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军初期进展异常顺利，连战连捷，可惜，异域作战，情报不畅，他们在与三个师团的日军浴血奋战时，另外一支日军迂回到了他们的侧翼，这支日军的番号是第56师团。
曾在卫立煌长官部工作过的远征军老兵张至文说，即使到了1943年，日军的作战能力仍然很强，在人数相等的情况下，即使像200师这样的精锐部队，也才能与日军打一个平手。而普通的部队，六七个师也不一定能够对付日军的一个师团。200师，是中国当时机械化最高的部队，它的师长是抗日英雄戴安澜。
在缅甸战场上，日军一个师团大约15000到20000人，三个师团就是五万人左右。中国军队是十万人。十万人正面抗击五万人，连战连胜，战绩相当不错。
可是，形同鬼魅的56师团在远征军的背后猛插一刀，中国军队惨败。56师团来自北九州，那里民风剽悍，好勇斗狠。
那时候，缅甸战场上还遍布缅奸。
狡猾的日本人一向重视宣传，他们在缅甸宣传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不是欧洲人的亚洲，要把欧洲人赶出去”。于是，缅奸们给日本人带路，为日本人送信。当远征军来到缅甸的时候，他们又说“中国人是想把英国人迎进来，把中国人赶出去”。于是缅奸们更为踊跃，他们向日本报告远征军的每一步动向，而对日军的动向却守口如瓶。
所以，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与其说是败在战术上，不如说是败在情报上，败在群众工作上。
远征军惨败，日军随后掩杀。远征军分成了两支，在美国受过西方教育的新38师师长孙立人带着自己的部队进入印度，几乎没有遭受什么损失。而更多的部队跟随受过中国“忠君爱国”传统教育的杜聿明穿越亘古无人的缅北野人山，一定要回到祖国。蚂蝗、饥饿、疾病、瘴气、野人……吞噬着每一个鲜活的生命，结果，五万将士被茫茫的丛林淹没，包括抗日时期最著名的战将戴安澜。
几十年后，云南省腾冲县有一些人，自费来到野人山收集远征军的遗物。在一个原始部落里，他们还看到了当地土人用远征军将士头盖骨做成的饮水器具，以及用远征军军人肋骨雕刻的饰物。
日军一路追杀远征军，进入了云南，来到了惠通桥边。惠通桥，是架在怒江上的一座吊桥。
败兵和百姓乱纷纷地挤上了惠通桥，日军的先遣部队穿着便衣也混在百姓队伍中挤上了惠通桥。
惠通桥一失，日军就会从云南进入四川，进而攻占重庆，这是当时进入重庆的最简捷的一条路。
就在这时候，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一辆大卡车驶上惠通桥，要逆行过桥，守桥的宪兵不答应，车主不听指挥，宪兵抽打了车主两耳光，让他将车辆倒回去。车主在倒车时，与后面车辆发生碰撞，致使桥面堵塞。宪兵要求将卡车推到怒江里，车主又哭又闹。宪兵气愤不过，将车主拉到岸边，一通枪响，车主死了。
就是这一通乱枪改写了历史。身着便衣来到桥头的日军以为自己的行踪被发现了，从衣服里抽出枪支就打，宪兵们这才发现日军已经冲到了桥头，便点燃了导火索，引燃了预先埋好的炸药，一声巨响，惠通桥飞上了天。
桥那边的日军看到惠通桥被炸，就划着皮筏子，或者跳进水中拼命浮水过来。刚好此时36师从后方赶过来，将渡过河岸的日军又赶进了怒江里，稳住了阵脚。此后，中日双方隔江而望，直到两年后远征军大反攻。
怒江，愤怒之河，成为阻挡日军北进的天堑。
北进不成，日军只能西征。
西征两条路，一条是长江水道，一条是川盐小道。
川盐小道其实就不是道路，它是几百年来盐夫们踩在崇山峻岭中留下的印痕。清代民国时期，重庆云阳县出产井盐，而鄂西没有食盐，要吃盐只能依赖川盐。沿着长江顺流而下，井盐就可以顺利地来到鄂西，然而，运盐的船只要课以极高的赋税。在过去，盐业是政府主要的财政收税项目，古代的盐运使都是油水丰厚的官职。百姓吃不起政府提供的食盐，怎么办？就吃私盐，没有上税的食盐，就叫私盐。专门从事私盐贩运的人，就叫私盐贩子。从古代到民国，贩私盐的人层出不穷，瓦岗寨的程咬金是贩私盐的，共和国元帅贺老总也是贩私盐的，两把菜刀闹革命，贺老总带着子侄们砍杀的，就是贪腐的盐税官。
想想看，这样一条穿行在崇山峻岭的，只供盐夫们行走的羊肠小道，又如何能够供千军万马和重炮坦克通行？
所以，走长江水道，是当时日军唯一的选择。
全面抗战直到现在，已经过了六个年头，日军仍然无法攻下重庆。
日本侵略中国，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用40年的时间准备，虎视耽眈，磨刀霍霍。强邻在侧，而我们那时候内战不休，内耗不断。
日本看到这种情形，叫嚣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就能占领中国。可是，日本千算万算，算经济实力，算军事实力，算国内形势，唯独没有算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华民族的性格是韧性十足，愈挫愈强，愈到民族危难时，愈能迸发出极大的能量，所以，当世界上所有古老民族都消亡后，唯独中华民族还屹立不倒。
