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
吴淞
我是1938年入伍的，当时在税警总团辎重营通讯排。后来，我被保送上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43年秋天毕业后，被分配到第九战区兵站总监部，因为老部队去了印缅战场，改名叫新一军。
常德保卫战开始的时候，我随同第10军前去增援。第10军驻扎在衡阳，衡阳距离常德路途遥远，而且日军的飞机还在空中轰炸，很多路都被炸坏了。我们每天要奔走150里，来不及做饭，就身上挎着提前炒好的大米，当做干粮。渴了，就喝路边的溪水和雨水。
我们赶到常德外面的德山，就与日军交火了。
我当时配备的是手枪，因为主要任务是后勤工作，了解弹药粮食的消耗情况，向上面汇报。战斗一开始就很激烈，炮火到处燃烧，枪弹飞来飞去，手枪由于射程的限制，总感觉不得力，我就向连长申请给我一杆步枪，连长姓孟，他就把一把刚缴获的三八大盖交给了我。我拿起来就射击。
在德山，我们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活下来的人很少。抗战胜利后，我回到老家长沙工作。到了晚年，我在德山上的乾明寺出家，陪伴当年牺牲在德山上的战友。
吴荣凯
我是1941年入伍的，当时21岁，先在74军军医处，后到了57师。
常德保卫战前，师长要求百姓搬出常德，躲避战火，还说让士兵帮助百姓，不能索要任何钱财。
常德保卫战打得很惨，1943年12月3日夜晚，全师仅剩二三百人，师部会上，决定由师长余程万带领另外几个团长突围，169团团长柴意新坚守常德，牵制日军。当时，169团仅剩下50多人。
我是169团的书记官，我要求留下来守城。但是团长柴意新将我一把推给了171团的团长杜鼎，我坚持要留下来。柴团长大声喝斥我：“我们团都快打光了，不需要你这个书记官，快点走。”
没办法，我只好跟着突围的部队出去了。
常德城外就是沅水，我们来到城外，冲过了日军封锁线，我抱着一根烧焦的树干，游到了对岸。而柴团长却在战斗中牺牲了。
旷文清
我当年是余程万师长的贴身副官。
常德城快要被攻破的时候，我见到过日军的冲锋队形。当时我们守着城门，和日军浴血激战，曾经有一次，城门快要被攻陷了，一个副团长带着十几个伙夫和通信兵赶来，才将日军打退了。
余程万师长率队突围的时候，我一直在他身边。我们沿着木头梯子，从城墙上爬下来，然后趁着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渡过了沅水，瞒过了日军。当时我们只能找到三条木船，其余的船只都被日军控制了。
渡过沅水后，我们与日军展开战斗，大部分人都走散了，只有我和师长在一起。师长的脚扭伤了，无法行走，我背着他走。后来，遇到当地的百姓，他们绑了一副担架，抬着师长走。附近有一支中国军队，我们就这样脱离了危险。
三位师长壮烈殉国
鄂西会战结束后，胡琏在黄埔军校的同班同学、国民革命军73军暂五师师长彭士量奉命从鄂西开往湘西，暂五师席不暇暖，衣不解带，又赶去参加常德会战。
那时候，中国战场上，无日不战。
常德会战中，暂五师师长彭士量和6000好男儿再也没有回来。
和黄埔军校的很多人不同，彭士量考上黄埔军校之前，是湖北明德大学的大二学生，属于文化水平较高的一类学生。如果当时没有投考黄埔军校，彭士量可能以后会是一名教师或者政府职员。
报考黄埔军校，改变了他的一生。
后来，彭士量在国民革命军第4军任排长，参加了南昌起义。那时候，后来叱咤风云的林彪也在这支队伍里任代理连长，共产党军队里另一位最能征善战的人物粟裕还是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支队伍真是人才济济，群英荟萃，不过，这些中下层军官那时候不显山不露水，尚未崭露头角。
南昌起义失败后，彭士量所在的部队脱离了南下的队伍，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彭士量只能跟从。如果他所在的部队那时候跟着朱德上了井冈山，他能够活到解放后，也一定会是一名开国将军。
从南昌起义中走出来的共和国元帅和将军有很多。元帅计有：朱德、刘伯承、陈毅、林彪、贺龙、聂荣臻六名，大将有粟裕、陈赓、许光达三名。而与彭士量同为排长，以后成为共和国将军的有：萧克、聂鹤亭、唐天际、彭明治等人，而上将赵尔陆，中将谭甫仁、张树才等那时候还是战士。
离开了南下队伍，改变了彭士量的一生。
人一生的命运，其实都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
抗战爆发，彭士量先后参加了淞沪、山西忻口、台儿庄、武汉、长沙等战役，几乎是每战必从。在武汉保卫战中，他因为作战勇敢，受到嘉奖，宋庆龄女士还赠送彭士量将军一床苏联毛毯、一架德国造望远镜和一把缴获的日本指挥刀。
