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
刘桂英
“枪，在我们肩上；血，在我们胸膛。到缅甸去，走上国际战场。”这是《中国远征军战歌》，我到现在还会唱。
我出生在长沙郊区，因为家庭贫苦，被送到长沙市区一个姓刘的人家。后来养父养母相继去世，我就被送到了贫女院学习护理。抗战爆发那一年，我17岁，我报名应征，被编在第5军新22师，成了一名护士兵。
后来，我们来到缅甸作战。因为作战失利，不得不走入野人山。
野人山是一片原始森林，就像大海一样，树林密密层层，连一缕阳光都无法照射进来。到了夜晚，我们十个护士兵住在一个帐篷里，狼虫虎豹就在不远处咆哮。
雨季来临后，道路更难走了，山洪暴发，森林变成了水乡泽国，我亲眼看到一个班的战士被山洪冲走了。
在野人山行走了一个月，部队断粮，只好把几百匹战马杀死。战马被吃光后，还是没有走出去。没有吃的，战士们就吃草皮、树根，吃煮熟的皮鞋。我亲眼看到有人因为吃了毒蘑菇，送了性命。
困难除了这些外，还有蚂蟥。野人山中的蚂蟥特别大，听说一只蚂蟥吸饱血后，体重会增加一斤。蚂蟥从衣服的缝隙中钻进身体，我们不得不边走边抓身上的蚂蟥。除了蚂蟥外，还有蚊子，野人山的蚊子比我们平常见到的蚊子要大得多，密密麻麻，像云朵一样盘旋在人们的头顶上空。
我们女护士兵中，第一个离开的是笑春。她先是被毒蛇咬伤，几天后，她在队伍旁边解手，被野狼叼走了。大家齐声叫喊，营长拔枪打中了野狼的腿，野狼放下笑春后逃走了，但是笑春脖子的动脉血管已经被咬穿，几分钟后就离开了。
同伴中有一个人叫孙月霞，她患上了疟疾，害怕传染给我们，强行要离开我们。我们不愿意，带着她一起走。有一天，她趁大家不注意，跳下了悬崖。
看着女同伴一个一个离去，我心疼到了极点。后来，女护士兵只剩下了我一个，我和男朋友互相搀扶着向前走。迷路了，一路上的白骨就是路标。夜晚，我们住在路边的棚子里，这是前面走过的战士搭建的。棚子里全是死尸，我们走不进去，就把死尸向旁边挪一挪，腾出一小块地方来住。
这一年9月的一天，我们走上了一座山头，看到山下有很多花花绿绿的帐篷，那是战友们用飞机投下的降落伞搭建的。
我们终于走出了野人山。不久，就去了印度。
后来才得知，我是唯一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
李文才
我们在去印度的路上，遭遇了很多危险。
来到缅甸后，因为各种意想不到的原因，我们失败了，尽管我所在的新38师取得了仁安羌大捷，但是对整个战局影响不大。
大部分远征军撤往野人山，我们新38师则向西撤退，要去印度。当时，西面是日军包围圈的薄弱点。
当时，新38师的主力前行，我们113团在后，因为113团担任掩护兄弟部队的任务。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抢渡清德温江的情形。当时，清德温江的对面有一支日军，他们知道我们要渡江，就在江对面拦截，构筑工事。我们沿着江面向北疾走，故意让日军发现。对面的日军果然也沿着江面向北走，想要再次拦击。走到了一片树林中后，我们派出小分队继续北上，大部队突然回身到渡口，趁机渡过了清德温江。
几天后，我们又要渡过一条河，那是清德温江的支流，那里有个渡口叫南先庆。我们趁着夜色在这里渡河，我和营长坐着第一支木筏，用手划着水，渡过了河。到了后半夜，全团人全部过了河，清点人数，发现少了营长赵玉戡和30多个人，还有几挺轻重机枪。在渡河的时候，他们被急流冲走了。
当时，日军派飞机在空中侦察，地上还有便衣在跟踪，为了能够摆脱日军，我们常常把部队分成几队，大部队藏在树林中，小分队故意暴露在日军的视线里，将日军引到远处，以便大部队能够顺利行进。就这样，我们才追上了新38师的主力部队，辗转来到了印度。
惠通桥之战
当时的局势极为恶化，英军像老鼠一样向印度逃窜。中国远征军孤力奋战，以三个军的兵力抗击日军四个师团，而且，后路已经被切断。蒋介石在重庆指示说：“中国军队今后在缅甸的作战指示，应以不离开缅境，而又不与敌主力决战为原则。依此原则，以机动作战，极力阻止并迟滞敌之发展。”
身在遥远的重庆的蒋介石，并没有意识到缅甸战场的形势有多么严峻，还幻想着远征军能够在缅甸站稳脚跟，后续部队从国内源源不断地增援缅甸，将日本人赶出去。
杜聿明组织军队节节防守，渐次撤退。
龙英所在的新22师掩护第5军撤退，杨伯方所在的新38师掩护整个远征军向后撤退。那时候，曹卓焜还是一名缅甸华侨，在缅甸的大道小径上跟着成千上万的华侨逃生。日本人进入缅甸后，见到华人就会枪杀。
龙英记得那些天部队不断地转移，头顶上是日军轰鸣的飞机，地上是呼啸而来的坦克，新22师只能且战且走。每当暂时摆脱了日军的追击，新22师就马上布防，进行阻击。新22师确实是一支钢铁军队，在那样困难的环境中，在几万日军的追击中，建制还没有被打乱，还能组织有效的抵抗。
