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即所谓实验部，负责在打靶场条件下以及在战斗环境内试验细菌武器。
第二部管辖有一个特别航空队，其中飞机上都有仪器装备，并管辖有设立在安达站附近的一个打靶场。该部下面设有一个分部来专门培育与繁殖供散布鼠疫用的寄生虫。
第二部专门制造散布细菌的特种武器：自来水笔式和手杖式的投掷器，瓷质飞机弹等等。后在日军档案中发现的别动队武器表上可以看出，日本人曾把自来水笔式投掷器采用为一种武器。（案卷第16卷，第16页）
另一部叫作“训练”部，该部专为日军战斗分队和别动队造就善于使用细菌战武器的专门人材。
为了大量培制足供细菌战需用的细菌，第731部队内设有一个生产部（第四部）。据前该部部长，被告川岛所说，这生产部是大规模出产各种细菌的“工厂”。
该部具有强大仪器装备，分为两个分部，第一分部都能独立生产细菌。第一分部有以下基本设备：制细菌营养液的大锅炉4具，每具容量为1吨；营养液消毒器14具，每具长3公尺，直径1公尺半。每一消毒器内可容30个由第731部队长官石井发明的物种培养器。第一分部内有两个冷却细菌营养液的房间。每个房间内能同时容下100个培养器。该分部内还有5个调温器，总共可容620个石井式培养器。
第二分部内有大锅炉两具，每具容量为2吨，消毒器8具，每一消毒器内可容60个培养器，此外还有其他设备。
第四部内尚有保存现成“产品”的特种冷藏器。
根据第731部队培养细菌主要设备出产能力的材料，法庭检验委员会确定：在总共不过几天的一个生产周期内，单只第731部队内的此种装备，就能出产不下3万万亿微生物。检验委员会强调指出，若按生产期限说来，此种细菌产量应该认为是非常巨大的。
这种强大的细菌出产量，就使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人员会用公斤来计算他们所培养出的细菌胶状体。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各被告口供中说用公斤来计算细菌数量，须知他们所指的是直接从营养液浮面上取出的乳状浓细菌体的重量。
例如，在说明第731部队的生产能力时，被告川岛供称：“……按生产设备及其生产能力说，该生产部内每月能培制出300公斤鼠疫细菌。”（案卷第3卷，第317页）
另一被告柄泽同样供称：“……细菌生产部出产能力……在全部设备都动用起来时……每月能出产300公斤鼠疫细菌。”（案卷第4卷，第286页）
据预审材料证实以及检验委员会确定：所有这些大量出产的传染病菌，包括鼠疫菌、霍乱菌、伤寒菌及其他病菌在内，都是用去制造细菌武器，以便大批消减人命的。
第731部队及其各支队中，也曾大规模养育跳蚤，以后使其受到细菌传染。为了繁殖和传染跳蚤，使用过老鼠及其他鼠类动物，这种动物不仅是由各该细菌部队人员去搜捕，并且还由关东军各部队内所指专门队伍去捕获。
单就第731部队内拥有4500具鼠类血液繁殖跳蚤的卵育器这点说来，就可知道培养跳蚤的巨大规模了。
按各被告所供，这种卵育器的生产能力在短时间内能培养出几公斤染有鼠疫的跳蚤，据检验家计算，这几公斤的重量就相当于数千万个专门用作细菌武器的跳蚤。
关于繁殖跳蚤的巨大规模还可从如下事实中看出：据证人森田供述，单在海拉尔第543支队内，1945年夏天就同时养育有约13000只老鼠。（案卷第2卷，第239页）
预审材料证实，另外两个日本细菌部队，即1941～1943年期间由被告军医少将佐藤在华中和华南指挥过，而用暗号称呼的“波”字部队和“荣”字部队，也同样进行过细菌战准备工作。
据被告佐藤供称，“荣”字部队拥有大量培养细菌以供进行细菌战之用的生产能力。
据法庭医学检验委员会证明，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按其生产能力和活动性质来说，都是为了要进行积极的细菌战。（案卷第9卷，第155页）
据被告山田供称，日军“……曾批准了并采取了使用细菌武器的如下3种主要方法：从飞机上散布细菌，投掷细菌弹，以及进行军事破坏……”。（案卷第18卷，第131页）
按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计划，专门装置的飞机以及受过特别训练的战斗部队和破坏队匪徒，其任务就是在前线和敌后大量散布染有鼠疫、霍乱、伤寒、鼻疽、炭疽热及其他烈性传染病的致命细菌，并用一切可能办法传染居民点、蓄水池、水井、庄稼和牲畜等。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计划是打算利用致命细菌之迅速繁殖的性能，蓄意向敌军中和敌方和平居民中散布鼠疫、霍乱等等传染病，借以引起恐怖的瘟疫，而使千百万人遭到惨死。他们决心运用这种不仅对交战国居民，而且对中立国都能造成极大危害的残忍武器。
