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
吴作勇
中国军队要反攻的时候，在贵阳征兵，我看到大街上张贴的告示，就去了。我没有想到的是，我是坐飞机到印度的，然后跟着部队又从印度打回了中国。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上过高中，懂一点英文。
我分在新一军谍报队，接受各种训练，射击、刺杀、爬树、逾越障碍、游泳、徒手捕俘……反攻开始的时候，我们谍报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但不能暴露目标，是偷偷地进行侦察，哪里有日军的碉堡，哪里有日军的哨兵，哪里有日军的驻扎，哪里有日军的仓库，然后把这些情况报告给后面的部队，让部队做出相应的准备和措施。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夜晚，我们摸到了日军的库房里，那里储存着日军的汽油和弹药，我们把那个库房给点燃了。我们翻过了一座山后，看到火焰还在跳动，还能够听到爆炸声。
丛林侦察和别的地方不一样，一定要八面都是眼睛，浑身都是耳朵，稍有不慎，就会丢了性命。日军的狙击手就藏在大树上，他能看到你，但是你看不到他，而且随时都有可能与日军小股部队遭遇，一旦遭遇，距离就只有几米或者十几米，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这支部队从缅北打向滇西，另一支中国军队从滇西打向缅北，最后会师。会师的那天，大家非常高兴，知道离抗战胜利的日子不远了。
潘中岳
我当时是新一军第50师的军需官。我们的师长叫潘裕昆，副师长叫杨温。
1943年，为了加快缅北反攻的进程，第50师要从国内运往印度。当时在国内机场上，有三架飞机输运我们那一批人。我坐的是第三架飞机，但是坐好后，飞机迟迟没有起飞，一问，原来是第三架飞机上多坐了六个人，而第一架飞机没有坐满。于是，我和杨义富等几个人被换到了第一架飞机上。
到了印度汀江机场，我们下了飞机，却发现第一架飞机和第二架飞机飞到了，而第三架飞机没有跟上。后来得知，第三架飞机在飞到西康上空的时候，被日军击落了。
我们到了印度后，要适应新的丛林战的战法。师长将我们编成若干个分队，进行集中培训，为其一个月。前半个月，我们学习搜索、警戒、渗透、埋伏、奇袭、突围、伏击、打援、迂回、转进、筑城、攻坚、战斗射击和白刃肉搏等战术演练；后半个月，加强野战训练，针对阻绝道路之前进、伤亡人员的处理、铁丝网的破坏通过、口令命令的传达等进行训练。
在缅北丛林作战，和在国内战场不一样，所有人都要重新适应这种战斗环境。
陈纳德与驼峰航线
说到抗日战争，不能不提一个名叫陈纳德的美国人。
史富余在沾益机场见过陈纳德，这个身材魁梧、面貌凶恶的美国人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年后，史富余还能描摹出陈纳德的容貌。史富余说陈纳德的长相就像一头老鹰，眼睛深陷，鼻子高耸，整个面部就像刀砍斧凿的一样粗砺，脸上疙疙瘩瘩，就像用粗砂子刚刚打磨出来的，看起来令人恐惧。
1938年史富余参加修建沾益机场。沾益机场是当时中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新一军老兵吴作勇当年和战友们就是从这座机场出发，坐着飞机，飞越重重关隘和喜马拉雅山的寒冷气流，躲避日军高射炮火的攻击，来到了印度蓝姆伽，成为了新一军中的一名军人。
第一次入缅战役结束后，云南成为了滇缅战场和滇西抗战的最前线。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云南人在修建了滇缅铁路、滇缅公路后，又出动150万人，依靠着双手修建了28个飞机场，还对原有的24个飞机场进行了扩建和加固。这样，云南成为整个“二战”时期飞机场最为密集的省份，多达52个。
史富余就是这150万人中的一名，他担任绘制图纸和机场建设的指导工作。
史富余说，陈纳德是一个对滇缅战争作出过贡献的美国人。
陈纳德在来中国前，在美国空军中只是一名上尉，郁郁不得志，他当时已经年过不惑。而且，种种迹象表明，陈纳德上尉在天空晴朗无战事的美国，再没有升职的可能。那时候，他可能已经做好了归隐江湖的打算，在自己家的农场里开着拖拉机，春种秋收，颐养天年。
就在这时候，陈纳德在美国遇到了一位名叫毛邦初的中国将军。毛邦初是蒋介石第一个夫人毛福梅的侄儿，在国民政府空军任职。抗战前夕，蒋介石深感中国的空军根本无力与日本空军对抗，就派毛邦初去美国游说愿意来中国作战的美国退役空军。
毛邦初的姑姑毛福梅是蒋介石当初由父母包办的妻子，是蒋经国的母亲。抗战初期，毛福梅在蒋介石的老家慈溪溪口被日军飞机炸死。
在美国，一个偶然的机会，毛邦初看到了陈纳德的飞行表演，他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飞行表演结束后，毛邦初邀请陈纳德奔赴中国，陈纳德没有答应。他觉得那个遥远的东方国家不是他施展才能的舞台。
