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金宝善的报告（1942）
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时，就有各种报告书在案，最先向全世界发出日军实施细菌战的报告书，是1942年3月31日中国卫生署署长金宝善发出的报告书。[20]
金宝善的报告书指出：“过去的两年间，日军利用我国人民作为实施细菌战可能性的实验品，已有充分的证据证实，日本利用飞机散播鼠疫菌的感染物，致使中国鼠疫流行。”报告列举了1940年10月4日，日军飞机向浙江衢县散播了鼠疫病菌，同年10月27日向浙江宁波、11月28日向浙江金华散播了鼠疫菌。
报告书还详细地报告了1941年11月4日湖南常德遭受细菌毒害的情况。金宝善的报告书是在1942年浙赣作战前提出的，所以没有记载浙赣作战中日军实施细菌战的情况。
金宝善报告书中关于宁波细菌战受害情况记载如下。
1940年10月29日，线鼠疫首先在浙江省的宁波出现，在34天的时间里死亡99人。10月27日，多架日本飞机攻击宁波，向这座港湾城市投下了大量的小麦。虽然人们都感到从空中投下谷物十分奇怪，但是谁也没有意识到敌人的意图，没有对谷物进行彻底的检查，结果死于鼠疫者都是当地的居民，经实验室检查确认为鼠疫。而该地在鼠疫流行前没有发现死亡老鼠的增加，也没有发现外来的感染源。
关于衢县的报告如下：
1940年10月4日，飞来一架日本飞机，在城市上空短时间盘旋后向县城西部地区投下了混有跳蚤的米与小麦，当时有很多的目击者。其中有一位许姓之人在自家门前的道路上收集到一些谷物和死跳蚤，把这些收集物送到当地的防空队，然后又转送到省卫生实验所。实验所采取细菌培养的方法没有发现病原体存在。可是，11月12日，日军飞机又来到该城，38天后发现大量带有线鼠疫的谷物和跳蚤，衢县开始流行鼠疫达24天之久，有21人死亡，而衢县过去从来没有鼠疫流行的记载。经进一步调查，日军飞机奇怪地飞来是流行病发生的原因，感染的媒体是跳蚤，毋庸置疑，鼠疫的流行是日军飞机投下鼠疫跳蚤所致。鼠疫原本是啮齿类动物的疾病，投下的谷物吸引了老鼠，混在谷物中的跳蚤使老鼠之间感染了鼠疫。遗憾的是当时由于实验所设备简陋，没有对收集到的跳蚤进行动物接种试验。尽管如此，跳蚤是感染鼠疫的渠道，检查结果又是阳性，这是日本方面无法辩驳的证据。
在金华，有三架日本飞机飞来，“大量投掷了像小虾籽似的颗粒”，但没有流行鼠疫，日本的细菌实验失败。
占金宝善报告一半分量的内容是1941年11月日军对常德的细菌攻击，其依据是陈文贵和鲍里查的报告书，指出“常德鼠疫的流行是敌军的行动引起的”，并详细引用了上述两个报告书作为根据。金宝善报告书的结论称：
从收集到的事实一览表可以得出结论，日军正在中国进行细菌战争实验。日军从空中向浙江和湖南散播病菌感染物，成功地制造了鼠疫的流行，使当地的普通百姓遭受灾难，陷入恐怖。敌人的非人性行为必须予以谴责。而且，只要病菌在当地老鼠的身上存活，今后数年间人们仍要持续受到感染的威胁。所幸的是我们了解了感染的类型和制伏鼠疫的方法，利用严格的制伏手段有可能阻止疫病的蔓延，我们面前的困难是疫病预防药剂的不足。
1942年4月6日，中国外交部根据金宝善报告书正式呈文给英国政府，强调同盟国之间须共同奋斗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制止此类屠杀和野蛮行为。4月14日，英国驻重庆大使薛穆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呈交了中国外交部长关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备忘录。
1942年7月14日，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在丘吉尔主持的太平洋作战会议上，向丘吉尔递交了中国政府的《关于日军毒气战和细菌战的告发书》，其中指出金宝善报告书中提及的日军在衢县、宁波、常德的细菌战及受害情况：“当地的老鼠一旦疫病蔓延，今后数年人类的感染仍会继续，所以必须对日军这种非人道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1942年4月11日，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高斯也收到了金宝善报告书和中国政府外交部的备忘录，高思于是向华盛顿的国务卿呈文，但对日军在常德投下感染鼠疫菌的物资，引发鼠疫流行的原因表示异议。日本战败前的1945年6月28日，美国CWS（化学战部）军务团长J.R.吉登斯来到常德，对日军在1941年散播鼠疫菌进行现场调查，在最后的报告中认为“1941年11月日本人利用感染鼠疫菌的米谷类物资散播鼠疫的可能性极大”[21]。美国在1942年时对日军的细菌战持有异议，但到了1945年，经过自身调查的结果，最后做出判断，即当地患者的出现同日军散播鼠疫菌具有极大的因果关系。