1943年11月，为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牵制缅甸远征军，并夺取洞庭湖米粮川，日军先向鄂西佯动，接着突然挥师南下，直扑常德。常德会战就这样仓促打响。
湖南省石门县是常德的门户，彭士量的暂五师守卫石门。
彭士量的暂五师，和《石牌保卫战》中写到的傅正模的预四师一样，从名字上就能够看出属于装备低劣的杂牌部队。
常德会战中，中国军队冒着炮火向前冲
抗战开始时，全国有两百个师，其中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三个：115师、120师、129师。番号最小的是一师，因为由伤愈归队的抗战老兵组成，所以又称为荣誉一师，师长先后有宋希濂、郑洞国、李弥；番号最大的是200师，师长是抗日名将戴安澜，后分别为高吉人、周朗，隶属于杜聿明的机械化第5军。
然而，抗战初期，日军不断增兵，两百个师的番号远远不够，国民政府再增加新的部队，就以新编某师称谓，比如著名的新编38师，师长是孙立人；著名的新编22师，师长是廖耀湘，那都是一等一的部队。滇缅战役中，新编38师发展为新一军，新编22师发展为新六军，那可是与胡琏的整编11师、张灵甫的整编74师、包括200师的第5军，统称正面战场五大主力。日本投降后，东北战役的时候，东北军里还有两句口诀在说这两支新编军：“只要不碰新一军，不怕蒋军百万军。”“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六军。”
抗战末期，200师的番号开始增加，这就是青年军。青年军初期一共设置十个师，师长都是身经百战的抗日名将。而士兵都来自当时的大学和高中。这样高的文化程度，在当时历经战乱、死伤惨重的中国军队中，实在属于凤毛麟角。
整编师、新编师和青年军各师都属于国民政府的战斗序列。
而暂编师和预备师，则是各大战区自主招募的队伍。暂编师，就是临时番号，战后会予以撤销；预备师，就是从事训练的新兵师，战事紧急，就被派上战场。
抗战老兵方风林说，虽然他们这些杂牌部队装备低劣，食不果腹，有的排连一挺轻机枪也没有，有的士兵甚至连一双布鞋都穿不上，但是这些暂编师和预备师照样打得非常顽强壮烈。只要一上战场，就不想什么杂牌军什么正规军了，想的是打死日本鬼子，保卫自己的国家。
为了在石门阻击日军进犯，73军暂五师在石门与日军激战八昼夜。彭士量与6000子弟兵全部壮烈牺牲。
暂五师6000人，预四师5000人，他们都属于不满员的杂牌师，而一个满员师是8000人至10000人。
祖籍石门的张东山说，那年石门激战的时候，他只有13岁，但是有一个情景一直记忆很深，大街上到处都是死尸，有中国军人的，也有日军的，有的满身血污，有的抱在一起死去。行人要从街道上走过，必须一步一跳地踩在死尸之间的缝隙中才能通过。
那八天里，日军依仗人数众多，一次次冲进了石门县城，又一次次被中国军人压了出去。战斗的惨烈，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永远也不能想象的。张东山听父亲说，日军攻进城门的时候，有一个大个子国民党军官，可能是个营长或者连长，一手拿着手枪，一手拿着大刀，大声呼喊着，领着一百多个中国军人冲上去，经过惨烈的白刃战，终于将日军又压了回去，夺回了城门。可是，不久，日军又组织了反扑，中国军人只能撤回城里，再没有看到那个大个子营长。
石门城门被攻破后，暂五师节节撤退，日军在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都遭受了顽强的抵抗。后来，民国时期的《大公报》在报道彭士量的事迹时，引用了日军电台对暂五师评价的一句话：“暂五师为战意坚强、不可轻侮之师。”
敌人没有想到城墙已破，杂牌军的暂五师居然死战不降，依托房屋节节抵抗，就施放毒气。张东山说，那时候的中国人很穷，中国军队也很穷，都不知道啥叫毒气。日军戴着防毒面具，施放毒气的时候，中国军人不知道防护和躲避，结果，一排排军人就倒下去了，鼻口出血。后来，前面的战士倒下去了，坚守后面阵地的长官有文化，知道这是毒气，就让大家把毛巾浸湿，捂在嘴巴上。可是，很多人都没有毛巾，也找不到水，就把尿撒在衣服上，用衣服蒙住鼻子。
毒气过后，日军以为再没有活着的人，就向前冲，结果到了跟前，被突然跃身而起的中国军人又打了回去。
那时候的中国军人普遍很穷，一身军服穿在身上，再没有换洗的，又食不果腹，营养不良，所以身上长了很多虱子。张东山说，他曾经看到过士兵们在打仗的空隙，脱下衣服捉虱子。士兵们穿的都是草鞋，破破烂烂，甚至有的人连草鞋都没有，光着脚板打仗。队伍里还有很多和张东山一般大小的孩子，他们不打仗的时候，就唱歌跳舞，鼓舞士气；一打仗的时候，就扛着比自己还高的步枪冲上去。
