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
杨云溪
我亲眼看到了左权将军牺牲。
1937年冬天，八路军办事处迁往临汾，我走了一百多里山路，去投奔八路军。当时的办事处就设置在一座破庙里，条件艰苦得很。因为我有文化知识，被分配在炮兵部队。其实那时候的八路军很穷，没有大炮，所谓的炮，只是迫击炮，就这还没有多的。
百团大战最后一战是关家垴战斗，那场战斗打得很惨烈，关家垴的地势易守难攻，八路军伤亡很大，彭德怀始终阴沉着脸，火气很大。
有一次，我看到彭德怀站在战壕边指挥作战，他手举望远镜，蹲靠在战壕的一边，一条腿支撑在另一边。后来大家看到的那张很有名的照片，就是那时候拍摄的，当时我距离彭德怀只有100米。
关家垴战斗中，日军有五六百人，被我们打得只剩下100人。后来，日军的增援部队来了很多，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们撤出了战场。
百团大战后，日军加紧报复。1942年5月，日军大部队将八路军总部包围在山西辽县，就是今天的左权县。当时八路军总部有将近两万人，而警卫部队只有两个排，七八十个人，其余的部队都在前方作战。没办法，八路军总部只好撤退。
撤退的时候，左权将军要求断后，他带着身边工作人员安排大家撤离。敌人的炮火很猛烈，一颗炮弹就在他身边爆炸，他牺牲了，我亲眼看到，当时心里难受到极点。
因为时间紧迫，情况危急，根本就不可能抬着他撤退，更不可能掩埋，所以，大家把他的遗体放在路边，赶紧撤走。
三天后，我们悄悄回去寻找，看到他的遗体还在路边。
白朝定
我以前是红军，后来去了陕北，再以后东渡黄河，去了山西战场。
我在山西战场打了八年，经历了很多游击战。记得我们打下过一个煤矿，没有见过电灯，有人就用灯泡点纸烟。那么多煤炭，让百姓搬回家，但是也搬走不了多少，又不能留给日军，只好泼上煤油，烧了。
百团大战的时候，我们打下过日军一辆汽车，但是也是第一次见这东西，没有人会开，也不知道怎么捣毁，那是个铁东西。附近村庄一个老先生说，只要把汽车的眼睛捣毁了，它就开不走。我们就把两个前灯砸毁了。可是，第二天我们再去看，百姓说，昨天夜晚，日军就偷偷跑回来，把汽车开走了。
破坏铁路也是这样，对着亮铮铮的铁轨，没有办法，刀砍不进，石头砸不断，后来，营长来了说，只要把螺丝拆开，就能够卸下铁轨。一卸螺丝，果然是这样。
这些事情都让我感觉到，没有文化是不行的，打仗也是这样。可是我学不会文化，我宁肯上战场，也不愿意学文化，所以我识字不多。
我的头上有一道伤疤，这是当年和日军拼刺刀留下的。日军的枪比我们的长，刺刀也长，所以拼刺刀的时候占便宜。后来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加强拼刺训练，也缴获了很多日军枪支，所以，后来日军和我们拼刺刀，都感到害怕。
我们和日军在山西打了八年，日军吓得躲在炮楼里，白天才敢出来，夜晚不敢出来，一出来就遭到我们伏击。
我还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地下工作：送情报。我们的暗号是这样的，我走进掌柜的房中，脱鞋上炕，把鞋子摆成丁字，如果掌柜的鞋子也摆成丁字，那就说明是自己人。我们就是依靠这种方法对暗号，别人是根本想不到的。
刘火星
我抗战时期是游击队员，参加过很多次八路军攻打炮楼的战斗。
日军的炮楼很坚固，八路军和游击队想要攻下炮楼，那是相当不容易，于是我们就摸索出了很多好办法。
有一次，日军炮楼里找人做饭，我们的两名游击队员是当地人，就冒充成厨师，在炮楼里给日军和伪军做饭。等到我们准备攻打炮楼，就派人进去通知厨师，怎么进去？装扮成送菜的菜农，把蔬菜担进厨房，悄悄告诉厨师说，今晚要攻打炮楼了，让他准备好。到了夜晚，我们外面在攻打，这两个厨师就悄悄打开了碉堡的门，我们就冲了进去。我们冲进去后，就占了便宜，因为我们人多，日军和伪军人少，如果短兵相接，我们就能够占便宜。
那时候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枪很少，子弹更少。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就把高粱秆折成一寸长的小棒，塞在子弹袋里，远远一看，敌人还以为我们身上背着很多子弹，就害怕了。
因为武器不如人，我们就经常采取夜袭和近战。红缨枪和大刀那时候是最常用的武器。每个村里都有铁匠，铁匠们都有打红缨枪头和大刀的本领。刚刚打出的大刀片，还是红彤彤的，放在冷水中一泡，最好是冰水，一股青烟冒出来，这样的钢就很硬，砍不断。
方大明
我们武工队员在抗战时期，和伪军日军斗智斗勇。
我们那里的伪军，家都在方圆百里之内，伪军依靠炮楼生活，白天不敢出门，夜晚偷偷出门，骚扰百姓。炮楼里伪军多，日军少，一般伪军都是混饭吃的，有地痞流氓，有兵油子，少数伪军很坏，我们的目标就对准这些顽固的伪军。
我们把这些伪军的情况全部摸清楚了，为了震慑他们，夜晚就拿着铁皮卷成的喇叭，到炮楼下喊话。我们指名道姓说伪军的名字，说你家有几口人，都在那里干啥。伪军一听吓坏了。我们就警告他，你再敢残害百姓，我们就取你项上人头。这叫敲山震虎。
