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731部队的细菌战准备
被抓捕到平房特殊监狱的人，都是被认作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人物。在1938年1月26日发布的《关于特别输送处理的通牒》（“关宪警第58号令”）文件中，指示日本的警察和军队可以“未经审判、直接送致”，将这些人押到平房，这种特殊“处理”被称作“特别输送”。利用火车把“犯人”押到哈尔滨车站，然后用密封加锁的卡车运到平房，关押在特殊监狱中，其目的是为了进行人体实验。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近70名日本宪兵供述了“特别输送”的情况，他们大多知道这些被731部队收容之人是用来进行人体实验的，并供述了关东军司令部对“特别输送”实行名额分摊的经过。据1942年10月以来担任东安宪兵队长的平木武供认，“所谓‘特别输送’，就是对被宪兵队逮捕的抗日地下工作者或者具有抗日‘反满’思想的人，审问后，由宪兵队长报请关东军司令官批准，押送到哈尔滨的‘防疫给水部’，供作细菌实验”。
除中国人之外还有俄罗斯人、朝鲜人、蒙古人等，一律隐去姓名，以三位或四位数字做代号，统称“马路大”，数量以一根、二根计算。细菌实验的牺牲者至少3000人。所谓“至少”，是因为这个数字是川岛清在伯力审判时交代的数字，他供认，“731部队在平房的5年期间，即从1940到1945年间，在这所杀人工厂被杀人细菌感染杀害的人数至少为3000人”。另据731部队的X光技师排列的“马路大”序号记录，“马路大”一直排列到1500号。还有，最近在哈尔滨发现的“特别输送”名簿，更确凿地证实这一数字是有根据的。
1943年10月的大连事件中，大连宪兵队本部战务课外勤曹长三尾丰在大连宪兵队长的指挥下，逮捕了21人，其中王耀轩、李忠善、王学年等4人被送到731部队。他曾供述如下：
1943年10月，我任大连宪兵队本部战务课外勤曹长，在队长白滨重夫的指挥下，我同特高课长藤田正少佐率领30人，分队长平中清一率20人，满洲86部队无线分队小松少佐率10人，总计60人一起出动，逮捕了大连市黑石礁从事地下抗日活动的沈得龙夫妇，及同他们住在一起的摄影师等6人，没收无线电台一部。接着，又在沈阳逮捕了中共党员李忠善、天津抗日地下工作者王耀轩、中共党员王学年以及裕兴纺织厂厂长杜某，还在海城哈塘村逮捕了沈得龙夫人的8名亲戚等。之后，沈得龙、王耀轩、李忠善、王学年等4人被押到石井部队杀害。其他17人在监押2周到1个月后释放。在这起事件中，我参与了逮捕沈得龙，还参与了逮捕和拷问王耀轩、王学年。之后，经请示送往石井部队，我亲自押送4人到石井部队予以杀害。
大连宪兵队特高系思想对策班第二班班长长沼节二对此也有供述，他的供词是：“1943年10月初，我作为逮捕班长指挥部下，逮捕了居住在大连黑石礁的抗日工作者沈得龙。同年10月中旬，又指挥5名宪兵赴沈阳逮捕了李忠善，还在天津逮捕了王耀轩。之后，大连宪兵队长白滨中佐下令，将4人押到石井部队。”
大连宪兵队警务系伍长今中俊雄也参与了逮捕沈得龙等人的行动，他供述道：“在商议对逮捕人员如何处理时，有人提议送到石井部队，便以宪兵队长的名义写成报告书，向关东军司令官三浦中将请示。同年11月末，沈得龙、李忠善、王耀轩，另外还有一名共产党员被押送到石井细菌部队。”
人体实验是为了开发的细菌武器和进行战地医学的各种实验，首先对活体注射各种细菌，然后检查细菌感染的效力，比如，人失去多少水分仍可以生存，在低压的情况下人的变化，和动物的血交换能产生什么结果，X光长期照射的后果等，进行各种形式的实验。借用《恶魔的饱食》作者森村诚一的一句话，简直就是“全部招数的残酷大登场”。
731部队最为重视的是能够用于实战的鼠疫菌和炭疽菌，利用飞机将感染鼠疫菌的跳蚤投撒到地面，跳蚤就成为向人类传播鼠疫的媒介，鼠疫菌直接从空中投下会死亡，这是当时世界生物学的常识，但731部队独立进行了这样的实验。还有，把跳蚤放在注射了鼠疫菌的老鼠身上，让它们吸食老鼠的血成为感染鼠疫的跳蚤。在费尔报告书中提及利用强制手段传播鼠疫菌的实验情况，“MLD（能引起动物50%感染的最小量）50，皮下注射10毫克，口服0.1克即可感染，呼吸每立方米含有5毫克病菌的空气，呼吸10秒钟后，80%的人即可感染”。
关于直接感染的实验，“潜伏期一般在3～5天，死亡从发烧开始3～7天。人工感染鼠疫产生线肿而死亡的病例多见，死亡的3天前发生肺炎，显示出很强的感染力”。“鼠疫炸弹有不稳定性，不是令人满意的细菌武器，利用跳蚤传播鼠疫更为实用。”
