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查报告的要点如下。
第一，1941年11月4日早，日本飞机向常德市内的一些地区投下了混有某些物质的大量谷物。
第二，11月12日入院、翌日死亡的患者，在其生前的血液和死后脾脏抽出的涂片标本中，发现大量的革兰氏阴性杆菌，确认是鼠疫菌。
第三，从第1例开始，连续发现6例，通过显微镜观察均确认是鼠疫。6名患者中1人确诊为败血症鼠疫，另5人淋巴结肿大。到12月20日，发病的7名患者都是常德居民，都感染了鼠疫。
第四，虽然未能从投下物中检查出鼠疫菌，但是从11月4日以来（日机）的连续攻击以及常德发生鼠疫流行的结果看，不能排除其因果关系。理由如下。
第五，鼠疫菌在无生物的情况下难以长时间存活，本例中多数革兰氏阴性杆菌混有的地方，即使存在鼠疫菌，也难以靠培养增殖，所以，在培养液中没有发现鼠疫菌，鼠疫菌不附着在谷物上也不会失去生路。
第六，根据印度鼠疫研究调查团和其他研究者的实验，土拨鼠类的啮齿类动物即使同感染鼠疫菌的无生物长期接触，或者投入多量污染鼠疫的饵料也不会感染鼠疫，所以，飞机投下的谷物中是否感染了鼠疫并不重要。
第七，人类接触感染鼠疫的谷物而感染鼠疫的可能性也很小，如果飞机投下物中存有感染鼠疫的跳蚤，以跳蚤为媒介，人才有可能感染鼠疫。
第八，投入常德的谷物、棉絮、布片等能很好地保护跳蚤，想到跳蚤是（鼠疫）媒介是很自然的道理。
第九，初发患者于11月12日入院，这以后（日机）连续攻击的8天，正是感染鼠疫的跳蚤从投下到叮咬人类的适宜时期，鼠疫跳蚤可以在数周或数月间传播鼠疫，最初出现的6名鼠疫患者都是飞机投下大量物质的两个地区的居民，只有1名是近邻居民。
第十，常德流行的鼠疫是敌人所为的假定是不可否认的，根据是：a.中国湖南从没有鼠疫流行的记载；b.距常德最近的曾流行鼠疫的地区是浙江省东部和江西省南部，如果从这两地流入，最快也需要10日以上，而且两地的鼠疫要发生在常德之前；c.常德与浙江、江西靠江河交通连接，感染鼠疫的老鼠或跳蚤不可能利用船运；d.常德出产稻米、木棉，附着感染鼠疫的老鼠或跳蚤的稻谷木棉类不可能从其他地区运送过来。
第十一，根据以上的观察和考虑，毫无疑义，常德流行的鼠疫与11月4日日机的攻击相关。
第十二，当前没有发现感染鼠疫的老鼠，印度老鼠跳蚤也不多见，所以此次流行的鼠疫不可能与老鼠有关联。
鲍里查的报告，认定了常德流行的鼠疫中“投下物的存在”和“患者的出现”的因果关系，并在时间和空间上予以论证，结论是鼠疫流行的原因是投下物中感染鼠疫的跳蚤。而散布投下物的日期到发病者出现的日期也同线鼠疫的潜伏期一致，发生线鼠疫则是由感染鼠疫的跳蚤叮咬所致。在常德患者出现的地点，没有发现以跳蚤为媒介的感染鼠疫的老鼠，所以跳蚤直接叮咬人的推断成立。
再看表1：
表1 鼠疫患者的发病日期及其距投下物的间隔天数表
从投下物被播撒到鼠疫患者出现的间隔天数，7例中有4例在8天之内，符合线鼠疫的潜伏期，其余3例为鲍里查所说的感染可能期。
3.陈文贵、鲍里查报告阐明了鼠疫感染的路线
（1）陈文贵和鲍里查的报告里，分析因常德投下的传染物体而流行鼠疫的路线有三条。
第一条路线是感染鼠疫的跳蚤直接叮咬人体而流行鼠疫的可能性很大。老鼠吃了感染鼠疫菌的投下物，然后感染跳蚤，再感染到人身上。陈文贵提出两条理由：一是对收集的投下物进行培养和动物实验都没有发现鼠疫菌；二是敌机投下谷物类后，在常德没有发现鼠类的大量死亡。
鲍里查的报告书里也指出了陈文贵报告中提出的两条理由，即通过两支试管对投下物进行培养和涂片标本检查，没有发现鼠疫菌；死亡的老鼠也没有剧增现象。
两个人的报告没有差异。鲍里查更进一步指出，即使感染了鼠疫菌，但鼠疫菌在无生物上不能长期存活，即使人或老鼠长期接触或食用了投下的谷物也不会感染，这是经过印度调查团实验的结论。
第二条路线是谷物被投下的同时，感染鼠疫的跳蚤也随之落下，受谷物的引诱，老鼠接触感染鼠疫的跳蚤，然后附在老鼠身上，于是鼠疫开始在老鼠之间流行，并传染到人体。陈文贵的报告书中指出：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与调查时所见的各种事实有异。4例鼠疫患者都是在谷物投下后的15天内发病，没有经过老鼠之间的流行，老鼠间的鼠疫流行需2周的时间，那么人的流行要在老鼠流行后2周才有可能。
第三条路线是感染鼠疫的跳蚤直接叮咬人体，而引起鼠疫的流行。陈文贵的报告书中指出：一是鼠疫的潜伏期在3～14日之间；二是6例患者都居住在敌机投下物最多的地区。根据以上两个理由，结论是第三条路线的可能性最大。
