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军人依靠着一腔热血，怀揣最朴素的保家卫国的信念，手持最原始的武器，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在抗争。这种抗争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悲壮和惨烈。
放眼中国历史，文天祥起兵反元，也曾经被俘过，但并不能因为他被俘就不能说他是英雄。飞将军李广也曾经被俘过，但不能因为他被俘就抹杀了他的功绩。
文天祥和李广都是英雄，然而方先觉却没有被当作英雄。甚至这几十年来，他一直背负骂名。
我所能找到的，关于方先觉投降日军的最早记载是日本战地记者小田岛所写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刊载在日本1944年8月13日的《朝日新闻》上，原文翻译成中文如下：
该军长等旋随部队前往投降谈判场所涂仁中学，我部队长偕幕僚长以下诸人，于8日午前10时45分在学校防空壕内开始谈判。壕内置有一张木桌，部队长坐在正面，方军长坐在他的对面，该军长两侧为第10军参谋长孙鸣玉以下……部队长打破紧张的空气，以严重的口气凛然地说：“本官以日本军最高指挥官的资格向贵官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拒绝了敌军所提出的七项投降条件，提出我方面的无条件的投降要求书，并且很严厉地说：“请及时答复。”部队长的视线集中于军长的脸上。方军长听了翻译的话以后，低声确定地答道：“服从这个要求。”部队长说：“至于解除武装的事回头听日军指示。”这样，衡阳守军全面地向我军无条件投降了，时已12时，在投降书上签了名的军长的脸上表现了动摇不定的恐惧，最后我某参谋长向方军长要求道：“请命令衡阳重庆军即时停止战斗行为。”方军长当即请参谋长命令全军停止战斗。方军长会同我部队长又把服从全面投降的事告知各师长，各师长也都无异议地同意了。部队长最后声明：各师长的身份，皇军负保障之责。这感动了投降我军的敌将们，会见终了后走出来的方军长及各师长的脸上浮现了一些安静的情态。
此文刊登后，国内的报刊竞相刊登，而武汉政府的报纸还在文章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
方先觉的军队接受了日本的改编，名为“先和军”，方先觉任军长，兼省主席。
于是，方先觉被中国人骂为汉奸，而子虚乌有的“先和军”也开始像流感病毒一样蔓延，让人们信以为真，并被写入了一些书籍中。
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日本记者的这篇报道。
首先，人物不详，日军的“部队长”是指谁？是指日军第11军司令横山勇，还是指116师团师团长岩永汪，抑或是别的师团长？
其次，方先觉商议的，并不是七项投降条件，而是三项停战协议。而且，停战协议是日方提出来的，不是方先觉提出来的。
再次，双方停战是在中央银行地下室第10军军部协商的，不是在涂仁中学。是日军来到了第10军军部请求停战，不是方先觉来到涂仁中学请求投降。
还有，历经47天惨烈厮杀的方先觉将军，在日军所谓的“部队长”的呵斥下，竟然“脸上表现了动摇不定的恐惧”，而走出会场的时候，“脸上浮现了一些安静的情态”。想想可能吗？方先觉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面对手下败将怎么会有恐惧之色；而签订投降书，明知道会留下千秋骂名，而脸上竟然会带着安静之色。日本这个名叫小田岛的记者，真会编故事。
事实上，1944年8月8日的早晨到中午12点，方先觉将军和孙鸣玉将军从来就没有离开第10军军部的中央银行地下室。
日本记者抛出这样一篇文章，目的在于瓦解中国人的斗志和信心，用《三十六计》中的计策来说，这叫反间计。
那么，8月8日这天的衡阳到底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发生了哪些事情？
8月8日全天，衡阳城里中国军队仍在抵抗，没有人接受投降，没有人放下武器。