后来，伪军果然老实多了。
有一次，一伙伪军愿意投诚，事先秘密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就假装攻打炮楼，打不下来，装着害怕，逃跑。日军就命令伪军走出炮楼追赶。结果，这伙伪军就很顺利地归入了我们武工队。
王政柱
百团大战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左权起的，彭德怀赞同的。
那时候我是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我给彭德怀和左权汇报参战部队的时候说：“正太线30个团，平汉线卢沟桥至邯郸段15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共有105个团。”后来一些写百团大战的书籍中，有的写到了103个团，有的写到了104个团，有的写到了105个团，其实，正确的应该是105个团。
我刚刚汇报完毕，左权就高兴地说：“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再仔细查对一下数字。”
当时，彭德怀坐在一边，他接着就说：“不管是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称作百团大战。”
左权也说：“百团大战这个名字好。”
很快地，彭德怀和左权就向中央军委起草电文，电文最后署名“彭左”，百团大战时期，总部发布的电文，后面都是署名“彭左”，彭是彭德怀，左是左权。
美国人跟着八路军学习游击战
外公是一名老红军。
外公在当兵以前，是一名农民，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滴汗水摔八瓣的异常辛劳贫苦的日子。有一年，刘志丹从陕北高原来到了关中平原，外公家乡开始“闹红”，很多青年参加了红军。有一个名叫丁子鉴的青年鼓动外公当红军，说红军是穷苦人的部队，进了队伍里吃得饱穿得暖，还能给家里分一斗麦子。外公听了丁子鉴的话，就参加了队伍。
外公刚刚参加红军的时候，没有枪，没有军装，丁子鉴发给他一把大刀。每逢丁子鉴和一些红军开会的时候，外公就扛着这把大刀在外面放哨。不久，这支队伍从关中平原开往陕北高原，外公也跟着去了陕北。在陕北，他们打了一个大胜仗，外公分到了一杆步枪。
丁子鉴，后来成为共和国将军，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作丁本淳。《共和国将帅名录》中记载：丁本淳，原名丁子鉴，陕西省澄城县醍醐人。外公白朝定和丁本淳是同村人。
外公说，那时候，很多人为了一斗麦子、一斗小米就参加了队伍。
外公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一家有弟兄两个，因为家穷，就商量着投红军，到了红军队伍里能吃饱饭，饿不死人。弟兄两个走出村庄后，看到大道上还有一伙准备去投红军的年轻人，哥哥就对弟弟说：“你先跟着他们走，我回家给爹妈说一声，就追你们。”弟弟先走了，哥哥回家。等到哥哥再走到村口的时候，弟弟他们已经走远了。哥哥就开始追，追出了很远，还没有追上，远远看到一伙穿军装的人过来了，是国军。反正都是队伍，都能吃饱饭，哥哥就参加了国军。这样，一个在红军队伍里，一个在国军队伍里，兄弟俩几年都没有见，都不知道对方的死活。有一年，在山西战场上打鬼子的时候，兄弟俩意外碰到了一起，亲热得不得了，说了一晚上的话。天亮后上战场，兄弟两个都战死了。
外公说，那个弟弟就是他同班的战士，名字忘记了，只知道姓黄，是陕西西府人。
外公到了陕北没多久，徐海东领着的红军就从陕南来到了陕北，接着，毛泽东领着的红军也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徐向前领着的红军也来了，全国的红军都来到了陕北。可是陕北很穷啊，地瘠民穷，山沟沟养活不了这么多的精干小伙子，外公他们的部队就准备东渡黄河。黄河那边是阎锡山的地盘。盛产老陈醋和食盐的山西，那可是当时中国很富裕的地方。
外公他们准备过黄河的时候，突然就听说红军要换衣服了，换成国军的衣服。红军和国军成了一家人，一起打鬼子。红军也不再叫红军，叫八路军。
1937年冬天，我的外公白朝定穿着灰色军装，和战友们坐着木船来到了山西抗日前线。
外公说，八路军的衣服是灰色的，阎锡山的晋绥军衣服是青色的，蒋介石的中央军衣服是黄色的，那时候，全国军队的武器不但不统一，而且衣服也不统一。在所有抗日武装中，八路军的武器属于最差的。
外公说，人们一说起八路军，就说是小米加步枪，生活很艰苦。其实，能够拥有小米加步枪已经很不错了，大多数时候八路军连小米都吃不上，步枪也不够用。
小米是北方的粮食，八路军主要在黄河以北的敌后战场抗击日军，所以就有了小米加步枪的说法。
八路军打的是没有后勤供应的战争。
军粮，从来都是因地制宜。藏身于民的八路，军粮也只能来源于民。老百姓吃小米，八路也吃小米。那些年，小米是北方农民的主食。