龙英现在还记得，在一个阻击地点，新22师的士兵们埋伏在草丛中，准备伏击。等到日军追过来，新22师放了一把大火，熊熊的火焰舔舐着急匆匆的日军，日军不得不停下脚步，在飞舞的火舌中手舞足蹈，左顾右盼，交头接耳，然后转身逃跑，但是，飞奔的火焰追上了他们，让他们的身体像煤炭一样熊熊燃烧，像竹节一样剥剥作响。后来的日军坦克部队看到士兵像被点燃了尾巴的母猪一样仓皇逃遁，也急急忙忙掉头逃窜，一路跌跌撞撞，像掉进淤泥中的乌龟一样。最终，钢铁的坦克逃走了，肉身的士兵升天了。
正是因为新22师的有效阻击，保证了第5军的安全撤退。
新38师也在撤退。
因为新38师解救了7000名英军，所以英国缅甸军中的军官们都听说了远征军中这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在撤退前夕，孙立人已经看清了日军的作战意图，所以他赶到了英国缅甸军司令部所在的依乌，面见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要求英军为新38师配置一部分大炮和坦克，这样，新38师可以杀开一条血路，救盟军冲出重围。那时候，因为英军急电中国增援，远征军匆忙开往缅甸，大批的重型武器还在中缅边境上，来不及运过来。
孙立人的建议也许是可行的，面临绝境，拼死一战，依靠新38师的战斗力，也许会让日军的合围化为泡影。
但是，亚历山大拒绝给孙立人提供大炮和坦克，他的理由是，英军已经接到了上级的命令，奉命撤往印度，不能再攻击日军。不仅人不能参与攻击，而且武器也不能参与攻击。否则就是违抗上级的命令。
孙立人再三请求，亚历山大却拒不合作，无奈之下，孙立人只好返回新38师，组织向北撤退。
后来，英军在逃往印度的山路上，被日军掩杀，仓皇之中，英勇的亚历山大指挥英军将大炮和坦克，还有大量的汽车，一起推入了江水中，然后轻装逃跑，这样果然轻快了很多。他们在逃跑的路上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如果可以不穿衣服，他们也会将衣服丢弃的。
新22师设伏破敌，新38师杀了日军一个回马枪。
日军追击新38师到了一个叫作温早的地方，眼看着就要追上新38师了。孙立人认为，如果不能出奇制胜，便无法摆脱这股尾追的日军，新38师的处境将会非常危险。于是，孙立人组织部队，反身再战，新38师突然从树林中杀出，正在兴致冲冲、得意扬扬追击的日军完全没有想到新38师还敢杀一个回马枪，他们无法判断这股远征军是从哪里来的，稍做抵抗后，就惊慌逃窜，像被鞭子追打的耕牛一样。新38师随后掩杀，斩敌800余众。
新38师暂时得到安全。
新38师撤离北向后，日军33师团再次占领仁安羌。
此时已经快要进入1942年5月了，东南亚的雨季即将来临。雨季到来，南亚次大陆将会陷入水乡泽国，风雨如磐，路断人稀。
在东南亚殖民地统治了百年的英殖民者，显然知道雨季的可怕，他们像一群老鼠一样不分昼夜地向西逃窜，丢弃了所有能够丢弃的东西，也丢弃了大英帝国最后一丝尊严，他们翻越群山，又遁入林海，爬过深涧，又涉过江河。他们将盟友中国远征军丢给了日军，让这些没有重武器的中国人替他们抵挡日军呼啸而来的子弹和炸弹，他们像狮子一样在密林的缝隙中奔跑，在山峰的褶皱间逃亡。他们昼夜不停地逃出1400公里，在创造了英国历史大溃逃的纪录后，终于钻出了缅甸密林，相互搀扶着，气喘吁吁地逃到了印度。
雨季来临了，英军躲入了印度青砖绿瓦的古老建筑中，而中国远征军还在凄风苦雨中顽强抵抗。直到三个月后，他们才拖着疲惫之躯，用最后一丝力气支撑着，湿漉漉地走出了亘古无人的缅北野人山。
1942年5月8日，远征军副司令杜聿明一天之内接到了两份矛盾的电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和远征军司令罗卓英命令他带领部队向西退入印度，蒋介石命令他带领部队经密支那回到中国。
此时，蒋介石才意识到了远征军面临的危难境地，不再命令远征军留在缅甸，固守待援。
杜聿明那天肯定经过了激烈的两难抉择。要回到国内，就要翻越亘古无人的野人山；要西撤印度，个人的仕途甚至生命，就要冒着极大的风险。杜聿明肯定知道翻越野人山的艰险，然而，出于对蒋介石命令的执行，他还是选择了回国。
事后证明了，这是一条错误的路线，让远征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做出这个抉择前，杜聿明还和廖耀湘、孙立人一起召开了会议，研究远征军何去何从，黄埔军校出身的杜聿明和其他将领站在一边，留美出身的孙立人一个人站在一边，杜聿明和孙立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杜聿明要求孙立人带领新38师在后掩护大部队撤退，孙立人答应了。后来，孙立人带领新38师在完成掩护任务后，就与杜聿明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撤退路线。
