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营抱着破釜沉舟的信念冲向锦江岸边时，日军的哨兵已经发现了他们，然而，那些力量单薄的哨兵和小队日军不敢与这些破釜沉舟的中国军人交火，他们选择了逃避和报信。而等到大队日军赶来的时候，1营已经迅速冲出了包围圈，而2营却被他们围住了。
通往锦江的道路被日军切断，2营只能且战且走，寻隙突围。整整两天来，2营一直与日军交战，直到午夜时分，2营才在高安方向渡过了锦江。
邹继衍后来回忆说，从虬岭到米山，再到米岭，70军107师320团打得相当顽强，迟滞了日军对上高的进攻速度，为上高保卫战的部署赢得了时间。
但是，战争才开始了两天，邹继衍的320团就损失了500多人，战士们作战不可谓不勇敢，然而，武器装备与日军相差悬殊，制空权完全由日军掌握，中国军队的一举一动都被日军洞悉，中国军队坚守的山峰都为石山，炮弹和炸弹落下来，杀伤力巨大。所以，中国军队只能选择节节抵抗，渐次消耗日军的战斗力。
负伤了，很难得到医治
70军挡住了日军的第一波攻击，49军和74军全速向上高外围集结。
朱光第是49军26师78团1营2连6排排长，上高会战前夕，朱光第所在的部队还在浙江金华布防。
1941年的元宵节刚刚过完，朱光第就接到命令要紧急开往赣北，因为日军要进攻赣北。从金华到赣北，少说也有七八百公里，千里奔袭，必须轻装上阵，朱光第平时很喜欢读书，不得已就将那些视若至宝的书籍放在一个木头箱子里，只带着枪支和干粮袋，就随队开拔了。当年，金华到鹰潭有一种小火车，而这一条线路正好在中国军队的控制区里。朱光第坐在阴暗潮湿的小火车里，一路叮叮当当地开往江西。车厢里塞满了士兵，人挨人，人挤人，彼此连一转身的空间也没有。空气污浊，让人欲呕。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日军的飞机在空中轰炸，刺耳的啸叫声掠过天空，即使在密封的车厢里也能够听到。火车一看到飞机，就全速行驶，与飞机赛跑，而一遇到飞机在前方投弹，火车又紧急刹车，坐在车厢里的那种痛苦，可想而知。
那时候的火车速度很慢，又加之以松柴做燃料，动力严重不足，他们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折磨，才来到了鹰潭。
在鹰潭，他们听说日军已经开始进犯高安和上高，顾不上做顿饭，顾不上休息，又一路奔跑着向上高方向赶来。而从鹰潭到上高，还有500华里。
那时候的中国军人很少有汽车，他们只能依靠一双脚板行走，淞沪会战的时候，川军出川抗日，很多人一路走到了上海。徐州会战结束后，他们又依靠一双脚板走到了河南、湖北和安徽。
夜晚，朱光第带着尖刀排来到了一座村庄，村庄里杳无人迹，没有鬼子，也没有百姓，村庄里，凡是能够燃烧的东西都被烧光了，凡是能抢的东西都被抢走了，显然，这座村庄遭受了日军的血洗。
他们继续向前疾走，走到了天亮，突然闻到空气中飘荡着浓烈的臭味，接着看到远处有一股黑烟冉冉升起。他们跑到近处，才看到是日军焚烧尸体的火堆。几具日军的尸体已经被烧毁了，灰烬中有几粒闪闪发光的铜纽扣，是日军军服上面的，火堆旁还有一把日军的指挥刀，和一架望远镜，显然烧毁的尸体中，有一具是日军的指挥官。
日军无论是战败还是战胜，都有焚烧尸体的规定。有一部电视剧叫《我的兄弟叫顺溜》，里面说日军战斗后有运走尸体的习惯，这是不对的，想想看，拉运尸体，这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啊，在情势瞬息万变的战争中，怎么可能呢？那时候的日军都是在战斗后将尸体焚烧，装在盒子里，带回国内，以便在靖国神社供奉。
朱光第根据日军尸体的焚烧状况，判断出就在昨夜，这里发生了一场战斗，然后中国军队撤退了，一部分日军去追击，一部分日军在这里将尸体焚烧，而且，焚烧尸体的日军刚刚离去。
突然，朱光第看到视线里出现了人影。
朱光第果断命令全排仅有的两挺轻机枪飞速占领附近的高地，其余的战士全部散开，借助所有的隐蔽物藏身。
视线里的人影越来越清晰了，走在前面的日军举着膏药旗，晨风吹得旗帜和他们帽子后的屁帘布呼啦啦作响，是日军。
日军还没有走到近前，而头顶上掠过了两架飞机，飞机飞得很低，连机身上的膏药标志和飞行员戴着风镜的脸也能看到。日军飞行员欺负中国军人没有飞机和高射炮，在他们的头上肆无忌惮地盘旋，尖厉的啸音震耳欲聋。
一颗炸弹扔下来了，就扔在距离朱光第几米远的地方，炸弹爆炸后，激溅而起的尘土扑打在朱光第的身上，尘土中还挟裹着浓浓的硫黄味。朱光第在地上滚了两滚，滚进了刚才炸弹爆炸的弹坑里。紧接着，又一颗炸弹落下来，落在十几米开外，朱光第又滚进了第二个弹坑里。从战场上走出来的老兵都知道，飞机不可能连续两次将两颗炸弹丢进同一个弹坑里。