在过去几千年的战争中，小米一直唱主角。《诗经》中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淮南子》中说：“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晁错的《论贵粟疏》说：“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陶渊明在《桃花源诗》中也说：“桑竹垂余荫，菽稷时时艺。”黍是今天的糜子，稷和粟都是今天的小米。糜子和小米形似，都是很小的颗粒，在北方，糜子因为产量低而很少种植，小米则广泛种植。
在遥远的古代，小米不但是士兵的军粮，还是战马的军粮，可见小米消耗之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给长安城带回了汗血宝马，汗血宝马在西域吃苜蓿草，而来到长安城只能吃小米，所以寿命很短。后来，汉武帝不得不从西域引进苜蓿，中国的战马的食谱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所以，古装电视剧中经常出现的战马吃草的镜头，是导演的异想天开。
只是到了唐代，老百姓的饭桌上，小米才退居次席，面粉和大米开始唱主角，军粮也以小麦和大米为主，但是这时候的军粮，还是以稀饭为主，北方叫沫糊，南方叫粥。古装剧中的将士拿着大饼啃的镜头，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水浒传》中有武大郎卖炊饼，炊饼就是今天的馒头，而馒头据说是诸葛亮发明的，本意是用来祭祀南征中的冤魂，祭祀完后，士兵们拿来享用，居然很美味，于是有了馒头，绵延至今。戚继光抗倭时，为了便于携带，将面粉做成小圆饼，穿在一起，这就是光饼的来历。至今，浙江福建一带还有光饼。
成吉思汗的军粮却又大相径庭。成吉思汗的军队没有根据地，部队走到哪里，给养就带到哪里，而给养就是成群的羊马。到了荒漠戈壁地带，羊群无法生存，就带着马匹，这些马匹不是用来征战的，而是士兵的食物。这些马匹也在极为严酷的环境中成长，不需要燕麦和苜蓿，它们依靠草根就能维持生命，而且能够用蹄子刨开积雪寻找草根，士兵们依靠吃马肉、喝马血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
生活在中国元代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记载过这么一件事情：元朝有一个将军叫慧元，他把牛奶干燥处理，制成粉末状，装在皮囊里，行军征战时，皮囊里加入水，边跑边震荡，溶解为粥样，饮之甘美，且力气倍增。这就是奶粉的来历。
八路军小米加步枪，可以说又回归到了远古时期，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外公当年是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在115师。
红军改编是1937年8月下旬的事情。当时八路军全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隶属于阎锡山的第二战区。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八路军下辖三个师：115师、120师、129师。115师主要由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组成，师长是林彪；120师主要由红二方面军组成，师长是贺龙；129师主要由红四方面军组成，师长是刘伯承，红四方面军的创建人之一徐向前担任副师长。八路军在延安还有一个留守兵团，兵团司令是肖劲光。
《彭德怀自述》中说，红军28000人改编为八路军，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发展到近百万大军，是在毫无援助之下成长起来的。因为没有援助，而部队又扩充非常快，所以，给养就非常困难。
外公说，抗战时期，他们一天不吃饭，一晚不睡觉，那是经常的事情；而且，没有枪支，新扩充的战士就拿着梭镖大刀打仗，为了抢一杆日本人的三八大盖，总是要搭上好几条人命。而日本人的《步兵操典》中也有“人在枪在”的规定，土八路想要抢一杆枪，太难了。
我曾经在凤凰卫视的一期节目中看到：抗战时期，彭德怀召开会议，大家兴冲冲赶来了，以为开会就能吃饭，没想到彭德怀也没有吃的，大家饿得坐不住，就躺在炕上开会。
抗战早期，八路军能够从国民政府领取粮饷，按照三个师的配置。后来，八路军扩充非常快，但是领取到的，还是三个师的粮饷配置。那时候，整个中国军队的生活都非常艰苦，国军也常常吃不饱，一直到1944年滇缅反攻的时候，大量的国军连棉衣都穿不上，冻死在云南的高黎贡山上。
1939年南岳会议结束后，抗战由防御转入了相持，国军和八路军有了摩擦，国民政府就停止了对八路军三个师的供应。
八路军只能选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抗战开始之初，装备简陋的八路军在经过同意后，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因为八路军的游击战有着悠久的传统。