在活人身上进行罪恶实验
为检查细菌武器效能所曾采用的基本方法，就是有系统地和大规模地用活人来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
这种罪恶实验，曾施之于中国参加抗日运动的爱国份子以及苏联公民身上，这些人都是日本宪兵机关确定要用惨［残］酷手段加以消灭的。
预审材料证实，日本细菌部队人员拿活人来作罪恶实验而将他们残酷杀害一事，都是经过日本关东军总司令认可和同意的。
被告山田供述，他曾准许用活人来进行实验。
山田供称：“我……曾准许人们去进行此种实验，因而我在事实上也就是批准了强行杀害那些都是由我所管辖的关东宪兵队机关和各日本军团送去受实验的中国人，俄国人和满洲本地人……。”（案卷第18卷，第174页）
作为证人受讯的古都，供出了关于在活人身上进行伤寒病传染实验的情形。
他供称：“……大约在1943年初，我奉第731部队第一部长官田部井命令，初次参加对该部队监狱内犯人作传染伤寒病的实验。我预先准备了1公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这1公升甜水用普通水冲淡，就分给约50名中国犯人喝了，据我所记得的，他们都是战俘，其中只有几个人事先受过预防伤寒病的注射。”（案卷第5卷，第308页）
被告川岛清在被讯关于第731部队第一部活动情形时供称：“……第731部队中，广泛地拿活人来作过检查各种致命细菌效用的实验。用来作这种实验的材料，就是日本反侦探机关确定要加以消灭的中国爱国份子和俄国人……。”（案卷第3卷，第59页）
“……第731部队内设有拘禁犯人的特别监狱，其中所有要用来受实验的犯人，均严被看管和隔绝；为了保守秘密起见，本部队工作人员通常都把他们叫作‘马路大’”。（案卷第3卷，第146页）
在近似战斗环境的野外条件下，即在特种装备的打靶场上，也同样用活人来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先把被禁闭者一一绑在打靶场内的铁柱子上，然后就对他们进行检查各种细菌弹效能的实验。
被告柄泽供称：“……我两次来到安达站打靶场那里，亲身参与过在野外条件下用活人来实验细菌的作用。第一次是在1943年末，当时有10个人被押到打靶场上来，他们被绑在事先就栽在土壤里彼此相隔5公尺的柱子上。然后就在距他们50公尺以外的地方，借电流爆发了一颗开花弹。结果有几个受实验的人被弹片炸伤，立刻——这点我事后才知道，——就受到了炭疽热的传染，因为这炸弹内面就装的是这种病菌……。”
“第二次我到打靶场上去参加实验，是在1944年春季；当时解来了10个人，也和第一次一样，把他们都绑在柱子上，然后在距离受实验者约10公尺的地方，爆发了一颗装有鼠疫细菌的炸弹。”（案卷第4卷，第42页）
另一个在安达站附近打靶场上参加了此种罪恶实验的被告西俊英供称：“……1945年1月间，我曾在安达站附近第731部队打靶场上，亲自看过那里由该部队第二部部长碇常重中佐协同该部科学人员二木一起，在10个中国战俘身上进行坏疽病传染的实验。这10个被俘的中国人被绑在各距10～20公尺的柱子上，然后就借电流爆发了一颗炸弹。结果这10个人都被带有坏疽菌的榴霰弹所炸伤，一星期后他们全部痛苦万分的死去了。”（案卷第7卷，第113页）
惨死者的尸体就在第731部队监狱近旁特别装设的焚尸场里被焚化了。
本案受讯的各证人和被告，都供出了所有被当作“实验材料”落到第731部队特设监狱刑场中的人们遭受种种残酷拷打、暴刑和侮辱的事实。
证人仓原供称：“……在每一层楼上都有几个供实验用的房间，中部有几个小牢房，那里禁闭有受实验的人，或如曹长田坂告诉我说，这就是该部队内所叫作的‘木头’……我记得很清楚，这个监狱里除了中国人外，还拘禁有俄国人。在一间小牢房里，我看见有一些中国妇人……关在牢房的人都带有脚镣……3个中国人没有手指了，其余的人只剩下手指骨头。吉村向我解释说，这是他对他们作过冻伤实验的结果……。”（案卷第2卷，第371页）
作为证人受讯的前日本“保护院“集中营副主任山岸供称：“……我记不得所有被发送到第731部队去消灭的那些人的名姓。不过我至今还记得有几个人……一个是苏军兵士德姆琴科，他根本拒绝供出关于苏联的任何消息。经我允许，对他采用了肉刑。审讯人拷打过他，把他的脚手捆住，吊在屋梁上。可是德姆琴科终于没有招供。那时我便决定将他消灭，所以就把他发送到第731部队里去了。”（案卷第2卷，第174页）
