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和气朗总结称：“很明显，1940～1941年在中国浙江、湖南流行的鼠疫的确是日军人为散播细菌所致，称中国方面是‘政治性宣传’来推托（责任），是极不科学的。”
和气朗的结论明确了日军散播细菌而造成鼠疫流行的因果关系，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苏联对（细菌）战犯进行了审判，并出版了《伯力审判资料》，而美国在战后进行了4次调查却没有审判细菌战犯，为的是得到细菌战、化学战的实验“成果”。正像费尔报告中的“总论”部分指出的那样，（美国）详细听取了（细菌战犯）按细菌种类进行实验的技术方面的内容，美国极度戒备苏联了解这些情况，是为了本国利益而进行的调查。
从历史学的角度，如果美苏各自的调查报告中有相同的记述，那么，就可以认定是历史的事实，再加上中国方面公开发行的资料，就构成了铁三角的相互补证的关系。
六 20世纪90年代的调查和研究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市民运动有很大的发展，1989年7月，在东京新宿区户山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的建设现场，挖掘出大约100具尸骨，此地原是陆军军医学校的旧址，还设有以石井四郎为室长的防疫研究室，因此被认为与731部队有关联。为了查明这些尸骨，市民们组成了市民团体，并从1993年开始，开展了“731部队巡回展”活动，一年半的时间里在全国64个场所展出，参观人数达22万人。
1995年夏，在中国哈尔滨召开了“731部队国际学术讨论会”，中日各有100余人参加，会后编辑出版了《日军的细菌战·化学战》（明石书店，1996）。
在731部队巡回展的过程中，原731部队的一些队员站出来讲述他们经历过的事实，后这些队员的证言资料被编辑成册，以《细菌战部队》为题出版（晚声社，1996）。这本书中都是关于日军散播细菌的证言资料，有田村良雄关于诺门坎事件的证言，田村、镰田信雄关于新京（长春）、农安鼠疫流行的证言，小笠原明关于在731部队田中英雄班培养跳蚤的证言，伊藤影明在北京1855部队培养跳蚤的证言，松本博关于南京1644部队实施人体实验的证言，丸山茂关于广东8604部队杀害大批香港难民的证言，以及大快良明关于新加坡9420部队的证言。凡当时能收集到的证言几乎都收录其中。
20世纪90年代，新闻记者们也纷纷制作关于731部队的文献资料，尤其是1992年4月，NHK连续两日播放了《731细菌部队》节目，以苏联克格勃解体后公开的伯力审判资料和美国犹他州的《达古威文档》资料为基础，突出了战后对731部队要员免罪的过程。本文引用的犹他州《达古威文档》资料，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现的。
在此期间，有关731部队的著作陆续出版，首先是资料集，其中有朝鲜战争时中国方面对731部队的调查资料（藏于辽宁省档案馆），由小林英夫、儿岛俊郎编辑，林道夫翻译，不二出版社出版（1995），题为《731细菌战部队·中国新资料》。
1994年，木下健藏的《消失的秘密战研究所》由信浓每日新闻社出版，是一部包括731部队在内的关于陆军登户研究所的著作。其他还有《731部队·亚洲的声音第八集》（东方出版，1994）；铭心会发行的大会报告集；以及常石敬一的《医学工作者的有组织犯罪——关东军731部队》（朝日新闻社，1994），这本书指出，日本的医学工作者不只是直接到中国哈尔滨的平房，更多的是作为防疫研究所的顾问，间接地参与了平房的（细菌）实验。
另外，这一时期还发现了日军策划和实施细菌战的史料。1993年吉见义明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了井本熊男的业务日志。据《井本日志》记载，1940年细菌战的“目标是攻击浙赣沿线城市”，这一计划是1940年6月5日制定的，决定在7月中旬实施，实施部队直属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负责人为石井四郎，采取鼠疫菌跳蚤“下雨”攻击的方式。
7月22日，井本视察了杭州，又决定利用杭州市原（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的旧址作为细菌攻击的出击据点。7月25日，以“关作命丙第659号”命令关东军731部队运输武器、机械，并临时组成奈良部队（番号），从哈尔滨赴南京，到达后务必同南京的1644部队队员会面。9月10日，大田澄和增田美保（731部队航空班班长）给井本的报告中称：“宁波、衢县适合作为目标，（金华？）[34]。”9月18日，井本同奈良部队联络，决定对宁波、衢县、玉山实施细菌攻击。以上内容都是《井本日志》中明确记载的。
《井本日志》中对1941年日军攻击常德也有详细记载。1941年9月16日，根据大本营陆军部指示，731部队对常德实施攻击。11月4日早6时50分，日本飞机到达常德上空，飞机搭载了“36公斤粟（感染鼠疫菌的跳蚤）”，在能见度1000米以下高空散播。《井本日志》还记载了1942年5月至9月末的浙赣作战中，731部队向地面散播了各种细菌。