二 美国的战后调查
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对731部队及日军的细菌战问题未予追究，从1946年5月3日开庭以后持续两年零六个月的时间内，关于细菌战的问题只在1946年8月29日涉及过一次。
1946年3月8日，为了收集日本战争犯罪的证据，托马斯·M.莫罗同国际检察局的D.N.萨顿前往上海，准备调查8个问题，其中包括细菌战和化学战问题。萨顿会见了金宝善，此前他已经见过金宝善的报告书。莫罗的报告书于4月16日完成，4月23日提交给首席检察官J.B.基南。8月29日，萨顿提出如下主张：“敌多摩部队（荣字1644部队）把市民俘虏关押在医学实验室里，进行毒物血清反应的试验，这支部队是极秘密的组织之一，被这支部队屠杀的人数无从确认。”然而，由于法庭集中审议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对细菌战问题没有审议，之后也没有提出再审。当时，国际检察局已经获得南京1644部队队员榛叶修的供述书[22]，了解到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线索，但没有向军事法庭提出。1946年4月17日，榛叶修在上海署名提交了《榛叶修关于1942年荣部队在中国实施细菌战之供述书》，之所以没有向军事法庭提出，是因为石井四郎等要员正同美国之间进行免于战犯追究的幕后交易。
战败，大本营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以及龟井贯一郎、内藤良一等人就暗中活跃起来，到1946年初，已经大体上同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及G-2部长威罗比达成了对石井四郎等731部队骨干免于战犯追究的协议。
从1945年8月到1947年11月，在麦克阿瑟和威罗比的全面协力下，美国对731部队进行了4次调查。1945年8月下旬战争刚刚结束，菲律宾化学部队的马里·桑德斯就奉麦克阿瑟的命令，开始了对731细菌部队和有关细菌战、毒气战的调查。1945年11月1日，桑德斯向美国国防部提交了报告书。
1945年末，躲藏的石井四郎被发现，北野政次也回到国内，美国细菌战研究所的底特里克基地派遣T.汤普森前往日本对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进行调查。1946年5月3日，汤普森向美国国防部提交了报告书。这两个报告书，虽然报告了731部队的机构和细菌炸弹的构造，但是没有从审问的731部队队员口中获得人体实验的记录。
1946年秋，苏联通过在押的细菌制造部长川岛清及制造课长柄泽十三夫等人的供述，了解到731部队大规模实行人体实验的情况，也了解到在安达野外实验场进行细菌散播实验的情况，并通过对平房的实地调查得以确认。1947年1月7日，苏联就人体实验的问题，向美国提出审问石井四郎、大田澄（第二部实战研究部长）、菊池斋（第一部细菌研究部长）等731部队干部的要求，美方没有应允。美方又将底特里克基地的细菌专家诺伯特·H.费尔派往日本继续调查。1947年4月16日，费尔到达日本，对731部队人体实验问题进行了约两个月的调查。除苏联提出审问的石井四郎、大田澄、菊池斋三人外，还讯问了龟井贯一郎、增田知贞、金子顺一、内藤良一、碇常重、若松有次郎等人。但是，麦克阿瑟在幕后向国防部进言，希望“把日本细菌战的情报作为情报保存下来，不能把这些资料作为战犯的证据提出”。这样，到1947年9月，基本确定不对石井四郎等人予以战犯追究，于是石井等人进一步把731部队的研究“成果”陆续提供给美国人。
1947年9月8日，美国国防部远东委员会在给麦克阿瑟的命令中同意不将石井等人提供的情报作为战犯证据提出，命令称：
尽管以后很可能成为深刻追究美国的原因，许诺不予战犯追究亦非上策，但为了（美国的）安全保障，阁下不应将石井等相关人员作为战犯追究。在不给其许诺的情况下，依照以往的方法继续将全部情报一点不留地掌握到手中。[23]
这样，731部队的所有资料都到了美国人手中，731部队的真相也就被掩盖下来。以上问题说明，虽然没有发现对石井等人免于战犯追究的正式文件，但美国国防部同麦克阿瑟之间的秘密电报被发现，其中的内容也传达给石井等人。
综上所述，美国已经明确地认定了731部队实施人体实验的事实，1947年12月12日的《费尔报告》予以了补充。加上希尔第四次的报告，这些调查报告都成为极密级文档，直到20世纪80年代根据情报公开法才陆续公开。如今，美方获取731部队研究“成果”使战犯免于追究的幕后交易已经大白天下。
费尔的报告书由英文写成，计11页，由费尔历时两个月完成，记载了19名细菌战骨干成员从事细菌、化学武器的人体实验概要（原稿60页，未发现），较详细地记载了炭疽、鼠疫、肠伤寒、副伤寒、痢疾、霍乱的实验情况。内中还记有“未特别记载的用数据体现，所有的数据均是通过人体实验获得”。此外，对细菌炸弹和喷雾散播细菌的情况也有记载，还有731部队对中国人进行的12次野外实验，以及气球炸弹的实验、对家畜的细菌、化学武器实验等情况的调查。关于野外实验，报告称：