鲍里查的报告也推断为第三路线，但还认为第二条路线是以后鼠疫流行的隐患，存在着危险。
鲍里查在报告书的最后指出，鉴于没有发现感染鼠疫的老鼠，当前还不能断定在老鼠中是否流行了鼠疫。之所以保留第二条感染路线的意见，是因为现在还只能检查有限的老鼠，这是重要的决定因素，所以继续调查是不可缺少的。因此鲍里查主张继续进行调查。
鲍里查的担心果然在后来成为现实，在他暂时离开常德，并于1942年1月中旬再次返回常德进行调查时，果然发现了感染鼠疫的老鼠，而且数量剧增，接着发生了3月末开始的第二次流行。
（2）陈文贵和鲍里查都得出第三条路线的可能性最大的结论，理由之一是从日机投下物中没有检查出鼠疫菌。
但根据汪正宇的报告，直接从被投下的谷物和培养液中检查出鼠疫菌，两者的“矛盾”可以说明从谷物投下到开始检查之日时间的差异。
汪正宇的检查从更早就开始了，11月4日早5时左右谷物投下后，下午5时就把谷物送到检查室。而陈文贵的检查是在谷物被投下后三四天，请鲍里查观察试管里的培养液，用显微镜观察以及利用土拨鼠实验的情况都是在12月23日，距谷物投下已经过去49天。如前所述，附着在谷物等无生物上的细菌，由于菌种的不同会迅速死去，从细菌的生态看，有些菌种会长存，或者共存，这要根据寄生体的不同而决定。鼠疫的寄生体是老鼠类啮齿类动物或跳蚤，在这些生物中能长期生存，而附着在谷物上的鼠疫菌会在数日间就死去。
能够与谷物共存的细菌有革兰氏阳性杆菌类细菌，所以从投下的谷物中观察到多数的革兰氏阳性细菌，而只有汪正宇从投下的谷物中检查到少数的革兰氏阴性杆菌（怀疑是鼠疫菌），这也就不奇怪了。
（3）汪正宇观察到少数革兰氏阴性杆菌，虽然量少，但十分重要。
使用细菌武器，如果将鼠疫菌附着在谷物上，那么检查投下物时将有多数的鼠疫菌，而从谷物中检查出鼠疫菌的时间，应比少数菌附着的时间更长。此次检查出少数的鼠疫菌，应该不是人为地将鼠疫菌附着在谷物上，而是因为投下的谷物中混有感染鼠疫的跳蚤，跳蚤排泄的鼠疫菌污染了谷物，所以在初期的检查时被检查出来，如此考虑就很自然了。
陈文贵和鲍里查在常德调查结束后10天提出了报告书。卫生署之所以派鼠疫专家鲍里查博士去常德，就是考虑到长期战略要阻止鼠疫的流行。为了不使鼠疫演变成地方病，必须消灭感染鼠疫的老鼠。博士被派到常德后不久，就开始着手查找感染鼠疫的老鼠。1942年2月以后，他观察到感染鼠疫的老鼠开始增加，随后鼠疫患者也呈多发趋势，常德开始了第二次鼠疫的流行。
12月12日，陈文贵在提出报告书的同时，将鼠疫流行情况以英文论文形式分送各国大使馆，虽然检查的技术不够完善，科学的证明尚不够充分，但其目的是把常德流行鼠疫的情况和因日军的使然通知给各国使馆。
4.关于常德第二次流行鼠疫的原因
从1941年11月到1942年1月，湖南常德流行起第一次鼠疫，在经过约70天的间隔期后，再次发生了鼠疫流行。从1942年3月到6月，有34名患者报告，包括第一次流行总计出现42名患者。关于常德鼠疫的流行，有容启荣编的《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和S.H.WANG（王诗恒）的Report of Plague in Changteh。这些资料不仅有42名患者从发病到结果的经过记录，而且详细记录了感染鼠疫的老鼠的日别检查情况，作为疫学解析的情报具有极高的价值。
鼠疫原本是啮齿类动物间的传染疾病，通过跳蚤为媒介传播，所以鼠疫的自然流行一定是啮齿类动物流行在前，而人类流行在后，会出现感染鼠疫老鼠的大量死亡。所以，如果发现大量死亡的老鼠，乃是鼠疫流行的前兆，作为鼠疫疫学的解析，检查染有鼠疫菌的老鼠的有无是重要因素之一。
以下，以容启荣和S.H.WANG的报告为基础，对常德发生的鼠疫进行疫学上的解析。
（1）常德第二次流行鼠疫的情况
常德第一次感染的鼠疫患者都居住在日机投下污染谷物和棉类的地区及临近地区，而且第一次鼠疫流行时只有人受到感染，没有发现大量死亡的老鼠，证实这次鼠疫流行不属于自然流行的状态。
第二次流行从1942年3月20日到7月9日约4个月时间，患者达34人。因为第二次流行发生在第一次流行后的两个月，所以在人感染鼠疫前，发现了大量感染鼠疫的老鼠。第二次流行的鼠疫乍一看似乎是自然流行状态，是由于在第一次流行时防疫工作不够充分，感染鼠疫的老鼠带菌越冬，到春天活动期再起造成，可见，第二次流行与第一次流行有着密切的关联。
（2）常德流行的鼠疫系人为流行的可能性