曾在衡阳保卫战中一炮轰死日军师团长佐久间为人的炮兵连连长白天霖在战后去了台湾，他编撰了一本《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的书。书中写道：
衡阳陷落之日（8月8日），由于我官兵义愤填膺，各自为战，满城尽是枪声，处处阻击敌人，以致引起敌军愤怒，肆意屠杀。而手榴弹爆炸之声，此起彼落，遂成为我官兵集体殉国与敌偕亡之体炮矣！此时仍有7000余伤患员官兵，于颓壁中痛苦呻吟，或举枪自杀，或跳井投江，或悬梁而亡；重伤不能行动者，争求轻伤者或持械官兵补他一枪，以了残生，其惨状非笔墨所能形容！
卢庆贻、童纪统也说，8月8日这天，守城官兵仍在与日军厮杀，喊杀声震耳欲聋，中央银行外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流淌着鲜血，敌我双方的尸体堆积如山，叠摞在一起，无处插脚。
这就奇怪了，既然中日两方仍在厮杀，何来两方指挥官坐在一起谈判，又何来方先觉接受投降？再说，日本报道中的“涂仁中学”，我曾经问过一些衡阳城里上了年纪的人，都不知道当时有这所中学，就算有这样一所中学，那么这所中学一定不会位于中央银行地下室，一定距离中央银行还有一点距离，而当时中央银行外战火纷飞，枪林弹雨，那么方先觉又怎么能穿越炮火和枪弹，从中央银行来到一所中学？而且，大战还在继续，中国军队的军长、师长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起更激烈的战争，他们又是如何穿越这段生死线的？
时任第10军督战官的蔡汝霖以后也写了一本叫作《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的书籍。他在书中写道：
方先觉于8月5日下午3时召开了有四个师长、军参谋长、战区督战官等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会上，第三师师长周庆祥主张突围，认为现在还来得及，再过几天就不行了。方先觉认为没有突围命令，跑了不好办。有人拿出一本《常德会战检讨会议录》，将蒋介石训斥余程万“你如何当人家的长官，能忍心将你负伤的官兵舍弃私自逃出”的一段话念给方先觉听。方先觉听完这段话后，对几位师长说：“突围力量是有，可以突出去。但是我们走了，剩下这样多伤兵怎么办？敌人见了伤兵就杀，守常德的余程万可以不问伤兵，我方先觉不能，你们忍心丢下伤兵让敌人去杀，以后活着哪个再愿意做你们的部下？”经过一番议论后，参加会议的人都哭了起来，都感到死到临头了。方先觉说：“决不突围，一定死守，你们每个师长只准留卫士四人，其余一概上前方作战，如查出多留一人，按公说就算违抗命令，按私说你们对不起朋友，剩一兵一弹，也不准再说突围的话。我方先觉决不私自逃走。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处，如要自杀，我先动手。”他最后威严地说：“要知道我自杀了，你们纵然逃脱，委座亦不能饶恕你们，你们自己也不能为人。”……8月7日，日军由演武坪向军部逼进时，预十师第28团团长曾京带了十几个人来抢救方先觉，想保方先觉突围。方说：“你不要管我，你要守住你的阵地，赶快回去。”入夜，方先觉对他的幕僚和卫兵说：“你们已陪我尽到了最大责任，你们各自想办法寻生路去吧，我就死在这里。”说完，他要夺卫兵的枪自杀。以后，方几次想自杀都被阻止了。
第10军军部报务员卢庆贻也说到了，从8月7日夜晚，到他最后与方先觉分开的一天时间里，方先觉几次要自尽，但都被昼夜看护的卫兵阻止了。现在，谁还能相信，这样一个准备以死报国的军人，面对日军的呵斥，竟然会脸露恐慌之色？
蔡汝霖书中写到的曾京，应该就是我前面写到的曾团长吧？他向师长葛先才请求援兵，而葛先才仅仅带来四个人，那么这四个人，应该就是方先觉所要求的每个师长身边只能留下的四名卫士吧。曾京团长带着32人组成敢死队，与日军厮杀，仅仅剩下了十个人。
一切都印证了前面抗战老兵讲述的细节是真实的，也印证了蔡汝霖书中记载的也是真实的。