事实上，当时的陈纳德有他骄傲的资本。空军上尉陈纳德已经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空战技术，只是还没有得到验证和实践。
飞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出现在了战场上，主要做侦察敌情用。听说那时候的飞机上没有任何设计装置，双方的飞行员如果在辽阔的天空中冤家路窄邂逅相逢，就互相用手枪射击，如果手枪子弹打完了，就互掷物品攻击对方，飞机上能够丢的东西，都丢给对方。东西丢完了，就吐口唾沫羞辱对方。口干舌燥后，双方展翅分飞，各回各家。
陈纳德创立了飞行编队。陈纳德认为飞行在天空中的飞机就像大海中航行的舰队一样，作战时也应该按照战术和编队攻击对方，或者躲避对方，迷惑对方，而不应该一对一死拼，这种村夫互殴的作战方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的军事需要。
但是，陈纳德的空军作战思想没有人愿意听。在美国军队里，陈纳德只是一名脾气暴躁的上尉；在当时阳光普照的美国，战争是没有人愿意谈论的话题。陈纳德没有用武之地。
陈纳德时刻盼望着他创立的以多打少的空战战术，能够在战场上大显身手。
机会来了。
有一天，在美国空军界怀才不遇的陈纳德接到了宋美龄的来信，询问他是否愿意来中国展示自己的才华。
陈纳德没有想到宋美龄会来信邀请他，宋美龄在美国生活过，她的美貌、气质和才华多年来都是美国上流社会谈论的热门话题。这封跨越了辽阔太平洋的来信，改变了陈纳德的一生。
陈纳德答应了。
陈纳德
那时候，美国还没有卷入中日战场，山本五十六的联合舰队还没有从日本兵工厂造出来；欧洲的天空中战云密布，希特勒的装甲军团正在夜以继日地打造……但是这一切与遥远的美洲有什么关系？那时候美国已经从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中走出，享受着难得的安详。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陈纳德护照上的职业一栏填着：农场主。
“农场主”陈纳德来到中国。
蒋介石任命陈纳德为空军顾问。名义上为顾问，实际上行使着中国空军训练、调配和作战的职权，相当于中国空军的副司令。陈纳德没有想到中国这样看重他，而他在美国只是一名上尉，相当于营长。从营长飞跃为副司令，连升很多级，让陈纳德无限感慨，他表示一定要为中国训练出一支“空中装甲军团”，不负厚望。
然而，陈纳德在考察了中国的空军后，才知道当时的中国空军有多落后，有多衰惫。中国空军号称拥有500架飞机，实际上能够起飞的还不到100架，而能够参与作战的更少。当时的日本能够参与作战的飞机就有4000架。100架对4000架，陈纳德感到任重而道远。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美国人陈纳德虽然没有读过《论语》，不知道孔子，但是他用孔子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他就要用中国孱弱的空军力量与日军作战。
陈纳德加紧训练中国空军。
日本人知道了有美国人帮助中国人训练空军，就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抗议，要求将陈纳德叫回去。美国政府把日本的抗议告诉了陈纳德，陈纳德回答说：“等到中国的土地上最后一名日本人离开了，我也就离开了。”
那时候的美国是中立国，在中日战争中不能偏向任何一方，陈纳德的出现会授人以柄。在中美双方的协商下，陈纳德转入幕后，继续帮助中国人训练空军。
他等待着中国空军能够上演奇迹。
然而，陈纳德的空战思想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全面抗战就爆发了，中国空军很快消耗殆尽。
日军的飞机全面轰炸中国，不但轰炸前线的中国军队将士，还轰炸后方的平民百姓。
史富余说，那时候昆明的上空经常出现日本的轰炸机。日本的轰炸机非常狂妄，连战斗机都不带，就直接飞到了昆明上空，狂轰滥炸。按照空军的教程，轰炸机必须在战斗机的护航下，才能执行任务，因为轰炸机本身没有自卫能力，一旦被攻击，连还手的能力都没有。可是日本的轰炸机就敢不带战斗机护航，独自执行轰炸。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天空中没有中国的战斗机，日本的飞机在中国的天空中畅通无阻。
那时候中国的防空能力同样非常薄弱，昆明连打飞机的高射炮都没有。日本人的轰炸机来了，防守部队就架起机枪打。机枪的射程才有多远啊，在不考虑地球引力的情况下是1500米，而对空扫射，考虑到地球引力，估计还不到1000米吧。而日军的飞机在1000米的高空随意游弋，想怎么飞就怎么飞，想怎么投弹就怎么投弹，地面上的人只有挨炸的份儿。