杜聿明和孙立人的矛盾从缅甸战场上开始，一直带到了几年后的东北战场。在东北战场，他们依旧各执己见，争吵不休，最终，孙立人被从东北战场调离，在南京训练新军。
远征军要转战回国，缅北重镇、滇缅公路上的重要中转站腊戍，是必经之路。
远征军第66军的新28师和新29师充当远征军撤退的先锋，而新38师则在全军最后阻击，掩护十万远征军撤退。
新28师和新29师刚刚到腊戍，还没有来得及布防，日军56师团就杀到了。中国远征军尽管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日军攻势太过猛烈，更兼之有飞机、坦克相助，腊戍失守了。接着，日军攻占了边境城市畹町，继而，遮放、芒市、龙陵相继失守。日军56师团攻向惠通桥。早在战前，日军情报机关已经侦知，惠通桥是中缅边境的咽喉要道，占领了惠通桥，就可以直捣昆明，继而进占重庆。
从仰光登陆至今，日军56师团连续作战14天，一路杀奔怒江，平均每天行军110公里。这是日军闪电突击战的最高纪录。
抗战至今，滇西一直是中国的大后方，战争在遥远的东方打响，枪炮声相隔数千公里。所以，滇西从来没有正规武装部队防守，日军进入滇西后，一路畅通无阻，奔向惠通桥。
日军进入滇西后，国民政府军政部就在当天深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电令第11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备司令宋希濂，火速派精锐部队赶赴怒江增援。宋希濂立即命令最靠近怒江的36师赶往惠通桥。
日军56师团坂口支队到了惠通桥西岸，而中国军队36师还在奔向惠通桥东岸的路上，而当时谁也不知道对方距离自己如此之近，也不知道一场激战即将开始。
一个偶然的事件，引发了惠通桥被炸，桥身掉入了河谷，日军的梦想也掉入了河谷。
惠通桥系爱国华侨梁金山捐资筑建，聘请美国阿柏兰德工程师设计，建桥材料用火车由仰光运至腊戍，后用汽车运至缅甸边境之南坎，再用骡马驮至怒江桥工地。1932年动工，1935年落成，桥长36丈9尺，宽1丈7尺，耗资巨大。该桥建成，对抗日战争时之中缅之交通和开发滇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独立工兵第24营军需长李国屏在《张营长炸桥阻敌》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当年的炸桥经过：
1942年4月末，张祖武上校奉命率独立工兵第24营赴滇西入缅作战。途经昆明时，张营长请求补充各项工兵器材，全营分乘数十辆卡车沿滇西公路西行。
我当时任给养军需，行军宿营需紧随营长。
5月4日晚抵保山城郊，目睹保山城被敌机轰炸后的惨状，义愤填膺。据百姓告知，敌机常来袭扰，只有早晚较为安全，张营长遂下令次日天明前出发，按规定当日赶到畹町。
5月5日凌晨，全营准时出发，经诸葛营机场转过山坳，逶迤西行不久，再下坡约40公里，便是滇缅公路咽喉惠通桥。我营车队因前方来车过多，时时受阻，上午九时许才到达惠通桥东岸。这是一座钢索吊桥，又是单行线，西岸来车络绎不绝，桥头宪兵对此失控，秩序紊乱，散兵难民混杂抢行，商车军车推拥争道，人心惶惶，乱乱哄哄，全然是兵败如山倒的不祥景象。因无法过桥，只好在桥东耐心等待。
通过惠通桥的车辆
十时左右，一辆指挥车来到桥头，车上坐着三位高级军官，询问工兵营长到否。张营长应声上前相见，其中一位是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将军，他又是军政部驻昆办事处主任，马问明张营长携带爆破器材情况后，面带喜色连声说：“好，好！”四人立即商量片刻，其中一位用信纸写下一纸手令交给张营长，便匆匆驱车离去。手令内容有三条：一、命令独立工兵第24营营长张祖武在惠通桥东端就地待命；二、敌人强占惠通桥时立即爆破该桥；三、任务完成后即电报部。张营长告诉我说，临时奉命炸桥，责任重大，必须要一手令作为凭证。他说另两位是参谋团团长林蔚中将和参谋团处长萧毅肃中将。
张营长立即召开连排长紧急会议，宣布这项临时紧急命令，拿出炸桥方案交给大家研究定夺。事不宜迟，迅即行动：一连长胡世安率全连官兵携带已计算够量的炸药及一应爆破器材到桥西端安装；二连长赵宋卿负责在桥中段安装炸药；三连长石坚在桥东端安装炸药及做好各项炸桥引爆准备工作。为确保炸桥成功，张营长决定双引爆，即导火索点火引爆和发电器电引爆，发电器由营长亲自执掌。随后，营长率营连干部逐一仔细检查无误后才返回桥东营指挥地，用望远镜严密监视敌人。