证人坂岛也供出了把苏联人从“保护院”集中营内送去消灭的事实：“……我几次从‘保护院’集中营内总共送了约近40个苏联公民去遭死，他们受过实验之后都死掉了……。”（案卷第6卷，第242页）
凡落到了第731部队里的被监禁者，总是不断受到惨无人道的实验，一直到死去时为止。据被告川岛供称：“要是犯人受过致命细菌传染后又痊愈起来，那他也不免要受接二连三的实验，直到因传染病死去时为止。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法，对已受传染的人也曾加以治疗，也给他们吃正常的饭食，等到他们身体完全复原之后，就把他们用来作另一种实验，用另一种细菌传染他们。无论如何，从来是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案卷第3卷，第60页）
日本宪兵队机关和日本驻满洲各军事团，根据他们所奉到的命令以及他们与各细菌部队长官商定好的手续，经常把被囚禁的中国人，满洲本地人和苏联公民送到各细菌部队里去，以作供所谓“研究”之用的“特别材料”。为保守秘密起见，在宪兵队的正式方式上规定出了一个专门名词，叫做“特殊输送”。
前“满洲国”军宪兵署日本顾问、证人桥武夫供称：“……有一种被抓来审讯的人，按我所管辖的宪兵署特务部路线，是应当加以消灭掉的。这种人就是……游击队员，激烈反对日本驻满当局的份子等等。这些被捕的人并没有提交法庭审讯过，因为我们总是径直把他们送到第731细菌部队去消灭的……。”（案卷第6卷，第95页）
另一个证人，前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司令的副官木村在受讯时供称：有次他当场听到第731部队长官石井将军在同哈尔滨宪兵队司令春日馨谈话中表示说，他相信以后也会能和先前一样领到被捕人来作“实验”。（案卷第2卷，第194页）
苏联军队在满洲日方档案中缴获的日本宪兵队正式文件证实：自1939年起及以后时期，经常采用过所谓“特殊输送”被监禁者的办法。其中有一个文件，是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城仓少将于1939年颁发的第224号命令，内容是要把30个被监禁者“特殊输送”到石井部队里去。（案卷第17卷，第35～38页）
被告川岛清也证实有大批消灭被监禁者的事实，他供称：“每年都有五六百犯人被送到第731部队里去。我曾亲眼看见，这部队第一部工作人员从宪兵队方面领到一批批的犯人。”（桊卷第3卷，第59页）
“……根据我在该部队内因所负职务关系才知道的消息，我可以说，在第731部队中，每年因受实验而死去的大约至少有600人。”（案卷第3卷，第146页）
“当本部队驻在平房站附近的5年之内，即从1940至1945年间，通过这杀人工厂，因染受致命细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3000人。至于在1940年以前被消灭的人究有多少，那我却不知道。”（案卷第3卷，第60、61页）
第100部队中也干过同类的罪行，该部队第二部第六分部曾专门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
前第100部队实验员、证人细木章述及该部队活动时供称：“……关东军第100部队名义上称为兽疫预防部队，其实它是一个细菌部队，因为那里专门繁殖和培养传播鼻疽，炭疽熟，牛瘟等兽疫的病菌。第100部队中曾用家畜和活人来试验细菌效能，所以在这部队内专门养得有马匹，乳牛及其他牲畜，并且还单独拘禁有一些活人，我之所以知道这点是因为我亲自看见过。”（案卷第13卷，第111页）
另一个证人，前第100部队兽医福住光由供称：“……第100部队是用许多细菌学工作员、化学家、兽医和农艺家配备起来的一个试验工作队。这部队内所进行的全部工作，都是在准备反苏的破坏性的细菌战。该部队及各支队人员曾进行一种科学研究工作……专门探求大量使用各种细菌和烈性毒药来大规模歼灭牲畜和人命的方法”。“……为了确定这种毒药的功能，曾用动物和活人来进行过实验……。”（案卷第13卷，第48页）
前第100部队服务人被告三友供称说有许多被监禁者就是经他亲手施行过残暴实验后受害死的。（案卷第12卷，第192页）
三友供称：“……有过这样一回事。1944年8月，在两个星期内对一个俄国人作过各种各样的实验。他的身体已经消瘦不堪，松井下令用注射氯化钾办法把这个俄国人毒死……我假装是给这个俄国人治疗，向他注射了一针氯化钾后，他便立即死掉了。这药针是我在军人牢房内注射的……1944年9月初，有个宪兵当着我的面，在牲畜掩埋场上把两个俄国人枪毙了，枪毙之后就埋在那里。这是奉中岛中尉命令枪毙的。枪毙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已经衰弱不堪，再不能用来进行实验了。”（案卷第12卷，第149页）