1976年，步入人生暮年的方先觉，在台湾接受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古屋奎的采访时，回忆起衡阳保卫战最后的情景，他说：“翌（8日）晨，有自称为日军第11军使者的竹内参谋来接洽停战，我告诉他，我们绝没有投降之意，同时提出：一、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二、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竹内说：‘中国军队勇敢作战的情形，不仅在此地的日军，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竹内特地表示歉意，并对我方的条件完全同意，而日本记录说我们投降，甚至有说是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
方先觉的回忆也印证了抗战老兵的讲述。
卢庆贻说，方先觉向日军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是保证生存官兵能够得到休息，二是伤兵得到救治，三是第10军不离开衡阳。方先觉回忆说，他当时提出：一、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二、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两个条件都得到了印证，至于第三个条件，方先觉放在了“等条件”中，这就说明了，方先觉和卢庆贻讲述的都是真实的。
何来投降？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分析出子虚乌有的“方先觉投降”是如何出笼的。
为了7000名伤兵，方先觉答应停战。停战后，方先觉至死不降，日军便造谣，先在《朝日新闻》中编造情节，说方先觉投降了，甚至连方先觉投降时的神色都写出来了；接着，汪伪武汉政府的报纸大肆渲染，报道方先觉投降日本的过程；再接着，报纸竞相转载，于是，“方先觉投敌”就这样成为了一桩公案。
方先觉投敌，这实在是一桩冤案。
逃出生天
抗日战争时期，如果中国军人投降了日军，会被安排到后方做伪军，不用干体力活，这是给降兵的待遇。然而，第10军没有投降日军，更没有组织所谓的“先和军”，当时，日本人按照战俘的“待遇”来对待他们，让他们干重体力活。
卢庆贻被日本人关押了两天后，日军押着他和十几个俘虏一起来到城外，收割水稻。他们收割水稻的时候，日军就拿着枪站在高处，如果有人逃跑，就举枪打；如果他们动作慢一点，日军就抡起枪托砸。
月亮照射着衣衫褴褛的他们，他们在月光下挥汗如雨。
卢庆贻说，日军只敢在夜晚出动，如果日军白天出动，被陈纳德的飞虎队看到了，就用机枪扫射，日本人对飞虎队怕得要命。
那时候，衡阳城的日军已经彻底断粮了，他们抢割尚未成熟的稻谷。而那时候，中国南方的水稻还是一年一熟。
稻谷收割完毕后，留守在衡阳城的日军要转移了，也要带着俘虏一起转移到零陵县。那时候叫零陵县，现在叫永州市，就是柳宗元笔下那个产“异蛇”的地方。
因为目标太大，日军就将俘虏们分成小队，卢庆贻所在的这一队有20个俘虏，由两名日军押着，徒步走向零陵。
这一路还是昼宿夜行，日本人太害怕飞虎队了。衡阳保卫战中，飞虎队让日军死伤惨重，日军对这些画着鲨鱼的飞机惊惧万分。自从侵华战争开始，日军的飞机总是轰炸中国人，现在，他们终于尝到了挨炸的滋味。
他们走了五天后，路过一个小山村，村子里的人全吓跑了。一个日本兵走进村中抢粮食，一个日本兵看押着他们。卢庆贻想跑，可是那个日本兵看押得很紧，一直没有机会。那个进村抢粮食的日本兵也没有抢到多少粮食，放了一把火，把村子点着了。
一行人继续向前走。
战俘中有两个人，一直对日本兵俯首帖耳，表现得奴颜婢膝。休息的时候，他们替日本兵捶腿，给日本兵点烟，让日本兵放松了警惕。
一行人走到山顶的时候，那两个对日本兵奴颜婢膝的人走在最后面。突然，他们扭转身，一人抱住了一个日本兵，其余的人也突然扭转身，扑过去将日本兵压在地上，一顿拳脚，两个鬼子都见了阎王。
卢庆贻说，那一刻大家心有灵犀，觉得到了山顶就要发生事情了，就要打死两个日本兵逃跑，而事先谁也没有提议，也没有商量。所以，那两个战友一抱住日本兵，大家就围上去群殴，将日本兵打死了。
