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困兽一般的34师团不顾一切地冲向上高，像一条撞进房屋里的疯狗一样，中国军队提着枪支从三面痛击日军，像手提木棍痛击疯狗一样。
上高会战从现在开始，才真正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蓝介愚当时在第19集团军司令部任少校参谋，他亲眼见证了上高会战的始末。全面抗战前，蓝介愚是广州一所中学的校长；抗战爆发后，蓝介愚毅然投笔从戎，考取了黄埔军校第12期，毕业后就一直跟随在罗卓英身边，先后参加了上高会战、缅甸战役等重大战事。
1949年2月，蓝介愚跟随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起义。南京军事学院成立后，蓝介愚在高校担任教官，而刘伯承元帅任该校校长。
上高会战前夕，蓝介愚曾经做过一首《赣北战歌》：
天苍苍，水茫茫。
鄱阳湖畔好战场，
赣江两岸阵堂堂。
短兵时相接，长刀映日光。
战时归来饮百盅，
醉将敌血写诗章。
上！上！
南昌还有巍巍的古庐山，
滔滔扬子江。
天苍苍，野茫茫。
上高东北好战场，
锦江夹岸阵堂堂。
挥戈除小丑，弹落阵云黄。
歼灭倭奴三百万，
黄龙痛饮返家乡。
上！上！
紫金山在望。
前头更有巍巍的长白山，
滔滔黑龙江。
时隔70多年后，这首歌曲的曲谱已经失传了，但是仅仅看看这些歌词，就让人血脉贲张，豪气干云，我们仿佛看到了烽烟滚滚的战场，看到了勇士们持枪跃进的雄姿，听到了先辈们奋勇杀敌的呼喊声，嗅到了风中吹送的硝烟气味。
在上高会战前夕，司令部参谋蓝介愚得到了很多情报，这些情报今天看起来特别有意思：南昌的日军调动极为频繁，北上的火车上，每一个窗口上都露出人头和枪支；然而在南下的火车上，看不到人头和枪支。按照这种表面情况判断，日军是北上增兵，要在北面作战。可是，中国军队的坐探得到的情报是，他们夜间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听到北上的火车车身飘浮，声音轻脆；而南下的火车车身沉重，声音沉闷。
中国军队九江的坐探传来情报说：日军要求百姓夜晚关闭门窗，不得向外窥视，但百姓从脚步声中判断出，日军有大部队经过九江；中国军队南昌的坐探传来的情报是：日军大部队乘军舰从鄱阳湖登陆。
这些情报中，就有前面写到的老兵曹立刚提供的情报。
这些看似无关的、互不相连的情报，综合起来，就能够形成一条情报链：日军北上运兵是虚，南昌屯兵是实；九江在南昌之北，鄱阳湖在南昌之东，大批日军在这两地出现，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南昌。各路日军正在向南昌集结，准备发动战争。
1941年3月15日，日军果然兵分三路，从南昌方向出发，向19集团军进攻。
守卫在上高会战第一线阵地的邹继衍提到了日军的炮兵，而守卫在这场会战第三线阵地的魏杰都没有提到日军的炮兵，按照日军的作战惯例，先是飞机轰炸，然后是大炮轰击，最后是步兵冲锋。可是在上高县城附近的战斗中，日军飞机轰炸过后，步兵就直接冲锋，日军的炮兵部队在哪里？
蓝介愚给出了答案。
上高会战前的一个月，19集团军根据情报分析出日军会进犯上高后，就果断地采取了措施。共产党员、上高县县长黄贤度带领三万民众拿着?头和铁锨，将所有的道路都破坏殆尽。日军要修复这样的道路，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漫长的时间，这对于战机稍纵即逝和形势瞬息万变的战场显然是不适宜的。日军迫于无奈，只能选择乡间小路，翻越崇山峻岭，排成一路纵队向上高前进。而遇到陡峭的山崖，日军的马匹都不能通过，更何况大炮。
所以，日军的炮兵部队只在开战之初，对付中国军队外围部队的时候，才发挥了作用，而对付第三线阵地的74军时，炮兵鞭长莫及，汉口日军总部便派出了远藤少将的第3飞行团和一支海空飞行队，前者有飞机120架，后者有飞机50架。这170架飞机充当的是炮兵的角色。