游击战术是红军和八路军的传家宝，让日军吃尽了苦头。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更是将游击战发挥得炉火纯青。
彭德怀对游击战推崇备至，他在《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说：
只有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才能使深入我区之敌，行不安，坐不稳，耳目不灵，手足不敏，造成有利于运动战的条件与机会。不仅如此，即对付敌人武装便衣队的袭击，保卫抗日政权，保卫根据地治安，亦无一不依赖游击战争，这是敌后战争环境与我们的任务决定的。
游击战让八路军在敌后战场上，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游击战也让日军处处捉襟见肘，被动挨打。
时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也看出了游击战的妙处，他在1937年冬的武汉军事会议上这样说：“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之效。”
白崇禧的建议被采纳，各战区陆续将部分部队化整为零，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
在抗战之初，当国军处处被动挨打，而八路军的游击战却很快就收到了奇效。115师的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千余人；129师夜袭阳明堡，摧毁敌机24架；120师雁门关设伏，摧毁汽车500辆；刘伯承在七亘村三天内两次设伏，歼敌400人……尽管每次歼敌数量不多，但是累积起来，这一时期八路军歼敌将近一个联队，而此时的国军却没有成建制地消灭过一个日军联队，八路军的战果可谓异常辉煌。
国军开始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但是国军的游击战和八路军的游击战有很大不同。八路军的战术是依靠群众，藏兵于民，在白天，每一个八路军都是拿着锄头的农民；而到了夜晚，每一个农民都是拿起枪支的八路军。而国军的游击战，则没有八路军这样的奇思妙想。八路军的游击战主要是小规模的设伏袭击，后来发展到了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等，战果辉煌。这就是白崇禧所说的“积小胜为大胜”。
八路军的游击战比国军的游击战更进一步，也更符合中国的国情。
八路军的游击战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民间自卫武装，灵活机动，作风飘忽，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兵就是民，民就是兵，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些，都是国军的游击队没有做到的。
八路军的游击战，更符合游击战的特点，而国军的游击战，还是敌后阵地战。
1935年，一个名叫埃文森·卡尔逊的美国人来到中国观摩战法，他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派来的。
卡尔逊在台儿庄战役中看到了中国军队如何奋勇杀敌，深为感动。后来，他遇到了另外一个名叫斯诺的美国人，两人相谈甚欢。斯诺，就是写出了《西行漫记》，向西方介绍红军的那个美国记者。在斯诺的介绍下，卡尔逊来到了八路军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卡尔逊眼中的八路军是信心满怀的，他们尽管生活艰苦，但是没有抱怨，卡尔逊说，这些八路军能够熟练运用游击战的战术，他们的枪法很准，奔跑起来像一阵风，而且飞檐走壁。
外公说过，抗战的时候，八路军的脚后跟绑着两双火筷子，火筷子现在几乎消失了，就是用来夹煤块的筷子样的铁条，八路军脚后跟绑上火筷子后，退后几步，然后一跃而起，踩着土墙就攀上了墙头。北方的土墙高一丈左右，我每次看到土墙就会想起外公的话，现在即使给我十双火筷子，我也攀不上墙头。
卡尔逊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翻译是周立波，这是一个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很有名的作家，写有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翻译有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精通俄语和英语。几乎所有老外来到解放区，都是周立波担任翻译，除了卡尔逊，他还担任史沫特莱和苏联塔斯社驻华军事记者瓦西里耶夫的翻译。这个周立波是一代文学大家，现在知道他名字的人已经很少。