日本只看到了中国当时内战不断，军阀割据，没有看到当外辱强加于身时，中华民族便会空前团结。
日本失算了。
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与蒋介石纷争多年、势同水火的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对外。一月后，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会上各方主战主和，莫衷一是，刘湘慷慨陈词了两小时，誓词道：“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带病亲征。幕僚劝他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此后，川军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再以后，四川每年都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而抗战八年中，四川共提供了300万人充实前线部队。
1938年1月，刘湘在抗日前线病发身亡。死前他激勉川军将士：“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在鄂西会战，日军同样没有想到，这些饥寒交迫、连饭都吃不饱的士兵，为什么会有这样高昂的斗志。
关于鄂西会战，能够找到的资料很少，如果不是2010年鄂西的一场大雨，人们永远也无法想象当时的将士是在一种怎样严酷的环境中作战的。
也许是冥冥之中有一种天意，一场大雨解开了鄂西会战的谜底，让人们认识了这些英烈们。
第一次入缅作战，远征军征战失利，中国陷入了异常孤立的局面。抗战老兵张至文说，那时候日军在缅甸抢走了美军所有的援华物资，中国军队处境非常不好。没有美援战略物资，战士们只能饿着肚子拿着空枪与日军拼杀。
中国通往外界的出海口早在几年前就被日军占领，现在唯一的一条抗战生命线也被切断，陆路、海路，都无法走通，而中国的空军已经消耗殆尽。现在，强敌环峙，孤立无援，中华民族随时会覆灭。生活在现在的人们，谁能想到自己的民族当时面临的灭顶之灾？
蒋纬国说，那段日子里，父亲蒋介石情绪最低落，他常常夜晚一个人在浴室里长啸。
滇缅公路被截断，中国战场陷入了抗战以来最艰苦的岁月。这种艰苦甚至持续到了远征军大反攻取得胜利的1945年。
那时候，在中国战场的侵华日军100多万，装备精良，在太平洋战场上与美军作战的日军也高达100多万，同样装备精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与日军胶着厮杀，难分难解，如果日本再将中国战场上的日军投入太平洋战场，美军必败无疑。
所以，美国决定再次援助中国。
雷锋说，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史迪威将军曾经说过，如果中国军队拥有和日军同等的装备，只需三个月，中国军队就能将日军赶出中国。中国军队的士兵素质非常好，吃苦耐劳，极具韧性，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只是武器太落后了。
当日军武装到牙齿的时候，中国有很多士兵还手持大刀长矛上阵作战。过去很多黑白电影中的战争场面都不是虚构，而是真实存在的。
美国怎么援助中国？
这就是后来的“驼峰航线”
一直到今天，“驼峰航线”仍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悲壮的航线。然而，为了绝境中求得生存，也只能选择这条途径。
“驼峰航线”从印度的阿萨姆邦开始，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进入中国的云贵高原和四川省，全长将近1000公里。这一路上，飞机需要穿越高山雪峰、峡谷冰川、热带丛林、寒带原始森林，以及日军占领区，航程艰险无比；加之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因为山峰太过高耸，飞机只能在驼峰一样的山谷间寻隙航行，所以这条航线就叫作“驼峰航线”。
三千尸骨背后的凄惨故事
“二战”史专家戈叔亚说，驼峰航线每天都有上百架飞机在运输战略物资，而每天坠毁的飞机就有两三架。这条航线运营了将近三年，算算中美双方会有多少优秀飞行员被掩埋在亘古无人的雪山之间？
然而，依靠航运，是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抗战时期的物资需求的。
在1943年的鄂西会战中，有无数的中国伤病人员因为没有食物和医药而只能等死。