这时，敌机械化部队赶到，占领桥西山头制高点，以猛烈炮火朝东岸射击。
中午时分，张营长突然发现西岸敌人奔扑桥头，向桥上冲来，敌人抢桥了！张营长断然高喊：“点火！”他自己则猛力压下发电器手柄，“轰”的一声，惊天动地，峡谷轰鸣，烟尘漫天，桥沉江底，阻敌成功。记得炸桥前，有一副连长因初上战场，看到当时情况，吓得跪地哭求营长立即炸桥断敌，张营长不为所动，尽可能让军民车队多多过桥来，少受损失。好一个深明大义，大智大勇的爱国军人！今日思之，仍令人感佩不已！
张营长见任务完成，即令全营撤回保山。因公路被敌人毁坏严重，车辆堵塞，张营长即率部分官兵徒步20来个小时，于次日上午十时到达保山。经清点，我营伤亡、走失约三分之一。6月，回昆明补充整训。
事后方知，炸桥前已有四五百名敌人化装混入难民中偷过桥来，幸被我及时赶到的36师106团官兵与敌激战，除数十名敌军泅水逃回西岸外，其余全被歼灭。
炸桥后马崇六专此发了致龙云电，报告了炸桥阻敌经过，龙云也发了致马崇六的嘉奖令。
惠通桥被炸时，缅甸华侨曹卓焜刚刚走过惠通桥，他听到震天动地的一声响，回头望去，看见所有人都趴在了地上。刚才还是好端端的大桥，现已飞上半空，随后又落入湍急的江水中。
怒江，愤怒之河，此刻要重成为阻挡日军的天堑。
很多年后，曹卓焜还对那天的情景记忆犹新。
惠通桥被炸，日军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在桥西岸架设大炮，向桥东岸轰击。另一队日军则划着橡皮艇，抢渡东岸。当数百名日军刚刚登上东岸的时候，中国军队36师的先头部队两个连也赶到了东岸。双方的军人来不及喘口气，就缠斗在一起。
西岸的日军看到东岸战事已起，一齐扑向东岸，会游泳的跳进水中，不会游泳的划着橡皮艇。中国军队36师两个连的先锋部队，看到越来越多的蜂拥而来的日军，在师长李志鹏的指挥下，占领了两处高地，对日军构成了夹击之势。日军虽多，但无法突破36师的火力网。
李志鹏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一直在36师任职，先后随队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等战役。36师也是德械装备的中国师，战斗力很强。
中午，日军人数大增，攻势更猛，所有人都知道惠通桥对中日两国的重要性，所以战况极为激烈。
幸好36师后续部队一个团赶到了，将突入的日军又压了回去。
西岸的日军越来越多，拼命渡河，而日军的工兵居然开始抢修被炸毁的桥梁。
高村武人曾经参加了惠通桥边这场激烈的战斗，他当时是56师团野炮联队第一大队的士兵，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此次敌前渡河，正是步工兵联合一体的奇迹，自己激动的泪水使得望远镜的镜片都模糊一片。”这名日军炮兵还提到了他们联队对中国车辆的摧毁，“捕捉到那1000部车辆——直接发现的就有600辆，则完全可以说是我们野炮部队的独角戏。我自负地认为：与大东亚初期的新加坡炮击战、菲律宾炮击战加在一起，本次腊勐炮击战尽管规模较小，但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三大炮战之一，可以算是炮兵的精华。”我查阅了各种资料，绝大多数资料记载，当时怒江东岸中国车辆大约有300辆。高村武人日记中所记载的1000辆，显然有误。
腊勐，则为民国时期的松山。
陈纳德的“飞虎队”从昆明出动了，这些携带着重磅炸弹的飞机带着尖厉的啸声，掠过了曹卓焜的头顶，掠过东岸中国军队36师将士的头顶，也掠过了怒江的上空，将一枚枚炸弹丢在了日军的头上。
据后来参加过这次轰炸的一名美军飞行员回忆，他坐在飞机上，看到机翼下的日军在滇缅公路的两边排成了长龙，坦克、重炮、汽车、士兵……井然有序，绵延20公里。这就是日军56师团，他们等待着惠通桥修好了，浩浩荡荡地进入中国的西南大后方。56师团来自北九州，盛产矿工，那里民风剽悍，好勇斗狠。
时隔多年后，当年的情势让人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双方相持不下时，宋希濂带着参谋人员赶到，指挥36师向日军发起勇猛反击，冲上怒江东岸的大部分日军被消灭，剩下的被挤进了汹涌的江水中。
“飞虎队”的飞机将肃然静立在滇缅公路两边的日军56师团当成了活靶子，日军惊慌失措地钻进了公路两边的稻田里和树林里。在缅甸战场上无比骄横的日军，现在也终于尝到了挨炸的滋味。