周立波陪着卡尔逊在晋察冀根据地考察了50天，依靠步行和骑马行走了2500里，卡尔逊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极为感兴趣，他对晋察冀根据地司令聂荣臻说：“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无非是蹲在战壕里打枪打炮，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们这些士兵都像机器人一样，根本不动脑子，枯燥得很。你们这种搞法，实在有味道，很有战争艺术，一面打仗，一面考虑许多问题，不单着眼于军事，还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这是我从来没见过，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卡尔逊还说，他回到美国的时候，如果有战争，也要这样打游击。
周立波则把这次考察写成了一本书，叫作《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在1938年的汉口出版了，很快就成为畅销书。那时候汉口还没有沦陷。
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中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劫后的东冶头》，文章写道：
我们走进镇里，不见一个人影；原有好几百家烟火的市镇，凄凉像坟墓；许多房子虽然没有经过火烧和炮轰，但是门窗和一切木器，都被敌人用作柴薪烧掉了。睡觉的炕，都被捣毁，烧饭的锅炉上，撒上了许多大便。
我们走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去看，那里有一小仓小米，被敌人烧掉，细粒的小米，变成了整块的焦炭。
日军不但烧光，而且还杀光，这篇文章继续写道：
多看他们一眼，他们杀，不懂他们的话，他们也杀。
东冶头并不是个例，还有比这个村庄更为凄惨的：
像崔家庄，简直烧成了一片焦土；被轮奸致死的女人，裸露地横尸在路上。有许多女人，裤子被扯得稀烂，可以想见当时挣扎的情形。在长岭，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遭受了青年妇女同样的悲运。
周立波的这本书籍也写到了八路军的战法：
我们的步兵在山路上移动很迅速，惯于奇袭、突击、夜战和埋伏。
我们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掩蔽，可以迅速获得敌人行动的情报，又可以机密地封锁自己的军情。
我们的将领和士兵，对于各处的地理和地形都十分熟悉。
抗战题材的影视剧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手持梭镖的儿童，这不是艺术加工，而是实有其事。抗战时期，中国已经无兵可战，连正在贪玩年龄的儿童，也不得不卷入战争。
《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中有一篇文章《小哨兵》，这样写道：
壮丁不够的乡村，在路上放哨的，都是小孩子，他们拿着刀矛，固执地检查路人，一定要看到你的路条毫无问题的时候，才放你走。”“北方的小溪流，冬天都结了冰。手持刀矛的小哨兵，没有行人的时候，他们在溪流里滑冰，有了行人来，他们马上走上来。
卡尔逊回国后也写了一本书，记录他在晋察冀根据地的观感，但是远远不如周立波写得好。
八路军的徒弟卡尔逊是美国“二战”历史中一个传奇性的人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卡尔逊决心成立一支游击队，美国海军陆战队任命他为第二近战营上校营长，运用在中国学到的游击战，无限度地接近敌人，然后突然袭击，在敌人没有反应过来时，已经跑得无影无踪。卡尔逊依靠这种在中国学来的和美国截然不同的江湖绿林战法，取得了一连串让人吃惊的战果，所以这支部队被美国人称为“卡尔逊的近战兵”。
卡尔逊最著名的战例是奇袭马金岛，马金岛其实是一场佯攻，目的是让守岛日军把瓜岛的日军调过来，以便取得瓜岛反攻战的胜利。卡尔逊带着他的营先乘坐潜艇，偷偷潜上马金岛，然后突然袭击，直取日军指挥部，炸毁军事设施，当瓜岛的大批日军赶来时，卡尔逊的营突然消失了，他们返回潜艇，沉在水下。在这次奇袭中，卡尔逊运用的都是八路军的战法。准确地说，这只是八路军游击战的皮毛，但是美国人就依靠这点皮毛打胜了。
奇袭马金岛后来被拍成一部叫作《工合》的电影，其实就是工农合作的意思，卡尔逊一知半解地把工农合作叫作“工合”，而美国人也以为“工合”的意思就是游击战。
如果美国人觉得奇袭马金岛值得拍成电影，那么中国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中，值得拍成电影的太多了，只是我们那时候的中国人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哪里有心思和设备拍电影。
