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经对浙江和江西的考察确认，线鼠疫在中国流行时，尽管不是全部，但大多地区最显著的标志是首先出现死亡的老鼠。在常德却没有发现老鼠的减少，所以，根本找不到由老鼠传染鼠疫的确实证据。
鲍里查根据上述理由得出结论为：“最近，常德鼠疫的流行，同11月4日飞机的攻击有无可置疑的关联。”不过，鲍里查在常德对老鼠的检查还不够充分，他一度离开常德，当他于1942年1月中旬再次返回常德检查感染的老鼠时，发现被感染的老鼠的数量在增加，为此警告有关方面警惕二次感染的复发。不出所料，到3月末，由于带菌老鼠数量的增加，出现了二次感染的患者。
1942年3月，接到报告有两名患者感染鼠疫死亡。到了4月，对39名患者进行检查的结果，确诊有20人患的是鼠疫，3人疑似鼠疫患者。虽然3月以来对患者使用了磺胺噻唑，但因为此前入院的患者全部死亡，这也使一些患者对接受医院的治疗不够踊跃。4月11日以后，有5人经磺胺噻唑的治疗出院，常德患者的数量开始减少。此后的5、6、7月，发现的患者人数分别为6人、2人和1人。这样，感染二次鼠疫的患者为31人[38]，包括疑似鼠疫患者在内总计34人，其中28人死亡。7月只发现1名患者，此后再没有发现患者。当时规定发现患者有报告的义务，所以常德留有相当详细的记录。
1942年5月初，鼠疫蔓延到距常德西北22公里的桃源县漆家河莫林乡。该乡农民李佑生进常德城卖猪时感染了鼠疫，偷偷返回家乡，当月10日死亡。其家属、来探病的亲戚、邻居以及出席葬礼的人相继感染患病，先后有17人死亡。5月下旬又发现10名患者。由于迅速采取了防治措施，加之盛夏到来，到5月27日出现最后一名患者，鼠疫终被控制。
四 浙赣作战中的细菌攻击
1942年4月18日，美国B25轰炸机首次空袭东京、名古屋，日本受到冲击，其在中国浙江的航空基地也遭到破坏。为了打通浙赣线，4月30日，日军大本营发动了浙江作战（又称セ号作战），开始实施浙赣作战（1942年5月15日至9月末）。作战主力为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支援部队为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作战分四个阶段，分别是第一期（5月19～29日）、第二期（5月30日～6月15日）、第三期（6月16日～8月14日）、第四期（8月15日～9月30日）。
在第一期作战中，第十三军下属的第六、十五、二十、二十二师团集中攻击杭州和宁波之间地区。1942年5月28日，占领了金华和兰溪，作为进攻衢州的据点。第一期作战中还占领了义乌和崇山村等地区。
接着，第二期作战展开，第十三军开始进攻衢州，从6月3日开始用了7天时间结束战斗。十三军司令部立即向广丰以及中国军队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的广信发起进攻，6月14日占领该地。其间，第十一军隶属的第三十四师团从5月末开始集中攻击南昌东部地区，6月3日占领抚州。
浙江作战的起因是大本营对美国飞机空袭日本本土做出的反应，但中国派遣军内部构想出动第十三军和第十一军东西夹击，打通浙赣线。所以在6月18日，派遣军司令部提出了打通浙赣线、获得铁路资材的提案，原本是因为浙江航空基地被破坏而发起的浙江作战，就扩大成为了实现上述目的的浙赣作战。
由于作战目的的变更，在第三期作战中，为了打通浙赣线和确保占领地区，作战的时间也从当初计划7月末撤兵而有所延长。首先，为了打通浙赣线，7月1日，实现了第十三军的谷津支队与第十一军岩永支队会师的目的。之后，第十三军和第十一军所属部队沿浙赣线展开战斗，拆取浙赣线的轨道等设施，凡是能够被日本利用的都运回后方，另外，为了确保对萤石资源的继续占领，战斗一直延长到8月末。在第四期作战中各部队陆续返回原驻地。在撤退的过程中的确散播了细菌。