细菌战的野外实验，通常的战术是在铁路沿线每隔1英里，对两侧的1个大队或更多的中国军队散播，如果中国军队撤退，日军就封锁1英里的铁路沿线，将预定的细菌病原体用喷雾或其他方法散播，然后做‘战略撤退’。中国军队在24小时之内返回该地数日后，部队内就流行鼠疫或霍乱。另在所有的场合，日军在被污染地区的附近潜伏有间谍，确认细菌战的效果，结果常常是没有多大效果，或者效果不明。在12次实验中有3次获得了效果。[24]
这段记载或许是指1942年浙赣作战时日军撤退之际散播细菌的行为。报告接着记述：
飞机在200米高度两次散播了鼠疫跳蚤，在特定的区域鼠疫开始流行，其中一次出现96名患者，90%死亡。在铁路沿线还用手动方法进行了三次鼠疫跳蚤的散播实验，发生小范围的流行，患者数量不明。另进行两次肠伤寒和两次霍乱的实验，在铁路附近地面或水源用手动喷雾器散播，都获得了效果。
这里提到的两次散播鼠疫跳蚤，一定是1940年秋对衢县和宁波的细菌战。金宝善的报告接近《费尔报告》中的患者死亡数字，金报告的死亡人数为99人。
希尔的报告书是为补充《费尔报告》而进行的调查报告，不仅在总论部分提到细菌的种类，还在各论中对细菌的种类进行了调查，计69页。希尔是1947年10月28日到达日本的，从翌日到11月25日，总共讯问了22名731部队的相关医师，并于1947年12月12日向美国国防部提出报告书：
调查目的
1.明确日本要员提出的各报告，并予以补充。
2.调查转移到日本的细菌战各研究机构的人体病理标本。
3.为理解病理标本的意义，附加必要的说明书。[25]
另对每种细菌的研究状况分别讯问了日本的各研究负责人，比如关于鼠疫菌讯问了石井四郎、石川太刀雄丸、高桥正彦、冈本耕造；炭疽菌讯问了大田橙；马鼻炭疽讯问了石井四郎、石川太刀雄丸；发疹伤寒讯问了笠原四郎、北野政次和石川太刀雄丸。
金泽的病理标本，是1943年由石川太刀雄丸从哈尔滨带回来的，是大约500人的病例标本，其中有400人的标本适合研究。[26]计有炭疽36例（其中适用的标本31例）、霍乱135例（适用50例）、马炭疽22例（适用20例）、芥子气16例（适用16例）、线鼠疫180例（适用42例）、流行性鼠疫66例（适用64例）、孙吴热101例（适用52例）、破伤风32例（适用14例）、结核82例（适用41例）、肠伤寒26例（适用9例）。
其中芥子气的16例，在1984年7月披露的《因黄弹射击造成皮肤伤害及一般临床症状的观察》一文中，记载了是利用中国人做实验者。[27]在这份实验报告的封面，印刷有加茂部队（即731部队）的字样，另用毛笔注明负责人是田中少佐。这是1940年9月7～10日，利用致死的芥子弹对活体进行发射实验，以及把芥子气和路易氏毒气混在水溶液中强迫人们喝下的实验，共进行了5种实验，总结出30例的各种实验结果。野外实验在3个地区进行，对16名被实验者中的15名记载了《被实验者症状及其后经过》的详细记录，长达20页。记录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被实验者死亡与否，但是希尔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被实验者全部死亡，而且被解剖做成标本带回日本，后又移交美国。
还有32例破伤风标本，其中适用标本14例。从1984年7月披露的《关于破伤风毒素及芽孢接种时组织筋力》报告书中可以认定被实验者至少为14人。
希尔的报告中还提出66例流行性鼠疫标本，其中适用标本64例，是1940年新京（长春）、农安鼠疫流行时，731部队从死亡患者中提取带回平房的。1991年，在美国犹他州实验场资料馆发现的用大写字母标记的Q报告（即《鼠疫菌报告书》）中发现了这些人的名字，中国学者解学诗在《战争与恶疫》一书中，也引用了满铁新京工事事务所的《1940年鼠疫防疫报告书》中记载的新京鼠疫患者的名字。
2000年出版的《高桥正彦鼠疫菌论文集》中，关于新京和农安的论文里也记载了农安患者的名字，与Q报告中的农安记载一致。也就是说，731部队把这些东西带回平房后制成了标本，然后如同希尔报告指出的那样，于1943年转移到日本的金泽，又于1947年6月送交美国，最后收藏在达古威实验场的资料馆里。
费尔的报告书中称，这些隐匿在日本的“寺庙和南部山中的标本”，用船载运到美国（6月24日费尔致副参谋长的报告）。费尔还指出，这些标本是由日本病理学者制作的，“如今这些标本的复原，以及各标本的内容、实验说明、各个病例都用英文书写出报告”。毫无疑问，这些英文报告就是藏在达古威实验场的文档。引人注目的是，1944年建立的达古威细菌战研究实验场资料馆中，除Q报告外还有A报告（炭疽菌报告）和G报告（马鼻疽菌报告）。从日本带回的这些资料、标本按照实战中的效果，选择了鼠疫、炭疽、马鼻疽三种，分别形成了数百页的报告书。为此，费尔直率地称：