除了用被监禁者来作传染鼠疫和其他烈性传染病的罪恶实验之外，第731部队内，还广泛进行过冰冻活人四肢的残忍实验。强迫那些被监禁者把双手双脚放在特种冰箱内，直到四肢完全僵冻时为止。
证人古都供称：“……一个带上脚镣的俄国人，满洲本地人、中国人、蒙古人，每次从两个到16个人不等，被押到严寒露天里，就用枪杆威吓他们，要他们把光着的手（有时一只手，有时两只手）放进水桶里，然后强迫他们把浸湿了的光手伸在冰冻天气内，僵冻10分钟到两小时，看天气的温度如何而定，当大家的手完全被冻伤之后，再带他们回到监狱实验室里去。”（案卷第5卷，第317页）
此种罪恶实验的结果，多半是受实验者四肢腐烂，被割去四肢，直到死去。此种实验目的，就是要探求在日本将来实现反苏军事行动时如何医治四肢冻伤的办法。
在对华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
日本帝国主义者曾一面准备着大规模的细菌战，同时他们已于1940年间在他们所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中部分地使用了细菌武器。
1940年夏季，由第731部队长石井将军率领的一个特别细菌远征队，被派往华中战区。第731部队的飞机队在宁波一带借染有鼠疫的跳蚤散播鼠疫到敌人地区中去，结果那里发生了鼠疫流行症。（案卷第3卷，第73页）
被告柄泽十三夫在被讯关于组织上述远征队情形时供称：“……1940年下半年，我奉直接长官铃木少佐的命令，要准备70公斤伤寒菌和50公斤霍乱菌。当时铃木少佐向我解释说，准备细菌一事，是该部队长官石井将军命令他作的，因为石井将军正准备率领一个特别远征队去用细菌反对中国军队……我执行了这个命令。同时，我从第二部人员方面听到，第二部内为石井将军远征队培养了5公斤染有鼠疫的跳蚤，以便用去散布鼠疫。1940年9月，石井将军带了部队内其他一部分军官到汉口去，同年12月返回了本部队。据那些随同石井将军到过汉口的军官转回来时说，使用染有鼠疫跳蚤一举，业已奏效。散布跳蚤的结果引起了鼠疫流行症。参加过那次远征队的野崎少佐曾拿出一份中国报纸给我看，报纸上有篇论文指出说，宁波一带发生了鼠疫。接着，该论文作者作出正确结论，说这次鼠疫症的肇事者是日本人，因为有人亲眼看到，有架日本飞机飞过该区域上空时，曾在不高地方扔下了什么东西。这篇论文，我亲自读过。”（案卷第4卷，第43页）
被告西俊英在第731部队内，亲眼见过摄有日本细菌部队攻击华军经过的秘密纪实新闻片，他供述说：“……银幕上放映出如下几个镜头：把一些特种器皿挂在几架飞机下面，马上就说明这些器皿内装的是传染鼠疫的跳蚤……有架飞机是飞在敌区上空时被摄照的。那里地面上出现有中国军队在移动，并且还有一个村庄。”西俊英往下又供述到银幕上映出细菌攻击实施和结束的情形：“那架飞机转回到飞机场，接着银幕上就现出‘任务完成’字样。石井和碇常重从飞机里走出来。接着便放映出‘结果’二字。银幕上照出一张中国报纸上的论文和日语译文。这中国报纸上写道：宁波一带发生了强烈的鼠疫。”（案卷第7卷，第58页）
证实输送特别远征队到华中战区去这一事实的，除以上所引的被告柄泽和西俊英的供词外，还有在日本关东军档案中所发现的文件。其中有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梅津将军于1940年7月25日颁发的丙字第659号命令，他命令关东军野战铁道司令官料理[35]将第731部队一队人员和特种神秘货物运往华中去。也找出了关东军野战铁道司令官草场中将为执行上述命令于1940年7月26日所发出的第178号命令，该命令内也特别强调这货物极端秘密，因此提出不要把这货物名称公开写在报送表内，而只是指明了由平房站、哈尔滨、沈阳、山海关到天津的输送路线。（案卷第15卷，第35～39页）
1941年，从第731部队内派出了一个远征队到华中常德地区去。此次远征中，日机在当地散播了传染鼠疫的跳蚤。
1942年，当日军从华中某战区退却时，第731部队又组织了一次远征。
被告柄泽关于这次远征准备情形供称：“……由石井将军率领开去反对中国军队的这次远征，是在1942年年中举行的……当这次远征队出发之前，又按铃木少佐的命令，由我主持备办了130公斤副伤寒菌和炭疽热菌，供该远征队之用。据我所知道的，在这次远征中也用过跳蚤作为传染病媒介物……为了进行这次远征，石井将军率领一队人出发到当时日军正在撤退的华中区去。远征队队员们乘日军退却之际，在行将放弃的区域内散布了细菌，好让进攻的华军染上传染病。”（案卷第4卷，第44页）