卡尔逊以后还参加了塔拉瓦岛、塞班岛、硫磺岛的登陆战，“卡尔逊的近战兵”都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后来，他被提升为准将。
八路军的战法这么好，自然是不缺徒弟的，美国人学，日本人也学，可是美国人学成功了，日本人却失败了。
日本人败在生搬硬套，败在他们的榆木疙瘩脑壳。
跟着八路军学游击战的是日军59师团，这个师团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八路军，师团部设在山东。1942年，日军以在中国的独立混成第10旅团和在日本国内的留守第1师团为基干组建第59师团。
59师团有一个独立讨伐大队，专门研究八路军的游击战，准备以游击对付游击。他们觉得研究成熟后，就出动便衣队去根据地寻找八路军，这群便衣队衣衫褴褛，冒充拾粪老汉，却每人顶着一顶崭新的瓜皮帽。八路军一看这副打扮，打！便衣队几乎被全歼。
那时候的日军便衣队经常冒充根据地的老百姓，有的还冒充八路军。我们在老电影《铁道游击队》、《地道战》中都能看到。
八路军的游击战，更是在接下来的百团大战中发挥出色。
“三枪八路”
百团大战，最先是从井陉煤矿开始的。
山西是煤矿储存大省，1937年8月，全面侵华战争刚刚开始一个月，板垣征四郎率领第五师团就沿着太行八陉偷袭山西，进攻大同。晋绥军与日军激战，无法抵挡日军飞机、坦克的强大攻势，晋北重镇大同失守。
大同失守后，日军就开始疯狂掠夺中国的煤炭资源。
彭家集是当年为日军在大同煤矿挖煤的劳工。他出生在河南固始，日军占领了固始后，就哄骗他们说，要修铁路，给工钱，他就和同村庄的18名少年报了名，“那时候，等在村子里就是死，没有吃的，不去就不能活命。”
报名后，日军就把他们拉到了一千里外的大同，下井挖煤。不但不给工钱，而且不能吃饱，经常遭受毒打。
18名乡党都死在了矿井里，活着的只剩下了彭家集一个人。
在大同煤矿里，彭家集的工作是端着铁锨给推车里装煤，一铁锨煤有十几斤重，动作稍微慢一点，就遭到监工的鞭打，每天天没有亮就下矿井，出来的时候已经满天星星，躺在地上浑身疼痛，连一步也迈不动。
当年，大同煤矿的矿工成千上万，操着不同的口音，后来据资料记载，矿工们来源于江苏、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地，因为大同煤矿储量丰富，而大同本地的人难以满足日军贪婪的胃口。
彭家集至今还能记得，有一年夏天，因为空气污染，环境恶劣，大同煤矿开始蔓延传染病，矿工身上长满黑黄色的脓包，正在干活的时候，就突然倒下去，再也站不起来。日军挖掘了一个大坑，把那些他们认为有病的，丧失了劳动能力的，统统推进了大坑里，然后浇上汽油烧死，哀号声通宵达旦。当年的报纸登载，仅一次烧死的劳工就有2000人。
20年后，大同农村战天斗地改造梯田，翻出了一具具白骨，这就是以后资料中所说的“万人坑”。日军在抗战时期，仅仅在大同煤矿，被残害致死的中国劳工就达到15万人。
在日军的眼中，中国人的生命不是生命，中国人是给他们创造财富的工具。日军的眼中只有能够带来巨额财富的，能够让战争机器运转的煤炭。普通的日本士兵是这样，日本的将领也是这样。
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据说在此地西面，隔着中条山脉的山西省东南部潞安高原一带有大煤田，储藏量在2000亿吨以上。山西省大同煤矿的缺点是离海远，但其储藏量极为丰富，而且和日本煤矿比，第一，绝对不进水，不需要排水设备，坑口是个简单的斜坡；第二，绝对不会发生瓦斯爆炸等事故；第三，煤层坚实，不需要坑木。
冈村宁次说大同煤矿的煤炭距离大海远，这是为了将煤炭走海路运往日本的。
日军在山西各处疯狂挖掘，为了防止八路军偷袭，日军进行了防范措施。冈村宁次写道：在场地周围圈上大围墙、铁丝网等，并设置枪眼；在外围冲要设置据点，昼夜警卫；警卫队员一般数百人，其中大部分仍用华人，以当地退伍的日本兵为骨干。
这里所说的场地，就是煤矿。
日军占领下的煤矿惨无人道，每天都有大量的中国劳工被残害致死。
这些苦难的劳工，每天都等待着八路军来解救。
八路军的“百团大战”，最初叫作破袭战，战役的重点是破坏日军的正太铁路（石家庄—太原）和同蒲铁路（大同—蒲州），本来，主战场在山西境内，然而百团大战的第一声枪响，却在井陉煤矿响起，井陉煤矿在河北。
百团大战是八路军自抗战八年来对日军发起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击作战。
当时，种种因素促使八路军不得不打这一仗。