在伯力审判时，柄泽十三夫供述，1944年春，在安达鼠疫菌实验场，对绑在柱子上的被实验者进行了鼠疫菌感染实验，方法是在距离（被实验者）10米左右爆破装有鼠疫菌液体的试管，但没有成功。
引人注目的是，在《费尔报告》里指出：“结论是，使用跳蚤的方法，无论是对关闭在房间里的‘实验材料’，还是利用飞机从低空喷雾式散播病菌，都取得极好的效果，通过各种实验，‘实验材料’感染者达30%～70%。死亡率至少60%。”由于“液态鼠疫菌或者干燥的鼠疫菌都具有不稳定性”，所以他们独立开发了使用感染鼠疫跳蚤的方法。
关于炭疽菌，《费尔报告》记载了“炭疽的感染量和致死量”，“感染的人类死亡率，通过皮下注射感染率为66%，口服感染率为90%，呼吸加口服感染率为100%”。《费尔报告》就36例炭疽标本（其中适用31例）讯问了大田澄，记录了731部队人体实验的方法，计有耳部注射（炭疽菌）、皮肤涂抹、皮下注射、口服、呼吸等。美国达古威细菌战实验场保存的《达古威文档》中，关于炭疽菌的内容就有400余页，有30例人体解剖标本图，另有18张心脏、肺、扁桃体、支气管、肝脏、胃的显微镜拍摄照片。《费尔报告》还记载了炭疽的喷雾实验，“将4人关在10立方米的玻璃室内，用普通的消毒用喷雾器喷洒300毫升溶液，每毫升溶液含1毫克炭疽菌”。《费尔报告》的各论部分还记载：“喷雾，1947年11月20日，高桥博士”，另记载了（玻璃）实验室的尺寸和装置。
以上是细菌武器在实验的基础上进行制造和用于实战的情况。
1939年5～9月的诺门坎事件中，约20名731部队队员携带肠伤寒菌投撒到哈拉哈支流的上游，原队员筱塚良雄、西俊英、鹤田兼敏等人都有这方面的证言。接着，日军从1940到1942年对中国数十个城市投撒了细菌。分别是1940年秋向浙江省的衢县、宁波、金华散布了鼠疫菌；1941年秋用飞机向湖南省常德投撒了同样的鼠疫菌。另外，1941年在浙赣铁路沿线各地也散布了鼠疫病菌。
二 对浙江省的细菌攻击
1940年6月5日，为了开展对浙江、江西的细菌战（又称ホ号作战），中国派遣军作战参谋井本熊男与参谋本部作战课长荒尾兴功商定，于7月中旬对浙赣铁路沿线城市实施鼠疫跳蚤等细菌武器的攻击。7月21日，井本飞到哈尔滨，同石井部队商议ホ号作战。第二天（7月22日）飞到杭州视察，决定从731部队抽调人员编成奈良部队，从哈尔滨进驻杭州原中央航空学校，作为细菌战的前沿基地。
与此同时，奈良部队也已经编成，由第二部长大田澄、航空班长增田美保等40人组成，关东军司令部派参谋山本源一参加这支远征队担任指挥，作战过程中石井四郎也亲赴前线。
1940年7月25日，下发了“关作命丙第659号”命令，命令利用铁路运送奈良部队和器材。7月26日，根据同一命令，关东军野战铁道司令部下发了“后勤命令第178号”，在其附属文件中注明：“依据关作命丙659号，制定运送哈尔滨的奈良部队（平房石井部队一部）40人及器材（秘密器材）的运送简表，山海关——天津——上海。”
7月末，由40人组成的奈良部队携带器材从平房出发，8月5日，到达南京对岸的浦口。8月16日，井本熊男受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派遣，与731远征部队（奈良部队）联络，进行细菌战的准备。8月28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富永恭次去东京与编成动员课编成班长美山要藏、作战课作战班员荒尾兴功会面，8月30日，同华中防疫给水部的增田知贞及奈良部队取得了联系。就这样，参谋本部、中国派遣军、关东军组合在一起，共同实施了细菌战。
在此期间，平房的731部队开始大批量制造细菌，细菌战的准备进入了高潮。据原少年队员田村良雄1954年9月8日供述，从1940年7月上旬到11月上旬，在川岛清大佐的总指挥下，有120人投入大批量生产细菌的队伍。1940年5月上旬到6月上旬，田中、筱田班从事跳蚤的培养，到6月上旬共培养出900重开跳蚤，连同2000只老鼠用飞机运往南京。同年7月上旬到8月上旬，在神崎中队的无菌室，进行附着有霍乱、副伤寒菌的跳蚤的培植，每人大约收取了3公斤左右的霍乱菌和伤寒菌。8月下旬以后，受小林松藏少尉的命令，制造搬运细菌所需的冷冻剂。1940年9月初，受铃木启久少佐的命令，把约10公斤的伤寒菌苗装进蛋白胨瓶里，然后分放进两个木箱内，装入干冰后运到航空班，再搬运到飞往南京的飞机上。