石牌村的冯雪秀曾这样说，日军轰炸过后，粮仓起火了，大米都被烧焦了，国民党军队没有吃的，就把烧焦的大米熬成粥，放点盐，搅拌了吃。
驻扎在石牌村的是国民党军队18军11师师部。18军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赖以起家的部队，是嫡系中的嫡系，是国民党军队最精锐的部队之一。18军11师都如此艰苦，其他的部队便可想而知。
驻扎在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的第75军预四师不是嫡系，他们的境况比18军更惨。
南边村距离石牌村有30多公里，第75军和第18军都是参加鄂西会战的军队。
如果不是2010年的那场大雨，预四师的故事会永远掩埋在民间，在时间的推移中渐渐消亡，此后，再也不会有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支艰苦卓绝的军队。
苍天有眼，就在2010年夏季，正在修建的宜万公路旁边，一场大雨，冲出了3000具尸骨。鄂西会战中的第75军预四师的悲壮故事才被人们得知。
预四师5000人，现在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是师长傅正模等少数几个人的姓名，其余的5000将士，已经融入了尘土中，他们像尘土一样默默无闻，不为后世的我们所知。
鄂西会战中，几十万浴血奋战的抗战将士们，又有几个人留下了姓名？现在，11师和预四师走进了人们的视线，而其余部队壮怀激烈的故事依然掩藏在民间，像风中之沙一样，在消逝的岁月中渐渐飘散。
也许，永远不会再被人提起。
易升泉是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一个普通的农民。鄂西会战的时候，他家是财主，金鱼坪村周边几百亩土地都是他们家的。他家的大宅院做了预四师的野战医院。易升泉的父亲易顺仓亲眼看到了当初抗战士兵的惨状，易顺仓已经去世十多年，但是他向儿子易升泉多次讲起了那时候战场的情景。
金鱼坪村上了年纪的村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的情景，他们看到预四师师长傅正模每次来到野战医院的时候，都牵着马，马上坐着或者趴着一名伤兵，有时候是两个伤兵，警卫员跟在后面。等到傅正模回去的时候，马鞍上又坐着伤愈归队的老兵。傅正模虽然有一匹战马，可是村子里的人都没有看见他坐过，有人好奇地问他，作为师长，你咋能把马让给士兵乘坐？他说：“我师虽有5000人，但没有一个是多余的。”
村子里的人说，傅正模是一个很和气的人，一点也没有将军的架子。
村子里的人还说，傅正模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有一次他们站在山坡上，看到傅正模离开的时候，边走边擦眼泪。
但是，善良的傅正模并不是一个软弱的人。易顺仓曾经给儿子易升泉讲过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傅正模在来战地医院的路上，突然看到前面有两个人，一见到他们撒腿就跑。傅正模让警卫员追上了这两个人，从他们背上的口袋里搜出了鸦片。傅正模非常气愤地说：“国家危难至此，你们竟敢贩卖鸦片，枪毙了。”两声枪响，这两个鸦片贩子被打死了。
金鱼坪村村民易强的父亲刘邦瑞曾经是预四师的士兵，战争结束后，他入赘到了金鱼坪村。易强听父亲刘邦瑞说过，遇到战情危急，师长傅正模就挥枪冲在前面，军心大振。
鄂西会战尚未结束，傅正模就被提升为副军长。后来，他一直留在大陆，于1968年去世。
傅正模的儿子叫傅乐平，解放后一直在台湾。改革开放后，两岸可以互相往来，傅乐平来到了金鱼坪村，在当初野战医院外的乱坟堆边流着眼泪，站立了很久。
傅乐平那次来的时候，在易升泉家住了一个夜晚。
那时候，易升泉的奶奶还在，奶奶是预四师伤兵野战医院的见证人。奶奶说，当时中国军队死的人太多了，都来不及仔细掩埋。每天早晨，几个村民就拉着架子车，从野战医院里往外拉死尸，拉到村外山脚下的大坑里。铺一层死尸，撒一层土，再铺一层死尸，再撒一层土。就在村民们抬着死尸准备丢进大坑的时候，有的伤兵突然醒了，发出一声呻吟，或者眼睛睁开了，村民们又将其拉回野战医院。然而，第二天这个伤兵又死了，再拉过来掩埋。
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奶奶说，主要是没有食物，也没有医药，有的饿死，有的病死。
现在，奶奶已经离去多年了。
有时候，随同傅正模来到野战医院的还有一个副官，易升泉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可能是忘记了他的名字，现在只知道他姓温，那时候的人们都叫他温副官。