1943年11月15日，石门即将陷落，暂五师仍然苦苦支撑，重庆方面鉴于打下去再无意义，就下令放弃石门，寻路突围。然而，此时，暂五师与日军缠斗，已经无法分身。
彭士量早就抱定了牺牲的决心，石门战役刚刚打响，他就在硝烟与炮火中立下遗嘱：“余献身革命，念年于兹，早具牺牲决心，以报祖国，兹奉命守备石门，任务艰巨，当与我全体官兵，同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消灭倭寇，以保国土。倘于此战役中，得以成仁，则无遗恨，唯望我全体官兵，服从副师长指挥，继续杀敌，达成歼敌任务。”抵御外侮，取义成仁，早就像血液一样流淌在中国军队每一位抗战将军的血管里。
当日夜晚，彭士量带着暂五师仅存的300人撤退，走出城门，来到一个两山结合的部位，突然遭到日军合围。黑暗中，日军一挺机关枪打过来，彭士量倒了下去，战士们扶起他，彭士量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声疾呼“大丈夫为国尽忠，死何憾焉”，然后，闭上了眼睛。士兵们跪在地上哭成一片。
后来，6000将士的暂五师，仅有20余人撤出来。
暂五师坚守石门八昼夜，牵制了大量日军，为常德会战的中国军队调度赢得了充足的时间。
许国璋将军是继彭士量后，牺牲在常德会战的第二位师长。
许国璋是150师师长，全师将士都是四川人。
后世的人们，只要提起抗战，就不能不提到川军，全面抗战一打响，川军所有兵力40万人就穿着草鞋，背着干粮袋，扛着简陋的武器，甚至大刀长矛，全部奔赴抗日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台儿庄、武汉、长沙、鄂西……每一次大的会战都有川军奋勇杀敌的身影。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写了一本《八年抗战之经过》的书籍，书中记载，八年里，四川共提供了300万抗日将士，而伤亡高达64万。
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不仅仅是士兵，还有很多军官，由于那时候的抗战将士们武器简陋，每有激战时，总是军官舍身忘死，率先冲锋，士兵紧跟在后。据统计，抗战将士中，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军官，有五分之二牺牲在了抗日前线。
许国璋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
就在彭士量牺牲后的第六天，许国璋将军也牺牲了。
当时，日军向常德步步进逼，许国璋带领着川军组成的150师，坚守桃源县陬市镇。150师仅有8000人，而进攻陬市镇的日军多达两个师团，一个骑兵联队，人数五万人，而且还有飞机、重炮。
川军的武器，在正面战场中是最简陋的。有一尊著名的雕塑，叫作《川军出征》，一名川军士兵，手持老套筒，身背大刀和斗笠，穿着草鞋，挽着裤脚，脚上是一双草鞋。这尊雕塑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无法想象我们的川军弟兄就是依靠这样简单的武器和穿着，出川抗战，奔袭千里，用血肉之躯与日军的坦克大炮抗争。后来，我寻访到了几名当初的川军老兵，他们说，能有一把枪，已经算装备不错了，有很多战士都是扛着大刀去杀敌。能有一双草鞋穿也不错了，很多人草鞋磨破了，就光着脚板去打仗。那时候的中国军人，一打完仗，先搜索战利品，能有一把三八大盖，能有一双日军的胶底鞋，那就能高兴很多天。
用不到8000杆老套筒，与五万武装到牙齿的日军作战，战况不忍设想。
当时，许国璋的150师得到的是“不得退过沅江”的命令。陬市镇后，就是沅江。
抗战老兵吴荣凯说，当时，日军不敢贸然进攻陬市镇，不知道镇上有多少人马，先派出1000人试探性进攻。150师还击。日军看到150师火力不强，装备简陋，就全部压上猛攻。150师全力反击，可是，武器、人数都相差太远，无法抵挡日军进攻。
仅仅半天，150师几乎伤亡殆尽。
日军进入陬市镇，许国璋将仅剩的几百名士兵聚集在自己周围，鼓励他们说：“三面被围，一面临水，大丈夫死就死矣。反正是一死，不如拼死多杀一个鬼子。”许国璋带着战士，端着刺刀，齐声呐喊，迎着敌人冲上去，一排子弹打过来，许国璋全身是血，倒在地上，昏迷过去。
士兵们抬着许国璋且战且走，来到沅江边，放眼望去，天色昏暗，冷风瑟瑟，江面宽阔，到了这里就是死地。士兵们把许国璋放在地上，跪在四周，放声大哭。突然，一艘小船划过来，船上是两个当地农民，他们正准备划船逃往对岸，看到中国军人这种景象，就冒死将150师仅有的几十人，全部载过沅江。
渡过沅江后，士兵们一路都抬着许国璋，他们舍不得丢弃自己的师长。凌晨4时，他们又饥又冷，看到路边有一间房屋，就走了进去，生火取暖。这时候，许国璋突然醒来了，士兵们振奋不已，这一路，他们都以为师长已经牺牲了。