1941～1942年常德流行的鼠疫，不属于自然流行的决定性证据，在《井本日志》中记载了（人为）实施情况，在《井本日志》的1941年11月25日日志中记载：“4月11日早，接到目的地气候良好的报告，97轻一架出发。雾深，降落H（高度）搜索，H800附近有云层，1000米以下实施（增田少佐操纵），一面的容器开启不充分，将容器丢在洞庭湖，粟39千克，其后岛村参谋搜索。”
实施内容是在常德附近撒播粟。另外，在井本11月6日、20日的日志中也都记载了关于常德鼠疫的报告。
（3）在投下鼠疫菌的发生源，鼠疫发生的变化
日机投下的所谓“粟”，实际是感染鼠疫的跳蚤。这些感染鼠疫的跳蚤被投在该地区后，第一个可能是跳蚤叮咬人而发生鼠疫。第一次流行时的8名患者，都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初发患者于11月11日发病，是11月4日日机投下（跳蚤）后直接被其叮咬，到了第8天出现败血并发症，符合鼠疫的潜伏期。第一次流行期的患者都是在11月4日投下物撒下后的两个月时间内发病的，这是感染鼠疫的跳蚤在冬期两个月的时间里继续带有鼠疫菌的结果。对照豪登雷德（音译）的报告，直接被投下跳蚤感染（叮咬）的可能性也不能否定。
第二个可能是投下的鼠疫跳蚤附着在老鼠的身上，然后传染给其他跳蚤，再传染到人身上。第二次流行极大可能是经这条传染路线发生的。第二次流行时发病的34名患者中，线状鼠疫12人，败血症鼠疫13人，肺鼠疫8人，线状鼠疫和败血并发症1人。根据鼠疫病症的临床观察，肺鼠疫是经患者的唾液直接传染给他人，线状鼠疫和败血症鼠疫是跳蚤直接叮咬所致。
（4）流行的扩大所带来的鼠疫老鼠的存在及其动态变化
常德鼠疫的流行，第一次是在人之间中直接发生的，没有发现死亡老鼠的记录，正因为没有发现死亡的老鼠，说明不是自然流行的。从1942年3月末开始的第二次流行，在人之间流行之前，首先发现了大量感染鼠疫的老鼠，导致人之间鼠疫的流行。
在常德，最早发现感染鼠疫的老鼠是在1942年2月4日，直到3月23日，发现的数量逐增。第二次流行的初发患者是在3月20日发现，距最早发现鼠疫老鼠46天。到4月2日，感染鼠疫的老鼠持续增加，以这一天为高峰逐渐转为减少趋势，到6月中旬持续减少。而鼠疫患者从3月20日发现第一例开始，二次流行的患者陆续增加。4月13日3人，4月14日2人，4月中旬是高峰，以后逐渐减少，到6月13日第二次流行大体结束。此后，对常德、桃源等地继续进行详细的疫情调查，结果没有发现鼠疫的流行，但还是检测出少量感染鼠疫的老鼠，这意味着还存在着鼠疫流行的潜在危险。
（5）桃源县莫林乡鼠疫的流行
1942年5月，距常德约32公里的桃源县莫林乡开始流行鼠疫，属于肺鼠疫流行。原因是常德第二次流行最盛的5月4日，一位常德男性返回莫林乡，该患者在常德感染了鼠疫，从而引发了莫林感染鼠疫的可能。从疫学上讲，莫林鼠疫的流行也应纳到常德的第二次流行范畴。患者发生肺鼠疫后，通过唾液传染给看护的家属，接触之人随即发病，这是典型的肺鼠疫流行状态。这次流行，包括初发患者共死亡16人。
（6）常德新德乡石公桥、广德乡镇德桥鼠疫的流行
1942年10～11月，距常德约23公里的新德乡石公桥、广德乡镇德桥也发生了鼠疫的流行，仅获得报告的死亡人数即达36人。这次流行因为没有详细的记录，还不能断定其传染源，但发生在常德之后，（常德鼠疫）流行到防疫手段薄弱的农村是可想而知的。
（7）常德、桃源、石公桥、镇德桥鼠疫的第一次流行
在1954年由WHO出版的Plague中，作者鲍里查对常德发生的鼠疫流行是这样记述的：
1941年，在湖南常德发生了因细菌战而流行的鼠疫，之后，（鼠疫）在老鼠中也猛烈流行，出现了约100人的病例。
其中约100人的病例之说，系指常德42人，桃源16人，石公桥、镇德桥36人，合计94人。鲍里查对常德、桃源、石公桥、镇德桥第一次鼠疫的流行，已明确认定为细菌战的结果。
二 日军与细菌战
1.日军对细菌战的看法
战争结束已有50余年，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当时的日本军队是如何考虑实施细菌战的呢。1942年3月6日，关东军牧军医中佐做了一次“关于细菌战”的讲演，读了他的讲演记录，我们对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目的就一清二楚了。以下是牧军医中佐讲演的概要。
*细菌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都可以使用。