在此期间大批量生产的细菌种类有伤寒、副伤寒、霍乱、鼠疫、脱脾疽菌等，总计270公斤左右，用飞机运到南京或华中地区。
细菌战最初计划在1940年7月中旬实施，但因运输上的原因推迟到9月18日。8月16日以后，井本指示搜索选择具体的攻击目标，9月10日，收到大田澄和增田美保的报告，选定了宁波和衢县，金华作为候补。在井本9月10日的日志中这样写道：“宁波和衢县作为合适目标，（金华？）[36]……第一次C（霍乱）更改为T（伤寒）。”宁波是浙江省东部重要的港口城市，衢县和金华是浙赣铁路线上的战略要地。9月18日的《井本日志》这样写道：“目标：宁波可”，另外，还把金华、玉山纳入细菌攻击的对象。
到1940年10月7日，日军共进行了6次细菌攻击，其中至少有一次散播了鼠疫跳蚤。10月8日，井本调任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课，出发前，他向接任的吉桥戒三、增田知贞就“ホ号作战”交换了意见，还商定了“进入12月”，“实验”停止的方针。对于正在进行的细菌战，日志中还记载，“没有发生C（霍乱），P（鼠疫）或许能够成功”，可知他们期待的是散播鼠疫。因为散播霍乱、伤寒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10月中旬以后，日军重点进行鼠疫菌的散播。
这里引人注目的是，日军在地面对农安、新京进行鼠疫菌传播的实验，空中则对宁波等地散播鼠疫。前者使“满洲国”“首都”新京西北60公里的农安流行鼠疫。1940年9月23日，在新京的日本「軍屬」突然发高烧，9月29日死亡，经病理解剖判明是感染了鼠疫。此间，又有邻近的田岛犬猫医院工作人员的7名家属在短期内死亡，随后新京也以猛烈的态势流行起鼠疫。平房的731部队随即在新京组成“关东军临时鼠疫防疫队本部”，展开防疫活动。10月20日～11月6日，731部队的人员出发进入农安，他们挖出已经被掩埋的尸体，取出死者的内脏带回平房。
据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解学诗先生的研究，新京鼠疫的流行是731部队故意散播病菌所致，为的是在1940年秋对中国浙江实施细菌战。
10月下旬，日军开始从空中向宁波城投撒鼠疫跳蚤，结果宁波开始流行鼠疫。对衢县也投撒了鼠疫跳蚤，获得了相同的结果。10月27、28日，又从空中向金华城投撒鼠疫菌，金华的卫生机关从日军投下的物资中发现了鼠疫杆菌，所以对宁波、衢县鼠疫流行的原因引起重视，断定为日军投掷物资所致。
1940年12月初，浙江省卫生处长陈万里在金华进行病菌检查，确认日军散播了鼠疫菌。12月初，陈向浙江省省长黄绍竑呈递报告书，认为宁波、衢县鼠疫的流行，极大可能也是日军实施的细菌攻击所致。于是，黄绍竑向各县发出了紧急通告。
同时，浙江省和军方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了日军在浙江散播鼠疫所造成的损失情况，蒋介石当即下令设法防止鼠疫的流行蔓延。可是，从10月29日到12月6日，宁波有97人死亡，衢县从11月12日到12月5日有21人死亡。12月下旬，卫生署署长容启荣决定派遣埃德曼[37]博士从贵阳赶到浙江，调查宁波、衢县鼠疫流行的原因和受害情况。1941年1月15日，容一行也到达浙江，后将调查结果写成《浙江鼠疫调查报告书》发表。
（一）宁波的情况
宁波（时称鄞县，人口约26万）是位于浙江省东部交通中心的重要港湾城市，特别在日军占领上海、广州以后，宁波成为中国通往海外的为数不多的海上通道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进入1940年，日军为了切断中国接受国际物资援助的交通线，派舰艇封锁了宁波沿海，并反复对宁波城进行空袭。同年4月又从海上展开攻击，但被中国军队击退。中国方面为了守卫宁波，除了部署地方部队外，还驻扎有正规军陆军194师。日军从9月13日起停止了攻击，但强化了空中侦察。
1940年10月27日，日军向宁波城投下了混有鼠疫跳蚤的小麦等物。据《时事公报》1940年10月28日报道，当日日军飞机两次飞临宁波上空，分别是上午6时47分和下午2时20分。时任鄞县卫生院内科主任的孙金铭回忆：“1940年10月27日早六七点钟，一架日本飞机进入市区低空飞行，向市中心的东大街与开明街交叉处的商店、住宅一带抛洒小麦、小米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落在庭院或屋顶。有人还听到飞机离开后屋顶上有啪啦啪啦的声音。”