昼夜兼程赶来的中国军队87师和88师，在36师击败了登陆之敌后，来到了保山。惠通桥就位于保山境内。此时，惠通桥东岸已经聚集了三个师，可见惠通桥在当时抗战中的作用有多重要。
几天后，第6军预二师也赶来了，驻扎保山，加强怒江防御。
日军无法渡过怒江，恼羞成怒，将还没有来得及渡江的缅甸华侨数千人残杀，然后进攻滇西各县。
老校长和老县长
时至今日，滇西很多人还记得一个名叫寸树声的先生。
寸树声先生是滇西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抗战开始，先后在多所高校任教的寸树声回到家乡腾冲县，创办了益群中学。日军进犯滇西时，这所学校刚刚创办两年，而现在就要遭受毁灭了。
1942年5月7日，也就是惠通桥被炸的第三天，寸树声的弟弟回到家中，告诉了哥哥日本人占领了龙陵，不日将进攻腾冲的消息，寸树声异常悲伤，他被日本人从北京的高校赶出，而现在又要被日本人从家乡的中学赶出。
第二天，寸树声决定全校停止上课。上午，所有学生在礼堂集合，听寸树声先生讲最后一课。这一课，和德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情景类似。
礼堂里，学生静静站立，默默不语，气氛悲伤而凝重。寸树声先生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上讲台，他微微昂着头，沉痛地说：“时局的情形你们都已知道了，我们以为不能来到腾冲的敌人已经只离我们三四十里了。我只恨我们没有自卫的力量，恨我不能保护你们！学校从今天起只有停课。将来总有一天学校又能开学上课，但是那时在这里上课讲授的人是不是我，是不是你们就不知道了！……平时对你们所说的话，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你们要在艰苦的环境里磨炼你们的精神，在斗争里发展你们的力量！……我相信每一个黄帝的子孙，是不会当顺民的，不甘心做奴隶的！……”
寸树声先生说不下去了，他哽咽难语。台下的男生低垂着头，眼圈红肿；台下的女生都哭泣起来。礼堂里的气氛凝重到了极点。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寸树声先生踉踉跄跄地走下讲台，向学生们挥手说：“再见！”然后消失在了滇西5月炽热的阳光里。
5月9日清晨，不愿与日本人合作的寸树声先生泪别老母亲，与同伴十余人，走出家门，准备去往昆明。到了镇口双虹桥旁，寸树声突然看到，桥上聚集了很多送别的学生和家长，黑压压的一大片。他们把寸树声先生送了一程又一程，送出了很远还不愿离去。后来，寸树声先生在回忆的文章中写道：“男女学生的无所依靠的那一幅凄惨的景象，使我常感觉到我所负于他们的超过我所给予他们的。我因为种种的限制，不能携带着他们出走，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背德和不信，也将要成为我一生忏悔不尽的罪戾了！”
寸树声一行翻越高黎贡山，告别了家乡。再回到家乡时，已是两年后的远征军大反攻胜利之后。这两年来，寸树声先生漂泊于重庆和昆明等地，依旧矢志办学。他创立的民间教育模式受到了叶圣陶等教育家的赞赏。
5月11日，日军一个中队开进了腾冲，腾冲成为了沦陷区。此前，腾冲县长带着警察潜逃，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腾冲县城。
腾冲是滇西富庶之地，内地商人从缅甸拉运玉石，腾冲作为中转站，因此腾冲的玉石生意也风生水起，直到今天，腾冲依然如此。缅甸玉，是与和田玉并称的玉中之宝。
不愿意与日军合作的乡间士绅和爱国人士，在日军占领了腾冲后，从县城向北退出，退到了一个叫作界头的地方，成立民国腾冲县政府，德隆望尊的张问德被推举为县长。这样，当时的腾冲就有了两个县政府，两个县长，一个在腾冲县城，一个在界头的山中，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中国人。这一年，张问德已经62岁。
腾冲上了年纪的人现在还能记得那天的情景，张问德在100多名群众的注视下，面对国旗，宣誓就职，誓与日军抗争到底。此后，这面国旗，县长张问德就一直带在身上，因为他连一间办公室也没有。
张问德在界头坚决抗日的消息传到了滇西各地，热血青年们纷纷来到界头，投奔在他的麾下。张问德又派人与第6军预二师取得联系，得到了枪支弹药。
日军曾经对界头组织了四次大扫荡，年逾花甲的张问德拄着藤条拐杖，带着县政府转战高黎贡山，穿梭于怒江两岸，与日军周旋。日军扫荡结束，民国腾冲县政府又回到界头山中。日军想尽种种办法，也无法剿灭这支由62岁的老人率领的抗日队伍。
腾冲抗日政府，像一枚铁钉，揳入了日军的心脏里。