史富余至今还能记得日本飞机在昆明上空追着逃亡的人群轰炸的情景，站在地面上的昆明市民连日本飞机上的徽章和日本人的脸都能看清楚。日本的飞机飞过，地面上的树木像波浪一样被吹得倒向一方。这不是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杀戮，是恶狼对羊群的杀戮，是老鹰对兔子的杀戮。
而且这场杀戮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他们想什么时候来杀戮，就什么时候来，想杀戮多久，就杀戮多久。
空军上尉陈纳德悲愤不已，他回到美国，向罗斯福要500架飞机、1000名飞行员、2000名地勤人员，要求带着他们去保卫中国领空。
索要500架飞机、3000名人员，即使对于飞机众多的美国来说，这也无异于狮子大张口。而向美国张开大口的，居然是一名地位卑微的小小的美国空军上尉。
很多人认为这名空军上尉很狂妄，他们对这名狂妄的空军上尉嗤之以鼻，认为野蛮的东方让他成为了疯子。更多人认为陈纳德是在异想天开，他在徒劳无益地做一件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但是，极富韧性的陈纳德没有疯，也没有异想天开，他不断地奔波在美国国会大厦的各个部门之间，运用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在那些勋章闪烁的将军们面前，上尉陈纳德没有丝毫胆怯和懦弱。
在这些将军面前，甚至在罗斯福面前，尽管陈纳德热情澎湃，据理力争，但还是没有人敢答应陈纳德的请求。
那时候，美国是一个中立的国家。
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陈纳德几乎要绝望的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这个法案的内容就是美国可以为盟国提供战略物资。
这是1941年3月，太平洋的这边，玫瑰花盛开在温暖的阳光下；而太平洋的那边，废墟下的瓦砾间，野草还没有吐绿。此刻，中国已经独自支撑了艰苦卓绝的四年抗战，用一次次血战，用几百万大好男儿的血肉之躯为矛，用大好河山做盾，与日军的飞机、坦克拼死厮杀，终于保得半壁江山。这四年来，我们孤立无援，我们弹尽粮绝，我们用最后一丝残余的力气支撑着遍体鳞伤的身体，不让自己倒下。
此时，我们终于迎来了美援。
当时，美国军界虽然没有完全同意陈纳德的战争清单，但也愿意提供给中国100架飞机，100名飞行员和190名地勤人员。陈纳德非常高兴，因为中国空军当时已经丧失殆尽，而这些美国飞机和人员，对于中国无疑是雪中送炭。陈纳德在当天的日记中兴奋地写道：“在抗击日军的战斗中，我第一次有了我们需要用来打败他们的一切东西。”
史富余说，当时美国和日本没有开战，所以只能暗暗地支持中国，100架飞机只能拆卸打包，以货物的名义，用轮船载运到仰光后，又转运中国昆明，重新组装；而290名人员，只能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而志愿者，又不能是美国现役军人。所以，这290名人员都办理了紧急退休的手续，然后像当初的陈纳德一样，怀揣护照登上轮船，先转道澳大利亚，再登陆中国，而这些美国人护照上的职业一栏五花八门，有的填写建筑师，有的填写音乐家，有的填写农场主。而这些飞机和飞行人员，对外号称是陈纳德以个人名义用重金从美国购买和招募的。
290名飞行人员，并不都是训练有素的空中精英，他们中，有的是冒险家，想去遥远的东方开开眼界；有的是刺儿头，在美国军界让上司焦头烂额；有的是赌徒，想用生命去中国赌一把；有的是幻想家，幻想着载誉归来荣耀故里。
所有人都不看好这批人，因为他们很像是一群乌合之众。
事实上，他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然而，就是这一群乌合之众成为了“二战”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空中英雄。
290名飞行人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叛逆性，而叛逆的人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敬佩强者。
陈纳德就是一名强者。陈纳德的坚韧和意志，还有陈纳德崭新的作战理念，让他们敬佩。他们不听从那些古板的美国将军，但是他们都听从陈纳德的指挥。
陈纳德的飞机作战理论是，采用双机编队，以2：1的飞机比例与敌人作战。一架飞机是长机，一架飞机是僚机。僚机负责引诱敌机，而长机则在高处伺机发起攻击。而同时期的日本飞机还是采用一对一的方式厮杀。陈纳德的作战理论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当日本飞机只会伸出一个拳头来攻击的时候，陈纳德用左拳虚招引诱，右拳疾速击打，日本飞机的一个拳头哪里会是对手！