然后，20名战士沿着山岗走到了山下，天亮后，他们来到了一座村庄。卢庆贻向老乡打听武冈县的方向。此前，在电报中，他听到武冈县驻扎有74军一支部队，他想带着战士们先投奔74军。
一行人又在山中走了很久，却再也没有看到村庄，他们在山中转来转去，迷路了，无法找到通往武冈县的道路。
这一路上，他们饥肠辘辘，只能采摘野草、野果充饥，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浸湿了，又被山风吹干，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出磨盘一样的山峰。
就在这时候，一支武装小分队出现了。小分队拿着枪，潜伏在草丛中，等到他们走近了，才突然跳出来。这是中国军队的一支游击队。
卢庆贻说，他一看到游击队，终于感到到家了，坐在地上再也走不动了，很多人当时都哭了。
他们在武冈县74军军部只停留了一天，第二天又出发赶往贵州独山，因为独山有第10军留守处。我不知道抗战中的留守处是一个什么机构，可能相当于办事处吧，比如某某公司驻某地办事处。也可能是第10军家属留守的一个机构，丈夫在前方打仗，妻子在后方等候。
从武冈县到独山七八百公里，他们一路步行，穿山越岭，风餐露宿，终于来到了独山。
当时，第10军已经有几百人从衡阳逃出来，聚集在独山。大家相见，抱头痛哭。
王乐平也是在日军转移俘虏的途中，和战友们杀死日军士兵逃脱的，他比卢庆贻先一步来到桂林。
不久，第10军留守处的所有人都赶赴重庆。那时候，方先觉在重庆重组第10军。
衡阳保卫战结束后，童纪统也沦为了战俘，他和15名第10军的战士被日军关在一起，每天给日军的战马割草。有一天，割完草已经到了半夜，他趁日军不备，逃离了衡阳。
离开衡阳后，童纪统也向独山走，没想到走错了方向，辗转来到了遵义。
他在遵义流浪的时候，听到方先觉在重庆重组第10军的消息，又一路步行到了重庆，重新加入了第10军。
方先觉又是如何逃离衡阳来到重庆的？
广西桂林，一位国军伙夫
第10军炮兵连连长白天霖记录说，衡阳保卫战中，因为连续多日未眠，又和士兵们一起吃烧焦的大米，方先觉的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城破后，方先觉“数日未进水米，亦患痢疾，终日卧床不起”。身体的疾病，加上心理的折磨，已经让方先觉无法站立起来，那些天里，他一直卧病在床。
日军高级指挥官仰慕方先觉的忠勇，派军医为方先觉治病，然而，未见痊愈。日军又从汉口请来当地名医给方先觉治病，仍然不见好转。想来那时候方先觉身陷囹圄，悲愤交加，远非医药所能医治。
此时，方先觉率领第10军坚守衡阳47天，城破被俘、至死不降的事情，在日本军营中已经传开了，日本很多高级军官慕名前来，只为一睹方先觉的风采。
汪精卫也出动了，伪汪政府的日本顾问吉丸从南京来到了衡阳，代表汪精卫和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来看望方先觉，劝说方先觉投降，让方先觉以第10军剩余的官兵为基干，成立“先和军”，去攻打中国军队，“先和军”人数由方先觉确定，想扩充多少人都可以，想要多少粮饷也可以。方先觉用被子蒙住头，置之不理。吉丸说了半天，方先觉一言不发，吉丸羞赧而退。
然而，接下来的几天，吉丸天天来“探望”方先觉，天天缠着方先觉，要方先觉离开衡阳，去汉口或者南京治病。方先觉厉声斥责吉丸道：“我奉命守衡阳，城破未死，愧对国家；但愿病死衡阳，以赎罪行。如强我离去，宁可就戮！”吉丸怅然而去。
从城破开始，方先觉就一直卧病天主教堂，没有离开一步。时，方先觉声名远播，日军为了笼络中国人心，也没有加害他。
进入9月，逃难在外的衡阳百姓因为无依无靠，生活无着，只得又冒着生命危险回到衡阳，衡阳市区开始有了商品贸易，日军对衡阳的警戒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严密。戴笠探知这个情况后，密令湖南站站长金远询和衡阳组组长黄荣杰，不惜一切代价，救出方先觉将军。
然而，方先觉举世关注，天主教堂警戒森严，要从日军的眼皮底下救走一个人，其难度可想而知。
《戴雨农先生全集窑传记》中说：
我防守衡阳第10军军长方先觉，率部坚决抵抗，不屈不挠，所部伤亡殆尽，始力竭被俘。即令金远询，不惜任何代价，设法救他脱险，以励忠贞。金转令衡阳组组长黄荣杰负责办理。
