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
邹继衍
上高会战的时候，我坚守的是第一道防线。
上高地处赣北，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无法摆放更多的兵力，所以中国军队就采取梯次防守，一共布置了三条防线，我们70军是第一道防线，49军是第二道防线，74军是第三道防线，除此之外，还有地方部队采取游击战，在侧翼和背后偷袭日军。当日军冲破了第一道防线和第二道防线，我们就撤往两边的高山上；当日军在第三道防线前面受阻后，我们70军和49军就从山上冲下来，包围日军，予以歼灭。这种战法当时叫磁铁战法。
我们第一道防线打得非常艰苦。那时候，日军有飞机、大炮，而我们营只有机枪，机枪对飞机、大炮起不到作用。为了减少伤亡，我们就挖掘战壕，然后在战壕底部再挖掘横向的窑洞。日军轰炸和打炮的时候，我们就藏在窑洞里。炮声响过后，日军就会冲锋，这时候我们再出来阻击。
上高会战的时候，我们坚守的那座山叫米山，全是石头，日军的炮弹落下来，碎石乱溅。有一次，日军一阵炮弹过后，我们一个连队就伤亡了30多人。
我们坚守到夜晚，发现日军攻破侧翼阵地，将我们快要包围了。那天夜晚，我们准备突围，但是又没有上级的命令，不敢擅自行动，否则就要杀头。正在彷徨无计的时候，团部的传令兵赶过来了，让我们撤离，我们就离开了战场。
后来才知道，指挥部是要把日军装进口袋里打，所以下令让我们撤离。
朱光第
上高会战的时候，我坚守的是第二道防线。
1941年的元宵节刚过，我们就接到了要开赴上高的命令，当时我们部队还驻扎在浙江金华，从浙江到江西，当时只有一种小火车，速度很慢，一路上还有日军的飞机轰炸，走走停停，躲避日军飞机，叮叮当当走了十几小时，我们才来到江西鹰潭。从鹰潭到上高还有500里，没有汽车，我们全靠一双脚赶路。
我们跑到上高附近的时候，战争已经打起来了。我们看到日军烧毁尸体的火焰还没有熄灭，灰烬中还有日军的尸体。
那天晚上我们和日军打了一场遭遇战，我身上中弹了，一颗三八大盖的子弹把我射穿了。后来，有战士把我背到了后方，安置在一座破庙里。破庙里全是伤兵，前半夜听到的都是呻吟声、哭叫声，后半夜声音小下去了，很多人死了。
天亮后，来了一个医生，查看伤员，摸一个，摇摇头；再摸一个，摇摇头。他走到我跟前，摸摸我，对身后的人说：“这个还活着，抬出去。”两个人就把我抬到破庙外面。
后来，我在白鹭洲医院得到了救治，活了下来。
尹同道
上高会战的时候，我坚守的是第三道防线。
我以前上黄埔军校炮科，本来学三年，因为战争爆发了，我们这一期学了两年就毕业了。军校本来在广州黄埔，日军攻打广州，我们搬到了湖南醴陵；后来，日军又进攻醴陵，我们又搬到了贵州都匀。
黄埔军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在74军任炮兵排长。
上高会战的时候，74军布置在第三道防线。
上高会战有20多天，那些天里，我们没有好好吃过一餐饭，没有洗过一次澡，拉着大炮不停地走，日军走到哪里，我们就布置在哪里。
为了拉大炮上山，我们把大炮拆成零部件，背着上山，遇到悬崖峭壁，还需要用绳索把这些铁家伙绑牢后，吊上去。
日军为了对付我们的大炮，派了飞机轰炸。有一次，炮弹就在我的身边爆炸，爆炸的气浪将我掀起了好高，万幸的是，大炮完好无损，没有遭到破坏。我们中国军队没有飞机，最好的武器就是这些大炮。
上高人民对我们非常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前线给我们送粮食、送水。正因为他们提前破坏了交通要道，让日军的坦克、大炮运不上前线。
魏杰
我也是坚守第三道防线。
1941年元宵节的前一天晚上，上高县政府请我们吃饭，饭还没有吃完，就接到师部命令，让我们赶往阵地，说是要打大仗了。我们的师长本来是廖龄奇，但是这时候在外地，就让张灵甫代理师长。
当时，上高县县长叫黄贤度，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对上高会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年上高县只有12万人，黄贤度组织了三万人给军队搞后勤。他说上高县有三个保证：第一，保证把粮食、弹药送到前线作战的中国军队手中；第二，保证把上高附近的道路破坏彻底，不让日军坦克、大炮行走；第三，保证上高县不出一个汉奸。这“三个保证”很了不起，保证了上高会战的胜利。