飞机扔过六颗炸弹后，就飞走了。全排战士没有一个伤亡，大家拍打着身上的尘土，有一个战士笑着说：“日本的老母鸡跑到俺们中国下蛋来了，寻不着窝。”
飞机飞远了，步兵走近了，视线里密密麻麻都是日军，足有上百人，而朱光第这一排人只有30多个。
朱光第喊道：“不要怕，把狗日的放近了再打。”
日军越来越近，距离不到100米。日军冲锋的时候都端着刺刀，猫着腰，训练有素。朱光第端起刚刚缴获的日军望远镜，看到最前面的一个日军举着指挥刀，皮肤黝黑，嘴角挂着一滴摇摇欲坠的口水，是个佐官。朱光第放下望远镜，喊声“打”，两挺机枪欢叫着，子弹像泼水一样泼向敌军，那个举着指挥刀的日军佐官仰面倒了下去，指挥刀丢在了一边。日军可能没有想到中国军队会有两挺欢叫的机枪，也可能没有想到飞机轰炸过后，中国军队还能顽强抵抗。他们扭转身去，寻找有利地形，中国军队从各种隐蔽物后站起来，对着日军举起了步枪，一颗又一颗子弹啸叫着钻进了日军的屁股里，阵地前横七竖八地倒下了十几具日军的尸体。
中国军队无一伤亡。他们打了日军一个突然袭击。
高地上，两挺轻机枪飞快地更换弹匣，等着日军发动第二次冲锋。
可是，日军没有再进攻。
朱光第正感到奇怪，突然9班长提着步枪跑来了，他对朱光第说：“排长排长，鬼子从左边凹坑里上来了。”朱光第向左边望去，看到在左边远处的草丛里，日军弓着腰悄悄摸上来，像一群贼娃子。朱光第回头喊道：“7班长，带上一挺机枪堵住左边的鬼子，一个也不让过来。”
7班长姓刘，现在已经不知道他的名字了。刘班长答应一声，带着十几个人，扛着一挺机枪过去了。
面前敌情不明，日军有没有后续部队，日军本来应该向上高方向进攻，而现在掉头进攻他们，到底想干什么，都不知道。朱光第想把眼前的情况报告连长，可是来不及了。左边的日军摸上来了，正面的日军也开始进攻了。
朱光第对着弟兄们大喊：“今天是你死我活，弟兄们想活命，就把这群狗日的干掉。”
弟兄们跟着高喊：“把狗日的干掉。”
两挺机枪欢叫着，一挺对着左面，一挺对着正面，步枪也像爆豆一样地响起来，绵稠而紧密。在双方仅有100米的阵地上，子弹像鸣叫的知了一样飞来飞去，不断地有人倒下去。
日军依仗人多，越逼越近，距离国军的简易阵地只有四五十米了，他们那一张张因为长期太阳暴晒而变得黝黑的脸，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而中国军队的子弹已经不多了。
朱光第举起刚刚缴获的日军指挥刀，扭身对着弟兄们喊：“上刺刀，跟我冲，把狗日的压下去。”
朱光第说：“打仗有个窍门，和敌人快要拼刺刀的时候，你要先能够冲起来，你冲起来了，就把对方的士气压下去，你就占了赢面。谁先冲起来谁占便宜。”
朱光第又说：“人总是说生死弟兄生死弟兄，都只是说说，只有在战场上并肩作战的，才是生死弟兄，弟兄们要活就一起活，要死就一起死。”
日军越来越近，弟兄们子弹已经不多了，纷纷从腰间抽出刺刀，装在步枪前。汉阳造和三八大盖不一样，汉阳造的前面没有装刺刀，要拼刺刀的时候，需要取出来，再装上去；三八大盖的前面装有刺刀。几十年后，中国才研发了半自动步枪，前面装有折叠式刺刀，需要拼刺刀的时候，把刺刀打开就行了。
汉阳造在拼刺刀方面不如日军的三八大盖，这是因为汉阳造完全仿制德国八八式步枪，德国的枪械专家也专程来到汉阳兵工厂设计指导。德式的机械制造全球闻名，德式武器在杀伤力方面一贯领先，汉阳造的子弹威力超过三八大盖的子弹，德国人注重的是技术领先，而不是拼刺刀精神，所以，仿德式的汉阳造强调的是子弹的威力，但是在拼刺刀的时候，不占上风。
很多老兵说，被汉阳造射中的日军，很难活命；被三八大盖射中的中国军人，伤口包扎一下，过几天又出现在战场上。
但是，汉阳造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射程不够。
朱光第准备带着弟兄们冲锋的时候，传令兵突然指着他的后背喊：“排长，血，你的血。”
朱光第用手摸向后背，摸到了一手鲜血，他的后背负伤了，就在他刚才对着弟兄们喊话的时候，日军的狙击手射中了他。
朱光第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日军打伤的，我也没有感觉到疼。摸到一手血，我才感到有点疼。”
传令兵要扶着排长朱光第向后面转移，朱光第一把推开了传令兵，他喊道：“别管我，日本人就要到跟前了，和狗日的拼了。”
高处的机枪换过了新的弹匣后，又欢快地响起来，日军倒下了几个后，全都愣住了，他们趴伏在地上，向着中国军队的阵地射击。排附将浑身是血的朱光第拉过来，扛在肩膀上，转身向后跑去。
跑出了几百米远，迎面看到一队中国军人急如流火地跑来了，因为奔跑过快，有的大口大口喘着气，脸色腊黄；有的眼睛歪斜，口水流在了衣服上，也顾不上擦一把。一名军官模样的人问排附：“前面怎么样了？”排附说：“正打哩。”军官模样的人回头喊：“快点，跟上。”他提着盒子枪跑走了。