陈纳德的这支飞行队名叫“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他们很快就迎来了在中国战场的处子秀。
史富余清楚地记得1941年12月20日这一天，因为这一天昆明上空上演了让所有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幕。
这天午后，凄厉的空袭警报又拉响了，人们还没有来得及钻入防空洞，十架日本轰炸机突然钻出了云层，它们像以往一样得意扬扬，向着昆明的街道俯冲而来。就在所有人认为一场屠杀即将开始的时候，云层里突然又钻出了一群飞机。
两队飞机开始了空中厮杀，就在昆明的上空，就在昆明市民的视线里。躲进防空洞里的人出来了，躲进房屋里的人也出来了，所有人都站在天空下，看着这场厮杀。
空中厮杀的时间其实很短，有一架日军的轰炸机还没有来得及转弯，就被打了下来，它拖着长长的黑烟，像一只断了翅膀的大鸟，怪叫着飞向滇池旁边的西山方向。那架日本飞机还没有落到地面上，又一架日本飞机被打中了，摇摇晃晃地斜飞着，像一只断线的风筝。
昆明市民看到一直耀武扬威的日本飞机今天遭到痛击，全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他们齐声数着被击中的日军飞机：“一、二、三、四、五……”
这是一场对日军飞机痛快淋漓的复仇。志愿者27架轻快的战斗机，尽情地追杀着日本十架笨重的轰炸机。日本轰炸机像一头赘肉累累的肥猪，在小老虎一样的志愿者面前，连招架和嚎叫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利齿撕裂了，流血了，哭爹了，喊娘了，倒地了。
志愿者的处子秀取得圆满成功，他们没有损失一架飞机，而日本的九架飞机在空中开花了。因为杀得兴起，志愿者没有留意到有一架日本飞机偷偷逃走了。
史富余说，那一天昆明欢声雷动，人们敲锣打鼓，抬着被烧焦了的日本飞机残骸游街，每个人的脸上都喜气洋洋。
而那些打落日本飞机的人是谁？市民们不知道。他们看到志愿者的飞机上画着图画，那些图画像展翅飞翔的老虎，露出雪白锋利的牙齿，就挚爱地称这支队伍为“飞虎队”。
史富余说，其实，志愿者的飞机上画的是大鲨鱼，但是昆明是内陆城市，大家都没有见过大鲨鱼，因此把大鲨鱼当成了老虎。
“飞虎队”的名字从此叫响。
史富余说，那天，昆明市民抬着一架架日军飞机的残骸，抬到了飞虎队的驻地巫家坝机场，当时人山人海，足有几万人。陈纳德带领着美国飞行员出来了，昆明市民高喊着：“飞虎队，飞虎队……”陈纳德不明所以，懂英语的人给陈纳德翻译说：“中国人喊你们是会飞的老虎。”陈纳德大为高兴，他觉得称呼他们是“会飞的老虎”，就是中国人对他们最高的奖赏。
因为语言不通，昆明市民向这些美国人竖起了大拇指，巫家坝机场是一片大拇指的海洋。美国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友好的中国人既然竖起大拇指，一定也是表示赞扬，于是他们也微笑着向中国人竖起了大拇指。后来，大拇指被美国人翻译成“顶好”，中国人和美国飞行员互相竖起大拇指的照片刊登在美国的报刊上，感动了无数的美国人。大拇指也成为了中国人和这群美国人互相交流的语言。
史富余说，竖起大拇指表示“顶好”的手势，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流行的。
1941年年末，12月份的最后十天，飞虎队与日本飞机作战多达六次，几乎是隔日一战，日本的飞行员不相信曾经如入无人之境的昆明天空，怎么就会成为皇军飞行员的葬身之地！他们一次次地报复，一次次铩羽而归，每次都是飞虎队大获全胜。战果最辉煌的一次，飞虎队一口气击落了日军23架飞机，而自身无一架飞机损失。
此后，昆明的天空永无日机。
陈纳德将飞虎队的作战半径扩大到了湖南和缅甸。
飞虎队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是因为陈纳德的战术思想比日本人先进一大步。长机与僚机相互配合的战术，让任何一架日本飞机都难逃厄运。
还有，陈纳德对日本飞机的战术了如指掌。在陈纳德组建飞虎队之前，他就在中国军队生活了好几年，每次日本飞机出动轰炸和袭击，陈纳德都没有钻进防空洞中躲避，而是仔细观察分析日本飞机的招数。日本飞机所有的伎俩，陈纳德早就烂熟于心，他制定了一整套反击日本飞机的战术，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日本飞行队和这样一支专门对付他们的空军作战，焉能不败？
陈纳德是现代空战的先驱，他一手创立的飞虎队，后来不断发展壮大。
飞虎队的作战区域在中国和缅甸，它是保护中国军队、摧毁日本军队的一支武装力量。
就在飞虎队在中国和缅甸的上空痛杀鬼子的时候，彭嘉衡还在航空学校读书，这名后来成为飞虎队中一员的中国人，对驾驭铁鸟搏击长空痛歼日军充满了憧憬。
一连串的完胜，让飞虎队名扬天下。