*弹药只能使用一次就失效，实施一次细菌攻击，以后会持续流行传染病，能产生持续的影响，这同普通兵器有别。
*细菌是人的肉眼看不到、又不注意的，可放手使用。
*由于能长时间传染疾病，发生战争后，能威胁到作为交战国原动力的国民的日常生活，并给予各种精神的威胁，这便是细菌战的特长。
*为什么发生了传染病，是因为受到细菌攻击，如何预防，如何处置，都是难题，此乃细菌战的特征。
*同毒气不同，不是立即出现反应，不易使人察觉受到攻击（无味），细菌可持续地泛滥和传染，这些特征和不同，即使被批评说是“细菌战”，在任何国家都在尝试实施，都力图获得大的战果。
*关于攻击的方法，利用飞机播撒带有疾病的昆虫，比如带有鼠疫的跳蚤、发疹伤寒的跳蚤、带有病原体的动物的排泄物，以及土拨鼠、老鼠等。
*为了准备细菌战，必须调查城市周围的卫生状况以及地志情况等，是否有医院，传染病的研究情况、研究程度，都必须进行普遍的调查。
*如果卫生的整体状况好，不易流行传染病，则预防接种情况如何，民族具有什么习惯，都必须进行详细的调查。
讲演还对细菌战的防御做了如下提示。
*实施细菌战攻击是卑鄙的，同时又是令人恶心的事情，所以现在被指责和厌恶。因此如何防御上也是十分重要的，攻击要讲究专门的方法，防御也是必要任务，而且特别重要。
*了解敌人的意图，迅速地应对，为此必须周到地准备和研究。
*个人预防法要切实进行，展开不断训练，患了病将受到精神打击，必须断然处置。
*指挥官必须站在前头挑战传染病，仅依靠军队是不能应对的，从平时就要向地方指导防治传染病的方法。
*担心使用细菌武器被说成无人道，或者认为使用了就连续使用，今天不使用了就没关系了的想法是危险的。要考虑到今天虽不使用，不远的将来要在战场上大量使用，在遭受突袭的情况下就意味着要使用细菌武器。
以上牧军医中佐的话，解释了细菌武器的威力虽然不能立刻显现出来，但一旦污染开来，其影响就是长期的，所以应该了解它并予以实施。他还举出细菌武器的种种特征，说明（日军）已经把细菌战的实践纳入视野，特别是关于从空中散播感染鼠疫跳蚤的方法，与日军在常德实施细菌战的方法相同。
2.在1941年实施常德细菌战之前，731部队关于鼠疫的研究
（1）鼠疫疫学的研究
从1940年6月中旬到11月下旬，在农安发生了鼠疫，患者353人，死亡296人。同年9月下旬到11月中旬，在新京也发生了鼠疫，患者28人，死亡26人。松村教授发现了上述关于疫学、临床学、细菌学的详细的研究报告，是陆军军医学校军阵防疫学教室[10]（主任增田大佐）高桥正彦的研究报告（昭和18年4月3日收到），内容是“关于昭和15年（1940）在农安及新京发生的鼠疫的流行”，计6篇，内中记载了研究的成果。这6篇报告都注有“密”字，分为《鼠疫流行的疫学观察——农安》；《鼠疫流行的疫学观察——新京》；《流行的临床观察》，附《关于鼠疫血清杀菌的反应》；《流行中细菌检索的成绩》；《关于流行中分离的鼠疫菌》；《流行时防疫实施的概况》等。
在各篇报告中都注有“担任指导 陆军军医少将石井四郎”。可见，这个研究报告是1940年在当时的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的指导下写成的，又是此前731部队进行的基础研究的野外应用。
这份疫学研究报告，对诸如鼠疫流行的季节性消长，一般民家和患者环境卫生的比较，传染线路的解析，以及在鼠疫流行时感染鼠疫的老鼠或跳蚤的情况等都做了记述，并指出满洲是鼠疫常发地区，人发生鼠疫的直接传染源是老鼠，媒介则是跳蚤，鼠疫流行的条件是带有鼠疫菌的老鼠要占0.5%以上等。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把实施（细菌）实战纳入了视野。农安流行鼠疫时检出了带菌的老鼠，并认定老鼠身上附着多数带菌跳蚤，但鼠疫菌流入该地的线路不明。报告还提出应更详细地研究鼠疫流行的季节消长和鼠疫菌的越冬等问题。
（2）关于鼠疫菌的细菌学研究
1940年农安和新京流行鼠疫之际，731部队进行了多角度的细菌检索，即从患者身上检出鼠疫菌，并对死者进行了解剖，分别按各疾病（线状鼠疫、肺鼠疫）、各器官、各部位采取了标本，实施了显微镜观察和细菌的培养，还在流行地区捕获了老鼠，并从跳蚤身上分离出鼠疫菌。此外，还从患者和死者身体分离出鼠疫菌71株，从流行地区老鼠身上分离出鼠疫菌29株，从流行地区的跳蚤分离出鼠疫菌9株，从虱子分离鼠疫菌1株，另2株毒性鼠疫菌，存放在研究室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1940年在农安和新京流行的鼠疫菌形状、性质相同，而且与此前在731部队保存的菌类相同。