上高会战开始后，各支部队遵照上级指示，渐次抵抗，梯次防守，节节退后，目的在于诱敌深入。然而，由于日军异常凶悍，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扼守锦江南岸的第70军107师（邹继衍所在的那个师）一败涂地，第70军的另一个预九师在经过了一天激战后，收容到的部队仅有六个营。
在第二道防线上，中国军队的第49军26师与日军的第20独立混成旅团缠斗，这支部队，就是抗战老兵朱光第所在的那支部队。
在第三道防线上，尹同道所在的74军57师和魏杰所在的74军58师与日军厮杀。《上高会战战斗详报》中说，会战之初，日军每天行进60华里。
日军开始进攻的时候，第19集团军司令罗卓英在江西吉安，吉安距离上高有将近400里，罗卓英闻听战事已开，昼夜兼程从吉安赶往上高；副司令刘膺古和74师58师师长廖龄奇都在南岳衡山接受培训，廖龄奇此时还生病。上高会战初期的指挥官其实是第19集团军参谋长罗为雄。蓝介愚说：“罗为雄一向未经战阵，前线败退后，脸色苍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常以电话壮他的胆：‘不要害怕，敌人是扫荡战，打了还会回去的。’”
罗卓英一回到上高，两小时后就召开会议，研究战局动向，有说坚守上高的，有说撤离上高的，各抒己见，各不相让，而罗卓英则说：“上高以西无险可守！”当时是夜晚八时。
南昌位于上高东面，中国军队要撤退，只能向西撤退。如果向西，则会被日军一直赶到长沙，对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指挥部构成威胁。
夜晚10点，会议还在继续，但已决定了坚守上高，让各参谋电话通知各部队。第74军参谋长陈瑜在电话里反对固守上高，罗卓英快步上前夺过电话训斥道：“你是谁？是陈参谋长？作战期间，讲话不准牢牢骚骚。”
第二天，朱光第所在的第49军26师得到了李天霞带领的第74军51师的支援，迎头痛击第20独立混成旅团，斩获甚众。邹继衍所在的第70军107师冒着倾盆大雨向上高方向疾进。尹同道和魏杰所在的第74军57师和58师互成掎角之势，形同铁叉，要将34师团叉一个透心凉。
战争开始进入相持阶段。
3月22日晨，第20独立混成旅团分出了一个联队，突然回窜锦江南岸，袭击上高侧背，司令部特务营拼死抵抗。
在上高会战极为激烈的时候，74军参谋长陈瑜劝集团军司令罗卓英赶快撤出上高县城，罗卓英大声呵斥陈瑜，并且派中将总参议陈襄前往74军督战。王耀武看到陈襄，明白罗卓英的用意，他赶紧打电话大声对罗卓英保证说：“请总司令相信我，我是能够贯彻您的命令的。”罗卓英一面激励王耀武，一面从特务营抽出第2连去增援74军。
一个军，居然需要一个连去增援，说明当时的战斗有多艰苦。
特务营去了一个连，仅剩下两个连，两个连要与一个联队的日军交战，兵力明显不够，罗卓英又打电话让李天霞从51师抽出一个团，15分钟内跑到锦江南岸击退第20独立混成旅团这个联队。
李天霞派出一个团，击退日军这个联队。
锦江南岸暂保无虞。
游击式防御战术
然而，57师和58师却激战正酣。
双方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互相胶着。57师师长余程万打电话向军长王耀武请求援兵，王耀武手中已无援兵可派，他知道向罗卓英也要不到援兵，罗卓英在司令部最危急的关头，把一个特务连都划拨给他了。王耀武在电话里对余程万说：“必须固守上高，失了阵地，提头来见。”
这天黄昏，57师的阵地被日军攻破，师预备队也被日军击退，日军沿着阵地缺口，蜂拥进入上高城，上高城眼看就要失守，在此危急关头，余程万派出敢死队，手舞大刀冲了上去。双方在城墙下激战一个时辰，敢死队终于击退了敌人。
是夜，月色朗润，照着城墙下一眼望不到边的死尸。