朱光第看着从身边跑过的增援部队想：弟兄们有救了。
排附扛着排长朱光第来到了一座院子里，这里就是中国军人的包扎所。排附将排长朱光第放在包扎所后，扭身又跑向战场。排附姓何，他的名字忘记了。
包扎所里还有很多伤员，横七竖八地躺在床上和地上，呻吟声此起彼伏。一名中年医生走过来，他用剪刀剪开了朱光第的衣服，朱光第看到一颗三八大盖的子弹从他的身体穿过去了，前胸后背都是弹孔，现在，朱光第才感到钻心一般的疼痛，他握紧拳头，身体颤抖着，额头上都是汗珠。
他想，受了这么重的伤，他可能快要死了。
医生用绷带将朱光第的前胸后背包扎好以后，又让他吞吃了一粒止痛药，没有水，他只能干咽下去。朱光第的手触到了腰间，这才发现腰上一直别着那把缴获的日军指挥刀，胸前还挂着缴获的日军望远镜。朱光第对医生说，请他收下这把指挥刀和望远镜，以后打仗还有用的。医生小心地解下指挥刀和望远镜，放在一边。
朱光第又说：“请你写信告诉我母亲，就说他的儿子是为国牺牲了。”他告诉了医生自己家的地址。
医生从口袋里拿出铅笔，在一张纸片上记下了他的话，点点头说：“好，你安心下去吧。”
医生的脸上平静如水，他可能经常遇到这种情景。
医生对着门外一招手，进来了两个当地的农民，他们把朱光第扶上担架，抬出了院子，一路小跑着抬到了一座破庙里。
破庙很破，彩色的泥塑东倒西歪，透过房顶能够看到蓝蓝的天空，显然这里遭受过日军的轰炸。破庙里空气污浊，尘灰气味和血腥气味汹涌澎湃，刺激得人直想打喷嚏。案几上，木门后，地面上，到处都是伤兵，有的睁开眼睛，无神地望着屋顶；有的闭着眼睛，不知道是否还活着；有的形容枯槁，轻声呻吟着；有的头歪斜着，一动也不动……中国的士兵，在战场上负伤后，只能被安置在环境恶劣的破庙里，只能进行简单的包扎，唯一的药物就是止疼药，此后，他们只能听天由命，能挺过来的，就捡了一条命；挺不过来的，就做了无名烈士，死后连一块墓碑也没有，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死的，他们像一粒灰尘一样，轻飘飘飞起，又轻飘飘落下。我想起了看过的美国电影《珍珠港》和美国的其他“二战”电影，与中国抗战同一时期的美军战地医院窗明几净，医药齐全，受伤的美军士兵不但能够在安静的医院里得到疗伤，还能和漂亮的女护士谈恋爱。
朱光第在破庙里度过了难挨的一晚，那一晚，不断有伤兵被抬进来，刚开始还在呻吟，后来就悄无声息。那一晚，所有的伤兵都粒米未进，饥肠辘辘。朱光第身上的伤口疼如刀绞，一会儿他疼昏过去，一会儿又醒过来。月光从庙顶上的破洞照进来，照着破庙里一张张木然的失去血色的脸和渗透了血液的绷带。朱光第看着这一切，感觉宛若梦境，恍若隔世。
天亮后，破庙外进来了一名医生，他一个个摸着伤兵们的脑袋，又从他们一个个的身体上跨过去，他摸到奄奄一息的朱光第面前时，对着门外喊：“这个还活着，快点送走。”
门外进来了两个人，也是当地农民打扮，他们将朱光第抬上了一辆牛车。鞭子一声脆响，老牛慢腾腾地上路了，翻山越岭，不停不歇，到了下午，朱光第来到了吉安白鹭洲第14后方医院。
这座医院里有一台X光机，而医生有很多都来自盟国医疗队。那个年代的中国医生绝大多数都是中医，西医非常少。中医对外伤的治疗效果，远远不及西医。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很多外国的医生就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们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了他们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我们每个人都要向他们学习，只要我们具有了他们这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那时候从外国来到中国的医生有多少？没有具体的资料记载，但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仅仅在新一军从事医疗救治工作的外国医生就有500人，这是新一军政治部副主任孙克刚提供的数据。在所有外国医生中，最著名的是白求恩，他因为毛泽东写了一篇《纪念白求恩》而在中国广为人知，成为知名度和马克思相提并论的老外。
那天，一名外国医生对朱光第的伤势进行了X光检查，发现一颗三八大盖的子弹从前面的肋骨缝隙进去，穿过肺部，从后面的肋骨缝隙贯出，距离心脏和脊椎骨仅有一厘米。