在临床观察中，因鼠疫而死亡的57人都有解剖记录，很可能与1948年731部队向美国陆军提交的、保存在某军队实验场的Q报告是同一版本。该报告书中也记载了57名鼠疫死者的情况。
（3）关于鼠疫血清诊断的研究
是否感染了鼠疫和如何判断疫苗的效果，在针对血清中鼠疫菌的抗体[11]效价测定上，（731部队）进行了全力的研究，并开发出适宜的抗原体。
从鼠疫菌中提取抗原体，进行皮肤反应的研究，检查患者或感染者对鼠疫细胞性免疫的反应。在农安和新京鼠疫流行中，731部队对患者和居民实施了血中抗体价的测定和皮肤反应实验，并得出结论，即血中抗体价如果呈阳性，2～3周后发病，阳性率低时鼠疫感染的诊断性价值也低。
（4）关于鼠疫疫苗的研究
关于鼠疫疫苗，进行了死菌疫苗和弱毒生菌疫苗两项研究，（731）部队队员给流行地区的居民接种，并参考该范围的研究结果，进行疫苗接种次数及抗体持续时间的效果研究，进而改良疫苗。
我国（日本）从事鼠疫免疫研究的春日忠善等人，在1940年曾对野外弱毒生菌疫苗的效果进行了考察，考察的地区是龙江省、兴安省、奉天省内鼠疫流行的8个县，人口145万。春日等人在1937～1939年间专门利用死菌疫苗，1940年以后开始使用生菌疫苗，并在1940～1943年间，对150万居民使用了生菌疫苗。生菌疫苗的接种量为成人1次1.0毫升。用弱毒鼠疫菌株在37℃温度下，经过2天的琼液培养后，菌株浮游在3毫克的盐水中，这样150万人接种1次就需要4.5毫克鼠疫菌。春日等人在野外接种的结果，生菌疫苗同死菌疫苗对比，虽然微量，却有强大的免疫力，比起接种1次生菌疫苗，死菌疫苗或者生菌疫苗接种后再次追加，其免疫效果会大幅提高。
3.在常德实施细菌战后对于鼠疫的研究
731部队在1940年通过对农安、新京流行鼠疫的详细疫学解析，搞清了感染鼠疫的老鼠、跳蚤同鼠疫流行的关系，所以在常德投下了感染鼠疫的跳蚤，使该地区发生了鼠疫。
如前所述，对感染鼠疫的跳蚤的研究，世界各国很早就进行了，但多是为了保护人类不受恐怖的鼠疫的威胁，所以在研究感染鼠疫的跳蚤、感染的组织、感染的线路方面花费了时间。但731部队却反其道而行之，它与南京荣字1644部队研究感染鼠疫的跳蚤的重力、旋转次数及在低温下的抵抗力等，多是昆虫学常识之外的研究内容。1942年以来，它们的一系列研究是把感染鼠疫的跳蚤作为兵器来进行开发，有关跳蚤的研究计有11项报告：
①特别是从线状鼠疫疫学的观点上进行研究
②带有鼠疫菌跳蚤的饥饿不同天数别的感染实验
③带有鼠疫菌跳蚤的饥饿天数别的有毒性
④感染鼠疫的跳蚤的二代、三代是否有继承性的研究
⑤23种跳蚤的感染实验及这些跳蚤对大黑鼠的感染实验
⑥不同温度下鼠疫跳蚤的寿命和毒性
⑦低温下鼠疫跳蚤的寿命和毒性
⑧夏季野外跳蚤的生存
⑨跳蚤的繁殖
⑩凯奥毕斯（音译）跳蚤的繁殖
⑾跳蚤特别是鼠疫跳蚤的强韧性
以上的报告内容中，有些也是外国研究者研究报告过的内容，但另一方面，如⑥中，根据温度变化对鼠疫菌的研究，详细查清了把鼠疫跳蚤放在10℃的温度里保存1周，其生存率和鼠疫菌的保存率最好，鼠疫跳蚤在10℃低温保存1周后，移到22℃～27℃保存2周，鼠疫菌的保存率和对老鼠的传染率最好等，详细研究了由于温度的变化鼠疫菌的寿命和感染情况。在⑦中，分别考察了低温10℃、5℃、0℃以及零下5℃、零下10℃下鼠疫菌的生存率，明确了随着温度的下降，鼠疫菌的死亡率增加，鼠疫菌的保存率也下降。另外，还进行了一些奇怪的研究，即把低温保存的鼠疫菌以300转的速度进行15分钟的离心运转，来考察鼠疫菌的生死和细菌保存情况。在⑾中，详细报告了鼠疫跳蚤的坚韧性，通过对鼠疫跳蚤的离心运转，转数分别为每分钟1000转、2000转、3000转，时间为5分钟、10分钟、20分钟、30分钟等。另外，还研究了跳蚤由于孵化时间的长短是否有别等。最后，确认了离心运转的时间、转数等几乎不影响鼠疫菌的生存。
4.细菌部队开展研究的保密性和疑问点
从1940～1942年731部队以及南京荣字1644部队所进行的研究情况看，特别是高桥的报告《农安及新京鼠疫流行的疫学研究》，为什么加盖“丸密”[12]呢？如果农安和新京的鼠疫是自然流行的，发表其调查研究的成果本来是正常的。还有，患上鼠疫而死亡的患者的解剖报告，为什么要用Q报告的形式提交美国陆军呢？所以，1940年农安和新京鼠疫的流行系731部队人为所致的疑点极大。在农安和新京鼠疫流行期间，731部队所进行的鼠疫菌的研究，更增加了上述疑点。在细菌感染症的疫学上，考虑到它的流行，要用各种材料分离细菌，再对这些细菌进行比较，研究它们的相互关联。分离的菌类越多，考察的种类越多，菌类状态的一致率越高，相互的关联就越紧密，感染源就可以集中在一点上。