南岳会议结束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军的纲领是不再进行新的战略进攻，全力巩固已有的占领区。冈村宁次也在回忆录中说，此时日军的主要作战目标，是在后方发展壮大的八路军和游击队。日军不断给后方增兵，建立碉堡，扩大占领区，《彭德怀自述》中说：日军采用多面政策，除军事进攻，还有政治诱降、经济封锁、文化欺骗。日军推行所谓“治安强化”政策后，伪军、伪组织扩大，敌占区扩大，我抗日根据地愈见缩小，部队给养供应困难。日军又封锁与隔绝我各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特别对晋东南实行其“囚笼政策”，使形势日趋严重。敌伪依靠据点到处抢掠，实行“三光”政策，人民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由于日军的力量增强，八路军的生活越来越困难，1939年八路军全盛期，建立了20个抗日根据地，仅仅山东根据地一处，就下辖96个县，人口1350万人。而在百团大战前夕，华北大片根据地被日军割裂蚕食，八路军手中的县城只剩下了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那时候，日伪军广泛渗入了八路军的根据地里，有时候一天都能遇到好几拨日伪军，八路军的生存随时遇到威胁和挑战。
这种情况打不打？当然要打！
当时的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自从我们在华北各地建立根据地以后，日军就以我敌后根据地为“皇军之大敌”，认为“若不剿灭共产党则华北明朗无望”，因此不断地对各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为了割裂和缩小抗日根据地，他们竭力强化交通，所谓“东亚新秩序由交通出”。除了严密控制原有的铁道线外，在各根据地周围增修铁路、公路，并不断向根据地内延伸，在路侧还挖掘交通沟，修筑碉堡，宣称“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企图把各根据地装在他们的“囚笼”中。这就是所谓“囚笼政策”。在反“扫荡”的斗争中，交通问题一直是斗争的焦点。
日军的“囚笼政策”给八路军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战斗一开始，日军沿着铁路和公路快速增兵，武器占有绝对劣势的八路军不得不退出战斗，看着到嘴边的肥肉让狗吃了，看着煮熟的鸭子飞走了，徒唤奈何。
外公曾经给我讲过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他们侦察到山西繁峙县的一座日军碉堡里只有20个鬼子和伪军，就决定端掉这座碉堡。夜晚，一连八路军悄悄潜行到了碉堡外，准备攻击。碉堡里有一个给日伪军做饭的厨师，是繁峙当地人，这个厨师每隔几天就要出来买菜买肉，八路军的交通员做好了这名厨师的工作，让他做内应。外公说，如果没有内应，一连八路军手持手枪和步枪是绝对打不下日军的碉堡的，即使碉堡里只有日军一个班。
碉堡到底是什么样子？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军步兵分队在最边缘地区布防时，驻守一般是在村庄或要冲等地修筑碉堡，外面围绕一条深水沟，沟上设置吊桥以便出入，平时将吊桥收起，士兵生活在水沟围绕的范围内，并派有岗哨警戒。
现在看看，没有重武器和内应，别说八路军攻下碉堡，就连水沟都过不去。
那天晚上漆黑一团，八路军来到了碉堡外面埋伏，静候内应出现。半夜的时候，内应悄悄打开了碉堡门，放下了吊桥，八路军一拥而上，冲向碉堡。
然而，就当一部分八路军冲进碉堡的时候，碉堡顶上的日军哨兵发现了，鸣枪报警。一百多名八路军不得不分成两拨，一拨对着碉堡顶上的日军哨兵射击，一拨清理碉堡里的日军。
碉堡院子里的日军很快就被清理干净了，然而，碉堡顶上的日军哨兵架起机枪，对着八路军疯狂扫射。碉堡外的八路军无法通过吊桥进入碉堡，碉堡里的八路军也无法通过吊桥走出碉堡。一挺机枪让八路军束手无策，一挺机枪打得八路军抬不起头来。
一挺机枪倒也罢了，等你打完子弹，八路军就会要了你的小命。然而，更危险的事情发生了，远处响起了日军汽车的引擎声，雪亮的灯光照着碉堡，日军的援兵开着汽车顺着公路赶来了。八路军危在旦夕。
后来，八路军搜集了所有的手榴弹，堆放在一起，才将日军的哨兵炸死了，也将碉堡顶掀翻了，而八路军也有多人被炸伤。
八路军冲出碉堡后，日军的援兵已经赶到了，一场恶战在所难免。八路军且战且走，外公突然感到手掌火辣辣地疼痛，一看，一颗三八大盖子弹击穿了他的手掌。
八路军的营连一级都没有医务人员。外公按照农村的土方子，抓把黄土按在枪眼上，止住了血，然后用布片包扎，跟着战友撤退了。这场不成功的战斗，坏就坏在日军的援兵，坏在鬼子畅达的交通线。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很需要破袭他们的交通线，主要是破袭铁路。”
破袭铁路还有个附带的目的，就是想搞一些铁轨。当时华北好几个根据地都有了自己的小型兵工厂。搞了铁轨来造枪炮。
八路军很穷，不但没水喝，而且连装水的坛子都没有。