自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节节败退，国内一片萎靡，美国人都充满了悲观和失败的情绪。而陈纳德的飞虎队连战连胜，打得日军飞机连还手的机会也没有，无疑给美国人注射了一针强心剂。陈纳德成为当时美国最耀眼的明星。于是，美国所有的报刊都登载陈纳德的照片和报道，所有美国人都欢欣鼓舞。据说，当年美国空军界的一些元老，拿着报纸看着陈纳德的巨幅照片，酸溜溜地说：“这不就是当初我手下的那个上尉嘛！”
然而，就是这名他们看不上眼的上尉，被他们排挤走了的上尉，取得了令他们瞠目结舌的成绩，让他们自叹不如。人生最得意的，莫过如此。
罗斯福授予陈纳德准将军衔。从上尉到准将，跨越了所有校官军衔，美国军史上只有陈纳德一人。
第一次缅甸战役开始的时候，中国远征军派出了十万军队，而日本有四个加强师团。日本还有陆军航空队的400架飞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没有空军，飞行员都配置在陆军和海军中了。中国军队没有飞机。后来，陈纳德派出了一个中队的30架飞机参战，其余的飞机要警戒昆明和重庆的安全。
第一次缅甸战役中，英国已经做好了放弃缅甸的准备，所以，英国把美国支援的飞机都调配到了北非战场，而缅甸辽阔的天空中，飞虎队30架飞机与400架日本飞机在作战。其结果可想而知。
后来，远征军走进了野人山，日军56师团一路抢攻北上，差点渡过怒江。中国守军炸毁惠通桥后，56师团用橡皮筏抢渡，中国守军顽强阻击。飞虎队的四架飞机奉命前去轰炸，看到怒江西岸的滇缅公路上56师团的三万人马，各种重型武器，绵延20公里。四架飞机狂轰滥炸，56师团辎重被毁灭大半。
日军强渡不成，就在怒江多处架设浮桥，准备偷渡。飞虎队飞临怒江上空，把日军工兵和浮桥炸得粉碎。
后来，飞虎队被美国接管，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队长陈纳德。至此，飞虎队在中国战场作战一年，击落日军飞机400架，打死日军飞行员上千名，炸死日本陆军至少数千人。更值得赞誉的是，飞虎队保障了西南后方的安全，堵截了日军进犯怒江东岸的脚步。
而飞虎队自身的伤亡为：牺牲70名飞行员，损伤23架飞机。
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极大的胜利。
而等到抗战结束时，飞虎队已经击落日本飞机2600架，击沉日本军舰44艘，击沉日本100吨以下的船只13000艘，击沉日本大型运输船只223万吨，击毙日本官兵66700人。
史富余说，当时，国民政府给每个美国飞行员的工资是，每人每月600元，陈纳德是每月1000元，每打下一架日本飞机，再嘉奖500元。这在当时，是很高的工资，相当于大学教授工资的五倍。因为工资高，陈纳德就感到很不好意思，他对陈诚说：“太对不起了，中国这么困难，还要给我们这么高的工资。”陈诚说：“飞虎队，这是中国政府最好的一笔投资。”
鉴于陈纳德是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云南省主席龙云将昆明市区通往巫家坝机场的那条路改为“陈纳德路”，后来，这条路叫机场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中国最有名的两个美国人，一个是陈纳德，一个是史迪威。
约瑟夫·史迪威将军
史迪威和蒋介石一直芥蒂很深，甚至一度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蒋介石和陈纳德一直关系非常好。陈纳德桀骜不驯，胸无城府。在这场蒋介石与史迪威的斗争中，陈纳德始终站在蒋介石的一边。
1944年10月18日，罗斯福从中国调走了史迪威。接着，马歇尔等人准备改组飞虎队，陈纳德一气之下，提出辞职，一向看不惯陈纳德的马歇尔等人立即同意。
1945年8月1日，陈纳德离开了中国。
离开中国前，陈纳德坐在汽车里，在重庆转悠。当时，很多重庆市民听说陈纳德要离开中国，都来向陈纳德告别。由于人太多了，道路出现堵塞，司机只好关闭引擎，让人们推着汽车前行。汽车被推到了一个广场前，就是现在竖立解放碑的那个广场，人们把陈纳德抬起来，放在高高的台子上，一齐向陈纳德伸出了大拇指，陈纳德也在台上伸出了大拇指。重庆各界人士听说陈纳德在广场，也都匆匆赶来，赠送礼物。各种各样的礼物在台下堆积如山。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此时的陈纳德坐在从埃及飞往美国的飞机上，他听到这个喜讯，眼泪流了下来。
当天晚上，中国各地的人们都在彻夜欢呼抗战胜利，灯光火把昼夜不息，欢呼声通宵达旦。陈诚看着欢乐的人群说：“可惜陈纳德不在了，他是最应该出现在欢呼人群中的。”
陈纳德的故事还没有完。