黄荣杰和手下假扮成流动商贩，在天主教堂周围一连侦察了两个月，熟悉了地形和日军岗哨特点，才决定于11月份营救。
11月18日，风雨大作，距离方先觉被俘整整100天。黄荣杰带着小分队靠近天主教堂，解决了日军岗哨后，黄荣杰从二楼窗户爬进了关押方先觉的房间。他一看到方先觉，大吃一惊，方先觉将军卧床三月，形容枯槁，骨瘦如柴，已经无力行走。
黄荣杰爬上二楼窗口，将方先觉将军用绳索吊出，然后，潜伏在天主教堂外的便衣背起方先觉，一路逃出衡阳。
日军发现方先觉逃出后，加紧搜索，所以，方先觉一行只能昼伏夜行，在山林小径中跋涉，好几次与搜索的日军险些遭遇。两天两夜，他们仅仅走了几十里，来到了衡阳县的洪罗庙，今名洪市镇。现在，他们暂时摆脱了追击的敌人，决定休息两天，补充体力。
衡阳县洪罗庙的当地村民颜肃说，1944年11月的一天晚上，衡阳县县长王伟能突然找到他，带着他来到了一间房屋，房屋里还有当地的魏祝云和曾尧。王伟能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三人，护送方先觉军长去新化县蓝田镇，一路上务必十分小心，不能出一点差错。”当时，他已经听说了方先觉将军的事迹，现在能够护送他，感觉非常兴奋。
第二天早晨，他们在王伟能的带领下，见到了方先觉一行三人，“那三个人都是高高的个子，全都穿着长袍，头戴礼帽，典型的商人打扮”。另外两个人是谁，颜肃不知道，但绝不是第10军的。衡阳城破后，方先觉的卫士和卢庆贻他们被关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而第10军的师长等高级将领们，没有和方先觉关在一起，他们命运各异，周庆祥等已经逃了出去，葛先才等还被日军关押在天主教堂。
一行六人从衡阳县起程，混入盐商队中，行走了好几天后，才离开了敌占区，来到了安全地点。
一直到12月上旬，方先觉才辗转来到芷江，就是卢庆贻发报给重庆，电报需要中转的地方。此后，方先觉又乘坐美军飞机来到重庆，终于结束了20多天的逃亡生涯。
方先觉抵达重庆后，休息半月，就被任命为第36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司令为他的老上级李玉堂。重庆各界人士将方先觉视为英雄，他无论出现在哪里，都会受到热烈欢迎。当时，各大报纸也争先报道衡阳保卫战和方先觉的脱险经过。
1945年1月，方先觉又被任命为第36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兼青年军207师师长。
当时，由于中印公路开通，美援装备陆续进入中国战场，而中国农民出身的军队是无法摆弄这些新式武器的，榴弹炮、坦克、火焰喷射器……这些洋玩意，不识汉字更不识英文的农民又如何能够操作？当时，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大学生踊跃从军，报效国家。于是，十万青年军由此而来。想想，在积弱积贫、文盲遍地的时代，有这样一支大学生组成的军队，那是何等的金贵！
第10军的其他将军和士兵们，又是如何脱险的？
衡阳保卫战的枪炮声停歇，已经到了8月8日的傍晚。
傍晚时分，中日双方的军队都放下了刀枪，日军停止了进攻，中国军队的伤兵们互相搀扶着，集中在铁炉门、汽车西站和船山中学等一些略微能够遮蔽风雨的地方。伤兵们坐了一地，谁也不愿说话，气氛非常凝重，衡阳城里响彻了47天的枪炮声停止了，这个世界突然变得非常寂静。
那天晚上，残月如钩，愁云惨淡，已成废墟的衡阳城里，一片死寂。伤兵们就这样坐了一晚，饥肠辘辘，遍体疼痛，直到天亮。
天亮后，日本人来了，却没有按照《停战协议》来救治伤兵，他们将那些轻伤的士兵带走了，编成几个小队，或者割马草，或者割稻谷，而其余的重伤员被丢弃在广场，不闻不问。衡阳市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说，这些重伤员最后都死了。
轻伤员每天从事繁重的劳动，却吃不饱饭。那时候，日军的后勤补给也很紧张，陈纳德的航空队切断了衡阳和长沙的运输线，数万日军嗷嗷待哺。日军每天只给从事体力劳动的中国军人提供很少的食物，仅仅能够维持生命，然后强迫他们劳动。
