼脂培养的细菌基做成标本，染色后在显微镜下观察，仍然是两极着色革兰氏阴性杆菌。并把死者脾脏的血液标本送到长沙湘雅医院吕静轩医师处，请其检查，吕医师也认为近似鼠疫杆菌。之后，红十字会细菌学系主任陈文贵亲自检查死者的血液标本，毫无疑义地确定是鼠疫杆菌。
从上述解剖检查所见，各器官出血性的病变都显示了鼠疫的特征。另外，从死者脾脏采取的血液经过琼脂培养基的培养，以及病菌涂片标本和患者死后直接抽取的血液涂片标本对比检查，都确定了患者的死因是鼠疫。
（6）鼠疫的确认
从前述的各检查结果以及临床症状，最终确认患者患败血症鼠疫。此后来诊断的患者络绎不绝，检查的结果都与鼠疫症状相同，鼠蹊淋巴肿胀，有触痛感，采液做成标本、染色观察，发现两极着色鼠疫类杆菌。为此，会同当地卫生部门给卫生署拍发电报，要求派专家来常德确认，并防止其流行。
以上基于检验技师汪正宇的记录，可以从当时的诊断技术探讨他们的检查是否得当。如果考虑当代传染病学的常识，他们利用腹水代替培养基，在动物实验中又利用兔子代替老鼠，是存在不够精细的问题。但是，在1941年，他们在普通医院里进行细菌检查，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在检查中还始终贯穿客观精神，对此应该予以高度的评价。而且从检查的结果以及对检查结果的解释来看，担当检查和诊断的医师的技术水平也是不可低估的。
2.常德第一次流行鼠疫的原因
1941～1942年在常德流行的鼠疫，按照患者出现的时间经过分为第一次流行和第二次流行。第一次流行始于1941年11月11日，出现因败血症发病的3名患者。11月12日，又出现被诊断为线鼠疫的2名患者。11月23日、12月13日、12月18日和1942年1月11日，再先后发现4名被诊断为线鼠疫的患者，总计8人，这是从初发患者后历时两个月的小流行。在鼠疫第一次流行时，陈文贵被派到现场展开调查，他与鲍里查的报告书都推定鼠疫流行的原因是日军飞机投下了感染鼠疫的跳蚤。以下检证两个报告的内容。
（1）陈文贵报告书
陈文贵报告书（Report on Plague in Changteh，Hunan）作为常德流行鼠疫的记录，由中国卫生署保存下来。陈文贵是1936年受国联卫生部邀请，赴印度哈弗肯（音译）研究所研究鼠疫的细菌学者。1941年11月常德发生鼠疫之际，作为鼠疫专家被派往常德。从11月4日到12月2日，进行了8天的调查和指导。当时，他携带了鼠疫诊断必需的实验器材及预防用的菌苗、治疗用的磺胺类药物等。陈文贵到达当日，即11月24日，就对当日死亡的患者进行了解剖和细菌检查，同时还检查了此前死亡的5名患者的临床记录，所做的结论都是鼠疫。
陈文贵在11月24日前，计检查了6名鼠疫患者，包括11月18日发病、19日死亡的一名男性。但是，对于这名男性，在王诗恒和容启荣的报告书中没有涉及（截至11月24日）。
陈文贵的报告书有以下几个要点。他对11月11～24日死亡的6名患者的结论是，11月4日早，日本飞机散布的投下物是鼠疫发生的原因。结论如下。
（1）从1941年11月11日到24日，常德发生了鼠疫。
（2）鼠疫发生的原因是日本飞机投下了感染鼠疫菌的跳蚤。其根据有以下三点：
第一，日本飞机投下谷物类之前，常德不属鼠疫污染区。
第二，常德流行的鼠疫又不可能受临近地区污染流传所致，因为距离常德最近的鼠疫污染区衢县距离常德2000公里。（原报告书2000公里，实际600公里）
第三，常德发生鼠疫的地域，正是飞机投下谷物的周边区域。
（2）鲍里查报告书
鲍里查是研究鼠疫的第一人，1921年6月开始在哈尔滨的WHO医院工作，1945年在WHO新设的传染病医院工作，这一年著有Plague（《鼠疫》）。1941年，他是国民政府卫生署的外籍专家，为调查鼠疫情况被派往常德。1941年2月21日，鲍里查到达常德，之后在常德进行鼠疫的调查研究，滞留达一年之久。鲍里查到达常德后就确认鼠疫流行是日本飞机散布投下物所致。1941年12月30日，他给卫生署长金宝善提交了报告书。该报告书可能参照了陈文贵的报告，内容有相似之处。但他作为研究鼠疫的世界级权威，详细解析了常德初期流行的鼠疫，并阐明了鼠疫感染的路线，这一记录具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