陈纳德回到美国后，等待着能够参加日本投降仪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陈纳德的飞虎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震惊了世界。可是，没有人邀请陈纳德，那天，日本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向盟军递交投降书时，参加的盟军将士多达千人，而陈纳德那时正落寞地坐在乡下的房屋前，一抹斜阳照在他逐渐花白的头发上。
“密苏里号”战舰上的受降仪式，史迪威参加了。
当陈纳德的飞虎队横行天宇，疯狂轰炸怒江西岸的日军56师团时，另一个美国人史迪威正在印度蓝姆伽训练中国军队新38师和新22师。被日本人从缅甸赶到了印度，史迪威一直视为一生中的奇耻大辱，从双脚踏上印度土地的那一刻起，这个性格倔强的美国佬就发誓复仇，训练出一支军队，将小日本赶下印度洋。
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美国的援华物资在印度海岸线边堆积如山，无法运至中国。海路已断，陆路又断。很多人认为这段时间是抗战最危难的岁月。
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罗斯福和蒋介石决定开辟一条从印度汀江到中国昆明的空中走廊，用飞机空运这些战略物资，支援中国战场。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艰险的一条空中航线。
这条航线穿越亘古无人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气候恶劣的高黎贡山、随时会遭到炮火袭击的日军占领区，穿越飘忽不定的西南季风、来势凶猛的暴雨暴风、能将飞机吹成风筝的强气流，穿越鸡蛋一样大小的冰雹、滴水成冰的霜冻、铺天盖地的雪片……而且，飞机一旦出现故障，陡峭的山峰中，幽深的峡谷里，刀削的悬崖边，连一片迫降的地方也没有；即使侥幸迫降成功，然而这里地老天荒，创世之初这里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人类的足迹从来就没有踏进过这里一步，这里只有凶猛的大型野兽出没无常，只有天地之间白茫茫一片，甚为干净，没有一缕人间烟火，即使你大喊一声，冰冻的天地间连一丝回声也没有。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中美两国又怎么会在这种最不利于航行的冰天雪地间开辟航线！
还有，当时的飞机最高只能飞到23000英尺，也就是不到7000米，而喜马拉雅山间7000米以上的山峰比比皆是。如果遇到狂风和霜降，飞机的飞行高度更低，连6000米都不到。所以，飞机要从印度汀江来到中国云南，只能从高耸的山峰间穿越。山峰如驼峰，所以这条有史以来最为艰险的航线就被称为“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开通一年后，彭嘉衡和他的战友从航空学校毕业，进入了飞虎队。那时候的飞虎队已经有了500架作战飞机，飞行员不但有美国人，还有中国人；飞虎队不但要保卫西南大后方的领空，还要担负起保护驼峰航线的重任。
彭嘉衡是一名印尼归侨，飞虎队中的很多飞行员都是归国华侨。
不仅仅飞虎队中有很多归侨，后来的新一军中也有很多归侨。印尼归侨彭嘉衡激战长空的时候，缅甸归侨曹卓焜正跟随着孙立人与日军“丛林战之王”18师团在胡康河谷鏖战。
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归国华侨们放下了书本，拿起了钢枪，奔赴在抗战第一线。这些年轻的归侨，就是当初的富二代。
这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悲壮的一条空中航线。
在驼峰航线运营的三年时间里，美军共损失飞机1500架以上，牺牲飞行员近3000人，损失率超过80％。拥有100架运输机的中国航空公司，竟然也损失飞机48架，牺牲飞行员168人，损失率为50％。
驼峰航线，是抗战后期中国的生命线，也是一条悲壮的死亡线。
彭嘉衡说，每个飞行员飞越驼峰航线的时候，都做好了牺牲的打算，都抱着不再返回的念头。当时，每个美国飞行员登上飞机时，背上都会有一个布条，布条上写着：“来华参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如果美国飞行员在战斗中或者在执行任务中，飞机迫降，迫降地的中国人一看到这个布条，就知道这是帮助中国人打日本的美国人。
滇西的部分百姓，当年还参与了救治美国飞行员。飞虎队和驼峰航线的飞机一旦被日军炮火击中，地面上的中国百姓就和日军展开赛跑。中国百姓因为熟悉地形路径，总会赶在日军的前面，将飞行员藏匿在山洞里。日军找不到飞行员，就将附近的老百姓抓起来，进行审讯，逼迫老百姓交出飞行员。但是，这些中国百姓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会说出飞行员的藏匿地点。几十年后，当年的部分美国飞行员故地重游，提起当年的往事，都会感慨唏嘘，泪如雨下。