57师在激战，58师也在激战。
58师代理师长张灵甫的师部驻扎在官桥街，官桥街距离上高仅有15公里。
和那个时候国军将领惯用的挖掘壕沟坚守不一样，58师决定变换战术。如果将58师有限的兵力放在正面阵地上，与武装到牙齿的机械化日军硬碰硬，58师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的；而且，漫长的长达十公里的战线，58师需要在每一个点上都设防，而日军只会攻击一点，在这一个点上，集中兵力的日军像锥子一样轻易就刺穿了58师的防线，而58师其他地方的兵力想要回援这一个点，哪里还来得及？
58师不愿意这样被动坚守，他们要化被动为主动。在战场上，如果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牵着对方的鼻子走，那么就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
可是，日军在进攻，58师在防守，又如何能够牵着日军的鼻子。
58师想了一个好办法。
58师下辖172团、173团、174团。
大敌当前，58师只派出了174团一个营去迎击。日军在前进，这个营也在前进，双方相向而行。
一个营如何能够抵挡如狼似虎的日军34师团？这明显是以身饲虎。任何人都能看出这是一着“臭棋”。
然而，58师还嫌不够，又将这一个营分成了九个排，让58师的先锋部队以排为单位迎向日军。
这无异于以卵击石。
58师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58师不愿意在十公里宽的阵地上平均投放兵力，把阵地当成一把破扇子，日军的刺刀一捅就会捅穿；58师只放出了一个营的兵力作为尖刀，寻找日军的刺刀，另外的部队在干什么？在阵地后面睡觉。
这一个营，这九个排，像章鱼的九根触须，伸出了很长很长，寻找着日军的进攻方向，他们不是去与日军决战，而是侦察日军的动向。一旦有一根触须碰到了日军，其余的触须马上缩回来，与后方的大部队做好准备，迎击日军。
原来是这样的。58师派出的这一营人马，不是前锋部队，而是侦察部队。
日军把自己当成了锥子，58师也把自己当成了锥子，这是一场锥子与锥子的战斗，不是锥子与扇子的战斗。
与58师作战的日军是34师团216联队。
抗战时期，日军的一个师团编制相当于中国军队一个军，中国军队一个军下辖三个师，日军一个师团下辖三个联队，那么日军一个联队的编制也大约相当于中国军队一个师；一个师下辖三个团，一个联队下辖三个大队，那么日军一个大队相当于中国军队一个团。
日军34师团216联队的先锋是第2大队，大队长名叫木下重四郎。
5月20日凌晨，木下重四郎率领着第2大队浩浩荡荡地向官桥镇杀奔而来，在一个名叫交椅山的地方与58师一个游动侦察排相遇，侦察排依靠有利地形与日军一个联队发生激战，并派人飞速向后方传递情报。然而，在强大的日军攻击下，侦察排再骁勇善战，也不是对手，侦察排如果拼死抵抗，于事无补，白白搭上自己的性命，他们不会做这样折本的生意，他们节节抵抗，退守到了玛瑙山。
坚守玛瑙山的，是58师172团2营第6连和3营第8连。
两个连，要对抗日军一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团的兵力，战况注定是惨烈的。
木下重四郎很快就发现面前的国军数量稀少，他命令日军步兵在当面攻击，骑兵从后路包抄。玛瑙山很矮小，南方的很多山都很矮小，号称“天南第一柱”的广州白云山，也仅仅300多米高。玛瑙山更为矮小，日军的骑兵可以骑着马一直冲到山顶上。两个连的中国军队在玛瑙山上殊死抵抗，以便给后方的部队调兵遣将、安排布防赢得时间。
就在这两连中国军队与日军一个大队激战的时候，58师派出的另外八个侦察排，飞速向玛瑙山后的防御阵地集结，而早已经养精蓄锐的58师其余部队，像渔夫一样张开罗网，等着鱼儿游进来。张灵甫判断出，日军是向官桥方向进攻，妄图打开从官桥通往上高的通道。