另一个被告川岛也完全证实了被告柄泽的这一供词，川岛清供称：“……1942年7月，事先加以准备之后，远征队就分成几批开到华中去……这次使用细菌武器的方法是地面传染法，按军事破坏活动原则向该地区散布病菌……华军进攻部队进入传染区之后，就受到这细菌武器的袭击。”
正如前日军第十三军军部侦探科科长，证人三品隆行的口供所证实：“荣”字细菌部队人员也参加过这次动作。（案卷第6卷，第307页）
加紧准备对苏的细菌战
1941年间，从希特勒背信弃义进犯苏联时起，日本军阀既待机参加反苏战争，便在满洲加紧扩张和准备专为进行细菌战而成立的细菌部队及其支队。
按照“关特演”计划（即1941年夏季采定的展开日本关东军以便进犯苏联的计划），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内曾对军官和士官组织了专门训练，目的在使他们通晓和善于使用细菌武器。
前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隆笃中将供称：“自从‘关特演’作战计划颁发之后，驻满各日军军部内都组织了‘兽疫’部队。这些部队的长官都是从第100部队内派来的细菌学专科医生……这些部队是由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作战发起成立的……兽疫部队的任务，就是准备和进行对苏的细菌战和破坏活动……。”（案卷第11卷，第53、54页）
被告川岛关于日本在1941年间加紧准备细菌战一事供称：“……1941年夏季，当德国对苏战争爆发后，有次我去见石井将军时，本部队内两个部长村上中佐和大谷章大佐也在场，石井将军说到必须加强队内工作，并对我们宣读了日军参谋总长的命令，命令上要求我们加紧研究鼠疫细菌，作为细菌战武器。该命令中特别指出，必须大量培养跳蚤作为散布鼠疫的媒介物。”（案卷第3卷，第28、29页）
前第731部队训练部长被告西俊英说到日本在希特勒德国进犯苏联之际对细菌战方面的准备情形时供称：“……当1941年希特勒德国进犯苏联，而驻满关东军集中在苏联边境的时候，第731部队内为创造有效细菌攻击武器的科学研究工作，大体上已经解决，至于部队内往后的活动则是完善大量生产细菌过程和散布细菌的方法。当时已经确定鼠疫是最有效的攻击武器。”（案卷第7卷，第124页）
为了准备进行细菌战争，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于1942年特别侦察过苏联边境地区。更早以前，第100部队奉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曾经常派遣细菌别动队到苏联边境附近活动，这种别动队在若干年内曾为军事破坏目的而把毒菌散布到边境各池塘中，包括三河区一带的池塘在内。
这些事实已为被告平樱，三友及证人吉川等等的供词所证明。（案卷第12卷，第94、192页；第13卷，第57、58页）
1944年9月，第100部队在安达站附近的第731部队打靶场上，有关东军司令部代表们参加，举行了试验细菌武器效能的所谓演习。
此种演习参加人之一，即证人福住光由供称：“……探求大量使用细菌法一举，是在特种打靶场上用特别装置和飞机来从事试验的，这种大规模的试验就叫作‘演习’。此种‘演习’于1944年9月间在安达站举行过……试验是以300只牛羊为目标。那次试验结果圆满，因为全部牲畜都中毒倒毙了。关东军司令部代表们乘飞机前来参观过这种演习。”（案卷第13卷，第49页）
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及其各支队特别加紧准备反苏细菌战争的第二个时期，是在1945年。
被告西俊英关于这点供称：“……1945年5月，当我亲自向石井将军作报告时，他向我特别强调地说，必须加紧生产细菌材料，首先是要加紧培养鼠疫菌。据他说，照事态发展情形来看，随时都可能有用细菌去攻击敌人的必要。”（案卷第7卷，第130页）
由于有了这种指示，第731部队所有各支队，都加紧捕鼠与饲养鼠类，以供繁殖跳蚤并使跳蚤染上鼠疫。为此目的，于是在该部队各支队以及各军队中都成立了捕鼠队。（案卷第10卷，第30、176、193页；第2卷，第168页）
在同一时期内，实验工作也加紧了，设备也换新了，目的是要增加细菌生产能力和大量储存细菌材料。
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将军在被讯关于他所管辖的那些细菌部队的生产潜能时供称：这种生产能力极为强大，是“第731部队在必要时就能用自己的武器去保证日军进行细菌战”。（案卷第2卷，第6页）
* * *