所以，中国军人一有机会就赶快逃跑。逃出衡阳城的中国军人，一部分被附近山中的游击队收留，在敌后牵制和抗击日军；一部分历尽艰辛，辗转来到贵州独山，寻找第10军留守处。
而更多的中国军人没有逃出日军的牢笼，只能忍受着日军的残酷压榨和迫害，在颠沛流离和超负荷的劳作中逐渐死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几日后，日军撤离衡阳，将仅剩的300多名第10军战士全部活埋了。那一年，我去衡阳的时候，当地人指着衡阳铁路工程学校旁边的一个大坑说，第10军仅剩的300名战士就全部被活埋在这里。
这就是第10军士兵们的命运。
将军们的命运同样很悲惨。
预十师师长葛先才和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第10军参谋长孙鸣玉三位少将被关在衡阳城外的天主教堂里。日军让他们生活自理，他们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常德保卫战的时候，满城唯一完整的建筑物就是天主教堂了，衡阳保卫战还是这样。因为天主教堂是西方人建造的，按照国际公约是不能轰炸的，而轰炸则会引起西方社会的抗议。所以，残暴的日军在进攻每一地的时候，都会对教堂比较“仁慈”。
9月上旬的某一天，周庆祥和孙鸣玉约请葛先才一起从天主教堂逃出，葛先才考虑到人数太多，目标过大，容易引起日军注意，再说方先觉还没有消息，不知生死，如果逃跑太多，容易激怒日军，会对方先觉和第10军战士不利，葛先才就让周庆祥和孙鸣玉先走，自己待机而动。
周庆祥和孙鸣玉“以窗架为梯，翻围墙而去”，终于逃脱了日军的魔爪。
11月，方先觉被救走。
现在，衡阳城里只剩下了葛先才、容有略、潘质、彭问津、张定国五位少将了。
日军为了防止这五位少将再逃走，就转移关押地点，从天主教堂转移到了莲湖书院。莲湖书院四面都是水，只有一条木板铺就的通道与外界连接。莲湖书院里，还有日军一个排在把守看护。
要从这里逃走，千难万难。
葛先才和四名少将在联湖书院里被关押了四个月。在这四个月里，他们没有一日不想着怎么逃走。
从他们被关押的第一天起，就忍受着饥饿的折磨，日军没有给过他们一分钱。五名少将把身上所有的钱凑在一起，也没有多少，他们马上就要面临断炊的危险。
葛先才负责采购蔬菜和粮食。他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有两个荷枪实弹的日军紧跟在他身后，寸步不离，想要逃走，是万万不能的。
有一天，葛先才采购蔬菜回来，突然发现蔬菜篮子里卷着一沓钱，他把这件事情讲给其他人听，大家都振奋不已，一致认为这肯定是外面接应他们的人送的钱。
后来，葛先才又接到了一沓秘密藏在菜叶中的钱。有了这两笔钱，五位少将的生活才勉强得以维持。
一天午后，葛先才买了蔬菜回来，剥开大白菜，看到大白菜菜心已经挖空，里面塞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切安排妥当，今夜派胡汝福君，潜至莲湖书院大门左侧树下来迎。”
胡汝福，是预十师一名上尉，他已经早早逃离了衡阳，为了营救葛先才他们，他又潜了回来。而莲湖书院，自从日军攻打衡阳时，就已经人去院空，只有狐兔出没。日军将少将们关押在这里后，又将大门封死了，大门之外，路断人稀。
当天午夜，少将们将房屋里的墙壁用水浇湿，挖了一个洞，取出砖块，依次钻出。洞外是一条走廊，走廊边就是日军的宿舍，鼾声此起彼伏。大家悄悄潜行，穿过走廊，来到了厨房。厨房里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
大家悄声来到墙角下的排水沟，将排水沟的窟窿挖开加大，然后鱼贯从洞口钻出。
厨房之外，就是空地，虫鸣唧唧，万籁有声。一墙之隔，就是两个世界。
这条逃亡的路线，他们早就侦察好了。
来到莲湖书院外，葛先才看到暗淡的月光下，莲湖书院大门外的柳树下站着一个人，正是胡汝福。胡汝福一言不发，只向他们打着手势，他们就跟着胡汝福一路疾行。走出了几百米，回头。望，看到书院顶层亮起了火光，鬼子哨兵正在点烟抽。火光熄灭后，一切又恢复了沉寂。