中国军队两个连从早晨一直坚守到了中午，日军一个大队没有前进一步。午后，日军九架飞机飞临了玛瑙山上空，对着矮小的玛瑙山倾泻了上百颗炮弹，接着，木下重四郎命令日军再次发起攻击，可是，仍然遭到了中国军队的迎头痛击。
战斗一直进行到黄昏。
黄昏来临了，两个连的中国军队已经抵挡了日军12小时的进攻，而就在这宝贵的12小时里，58师完成了集结。两个连开始撤退玛瑙山。
玛瑙山战斗，第8连连长雍徵先壮烈殉国，第6连连长张才根身受重伤。两个连阵亡80多人。而日军死亡的更多。
木下重四郎在58师主阵地上，最先遇到的是172团，团长名叫王伯雄。
王伯雄面对冲来的日军，集中了全团所有的轻重机枪，对着敌群疯狂扫射。木下重四郎在王伯雄面前没有找到丝毫便宜，便想绕开王伯雄的172团，在距离官桥1.7公里的万子桥上过河，迂回进攻官桥。
木下重四郎在迂回，中国军队174团也在迂回，木下重四郎想迂回进攻官桥，174团想迂回包围木下重四郎，就这样，174团与木下重四郎的216联队第2大队像一对恋人一样在万子桥上意外邂逅，不期而遇。
狭路相逢勇者胜，174团猛打猛冲，和日军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714团战士专打带指挥刀的，216联队第2大队很快就被击溃，而木下重四郎在国军第一波攻击中就被无数枪弹打成了筛子。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作战史室编写的《锦江作战》这样描述当日的战事：
步兵216联队第2大队木下少佐指挥部队开始准备渡泗水时，在官桥东面一点七公里的万子桥遭到阻击，木下第一个战死，该大队的指挥力量立即下降。接着，在渡河开始全部山炮不停地射击，在炮火的旁边与成群的敌人应战。
日军这里所说的“山炮”，应该是74军的山炮，因为江南梅雨天气，道路泥泞，而且所有大路小径都被中共地下党员、上高县县长黄贤度率领的三万民众挖断，日军的大炮无法运至前方，日军只能用飞机代替大炮进行攻击。
《上高会战战斗详报》对这一天的战斗是这样写的：
激战至14时许，日军陆续增达2000余，并以一部迂回到黄蜂岭侧背，中国军队从早晨战至夜晚，敌人的阴谋终于没有得逞。另一路，敌主力万余于今晨集结龙潭圩附近后，以一部千余，于12时许，在九架飞机掩护下，经石坑、墓田圩向我58师172团官桥街附近阵地猛扑，该师即以174团由左翼向敌迂回，进占交椅山、上斜岭向南侧进，威胁敌后，激战至黄昏，双方伤亡惨重，旋敌主力赶至增援，向我左翼实施反包围，我以态势不利，趁夜撤入泗水西岸主阵地。
58师放弃了官桥，趁夜渡河，来到了泗水西岸。
一条河流挡住了日军西进的脚步。
中国军队的主动撤退，让34师团师团长大贺茂错误地认为面前的军队不堪一击，攻占上高只在“弹指一挥间”。
大贺茂太骄傲自满了。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一刻，大贺茂已经为34师团埋下了灭亡的种子。
自开战至今，34师团节节胜利，骄横的大贺茂认为：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皇军穿着牛皮鞋的牛气哄哄的脚步，天气挡不住，泥泞挡不住，中国军队的阻击也挡不住。
此时，大贺茂的左右翼都已空虚，樱井省三的33师团认为成功在望，已经撤退到了遥远的几百里之外；第20独立混成旅团被李天霞的74军51师和宋英仲的第70军107师阻击，举步维艰。按照常规，大贺茂无论如何也要等到第20独立混成旅团在击败中国军队后，再左右呼应，对上高进行钳形攻势。可是，大贺茂太相信自己的能力了，他认为仅仅凭借34师团，就能够拿下上高城。
就这样，大贺茂像一头莽撞的大犍牛，一步步踏进了伏击圈，而他竟浑然不觉。
打仗，仅有二杆子是不行的，还要有脑子。
34师团被包围