我见过张问德的照片，一袭布衣，一绺长须，眼神炯炯明亮，神态沉静安详，这完全就是我们心目中古代君子的形象。就是这样一位前清秀才，用瘦削的身体，撑起了滇西沦陷区的半壁江山，让无数人增强了抗战到底的信心。
他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的一封书信。
日军无法剿灭这支抗日武装，就改为安抚，日军驻腾冲行政官田岛寿嗣给张问德写了一封信。田岛寿嗣，是当时无数“中国通”中的一个，他于1942—1944年任腾冲日军行政班本部长，这个职务相当于“代理县长”。田岛寿嗣在腾冲装出一副伪善的嘴脸，鼓励当地人种植和吸食鸦片，他宣称：“在摧毁中国人的精神上，我的一杆烟枪，绝不亚于148联队的3000支三八式步枪。”
为了劝降张问德，田岛寿嗣还给张问德写信，他写给张问德的信件内容是这样的：
崇仁县长勋鉴：
久钦教范，觌晤无缘，引领北望，倍增神驰。
启者：岛此次捧檄来腾，职司行政，深羡此地之民殷物阜，气象雍和，虽经事变，而士循民良，风俗淳厚之美德依然具在，城西南之第一乐园，大足有为之乡也。唯以军事未靖，流亡末集，交通梗阻，生活高昂，彼此若不谋进展方法，坐视不为之，所固恐将来此间之不利，其在贵境如未见为幸福，徒重困双方人民，饥寒冻馁坐以待毙而已，有何益哉？职是之故，岛甚愿与台端择地相晤，作一度长日聚谈，共同解决双方民生之困难问题，台端其有意乎？如不我遐弃，而表示同情，则岛兹先拟出会晤办法数事，证求台端同意解决：
一、会晤地点定在小西乡董官村之董氏家宗祠；二、谈话范围绝不许有一语涉及双方之军事问题；三、为保证第二项之确实起见，双方可用监事员一人在场监视谈话。右列三事，如台端具有同情予以同意时，请先期示复。会集日期，可由台端决定示知，以便岛先时候驾。
至台端到达此本境以后，生命名誉之安全，由岛负完全责任。最妥请不带兵卫，不携带武器为好。如万一必须带武装兵士侍卫时，亦无有不可，则兵数若干？枪械子弹若干？请预先示知，以免发生误会。总之，兹事双方系诚恳信义为前提，请不须少有疑虑。岛生平为人，百无一长，唯不欺不诈、推诚接物八字，则常用以自励。凡事只要出岛之中心乐从而诸口者，虽刀锯在后，鼎镬在前，亦不敢有一字之改移。苍苍在上，言出至诚，台端其有意乎？临颖神驰，不胜依依，伫盼回玉。
大日本腾越行政班本部长上
昭和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具
从田岛的书信中可以看出，日军一再要与张问德老先生见一面，而且口口声声说商讨民生大计。日军的目的并不在于面晤老先生，而在于老先生出面与日军对话，日军则可以拍照大肆宣扬，甚至可以污蔑老先生投降之类的谣言。方先觉将军在衡阳城中就是这样，只因与日军商讨停战，就被日本报纸和汪逆报纸污蔑为投降，直至今日，还有人认为方先觉将军投降了日军。收到田岛的书信后，老先生阅毕，立刻就在夕阳下的农家小院里展纸研磨，一挥而就。老先生的回信是这样的：
田岛阁下：
来书以腾冲人民痛苦为言，欲借会晤长谈而谋解除。苟我中国犹未遭受侵凌，且与日本能保持正常国交关系时，则余必将予以同情之考虑。然事态之演变，已使余将可予以同情考虑之基础扫除无余。诚如阁下来书所言，腾冲士循民良，风俗淳厚，实西南第一乐园，大足有为之乡。然自事态演变以来，腾冲人民死于枪刺之下、暴尸露骨于荒野者已逾二千人，房屋毁于兵火者已逾五万幢，骡马遗失达五千匹，谷物损失达百万石，财产被劫掠者近五十亿。遂使人民父失其子，妻失其夫，居则无以蔽风雨，行则无以图谋生活，啼饥号寒，坐以待毙；甚至为阁下及其同僚之所奴役，横被鞭笞；或已送往密支那将充当炮灰。而尤使余不忍言者，则为妇女遭受污辱之一事。凡此均属腾冲人民之痛苦。余愿坦直向阁下说明：此种痛苦均系阁下及其同僚所赐予，此种赐予，均属罪行。由于人民之尊严生命，余仅能对此种罪行予以谴责，而于遭受痛苦之人民更寄予衷心之同情。
阁下既欲解除腾冲人民之痛苦，余虽不知阁下解除之计划究将何如，然以余为中国之一公民，且为腾冲地方政府之一官吏，由于余之责任与良心，对于阁下所提出之任何计划，均无考虑之必要与可能。然余愿使阁下解除腾冲人民痛苦之善意能以伸张，则余所能供献于阁下者，仅有请阁下及其同僚全部返回东京。使腾冲人民永离枪刺胁迫生活之痛苦，而自漂泊之地返回故乡，于断井颓垣之上重建其乐园。则于他日我中国也不复遭受侵凌时，此事变已获有公道之结束时，且与日本已恢复正常国交关系时，余愿飞往东京，一如阁下所要求于今日者，余不谈任何军事问题，亦不携带有武器之兵卫，以与阁下及其同僚相会晤，以致谢腾冲人民痛苦之解除；且必将前往靖国神社，为在腾冲战死之近万日本官兵祈求冥福，并愿在上者苍苍赦其罪行。苟腾冲依然为阁下及其同僚所盘踞，所有罪行依然继续发生，余仅能竭其精力，以尽其责任。他日阁下对腾冲将不复有循良淳厚之感。由于道德及正义之压力，将使阁下及其同僚终有一日屈服于余及我腾冲人民之前，故余谢绝阁下所要求之择地会晤以作长谈，而将从事于人类之尊严生命更为有益之事。痛苦之腾冲人民将深切明彼等应如何动作，以解除其自身所遭受之痛苦。故余关切于阁下及其同僚即将到来之悲惨末日命运，特敢要求阁下做缜密之长思。