对农安和新京流行的鼠疫，731部队分别从人体、老鼠和跳蚤分离出总计101株鼠疫菌，对21株进行“糖分解性状”处理，结果完全一致，又同其保存的强毒鼠疫的菌株性状一致。在疫学上，可以将感染源、感染线路和患者连成一线，而且，因为731部队保存有强毒鼠疫的菌株，农区户新京鼠疫的流行系人为所致的疑点更不能抹杀。
鼠疫菌坚韧性的研究，作为坚韧性的指标采用离心运转（对重力的抵抗性）实验，比起鼠疫防疫研究，这一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把带有鼠疫菌的跳蚤用到实战上，这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
731部队也进行了鼠疫预防的研究（疫苗），但没有看到关于治疗的研究，正像牧中佐说的那样，细菌战最重要的是“攻击与预防”，这就是他们的研究重心。
三 结束语：鼠疫菌用于细菌战的残暴性
以细菌为武器，不论什么形式，细菌散布后病原微生物并不使人立即感染或发病，而是经过固有的潜伏期后发病，所以，“攻击”的起因和结果的“受害”并不是攻击后就立即表现出来。
使用病原微生物进行攻击时，将持续造成传染病的发生。传染病是现代社会最令人忌讳和烦扰的，患病者常常有隐瞒心理，结果隐匿的患者成了传染源，使传染病扩散到周边区域，时间一久扩大了传染的范围。
传染病最令人感到棘手的是患者的隐瞒。1944年印度西部苏拉特发生了震撼世界的肺鼠疫，一些感染鼠疫的居民逃亡，当局倾尽全力发现患者并予以治疗，才制止了鼠疫的蔓延。
常德流行的鼠疫，是日军投下感染鼠疫菌的污染物引起的。1941～1942年，在常德城区及近郊发生的鼠疫，上报的患者仅仅是一部分，肯定还有许多患者隐匿不言。当时鼠疫防疫的对策之一是焚烧被污染的房子，为了保护祖祖辈辈居住的房子，有意识隐瞒的患者是情有可原的。
比患者患上致死率极高的鼠疫而造成的个人肉体和精神的痛苦更加残忍的是，把鼠疫用在细菌战上，给该地区居民带来了恐怖。因为对于该地区居民而言，既要面临传染的危险，还要承担看护病人的恐怖。出现患者的家庭，受到当地社会的排斥，因为传染病的流行，很明确地显现出“受害”和“加害”的关系，造成鼠疫流行地区居民之间的相互怀疑，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细菌战最大的残暴性，也许就是造成区域社会的崩溃。
我从大学毕业后的40余年间，始终从事细菌感染症的疫学研究，特别是对肠伤寒、赤痢等传染性疫病的研究花费的时间更多一些。
我国的细菌学，特别是在传染病领域所积累的知识，多是在太平洋战争时期获得的，这是研究者私下承认的。战后，随着科学的急速发展，忙于日常研究工作的细菌学、疫学研究者几乎都没能从正面面对过去的问题。
由于此次涉及细菌战的审判问题，我精读和解析了许多细菌战资料。在调查中，对此前细菌感染症领域的研究者所获得的许多基础方面的知识，实际是在战争中通过许多牺牲者而获得的事实，我不能不抱有十分复杂的心情。我之所以出席法庭的鉴定（举证），是前辈们过去进行的细菌战的事实正确记录和保存下来的结果，也是生活在20世纪的细菌研究者的责任，希望我的分析能够促进服务于市民的医学的发展。
附表1 常德地区鼠疫患者一览表
续表
附表2 桃源县莫林乡肺鼠疫患者一览表
附表3 常德县新德乡石公桥、广德乡镇德桥鼠疫患者一览表
续表
续表
（731·细菌战裁判キャンペ—ン委员会/ABC企画编《裁かれる细菌战》第3辑，2001，第49～126页。）
日本文档资料中记载的731部队和细菌战——井本熊男《业务日志》中关于使用细菌武器的记载
吉见义明[13]
一 日本文档资料中关于731部队的记载
1.文档资料的存放场所
1936年，关东军成立了防疫部，1940年改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1941年又称满洲731部队，1945年改称满洲第25202部队。有关731部队等日本陆军细菌部队的文档资料，在日本主要存于下列场所：
（1）庆应大学图书馆
加茂部队《因黄弹射击伤害皮肤及一般临床症状观察》。
陆军军医少佐池田苗夫、陆军技师荒木三郎《关于破伤风毒素及芽孢接种时组织筋力的电位变化》。
（2）国立公文书馆
陆军技师吉村寿人《关于冻伤》（1941年10月26日）。
（3）狭山市立图书馆