可以说，我们在大规模生产方面，在气象学的研究方面以及在实际的军需生产方面，比起日本是十分优越的……可是，人体实验的数据，如果同我们及联合国的动物实验的数据相联系，将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对于病理学研究以及有关人类疾病的情报，尤其在开发研制有实效的炭疽、鼠疫、马鼻疽疫苗方面，也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如今，由于我们已经完全了解了日本的细菌研究，在化学战、杀人射线、海军研究等领域，他们的实际成果也使我们极有可能获得有益的情报。
费尔还在报告中说，经过调查收集到的证据，“是日本科学家花费数百万美元和长年岁月获得的数据，这些情报是我们的研究机关得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于对人体进行实验还存有疑虑。这些数据只用了25万日元获得，与研究实际费用对比是极少的数字。而且收集到的病理标本又是显示实验内容的物证，为了让自发提供这些数据的人们不产生困惑，不让这些情报落于他人之手，希望做出所有的努力”。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所以对731部队的干部不予起诉便是上述原因，也是战后以来731部队的真相长期被隐匿的根本原因。
三 苏联的调查报告
苏联要求美国方面提供石井四郎的证言，但该要求没有实现，于是在1949年12月进行了伯力审判，苏方审判了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12名日本军人，并于1950年出版了超过700页的日语版的《伯力审判资料》。美国对日理事会为此声明，这是苏联因日本人抑留问题[28]为转移日本人视线、无事实根据的审判，所以在日本的影响不大。事实上，这份《伯力审判资料》揭示了包括人体实验在内的日军细菌战、化学战的实况，今天仍然是重要的史料。
伯力审判从1949年12月25日开始共进行了6天，审判在伯力市的军官会馆进行。被告12人被起诉，各级军衔的人都有，其中有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关东军军医部长梶塚隆二、关东军兽医部长高桥隆笃、关东军第五军医部长佐藤俊二等下达命令的负责人；还有100部队队员三友一男、海林支队队员菊地则光、林口支队队员久留岛佑司；另外还有731部队本部或支队的负责人，有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长川岛清、第四部制造课长柄泽十三夫、教育部长兼孙吴支队长西俊英、海林支队长尾上正男。
起诉书宣读后，法庭从川岛清开始讯问，一直持续到12月28日。然后讯问了12名证人，有古都良雄关于在中国散播细菌和冻伤实验的证言；堀田主计中尉（海拉尔支部）关于在安达进行人体实验的证言；佐佐木幸助关于柄泽班制造细菌的证言；齐齐哈尔宪兵队长橘武夫关于“特别输送”的证言；哈尔滨宪兵队仓员悟关于“特别输送”和人体实验的证言；桑原关于长春100部队在战败时将患上马鼻疽的病马放逐，使疫病流行的证言；以及畑木章关于人体实验的证言等。
最后判决山田、梶塚、高桥、川岛25年监禁，柄泽和佐藤20年，其他被告分别判处15年以下2年以上徒刑。1950年3月，12名被告乘西伯利亚铁路火车被送往距莫斯科200公里的伊瓦诺堡监狱，到1956年12月，除高桥和柄泽死去外，其他被告全部返回日本。
苏联的鉴定书由检验委员会主任茹克夫·费勒什尼科夫等5人写成，是基于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长川岛清和细菌制造课长柄泽十三夫的自白写成的，其中关于细菌的散播情况如下。
石井四郎部队长致力于细菌战的准备多年，已超出纯粹的实验业务的范畴，而是把细菌武器用于实战，因此，731部队数次派遣远征队对中国的一些地区使用了细菌武器。
1940年，731派遣队在石井四郎的直接指挥下，将大量肠伤寒、霍乱菌以及感染鼠疫菌的跳蚤投放到中国的宁波，采取飞机下雨法（散播法），结果使宁波突发鼠疫。该派遣队的组织以及行动技术上的特点是，让大量的受到感染，使规模和范围扩大，而且在战时条件下进行，考虑到居住民频繁迁徙的事实，特别是鉴于鼠疫流行的特点，派遣队的行动不仅对宁波的居民，而且也给邻近的中国各地带来了极大的危险。
1941年，731部队又派一支部队前往常德，利用飞机散播了鼠疫菌跳蚤，此次派遣队的行动不亚于在宁波的行动，造成了同样的极大危险。
1942年，在1644部队的协助下，石井四郎又率领一支远征队进入中国的中部。这次作战是实施地面污染行动，以阻挡中国军队的进攻，为此，他们向水源地、水井以及粮食类投放了肠伤寒和副伤寒菌，还散播了鼠疫菌跳蚤。
川岛清就在中国输送和散播细菌的情况做出如下证言：
问：向中国居民实施细菌攻击时，细菌是如何输送的？