大量隐藏在谷物里的鼠疫跳蚤就这样落到地上。时任宁波临时防疫处消毒队副队长的钟辉回忆道：“鼠疫发生后，在隔离病室的病人们说，日本飞机飞来时把许多小麦和小米一起投了下来，里面有许多跳跃的小东西。后来，（我们）穿上白衣服和胶鞋在疫区工作时，下半身经常粘有许多个头比较小、红色的跳蚤。谁家落下的小麦多，谁家死的人就多，宝昌祥号死了14人，元泰绍酒店死了6人，这两家落下的小麦最多。”
10月29日，发现第一位患者，两天后死去。11月4日，经卫生院检查结果确认死于鼠疫。从11月2日起，鄞县政府采取了防疫措施，封锁了流行疫区。11月6日，成立临时防疫处，设立了隔离病院。到11月6日，死亡人数达47人，另有40余名患者被隔离观察。死者的尸体经消毒后被深埋在西南郊外的老龙湾。11月30日，政府将发生疫情的115户住房全部烧毁。到12月2日最后一名患者死亡。鼠疫流行了35天，总计死亡109人。经过1个多月的防疫活动，到11月末，疫情基本控制住。
1940年宁波鼠疫的流行，具有明显的人为感染的特征。理由如下：
第一，据甲部隔离医院61名患者的诊断记录，他们几乎都是线鼠疫患者，都是被跳蚤叮咬发病。
第二，日军于10月27日投撒鼠疫跳蚤，10月29日发现第一例患者，潜伏期不超过48个小时，时间短，证实是毒性极大的鼠疫菌。
第三，据钟辉的证言，麦粒投撒越多的地方，患病者越多。
第四，鼠疫流行前，没有发现死亡的老鼠。通常，鼠疫首先在啮齿类动物中流行，然后才感染人类。但宁波的鼠疫流行与常规完全不同。
第五，疫病区仅限于开明街与中山东路口500平方米的范围，同日军投撒谷类的地点相同。
第六，线鼠疫在不容易发生的季节突然流行。
第七，发病的时间集中，多在日军投撒毒物后的1周内发病，近一半死者是在这个时期发病。
当时参加治疗工作的丁立成还证实，就其本人保存的宁波传染病流行的统计资料看，“1940年以前宁波从来没有发生过鼠疫”。即1940年以前，宁波从没有鼠疫流行的状况。
基于上述理由，1940年10月以后宁波发生的鼠疫，除了日军散播鼠疫跳蚤的原因外，没有其他任何解释，更不是自然发生的。
（二）衢县的情况
衢县位于浙江省西部的衢州地区，是浙江省连接江西省的重要战略要地，水路交通都很发达，1941年时县城人口3.5万人，衢县一直是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主要目标之一。
日军的第一次细菌攻击是在1940年10月4日，当天上午9时左右，“一架敌机盘旋侦察，然后掠过山梁离去。敌机飞走后，在紫家巷一带发现大量的小麦、黑麦、谷物和跳蚤”，“10月17日后，衢县县城发现大量死老鼠”。
到11月上旬，在日军投撒鼠疫跳蚤的地区，鼠疫突然在人中间流行。11月12日，紫家巷三号的吴士英第一个被发现患病，11月15日，吴死去。11月18日，经检查死者的淋巴液，发现革兰氏阴性杆菌，诊断为鼠疫。到12月7日，患者增加到25人，其中24人死亡，死亡率达96%。
11月20日，县卫生院经过对患者的诊断，断定为线鼠疫。11月22日，成立了鼠疫防疫委员会，当天派出警察封锁了疫区。12月7日，鼠疫流行期基本结束。12月16日，防疫委员会决定焚毁被感染的房屋。12月22～24日，烧毁了10户37间房子。然而，鼠疫已经在老鼠中间传染。据《衢州鼠疫流行状况及预防治疗工作》记载，1940年防疫期间，“解剖了1588只家鼠，其中有133只带有鼠疫菌”，二次感染的危险迫在眼前。
1941年3月上旬，鼠疫再次在衢县县城的坊门街流行，很快，城里有十几条街道发生了鼠疫。同年6月，卫生署派遣鲍里查前往防疫，到1941年12月，疫情终于平息。鼠疫流行期间，衢县计有37条街道感染了鼠疫菌，据中国方面公布的数字，1941年衢县共发现鼠疫患者281人，其中274人死亡。
衢县鼠疫流行期间，因为日军飞机空袭县城，许多居民被疏散到周围的农村，有些鼠疫患者也逃到农村，于是鼠疫又扩大到农村，衢县临时防疫处副主任邸如昆医师推测，包括农村患者，死亡人数至少有1200人。另据衢县卫生局邱明轩医师的调查研究，死亡人数在1500人左右。
11月27、28日，日军飞机向金华直接抛撒了鼠疫菌，人们看到了白色雾状的颗粒在散布，送到福音医院检查后，发现颗粒中含有革兰氏染色法的阴性杆菌，怀疑是鼠疫菌，于是立即向县政府和省卫生署报告。11月29日，浙江省卫生试验所的吴昌丰到达金华，第二天，在衢县视察和组织防疫的浙江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也到达金华，在医院再次检查了颗粒物。吴后将颗粒物带回位于丽水的卫生试验所培养，但它们失去了繁殖能力，不过可以确认，日军从金华上空投撒的颗粒是鼠疫病菌，但由于是直接投撒，鼠疫病菌死亡，所以金华没有流行鼠疫。