八路军的兵工厂那时候资源奇缺，而技术人才都是大学里的爱国流亡学生和南洋归来的华侨，工人则是乡间的铁匠，地址就在人烟稀少的山洞里。兵工厂当初不会造枪，只能对损坏的枪支修一修，后来，随着八路军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武器严重不够用，一个班上战场，只有三四杆步枪，其余的十几个人拿着大刀长矛，依靠缴获日军的武器是完全不现实的，歌曲里所唱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是为了表达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精神，八路军几乎每夺取日军一杆步枪，都要搭上好几条人命。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兵工厂只能开始制造武器。1939年冬季，当德国的兵工厂里生产出了飞机和潜艇的时候，当日军的兵工厂里坦克源源不断地开往中国战场，当美国一艘艘航空母舰从兵工厂里下水的时候，中国的八路军兵工厂里才生产出了第一杆步枪。当年，朱德刚好55岁，这杆步枪就被命名为五五式步枪。
八路军最大的兵工厂设在黄崖洞，黄崖洞在山西黎城县，从两山之间的夹缝进去，在悬崖峭壁的背后就是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八路军的第一杆步枪就是这里生产的，等到抗战后期，这个兵工厂已经能够生产迫击炮了。
外公说，八路军当年打扫战场的时候，不放过任何有用的东西，甚至连弹壳也捡拾，把弹壳送给兵工厂，装上炸药，下次还能用。
很长时间里，我对外公口中的日军表示怀疑。我怀疑日军的作战能力，因为在影视剧中，日军都是不堪一击的。
长大后我才知道，外公的讲述是真实的。
日军的单兵作战能力，毫无疑问是很强的，日军对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每个士兵都训练有素，武器精良，兼之有武士道的洗脑，把一个个士兵锻造成了战争机器。中国的士兵中，95％以上都是文盲，我在采访抗战老兵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没有上过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而日本的士兵中，可能没有文盲，因为当年每个日本士兵都有一本《步兵操典》，每个华北日军都有一本冈村宁次编写的《剿共指南》，战后每个日本士兵都能写出回忆录，他们的回忆录中逻辑清晰。有文化和没文化，在战场上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有文化的人能够进行归纳总结，情报搜集，信息传递，而没文化的人，只能依靠自己的感觉。
日军普遍枪法很准，抬枪就打，不用瞄准，就能击中目标，这是用子弹喂出来的。每一个日军在上战场前，已经打过了至少三百发子弹。中国士兵上战场前很多人连枪都没有摸过，当兵后有限地供应子弹，尤其是八路军，一杆步枪只能发到几粒子弹，没有子弹，又怎么能训练出神枪手？
李宗仁就曾经说过：“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以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
抗日将领宋希濂将军也说过，一个日军士兵的作战能力，相当于七八个国军士兵；一个日军士兵凭借一杆步枪，就能够阻击国军一个连的行动。
一直到抗战末期，日军的战斗力依然令人畏惧。松山战役、腾冲战役，国军都是以集团军几万人的兵力进攻日军大队千人的编制，国军伤亡近万人，日军伤亡千人，伤亡比高达10：1。而且，此时国军的武器比起抗战之初已经大大提高。
很多老兵说，日军把八路军叫三枪八路。八路军一支步枪一般只有四发子弹，伏击日军的时候，打过三枪，就一定要发起冲锋，和日军拼刺刀。能够拼过日军，就不开枪；如果拼不过日军，就用枪里仅剩的最后一颗子弹对着日军射击。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用极为简陋的武器，要与日军厮杀，其惨烈和悲壮是可想而知的。
夜袭井陉煤矿
1940年的春天和夏天，日军在华北步步进逼，八路军在平原上步步后退。日军像奔跑过快的马车，成为了强弩之末；八路军像压缩的弹簧，蓄满了力量。日军正在得意忘形连战连捷的时候，一张大网铺天盖地罩了下来。
《孙子兵法》有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当时，日军在占领区广筑碉堡，每个碉堡安插着几十个人，坚硬的碉堡对于八路军手中的枪支来说，看起来好像坚不可破，实际上，碉堡让日军兵力分散，狭窄逼仄的碉堡里是日军的天下，而广阔的碉堡之外，是八路军的天下。
日军修建碉堡，等于作茧自缚。
彭德怀看出来，这是一个反击的好时机。
《彭德怀自述》中这样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组织一次大破袭战役。八路军总部决定7月上旬开始准备，8月上旬乘青纱帐旺盛时进行大破袭战。原定兵力是22个团（晋察冀十个团，129师八个团，120师四个团），重点破袭正太路；其次破袭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和白晋路（注：白晋路是白圭至晋城的铁路，现已拆除）；并拟于“八一三”前后开始向敌各交通线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