上高会战的时候，我们营坚守的那座山叫龙形山，山上全是石头，不能挖掘工事，就只能把石头垒起来，用来抵挡。天上飞机炸，不停地轰炸，我们和日军打得很苦。那时候我一点也不怕，心里想：自己是单身，死了就死了，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守住了龙形山，然后追赶被打败的敌人。
上高会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战役，日军两个师团和中国军队打，突然有一个师团就离开了，我们扭住剩下的一个狂揍，差点把那名师团长活捉了。
曹立刚
我是谍报队的，现在的说法叫侦察兵。
刚刚进入1941年，我们谍报队就发现江西境内的日军行动异常，调动频繁。队长派我和一个队员去南昌侦察，我们看到开出南昌东去的火车，窗口都有日军的头颅伸出，而开进南昌的火车窗户看不到人头。按照常规，这是日军在向南昌东部运兵，日军要在南昌东部打仗了，当时的日军也放出风来说，他们要进攻南昌东面的鹰潭，鹰潭那时候还在我们手中。然而，我们仔细一想，这一点又不合常规。要在哪里打仗，要给哪里增兵，这是非常秘密的事情，日军不可能让铁路两边的人看到他们在向南昌东面运兵。所以，到了夜晚，我们藏在郊外的草丛中，看到火车远远开来了，我们就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听。这一听，就听出了日军的阴谋，开进南昌的火车声音沉闷，而开出南昌的火车声音飘忽，这就说明日军在向南昌增兵，火车上拉的是日军和大炮、坦克等重武器。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司令部。
后来果然证明了，日军在向南昌增兵，上高会战马上就要打响了。
上高会战后，我潜入南昌，探看日军下一步行动。在南昌的上海酒楼门口，我看到日军戒备森严，不让外人进入酒楼吃饭。当时我就坐在酒楼对面的茶楼上，看到挎着指挥刀的老鬼子一个个走进了酒楼，他们要在那里开会。不多久，就听到里面传来一声枪响，34师团师团长大贺茂自杀未遂，被几名鬼子抬了出来。
纯属无事生非
当八路军炮兵杨云溪在敌后战场与日军激战的时候，74军炮兵尹同道冒雨开往江西上高前线。
在那里，一场名叫上高会战的战役，即将打响。上高会战是一场国共两党通力合作，取得完胜的战役。
我们打开一张江西省地图，来了解一下上高和上高会战。
上高是位于赣北的一座小县城，至今人口仅有36万，而在1941年的会战爆发时仅有12万人。上高地处湘赣交通要道，而在1941年，江西的日军要进入湖南，必须经过上高，日军又将占领薛岳将军占据的长沙作为中国正面战场第一要务。上高地理位置异常重要，而1941年时，19集团军的司令部就驻扎在上高。
无论对于日军还是中国军队来说，这个赣北小县都异常重要，日军挖空心思要占领，中国军队全力以赴要坚守。
上高一失，江西日军长驱直入进攻长沙，长沙危矣。
当时，薛岳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防区为湖南全省、江西大半部、湖北南部。薛岳，人称“老虎仔”，他的资格非常老，曾经担任过孙中山警卫营营长。
罗卓英是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和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和薛岳一样，都出生在粤北，不同的是，他是梅州人，薛岳是韶关人。他又和薛岳一样，都毕业于比黄埔军校资格更老的保定军校，不同的是，他毕业于8期炮科，薛岳毕业于6期步科。
19集团军下辖49军、70军、74军和第2挺进纵队，挺进纵队相当于游击队。74军是19集团军的主力。上高会战打响的时候，陆续参战的还有72军和江西保安纵队。江西保安纵队，是江西省政府下属的维持治安的部队，大约相当于警察部队。然而，在上高会战中，这支“警察部队”照样打得英勇顽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上高会战是因为百团大战引起的。所以说，全国形势一盘棋。
百团大战后，彭德怀将军指挥的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打疼了华北日军。华北日军要开展扫荡，剿灭八路军，但是感觉兵力严重不足，于是向日本大本营申请增派军队。大本营就决定将驻扎在南昌西北安义的33师团调往华北与八路军作战。现在，安义属于南昌下属的一个县。
33师团隶属于抗战八年中，在中国战场上战斗力最强的第11军，当时第11军司令官是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对大本营将33师团调往华北敌后战场极为不满，又加之耳闻大本营还要将他调离，所以，既不满又郁闷。事实上，在33师团还没有去往华北，他就先一步被调离了。