日军在宁波和衢县投撒的是感染鼠疫的跳蚤，而在金华是直接投撒鼠疫病菌，其目的应该是为了对比两种手段的效果。经过对比，731部队确信投撒鼠疫跳蚤是最有效果的方法。
（三）二次、三次感染的情况
细菌武器传播的威力在于它能引起二次、三次的感染，金华地区的义乌就是典型的一例。
义乌最初流行鼠疫是在1941年9月。1941年9月2日，浙赣铁路36岁的铁道员郦冠明去衢县出差时感染了鼠疫，发病后的9月5日，乘列车返回距衢县120公里的义乌县城北门街5号自宅，第二天（9月6日）死亡。1个月后的10月6日，北门街连续出现鼠疫患者，居民为了逃离此地纷纷外出，使鼠疫迅速在县城内蔓延。10月9日，官方成立防疫委员会，采取了封锁疫区、设立隔离医院、注射鼠疫疫苗等措施。义乌县城附近驻有陆军第四十九军、第八十六军，国民政府相当重视疫情的发生，陆续派出卫生处医务队第十六队、医务队工程队第九分队、军政部第四防疫分队等到现场。
另外，11月下旬，鲍里查也从衢县赶到义乌指挥防疫。但是，由于经费不足和居民为躲避日军轰炸逃离县城，鼠疫蔓延到周围广大农村地区。到12月末，鼠疫覆盖了整个县城，直到1942年2月，才好不容易把义乌地区的鼠疫控制住。这时，因鼠疫死亡的患者达215人。
可是，周围农村地区的鼠疫仍在蔓延，扩大到苏溪、义东、东河等乡，同时越过县境向东邻的东阳县扩展，至少有113人死亡。
东阳县从1941年10月到1942年4月上旬开始流行鼠疫，传染源是在义乌城打工的农民感染鼠疫后回到家乡八坦头村，于是，东阳县的鼠疫就以邻近义乌的八坦头村为起点，然后急速向县城蔓延，结果14个村有117人感染了鼠疫，其中113人死亡。
以上可知，日军细菌战的特点是通过个人的移动逐渐蔓延扩大。义乌县的鼠疫一度被控制住，但1942年浙赣作战中日军占领了义乌县城，防疫工作中断，鼠疫再度复燃。
1956、1957年，义乌县在开展防疫工作时，对战争时期的鼠疫流行进行了调查，制作了死亡者名单。笔者于1996年11月和1997年5月访问了当时从事调查工作的刘书臣，据刘书臣发表在《义乌文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5期）上的《义乌鼠疫流行始末》记载，义乌流行的鼠疫逐渐从城区扩展到周围农村，1942年9月29日，崇山村和江湾一带发生了鼠疫。佛堂区区长在给义乌县县长的一封信中指出：“崇山村现在疫情十分猖獗，呈有增不减之势，总计死亡不下300人。”1942年10月14日，60岁的王焕章患鼠疫死亡，此后的12天里，他的妻子、儿子、孙女等也相继死亡，全家死绝。在村里从事医疗工作并给他看过病的王道生（63岁）也死去。又有许多人因为参加王道生的葬礼感染患病。
在南京1644部队服役的近喰秀大曾参加该部队组成的临时防疫队进入崇山村，他对尸体进行了解剖，“摄取各种脏器、肝、脾以及血液等”。11月18日，日军突然包围了崇山村，烧毁了200多所房屋，如今这些房屋的残骸仍在。进入12月，鼠疫才好不容易扑灭，仅崇山村1200余人中就有396人死去，约占1/3（据1998年5月调查）。
义乌县的鼠疫一直流行到1943年5月，据政府的不完全统计，有613人感染了鼠疫，其中563人死亡。
三 对常德的细菌攻击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日本于7月1日制定了《随着形势变化帝国国策要纲》，决定进驻南部印度支那，还针对苏联动员了强大的陆军兵力，增强关东军，展开“关特演”。但因为受到了中国战场的限制，于是在1941年9月5日开始了长沙作战。9月27日，日军在占领长沙后又不得不退出。在这种情况下于11月4日向常德投撒了细菌武器（第一次长沙作战于11月6日结束）。
1941年8月11日，井本熊男赶到南京，受杉本参谋的指示，下达了向常德展开细菌战的命令，时间定于9月16日。担当这次作战指挥的是731部队第二部实战研究部部长大田澄，其人于1941年7月刚刚就任华中防疫给水部队长（即1644部队）。另外，石井四郎从731部队派出40～50人。参战总人数约100人。