在上高城外，阻击日军第20独立混成旅团交战的，不只有李天霞的74军51师，还有其他部队，邹继衍的第70军107师320团第1营就参加了战斗。《上高会战战斗详报》中有这样一句话：“51师李师长指挥107师由刘公庙、太阳圩、灰埠之线东攻，务将该敌歼灭之。”李师长是李天霞，这说明，当时，担任攻击日军第20独立旅团的总指挥是李天霞，邹继衍所在的部队是归于李天霞指挥。
李天霞的部队给邹继衍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上高战役首先与日军交锋的是邹继衍的部队，他们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渐次撤退后，在高安附近休整了一天，突然接到了司令部的命令，让他们火速开进，保卫上高。
邹继衍带领着残缺不全的1营人马，征尘未洗，就在午夜时分出发了。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在空中没精打采地摇摇欲坠，道路湿滑，稍不留意就会摔倒。战士们一个牵着一个，像陕北的说书盲艺人一样在午夜的旷野跋涉着，满身泥水。邹继衍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行进途中，不断碰到友军，其中有的是刚从前线作战受损撤到后面休整，有的是从这一地段调到另一地段堵击的，还有大批是从后方赶来合围的。真是人马辐辏，比肩接踵。这些部队，大部分属于杨森部队的川军，还有一部分滇军。天明以后，我看到当中很多队伍，大都衣服破烂，军容欠整，武器装备杂乱陈旧。”
这支部队一直行进了27小时，从午夜一直行走到了第二天下午3时，整整27小时里，他们没有埋锅造饭，饿了，就抓一把已经被雨水泡湿了的饭团，塞进嘴巴里；渴了，就用手舀起地上的积水。那时候，他们能够饿着肚子连续暴走27小时，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意志和毅力。
我在采访当年参加上高会战的74军57师炮兵排长尹同道的时候，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20多天没有吃过一餐饭。”
没有吃饭，那么依靠什么充饥？尹同道说，炊事班把大米炒熟，灌在干粮袋里，饿了，就抓一把吃，就是这样，还不敢多吃，吃完了就没有了，会饿肚子。
下午3时，邹继衍带领着1营人马来到了一个两山夹峙的山垭前，这里有74军51师的一个营把守。邹继衍出示了参与上高会战的命令后，这个营才放他们通行。
74军51师的这个营给邹继衍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以非常羡慕的笔触写道：“我见该营官兵精神饱满，军容甚壮，他们使用的武器，步兵是清一色的中正式步枪，每连有捷克造轻机枪九挺，还配有六〇炮、榴弹炮，机枪连配有马克沁重机枪六挺，每连有战斗兵156名。”
一个连有九挺轻机枪，六挺重机枪，还有六〇炮和榴弹炮，这样的装备实在是够好。34师团师团长大贺茂竟然在这样的装备齐整的中国军队面前骄傲自满，不知道是孤陋寡闻，还是自我膨胀。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作为师团长的大贺茂只知己而不知彼，如果再不失败，就没有天理了。
大贺茂的目的是攻占上高城，攻占上高城，就彻底摧毁了第19集团军司令部，斩杀第19集团军司令罗卓英。抗战至今，日军还没有摧毁过国军集团军级别的司令部，而此前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集团军司令，也只有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
大贺茂要建立不世功勋。
大贺茂认为形势对他极为有利。