许国璋问明150师全军覆没，他们已经离开了陬市镇后，异常悲愤，他大喝一声：“我是军人，应该战死沙场。”喊完之后，就又昏迷过去。
黎明时分，劳累过度的士兵们都睡着了，许国璋从士兵身上摸出枪支，饮弹身亡。
士兵们悲伤不已，只得又去追赶已经走远的大部队。
牺牲在常德会战的第三位国民党军队师长是孙明瑾将军，他是第10军预十师师长。
第10军是震惊中外的衡阳保卫战的功臣部队，我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他们还曾经参加过常德会战，直到那一年我和衡阳保卫战的幸存老兵卢庆贻交谈，才知道英雄的第10军也参加了艰苦卓绝的常德会战。
参加常德会战的，是第10军预十师。
在这场战役中，孙明瑾将军牺牲了，但是预十师打死了日军一名师团长。日军的师团级别，相当于中国的军。
卢庆贻说，第10军当时镇守衡阳，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上级的电文，要求第10军军长方先觉派人去解常德之围。卢庆贻是军部报务员。
那时候，谁也不知道常德保卫战到底惨烈到了什么程度。
衡阳到常德300公里，军情如火，守卫常德的中国军人每时每刻都有人倒下，早到一刻，就能早解救一批战友。卢庆贻刚刚把电文交给方先觉，方先觉就命令预十师紧急集合，检查弹药装备，准备出发。
300公里的路程，即使急行军，也要一个礼拜左右才能赶到，更何况那时候还有日军的飞机在空中轰炸，还要翻越高山，涉过河水，还要冲过日军的重重阻挠。
方先觉那天晚上站在高台上给预十师的官兵讲话，预十师老兵吴淞记住了一句话：不能做饭，不能睡觉，不能慢走，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常德。
吴淞说，军长在讲话的时候，炊事班就在大锅里炒米，生米炒熟后，就装在细长的米袋子里，斜背在肩上。装好一个班，一个班出发；装好一个排，一个排出发。每个人出发的时候，都是奔跑着出去的。
300公里，预十师跑了三天三夜，一天奔跑100公里，没有歇息，没有睡觉，刚刚赶到常德城外的德山，就与日军短兵相接。战士们饥肠辘辘，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投入了战斗。
卢庆贻说，预十师出发后，方先觉就天天等待他们的消息，每天询问电台好几遍，预十师到了哪里。预十师与日军接战后，方先觉关心着他们的每一步战况，可是，预十师很快就没有了消息，估计是电台被打坏了。
方先觉焦急地等待着预十师归队，卢庆贻也在等待着，可是，好多天过去了，预十师没有一个人回来。
常德光复后，他们才知道，预十师全军覆没。
如今，能够找到的预十师老兵只有吴淞一个人。
吴淞是一名和尚，他在当初预十师激战地的乾明寺出家，为血战到底全军覆没的预十师将士守灵。
吴淞被人熟知，很有戏剧性。那一年，常德庆祝抗战胜利60周年的大会上，来了一名和尚，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拿着笔记录着。当会议快要结束时，主持人询问谁还愿意上台发言时，穿着一身袈裟的吴淞走上了讲台，举起手臂，大声疾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时候，吴淞的身份被人知晓。他是预十师仅有的幸存者。
预十师的对手是日军第3师团，属于日军甲种精锐师团，这个师团曾经在石牌保卫战中与胡琏的11师交手过，现在在德山阻击预十师驰援常德。
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饿着肚子的中国军人奋不顾身地扑向日军，想从日军的包围圈中撕开一条口子，进入常德。师长孙明瑾手持一挺机枪在前开路，战士们紧跟而上。机枪子弹打完了，孙明瑾又拿起步枪，与汹涌而上的日军展开了白刃战，刺刀都折断了。
预十师所有将士都已杀红了眼，像一股旋风一样地扑向常德方向。
后来，日军一份电文评价预十师，对于预十师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感到“莫名震撼”。
孙明瑾将军的儿子孙瑞星曾在《追忆我的父亲孙明瑾》中叙述父亲牺牲的过程：
父亲率部冲锋至一山隘，一手持机枪的日军在三米处向他狂射。猝不及防中，父亲颈部、胸部、腰部和手臂，连中四弹，血流如注。父亲至死仍力持不倒，手扶卫士，喝令：“贯彻命令，达成任务！”
预十师就这样全军覆没。
几天后，日军打扫战场，看到有一具身穿高级将领制服的军人遗体，一半泡在水中。日军拭去军人领章肩章上的血污，看到一颗将星闪耀夺目，不知道是谁。日军从战俘中找到一名上尉，让他辨认。上尉看了一眼说“不认识”，但是眼眶里已经满是泪水。日军感到蹊跷，要求他继续辨认，上尉跪倒在地，抱着遗体痛哭失声。这具遗体，就是孙明瑾将军的。