直到现在，朱光第已经负伤超过20小时，他才得到诊断。在前线，医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包扎，而在后方医院，他才得到了全面的诊治。
朱光第躺在床上，听到一个中国医生说：“多亏是三八大盖，这要是汉阳造的子弹，肯定没命了。”
给朱光第检查伤势的那名外国医生用汉语说：“你的命真大。”
如果那颗子弹不是三八大盖的，如果那颗子弹再靠近心脏一厘米，如果日军狙击手在射出了第一颗子弹后，再射出一颗子弹，朱光第肯定就牺牲了。大难不死的朱光第躺在病床上，眼睛湿润了。
朱光第在吉安白鹭洲第14后方医院躺了一个月，他每天都牵挂着那些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们，不知道他们到了哪里作战，不知道他们是否都活着。每天都有伤兵不断地被送进来，从他们的交谈中，朱光第知道第19集团军的将士们在高安和日军作战，在上高和日军作战，他的心揪紧了，他知道上高是罗卓英司令部的所在地，日军攻到了上高，说明形势千钧一发。
大家的心都揪紧了。那些天里，病房里的气氛非常压抑，大家都在想着，在这场大战中，中国军队失败了，日本人有可能突然打到这座医院里。
突然有一天，病房里来了一个伤员，他的一只臂膀没有了，但是他眉飞色舞，笑逐颜开，他转告前方的消息说，日本人已经被打败了，中国军队一直将日本人赶到了南昌城里。
病房里欢声雷动。
不久，朱光第在医院里领到了一本小册子，名字叫作《上高会战手册》，里面详细介绍了上高会战的经过。朱光第第一次得知，这次会战中国军队采取的是“磁铁战术”。
原来，上高会战结束后不久，蒋介石得知这次会战的战果，异常振奋，他下令以最快的速度编写《上高会战手册》，分发全军，鼓舞士气。
这本小册子，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朱光第是1941年元宵节当天晚上知道部队要打仗了，而另一名抗战老兵魏杰是提前一天知道这个消息的。
魏杰是74军58师172团3营副营长，他至今还能记得那天晚上的情景。
搞后勤的县长是共产党员
1941年元宵节的前一天晚上，上高县县长黄贤度宴请74军驻扎在上高县的营以上军官。
黄贤度是一个传奇人物，很多年后的今天，在上高县城还有人提起这个抗日县长。上高会战中，因为后勤工作做得好，前线作战的中国军队能够吃上饭，而弹药也比较充足。后勤的有力保障是中国军队取胜的根本。而做后勤工作的，就是黄贤度。黄贤度的身份是国民党县长，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共产党员。
黄贤度是江西上饶人，29岁的时候在湖南加入了国民党，两年后的1938年，在他的老师黄道介绍下又加入了共产党。他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颁发党章、党徽之类的东西，黄道说同意他加入共产党了，他就是共产党员。在共产党组织中，也只有黄道一个人知道他是共产党员。那时候入党形式很简单，情况特殊。
黄道是早期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他生于1900年，比黄贤度大七岁，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共早期著名领导人邵式平是同学，并一起在江西开展工作。南昌起义时，和刘伯承秘密联络，并参加了起义。后，与中共历史上的著名将领方志敏一起在江西策划武装暴动。红军开始长征后，黄道在闽北从事了三年游击战争。后，抗战开始，国共合作，黄道任闽赣省委书记，和陈毅、张云逸来往甚密。1939年，黄道在江西樟树市送别了赴桂林的周恩来后，突然发病，住进旅社，求药问医。党史记载，国民党特务派凶手把毒针打入黄道体内，致其死亡。
黄道死后，黄贤度改由当时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郭潜单线联系。郭潜密令黄贤度发动社会关系，出任上高县县长，中共江西省委还将一批中共党员秘密派到上高，担任各部门重要职务，那时候的上高县，政府秘书、各乡区长、学校校长、警察局长、所有的政府部门官员，全是中共党员。这种情况，国民党一点也不知晓。
上高会战开始后，黄贤度积极号召民众，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为前线将士服务。1987年7月7日的《赣中报》曾经登载过对黄贤度的访谈，在这篇文章中，黄贤度说：“当时，我的公开身份是县长，为了配合这次会战，我以政府的名义，组织了大批民众支援参战部队，并担负了维持战地治安、疏散战略物质、抢运弹药粮草、接送伤员的任务……民众的抗日激情很高。战斗之中，上高县共组织了四分之一的民众支前。男女老少都积极参加破路，保障我方军用通信线路的活动。县自卫队也在各方路口查缉甄别，维持秩序，并协助疏散妇孺，使得我方作战部队减少了后方顾虑。”