第19集团军司令部就设立在小小的上高县城，司令罗卓英也在上高县城，而他的指挥部此时距离上高仅有十公里，前锋还一度攻进过上高城墙，被74军57师敢死队抡着大刀片赶出来了。在上高县城周围，攻城的日军人数和守城的中国军队人数相当，中国军队有大炮，但是日军有飞机，飞机的杀伤力远远超过大炮，大贺茂认为他握有胜算。
大贺茂千算万算，但是漏算了一点：中国军队不仅仅前面的上高有，而且四面八方都有，这是一个口袋阵。
自上高会战开战以来，中国军队步步退守，中国军队的诱敌之策让大贺茂一步步走进了设置好的陷阱里。但在大贺茂的眼中，他认为中国军队是在节节败退，他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
中国军队像弹簧一样，被34师压到了弹丸之地上高城外，当弹簧被压到最小的时候，它积蓄的力量也是最大的。
大贺茂带领的34师团在上高外围与74军57师和58师激战昼夜，吃了大亏，他直到现在才发现中国军队布防在第三线的74军和布防在第一线和第二线的军队完全不一样。日军像潮水一样冲向上高城，而57师和58师像堤坝一样岿然不动，让日军的攻势化为虚无。74军的另外一个师51师，正在与第20独立混成旅团激战。
在碰出了满头疙瘩后，大贺茂终于明白自己遇到了劲敌。
大贺茂呼叫日军第三飞行团司令远藤少将，急派飞机增援。
日军的飞机出动了，一时间遮天蔽日。远藤少将除了派遣轰炸机外，还亲自坐着一架飞机飞临上高城外，向大贺茂空投了一封信件。
远藤少将没有想到，这封溜须拍马的信件没有飘落到大贺茂的手中，而是飘落在了中国军队阵地，被送到了罗卓英的手中。
这封信件是这样写的：
上高占领，迂延时日，敌军整顿态势，后方扰乱，亦渐活泼，希望迅速占领后即转移……
从这封书信中能够看出，远藤少将越俎代庖，给大贺茂出谋划策，让大贺茂占领了上高后，就赶紧退出，以免前功尽弃。
远藤少将很搞笑，你怎么知道大贺茂就能够占领上高？
罗卓英从这封书信中读到了另一种内容：大贺茂的目的是要占领上高。
日军的作战目的明确了，形势一下子明朗了。
罗卓英立即命令外线的所有军队，火速向上高集结，将34师团包围并歼灭。除此之外，罗卓英还密令各部队组织敢死队，夜袭日军，争取活捉大贺茂。大贺茂想斩杀罗卓英，罗卓英想活捉大贺茂，两个司令官想要将对方的最高指挥官置于死地。罗卓英的这封电报编号9714，内容如下：
据确报，被困于官桥南茶罗一带之敌，内有敌卅四师团大贺师团长以下重要军官，兹职为彻底歼灭该敌，获得光荣战果，着各部迅速合编奋勇队，于本感夜向官桥查罗之敌猛扑，兹将奋勇队编组及给与办法开列如下：（甲）参加攻击队伍以师为单位，各奋勇队一百至三百名；（乙）被选为奋勇队之官兵除每人先发一次荣誉金官一百元，兵五十元外，能有俘获时再予特奖；（丙）俘敌师团长赏洋五万元，旅团长两万元，联队长一万元，大队长五千元，中队长二千元，小队长以下军官一千元，士兵三百元，联队旗一万元，完整大炮一门一万元，其余照规定加倍给奖；（丁）奋勇队官兵之伤亡抚恤标准，照晋一级请恤申报核备，罗卓英感核植印。
这封电文中的“奋勇队”，就是敢死队。
34师团师团长大贺茂在什么地方，罗卓英居然一清二楚，我们不能不佩服当时出色的情报工作，而传递情报的是谁，是中共地下党员黄贤度领导的上高县民众。当地的百姓说，日军到了哪里，黄贤度掌握得清清楚楚，马上给部队通知。
一个师组织一支敢死队，而不是一个营一个团，说明仗打到了这个份上，一个师的有生力量也没有多少了。俘获师团长大贺茂奖励五万元，俘获联队长奖励一万元，而缴获一面联队旗帜也是奖励一万元，日军每支联队的旗帜都是天皇亲授，整个联队将旗帜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日军一个联队不是战至最后一个人，是不会烧毁旗帜的，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军队没有缴获到日军一面联队旗帜，只在腾冲战役和松山战役中，逼迫日军烧毁了两面联队旗帜，此后，这两个联队的番号被永远从日军的编制中抹去。