温副官第一次来到野战医院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野战医院的医生没法治愈，很多人都认为温副官没救了。易升泉的姑父说，让他试试。易升泉的姑父名叫周仁丰，是当地有名的中医。结果，周仁丰用土方子治好了温副官的病。温副官非常感激。
鄂西会战的时候，易升泉的父亲易顺仓在师范学校上学，他和比自己大几岁的温副官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常常谈论到天亮，谈论历史，臧否人物，指点江山，述说志向。易顺仓去了师范学校后，他们还有书信来往。后来，易顺仓一直保存着温副官写给他的信。易升泉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易顺仓还拿出温副官写给他的信，念给儿子听。易升泉说，那些信都是用毛笔写在黄纸上，有一封信引用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易升泉听不懂，父亲就一句句地解释给他听。父亲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眼泪流了下来。那时候的父亲易顺仓有40多岁，“40多岁的人念起书信还在哭啊。”易升泉感慨地说。
温副官来到野战医院的时间，刚好与冯雪秀所说的日军轰炸石牌村的时间重合。这段时间，就是鄂西会战的时间。
鄂西会战结束后，预四师要开拔，温副官和易顺仓难分难舍，他们说了一夜话，第二天天亮，温副官离开了。临走前，他送给易顺仓一个笔筒，一双象牙筷子，还有一件日本军官的大衣。
这一走，温副官再也没有了消息。
易升泉推断说，温副官可能是后来牺牲在战场上了，要不然，他一定会回来看望父亲易顺仓，还有他的救命恩人周仁丰。温副官是一个极重情义的人。
父亲易顺仓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宜昌市夷陵区的中小学任教，退休的时候是初中语文老师，已于十多年前去世了。
易升泉清楚地记得父亲说过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次，温副官来到他们家，偷偷问易顺仓：“家里还有没有吃的？”易顺仓问：“有啊，怎么了？”温副官说：“我一个老乡，在野战医院里，野战医院没有吃的，他快要饿死了。”易顺仓从厨房里拿了两个面饼，跟着温副官跑进了野战医院。野战医院里一间房屋的地上躺满了人，一个个面黄肌瘦，伤痕累累。温副官的老乡躺在最外面，等着被收尸的人拉走。温副官把面饼撕成长条，塞进老乡的嘴里，可惜老乡已经饿得没有任何力气，嘴巴不会动了，没有力气咀嚼了。温副官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很快地，温副官的这个老乡就死了。
那时候，预四师的将士们，在前线与日军殊死拼杀，只有受了重伤才会被抬到后方的野战医院。然而，野战医院缺少食物，又缺少医药，等待他们的还是死亡。
2010年的一场大雨冲出了预四师的3000具尸骨、世人震惊。易升泉说，当时掩埋的尸骨远远超过3000具。解放初期，村里的放羊人上山放羊，就踩着这些尸骨攀爬，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是抗战将士的尸骨，但是从来就没有人收殓，任阳光暴晒，风雨浸淋。
鄂西会战非常惨烈。
参加过鄂西会战的预四师老兵刘邦瑞曾经给儿子易强讲过，距离野战医院30公里有一座山叫珠宝山，预四师的一个连曾经在那里打过一仗，面对400多名日军和日军的重机枪、小钢炮，死战不退。当时，刘邦瑞所在的那个连仅有140人，仅有一挺轻机枪，其余的都是汉阳造，很多枪支因为使用时间长，膛线都磨平了。日军攻击很猛，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三八大盖上的刺刀长长的，亮光闪闪。日军的炮弹从头顶上飞过去，落在后面，掀起的气浪把帽子都吹掉了。他们的轻机枪压不住日军的重机枪，重机枪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阵地上，刚才还在打枪的战士，突然没有了动静，刘邦瑞一看，战士的脸上都是血。连长挥舞着驳壳枪嘶声叫喊着：“人在阵地在，杀一个够本，打狗日的。”
尽管中国军人非常英勇，然而，寡不敌众，加上武器低劣，日军最后攻上了山头。中国军人的子弹打光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后退半步。刘邦瑞看到日军越来越近，就跳进一个坑沟里，拉过身边的几具死尸，盖在自己身上，盖了好几层。日军来到了坑沟边，用刺刀捅着一具具死尸。刘邦瑞听到几米远的地方，传来了呻吟声，接着是刺刀捅进肉体的声音，呻吟声没有了。
刘邦瑞在坑沟里等了很久，等到外面没有了动静，他才搬开盖在身上的死尸，抹掉脸上的血迹。刘邦瑞站起来，看到漫山遍野的死尸，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会儿，山顶上又出现了六个人，手无寸铁，他们和刘邦瑞一样，是这场战斗的幸存者。