日军深感孙明瑾将军忠勇，就用杉木棺材安葬了他，并在坟头树立了一块木牌，上书“中国将军孙明瑾”。
常德光复后，第10军军长方先觉陪同孙明瑾将军的夫人姜文珍从衡阳来到常德，寻找孙明瑾将军的遗骸。当孙明瑾将军的遗骸从棺材里移出时，只见满身血污，遍体弹洞，头部还有与日军搏斗时的累累刀痕。姜文珍一见，就昏了过去。
当天晚上，方先觉在孙明瑾将军的坟茔边搭建了一个木棚，亲自为孙将军洗身更衣。
天亮后，方先觉就将孙明瑾的遗骸运至衡山，在衡山重新安葬。安葬的时候，方先觉亲自拉着棺材绳索放进墓穴里。
衡山有中国最大的抗日烈士忠烈祠和忠烈墓。这些忠烈祠和忠烈墓最初建于193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鉴于抗战烈士曝尸荒野，就在衡山建立公墓，以便后世瞻仰凭吊。
卢庆贻说，他不久前带着儿孙去过一次衡山，他和儿子卢定安、孙子卢正泉一起攀山越岭找到了孙明瑾将军的坟茔，看到荒草萋萋，虫鸣唧唧，冷风瑟瑟，不禁悲从中来。坟茔已经荒芜很久了，祖孙三代磕头拜祭英烈后，黯然离去。
日军细菌战
各路援军被日军相继攻破，而后续的援军被日军三个师团阻拦，日军第3师团和第116师团开始进攻常德。震惊中外，而且影响力绵延至今的常德保卫战爆发了。
镇守常德的，是74军57师。
74军57师，被当时的媒体称为虎贲师。虎贲有两种意思，一种指勇士，一种指扑向猎物的老虎。57师有此称呼，实至名归。
日军第3师团和第116师团，都曾是铁军74军的手下败将。
57师师长是余程万。
余程万出生在广东台山的一座村庄，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后来，他又考上了中山大学，同样是一位文武全才的名将。
参加过常德保卫战的老兵吴荣凯说，当时，常德城里守城的将士有8527人，而日军高达三万余人。
为了攻下常德，日军卑鄙地使用了毒气和细菌。1925年，《日内瓦公约》中就有“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的条文，可是，没有道德底线、卑鄙无耻的日本鬼子完全不遵守公约。放眼第二次世界大战，有谁还在进行中世纪时代的野蛮屠城？是日本。有谁将被占领国的女子强行作为慰安妇？是日本。有谁将肮脏的细菌战引入战争中？是日本。有谁大量地屠杀平民？是日本。有谁战后死不认账、不予赔偿？还是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快要70年了，德国道歉了，意大利道歉了，而日本还没有向我们道歉。
只要从常德保卫战走出来的人，都能记得这凄惨的一幕。
1943年11月3日，早晨，阳光刺不破厚厚的云层，常德一如往常的宁静。李树明刚刚打开店门，他家开着一间杂货铺，突然就听到头顶上传来嗡嗡的轰鸣声。李树明抬头望去，看到云层里钻出了一架日本大肚子飞机。飞机在常德城的上空盘旋了一圈，撒下了很多花花绿绿的东西。守城军队的机枪响了，日军飞机慌慌张张地逃走了。
一群孩子看到空中飘下花花绿绿的纸片和布片，就欢天喜地地去捡拾，李树明望着远去的日军飞机，不明白为什么要撒下这些东西，而不是炸弹。那时候，他以为那只是一些宣传品。
时隔不久，李树明就听到有人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上吐下泻，浑身抽搐，发烧盗汗，吃了什么药都不顶用，然后就死了。守城军队中有人戴着口罩和绣着红十字的臂章，一家家收集这些死尸，然后架火烧掉。当日，日军飞机投来的，不仅仅有纸片和布片，还有大米、小米、大豆，让老百姓捡拾，这些东西都沾染了鼠疫和病菌，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只要接触到的人，都将面临死亡，并且还会将疾病传播给接触到自己的每一个人。
据当事人回忆和资料记载，那次日军投放鼠疫，导致常德有7643人死亡。
日本鬼子没有道德底线。据后来的资料反映，当日投放鼠疫的，是日本的731部队，这是一支臭名昭著的部队，他们在研制细菌的时候，是用中国的战俘和平民做实验品的。而在日本战败后，这支部队销毁资料，悄然消失。而日本，也绝口否认从事过这种肮脏的实验。
李树明还讲起了一场战斗。这场战斗发生在河伏，河伏在常德郊区。
守卫河伏的是57师的一个营500余人，进攻的是日军116师团的一个联队。战斗刚开始的时候，日军出动了500余人的步兵，还有100余人的骑兵，向河伏发起进攻。结果，日军苦苦纠缠一天一夜，发起了七八次进攻，都被中国军队击退。李树明说，激战的那天，站在高处，就能看到河伏那边的火光，彻夜不息。大炮声一阵阵传来，天摇地动，那是日本人的大炮，守卫河伏的中国人没有大炮。