在浙赣作战中，石井四郎指挥的731部队和1644部队实施了细菌战。正像《井本日志》1942年4月12日《昭和17年ホ号指导计划》中记载的那样，攻击目标为丽水、玉山、衢县、桂林等6个地区。
细菌战是伴随着浙赣作战的开始而展开的。5月27日，石井四郎、村上隆、增田美保、小野寺义男等人参加了参谋本部关于细菌作战的会议，认为可以使用霍乱、伤寒、副伤寒和鼠疫病菌，决定由平房提供2公斤鼠疫菌，南京提供1公斤，其他部队提供1公斤，计4公斤。另外还商定：1.保守秘密；2.组织细菌部队的具体计划；3.为避免友军感染和保守机密，派遣两个班（支队）。
5月30日，石井四郎、村上隆等人又被召到参谋本部，参谋本部的第一部部长田中新一向他们正式传达了关于实施细菌实验的“大陆指”及注意事项。这说明细菌战是由陆军中央指挥机关同地方部队协同展开的。
可是，如果实施地面的细菌攻击，有伤害地面作战的日本派遣军之虞，总参谋长后宫淳担心士兵受到伤害，地面作战的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也对实施细菌战比较消极。泽田的《阵中日记》1942年6月16日记载：“辻中佐称，大本营考虑使用石井部队，为此，我陈述了反对意见。这将为日中关系留下百年印痕，而且毫无益处，也给我方防疫带来麻烦，还将牺牲山区、田园百姓，何益之有？”[39]
可见，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是反对实施细菌战的。可是，在6月25日的日志中又记载：“使用石井部队，总军表示了反对意见，但大本营没有采纳，因“大陆命”已下达，我没有办法，于是下达命令要求作战秘密进行……为了防疫需要还下达了烧毁一部分房屋的命令。”[40]所以还是决定要实施细菌战。但后来泽田对细菌战的实施不够积极。
7月11日的日志又记载：“石井少将来联络，听其报告得知并未获得预期效果，效果不佳却弊害颇多，为什么还要继续进行这种作战？甚是难以理解。夫王者之战，为何采取这类手段，此前即不得其解，然既接受命令，不得不实施下去。”
细菌战的弊端之一是日军从最初就担心自身部队受害，这一担心后来成为了事实。在浙赣作战中出现了一些异常的伤病员，整个战役期间战死（包括病死）1284人，负伤2767人，但患病11812人。特别是第十三军本部在金华以北撤退途中，正是展开细菌战的第四期（1942年8月15日～9月30日），其间战死77人，负伤85人，但患病4709人。这样，在浙赣作战的后半期（第三、四期），患病者数量占84.7%，同期战死者占40.4%，负伤者占25.1%。
这些在浙赣作战中出现的患病者，很可能大多是日军实施细菌战的受害者。原1644部队队员榛叶修证实，从1942年6月到7月，日军以浙江金华一带为中心散播了细菌，结果，“因为中国军队迅速撤退，日军却进入细菌散播区，休息和野营时使用了附近的饮水，出现了多名传染病患者”。
正像榛叶修证言指出的那样，中国军队撤退比日军预想的要迅速，结果，日军进入了对中国军队实施细菌战的污染地区，而且，因为细菌战是秘密作战，没有同现场部队进行联系，在防疫处理前现场部队就使用了饮用水，出现了许多患病者。榛叶修的证言还提到：“昭和18年9月（1943年9月），我去杭州陆军医院，见到许多患传染病的日军士兵，听说每天都有数人死亡。此前的8月，医院在院子里铺上席子，收容了数千名患者。”
以上可以看出，大本营根本无视当地指挥官的意向，实施细菌战也使多数日军士兵牺牲，这也可能是后来日军暂时停止细菌战的原因。
浙赣作战展开不久，日军就占领了义乌和它的周边地区，当时义乌已经受到衢县的传染，鼠疫开始流行，正处在紧张的防疫阶段，由于日军的攻击和占领，防疫活动不得不中止。因此，义乌的鼠疫疫情进一步扩大。进入6月，第十三军各部队相继对衢县（7日）、玉山（11日）、广丰（14日）、上饶（14日）、丽水（24日）发起了攻击。