当年的空战和驼峰航线的运输实在太残酷、太艰险了。彭嘉衡从航空学校毕业到报到的短短一个月里，就有好几位同学牺牲或者失踪。而失踪，很多时候则意味着死亡。
当年在驼峰航线上飞行的很多飞行员，都会回忆起这样一架飞机，那架飞机迫降在云南省泸水县片马丫口，机身完整。片马丫口地处高黎贡山山脉大峡谷。这道丫口后来被驼峰航线的队员们称为“福克斯丫口”。因为驾驶这架飞机的美国人叫福克斯，同机的还有两名中国人谭宣、王国梁。天气晴朗的时候，飞越驼峰航线的飞行员们能够看到阳光照耀在这架迫降飞机的机翼上，亮光闪闪。这架飞机和他们看到的很多飞机不一样，因为驼峰航线太过艰险，飞机在飞越喜马拉雅山时，由于强风和冰雪常常突如其来地出现，导致飞机来到这些山谷间时常常出事，很多时候，装载着抗战物资的飞机就会与山峰相撞，掉落山涧，一层又一层飞机的残骸覆盖在山谷上，让山谷变成了一条铝片的河流。但是这架飞机不一样，它很完整，很完好，它静静地躺在山坡上，就像躺在机场一样安详。然而，飞行员呢？飞行员在哪里？
很多驼峰航线上的飞行员飞越这道山坡时，都会留意鸟瞰，机翼下是否有求救信号，是不是有飞行员在向他们求救。可惜的是，一直到抗战结束，一直到驼峰航线取消，那架飞机的飞行员都不知踪影。
他们去了哪里？他们是否还活着？
抗战胜利后，福克斯的好友汉克斯，也是驼峰航线上的一名美国飞行员，他查阅了日军的档案资料，发现没有福克斯被俘的记录，便组织了一支队伍走进高黎贡山，寻找自己的好友福克斯。可是，因为气候、路况、疾病等原因，这支小分队怅然而归，汉克斯也不得不抱憾回国。
半个世纪后的1996年，高黎贡山的一名猎人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了这架迫降在山坡上的飞机，汉克斯听到这个消息，立即飞到中国，决心再次寻找自己的战友。
一支由数十人组成的小分队，再次走上了寻觅之路。他们穿越密林，跋山涉水，攀缘冰川，终于找到了这架当年迫降的飞机。几十年的风吹日晒雨淋，机身的铝片已经变得又薄又脆，用手一扳，就会掉下来。机舱里福克斯和两名中国飞行员的生活用品都完好无缺，鞋子、牙膏、牙刷、胡刀都完好无损，只是不见了那三名飞行员。
他们去了哪里？他们现在在哪里？
即使在今天，这里还是荒无人烟，而半个世纪前，更是虎狼出没，飞机迫降在这里，就几乎意味着死亡。
福克斯和谭宣、王国梁，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可能和所有牺牲失踪的中美飞行员一样，他们被掩埋在厚厚的冰层里，永远永远也不会被人发现；或者他们遭遇了虎豹豺狼，永远永远地消失了，连一丝踪迹也不会再有。
彭嘉衡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他正在值班室等待飞行，突然看到天空中摇摇晃晃地飞来了一架轰炸机，轰炸机已冒烟起火，地勤人员跑上去，紧急灭火。飞行员被夹在舱门口，全身血迹，无法拽出。火焰吞噬着他的身体，他大声叫喊着，所有人都无能为力，只好在一边看着独自挣扎的他，这时一名美国军官走过来，他拔枪打死了这名飞行员。飞行员的头无力地垂下去，军官转过身来，彭嘉衡看到他满脸泪水。
彭嘉衡说，当年的每次战斗都很惨烈，每次飞行的时候，大家都抱着必死的决心，“我每次上飞机的时候，就没有想能活着回来。”
尽管驼峰航线在昼夜运营，但是仍然不能满足中国战场的需要。
根据中国抗战需要和美国援华计划，美国最低限度每月向中国运输3500吨军械，而中印之间的空运当时每月只能运输500吨。因为滇缅公路被切断，美国不得已将给中国的十万吨机械，大部分收回了。
当年，中国战场上，枪支弹药，尤其是重型武器，非常短缺。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驻扎在岳麓山上的炮兵对着包围圈中的日军猛烈轰击，日军拼死突围；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突然炮弹告罄。卢庆贻所在的第10军坚守衡阳的时候，所有文职人员都不配枪支，枪支全部支援第一线。骆首瞻所在的桂军坚守桂林的时候，很多士兵还手持老套筒，因为武器简陋，桂军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有一个连队退出阵地的时候，仅剩一人。
1942年8月，蛰伏印度蓝姆伽的史迪威，向罗斯福提出了反攻缅甸的计划。鉴于驼峰航线无法满足中国战场的需要，又代价惨重，美国政府批准了史迪威的反攻计划，重新恢复缅甸公路。
后来，史迪威身边的人回忆说，当史迪威听说他的反攻计划通过了时，高兴得又蹦又跳，嘴里唱着：“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
史迪威与中国驻印军
史迪威对中国军队在印度受训的新38师和新22师抱有极大的信心，他曾经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场合说过：只要能够提供优良的装备，中国军队就是最好的军队。