两天后，日军人数增加到了3000人，调集了十几门大炮，对着河伏狂轰滥炸，还有飞机助战。炮轰过后，日本兵端着刺刀，大声呼喊着，几百人一队，几百人一队地杀奔过来。中国军人从掩体里跑出来，趴在已经被炸得坍塌的阵地上，组织火力反攻。守军像钉子一样守在阵地上，日军一排排地倒下去。
激战一天，3000名日军仍然攻不上中国军队一个营500人守卫的阵地。
74军的将士们，与日军各个王牌师交手，从无败绩。更何况，在上高战役中，日军116师团还是74军的手下败将。
第四天，日军人数更多，大炮也调来了更多门，仅仅飞机就有十余架。中国军人从凌晨激战到中午，阵地上仅仅剩下营长袁自强和几个士兵。袁自强趴在一挺机枪后，全身浴血，仍在拼命扫射。日军冲上阵地，对着，自强一齐射击，袁自强才倒了下去。
李树明说，常德光复后，他听说这个营没有剩下一个人，500人全部战死。
这年晚秋，日军向常德城步步逼近，还给常德城投放了鼠疫细菌，害死很多人。余程万知道大战迫在眉睫，便带着师部来到了城里，让老百姓赶快疏散到外地，城内不要留一个人。李树明说，那天，一个光头大个子军官站在城墙边的台阶上，挥舞着手臂喊：“只要有人，就什么都有，赶快走，等我们打跑了日本人，你们再回来。”李树明不知道那个光头大个子军官是不是余程万。
百姓撤出了常德后，城中只剩下军人，余程万发布《57军保卫常德文告》，张贴在常德的大街小巷，鼓舞士气。这张长达千字的文告，吴荣凯至今还能够背诵：
常德的地形，东北临洞庭湖，南靠沅江，显然是一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背水战，在战术上是不大利于固守，但是军人的天职是保卫国民，我们决不能因为地形不利固守而意志动摇……常德城区在这个南北40余里不等边形的核心里，我们不能走出这个设防的圈子，活要在这个圈子里忠勇地活，死也要在这个圈子里壮烈地死，无论敌寇对我们施加以如何大的压力，我们唯一的答复是血、是死、是光荣！
常德一地的得失，是关系我中华民国整个命运的任务。既如是艰巨，又如是神圣。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没有理由不达成这个任务，我们要与常德共存亡，我们要用我们的血肉换得整个国家的生机，我们要有最大牺牲的决心，和敌寇战至最后一个人，战到最后一颗子弹。
我们军人是属于国家的，国家的利益，便是我们的利益，国家的光荣，便是我们的光荣！何况我们虎贲部队，从来就没有打过败仗，所以这一次的会战，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一定能打胜仗！
当时，常德会战举世瞩目。此次会战，正逢开罗会议召开，世界反法西斯各大巨头聚集一堂，所有的目光都盯准了常德。此刻，全世界只有中国战场正在惨烈厮杀。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信心满满地告诉罗斯福，57师一定能够守住常德。因为，57师是虎贲师。
吴荣凯说，决战前夕，每个士兵都写好了遗书和家信，因为大家都知道，面对数倍的日军和飞机大炮的轰炸，只有以死相拼，才能保住常德，也才有一线生机。
余程万也给妻子写了一封绝笔信：
程万此次奉命保卫常德，任务固甚重大，但我以担负这个任务为光荣……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此诀别的时候，我谨将后句改为‘留取光芒照武陵’，吾妻以为如何？但念余从军二十余载，不治家产，景况萧条，高堂年老，以戎马倥偬，久欠侍奉，但望吾妻艰苦支撑，以赎吾过……倘余果有不测，九泉之下再作鸾俦。
余程万在大兵压境、危如累卵的局势中，依旧谈笑自若，举重若轻，让人感慨。
八路军这样打鬼子
就在常德保卫战一触即发的时候，八路军在山东也打了一场可歌可泣的战役。
1943年11月，日军32师团、59师团进攻沂蒙山区。沂蒙山区是八路军的老根据地，这里的群众基础非常好，我们在很多电影和小说中都能看到，这里的老百姓对子弟兵一往情深，比如著名的沂蒙红嫂和人桥。
发生在沂蒙山区的这场战役叫作岱崮之战。一方是老八路军一个连93名战士，一方是日本步骑炮3000名日军。
从人数上看起来，这绝对是一场不对等的战役，还没有打，成败似乎已经确定。
但是，战争的决定因素不是人数，而是天时地利人和。93名老八路军面对3000名日军，居然获得全胜。这个连后来获得“解放军六大英雄集体”称号。
1943年，正面抗战进入了最危难的岁月，八路军在敌后也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
这一段时间，鬼子为了支援正面战场，经常进行扫荡，肃清后方，而八路军就想尽各种办法反扫荡，拖住敌人，挤垮敌人。《亮剑》中的团政委赵刚在反扫荡前动员说：“我们现在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中会有很多人牺牲……”当时的情况确实就是这样。外公说，在日军扫荡的那些时间里，他们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换了五个睡觉的村子，担心会被鬼子包了饺子。而几天不吃饭，用野草、树根充饥，更是常事。