答：是将能装50克的特制的小坛子装入细菌，外面有金属套包裹，再装进特制的大箱子里，箱子内部填充冰块。
川岛还供认，在平房的第二部有4个特别室，是繁殖跳蚤用的，室内保持30℃的室温，两三个月为一个周期，可以生产45公斤跳蚤。对此，法庭方面讯问：
问：实施细菌战时，这些跳蚤做什么用呢？
答：让跳蚤感染上鼠疫。
问：是作为细菌武器使用？
答：是的。
问：用什么方法把鼠疫跳蚤当作细菌武器使用呢？
答：我在731部队期间，一般认为利用飞机散播的方法最为有效。
问：在中国是用飞机散播跳蚤吗？
答：是的。
问：是感染了鼠疫的跳蚤吗？
答：是的。在中国实施鼠疫跳蚤的细菌攻击，造成了鼠疫的流行。
战后，高衫晋吾的《日本医疗的原罪——人体实验与战争责任》（亚纪书房，1973）、山田清三郎的《细菌战军事审判》（东邦出版社，1974）、岛村乔的《3000人的活体实验——关东军谜一般的细菌秘密武器研究所》（原书房，1976）等著述中都涉及《伯力审判资料》。山田的著作虽然是纪实小说，但他曾参与羁留在苏的日本人杂志《日本新闻》的编写工作，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其书有史料价值。
四 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与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过了30多年，在日本一举揭露日军731部队的事实的，是1981年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他通过在日本、美国和中国的调查，深刻地揭露了731部队的真相，从1981年到1983年每年出版一册，最后形成三册著作。在1981年的《恶魔的饱食》里，作者采访了30多名原731部队的队员，并根据《伯力审判资料》和北野政次等人已经发表的医学学术论文撰写而成；接着，在1982年《续·恶魔的饱食》中，主要依据美国方面的汤普森报告等资料；1983年《恶魔的饱食·第三部》主要依据对中国哈尔滨、平房、长春的实地调查而成书。他的调查和资料运用包括美国、日本及中国，具有广泛的国际性。同时，第一部中包括了原731部队队员的证词，第二部中包括美国方面对731部队队员的调查讯问，第三部是对中国的实地调查和遗迹考察。这样，从不同的角度解析了731部队，既有整体性，又相互关联。
这样，许多日本人了解了731部队的真相，它也填补了日本现代史研究的空白，对学术界做出重大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
英国Manchester Guardian曾刊登罗伯特·威曼特评论森村诚一的《续·恶魔的饱食》的文章，评论该书揭露了“哈尔滨的屠杀者——战犯的实验，日本的第二次世界战争”。1983年3月号的《哈特福德月刊》予以了转载：“为了医学的‘进步’，731部队对活体进行解剖实验是极其变态的，让人们又看到了奥斯维辛的瓦斯炉。”评论还记载了对原队员上园直二的采访，同时详细介绍了森村书中的内藤良一、吉村寿人、北野政次等部队干部的实验内容，又指出这些人在战后都成为日本医学界的重要人物。
还有一位评论者涉及了1982年春，日本政府对731部队的官方意见，即1982年4月6日，日本厚生省向众议院内阁委员会提交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略历》，内中相关的人有“1285名士兵和1472名市民（包括日本红十字会）”，但是没有说明（人体实验）牺牲者的数量和他们的国籍情况，对战后救了哈尔滨屠杀者——石井四郎的命的同盟国同石井之间的秘密协定也没有涉及。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略历》指出了这支部队正式成立于1936年，到战败前包括各支部总计有队员2300人的事实，但对人体实验却没有提及。为此，评论者指出：“许多日本人对自己的战争陷于昏醉状态，最恶劣的行为到第二天早上也就忘记了，这种健忘症是日本社会的普遍态度，因此激怒了东亚各国的人们。这种态度反映了日本反战精神的弱势化与军事支出的扩大化互为一体的倾向。但是，数年前，恢复历史的努力也在开始——家永三郎撰写的历史教科书被强制做部分修改，反对这种强制的教科书诉讼从60年代开始就展开了。”
常石敬一的《消失的细菌战部队》也是把握731部队全貌的著作。该书以《伯力审判资料》、《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1968～1971）、《军医团杂志》等史料为依据，揭示了731部队成立前史、部队的构成、人体实验的实施、“特别输送”等事实。特别以石井四郎、北野政次为焦点，把他们的个人史纳入视野，揭露了他们同731部队的关系以及他们所起到的作用。此外，该书还追踪调查了731部队对流行性出血热和冻伤的研究，分析了鼠疫跳蚤的散播实验以及散榴炸弹散播炭疽菌的实验。关于冻伤实验，以吉村寿人的《关于冻伤》（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为基础资料，又参考利用了尾形恒治的学术报告《冻伤》（1943年3月）和《伯力审判资料》，揭示了731部队利用人体进行实验的真相。