一行人快步走了十里，来到了一处独立的院落，胡汝福用暗语敲门，房屋里没有开灯，门却无声地打开了。
房屋的主人问：“都来了吗？”
胡汝福说：“都来了。”
房屋主人不再说话，在前面疾走，他们随后紧跟。走出了三四里，一条河流挡住去路，房屋主人一言不发，从草丛中推出一条小舟，大家跳上去，房屋主人划船前行。月亮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桨声吱呀，萤火虫在船头翻飞，这一切对深陷囹圄长达半年的将军们来说，恍若隔世。
这条河叫作草河。
过了草河，房屋主人回去了，又有一人来接应。一行人疾行十余里，来到山口，前面两山夹峙，如两扇铁门。此时天色大亮，鸟鸣啁啾，清风徐来，晨曦初露。突然，树丛中传来两声枪响，胡汝福对着枪响的方向做着手势，枪声再没有响起。
枪响是警告声，而手势则是表示来的是自己人。外人根本看不懂这些。
一行人又顺着山路向前走，走了不远，一名腰挂盒子枪的人来迎接，笑容满面，言辞甚恭，他是衡阳县保安大队大队长。直到此时，五位少将才得以安全。
当天中午，大家在山中饱餐一顿，大鱼大肉，大碗喝酒，自从衡阳保卫战开战以来，连续大半年，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人间美味，也没有感受过人间如此安宁。
吃完饭后，他们继续上路，天黑来到衡阳县政府。县长王伟能看到他们衣衫褴褛，形容枯槁，就送给他们每人一身衣裳。
他们在衡阳县休息了四天。这四天里，无论是县府官员还是贩夫走卒，都来打听衡阳保卫战的情形，听到少将们讲起当时的惨况，无不泪水盈眶。
此后，他们被一县一县护送下去，直到芷江机场，然后乘坐飞虎队的飞机来到重庆。
在重庆，重建的第10军正等着他们。
卢庆贻介绍说，1945年，第10军残部从重庆来到了陕西城固，补充兵员。当时的军长还是方先觉，大家同仇敌忾，决心上阵杀敌，一雪衡阳之耻。然而，不久后，青年军成立，方先觉担任207师师长。第10军军长改由赵锡田担任，赵锡田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外甥。
可惜的是，第10军错过了报仇雪恨的机会。就在他们宝剑铸就，即将出鞘的时候，日军投降了。
1946年，第10军改编为整编第三师，下辖三个旅，人数三万余人。
内战开始，整编第三师出陕南，越函谷关，渡黄河，开赴内战前线。卢庆贻作为留守部队，留在城固。有一天，卢庆贻守在电台边，突然接听到赵锡田被活捉的消息。此时，解放军军史上的定陶战役已经结束，而城固的留守部队还不知道整编第三师已经全军覆没。
定陶战役中，解放军刘邓大军十余万人将整编第3师团团包围，整三师无一人逃出。
卢庆贻跟着留守在城固的整三师留守部队，来到了湖北老河口。在这里，重组整三师，师长名叫李楚瀛。1947年，整三师进驻漯河与驻马店一线，又被解放军包围，仅仅打了两三天，就一败涂地。
整三师的战斗力为什么这样差？老兵们说，大家都不愿打内战，不愿意为反动政府卖命。
新一军老兵吴作勇也向我说过，新一军抗战结束后，驻扎广州。有一天，新一军接到命令，全军坐着舰艇向北进发，一时群情振奋，都认为是要去进驻日本，扬威东瀛。抗战刚刚结束，麦克阿瑟将军曾经提议，派新一军在日本驻防。舰艇一路北向，到了秦皇岛突然停滞不前，一问，原来新一军要开往东北打内战。吴作勇说，当时，很多人流下了眼泪。
定陶战役后，卢庆贻回到了湘潭家中，终生务农。
俱往矣，历史已成尘烟。
其时，第10军孤军坚守衡阳，破釜沉舟，掘堑壕，塞甬道，毁桥梁，散民众，自入死地。面对数倍强敌，上下齐心，众志成城，同仇敌忾，血战不退。城破之日，诸将士无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迎炮火而上，期同归于尽，虽万千人吾往矣，日军无不人人惴恐，自谓从未有之“艰苦”之役。此役，日军攻打47天，死伤枕藉，内阁被迫下台，诸将皆成鬼魂，此为日本建军以来，从未有之事也。
然，中华第一虎将，竟遭谗言中伤，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铮铮忠良，反诬屈膝，千古奇冤，至今未能昭雪，令人悲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