1942年5月27日，参谋本部召开实施细菌攻击的碰头会，石井四郎、增田美保、增田知贞等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使用配置了新型撒播器的九七式飞机，准备投撒的细菌有霍乱、伤寒、副伤寒和鼠疫菌等，其中鼠疫菌由平房提供2公斤、南京提供1公斤、其他部队提供1公斤，总计4公斤。以上内容在《井本日志》中都有记载。
但是，到了7月15日，接到当地日军遭受细菌感染的报告，加之老鼠数量不足，攻击被推迟到8月中旬以后。
《井本日志》还记载，接到8月28日的报告，内中提及日军对广信、广丰、玉山等地投撒了鼠疫菌，采用的是三种方法：即散播感染鼠疫菌的跳蚤（三地均实施）；向地面放生注射鼠疫菌的老鼠（广信与玉山）；散播附着鼠疫干菌的跳蚤以直接感染人类（玉山）。
在常山和江山两地，“把霍乱菌直接投放井中，或附着在食物上、注射在水果上”。在衢县和丽水，散播了伤寒菌和副伤寒菌。这些病菌都运送到南京，再用飞机送到衢县，或用汽车运到目的地。
这部关于日军策划和实施细菌战的《井本日志》的发现，完全证实了日军散播细菌同疫病流行的因果关系，在研究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像前面提到的那样，日本的资料同美、苏、中的资料互相补证，形成了“铁四角”关系。
还有，1996年出版的《高中生的追踪——老鼠村和731部队》（教育史出版会），是埼玉县立庄和高中学生在地理历史研究部教师远藤光司指导下完成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关于埼玉县春日部农民饲养老鼠送往731部队的史实记录。
从1991年开始，森正孝等人对浙江和江西的细菌战受害情况进行了调查，1995年由森正孝、糟川良谷编辑出版了《中国方面史料——对中国的侵略与731部队的细菌战》（明石书店）。1994年10月8日，因鼠疫死亡近400人的义乌市崇山村的民众，向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提出了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对细菌战的受害者予以谢罪和赔偿。森正孝等人也在1994年受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遗属的委托，代为转呈受害者的诉状，同时着手准备成立查明日军细菌战事实的民间组织。
1996年，名为“究明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会”（简称“究明会”）的组织正式成立，除了调查浙江省的细菌战受害情况外，还对常德展开了调查。1998年，“究明会”出版了《细菌战带给中国人民的是什么——1940年的宁波》（明石书店），提供了日军对宁波实施细菌攻击以及受害情况的详细资料。
中国方面，1991年，韩晓、辛培林出版了《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韩晓著、山边悠喜子译的《731部队的犯罪》在日本出版（三一书房），在该书的第三章中，详细记述了石井部队参加诺门坎决死队的情况。另外，还有韩晓、金成民的《日军731部队罪行见证》（上、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上册为中国人的证言，下册是日本人的证言。
在细菌战的受害地区，地方史的研究也在进行。关于宁波的受害情况有黄可泰、吴元章编写的《惨绝人寰的细菌战——1940年宁波鼠疫史实》（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黄可泰、邱华士、夏素琴合编的《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关于常德的细菌战有陈大雅等编的《辛巳劫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关于衢州的细菌战有邱明轩的《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记实》（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其他有关地区还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调查和编辑受害者名簿。
英文著述中，关于731部队综合性的著作主要是Peter Williams and David Wallace，Unit 731：The Japanese Army’s Secret of Secrets，Hodder & Stoughton。这是最早的著作（1989），另外还有1994年出版的Sheldon H.Harris，Factories of Death——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2-45 and the American Cover-up，Routedge。还有近藤昭二翻译的《死亡工厂——被掩盖的731部队和细菌战》（1999）。另有一部Hal Gold，Unit 731——Testimony，Yenbook，1996。