140人，现在只剩下了七个人。
天黑后，这七个人捡起空枪，下山寻找大部队。
后来，刘邦瑞所在的部队，又与日军开战。
战斗中，一颗子弹飞过来，刘邦瑞的腿部受伤了，他仍在坚持战斗，趴在地上，看到日军走近了，就射击。
这场战斗，中国军队打赢了，残余的日军逃下山去。
打扫战场的时候，营长看到刘邦瑞腿部负伤，爬不起来，就安排两个士兵，将刘邦瑞背到了野战医院所在的金鱼坪村。刘邦瑞在养伤期间，一直打听前线的情况，后来听说，这个营长牺牲在战场上了。
鄂西会战结束后，刘邦瑞的腿伤还没有好，无法跟着部队开拔，只好在金鱼坪村继续养伤。后来，他与部队失去联系，就入赘在了这座村庄。
易升泉的二爷名叫易子培，是当地民团的首领。
由于预四师伤亡很大，当地的民团士兵就转入了预四师。
易子培说，预四师是湘军部队，刚刚开来的时候，从师长傅正模到普通士兵，都是湖南人。后来伤亡太大，不断补充，就有了全国各地的人。
湘军强悍，世人皆知。湘西一带，更是民风剽悍。清朝的时候，有一句俗语说“无湘不成军”，过去人认为吃盐长精神，添力气。所以，清政府很长时间里，不给湘西提供食盐。清政府担心湘西人造反。
陈诚（背立者）视察鄂西抗日部队，官兵们振臂高呼：“血战到底！”
预四师开拔前夕，傅正模最后一次来到了金鱼坪村，他在埋葬了3000多具尸骨的山下立了一块石碑，村中有文化的人看到碑文，才知道师长的名字叫傅正模。碑文就是傅正模写的，石碑上还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名字。鄂西会战，交战双方是第六战区和日军第11军。日本军队的军和中国军队的军，不是同级编制。日本军队的军可以有多个师团，而一个师团的人数，大约相当于中国军队一个军。
傅正模在石碑前站立了很久，一直到黄昏，待他转过身来，人们看到他满脸都是泪水。
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都忘记了碑文的内容，只记得其中有一句话：“不朽殊勋，光照千秋。”
除了这块石碑，在这场战役中牺牲了的预四师排长以上的军官，每人都有一块石碑。石碑从山下排列山顶上，密密麻麻。
这些石碑中，就有那位营长的石碑。此后，每年清明节和春节，刘邦瑞都会来到营长的墓碑前，点燃纸钱，枯坐良久。
解放后，有人要盖房屋，就盯上了这些石碑，也有人把石碑拉到家中垒猪圈，还有人用石碑铺路，现在，山上没有一块石碑了。
而那块上面刻着陈诚名字和傅正模撰写祭文的石碑，因为太过巨大，无法搬走，就被人砸毁了。
改革开放后，有很多人来到这里，是这些烈士的亲人。易升泉的父亲易顺仓，曾经有一个同学，名叫杨印池，先在民团里，后来进了预四师，离开的时候，他是排长。后来，大陆解放，他去了台湾。两岸能够走通后，杨印池来到了金鱼池村，了解抗战烈士们的情况。离开的时候，他哭成了泪人。
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姓刘的人，据说是民航三局机关主任（这个单位和称呼不知道是不是确切，为易升泉提供），也来到了这里，鄂西会战的时候，他的两个舅舅都牺牲在这里，都在预四师担任官职。刘主任在这里我了好多天，终于找到了一个舅舅的墓碑，上面的名字是钟有煌；另外一个舅舅的墓碑没有找到。
被遗忘的厂窖惨案
蒋百里，当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名字。
全面抗战开始后，日军作战的路线，全部在他的掌握和预料之中。而他，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蒋百里先在日本军校学习，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拿走了日本天皇的佩剑，让同期的日本同学捶胸顿足。后来，蒋百里又留学德国，专门研究德国军事，把西方先进的军事思想介绍到中国来。
后人称道蒋百里，是因为他提出了很多新颖的军事观点，他变南北抗战为东西的抗战理论更是令后人赞叹。
当时，日军占领东北，虎视耽眈，随时准备南下。蒋百里向国防部建议，一定要迫使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这样就能够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
后来，中日之间的作战路线，果然如此。
然而，这也是一着险棋。所以，蒋百里又告诫蒋介石，一定要警惕日本模仿800年前蒙古铁骑灭南宋的线路，即从山西打过潼关，翻越秦岭，先占领汉中，再攻取四川与湖北。如果日军走这条路线，必亡国矣。
那时候，中国军队最有威力的武器叫作“三十二倍十五榴”，这些来自德国的超级大炮也被部署在黄河西岸的潼关，用来对付东岸的日军。据说，这种超级大炮，射程高达20公里，一颗弹头就重达50公斤。