石井四郎返回哈尔滨，着手组织参加细菌战的派遣队和生产更多的细菌。据《伯力审判资料》川岛清的证言，1942年6月，石井四郎返回731部队本部后，立即组织了中国华中派遣队，其目的是“研究污染地面的方法，即在地面散播细菌的方法”，选择的细菌种类有鼠疫、副伤寒。后来，川岛依据石井的命令，生产了130公斤炭疽菌和副伤寒菌，交给派遣队。6月下旬，作为细菌战主力部队的731部队派遣队准备完毕，“从6月末到7月初，该派遣队分成数个班，乘飞机或火车前往南京荣字部队”。
参加这一行动的731部队第一部队员古都证实，“1942年7月2日，由120名军人、军属组成的731部队特别班乘火车从哈尔滨出发，前往设在南京的华中防疫给水部队，同他们共同组成有150～160人的派遣队”。
派遣队到达南京后，迅速着手战斗准备。据《井本日志》记载，7月6日，731部队碇常重中佐飞到东京向参谋本部报告，“中国准备已就绪，如天气允许随时可以出动”。浙赣作战中日军的地面部队因疾病急速减员，中国派遣军内部因此产生对立的意见，日军最后决定，“如居民进入，在无人地带实施”，决定撤退时对居民逃跑的地域散播细菌。另外。“因为饼（指老鼠）不足”，“预定在8月中旬后实施实力攻击”。
8月下旬，日军按照计划分别从上饶（19日）、广丰（19日）、玉山（20日）、江山（21日）、常山（21日）撤退，向衢县一带集结。随之，731部队的“ホ号作战”也正式展开，开始在上述地区散播细菌。接着，8月27日，随着日军从衢县、丽水撤退，又向这些地区散播了细菌。其方法，据《井本日志》8月28日记载，在长尾参谋的《ホ号实施现状》的报告中，日军向广信散播了鼠疫（跳蚤、老鼠），向广丰散播了鼠疫（跳蚤），玉山散播的是鼠疫（跳蚤、老鼠、在大米上附着鼠疫干燥菌，老鼠和跳蚤是针对人的感染），向江山散播了霍乱（向井中直接投撒，或附着在食物上、注射在水果里），对常山使用的是同玉山相同的方法，对衢县和丽水散播的是伤寒和鼠疫菌。
以上可见，我们在考察日军细菌战造成的伤害时，需要留意的是受害人数问题。以往我们列举的数字都是被收容在隔离病房的数字，而且是死亡的数字。经过近年的调查，实际上许多受害人担心被国民政府知道后会被收容在隔离病房，房屋会被烧毁，所以私下把尸体埋葬在附近地区，这些数字没有统计出来。所以实际的牺牲者要比现在统计的数字为多。
增田知贞在1941年7月被大田澄取代为南京1644部队长之前，一直具体指导细菌战的实施，随后充当陆军军医学校的教官，他在任教官时写下了《细菌战》一书（1942年12月15日）。其中就细菌战实施的“检验困难”一章中，这样写道：“即使使用少量的细菌仍有很大的潜力，但不容易检查，而且容易移动，发病的原因也不容易查出，究竟有多少病菌完全检查出来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即使检查出病菌，也难以判断是自然流行，还是人工散播。所以这种破坏行为不必通过公然的战争来进行”，“可以利用飞机散播病菌，迅速完成攻击行动，所以，要具备距离攻击目标较近的机场，必要时要设立制造细菌武器的工厂设备，防护手段也要强制进行。使用的病菌有鼠疫和霍乱”。
可见，这部书是增田知贞从1940到1942年在中国散播细菌而获得的经验基础上写成的，在难以区分人为发病和天然流行这一点上，明确指出了使用细菌武器的长处。
结语 731细菌部队与细菌战的后遗症
1945年1月，日本陆军中央决定停止实施细菌战战略。1944年时，日军在太平洋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已经完全被夺走，南太平洋的据点也逐渐丧失，大规模地实施细菌战已经不可能。可是，日军在中国东北仍没有放弃对苏使用细菌武器的计划，1945年2月以后，苏联的对日作战已经箭在弦上，关东军及731部队收集和繁殖了大批用于培养鼠疫菌的老鼠，731部队还制定了从平房迁移到通化、以通化为防备线的计划，1945年5月后，731部队的一部分重要资材转移到通化。