1941年11月25日，中国派遣军参谋长尾正夫向井本熊男报告了实战情况。据该报告，11月4日，731部队航空班长增田美保驾驶九七式轻型轰炸机于当日5时30分出发，6时50分到达常德上空。《井本日志》记载：“雾浓，降低高度搜索，H800附近有云层，须降至1000米以下实施。（增田操纵，有一侧容器开启的不充分，在洞庭湖上空时将容器丢掉，粟36公斤，其后由岛村参谋搜索。）”其中的“粟”就是鼠疫跳蚤的代号，即飞机两侧容器中装有36公斤的鼠疫跳蚤，在常德1000米以下的上空投撒，但有一侧开启故障，结果将跳蚤丢到洞庭湖里。事后，经“岛村参谋搜索”报告：11月6日，常德附近“中毒流行”（日本飞机在常德附近散布后，接触者迅速感染传播）。11月20日，鼠疫开始迅速流行，各战区集中卫生器材，证实“命中，发病确实”。12月2日，中国派遣军高级参谋宫野正年大佐给井本的报告中称：“以常德为中心的湖南省鼠疫极为猖獗。”
以上对鼠疫流行的估计，似有些夸大之处，但11月20日，鼠疫发生的情况是准确的。12月23日，增田美保给井本大佐的报告中称：“一、部队士气高涨，对‘粟’有自信；二、主要兵器以‘粟’为第一位。”报告指出了鼠疫跳蚤在细菌武器中是最优良的。报告还计划在1942年6月以后继续实施细菌战，报告中的第四部分指出：“人员可能；老鼠30万预计到手；设备大体可。”
另据伯力审判关于常德细菌战的情况，1949年12月5日，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长川岛清在审判时供述，1941年夏由大田澄指挥，在安达实验场将15人绑在柱子上，用飞机投下装有鼠疫跳蚤的炸弹进行效果实验。实验后，“731部队派遣队在华中地区向中国军队投撒了杀人的细菌武器。1941年进行了1次，1942年1次”。他还供述：
第一次是在1941年夏，第二部长太田大佐和我告别，说要去华中地区，回来后不久，他对我说，向位于华中地区的洞庭湖附近的常德市投撒了鼠疫跳蚤。如他所讲，对中国人实施了细菌攻击。还有一次，是我在场时，他又向731部队长石井报告了派遣队用飞机向常德投撒鼠疫跳蚤，造成鼠疫传播，出现了若干患者的情况，具体数字我不太清楚。
问：此派遣队有多少人参加？
答：40～50人。
问：1941年的派遣队用什么方法散播鼠疫菌？
答：用飞机在高空投撒鼠疫跳蚤的方法。
问：是投掷细菌炸弹，还是直接用飞机散播跳蚤？
答：是散播（跳蚤）。
此证言与日本方面的史料相比除了后者记载的患者的数目为“若干”以外，关于日军在常德散播细菌的其他事实没有任何不同。
苏联国家检察官L.N.斯米尔洛夫在报告中对常德作战做了如下揭露：
1941年夏，在731部队第一部部长太田大佐的指挥下，第二次派遣队被派到中国，其特殊目的是散播鼠疫菌。日军统帅部交给派遣队的主要任务是常德市的重要地区和截断中国军队的交通线。派遣队中有三十几名细菌专家，总人数百余人。太田大佐从派遣地归来时曾与部队的庶务部长、被告川岛会面，并向石井四郎做了汇报。太田报告称，派遣队向常德市及洞庭湖附近的居民区投撒了大量感染鼠疫菌的跳蚤。太田、石井二人对派遣队的工作予以极高的评价。由于这项工作，常德附近中国居民突发了强烈的流行鼠疫。
日本飞机在常德投撒鼠疫菌后，当地发生了什么呢，请看下面的经过：
1941年11月4日早5时左右（日本方面的史料记载飞机到达常德为日本时间6时50分），一架日本飞机来到常德上空低飞，投下了谷物、棉絮等不明颗粒物，投下的地点在县城中心的关帝庙、鸡鹅巷以及东门附近。下午5时解除警报后，有一部分投下物被送到位于城东门附近的广德医院，进行显微镜观察。当时，广德医院是美国的教会医院，又是常德的医疗防疫机关，是拥有100个床位等入院设备的卫生院。另外，还有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第二中队驻扎该县。
最先接触这一事件的是医师谭学华和检验师汪正宇。谭是该院的副院长，在该院工作已7年时间。院长是美国人德采（George Tootell），在该院工作了近30个年头，常德遭受细菌武器攻击时正在美国休假，当年12月26日才返回常德。
据检验师汪正宇1942年的记录：
民国30年（1941）11月4日早，一架敌机飞来常德上空，投下大量的粟、麦之类物质，随后，防空指挥部、警察局以及乡公所把日机投下的粟、麦送来医院，检查其中是否有跳蚤之类。当时我们考虑，日机可能采取的是一种恐怖战术，让我们陷入恐怖，此外，最大的可能就是散播传染性病菌，如果是这样，肯定是鼠疫杆菌。道理很简单。一是鼠疫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而且传染速度快、死亡率高；二是投下的粟、麦之类是老鼠的食物；三是当地老鼠非常多，容易传播鼠疫；四是据报纸报道，敌人在浙江省的衢州等地投下鼠疫杆菌。所以，这次日机也很可能投下了鼠疫菌。