同一日期的《江西日报》也刊登了黄贤度的回忆录，他写到了上高百姓参战的动人场面：
部队打到哪里，我们就出现在哪里，为了部队能打败日军，上高一些青年自发组织起来，设立接待站，成立向导队。峨坑村民王会元为我军带路，包抄围歼日军一个中队，自己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蒲城青年熊先移为我军刺探日军情报遭敌追捕，不屈不挠，以身殉国。在墓田、泗溪、杨公圩等战场上，当地人民群众自发拿起大刀长矛，土枪土炮，配合军队作战，通歼倭寇。
我在上高采访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上高战役很特殊，特殊在于前线作战的是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后勤供应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众。上高会战是一场国共携手取胜的漂亮战役。
人们还说，当年，当罗卓英告知黄贤度中国军队要在上高大打一场时，黄贤度马上说，上高人民绝对能够做到“三保”——保证运输畅通，把军粮、弹药及时运到前线，把伤员及时转运后方；保证破坏彻底，在交通要道上挖掘堑坑壕沟，让日军的机械化优势丧失殆尽；保证后方没有汉奸特务，上高县12万人不会有一个人当汉奸。
12万人确实没有一个当汉奸；12万人中，有三万人从事后勤运输；日军所要行走的所有道路都被挖断；前线作战的国军都能吃上饭；每一个日本特务进入上高，都会被绑起来交给军队……共产党员黄贤度具有卓越的领导能力，共产党具有卓越的发动群众的能力。
那天晚上，74军58师172团3营副营长魏杰正在吃饭，突然电话响了，是军部打来的，军部要求所有将士立即归队。魏杰说：“我们饭还没有吃完，就散了，情况这么紧急，肯定是要打大仗了。”
将士们归队后，副师长张灵甫站在队前宣布命令。魏杰说，张灵甫是一个大个子，人长得很高。58师师长是廖龄奇，但是此时没有归队。58师师长就由张灵甫代任。
廖龄奇和张灵甫是一对老搭档。在74军，廖龄奇任副师长时，张灵甫任旅长；廖龄奇任师长时，张灵甫任副师长；廖龄奇被杀后，张灵甫继任师长。
廖龄奇早先在叶挺手下任职，在被写入历史教科书的汀泗桥战役中，因作战勇猛，被打残右臂，后只能用左手写字，左手打枪。淞沪会战时，德械师88师奋力鏖战，战况紧急，廖龄奇火线升任旅长，坚守上海两月余。南京保卫战中，廖龄奇率领全旅坚守城墙，手下两个团长相继阵亡，他全身浴血，仍拼死坚守。撤退命令下达，才率领仅剩的数百人撤到江北。后，被调到74军58师。
74军51师师长是李天霞，与张灵甫素来不睦，两人谁也不服谁。张灵甫在51师当旅长，不愿意受李天霞压制，就调到了廖龄奇的58师任旅长，不久就升为副师长。
很多书籍在写到上高会战时都说，是廖龄奇指挥74军58师，这是不对的。其实，指挥58师作战的是副师长张灵甫。魏杰说：“在整个上高会战中，他接到的都是张灵甫的命令，从来没有见到廖龄奇。”我在上高战役结束后的《忠勇官兵表彰表》中，也没有见到廖龄奇的名字。
上高会战结束后，廖龄奇病愈归队，74军参加了第二次湘北战役。战役前夕，廖龄奇回老家河南祁阳结婚，没有参战。此战国军伤亡惨重，追究责任，有人就说廖龄奇临阵脱逃，蒋介石盛怒之下，就枪毙了廖龄奇。
上高会战后，第19集团军《上高会战战斗详报》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战斗部署，罗卓英是以战斗力较弱的第49军和70军作为赣江两岸的诱击兵团，在第一线和第二线抵抗日军。在将日军引诱到第三线阵地后，向两翼张开，准备侧击日军。74军为决战部队，部署在第三线阵地，当日军来到阵前时，“即以猛虎在山之态势，与敌决战，协同各兵团，将敌合击而聚歼之。”地方武装的挺进第二纵队和江西保安纵队和赣北各县自卫队，在日军后方“破坏交通通讯，袭击后方据点，并发动民众，向敌后实施全面扰乱”。
此战法当时被称为“磁铁战法”。
魏杰所在的74军58师就在第三线阵地。
那天，张灵甫给魏杰布置任务，他说，上高城北面有一座山，名叫龙形山，守住了龙形山，就等于守住了上高城的北面屏障，然后可以居高临下，痛击日军。
当时，营长陈鳌在重庆集训，副营长郭伦初代理营长，另一位副营长魏杰接受了在龙形山阻击日军的任务，在张灵甫面前立了军令状，愿意与阵地共存亡，然后，他带着第8连和一个机枪排开赴龙形山。