《关于冻伤》是吉村寿人于1941年10月26日在“第15次满洲医学会哈尔滨支部特别讲演”中的讲演稿。吉村寿人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1938年进入731部队任陆军技师，到战败前一直在平房第一部细菌研究部负责冻伤研究（吉村班），以战地冻伤如何防治为课题，这是寒冷地区进行战斗必须解决的课题。
这份资料是明确揭示实施人体实验的文献资料中为数不多的其中一份，比如实验五，即“观察5名受害者在各种生活条件改变后血管的反应状况”，计算抗冻伤的指数。其中的“生活条件”包括“空腹Ⅱ”，即“绝食三日后”等。还有“睡眠不足”，即“一昼夜不睡觉”；“水浴后”即“10℃水温20分钟”。实验六是“计算101名苦力的抗冻伤指数”。实验一是为了观察冻伤的发生，将（实验者）手放进盐水中，用安装在中指上的体积测计器测定、记录和拍摄温度下降过程中皮肤温度和手指体积的变化，直到零下20℃。
1981年，与森村、常石同时，约翰·鲍埃尔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重要论文，指出731部队是“隐匿在历史中的一页”，揭露了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对战犯免于起诉，巧妙地获得了人体实验成果的经过。1976年2月19日《华盛顿邮报》报道，TBS电视台播放了采访吉永春子的纪录片（1976年2月2日播放），在对吉永进行采访过程中，接触了20名原队员，其中江口丰洁、高桥正彦等4人的证言同《伯力审判资料》完全一致。
鲍埃尔不只利用了吉永的纪录片资料，还利用了《伯力审判资料》，以及1947年6月GHQ总司令麦克阿瑟同G-2部长威罗比以及美国国防部之间的秘密电报往来资料，这样，美国以免于追究731部队干部为战犯作为条件，获取实验“成果”的秘密交易过程，首次披露于世界。[29]因这些资料的发布，鲍埃尔受到“背叛国家罪”的审判，最后被认定无罪。之后，他以索取自己的审判资料为突破口向美国当局提出诉讼，虽然获得了胜诉，但是美国当局并没有提供这些资料，只是提供了鲍埃尔已经偶然获得的美国同731部队秘密交易的资料。另外，鲍埃尔的论文还介绍了希尔报告书的内容，对于披露731部队实施人体实验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与此同时，郡司阳子也开始了采访原731部队队员的工作，1982年出版了《真相·石井细菌部队——执行极密任务的队员们的证言》（德间书店，1982）和《证言·731石井部队——迄今首次披露的女队员的证言》（德间书店，1982）。
另外，记录原731部队队员经历的书籍也开始发行。最早刊行的是少年队队员秋山浩（化名）的《特殊部队731》（三一书房，1965）。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相继有秋山寿惠夫的《质问医生的伦理——在731部队的体验》（劲草书房，1983）和越定男的《日之丸下的红泪——第731部队员告白记》（教育史料出版社，1983）。越定男在《告白记》中记述了1945年8月苏联参战后，731部队为毁灭证据，将“马路大”全部杀死，然后把骨灰装进草包丢弃进松花江的经过。
1984年，常石敬一出版了《目标·石井731部队与美军谍报活动》（大月书房），内中翻译了美国调查的731部队和1644部队的真相，对731部队的情况有一个更详细的描述。
1988年8月，山中恒发现了61册《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朝日新闻》1988年8月21日报道），从中明确了石井四郎在东京新宿区户山陆军军医学校建立的防疫研究所同平房731部队本部的密切关系。[30]特别是《关于支那事变新设陆军防疫机关运用之效果、将来作战之方针以及防疫接种效果》这一资料，是1940年3月30日，石井四郎在陆军军医学校召开的部队医学学会上的讲演记录，其中的图表83“支那事变新设陆军防疫机关”中，记载了固定的防疫给水部队除哈尔滨、北京、南京、广东外，第五支就是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部队长石井四郎、东京、310人，昭和8年（1943）4月1日组建”，说明了防疫研究室同哈尔滨的731部队本部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对哈尔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的记载是：“部队长石井四郎、哈尔滨、1836人，昭和11年（1936）8月11日组建。”[31]