当时的华北战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经过了百团大战的日军，惊恐不安，日军大本营将认为最能干的冈村宁次调往华北，专门对付八路军。
33师团还没有调走，而20混成旅团却提前从上海调来南昌了。20混成旅团有8000人，是日军最负盛名的第5师团改编的。抗日战争开始后，第5师团几乎参加了中国战场的所有重大战役，并于1939年配合日本海军在广西钦州湾登陆，准备从南部进攻中国，没想到被中国的机械化第五军和凶蛮的桂军阻挡在昆仑关一线，第5师团遭到重创，21旅团长中村正雄被击毙，师团长中村明人被解职，8000名残兵败将被用军舰运往上海，接受心理治疗和心灵鸡汤。第5师团在广岛重新征兵，开赴了印度支那，后又开往太平洋战场。
8000名在昆仑关战役中饱受摧残的第5师团余孽，在上高战役开始前，来到了江西，接替33师团布防。
而一直驻扎在南昌重镇的，则是日军的34师团。
现在，在赣北的，中国军队是第19集团军：49军、70军、74军、第二挺进纵队，九个半师，共约84000人；日军是11军下辖的33师团、34师团、20混成旅团，两个半师团，共计65000人。
日军师团有一个惯例，每逢师团调动的时候，一定要在调动前惹是生非，破坏一番，然后再走。所以，1941年2月，33师团接到了开往华北的调令后，并没有急着收拾行李，而是等待时机，想与19集团军打一架。
驻扎在南昌郊外的33师团想打架，而驻扎在南昌城里的34师团也想打架。
33师团和34师团都是1939年2月在日本本土成立的，又同时于3月份到达中国，被编入第11军。33师团打的第一仗是第一次长沙会战，被打疼了；34师团参加的第一仗是南昌会战，打赢了，所以还不知道疼。
33师团还没有开拔，20混成旅团已经报到了，34师团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赣北的日军兵力从来没有这么充足过，如果能够在这时候向赣北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一定稳操胜券。现在，日军65000人，中国正面战场上的军队至少需要20万左右，才可以与日军打个平手，而现在，近在咫尺的19集团军仅有84000人，所以34师团认为日军会以摧枯拉朽之势，将19集团军的番号从中国军队的作战序列中抹去。
34师团驻扎在南昌，19集团军驻扎在上高，两地相距120公里，而且一路都是平坦大道，日军满载士兵的汽车，仅用两小时就能开到弹丸小城的上高城下。
34师团的请战报告来到了第11军司令部所在地的汉口，司令官冈村宁次派遣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飞到南昌考察34师团。田中新一的名字，我们应该不会陌生，他此后率领着号称“丛林战之王”的18师团，在缅北与中国驻印军作战，被孙立人率领的新一军打得补充了15次之多。而象征着他身份地位的关防大印，也被新一军缴获，他从地道里才逃出了一条性命。
田中新一来到南昌后，看到34师团信心爆棚，摩拳擦掌，将士的请战书像雪片一样飞到了他的办公室，田中新一也极受感染，马上发报向冈村宁次报告了他所看到的一切，而且断言日军必获全胜，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看到田中新一的电文，也深受鼓舞，他也认为这是一场轻易就能获取胜利的战争，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也信了！
于是，在汉口的第11军司令部里，参谋人员已经拟好了向大本营和国内报捷的新闻通稿，俟前线将士凯旋一归来，就举国欢庆。
可惜，日本人高兴得太早了。他们低估了中国军人的战斗力，低估了江西民众的抗战热情。
上高会战完全就是一场无事生非的战争。自作孽，不可活，日军要自己挖掘坟墓，然后自己再跳下去，那谁也救不了。日军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是这场战役的亲历者。日本人喜欢在名字里带个勇字，这个木下勇是这样，后来的11军司令官横山勇也是这样。木下勇在战后曾经写过一篇《鄱阳作战》的文章，这场战役，中国叫上高会战，日本叫鄱阳作战。
木下勇这样写道：
按照在中国战场上作战的惯例，在33师团临走之前要进行一次给敌一击的作战……第34师团考虑的并不是一击，而是歼灭第19集团军司令部所在的上高。
上高战役开始前，日军应用的还是声东击西的诈术。
木下勇在《鄱阳作战》中写道：
33师团接到调令的时间为1941年2月14日。