魏杰说：“接受任务的时候，我没有丝毫畏惧，我是单身，死了就死了，就算为国捐躯。”
魏杰带着弟兄们来到上高城北的龙形山阵地前时，看到光秃秃的龙形山，突然大吃一惊，山上没有草木，一览无余，毫无遮挡，如果开战，日军的每一发炮弹都能够直接命中目标，弟兄们躲无可躲，藏无可藏。
事已至此，怎么办？弟兄们望着魏杰，魏杰指着龙形山，斩钉截铁地说：“军令状已立，我们绝不后退一步，就是死，也要死在这座山上。”
龙形山下有一条河流，魏杰命令战士们在河边挖掘壕沟，壕沟边扎起草人，作为疑兵，迷惑日军。然后，魏杰分出一部分人在山上挖掘战壕，山上石头异常坚硬，用铁锹铲下去，只能铲出一条白印子，无奈之下，战士们只好把石头垒起来，作为屏障。
当天，无战事。
傍晚时分，从高安方向拥来了一大群逃难的百姓，拖儿带女，哭声震天。他们站立在河边，彷徨无计，惊恐不安。显然，日军已经占领了高安县城。魏杰请示上级该怎么办？上级指示不要管，严防日军偷袭。魏杰说：“我当时想了又想，该怎么办？如果去援救乡亲们，日本人突然出现了怎么办？如果不救乡亲们，又于心何忍？”战士们看着悲怆无奈的乡亲们，询问魏杰。魏杰下定决心，说：“我们抗日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救国救民，老百姓有困难，哪能不管？”魏杰分出一半士兵监视日军，另一半士兵护送乡亲们过河。值得庆幸的是，日军没有衔尾追赶。
士兵们将乡亲们送到通往上高的道路上时，日军还没有出现。魏杰知道日军很快就会进攻，高安已失，与之接壤的上高，很快就会遭受日军侵袭。他命令战士们抓紧时间休息，只派出固定哨和流动哨密切注意高安方向的动静。
当天夜晚，平安无事。
天亮后，日军出动了。
老兵们回忆起抗战时期日军的战术，总结出两个特点：一是夜晚日军大部队绝不出动，严格按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作息时间，这是由日军的机械化武器装备决定的，飞机、坦克、大炮利于白天作战，视线开阔，目标明确，却都不利于夜战；二是日军每逢作战，先是飞机轰炸，然后大炮轰击，最后是步兵冲锋。而中国军队由于武器装备落后太多，只能选择奇袭、夜袭和死守，所以付出的代价就比日军惨重得多。
魏杰说，那天东边刚刚出现了一道霞光，日军的飞机就出现了。
在上高会战中，日军拥有飞机百余架，这百余架飞机组成第三飞行团，由远藤少将指挥；而中国军队没有一架飞机，中国空军的飞机早就在抗战之初消耗殆尽。上高会战的两个月后，一个名叫陈纳德的美国人带着一批美国志愿者来到中国。这群美国人带来的，只有68架飞机。而日本当时有多少架飞机？仅仅陆军航空兵就有1500架飞机，而海军航空兵的飞机数量远远大于陆军航空兵。
天空中出现了两架日军飞机，它们在万道霞光中飞过来，银白色的机翼闪闪发光。魏杰判断出这应该是日军的侦察机，因为日军的轰炸机如果出动的时候，一定会像苍蝇一样一哄而上，狂轰滥炸，而侦察机只会一架两架。当年，日军欺负中国军队没有飞机，它们的侦察机和轰炸机出动的时候，从来都没有战斗机护航。
魏杰让士兵们趴在壕沟里，避免被日军飞机发现。一名机枪手要对空射击，魏杰劝告说，飞机飞行极快，要被射中的概率几乎为零，而且还会暴露目标，不划算。
日军的飞机果然来得很快，战士们刚刚来得及俯下身体，飞机就飞到了头顶上，它们在龙形山的山顶上盘旋着，扬扬得意，魏杰看到了机翼上像烧饼一样的膏药旗鲜艳夺目。
飞机在龙形山上盘旋了两圈后，就继续飞向西方。
魏杰让所有人做好准备，他知道战斗很快就要打响了。
不久，天空中出现了日军五架轰炸机，五架轰炸机呼啸着掠过龙形山，将河边壕沟上的稻草人炸飞了，日军错误地将那些稻草人当成了中国军队。第一波轰炸过后，空中又出现了十几架日军飞机，对着龙形山和龙形山周围疯狂投弹，魏杰说：“面对日本人的飞机，我们束手无策，只能在弹坑中跳跃着、躲避着，爆炸的热浪和蒸汽扑过来，我身上的衣服全部湿透了。”
轰炸过后，远处传来了沉闷的声响，是无数双皮鞋一起叩击地面的声音，这是日军进攻的脚步声，那时候的中国军队都穿着草鞋，条件好的能够穿上布鞋，而日军都是牛皮鞋和猪皮鞋。魏杰一声大喝，士兵们像土拨鼠一样，从掩体里钻出来，抖落掉头上、身上的尘土，准备迎击日军。魏杰举起望远镜，他看到日军像蝗虫一样密密麻麻，他们喊着号子，排了队形，队伍中还有一面挑在枪刺上的膏药旗，膏药旗四周行走着几个腰挎指挥刀的日军。这一定是日军的指挥官。
魏杰高声喝叫两名重机枪手，把所有的弹匣都准备好，他用手指着日军的太阳旗，对机枪排张排长说：“一会儿枪一响，你们照着太阳旗玩命地打，把这几个带刀的全打死。”
张排长笑着说：“你放心，狗日的来咱这里，就是送死来了。”机枪排排长的名字已经忘记了，只知道他姓张。