大中华民国云南省腾冲县县长张问德
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九月十二日
这封回信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答田岛书》。它义正词严地历数日军在腾冲烧杀淫掠的种种罪恶，表达了中国人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展示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一时，全国各大报对《答田岛书》均予以刊载。军政部长陈诚称誉张问德为“全国沦陷区五百多个县长中之人杰楷模”。蒋介石称张问德为“有气节之读书人也”。
一年后，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张问德率领麾下所有人支援反攻。腾冲光复后，张问德辞去县长职务，回乡种田。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抗战胜利了，我只愿做一平民。
滇西沦陷后的两年里，日军56师团和中国军队相隔一条汹涌澎湃的怒江，可谁也无力渡江作战。
日军在怒江西岸修筑工事，中国军队在怒江东岸修筑工事，双方都做好了大打一场的准备。天气晴朗的日子，即使不用望远镜，站在江岸的这边也能望见那边的一举一动，一草一木。在江水平静的日子里，对岸的说话声和唱歌声也能够清晰听见。然而，在无数双眼睛和无数个枪口下，一只苍蝇也无法飞到河对岸，更何况一支军队！
惠通桥暂保无恙，汹涌的怒江之水阻挡了56师团，也阻挡了日军从云南进入重庆陪都的脚步。
抗战后期，中国有两次在几乎面临绝境的时刻，转危为安，一次是这次惠通桥之战，一次是不久后的石牌保卫战。中国军队无数官兵用血肉之躯，用羸弱之躯，阻挡日军的隆隆战车和穿着皮靴侵略的脚步，力保全国抗日的大后方不失。
死亡之山
惠通桥暂保无恙，而缅甸战场依旧枪林弹雨，杀声震天。
中国远征军在前无去路、后无援兵的极端不利的境况中，想要杀出一条血路，回到国内。谁都明白，祖国在这一刻，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漂泊游子的家，那就是折翅鸟儿的窠，那就是安全和温暖，那就是幸福和归宿。
家在遥远的北面，在缅北野人山的那一边。
目前我们所能知道的远征军撤退路线一共有五条。当时十万远征军被占据优势的日军分割包围，天上是日军飞机昼夜轰炸，地上是日军摩托、汽车循迹追踪，十万人分成了五路，觅路而走。
这五条撤退路线是这样的：
第一条是第5军军部和新22师，走的是穿越缅北野人山这条最为艰险的道路。
第二条是新编38师，穿越英帕尔平原，进入印度。
第三条是滇缅公路，200师和在腊戍阻击日军的新28师、29师从这里撤回国内。他们中，也有一部分进入过野人山。
第四条是新编96师，走的是缅甸葡萄到云南福贡这条路线，他们也走过了一部分野人山。葡萄，是缅甸最北部的一个小镇，距离中缅边境100公里左右。
第五条是第6军，走的是景栋路线。景栋是缅甸东部最边远的一座城镇，居住着大大小小几十个部落，隶属于缅甸的掸邦。从景栋向东，就是老挝，从景栋向东北，则是中国云南景洪。
我先写写经过缅北野人山回国的第一条道路。
缅北野人山，一写下这五个字，我就浑身颤抖。我实在不愿意遥想几十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无比惨烈的一幕幕，然而我又不能不面对，只要写到远征军，就不能不写到缅北野人山。
缅北野人山，位于缅甸最北部，东西为横断山脉，无法攀越，而缅北野人山以北，就是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缅北野人山名字的由来，据说是明代军人在这里看到野人，而命名为野人山。这个名称就一直叫到了现在。
这里确确实实生活着野人，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最先知道缅北野人山是因为一首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作者是穆旦。20年前，我还是一名文艺小青年，留着披肩长头发，满脸清高不可测，疯狂地背诵古今中外那些著名诗人的诗歌，幻想着有一天也能成为诗人。那时的诗人很受人尊敬。