现在，岱崮之战也已经被人遗忘了，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先烈往事，已经淹没在了电视台各种选秀和相亲的浮躁声中。
八年抗战中，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完全占领中国，包括占领时间最早最长的东北。日本兵力有限，从弹丸岛屿来到泱泱大国，就像蛤蟆掉进池塘里，再扑腾也到不了岸边。日军前方后方捉襟见肘，顾头不顾腚。在日军占领区，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袭扰，日军也付出过惨重的代价。
众所周知，敌后抗战异常艰苦。
很多八路军老兵说，日军在扫荡的时候，都采用“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制造无人区，以有利于管理。因为战线拉得很长，日军兵源严重不足，所以日军就大量使用伪军。伪军，一部分是汪精卫投降的皇协军，一部分是从朝鲜等占领区招募来的二鬼子。因为伪军战斗力不强，而武器装备却好于八路军，这些武器放在他们手中都糟蹋了，所以，八路军每逢打仗，先打伪军，然后掉头打日军，这样，既打了胜仗，又补充了武器弹药。
谈到敌后抗战，不能不提到冈村宁次这个老鬼子，这是一个老奸巨猾的鬼子，让我们的敌后抗战付出了惨重代价。
“三光政策”就是冈村宁次的发明，除此之外，这个老鬼子还发明了“特别挺进杀人队”和“囚笼战术”。
不能不说，这个老鬼子是一名反游击战专家。
“特别挺进杀人队”，就是由十几名或者几十名日军，化装成八路军、农民，或者乞丐，操一口汉语，进行侦察和突然袭击，目标是八路军总部和各师师部。抗战时期，八路军牺牲烈士中，级别最高的是左权将军，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这就是拜“特别挺近杀人队”所赐。《亮剑》中有一支特别的鬼子小分队，身挂手雷，手握卡宾枪，打死了李云龙的妻子。一名老八路军看了后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日军要是这样装扮，早就被识破了，那还不是送死。
那时候的老百姓觉悟很高，他们和八路军真正是打成一片，水乳交融，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
我在《暗访十年》中，曾经写过这样一个故事。
抗战时候，晋西北的老百姓发现一队“八路军”，他们骑着高头大马，拿着汉阳造和马刀，对每个人都很客气，给房东老大娘担水劈柴打扫庭院，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看起来很像那么回事。
然而，这伙日军骑兵在细节上露出了马脚。
有一天，村庄一个拾粪老汉，看到那些高头大马的马粪摊在路上，就捡回家。那时候老百姓很穷，能够捡一坨粪回家就像捡到一块金元宝一样，粪是庄稼宝，这一坨粪可以多打半斤庄稼。拾粪老汉把马粪丢在粪堆上时发现，马粪里居然有苞米粒。那时候的老百姓都吃不饱肚子，谁舍得用苞米粒喂养牲口？那么这坨马粪肯定是军队的马拉的。可是也不对，八路军是穷人的军队，也舍不得用苞米粒喂养马匹。这个细心的拾粪老汉越想越不对劲，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区小队，区小队又报告了县大队，县大队报告了正规军，一查，那一带没有作战任务，也不可能派出一队骑兵。这样，日军的便衣骑兵就露馅了。日军的马匹都是从日本本土用军舰运来的，日军都当成了宝贝，吃得好，顿顿是苞米粒，而我们的马吃的都是稻草，所以，日军的马匹都是高头大马，那时候的人叫它们大洋马。我们最好的蒙古马和河套马因为吃不好，也跑不过东洋马。
后来，这伙日军骑兵在根据地腹地被围歼。
一个馒头引发了一桩血案，一坨马粪葬送了一队骑兵。
这个故事是外公讲给我听的。
那么，“特别挺进杀人队”的马粪应该怎么处理？装起来带走。日本的马都宝贝得不得了，每匹马配有马粪兜。不相信？我说一件事情。东北被日军占领后，有一个日军中将，骑着高头大马来到树林里，他的马夫是一个中国人。马夫趁中将没有留意，从马粪兜里抽出手枪，三枪结果了中将的性命。他偷了一把手枪，就埋在马粪里。马夫打死中将后，涉水逃脱。可惜，三天后他被抓住了，受尽折磨而死。
这名倒霉的日军中将叫楠木实隆。
冈村宁次这名老鬼子对付敌后武装还有一个手段，叫“囚笼战术”。