日军慢慢地逼近了飘荡着硝烟的龙形山，他们大喇喇地走着，一二一，一二一，喊着号子，膏药旗在风中呼啦啦地飘呀飘，这种情景很像安徒生童话《坚定的锡兵》中的场景，日军可能没有想到国军会在寸草不生的龙形山上布防，因为这样光秃秃的山岗太不适宜防守了；日军或者想到龙形山上有国军布防，但国军肯定已经在多次的飞机狂轰滥炸下丧失了战斗力，所以他们趾高气扬地、坚定不移地走过来，排着操练队形，而不是战斗队形。
日军慢慢地接近了龙形山，魏杰高喊一声：“打！”士兵们从掩体里一齐露出头来，伸出枪支；重机枪欢叫着，子弹像泼水一样落在了日军整齐的队伍里。日军经过短暂的抵抗后，纷纷向后逃跑。魏杰举起望远镜，再也看不到那面耀武扬威的膏药旗和那几把自鸣得意的指挥刀了。
那几个日军指挥官是多大的官儿，魏杰不知道，但最少也是佐官。
日军逃跑后，魏杰接到了58师师部的电话，说日军已经在正面战线全部退却，应立即发起攻击。魏杰带着士兵们发起了冲锋，他站在山顶向两边望去，看到在视野所及的范围里，到处是仓皇逃遁的日军和英勇追击的国军。他们一口气追赶到了日军驻地，看到几间房屋里，日军的行军锅里还盛着大米稀粥，他摸着锅底，稀粥还是热的。日军逃跑得非常狼狈，连稀粥都来不及喝。
查阅日军资料得知，与魏杰他们交战的，是日军34师团216联队第2大队。日军一个大队有1200人，而魏杰率领的一个连和一个机枪排最多也就200人，1200名日军与200名国军一触即溃，日军34师团的战斗力难道就这么不济？不是的，是因为日军第2大队当时已经意识到，他们陷入了74军58师的包围圈中，如果他们逃得慢了，就会被包了饺子。
34师团216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木下重四郎不知道他面前的对手是一支装备精良的中国军队，他没有料到这场会战日军会败得很惨，也没有料到他的性命会丢在上高城外。
上高县的当地人说，魏杰所战斗的那条河流叫浦水，这里距离上高县城有十多公里。
浦水上有一座五孔石桥，这座桥被称为官桥，官桥边有一条官桥街，上高会战中最激烈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
33师团擅自离去
日军开始上高会战的时候，共有三支作战部队，分别是33师团、34师团、独立混成第20旅团，为什么此时仅剩下34师团？那两支日军在哪里？
中国人对于33师团和它的师团长樱井省三应该很熟悉，因为这是一支和中国多支部队交战的日军。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33师团和日军另外三个师团将中国军队赶入了野人山。
而此时，第一次缅甸战役尚未开始，33师团还在江西与中国军队作战，此战过后，33师团就要在师团长樱井省三的带领下，开往华北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中国军队作战。
按照时任日军第11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在日记中的记载，33师团是在34师团的请求下才参加这场中国称为“上高会战”，日本称为“锦江作战”的战役的。田中新一这个名字，我在前面写到过，他后来担任日军第18师团师团长，在缅北丛林中被孙立人的新一军打得满地找牙。新一军老兵梁振奋曾送给我一张“十八师团关防大印”的拓片，说起过他们缴获这枚大印的情景，我奇怪田中新一的这枚关防大印居然全部是隶书汉字，也许日文中的这几个字和汉字是相同的。
田中新一的日记记载，在“锦江战役”中，34师团表现很踊跃，而33师团则表现消极。其实想来，33师团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再过几天就能够开往华北敌后战场，他们才不愿意在江西与中国军队拼杀，消耗实力，为他人作嫁衣裳，而最后的功劳却都归于34师团。
日军第11军参谋长木下在以后的回忆录中这样写33师团的作战目的：“33师团与34师团相策应，从左侧攻击第70军，将其压制在锦江。”换句话来说，33师团只是将第70军赶到34师团的战线，就算完成了任务。在这场中国军队上下一心，志在必得，国共两党通力协作的战争中，而33师团并不想尽全力。
由于上高会战中日军缺乏统一部署，也由于33师团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于是，在激战正酣的时候，战场上出现了极富戏剧性的一幕——