邹继衍在上高激战中看到了日军蝗虫一样的飞机，他用“虽在黑夜，仍然枪炮轰鸣，响彻终宵”来描述当年战争的激烈。按照惯例，日军白天进攻，夜晚宿营。常德保卫战和衡阳保卫战都是这样的。而现在，日军被裹在了中国军队的包围圈中，想不想打不是由他说了算，而是由中国军队说了算。
尹同道说，那些天一直在打，一直在转移阵地，拉着大炮不停地走。刚开始是因为不明日军的进攻方向，炮兵只能在后方防守；等到看清了日军是要进占上高后，炮兵就向上高城疾进；大炮对着日军轰了一阵后，日军转移，大炮也要跟着转移；日军走到哪里，大炮就要跟到哪里。要搬运大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场1941年春季的战争中，在这场江南梅雨天的惨烈厮杀中，日军仰仗的是飞机，国军仰仗的是大炮。“不停地打，不停地走，拉着大炮，绳索都把肩膀磨破了，脚都走肿了，衣服汗湿了，又暖干，再汗湿了，又暖干了，20多天没有吃过一餐饭，没有洗过一次澡，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浓烈的臭味，离老远就能闻到，一停下来，苍蝇就围着满身飞。”
尹同道所在的74军与日军激战的时候，邹继衍所在的70军和49军在侧后对34师团进行了合围，邹继衍曾经站在高处看到了当年战争的一幕。
邹继衍眼中的上高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上高城池的东面、西面、北面都是山峰，南面则是锦江。三面临山、一面临水的上高城，绝对是天堑。想当初罗卓英把司令部设置在这里，就是因为上高在江南水乡平畴漠漠中的独特地势，而34师团师团长大贺茂最终吃了败仗，就因为没有考虑到上高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
《孙子兵法》中早对地形有过解释：“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上高城应该是孙子所说的六种地形中的第五种：险者。孙子对这种地形有这样的解释：“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意思是说，如果遇到险地，我先占据了，一定要占据高处迎击敌人；如果敌人先占据了，就赶快离开，不要攻打。
上高这样的险地，已经被罗卓英占据了。孙子都说了，遇到这种情况就不要攻打，而大贺茂还要攻打，能不败吗？
《孙子兵法》对将帅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能够利用地形打仗的，才是上将，才能取胜；不能利用地形打仗的，是庸将，是要吃败仗的。
要与日军作战，先要登上上高城三面的高山，而日军34师团全部布置在上高城南面的锦江南岸一望无际的田畴上。也只有这些阡陌纵横的水田，才能摆放数万兵力决战。
邹继衍是在拂晓带领着1营人马登上上高城外的山顶的，至于是哪面的山岭，他没有说。邹继衍在向山顶上攀爬的时候，日军已经开始了对上高城的攻击，喊杀声如同滚雷一样，相隔着一道山岭也能听见，硝烟弥漫，像云朵一样在山顶上缭绕不散。太阳刚刚升起来，看到鲜血流淌的战场，也惊悸一般地躲进了云层里。从南昌方向飞来了日军的飞机，先是二三十架，后来增加到了上百架，日军飞机像蝗虫一样，在上高城的上空盘旋飞舞，俯冲轰炸，上高城变成了一片火海，能燃烧的都已经燃烧了，能倒塌的都已经倒塌了。在倒塌的废墟中，站起来的中国军人抖落掉身上的泥土，挺着枪支钻出了火焰，向城外扑去。而在上高城外，日军沿着已被轰炸得崎岖不平的道路向城里进发，他们枪上的刺刀像丛林一样闪着寒光。
邹继衍说，他眼看着上高城被炸得浓烟滚滚，一片火海，日军的炸弹落在上高城里，炸得地动山摇，震耳欲聋，“这是我参战以来所仅见的。”而上高会战战报也显示，此次战役日军出动飞机之多，“为上海战役之后所仅见。”上海战役，就是我们历史书中常说的淞沪会战。