第19集团军《上高会战战斗详报》中写道：
2月间，敌利用伪组织，两次放出将进攻鹰潭、临川之消息，3月初间，又在赣江东岸方面，施行诸种欺骗手段……并征用民夫四千多人修补道路，空军与战车亦极活跃，似有向临川、鹰潭进犯模样，实则吸引我注意力于赣江东岸，施行其声东击西之惯技也。
老兵曹立刚是19集团军司令部谍报队的一名队员。谍报队员现在的说法叫侦察兵。1940年冬季和1941年春季，日军一直在叫嚣要进攻南昌东面的鹰潭，当时鹰潭在中国军队手中。谍报队就派出曹立刚和一名谍报队员，埋伏在南昌附近，他们看到，开出南昌的火车上，窗口都有日军人头在晃动，而开进南昌的火车窗口，看不到日军人影。
这一现象让曹立刚感到蹊跷，日军要向哪里增兵，要在哪里作战，这是军事机密，怎么会轻易就让人识破呢？到了夜晚，曹立刚和那名队员藏身在铁路边的草丛中，看到火车开来了，就把耳朵贴在铁轨上，这一听，就听出了日军的诡计。开往南昌的火车，声音沉闷；而开出南昌的火车，声音飘忽。这充分说明，日军是在向南昌增兵，车厢里拉的是士兵和大炮坦克这样的重型武器。
除了谍报队员识破了日军的阴谋外，日军也意外暴露了自己的阴谋。
罗卓英在《上高会战概述》中写道，司令部从缴获日军的文件中，看到了不断出现“鄱阳作战”的字样，而且频繁出现“丰城、清江、新余、上高”等地名，而更为直接的是，中国军队缴获了日军第3飞行团司令远藤三郎写给34师团师团长大贺茂的信件，这封溜须拍马的信件是这样写的：“上高占领，就在目前，希望速收赫赫之战功。”
当时，司令部从这些蛛丝马迹中判断出来，日军想要进攻上高了。上高是19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
这个远藤三郎脑子不但进水了，而且进豆浆了。
当时的赣北形势是，敌强我弱，19集团军与33师团和34师团长期鏖战，而现在又突然来了一个第20混成旅团，而第20混成旅团的前身第5师团曾经横扫华北战场，击败了阎锡山几十万晋绥军，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师团。所以，日军上下都想当然地认为，19集团军被歼灭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按照常规想法，在这种没有胜算的情势下，19集团军应该退避，不要与日军接战。但是，19集团军司令部决定，采用磁铁战术，将第19集团军司令部所在的上高变成一块磁铁，将日军吸引在上高附近，然后中国军队从外围包抄，将日军一举歼灭。
上高会战中国军队缴获日军的部分武器
上高会战最激烈的时候，蒋介石给罗卓英发来电报：“上高失守，师长以上，提头来见。”而在上高会战开始前夕，罗卓英也在司令部大喊：“我意已决，在上高与敌决一死战，谁若反对，提头来见。”
罗卓英是知识分子出身，考取保定军校前，在粤北的一所中学任校长。在保定军校和陈诚是同学，关系密切。
上高会战前，双方都在释放烟幕弹。
日本在对中国军队用计，号称进攻鹰潭；中国军队也对日军用计，号称进攻南昌。中国军队识破了日军的计策，而日军没有识破中国军队的计策。日军向鹰潭方向运动了四天后，就折返而回；中国军队只派出小部队大张旗鼓进攻南昌，而大部队秘密部署在日军进攻上高的必经之路上。
1941年3月，正逢江南梅雨天气，连阴天，连绵雨，将赣北泡成了一块充盈的海绵。阡陌小道和泥巴路面不适合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行走，不适合穿着皮鞋的日军行走，却适合扛着步枪的中国军人行走，适合穿着草鞋的双脚行走。所以，当笨重的日军坦克、大炮在上高外围集结完毕时，中国军队已经严阵以待。
日军兵分三路：北路33师团，中路34师团，南路20混成旅团。
战争一开始，日军骄横轻敌、缺乏统一指挥的毛病就暴露了出来。
3月15日，当33师团和20混成旅团向中国军队的防线发起进攻时，34师团在南昌按兵不动，谁也不知道战争打响的这一天，34师团在南昌干什么。一直到3月16日，中路的34师团才开始了进攻。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上高会战时，日军没有一个统一指挥这次战役的指挥部，这才是最要命的。日军两个半师团与中国九个半师交战，却没有统一指挥，两个半师团兵分三路，各自为战，这是让人实在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情。
木下勇的《鄱阳作战》中记述：
军司令部事前有关这一问题的指导和调整的记录，始终没有找到。而且，这是三个兵团并力作战，第11军也没有为此作战特别设置司令部战斗指挥所，而是由平时态势的汉口军司令部指导进行的。这样做究竟是守旧思想支配呢，还是轻敌思想的表现？从会战开始，各司令部的意见就不统一，这里包藏了极危险的问题。