1945年8月9日上午10时，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越过中苏国境线南下。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下达了销毁证据的命令，命令731部队破坏一切设施、焚毁秘密资料和细菌、跳蚤、标本，以及器材设备等，并命令将关押在特殊监狱（七号栋、八号栋）的“马路大”杀掉，尸骨烧毁。731部队立即执行了该命令。8月9日下午，开始焚毁被关押的400多名“马路大”的尸骨，然后把骨灰装进草袋子里丢进流经哈尔滨的松花江中。[41]ロ号栋内部结构的破坏于12日过午结束，从傍晚开始破坏ロ号栋的建筑物，因为建筑物太坚固未能破坏得了。13、14日两日，驻哈尔滨的独立混成第131旅团的石原工兵大队参与破坏，才把731部队的所有建筑物破坏掉。安达的野外实验场也于14日被破坏。
拥有1700多人的731部队队员、家属以及设备等被优先用满铁的列车运回日本。从8月10日起，731部队的专用铁路线上驶进33辆列车，第一批人马开始撤退，到8月14日下午7时，最后一批撤出。他们经朝鲜半岛南下，8月下旬到达仙崎港。这样，正因为731部队是秘密部队，所以最优先和最迅速地撤回了日本。石井四郎在解散部队之际下达命令称：“部队的秘密要带到坟墓！战后不得充任公职！队员之间不得互相联系！”这也是战后长期以来，队员们对731部队缄默不语的原因之一。
由于731部队的破坏，大批感染鼠疫的老鼠逃出，使731部队周边的村庄鼠疫泛滥。附近的村庄突然出现大量的老鼠，其中还有在中国东北从未见过的白老鼠。于是，1946年6～9月，731部队周围的后二道沟、义发源、大东井子一带鼠疫泛滥，死亡者计121人。义发源在7～8月首次发现线鼠疫患者，到10月鼠疫被遏制，全村21户人家感染了鼠疫，有41人死亡。接着是二道沟，村民张彦廷在外出割草时被跳蚤叮咬，回家后发烧昏迷，淋巴肿胀，不久就死去。在帮助张家的葬仪时，青年靖如先被感染发病，结果全家19口人中死亡了12人。到10月底，该村共死亡42人。大东井子鼠疫流行与二道沟几乎同时，李海新一家4口全部死亡，李玉恒一家12口死亡了6口。全村共有22户感染了鼠疫，死亡38人。如今，幸存的村民还记得死者全身发黑的情景。
从这时到1959年，鼠疫断断续续地发生，相继出现一些患病者和死亡者。
另外，由于日军的细菌攻击，在后来的时日里仍有传染病发生。比如，1940年10月29日～12月2日，浙江宁波因鼠疫流行死亡109人。当时作为防疫措施，感染过的房屋被烧毁。此后，市中心区也作为“鼠疫场”长期空置，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允许修建建筑。
1940年10月，衢县鼠疫泛滥之时，一批患者为逃脱日军的轰炸逃往他地，结果造成1941年的鼠疫大泛滥。带菌的老鼠也逃窜到农村地区，并传播给老鼠、猫犬等野生动物，形成鼠疫的自然感染地区。防疫学的常识告诉人们，一旦形成这样的自然感染区，要根绝是极其困难的。
1989～1995年，浙江省利用放射免疫沉淀方法从老鼠中检出92例F抗阳体细胞，分别分布在义乌、兰溪、宁波、东阳、龙游等地区。这些地区抗阳体的检出，意味着鼠疫菌的存在，可以证明这些地区属于病原体的巢穴地区。
对于这些由日军细菌战而带来的后遗症，中国政府在半个世纪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控制传染病的发生。仅据衢县的不完全统计，60年来专门从事防疫的人员在防疫部门工作达100万人次，投身普通卫生工作的民众达1000万人次，这样巨大的负担无疑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当地民众的呼声，我们不能充耳不闻。所以，细菌战的受害绝不仅仅是过去，还包含着影响当代的要素。