苏联及其武装力量打破了帝国主义日本当权集团想发动细菌战争的罪恶计谋。
苏联军队进入满洲境内后，给了敌人以一蹶不振的神速打击，在极短其间内就粉碎了作为日军主力的关东军，并迫使帝国主义实行了无条件的投降。
“……由于苏联加入了反日作战和苏军迅速深入满洲腹地——被告山田供称——遂使我们失去了使用细菌武器来反击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可能……。”（案卷第18卷，第132页）
在日本投降前夕，日军统帅部为了消灭罪迹，就下令把各细菌部队及其支队所有的建筑物、装备和文件等统统毁灭了。
* * *
由此可见，预审结果已经证实：第731和第100两细菌部队内由日军参谋本部和关东军总司令指导的实际活动，就在于准备和进行细菌战，这种活动乃是帝国主义日本当权集团整个罪恶阴谋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样也确定证实：日本军阀为了实现自己的罪恶计划，不惜干出任何罪行，直至在活人身上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以及用强迫传染致命细菌办法残杀了几千被囚禁的人。
被告人的罪状
本案中每一被告的罪状，具体表现如下。
（1）山田乙三，自1944年起至日军投降时止，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资格领导过第731和第100两个特种部队准备细菌战争的活动。
在此期间，山田本人或委托司令部负责军官巡视过各该部队，多次听取各该部长的报告，极力设法使此种部队经常处于备战状态。
被告山田由亲身视察及由细菌部队指挥官报告中，熟知对活人进行罪恶实验的情形，并且鼓励过此种暴行。因此，山田应对用传染致命残杀成千人命的野蛮屠杀行为负责。
被告山田说明本人在领导第731部队方面的作用时供称：“第731部队是直接由我以关东军总司令资格来管辖的。对第731部队的战术领导，即解决一切有关细菌武器生产和使用方面的问题，都是由我负责的。这就是说：若一旦必须使用细菌武器去反对敌军，那时关于此种动作的命令就只能由我发出，因为第731部队是受我管辖的一个特种部队。”（案卷第18卷，第383页）
第100细菌部队是在同等范围内属被告山田节制的。（案卷第18卷，第392页）
（2）梶塚隆二，自1939年任关东军医务处长时起，便直接指挥那积极准备细菌战争的第731部队的工作。梶塚是研究细菌武器使用法的发起人之一。早在1931年，梶塚便积极拥护细菌战争思想家之一石井四郎极力要求加紧研究细菌武器以供战争之用的主张。1934～1936年间，被告梶塚以日本陆军省卫生署科长资格，曾积极参加建立第731部队以及用相当专家配备该部队的工作，并促成了任命石井四郎为第731部队长官一职。
在作为被告受审时，梶塚承认他十分熟悉第731部队及其各支队的全盘活动情形，从对活人作罪恶实验起，直至使用细菌武器止。
“当时——被告梶塚供称——我很熟悉第731部队内为要探求最有效的细菌武器，经常对活人进行实验的情形。我曾知道第731部队在1941至1942年间使用细菌武器攻击过中国军队与平民的事实……细菌部队以及我领导的军队内的医务队，当时已有进行细菌战的充分准备。”（案卷第1卷，第115页，第119～121页）
梶塚否认他曾亲身参加过直接准备反苏细菌战方面的实际活动，但他在这方面的罪行已由被告山田、高桥及证人河野信雄等等的供词所完全揭穿了。（案卷第2卷，第49～63页；第18卷，第427页）
（3）高桥隆笃，自1941年起至日本投降时止，以日本关东军兽医处长资格直接领导过第100部队的活动，这样积极参加了准备细菌战一事。
被告高桥说到本人在第100部队活动中的作用时供称：“我指导过用以反苏的细菌战和细菌破坏活动的准备工作”，“我曾命令并亲身监督过第100部队内培养鼻疽菌、炭疽热菌、牛瘟菌和班驳病菌等等的工作，目的是要用这些细菌去进行反苏的细菌战和细菌破坏活动。”（案卷第11卷，第117页）
被告高桥在指导第100部队工作时，经常鼓吹细菌武器是一种最有效战争工具的思想。（案卷第11卷，第113页，第117～120页）
（4）川岛清，自1941年起至1943年止任第731部队生产部长，组织过大规模制造细菌武器的事情。被告川岛亲自参加过该部队内的大批活人身上进行“研究”和“实验”的罪恶行为。被告川岛关于这点供称：“我确认，我们当时在活人身上进行试验以及用毒菌把他们大批害死，这乃是一种反人类的野蛮罪行。”（案卷第3卷，第147页）1942年间，被告川岛曾参加过用战斗工具供给派往华中战区去使用细菌武器的特别远征队一事。（案卷第3卷，第141页，第145～147页）