对于上高会战部署的记录找不到，对于上高会战没有设立专门的指挥部，这实在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咄咄怪事。
然而，木下勇有一点没有写到，上高会战的时期，正是11军司令官权力交接的时期。前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往华北方面军任司令官，此后开始了对敌后根据地的野蛮的“三光政策”，后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刚刚从第七师团师团长任上调来。就在这个空白期，上高会战爆发了。
园部和一郎和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安藤利吉等是日本军校的同班同学，但是他没有他们那么好的运气，他一上任就遭遇上高会战，一战就损失惨重，马上就被贬为军部参议，此后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总结一下上高会战中日军指挥官的结局也是很有意思的。上高会战后，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被贬；34师团长大贺茂带着数百残兵败将侥幸逃脱，被就地免职；20混成旅团旅团长池田直三也遭处罚。在上高会战后，唯独11军参谋长木下勇和33师团师团长樱井省三没有遭受处罚。可是，木下勇死于1945年7月7日，樱井省三死于1985年7月7日。两个人都死于卢沟桥事变的7月7日，这到底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上天的惩罚？
惨烈的外围阻击战
1941年3月14日夜半，安义前线，大量日军斥候部队在中国军队警戒线内出没，并向守军阵地发炮。3月15日凌晨3时，日军大部队鼓噪而行，大举进攻。上高会战爆发了。安义，驻扎着日军33师团。这支即将离开江西正面战场调往华北敌后战场的日军，成为上高会战的急先锋。
阻挡33师团的，是中国军队70军。
邹继衍是70军107师320团一营少校营长，他亲历了上高会战的全过程。
早在上高会战爆发前的1个月，邹继衍就接到了上级下发的秘密文件，得悉日军即将向上高发起进攻。邹继衍所在的107师驻扎在奉新县，为33师团进攻上高的必由之路。打开江西省地图就能够看到，奉新县和33师团驻扎的安义县接壤，两座县城相距仅有20公里。
邹继衍接到的命令是，“敌如进犯，立予坚决迎击”。那时候，为了保密，作为下级军官的营长邹继衍，是不可能知道19集团军制订的磁铁战术和诱敌深入的计策的。他们能够做的，只有浴血疆场，以死报国。
邹继衍的防区里，有一座山峰叫作米山，地势险要，邹继衍派一连携带一挺重机枪登上米山，据险坚守；派第2连坚守米山下的开阔地带，挖掘壕沟；派第3连作为全营的预备队，坚守第二道防线。那时候，中国军队里还没有大量使用地雷，为了对付日军坦克的攻击，战士们把集束手榴弹埋在土坑里，然后用绳子牵引着，躲藏在路边的草丛中，等到日军的坦克经过，就拉响手榴弹。这样，即使集束手榴弹侥幸炸毁了坦克，但拉响手榴弹的战士因为行踪暴露，也难以生还。
中国战场大量出现地雷，是在冈村宁次来到华北战场大举进行扫荡的时候，才开始大批量生产的。后来，这种中国军队眼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敌后战场被引进到正面战场，在1944年的桂林保卫战中，中国军队就曾经用地雷阻击日军的进攻。
1营的前面还有3营，3营营长叫王学钦。米山的前面还有虬岭，邹继衍的1营坚守米山，王学钦的3营坚守虬岭。日军33师团要向上高方向攻击，先要迈过奉新这道坎，而中国军队要在奉新阵地阻击日军，第一道防线为虬岭，第二道防线为米山。第2营又部署在第1营和第3营的后面。因为山形水势，中国军队只能采取梯形防守。这样的地势对中国军队极为不利，日军依靠飞机、坦克和大炮，集中优势兵力大举进攻，而中国军队只能节节反抗，第一道防线守不住了，退往第二道防线，第二道防线守不住了，只能继续向后退却。
当日军向3营阵地发起进攻的时候，邹继衍只能在后观看，因为3营的狭窄阵地，无法再装上邹继衍的1营人马。想想看，上高会战发生地的赣北，方圆只有几百里，而中日双方的十余万人就在这个狭小的区域里胶着厮杀，确实连回旋的余地也没有。
即使1营没有进入虬岭一线阵地防守，虬岭上的人数也显得过分稠密，日军的飞机和大炮对着虬岭狂轰滥炸，而没有飞机和高射炮的中国军队只能被动挨打，所以第3营伤亡很大，邹继衍看到担架不断地从虬岭上抬下，战士们的鲜血流了一路。