而潼关，自古都是重要关口。卡住潼关，就能够防止日军进入陕西，继而避免重蹈当年蒙古灭宋的覆辙。
1943年夏天，日军按照蒋百里当初的设想在进攻，沿着长江溯流而上，步步受挫。日军旨在打通宜昌、直逼重庆的计划一再受挫，于是进行疯狂的军事报复。
距离宜昌300多公里外的湖南南县，73军一万余人在转战常德的途中，与日军发生了遭遇战。73军属于湘军序列，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至今，在长沙的岳麓山上，还有73军死难将士纪念碑。然而，此时，在开阔地上，在水田河网间，73军面对强敌，只能且战且走，随同一起撤退的还有两万多名百姓，日军天上飞机，地面军队，洞庭湖面上还有舰艇，行动迅疾，兵力雄厚，将73军和老百姓包围在南县厂窖镇。于是，厂窖惨案开始了。
厂窖惨案，日军三天屠杀三万人，创下“二战”史上单天屠杀的最高纪录。可惜，这笔血债现在已经鲜为人知了。
厂窖镇位于洞庭湖的一个半岛上，长十几公里，宽四五公里，三面临水，只有一条道路与外界相通。73军与百姓被逼入这座半岛，就是面临死地。
日军在飞机轰炸和舰炮轰炸后，陆军开始登上了这座半岛。
郭鹿平是那场惨案的幸存者，至今回忆起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老人还充满悲愤，全身颤抖。郭鹿平家在街上开有一家药店，大屠杀发生前，看到难民成群结队地从门前经过，郭父意识到要发生大事，就把家中的女眷和弟弟送到益阳避难，父子两人看守着药店。
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日军的飞机狂轰滥炸，炮弹也在街面上爆炸，父子二人为了安全，就跟随着逃难的人来到了一户姓李的人家。那户李姓人家是个大户，有高大的院墙，他们幻想着高墙深院能够阻挡鬼子的进攻。当时，院子里躲藏了100多人。
这一天是1943年5月9日，老人记忆非常深刻。清晨，日军荷枪实弹，砸开了李家大院的院门，端着刺刀，逼迫他们来到附近学校的操场里，操场里还有很多人。日军将他们每个人的右手绑在一起，然后要求他们都靠墙站着。大家惊慌不安，不知道日军要干什么。郭鹿平还在想着，是不是日军要抓大家去做苦力？突然，站在第一排的一个人大喊了一声：“鬼子杀人了！”郭鹿平循声望去，看到呼喊的是村中一个姓曹的木匠，日军的刺刀捅在了曹木匠的胸脯上，曹木匠没有喊出第二声，就软软地倒下了。
接着，站在郭鹿平面前的日军也动手了，他一刀捅在了郭鹿平的肚子上，刺穿了，郭鹿平仰面倒了下去，愤怒地望着鬼子。后面走来了另一个鬼子，在他的前胸处一连刺了七八刀，每刺一刀，鲜血就溅了出来。郭鹿平昏了过去。
下午，郭鹿平醒过来了，看到日军离开了，操场上躺满了尸体，死尸堆里间或还有哭声，那是和他一样死里逃生的人。郭鹿平想爬起来，浑身的伤口火辣辣地疼痛，他又昏死了过去。
郭鹿平再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半夜，四周一片静寂，惨白的月光照着横七竖八躺倒的一望无际的死尸，空气中飘散着血腥味。郭鹿平解开手上的绳子，爬向身边的麦田。那时候的麦子已经有半米高了。
郭鹿平在麦田里躲避了两天两夜，饿了，就吃地上的青草和青苗。第三天，他被清理死尸的人发现了。人们看着遍体鳞伤的郭鹿平，感到17岁的他能活下来，实在是一个奇迹。
厂窖惨案三天死难三万同胞，目前未有一人获得日本赔偿，甚至连日本的一声道歉也没有。
这段惨痛的历史，就这样无声于岁月里。
在厂窖惨案中，因为73军面临绝境，被日军疯狂赶杀，余部转战到了常德一带，退出了鄂西会战。
多年后，从日军的揭秘档案中，人们得知，当时日军制造惨绝人寰的厂窖惨案的目的，就是为了挫败中国将士的斗志。日军想尽快占领重庆，迫使中国政府投降，尽快结束中国战场战事，以便让更多的军队开赴太平洋战场。那时候，太平洋战场激战正酣，武器装备更为优越的美军正与日军逐岛争夺。
然而，中国军队依靠着山形地势，用简陋的武器，与日军殊死抗争，至死不降。
鄂西会战中，与第六战区战斗序列对垒的是日军11军司令官横山勇。
横山勇也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从时间上来算，应该是蒋百里的师弟，横山勇求学期间，与日军侵略战略的理论家石原莞尔、日军总参谋长饭村穰齐名，当时，他们三人被称为“三羽鸟”。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蒋百里才是日本士官学校里最有名的毕业生，这一点在中国和日本两国都达成了共识。
日本是一个岛国，明治维新后，积极扩军备战，要拓宽疆域，首先依靠海军，所以日本的海军要强于陆军。因为日本很早以前就提出“欲征服中国，先征服满洲”，所以，驻扎在满洲的关东军是日本陆军的精华，而关东军的整体能力又强于海军。