（5）西俊英，自1943年1月至1945年间任第731部队驻孙吴城第673支队长，领导过该支队为保证第731部队以生产细菌武器必要材料的全部工作。自1944年7月起，被告西俊英兼任第731部队内所谓训练部部长职务，主持过为专门作细菌战的别动队培养干部的工作。
被告西俊英亲身参加过对活人进行残忍罪恶实验的事情。1945年当苏军部队逼近时，被告西俊英为掩藏本人罪恶活动形迹，烧毁了他所领导的第673队全部公务房舍和档案（案卷第7卷，第108页，第112～115页）。
（6）柄泽十三夫，在1943至1945年间任第731部队生产部分部长，积极组织过大规模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1940至1942年，被告柄泽曾极力用细菌供应第731部队两次派往华中去使用细菌武器作战的特种远征队。1943至1944年，被告柄泽直接参与过在被监禁者身上用致命细菌进行罪恶实验的勾当。（案卷第4卷，第158页，第162～165页）
（7）尾上正男，自1943年10月至1945年间，任第731部队第643支队长，直接领导过多方探求最有效战斗细菌武器及其大批制造方法的工作。
“……我——被告尾上供称——当时知道，第731部队内是在从事研究并大量制造专供对苏联进行细菌战之用的细菌武器……在我所领导的第643支队中，曾从事培养鼠类和传染鼠疫的跳蚤，并将这些跳蚤送往第731部队中去，用以制造细菌武器。”（案卷第8卷，第102页）
该支队内所设立的训练部，经常由被告尾上领导培养进行细菌战的专门干部。1945年间，被告尾上为掩藏准备细菌战的各种罪行起见，消灭了该支队内所有一切设备与全部档案。（案卷第8卷，第98页，第102～104页）
（8）佐藤俊二，在1941至1943年间任“波”字部队长和“荣”字部队长，自1944年起任关东军第五军团军医处长，指导过第731部队第643队的工作。
被告佐藤在领导“波”字部队和“荣”字部队时，积极参加过研究与生产细菌武器的活动。被告佐藤后来任第5军团军医处长时，积极帮助和支持过第643支队内扩大细菌生产的工作，并发布特别命令责成第五军团各部队为该支队捕集鼠类。佐藤作为被告受讯时供称：“我在任‘荣’字部队长时……领导过本部队内探求和大量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为了这个目的，南方‘荣’字部队装置有大量器械，配备有各种细菌学专家，因而能大规模地培养致命细菌……训练部在我领导下，每年培养出约300名细菌学家，以供进行细菌战的需要。”（案卷第9卷，第150页，第154～157页）
佐藤的罪状除由他本人供认外，尚由被告尾上、证人三品和其他等人的供词加以揭露。（案卷第2卷，第251页；第17卷，第59～64页）
（9）平樱全作，自1942年7月起至日本投降时止，在第100部队中以一个工作员资格，积极参与过研究和大量制造细菌武器以进犯苏联之用。1942至1944年间，被告平樱曾率领第100部队各侦察破坏队，一再参加反苏的专门侦察活动，目的是要探求反苏的最有效细菌使用法。在同一期间，他曾屡次在苏联边界一带，特别是在三河区各蓄水池内施放毒药，从事军事破坏活动。（案卷第18卷，第89页，第93～96页）
（10）三友一男，自1941年4月起至1944年止在第100部队内当工作员，积极参加过生产致命细菌以便对苏联进行细菌战和军事破坏活动。三友曾亲身参与对被监禁者试验诸种细菌武器性能而用残忍手段将他们杀害。在1942年七八月内，被告三友身为第100部队侦察破坏队一员，参加过在三河区进行的反苏军事破坏活动。（案卷第12页，第187页，第191～193页）
（11）菊地则光，自1943年4月起至1945年8月止，在第731部队第643支队中充当队员。1944年2月～1945年2月间，菊地为该支队第一部实验员，从事培养伤寒菌与赤痢菌，这样参加过研究细菌武器的工作。1945年6月，菊地在第731部队内细菌战人员训练班受过补充训练。这些事实已由菊地本人供词以及证人斋藤正辉，冈田光重及其他等人供词所证实。（案卷第19卷，第11～15页，第25～27页）
（12）久留岛佑司，自1944年10月受过专门训练后，即在第731部队第162支队内服务，并以该支队第一部医务实验员资格参加过培养霍乱和伤寒菌等等的工作。久留岛本人供认，他曾知悉第731部队准备进行细菌战和制造细菌武器的事实。（案卷第20卷，第11～16页）
本案各被告山田乙三、高桥隆笃、柄泽十三夫、川岛清、尾上正男、西俊英、平樱全作、佐藤俊二、三友一男、菊地则光及久留岛佑司等对于所控各罪均已招认。
被告梶塚隆二只承认一部分的罪状。
本案各被告的罪状，除由各被告本人供认外，业经许多证人的供词，以及文件证据和法庭医学检验委员会结论所判明。