从1992年开始，中日两国学者围绕731部队和细菌战展开了共同研究，出版了《15年战争期间中国疫病社会史研究》，是日本庆应大学经济学部和中国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合作研究的成果。还有关成和著、松村高夫、江田宪治等人编译的《731部队进入的村庄——平房社会史》（こうち书房，2000），松村高夫、解学诗等合著的《战争与疫病——731部队带来了什么》（本の友社，1997），《战争与疫病——731部队罪行考》（人民出版社，1998）。
《战争与疫病》一书在揭示731部队和100部队的基础上，还包括了日军在新京的鼠疫战略（解学诗执笔），1940～1944年日军在浙江、江西实施的细菌战（李力执笔），1941年在湖南常德实施的细菌战（松村高夫执笔），1938～1945年间国民政府的防疫战（江田宪治执笔），1946～1948年东北鼠疫的大流行（郭洪茂执笔）以及细菌战研究史（松村高夫执笔）等内容，是一部关于细菌战的综合研究。该书尽可能地收集了在中国各档案馆的细菌战资料，又利用了美、英、日等国的史料，充分揭露了日军散播细菌的历史事实，及其同各地疫病流行的因果关系。
上下两册的《战争与疫病》指出，731细菌部队在平房至少对3000名中国人进行了人体实验，不仅如此，还将制造的鼠疫病菌散播到中国的十几个城市，造成许多人伤亡，这是日军对中国人的双重加害。
目前[35]正在进行两起诉讼案，一起是1995年8月平房人体实验死难者遗属的赔偿诉讼，其中有死难者朱之盈的妻子敬兰芝，以及王耀轩和王学年的遗属，要求日本政府予以谢罪和补偿；另一起就是现在进行的日军实施细菌战的受害者及其遗属的诉讼。
七 关于731部队和细菌战的诉讼
近年来，围绕着731部队和日军细菌战问题，法庭方面对两起诉讼做出了判决。一个是家永三郎的第三次教科书诉讼，1997年8月，最高法院判决家永胜诉，日本政府败诉；另一起是1995年8月，731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遗属的诉讼，1999年9月经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日本政府胜诉，原告抗诉，继续向高等法院申诉，目前此案尚在东京高等法院审理中。
（一）第三次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
该诉讼源于家永三郎在他编著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新日本史》中的一段注释，内容是：“在哈尔滨郊外设立了被称作731部队的细菌部队，对被逮捕的数千名中国人，也包括部分外国人进行人体实验，并残忍地将其杀害，这种残忍的作业直到苏联参战为上，持续了数年。”（第277页）文部省在审定时认为：“目前关于731部队的可信的学术研究、论文以及著作等尚未发表，把这样的内容收入教科书为时尚早，而且事实也不一定成立，应该等待更稳妥的成果出现后再考虑。”因此要求家永三郎将该内容全部删除。
家永是1983年9月4日在申请审定稿上写下的上述文字的，文部省在1983年12月27日提出全面删除的意见。针对此修改意见，1984年1月17日，家永三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关于731部队，许多论文收录了当时该部队的要员、军医、队员以及调查处理帝银事件的工作人员的证言，大量的杂志文献，以及电视文献记录等都有记载，在今天已是公认的事实。731部队的建筑物遗迹尚存，日刊新闻多次发表过这些照片，多数国民是了解731部队的。只以学术著作没有广泛记载为由不准其在教科书中出现，是碍难接受的。”
然而，1984年2月1日，文部大臣下发了不采纳家永意见的通知决定，家永不得已只好删除了有关731部队的内容。
东京地方法院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又称加藤判决）是在1987年，站在家永一方的有历史学者江口圭一、《恶魔的饱食》的作者森村诚一，政府方面的辩护人是历史学者秦郁彦。家永原告方以大量的证据证实家永的原稿是有学术根据的，指出“要求删除（家永）原稿中关于731部队的记述的修正意见是不得当的”。
然而，法庭方面只是把秦郁彦的证言当作唯一的事实根据，认为：“当时学术界对731部队的学术研究尚不充分，对于将其作为事实记载在高中教科书中应该慎重。”在教科书审定的1983年，学术界似乎存在秦郁彦的这种见解，法庭采纳的是他们的意见。
一审判决声称“本法庭难以判定双方学术见解的优劣”，可是，实质上又断定审定理由（要求删除的意见）“不缺乏合理依据”。
在原告方抗诉的二审中，笔者参与家永一方作证，政府方仍请秦郁彦为辩护方。在证人询问和呈递的《意见书》中，笔者提出以下几个观点：
1.指出《伯力审判资料》、美国讯问调查书和中国方面调查史料的形成过程，尽管这些资料都是各自形成的，但是，在内容上互相辅证，证明了其真实性。
2.一审的焦点之一是731部队是否进行了人体实验的问题，笔者的意见书中对这一点表示确认。一审时（法庭）采纳了秦郁彦认为费尔报告书中没有确认人体实验的主张，笔者阐明费尔报告书记载了人体实验问题。
3.1981年，森村诚一、常石敬一、鲍埃尔等人的著作已经出版发行，教科书审定时完全可以满足教科书中的记述程度。