飞机和山炮轰过后，日军发起了冲锋，3营依托有利地形，奋起还击。邹继衍站在米山阵地上看到，虬岭附近浓烟密布，火光冲天，枪炮轰鸣，声震山岳，当时的激烈战况完全能够想得到。
从凌晨3时到午后2时，王学钦指挥的3营战士与日军激战了11小时，日军无法攻克虬岭。后来，日军十余辆坦克强行通过虬岭防线，迂回到了虬岭后方，对3营进行前后夹击。
107师师长宋英仲得知3营处境危急，就命令3营向后撤退。3营坚守11小时，宋英仲没有命令3营继续坚守，没有命令3营与阵地共存亡，而是看到情况危急，下令撤退，可以看出，师长宋英仲应该知道罗卓英诱敌深入的计策的。
这是上高会战的第一战，3营以500人坚守阵地，抗击日军33师团33步兵联队荒木正二的前锋部队立体进攻，长达11小时。这个战绩无论如何都是很不错的。
3营撤出虬岭，日军随后尾追，邹继衍的1营放过了3营后，突然杀出，迎头痛击日军。
1营驻扎的米山，和虬岭一样，也是一道天堑。
日军的战术异常僵化，每逢进攻，先轰炸，再炮击，后冲锋，总是一成不变的三板斧。邹继衍事先在阵地各个制高点设置了高射机枪火力点，专门用来对付日军的飞机轰炸，日军的飞机一出现在低空，各个机枪火力点就对准飞机猛烈扫射，让日军飞机不敢低空飞行，只能躲在高空中盲目投弹，有时候，日军的飞机还把炸弹投在进攻的日军队伍中。这样误炸的事例，在日军中很多。比如，此次与国军70军交战的日军33步兵联队联队长荒木正二，以后就是死在缅甸战场上，他的死亡也很有意思，是被日军的飞机误炸而死的。
轰炸过后，日军开始了炮击。由于19集团军事先知道了日军会来攻打上高，所以命令70军加强防务，70军在所有的阻击点都挖掘了战壕，而且这种战壕下还挖有横向的洞穴，便于躲避日军的炮弹，所以，日军虽然炮声隆隆，但是收效甚微。
炮击过后，日军开始了冲锋。然而，米山周边是一片开阔地，中国军人躲在事先挖好的战壕里，只要日军冲到了射程之内，只需用轻重火力照着视线内的人影招呼就行了。所以，日军一直攻打到了黄昏，依然无法突破邹继衍指挥的1营阵地，遗尸上百。
米山下战果可喜，可是米山上却险象环生。
坚守米山下的2连，在挖掘工事的时候，将工事边的石头全部捡起来，挖掘深坑进行掩埋。这样，如果日军的炸弹落在阵地上，就会减少威力。炸弹如果落在石头上，石屑纷飞，每一块石片都是刀片，造成的杀伤力是非常惊人的。
然而，米山上怪石嵯峨，漫山遍野都是石头，坚守的1连毫无办法。而且，在这样的石头阵地上，也无法挖掘战壕，所以，当日军的炮弹落在米山上的时候，战士们只能借助峭壁，蜷起身体，保护自己。这一天，日军的炮弹过后，1连就被飞溅而起的石块和石片砸伤了30多个人，还有一挺轻机枪被炸坏了。
炮弹过后，日军开始了冲锋。在武士道精神的蛊惑下，日军冲锋的时候都挺着刺刀，高喊着“呀，呀”。一名北方的战士对连长易孝生说：“这些个日本人咋还把咱叫爷爷呢？”在北方很多乡村，对爷爷的口头称呼不是ye，而是ya。易孝生笑着说：“叫爷爷也不顶用，爷爷照样揍他个龟孙子。”
日军冲到了距离阵地仅有几十米的距离，易孝生站起来喊：“揍龟孙子！”躲在石头后的战士一齐站起身来，所有的枪支一齐喷出火舌，冲在最前面的日军倒下了一片。然而，后面的日军依仗人多，照样鼓噪而上，1连仅有的一架重机枪欢叫着，日军像叠罗汉一样一层层倒了下去。
就这样，1连依仗着绝对有利的山势，坚持到了黄昏。
入夜，米山的前哨阵地上突然出现了十几名老百姓，他们满脸惊恐，对着前哨阵地坚守的一个班打着手势，让别开枪，还用含混不清的话语喊着。战士们感到很蹊跷，阵地上怎么会出现老百姓？战前，老百姓已经被疏散到了遥远的山区，怎么又会出现在这里？
这十几个老百姓来到前哨阵地，突然从衣服下掏出短枪射击，原来这些人是日军的便衣。战士们奋起还击，子弹像蝗虫一样在夜空中飞窜。几分钟短兵相接后，双方展开了白刃战，这下日军吃了大亏，他们手中都是短枪，而战士们手中都是上了刺刀的步枪。一番激战，日军一个个倒了下去，最后只剩下了一名日本兵，他看着四面合围而来的滴着鲜血的刺刀，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连作揖，口中喊着：“爸爸饶命，爸爸饶命。”
战士们愣住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鬼子兵还会说中国话。他们将这名鬼子兵拎起来审问，鬼子兵说，他出生在台湾，是被日本人抓了壮丁。
午夜时分，更多的鬼子偷袭上来，包围了前哨阵地。坚守在前哨阵地的一班战士英勇反击，终因寡不敌众，无法抵挡日军的冲击。副班长负伤了，班长命令副班长带着全班仅有的一挺轻机枪撤出战斗，向后归队。副班长要求留下来作战，班长厉声喝道：“快走，不能把机枪留给日本人！”副班长只好含泪离开前哨阵地。