五 战后中国的调查报告
中国的战后调查是从1950年开始的。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指示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调查731部队的情况，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于1950年3月11日发出通知，着手调查731部队和100部队，调查的结果形成了《平房细菌工场纪实》（1950）和《安达鞠家窑细菌工场纪实》（1950）。前者就731部队破坏各种设施后老鼠逃亡，造成1946年原731部队周围地区鼠疫流行的情况，收录了义发源村居民的控诉、参加防疫工作的市政府卫生局科长傅桂深的谈话、松江省保健防疫科长戛德敬的谈话，另附有死亡状况表，其中大东井子村死亡28人、义发源36人、后二道沟39人，总计103人因鼠疫死亡。
关于安达的资料，首次收录了安达野外实验场的建筑物分布图，显示出飞机场及移动房舍（老鼠饲养实验所）的位置等情况。关于100部队，1950年2月14日的《长春新报》及1950年2月16日的《东北日报》都详细记载了长春100部队的情况。
朝鲜战争中，对于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的嫌疑，1952年3月29日，世界和平评议会执行局在奥斯陆（挪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调查有关在朝鲜和中国实施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ISC）。ISC从调查之初就对原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散播细菌的问题予以高度关注。1952年6月末，由6人组成的调查团到达北京，调查团中有英国剑桥大学生化学家约瑟夫·尼达姆，由他起草了长达700页的ISC报告书。苏联医学会副会长、细菌学教授茹克夫·费勒什尼科夫也是调查团成员之一，他曾是伯力审判的主任检察官，他到达北京后在ISC的第一次会议时，提供了伯力审判时关于731部队的审判记录，说明细菌是附着在昆虫之上。ISC召开第二次会议时，中国方面提供了两份关于细菌的正式记录，一个是常德鼠疫流行时中国卫生署陈文贵的报告；另一个是11座城市遭受细菌攻击的资料，包括浙江省的衢州、义乌、金华、宁波，湖南省的常德，河北省的正定，山西省的保定[32]、河曲，总计有699人死亡。这些数字不过是实际受害者的冰山一角。
ISC又到沈阳等地调查，还去了平壤，在那里会见了陈文贵。战后，陈文贵任中国医学协会西南分会会长职务，1950年时是重庆市立宽仁医院的医生。朝鲜战争期间因多处鼠疫流行，他被派赴朝鲜的保健省（部），在平壤从事防疫工作。
1952年8月9日，ISC返回北京，8月31日发表了最后报告书，其中收录了尼达姆听取陈文贵报告书中关于常德遭受细菌攻击的情况。ISC的调查活动再次促进了中国的细菌战调查，1952年11月30日，发布了《关于731及100细菌战部队罪恶活动的调查报告》，这是中国方面最早形成的关于731部队系统的报告书，内中收录有遭到破坏后的平房ロ号栋的34张照片。对于日军散播细菌，报告书中写道：
1940年7月，第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率领特别派遣队在宁波上空散播了鼠疫跳蚤。这支部队还备有70公斤伤寒菌和50公斤霍乱菌。1941年，731部队向华中的常德地区派出特别派遣队，散播了鼠疫跳蚤，同时准备了130公斤副伤寒菌和炭疽菌，这次实战南京的1644部队也参加了。为了准备对苏细菌战争，第731部队和100部队于1942年侦察苏联国境，将细菌战特别派遣队派赴苏联国境一带活动。第100部队还散播炭疽菌，污染了苏境附近的德尔布尔河。
当时，对中国受害地区的调查还没有开展。
此后，到了1989年，中国方面公开了731细菌部队和有关细菌战的资料，这就是中央档案馆等部门编纂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5卷（中华书局），其中多为当年被收容在旅顺战犯管理所的原731部队人员的供述书。1992年，根据该史料集中有关细菌战的内容，由同文馆翻译出版3本书出版，分别是《证言·人体解剖——原日本军的战争犯罪》（《証言 生体解剖——旧日本軍的戰争犯罪》）、《证言·人体实验——731部队及其周边》（《証言 人体实驗——七三一部隧とその周边》）、《证言·细菌作战——BC武器的原点》（《証言 細菌作戰——BC兵器の原点》）。