因此，我们详细记录了检查方法，第一阶段是把敌机投下的少量粟、麦放进生理盐水中浸泡，15分钟后，用数枚纱布过滤除去谷物，再将过滤的液体用远心分离器沉淀。将沉淀物质做成切片，固定后用革兰氏染色法染色，再在显微镜下观察，除发现多数革兰阳性杆菌外，还发现了少数着色阴性杆菌，于是，更增加了我们最初的怀疑。但为了确认起见，又进行了第二阶段的细菌培养，结果，在显微镜下，发现了多数两极着色革兰氏阴性杆菌。用微型测量仪测量其大小，平均为1.5×0.5微克……这更加深了我们的怀疑。
谭学华医师不仅检查了投下物，而且诊察了鼠疫患者，进行了死者解剖。时至今日，他至少留下了4份记录，分别是1942年3月发表在《湘雅医学院院刊》上的《湖南常德鼠疫发现的经过》，1945年美国调查团的调查采访记录，1950年2月5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以及1972年本人写的回忆录。毋庸置疑，作为最早接触该事件的当地医师，他的记录十分重要。
美国CWS调查团十分重视谭学华的报告，认为谭是证实日军散播鼠疫菌的“第一情报源”，称他是“最早调查该事件的人物，鼠疫流行期间以及鼠疫之后一直在常德居住”，记录中还有：
1941年11月4日，一架日本飞机来常德投下米谷类，一些样本被送到医院，经医师检查，从米谷中发现细菌，其形态上具有鼠疫杆菌的特征，着色后显示系鼠疫杆菌。7日之内常德出现大量的死老鼠，接着人群中也开始出现鼠疫患者。常德长老派教会医院进行了诊断，诊断死者全部患了鼠疫。1941年以前，常德从来没有发生过鼠疫。
调查团在采访调查谭学华的报告中，还留有一些疑问，因此附加了下面的建议内容：“（日军）未投下米谷类之前，当地没有发生过鼠疫或者类似鼠疫形态学中的病菌。谭博士预测，米谷类投下7日后鼠疫将要流行，会出现多数的患者，其后出现的病历得以证实。这是中国方面对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最有力的证据。这些病历无疑是真实的，但是，恐怕还是属于实验试行（的结果）。因为后来对日方的（细菌）战术没有继续观察，也没有这方面的报告。”不过，调查团的最后结论是：“确信日本于1941年11月在常德散播含有鼠疫菌的米谷类造成鼠疫流行的可能性极大。”
11月5日，即日军散布细菌的第二天，常德县卫生院、防护团、国民党军警机关、广德医院召开了联合会议，提出应对鼠疫的对策提案，“会上，谭博士表明，从症状看很可能是鼠疫，必须立即采取防御的手段。同时，谭博士还提议：①收集日军投下的谷类立即焚毁；②向省政府发出电报请求派来鼠疫专家；③扩大防范鼠疫流行的范围；④准备鼠疫患者的隔离病房”。
接着，鼠疫开始发生。1941年11月10日，街面出现许多死老鼠，还接到有数名患者发烧的报告。尤其在谷物投下的两处地点发现大批死老鼠，可是，此时没有对老鼠进行检查。
11月12日，居住在投下物地点的关庙街的一名少女，名蔡桃儿，由母亲带到广德医院诊疗，结果从发病起36小时后死去，怀疑为线鼠疫症。11月13、14日两天，又有3名鼠疫患者死亡，死后医院进行了解剖。第二位患者是14日入院的徐老三，是一名25岁的工人，他从12日突然发烧、头痛、神经错乱，入院检查右淋巴结发肿柔软，入院的当天下午死亡，由谭学华和常德卫生院院长方德诚对其进行了检查。第三位患者是58岁的聂述生，12日淋巴肿胀，13日傍晚死去，检查医师是钱保康。
第四位患者是27岁的蔡玉贞，住在东门内常清街，11日发高烧，13日死亡。这位患者生前没有去医院，民众因为她患的是鼠疫，所以将其尸体秘密地掩埋了。巧合的是，在蔡玉贞死亡的第二天，即14日，红十字会医师肯特（Heinrich Kent）队长在常德县城南5公里的路上遇见抬棺送葬的队伍，经询问怀疑是鼠疫，所以开棺进行了检查。经尸体解剖，从肝脏和脾脏里提取了染色标本，进行了染色检查。
这时，街面死亡病例的消息传来，风传常德城也有鼠疫蔓延。因此再次电告省卫生处，派遣了数名鼠疫专家到常德。11月20日陈文贵奉命在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组织常德鼠疫调查队，于11月24日到达常德。陈文贵是1936年受国联卫生部邀请前往印度哈弗肯研究所研究细菌学的学者，当时是中国军政部战时军用卫生人员训练所检查学的班主任，还是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检查医学指导员，前往常德时随员有教官兼医师刘培、薛阴奎，助手兼检查技师朱全纶、丁景兰等人，还携带了应用实验器材、疫苗以及治疗鼠疫的特效药磺胺噻唑，此类药在印度投入使用时获得了效果。