3月19日，也就是上高会战开始后的第四天，34师团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攻占了距离上高仅有几十公里的高安，日军的汽车再有一小时就能够开进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的驻地上高县。而同一天，33师团击退了中国军队第70军的两个师，将这两个师赶到34师团的战线上后，趁着夜色悄然从战场上撤离。而33师团撤离的凤凰圩，距离上高同样只有几十公里。
天亮后，当被33师团一路追赶的第70军第19师和预九师站在连夜加固的阵地前瞭望，突然发现阵地前空无一人，昨夜夜半还在嘈杂喧嚣的日军突然像屁一样神秘地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第70军两个师的将士大喜过望，他们扭过头来，全力以赴对付已经陷进包围圈却不自知的日军34师团。
日军34师团在上高会战中吃了大亏，原因就在于33师团将第70军的这两个师——第19师和预九师赶到了他们侧背。这两个师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向着34师团全力出击。日军第11军参谋长木下在他的作战回忆中写道：
22日，向毕家前进的师团司令部战斗指挥所，辎重部队和野战医院都遭到了敌人袭击，伤亡惨重。这部分重庆军，就是上面所述的，受33师团压制向南而来的预九师和第19师。据此，第33师团达到的作战目的，势必使重庆军攻击34师团的侧后背。
如果33师团没有将第70军两个师赶到34师团的侧背，情况也不会这样糟。在整个上高会战中，33师团是在给34师团帮倒忙，有了33师团，还不如没有33师团。
第19集团军《上高会战战斗详报》在3月18日有日军33师团与第70军交战的详细记录，而在3月19日就没有了关于33师团的记载。
日军大本营和第11军军部也不知道33师团会从战场上突然消失，知道33师团这种神秘想法的只有师团长樱井省三一人，他带着手下的一万多人一路向东北行走，当大本营和第11军军部知道第33师团擅自离开战场，而34师团被优势中国军队围困的时候，33师团已经在赣北的崇山峻岭中艰苦跋涉了上百公里。日军军官无组织、无纪律的习性由此可见一斑，怪不得抗战时期日本军队中经常发生下级军官胁迫上级军官，甚至刺杀上级军官的情形。
临阵脱逃，这在哪一个国家的军队中都是重罪，甚至是死罪，而33师团师团长樱井省三毫发无损，依旧担任师团长。
在古今中外的战场上，占尽赢面却临阵脱逃的，也许只有33师团和樱井省三这一例。樱井省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33师团擅离战场，第20独立混成旅团在哪里？
战斗力最弱的第20独立混成旅团被中国军队阻击在赣江东岸，早就失去了战斗力，现在，他们由进攻改成了防守，而中国军队已经由守转攻。这支在昆仑关战役中被中国军队打残了的武装，七拼八凑地改编成一支混成旅团，滥竽充数地投放在江西战场，而且独当一面，与势在必得的中国军队作战，日军也太拿自个当腕儿了。
3月19日对于第20独立混成旅团的记载是这样的：日军强渡赣江时，埋伏在江边的第49军26师76团第2营赶到，乘敌半渡，予以重击，歼灭半数，残敌慌乱落船，退守江心沙滩，旋敌约50人，复乘民船四艘前来增援，仍被我击沉，敌大部复落江中，该敌从此不敢再觊觎我赣江东岸矣。第20独立混成旅团的另一支袭击陈家坊，争袭清江城，第49军26师76团另外两个营飞兵赶到，与敌激战，大胜，残敌依据房屋寺观顽抗，遗尸甚众，樟树、清江得以确保无恙。
3月19日是改变战场进程的一天，日军33师团擅自撤离，第20独立混成旅团被打得晕头转向，中国军队当前之敌仅剩34师团。
34师团一路捷报频传，师团长大贺茂也许还在纳闷，为什么中国军队如此不堪一击，而33师团和第20独立混成旅团却裹足不前。大贺茂不知道他是一头扎进了中国军队的包围圈中，他就要大祸临头了。
然而，此时日军34师团尽管进入了包围圈，但是依靠精良的装备，依靠坦克开道，直趋第19集团军司令部所在的上高。19集团军司令部仍然很危急。
大贺茂也明白，即使被中国军队包了饺子，但是只要攻取了上高，摧毁了第19集团军指挥部，就是胜利，外围的中国军队就会不战而退。中国军队尽管将34师团包了饺子，但是没有一副好牙口，仍然难以啃动。
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因为武器落后，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消灭日军的例子很多。最近的就是八路军的关家垴战斗，八路军上万人在彭德怀、刘伯承、陈赓三位名将的指挥下，愣是啃不动山崎大队残敌把守的阵地，而日军大队援兵乘车赶来，八路军最后衔恨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