根据如上所述，兹对下列诸犯：
（1）山田乙三，1881年生，籍贯东京市，陆军大将，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
（2）梶塚隆二，1888年生，籍贯田尻町城，医生兼细菌学家，军医中将，前日本关东军医务处长；
（3）高桥隆笃，1888年生，籍贯秋田郡，百合县，本庄城，化学家兼生物学家，医务中将，前日本关东军兽医处长；
（4）川岛清，1893年生，籍贯千叶郡，山武县，莲沼村，医生兼细菌学家，军医少将，前日本东关军第731部队生产部长；
（5）西俊英，1904年生，籍贯鹿儿岛郡，萨摩县，樋协村，医生兼细菌学家，军医中佐，前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训练部长；
（6）柄泽十三夫，1911年生，籍贯长野郡，小县县，丰里村，医生兼细菌学家，军医少佐，前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生产部分部长；
（7）尾上正男，1910年生，籍贯鹿儿岛郡，出水县，米津町城，医生兼细菌学家，军医少佐，前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第643支队长；
（8）佐藤俊二，1896年生，籍贯爱知郡，丰桥城，医生兼细菌学家，军医少将，前日本关东军第五军团军医处长；
（9）平樱全作，1916年生，籍贯石川郡，金泽城，兽医，兽医中尉，前日本关东军第100部队工作员；
（10）三友一男，1924年生，籍贯崎玉郡，秩父县，原野村，上士官，前日本关东军第100部队工作员；
（11）菊地则光，1922年生，籍贯爱媛郡，九年级毕业生，上等兵，前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第643支队医务实验员；
（12）久留岛佑司，1923年生，籍贯香川郡，小豆县，苗羽村，八年级毕业生，前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第162支队医务实验员；
提出如下的控告：
山田、梶塚、高桥及佐藤身任日军领导职位，主持过日军特种细菌部队的活动，并使此种活动集中于从事制造细菌武器，用以准备细菌战去反对苏联和其他国家。
可见该4名被告积极参与过实现帝国主义日本当权集团发动侵略战争和制造供大批屠杀和平居民用的细菌武器的罪恶计划。
此外，被告山田、梶塚及高桥三人曾自觉准许对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结果至少3000人惨遭杀害。被告佐藤曾指挥“波”字部队和“荣”字部队，亲身领导过该两部队内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
山田、梶塚、高桥及佐藤犯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上所定之罪。
川岛、柄泽、西俊英、尾上及平樱在专为准备进行细菌战而成立的日军特种细菌部队中担任负责职务，积极参加过研究与制造供大批杀人用的细菌武器的活动。
被告川岛及柄泽曾积极参与对华的细菌战争，平樱曾积极参与对苏的细菌破坏活动。
此外，川岛、柄泽及西俊英还亲身参加过对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
上列诸人犯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上所定之罪。
三友、菊地及久留岛在专为准备与进行细菌战而成立的日军特种细菌部队内充任工作员，参与过各该部队制造大批屠杀人命之细菌武器的罪恶活动。
此外，三友又曾亲身参加对活人进行惨无人道实验的杀害人命的罪行，并亲身参与了对苏的细菌破坏活动。
上列诸人犯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条上所定之罪。
所有以上各被告均应受军事法庭审判。
滨海军区军事检察官上校法官 华列左夫斯基
1949年12月16日
（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前日本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1950，第7～40页。）
二 被告与证人的供词
被告山田乙三受审记录（1949年12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