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中的日本战犯，情况如下：1950年2月，《中苏友好条约》签订，羁押在西伯利亚的969名日本人被引渡到中国，他们均被收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另外，在太原战犯管理所还收容了140人。中国审判的战犯计110人，其中没有1人被判死刑，另有1017人不予起诉释放回国，只有45人被判徒刑（另有47人在羁押中死亡），并在刑满的1964年之前全部释放回国。
在抚顺的731部队成员中，除731部队林口支队长木神原秀夫外，大多数都是少年队队员或普通队员，对于全面了解731部队的组织系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他们具备日常生活的具体和丰富的体验。比如，柄泽班成员田村良雄（即筱塚良雄）的证言证实了川岛、柄泽在伯力的供述（川岛清是第四部即细菌制造部的部长，柄泽十三夫为细菌制造课长），而且内容更丰富和具体。
田村是731部队少年队成员，他曾同18名少年队队员一起，直接参与了田中班和筱田班培养跳蚤的工作，他在1954年9月8日的证词中说：“1940年6月上旬，在田中技师的指挥下，我和15名少年队队员培养了900毫升的跳蚤，这些跳蚤由动物班饲养，然后连同2000只老鼠由航空班运往南京”，“通过细菌的大批量生产，合计有270公斤的伤寒、副伤寒、霍乱、鼠疫、脱脾疽菌用飞机运往南京或华中地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本部派遣柄泽十三夫率领远征队到现场散播这些细菌，为的是杀害华中地区的中国人民”。
另外，田村的证言还证实：从1941年7月上旬到9月上旬，乃至1942年的6月中旬，柄泽班的田村等30人，接受柄泽的命令制造伤寒、副伤寒和霍乱菌，1941年制造了约70公斤，1942年制造了约140公斤，都由航空班运到南京使用。这个时期，正好符合日军（在华中）散播细菌的时期。
《细菌战与毒气战》一书，记载了陈万里关于1940年日军在浙江衢县、宁波、金华空投细菌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此次，宁波与衢县先后发生鼠疫，发病均极迅速，并无一般鼠疫流行病学上先行预发征兆，如大量死鼠之发现等。且据调查所得，宁波在发病之前一周，敌机曾向疫区投下小麦。衢县于10月4日，在现在疫区中心，敌机也投下谷类及小米，其中且混有跳蚤。”这些跳蚤经过近两个月的辗转投递，已不能确认其中是否存有病原体，“但敌机的此种行动，适与该两县鼠疫发生地点相一致。依照万里等人以科学并客观的推论，该两县鼠疫之所以发生，似与敌机散布是项物质有极大之关联。且证以最近敌机在金华掷下鼠疫杆菌之举动，又可得一敌机实行细菌战之证明”。[33]
该书还收录了陈万里关于敌机在金华投掷物资的报告。另外，容启荣的《浙江鼠疫调查报告书》（1941）也收录其中，根据这些资料可以判明宁波、衢县、金华的全面情况。对常德地区鼠疫的流行，收录有容启荣的《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和陈文贵的报告书。以上是中国方面的史料。
战后，在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从事疫苗研究的细菌学者和气朗在其译作《细菌作战》中，有《关于鼠疫诊断》的内容，内中以陈文贵的常德鼠疫流行报告书为例，指出：“从防疫学角度看，1940～1941年在中国浙江和湖南常德流行的鼠疫传染病，在诊断上没有错误，中国医疗机关的检查方法基本没有问题。”接着，和气朗谈到鼠疫流行同日军飞机实施细菌战的因果关系：
首先，浙江衢县、宁波和湖南常德流行的鼠疫中自然发生的吗？还是人为造成的呢？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一是鼠疫是啮齿类动物之间的传染疾病，通过跳蚤为媒介传染，因此，在人类感染鼠疫之前肯定要在啮齿类动物之间流行，其结果是老鼠大量死亡。老鼠尸体的出现是鼠疫流行的先兆。可是，1940年浙江衢县、宁波以及1941年湖南常德鼠疫流行前，并没有发现大量死亡的老鼠，这同自然发生的鼠疫有别。
二是从发病率看，认定是人为造成并不牵强。
三是鼠疫的流行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如同波浪运动或蔓延，而本书（指《细菌作战》一书）列举的病例都是散见的，又都在日军奇怪的空袭地区发生。
以上三点可以断定，在中国华中地区发生的鼠疫不是自然流行的。
和气朗又指出：“笔者从1954年开始在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从事疫苗的制造工作，战争时期在石井部队（731部队）和南京防疫给水部队工作时，听到一些人议论过鼠疫菌和培养跳蚤的事情，这些人有的去世了，有的还在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