11月24日晚8时左右，陈文贵一行到达常德，正遇上第六名患者龚超胜（男性，28岁）死亡。第二天一早，陈文贵在东门外临时作为隔离医院的徐姓地主家解剖了尸体，进行细菌培养和动物接种实验。结果，确诊患者患有真性鼠疫，因鼠疫菌引起败血症感染而死亡。该患者11月19日来常德，4天后即11月23日发病，呈现高烧、四肢软弱之病症，接着右侧淋巴肿胀，11月24日死亡。
随后，陈文贵等人又检查了此前死亡的5位患者的临床记录，结论均怀疑为线鼠疫症。
陈文贵的报告书是一份详细记载（日军）向常德散播细菌的报告书，报告书的结论部分写道：
1.1941年11月11日起到24日，常德的确流行了线鼠疫。
2.鼠疫的传染源，系11月4日早敌机（日本飞机）投下的鼠疫传染物体中有传染鼠疫的跳蚤。
陈文贵考察了11月11～24日发生的6个病例，同11月4日日军飞机投下的谷物是否有关系，分析了发生鼠疫的三种可能性，即：
A.敌机投下谷物前，常德是否发生过鼠疫？
B.常德鼠疫是否从国内附近地区传入？
C.常德鼠疫是否是敌机投下的感染鼠疫菌的谷物所致？
首先，针对A，据调查了解，常德从没有发生过鼠疫。
关于B，距常德最近的鼠疫感染区约2000公里，外地传入也不可能。
用这样的排除法只有C是造成鼠疫的原因，理由有以下几点：
1.所有的病例都发生在飞机投下谷物最多的地区。
2.推测投下的谷物中隐藏有感染鼠疫的跳蚤，之所以没有发现这些跳蚤，原因有：一是市民缺乏鼠疫传播的知识，没有予以注意；二是当天，从早5时到下午5时常德终日处在空袭警报之中，警报解除后才开始收集和清扫敌机投掷物，跳蚤已经逃走，隐藏在民家。
3.鼠疫发生的途径是敌机投下的一部分跳蚤直接叮咬人，造成鼠疫流行。即谷物事先用鼠疫菌污染→老鼠吃了谷物感染鼠疫→老鼠传染给跳蚤→跳蚤再传播给人类。因为线鼠疫的潜伏期通常为3～7天，有时在8～14天左右。
陈文贵以为鼠疫已经结束便离开了常德。1941年12月21日，卫生署外国专家鲍里查代替他到了常德，开始进行调查研究。鲍里查是奥地利鼠疫专家，1921年曾在中国东北从事过鼠疫调查，中日战争爆发后志愿参加美国红十字会，在浙江、湖南等地从事防疫指导活动。此后，鲍里查在常德滞留一年左右，献身于防御鼠疫流行的事业。鲍里查到达常德后马上断定鼠疫流行是日军散播细菌所为。1941年12月30日，他向卫生署署长金宝善呈交了报告书，通过对病例的检查，得出的结论是日军使用跳蚤武器的嫌疑最大，报告书中称：
毫无疑义，如果飞机投下的物资中含有感染鼠疫的跳蚤，以其为媒介传播鼠疫十分容易，利用跳蚤的传播进行细菌战，对细菌家专家来说，无疑是最为理想的。这也导致我意识到他们是利用这种方法、在这种场合下传播疾病。支持我这种推断的还有几名证人，他们讲述，飞机除了投下了谷物外，还有棉类、布片以及纸屑、木片等，尤其是前两种物质，对跳蚤有极好的保护作用。
判断鼠疫的流行是敌人所为，还出于以下几点考虑，这些考虑也被一一证实。
A.对流行时间和地点的考察，符合此推断。第一位患者在11月12日入院，这是敌机攻击后的第8天，如果投下物含有感染鼠疫的跳蚤，这正是开始寻觅和叮咬人类的时期，在时间上完全符合规律。另外，鼠疫跳蚤在数周或数月内仍有传播的可能，这也是人们普遍认识到的。
最初被确诊的6名鼠疫患者，分别居住在两个地区，这些地区都是敌机投下物资最多的地区，只有第七名患者居住在距其中一个投掷区较远的地方。
B.如果假设常德发生的鼠疫与敌人的行为无关，那么，这一地区鼠疫流行因何而致？这一问题使我们陷于困惑不解。为此，我们必须思考以下几点：
1.近年来，在湖南省流行的鼠疫，除此次之外没有任何记录。从1937年末开始，这一地区实施了彻底的防疫活动，不存在发生鼠疫的任何因素。
2.鼠疫曾流行的地区，距湖南最近的是浙江省东部和江西省西部，设想从这两地传播到常德的话，至少需要10天时间。而且，从任何一地来常德的感染鼠疫之人，到常德前一定处在发病期。
3.常德与浙江、江西处在不同的江河运输线上，被感染的老鼠或跳蚤不可能通过船只直接移动。
4.常德地区出产大米和棉花，受感染的老鼠或跳蚤不可能混杂在其他地区的谷物或棉絮流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