日本对华战争全面打响后，横山勇来到了东北，任日军第1师团师团长。第1师团是日军最早的六个师团之一。这六个师团和以后的近卫师团，统称为日本第一等师团。横山勇能够担任第1师团师团长，可见天皇对他的重视。
全面抗战开始后，横山勇一直在东北养精蓄锐，防备苏联攻击东北。自从诺门坎战役后，日本才意识到了北极熊的厉害，尽管经过了严酷的肃反、但是苏军的整体实力仍然超过日军，装备和武器更不能同日而语，蜷伏东北的日军只能从攻势转为守势。
就在鄂西会战开始前，横山勇才从东北来到武汉，从第4军司令官的位置，挪到了第11军司令官的位置。原来的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中将死了，死得极为窝囊。
冢田攻也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比横山勇早两届。很多日本人都以居住地的特点为姓氏，想来横山勇家的门口横着一座山，而冢田攻家的门口则建了一座坟墓吧。
冢田攻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南京保卫战的时候，冢田攻是攻占南京的直接指挥者，亲自起草了《攻占南京城纲要》，又亲自下令“血洗南京”，还一手策划了遗臭万年的“慰安妇制度”。这是一个从头到脚都坏透了的老鬼子。
冢田攻是在鄂西会战前的半年时间担任第11军司令官的，此前第11军的司令官是阿南惟几。日军第11军下辖六个师团，各种人员加起来，有23万人，是当时在华中地区最强悍的部队。
鄂西会战开展前夕，冢田攻坐着专机去南京开会。在返回武汉的途中，他的专机遭到藏在深山中的桂系高射炮连的射击，一炮就击中了座机，冢田攻“壮烈殉职”。
就在冢田攻的飞机被击落的同时，日军的任命书也下达到了武汉，冢田攻被任命为大将。所以，冢田攻之死，诞生了一个纪录，他成了被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击毙的级别最高的将领。而日军死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级别最高的将领，则是山本五十六大将，日本海军总司令，他也是坐在专机上被美军炮弹击落的。
日军死在中国战场上的倒霉将军，还有好几个：饭冢国五郎、酒井直次、楠木实隆……
饭冢国五郎
饭冢国五郎，他家门口还是有一座坟墓，他死在自己那个亮光闪闪的钢盔上，饭冢国五郎当时戴着优质钢盔舞着战刀让日本记者拍照，被中国哨兵发现后，一枪毙命。可见，日本人名字中带个“冢”字的，都没有好下场，实至名归。
酒井直次死在地雷上，工兵都顺利过去了，没有什么事，偏偏他骑着马过去的时候，就一蹄子踩在铁西瓜上。
前几个还没有什么，毕竟是死在战场上，楠木实隆最倒霉了，他死在检阅部队的路上，是被马夫三枪打死的，三枪都是面对面打在胸脯上，想救都没法救了。
抗战时期，日本有百名将军死在中国战场上，他们死得各有特色，千姿百态，让人拍案叫绝。
冢田攻死了，横山勇亟亟上任，他改东北的战略防御为武汉的战略进攻。
横山勇是一个战术素养很高的日本将军。
横山勇接手11军后，仔细研究华中战区，认为常德是一个战略要地，宜昌也是战略要地。此两地的重要性胜过长沙和武汉，于是向大本营建议发动鄂西会战。
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我之所以要详细写横山勇，因为接下来异常惨烈的常德保卫战和衡阳保卫战，都拜此人所赐。
1943年夏天，中日双方的一场大决战打响了。日军在攻，中国军队在守。
中国军队从宜昌到石牌之间铺开，阻挡十万精锐日军。几十公里长、几十公里宽的崇山峻岭间，枪弹横飞，杀声震天，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河流都在反复争夺。鲜血染红了河水，也染红了山岩。
抗战老兵周家华说，当时，30军奉命坚守宜昌外围，他所在的部队赶往前线的路上，凡是看到的村庄，都被日本鬼子烧光了，没有一家房屋是完好的，路过一条山谷，山谷里堆满了死尸，有抗日将士的，也有老百姓的，战士们都是向前冲锋的时候倒下去的，伤口也都在胸前，可见没有一个逃兵，全部战死了。山谷间空气很污浊，有一股腐臭的气味。当时，他们想将这些抗战将士掩埋了，可惜没有时间。战事紧急，他们踩着这些尸骨赶往前线。
当时，30军的军长是池峰城。池峰城被人熟知，是在台儿庄战役中。在那场杂牌部队大胜的战役中，池峰城是师长，隶属于西北军，坚守运河，部队伤亡极大，几乎弹尽粮绝，池峰城向集团军司令孙连仲请求：“给西北军留点种子吧。”孙连仲是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在过去军阀混战中，军阀都是保存实力，见机行事。而这次，孙连仲斩钉截铁：“士兵打光了，你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谁敢退过运河，杀无赦。”贵为集团军司令的孙连仲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夜晚，池峰城组织敢死队57人，每人一把大刀，一把驳壳枪，戴日军钢盔，穿日军军服，腰间挂满手榴弹，突袭敌营，终于把日本人击退了。天亮，敢死队归队，只剩13人。