战斗过后，前哨班除负伤的副班长幸存外，其余11人壮烈牺牲，那名台湾士兵也死在了前哨阵地。
我查阅资料，得知这名班长名叫胡晃。
日军突破了前哨阵地后，继续向着米山蜂拥而来，易孝生带着全连血战，战至黎明，全连伤亡惨重，退到了米山主峰阵地。
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来，随同太阳出现的，还有日军的飞机，飞机飞临米山主峰，狂轰滥炸，形势危如累卵。连长易孝生派来通信兵，向营长邹继衍请求支援。营长邹继衍打电话给团长王陶，说明了米山阵地当前的战况，团长王陶表示，他会请示师长，看如何处置。几分钟后，团长王陶打来电话说，师长宋英仲已经知悉了目前的情况，鉴于米山前无据点，后失依托，防守困难，命令全团战士后撤五华里，围绕米岭为轴心，建立一个半圆形的防守工事，继续坚决地不顾伤亡地阻击敌人。
我们从这些通话中可以分析出来，罗卓英诱敌深入的磁铁战术，只通知到了师长一级，连团长也不知道。然而，诱敌深入不是不战就跑，让日军追在后面，被动挨打，而是节节防守，将外围的日军逐渐引入里圈，然后外线部队聚而歼之。
邹继衍命令易孝生的那一连战士后撤，当这连战士归还建制时，发现已经伤亡过半。
中国军队指挥官率部冲锋
战后，19集团军《上高会战战斗详报》对开战第一天的战况是这样写的：
我逐次转入米岭、狮子棱等主阵阵地，与敌相持，黄昏后，敌千余由潦水南岸两师结合部钻入棺材山一带，我27团之一部，与敌激战彻夜。
千名日军从70军预九师和107师的结合部突袭，而预九师27团的一部竟然能够和日军激战彻夜，不能不承认19集团军的战斗力很不错。预九师的这一个团的一部，居然能够和数量相等，也许超过自身数量的日军，从黄昏打到天亮，着实让人振奋。
按照当时中国军队的编制部署，部队番号前面加上“预”，都是新编部队，装备不如正规师，战斗力也不如正规师。一个预备师能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日军肯定没有想到；上高会战第一天就打得这样艰苦，日军肯定也没有想到。
74军57师的老兵尹同道说，上高会战开始的第一天，他们耳闻到远处的炮声，没有去增援，而是向上高城外急速前进。
尹同道是黄埔16期20纵队炮科毕业生，他是1938年秋考入了黄埔军校，在广州黄埔岛上上课没有多久，因为广州失陷，黄埔军校又搬迁到了湖南醴陵，不久，醴陵又失陷，黄埔军校又从醴陵搬迁到了贵州都匀。军事学校在一年内搬迁了两次，学生在三个地方上课，这在中外历史上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
黄埔军校的学制本来是三年，可是因为战事紧急，第16期学员只学习了两年，就匆匆毕业了。尹同道被分配在74军57师炮2团做排长。
尹同道说，在74军，从军长到排长，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74军的大炮是75毫米德国造山炮，威力惊人。尹同道所在的炮排有两门这样的山炮。但是这样的山炮也有缺点，就是适合阵地战而不适合运动战，因为炮身笨重，搬运非常困难。
上高会战开始前，尹同道所在的57师驻扎在江西省清江县泗溪镇，现在，清江县改名为樟树市，从地图上能够看出来，樟树市距离上高县直线距离也有近百公里。
1941年3月的赣北，阴雨连绵，道路崎岖，泥泞不堪。75毫米的德国造山炮因为缺少机车牵引，炮兵们只好将大炮拆成零部件，每个人扛着一部分在漫天大雨中向上高奔跑。为了减轻负担，他们丢弃了炮身前的挡板。尹同道说：“大炮没有了挡板，就等于赤膊上阵，日军的炮弹打过来，你连藏身的地方都没有。”
炮筒很重，尹同道看到两个人抬着，在大雨中奔跑，他们的肩膀渗出了血迹，殷红一片。
19集团军《上高会战战斗详报》对开战第一天的部署是这样写的：
第74军51师在原位置，保持机动，准备策应各方作战；57、58两师，应适时占领第三阵地线。
罗卓英要将好钢用在刀刃上，当日军筋疲力尽攻到上高城外的第三阵地时，74军才突然出击。74军下辖51师、57师、58师。51师师长是李天霞，57师师长是余程万，58师师长是廖龄奇，但是因为廖龄奇有病，由副师长张灵甫代为指挥58师。
李天霞，在上高会战中表现出色，完全不像一些影视剧中出现的那个贼头贼脑、獐头鼠目的腌臜货色。上高会战后，蒋介石将第一号“陆海空军武功状”奖给了李天霞。李天霞是黄埔三期，和死守衡阳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是同班同学。
余程万，就是那个震惊中外的常德保卫战的指挥者。
张灵甫，后来成为了一个很著名的人物。
从米山撤出后，邹继衍率领1营战士坚守米岭。