所谓囚笼战术，就是以碉堡炮楼为点，以大道小路为线，组成严密的网络，限制敌后武装的活动，并伺机歼灭。一旦发现八路军，日军就从炮楼出动，骑着摩托车坐着卡车以第一时间出击，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而八路军尽管人数众多，但是被囚笼战术切割成了条块状，再加上武器低劣，所以，在与日军的对决中，很难占到上风。所以，我们在那些黑白电影中，总是能够看到八路军割电话线、挖道路，这就是为了切断日军的联络。
除此之外，日军还颁发良民证、暂住证之类的玩意，每到一个村庄，就将全村人集合起来，问“你的良民证的有”，还互相盘问谁是陌生人，陌生的就是八路军……这些战法，确实让八路军吃尽了苦头。
于是，八路军就决定反扫荡。而反扫荡的首要目标就是拔掉敌人的碉堡炮楼，没有了碉堡炮楼，日军就失去了落脚点；没有了日军的落脚点，根据地就连成了一片；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八路军的力量就增强了。
然而，八路军要用劣等装备与日军交战，实在不易。
八路军那个时候有多穷？不止一个老八路军给我说过，他们上战场的时候，把糜子秆、玉米秆折成一拃长，塞进子弹带里，迷惑敌人，敌人一看，这群八路军子弹大大的，就丧失了斗志。其实，那时候土八路军平均每人只有几发子弹，还要“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据战后统计，八路军和新四军，每毙伤一名敌人，仅需30发子弹，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特等狙击手，每13发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至于财大气粗的美军，则要1000发子弹才能消灭一个敌人。
所以，说土八路军都是神枪手一点也不过分。
炮楼一直是八路军的心腹之患。
鬼子伪军蜷缩在炮楼里，八路军没有重武器，还真没有办法。既然攻不进去，那就等敌人出了炮楼再打。敌人总有出炮楼的时候。
敌人轻易不敢出炮楼，炮楼就是个乌龟壳。敌人出炮楼，一般都是在庄稼收割的时候，这时候，敌人出来抢粮，他们像黄鼠狼一样，在收获季节需要储备一年的粮食。这就是歼灭敌人的大好机会。
想来那时候的鬼子和伪军生活质量一点也不高，整天窝在炮楼里，连台电视都没有。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鬼子打伪军，伪军装孙子。那时候的伪军真是可怜，进了炮楼鬼子打，出了炮楼八路打，这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所以，伪军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叫狗腿子，过的是狗一样的生活。
老八路说，每年到了收割季节，农民都要快收快碾快储藏，就是为了防止敌人抢粮。鬼子鬼精鬼精，刚开始，农民收割的时候，他们不抢，农民搬运的时候，他们不抢，而农民碾打好以后，准备把粮食拉回家的时候，他们就出现了。每年这个时节，八路军和鬼子都有几场好打，双方都用尽全力，争抢粮食，谁抢到了粮食，谁就胜券在握。库里有粮，心中不慌。
每年庄稼快要成熟的时候，八路军就跃跃欲试，知道有仗要打了。抗战初期，鬼子是抢准备入仓的粮食；抗战后期，因为粮食总是抢不到手，鬼子就提前动手，收割快要成熟的庄稼，拉进炮楼里碾打。别看日本兵一个个横行霸道、牛气冲天，在他们国家也是农民，也是使用镰刀收割，他们也是种庄稼的好把式，是可恨的军国主义把这些日本农民变成了杀人机器。
只要鬼子一出炮楼，八路军就打。八路军装备很差，打了胜仗就能换装备，所以，每逢打仗，都异常兴奋，像过年一样。再说，八路军打仗从来不吃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炮楼之外，八路军不知道来过多少回，熟门熟路，鬼子跟在后面跑，也撵不上。明知道打不过还和你纠缠，那是傻瓜才干的事情。
八路军还有更绝的。
你既然搞坚壁清野，想困死我们；我也坚壁清野，困死你们。这是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看谁能困死谁。八路军动员炮楼之外的村庄全部搬迁，让炮楼周边几十里变成无人区。鬼子的活动区域只有炮楼那么大一块地方，八路军活动区域可是炮楼之外广阔的天地。
这还不算，八路军的计策大大的，坚壁清野只是开始。
由于鬼子的炮楼都修建在高处，所以，炮楼里是打不出水的，炮楼里的饮水需要从炮楼外拉运。八路军断绝水源，填充水井，更绝的是把大粪和病猫死狗扔进水井里，现在看你能够支撑到几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