穆旦这首诗歌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在阴暗的树下，在激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的身体还在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地，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作树干而滋生。
第一次阅读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的心被揪得很紧很紧，这首诗歌和我们教科书上和文学史上宣扬推销的那些诗歌不同，它没有那个时候的人们惯常从诗歌中看到的阳光雨露和革命豪情，而有一种直抵骨髓的阴冷和萧杀。
在我们那个时代接受的教育中，森林都是美丽的，河流也是美丽的，生活也是美丽的，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我无法想象穆旦诗歌中描写的这些意象，头上为什么会开满野花？树木为什么会把一切遗忘？这篇森林里到底走过了一段怎样的历史？
后来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在图书馆里查找穆旦的文字，却无法找到更多的关于他的只言片语，这个从民国时代走过来的诗人，曾被贴上颓废和堕落的标签，而那个时候课堂上被老师们满怀激情朗诵的，是歌唱蓝天、颂扬大地的诗歌。20多年过去后，现在回头来看，老师在课堂上讲解的那些诗歌，都是浮云。而穆旦的这首诗歌，却一直被人们传诵。
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了穆旦是一名参加过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战士，在第5军中做翻译。穆旦入伍前是西南联合大学的一名学生，远征军回国后他继续自己的学业。这么多年来，穆旦一直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自己在缅甸野人山这段悲惨的经历，甚至，除了这首诗歌，他再没有写过野人山。而这首诗歌，连“野人山”三个字也找不到。
这首诗歌写于穆旦走出野人山三年后的1945年9月，野人山到底给穆旦留下了怎样惨痛的记忆？我们无从知晓。我们只能通过这首诗歌进行了解，只能了解到野人山那些凄惨的场景。
野人山留给我更大的惨痛，则来自一名亲历者的讲述。
段生馗是腾冲县农业银行的职工，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寻找远征军留下的珍贵物品。他曾在向导的带领下，多次走进缅北野人山，见到了野人，也见到了被野人抢夺的远征军的生活用品。
野人的生活情景，和电影《启示》与《食人族》上的场景几乎一样。这是一个个尚未开化的荒蛮部落，他们依靠狩猎而生存。几百年几千年一直是这样。他们与森林融为一体，他们对疲惫到了极端、饥饿到了极点的中国远征军士兵进行大量杀伤。不知道有多少远征军战士，没有死于日军的轰炸，没有死于日军的枪口，而死在了这些手持毒箭，像蜘蛛一样悄无声息进行攻击的野人手中。
段生馗走进野人山，是由一个名叫“老杨”的人带进去的。老杨经常来往于缅北野人山的野人部落与外界的文明世界之间，他了解野人的生活习性，能够与野人进行口头语言和肢体语言的交流。如果没有老杨的带领，走进野人山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遇到野人，后果不堪设想。
老杨与野人交流的这套本领是祖传的。老杨的祖父生前是清末滇西的马帮，穿越于印度、缅甸、滇西之间的丛林时，经常与野人遭遇，便学会了与野人如何沟通，于是充当了向导。这套做向导的本领后来传给了老杨。
当段生馗第一次走进野人部落，寻找远征军的遗物时，我还在大学里读书。当段生馗在野人山中手捧着野人用远征军的头盖骨做成的器皿泪流满面时，我捧着穆旦那首著名的诗歌，不知道诗人写的是什么。
段生馗说，他走进的那个部落，只是野人山中的一个小部落，而这样的部落，在莽莽苍苍、方圆数百里的野人山中，不知道有多少。
当初疲惫不堪的远征军走进野人山的时候，大小部落呼啸而来，我们的士兵做了这些野人的猎物。不知道有多少远征军永远留在了亘古荒蛮的野人山中，他们的尸骨化作沃土，沃土上长出了年年茂盛的野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