战斗刚刚开始了两小时，邹继衍所在阵地的右翼就已经被日军突破，日军像蝗虫一样拥过来，一颗颗炮弹就在营部周围爆炸。邹继衍命全营仅有的两挺重机枪一左一右占领营部附近的制高点，向着蜂拥而来的日军没命地扫射；又命令2连长强国臣带着一个加强排，迂回到日军背后逆袭；然后，邹继衍带着防毒排，挺着刺刀迎着日军冲上去。防毒排，这是全营仅有的预备队，由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组成。不到万不得已，营长邹继衍是舍不得用他们的。
米岭上，到处都是喊杀声，到处都是爆炸声，到处都是死尸，到处都是被炸弹炸飞又落下的断臂残肢。不知道过了多久，夜幕降临了，日军退却了。战士们摇摇晃晃地靠在一起，清点人数，发现排长刘兴国和60多名战士牺牲了，3连连长何鑫左手和右肋受了重伤。
入夜，为了防止日军偷袭，战士们顾不得疲劳，就地挖掘壕沟。而日军也因为疲劳过度，没有偷袭。
夜色愈来愈浓，邹继衍登上了米岭主峰，看到米岭之下，前后左右，都是火光。在这样漆黑的夜晚，火光像一条腰带，围绕在米岭的周围，大约有十几里长。夜色像汹涌澎湃的大海，而米岭则是一座孤独的岛屿，海水随时都会把这座孤岛淹没。邹继衍神色凝重，他明白，他们已经被日军彻底包围了。
在鏖战尚未开始，为了能够及时掌握战场上的动态，1营营长邹继衍就与2营营长鲁麾戈约定，当夜晚来临的时候，与日军的接触地带全部点上火把，这样，站在高处，对战场上的形势就能够一目了然。
现在，1营和2营已经全部被日军包围了，而3营王学钦部因为驻扎在虬岭，最先与日军交手，激战11小时，丧失战斗力，已经撤出了战场。
战场上一片静寂，只有火把在夜风中无声飘摇，中国军人困了，日军也困了，然后，也许后半夜，也许天亮，日军就会发起攻击，1营和2营危在旦夕。
邹继衍想率领部队趁着夜色和日军疲乏，突围而出，可是，没有师部和团部的命令，邹继衍不敢自做主张，如果带队突围，就是擅离职守，是会被杀头的。想与团部和师部联系，已无可能，下午的一番拼杀，营部的电话线被炸断，电话机也被炸坏。
怎么办？不能擅自突围，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生死弟兄无谓地牺牲。
邻近午夜，邹继衍带着传令兵摸黑来到了2营的防区，很顺利地找到了2营营长鲁麾戈，他问2营是否与团部取得联系。鲁麾戈说，他们的电话机也被炸坏了，两次派人与团部联系，至今都没有回来，不知道团部的情况怎么样。
邹继衍指着山下的火光对鲁麾戈说：“两营弟兄的生死存亡压在你我的肩上，我们必须趁着夜色突围，拂晓前一定要冲出包围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鲁麾戈沉吟良久，他说：“军人守土有责，没有命令擅自后退，会军法从事。”
邹继衍也犹豫了，两人枯坐无言，一筹莫展。
后来，他们商定，每营各派两名精干聪明的战士，寻隙越过日军的包围圈，向后方寻找团部或者师部，无论是否能够寻找到，凌晨两点都要赶回来。到时候，再决定是否突围。
四名战士走出去后，邹继衍感到肚子饿了，这才意识到几乎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了。草草填过肚子后，邹继衍向自己1营的防区走去，时，夜色苍茫，寒星寥落，清风拂面，细雨沾衣，走出了几百米远，前面突然出现了四个人。这四个人，两个是2营派出去的联络兵，两个是团部的传令兵。
邹继衍带着这四名战士又返回2营营部，他们带来了团部的消息，团部让他们赶快趁着夜色撤退，渡过锦江。
中国有三条河流都叫锦江，一条在江西，还有两条在贵州和四川。在江西的这条锦江是赣江的支流，流经万载县、上高县和高安市。
邹继衍和鲁麾戈又商量撤退的方案。鉴于1营连日激战，伤亡惨重，而2营作为预备队，伤亡较轻，由2营掩护，1营先撤，等到1营撤出一个小时后，2营再撤退。
1营趁着夜色悄然疾行，人衔草，马衔环，枪上膛，刀出鞘，队伍的前面集中了全营所有的机枪手，只要遇到日军阻拦，就猛扑上去，全部消灭。幸好一路没有敌情，他们顺利来到了锦江边。
锦江边，团部派来接应的人和十几条渔船，埋伏在草丛中，一看到1营走近，就迎了上来。自发前来的渔民划着渔船，载着血染征袍的战士，驶入了浓墨般的夜色里，驶向锦江对岸。
1营人马刚刚渡过锦江，掩藏好船只，天色大亮，头顶上飞来了九架日本飞机，对着渡口狂轰滥炸。战士们埋伏在草丛中，不露行踪。日本飞机轰炸了一会儿后，看到没有反应，就飞向远方。
邹继衍继续等候断后的2营，可是，视线里没有2营人马出现。他们去了哪里？
1营撤走后，2营开始了行动，可是，日军已经发觉了他们的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