另一方面，被免于起诉的原731部队的干部，多数人在战后进入医学或医药领域，并且占据着重要岗位，这是必须予以指出的。其中，从事冻伤实验的吉村寿人，战后任京都府立医科大学的校长；从事病理的冈本耕造任京都大学医学部部长；同样从事病理的石川太刀雄丸先后任近畿大学医学部部长和金泽大学医学部部长。另外，战争中同731部队和细菌战有关联的日本医学界，在战后没有自我反省，保持着战争时期的结构和体制。在医药界，731部队干员内藤良一于1951年创建、北野政次和二木秀雄参与的一家血库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朝鲜战争时，他们把731部队开发的干燥血浆技术卖给了美国，获得巨额的利润。该公司于1964年改称为“绿十字”会社，第二年，该会社从美国购入大量血浆，其中混入了艾滋病毒。1982年7月，尽管美国疾病预防中心（CDC）指出了非加热的制剂具有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性，而且1982年12月“绿十字”会社也从美国的阿尔法公司获知美国血浆感染艾滋病患者的事实，却继续购入，而且不进行加热处理照旧生产到1985年，结果造成约2000名患者感染上艾滋病。
以上，笔者围绕731部队和细菌战问题，记述了在华日军从使用细菌武器开始直到今天的过程和历史事实，以及731部队开展包括人体实验在内的各种实验，在此基础上制造鼠疫等细菌，并把它投撒到许多地区，因而造成伤害的情况。
笔者在记述这段历史时，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和教育者，想最后讲几句话。
细菌战的事实，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已经众所周知，这是日本现代史上的一大污点。受害的国民，尤其是日本国民如何认识、反省和弥补这段耻辱的历史，受到世界的瞩目。731部队的核心是实施细菌战，给中国带来了许多的受害者，这是不容否定的。特别是对照今天的国际常识，更是不容辩解的。
原告方作为中国受害者的代表提出诉讼，如果曲解他们是出于对赔偿金的欲望，那是完全无视这一事件的本质，笔者曾多次到现场进行过调查，他们都表示要求的是“人类的尊严”。
如果法庭方面不承认日军的细菌战造成原告方的祖父母、父母和其他亲属死亡的事实，死者则不能恢复他们作为人类的尊严。如果不承认日军实施了细菌战，或者细菌战并没有造成他们的伤害，原告是绝对不能够承受的，请法庭务必理解这一点。
当前，日本在亚洲其他各国人民的心中，并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其原因之一就是日本政府对1945年以前日军的许多非人性的行为，从未明确地表示过谢罪和补偿，这给日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同亚洲其他国家的交往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而且恐怕还要影响到很远的未来，这是难以否定的吧！特别是肩负日本未来的青少年，即使对日本历史上的阴暗面，也必须认识历史的事实，这样才能同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建立起真正理解和友好的关系。而要建立这样的友好关系，创建“没有战争和屠杀”的21世纪是第一步。
希望法庭方面正视这些事情，清除国际关系的障碍，留给历史一个公正的判决。
（731·细菌战裁判キャンペ—ン委员会/ABC企画编《裁かれる细菌战》第6辑，2001，第11～107页。）
日本国家意志对细菌战的隐匿
近藤昭二[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