4.教科书审定以后到1991年，学界研究的发展进一步证明家永教科书的记述是正确的。在此期间，731部队的问题通过电视文献片以及报刊的介绍已经在国际上引起反响，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人们都在密切注视着（家永教科书）判决的动向。
1993年10月20日，东京高等法院做出二审判决（又称川上判决），判决家永三郎败诉，对于731部队，法院认为原告方没有提出可以称之为理由的理由，其实，该判决仍然是政府一方的“时机尚早论”，而且，比一审更退了一步。
判决称：“在本案审定处理期间，关于731部队的研究，很早就发行过一些出版物，但是实质性地查明和深化了事实，是在本案审定的两年前”，“1981年出版发行有常石敬一的《消失的细菌战部队》和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可是，《恶魔的饱食》从基础史料上说还不能明确认定为学术性质的著作，其他研究者难以鉴定其记述的内容是否真实”。
1994年4月，笔者对二审判决提出了批评意见：“为什么在审定的两年前就已经‘实质性地查明和深化了事实’，却要命令全部删除，这正当吗？简直不可理解。要害还在于制度违宪和适用违宪上，至少是滥用审判权。判决正是基于‘实质性地查明和深化了事实，是在本案审定的两年前’，所以判定‘在内容的选择上为时尚早’，但又不得不承认要求修改的审定意见在酝酿过程中存在判断疏忽的失误。”
另外，对《恶魔的饱食》的评价也是无理的，不把它作为学术著作看待，而正是这部“其他研究者难以鉴定”的著作，才使731部队的研究“实质性地查明和深化了事实”。1981年，由于森村、常石和鲍埃尔著作的出版发行，家永原告团认为已经充分地认证了731部队的核心事实，判决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可是仍然主张“为时尚早论”，判决难以掩盖的矛盾被暴露出来。
1997年8月，最高法院第三法庭做出三审判决，家永获得了胜诉。最高法院判决“（文部省）要求全部删除（家永关于731部队的记述）的审定意见，在判断过程中对当时学术情况的认识，以及违反原审定标准等方面有疏忽过失，超出了审定范围，属于违法（圆部、大野、尾崎等多数法官的意见）”。
这样，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文部省审定要求删除731部队对中国人等进行人体实验的记述，应被视为违法。”
（二）关于731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的诉讼案
1999年9月22日，东京地方法院就731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遗属的诉讼案做出判决，从法律上判决原告败诉，但判决的内容承认了事实，认为“731部队的存在及其进行人体实验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最高法院关于事实部分的记述如下：“1938年，我国731部队在‘满洲国’哈尔滨的平房建设了数十栋房屋作为研究所，附近还建有飞机场，石井四郎的细菌战部队早从1934年开始就在五常设立了研究所，为了扩大规模，改在平房建设，以实战为目的大量生产细菌，并对被称为‘马路大’的俘虏实施人体实验。1945年8月战败之际，为销毁证据，对平房设施进行了强度破坏。战后远东军事审判查明了731部队的真相，也追究了日本人的责任。731部队的存在及其实施人体实验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最高法院在审理家永教科书第三次诉讼案，以及东京地方法院在审理731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诉讼案时都承认“以实战为目的大量生产细菌”的“731细菌部队”的存在，那么，对日军实施细菌战、造成受害者的判决只不过是上述两案的延续，从法律上说，法庭方面没有理由不予以承认。
以上是关于731部队开发、使用细菌武器的历史事实。下面涉及细菌武器的散播以及迄今的情况。
日军散播细菌同疫病流行的因果关系，不只有一国的史料。以下根据多国的史料，并参照当今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不仅限于文献资料，还运用口述史、照片、遗迹等资料予以说明。
可是时至今日，在日本还有大部分关于731部队和细菌战的史料没有公开，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1986年9月1日，美国众议院复员军人补偿问题委员会召开公听会，国防部记录管理部长哈恰称，战后，美国掌握的731部队的资料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都归还了日本。经日本国会图书馆调查，“关于731部队的第一手资料，归还日本后最先交到外务省复员局，防卫厅设立后，又从外务省移到防卫厅，战史研究室成立后移交到战史研究室”。
2000年12月，美国总统签署了《日本帝国军队档案解密法案》（Japanese Imperial Army Disclosure Act），原则上将有关731部队的资料予以公开，日本也应该将这些资料公开，使731部队和细菌战的事实进一步得到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