在印度蓝姆伽和中印缅边境略多森林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由新38师和新22师组成的中国驻印军一直在训练。新38师老兵吴作勇说，所有人都知道打通了滇缅公路就可以回家。而要打通滇缅公路，就必须把日本人赶走，所以战友们训练都异常刻苦。
史迪威先后从美国调来了300多名军官，本来这些美国军官是拟任中国驻印军营长以上的军官，但是遭到了中国官兵的一致反对。后来，这些美国人担任联络官，派往各部。但是他们仍然具有很大的权利，可以直接调动营以下的兵力，而不需要请示中国部队长官。
截至中国远征军反攻前夕，蓝姆伽营地一共训练中国军官2626人，士兵29667人。这支部队后来在反攻缅甸和滇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这些受训的军官中，还有一些来自中国。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除了新38师和新22师退入了印度，远征军的大部分主力退入了滇西。一年后，中国远征军重建，印度的蓝姆伽就成为了军官训练基地，当初参加了第一次入缅作战的中高级军官都参加了培训，而国内战场上，绝大多数的高级军官也都来到了蓝姆伽整训。
所有的训练，尤其是对于士兵的训练，都有一种美国式的很野的特点。士兵们开着摩托车在崎岖山路上风驰电掣，端着机枪点射，手持冲锋枪一口气打完所有的子弹……这种训练方式让人们大开眼界。
在所有的训练中，中国军队弹药充足，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在国内是无法想象的。据老兵讲，因为天天机枪扫射，炮弹轰鸣，蓝姆伽的母鸡都吓得不会下蛋了。
蓝姆伽，是抗战后期的黄埔军校。
陆军总长何应钦也来到了蓝姆伽。
在一次演习中，何应钦亲眼看到了中国驻印军的作战素质，他们和国内战场上的士兵有着天壤之别。
那次演习中，何应钦蹲在一名叫作王敬的士兵后面观看，王敬手中的机枪响了，每颗子弹都命中了前方土坡上的目标。士兵们向前方冲锋，距离目标仅有十米，担任掩护的王敬端着机枪，子弹贴着战士们的头皮飞过。何应钦吓坏了，要求王敬立即停止射击。但是王敬手中的机枪还在欢叫着。直到战士们扔出的手榴弹在射击目标处炸响，王敬手中的机枪才戛然而止，他转过身来，向何应钦举手行礼。何应钦拉着他的手，连声说很好很好。他没有想到，中国驻印军的作战素质已经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平。
1943年3月，中国驻印军改编为新一军。
新一军直接归属史迪威指挥，史迪威是中国远征军的总指挥。罗卓英调回国内后，郑洞国担任新一军军长。郑洞国先后参加过古北口战役、台儿庄战役、昆仑关血战。新一军下辖三个师，新38师师长孙立人，还兼任新一军副军长；新22师师长廖耀湘；新30师师长胡素，新30师是在印度新成立的一个师。
新38师和新22师当初撤入印度的时候，还不到一万人，而现在新一军成立时，人数多达三万余人。其中有两万人是从中国空运到印度，扩充新一军的。
史迪威将军与38师师长孙立人和22师师长廖耀湘
吴作勇当年就是一名从国内补充进来的新兵。他出生在广州。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的时候，吴作勇才16岁，他跟着广州难民逃难到了贵州贵阳。四年后，中国驻印军在印度厉兵秣马，艰苦磨砺，准备反攻缅甸，因为当时中国驻印军仅有万人，力量不足，就从西南大后方征兵。吴作勇看到征兵榜文后，就踊跃报名。而报名后，还要考试。
吴作勇记得当年参加考试的时候，人群密密麻麻，足有上万人，而中国驻印军仅在贵阳录取了200人。这200人以后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作学生军。
200名被录取的学生军在贵阳集结完毕，就乘着道奇卡车从贵阳来到了云南沾益机场。沾益机场，就是史富余绘制图纸和参与设计的飞机场，中国驻印军补充的两万人马，都是从这里乘着飞机飞往印度汀江的。
这是吴作勇第一次坐飞机，当时的情景多年后他还记忆犹新。
上飞机前，每个人都要先洗澡，洗澡水里放着消毒药水。洗澡完毕后，每人还要打预防针，领取一个帆布袋，帆布袋里有生活用品如衣裤、鞋袜等，还有一种叫奎宁的药物。所有人换上新的美式服装后才准登上飞机。
飞机在飞越日军占领区上空的时候，窗外绽放出一朵朵形同礼花的花朵。然而，这不是礼花，这是日军高射炮在高空中爆炸的炮弹。
一路有惊无险，吴作勇来到了印度汀江机场。
刚下飞机，所有人员整队又抛弃所有衣物，又入浴洗澡。洗完后每人又领取一大袋衣裤鞋袜，还有防蚊油一瓶，奎宁一粒。
学生军又从汀江机场坐卡车到了蓝姆伽。在蓝姆伽，他们领到了英军的卡其布军装和皮鞋。这就是当时让很多中国军人羡慕的装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