《陆军中将远藤三郎日志》（以下简称《远藤日志》）。
（4）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及防卫厅机关
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编制详报提出之件的报告》（1939年9月23日），收录有陆军的编制、编制调整及勤务令等资料，包括731部队的资料。
《华北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1944年4月1日～9月30日），系731部队整理的资料，其中包括一些曾转移到美国，后返给日本政府的一部分资料。
《参谋本部作战课井本熊男日志》（以下简称《井本日志》）。
《陆军省业务日志摘录》，陆军省医务局医事课长金原节三撰。
《陆军省医务局医事课长大塚文郎备忘录》（以下简称《大塚备忘录》）。
《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真田穰一郎业务日志》（以下简称《真田日志》）。
《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阵中日志》以及陆军省、参谋本部军官们的业务日志、派遣军高级军官的阵中日志等，其中包括有关731部队的记述。
上述资料中，加茂部队撰写的《因黄弹射击伤害皮肤及一般临床症状观察》，以及陆军军医少佐池田苗夫、陆军技师荒木三郎所撰写的《关于破伤风毒素及芽孢接种时组织筋力的电位变化》，还有陆军技师吉村寿人的《关于冻伤》已经公开发表，收录在田中明、松村高夫编写的《731部队作成资料》中（不二出版社，1991）。
《远藤日志》没有公开，但可以从宫武刚撰写的《将军的遗言——远藤三郎日记》（每日新闻社，1981）中了解731部队前身——东乡部队的创建和业务情况。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及防卫厅机关所存资料几乎都没有公开，除《华北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中的一部分业务关系资料公开外，其他都没有公开。而且，连那里保存的资料目录也没有公开，所以不清楚这里究竟存有什么相关资料。
战后被转移到美国的731部队的资料，曾经返回日本一部分。据《朝日新闻》1986年9月19日报道，“关于石井部队的第一批资料返回日本后，最初放在外务省复员局保管，防卫厅成立后移交防卫厅，该厅成立战史室后保存在战史室内”。这些资料都没有公开。据悉，防卫研究所对战史资料的公开有严格的内部规定。1982年12月，防卫研究所制定了《关于战史资料公开的内规》，其中第4条对不公开资料的理由做了“说明”：一是保护个人“隐私”；二是有损“国家利益”；三是引起不利的社会影响；四是其他不适合公开发表的资料。
就这样，有关731部队的重要资料，均以“引起不利的社会影响”或有损“国家利益”等为借口被封锁起来。
有关“阵中日志”“业务日志”类的资料从1990年起开始陆续公开，但比起防卫研究所内所存的内容不过是微乎其微。
相信在同731部队有关联或涉及这类情报的高级军官的日志中，一定记载了关于731部队的极其重要的情报，随着这类资料的公开，日军实施细菌战的许多机密将会被公之于众。
2.日本历史学会研究731部队的情况
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但在此之前，美军已同意对731部队的责任者免于起诉，所以这次审判没有追究日军实施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责任。
美国政府为了垄断731部队积累的细菌战资料和技术，隐瞒了731部队的战争犯罪事实。但在战后不久，随着日军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事实被揭露，确切的证据已浮出水面。苏联没有能够获得日军细菌战的技术和资料，转而于1949年12月，在伯力对12名731部队的相关人员进行了审判。翌年，审判记录用日语发行（《关于起诉原日本军人准备及使用细菌武器事件的公诉书类》，莫斯科外国语书籍出版局，1950）。
对此，东京审判时的主任检察官基南和对日理事会的美国代表西波尔特对苏联予以非难，所以伯力审判几乎没有产生影响，也没有引起关注。