94军121师抗战老兵熊胜华说，当时的战役非常惨烈，每个士兵上战场前，先写好灵牌，交代战友，如果有谁活着回来，就逢年过节给自己烧张纸钱。有些会写字的战士，还写家信，信中慷慨激昂，视死如归。那时候上战场，大家都没有想着能活着回来。
熊胜华所在的部队驻扎在一座名叫王家大包的山上，山下是一条溪水，溪水另一边的山上驻扎着日军，中日两军隔溪而望。有时候，国民党军队会趁着夜色朦胧，偷偷涉过溪水，爬到敌人营地的附近去抓哨兵。还有一次，他们故意引诱敌军夜晚来袭，骗日军陷入包围圈，一举消灭日军100多人。
121师师长戴之奇这时候已崭露头角。几年后，他在蒋介石寄予厚望的青年军中担任201师师长，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战败自杀。
1943年5月22日，蒋介石发电给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石牌天堑，应派一师防守。”
陈诚把自己最精锐的部队11师和自己的爱将胡琏派在石牌防守。
石牌狭窄逼仄，无法摆放更多的人马。
5月26日，在宜昌及周边地区激战正酣时，蒋介石再次发来电令，要胡琏等诸将“英勇杀敌，坚守石牌”。
胡琏带着人马，依托江防要塞，严阵以待。前方，江风猎猎，枪炮声声，石牌保卫战即将打响。
石牌峨峨，江水汤汤。
士兵们在写信，驻守石牌要塞的18军11师师长胡琏也在写信。士兵们抱定了必死的决心，胡琏也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每座山峰、每道河谷都在厮杀
蒋介石心系石牌，因为石牌危在旦夕。
日军陆路、水路一齐开进，兵锋直指石牌。当时，日军第11军司令横山勇进驻宜昌，中国军队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从云南回来，坐镇恩施，此前，他在云南训练新军，准备反攻滇西缅甸。从宜昌到恩施，两地相距200公里，装甲车开足马力，只需三小时就到了。中日双方几十万精锐就在这200公里的距离上厮杀。
就在蒋介石给陈诚发电的前一天，5月21日，渔洋关激战竟日，危如累卵。渔洋关隶属于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山峰陡峭，以出产茶叶而闻名。渔洋关是石牌的重要关口，占领了渔洋关，即可取道长阳，逼近石牌。
防守渔洋关的，是戴之奇的121师，这个师的士兵几乎都是新兵，是为了防守鄂西才临时招募而来的。渔洋关的工事也极为简陋，很多工事在日军进攻时，还没有修建完毕。日军小钢炮只需一发炮弹，就会将泥土筑成的工事炸毁。抗战老兵熊胜华就在这个师里。
121师属于杂牌军中的黔军，在大型电视连续剧《长征》中，有一句台词说的是黔军，“黔军人手两杆枪，一杆步枪，一杆烟枪。”这样靠吸鸦片提神的部队，其战斗力可想而知。然而，在鄂西会战中，121师的表现让世人震撼。
围攻渔洋关的，有两路日军，一路是13师团的2000人，一路是39师团的4000人。而121师，不仅武器低劣，而且人数也不如日军。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与日军激战竟日，日军几十次冲锋，都被打退。天黑后，121师终因寡不敌众，撤离阵地。其中363团几乎伤亡殆尽。
参加这次战斗的很多战士都是第一次上战场。就在一个月前，他们还是手持锄头的农民，而现在为了中华民族免于灭亡，丢下熟悉的锄头，操起陌生的枪支。很多人刚刚学会了使用枪支，就要上阵杀敌，而敌人，则是训练精熟、杀人如麻的嗜血狂，这群嗜血狂从东北一路打到了华中，一个个都变成了冷酷的战争机器。
抗战老兵冉宏图当初也是121师的士兵，他在参加鄂西会战前，给地主家打短工，年仅15岁。那次，村外的道路上过部队，他跑去看稀奇，被抓了壮丁。当时，他因为害怕而哭泣，年老的父亲从村子里走出来大声呵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兵打鬼子，哭什么！”冉宏图擦干眼泪，就这样成了一名士兵。
冉宏图说，他所在的部队是121师362团，当时的战斗异常惨烈，有一次，师部驻扎在三斗坪，日军侦察到了师部所在地，就疯狂扑向三斗坪，361团为了防守师部所在地，仅仅半天，该团就牺牲了2000多人。
121师因为在鄂西会战中作战顽强，受到陈诚奖赏。后来，杂牌军的121师师长戴之奇晋升为18军副军长。18军，那是嫡系中的嫡系，王牌中的王牌，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赖以起家的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