1981年，神奈川大学教授常石敬一出版了《消失的细菌战部队》，并在研究731部队的学会上连续做了报告，主要内容是关于人体实验的证据。此后，常石又根据美国方面的资料，了解到当年美军对731部队相关人员进行讯问的情况，于1984年出版了《标靶·石井》（大月书店）。
1981年，美国新闻记者约翰·鲍埃尔依据情报公开法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机密资料，弄清了美国政府为了获得人体实验的数据资料，而对731部队责任者免于起诉的经过。同时，作家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光文社，1981）和《续·恶魔的饱食》（光文社，1982）出版，通过采访731部队的相关人员，并从美国政府的资料中弄清了人体实验的事实。
1985年，庆应大学教授松村高夫等人从旧书店里发现了加茂部队撰写的《因黄弹射击伤害皮肤及一般临床症状观察》，以及陆军军医少佐池田苗夫、陆军技师荒木三郎撰写的《关于破伤风及芽孢接种时组织筋力的电位变化》，通过这些毫无疑义的第一手资料，弄清了731部队利用毒气弹、破伤风疫苗等进行人体实验的事实，发表在《历史学研究》第538期（1985年2月）和《731部队作成资料》上。
之后，美国发表了关于731部队实施人体实验的极密调查报告资料《费尔报告》和《希尔报告》。1989年，常石（敬一）的《消失的细菌战部队》（增补版）翻译了《希尔报告》中的一部分，松村高夫1994年出版的《论争731部队》中也翻译了《费尔报告》的总论部分。
但是，由于对日军将细菌武器用于实战的研究偏迟，特别是基于日军第一手资料而进行的研究尚欠缺，研究现状还不能说令人满意。
3.《日本军的细菌战》一书的出版
1991年，韩国原“慰安妇”金学顺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的诉讼，从这年的12月开始，我着手进行“慰安妇”的调查。1993年，在持续调查过程中，我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了可以公开的井本熊男大佐、金原节三军医大佐、大塚文郎军医大佐、真田穰一郎少将的业务日志。在这些资料里，不仅发现了有关“慰安妇”的重要资料，还发现了日军为开发细菌武器进行人体实验和实战的计划资料，以及许多实战的记录。这样，我同立教大学的研究生伊香俊哉一起，于1993年12月整理出版论文《日本军的细菌战》，接着又于1995年出版了《731部队和天皇、陆军中央》（岩波书店，1995）。
二 《井本熊男日志》的内容与真实性
1.井本熊男大佐与731部队的关系
井本熊男大佐1903年生于山口县，1925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34年晋升大尉，同年毕业于陆军大学。1936年任参谋本部部员，1937年任大本营参谋，1938年任少佐，1939年任中国派遣军参谋，1941年升任中佐，1942年任第八方面军参谋，1943年任大本营参谋、陆军大臣秘书官，1944年升任大佐，任军务局副职、中国派遣军参谋等。井本是陆军中的佼佼者，1945年8月，作为第二总军参谋进入广岛，经历了原子弹轰炸。
战后，井本相继出版了《作战日志中的支那事变》（芙蓉书房，1978）和《作战日志中的大东亚战争》（芙蓉书房，1979）。正像书中记载的那样，井本之所以把业务日志寄赠给防卫厅研究所，并将其中的一部分予以公开，他的信念是“尽可能把真实明确地保留下来，相信对于后世是有益的”。但遗憾的是，在这些著述里并没有记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井本大佐同实施细菌武器的关联从他1939～1940年任中国派遣军参谋开始。据《井本日志》，1940年6月5日，他同参谋本部作战课中佐荒尾兴功、关东军副参谋长秦彦三郎少将、华中防疫给水部队增田知贞军医少佐共同商议了细菌战的实施事宜。此后，他便作为中国派遣军参谋部第一课（作战课）担当参谋负责细菌战的实施任务。1940年10月，他转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还是实施细菌战的负责人之一。而且在细菌战实施时，必须有参谋总长的指示（命令），即大本营陆军部指示（“大陆指”），而“大陆指”的起草当是井本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