站在山上的邹继衍都感到震耳欲聋，上高城里的74军57师更是处境危急。57师炮兵尹同道说：“飞机投掷的炸弹就在身边爆炸，刚开始还能听到爆炸声，后来就听不到了，耳朵已经没有了听觉，眼睛紧紧地盯着山下的日本兵，不停地填装炮弹，不停地发射。飞机炸弹爆炸的气浪将我掀翻了，我顾不得查看身上有没有伤，爬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拉着大炮赶快换个地方。大炮发射了几发炮弹后，就暴露了目标，飞机会来轰炸，需要赶快转移阵地。日军的攻击被打退后，我坐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全身软得像稀泥。看到旁边有人的嘴巴在动，但就是听不见，过了很久很久，才能听到对面人的说话声，像苍蝇叫一样。”
中国地下党员王道平当年在县政府任职，他在战后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长留浩气满乾坤》。这篇文章写到了他所看到的战场情景：
我方战壕挖好了又炸平，炸平了又重挖，整个山头几乎被炸弹碎片翻了过来。在血肉与泥土互相搅拌、互相渗透的土地上，士兵们正在抢挖战壕。他们满脸都是烟尘和鲜血，牺牲的同志身上棉衣被炮火撕裂成缕缕碎片。没有炸倒的树木，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和大枝丫。在树丫上，牵挂着被炮火炸起的衣带破布、残肢断手和血污的人头，在呼啸的早春寒风中摇摆。
王道平还在一次劳军中看到了74军军长王耀武，他这样写道：
军长一直守在指挥所里，桌上摆着几架电话机，还有作战军事地图。由于战斗紧张，电话特别多，无法安静休息，使得这位军长整个下颌红肿，声音嘶哑，他的食指和中指，因为时时标示地图而磨破了皮，血迹殷殷。
邹继衍站在山顶上，看到了中国军队与日军短兵相接的一幕，他说：“等到敌人的步兵冲锋到了有效射程，设置在战壕、山洞里的各种轻重武器，一齐打响，子弹就像泼水一样撒向敌群；配备在后方的远程炮、大口径火炮，也紧跟着发出吼声，进行地毯式轰炸。日军眼看上高城近在咫尺，就是无法再上前一步，这场恶战持续了12小时。”
守卫上高城的57师，就是后来在常德保卫战中被人们称为虎贲师的57师。然而人们只知道57师的常德保卫战，却不知道57师的上高保卫战。57师，人称虎贲师，这个称号是从成功守卫上高时赢得的。
“虎贲”来源于《书经》中的《牧誓》篇。这篇文章中有这样的句子：“武王有戎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此后，人们就把历朝历代英勇无敌的军队称为虎贲师。
余程万任师长的57师有四个团：169团、170团、171团，另外还有一个野补团。上高城正面的攻防极为狭窄，双方都不能在这个面上投放更多的军队，余程万只派一个团与日军交锋，其余的三个团在后休息。过一段时间，再更换正面交锋的这个团，四个团轮番固守，让余程万手中有了充裕的兵力，应付自如。而反观日军，大贺茂则是命令日军一拥而上，蚂蚁一般的日军暴露在了57师的火力之下，像排着队接受宰杀的羔羊一样。
攻打上高城的日军有多少？当时，潜伏在草丛中的中国军队情报人员提供的数据是，日军通过锦江上的一座石拱桥时，排成纵队前行，一直行进了七小时，后队还没有过完。我们可以做一道算术题，考虑到乡间的石拱桥比较狭窄，就以日军惯常采用的四列纵队计算，每列纵队通过潜伏人员眼前需要三秒钟，那么一小时内通过1200列4800人，七小时通过的就是30000人以上。事实上，当时日军在上高会战一开始投入的是两个师团一个旅团共计五六万人，樱井省三的33师团中途离开，日军在第一线和第二线并没有损失多少兵力，用来攻打上高城的兵力肯定在30000人以上。
余程万坚守上高城长达两天一夜。
余程万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军政部长何3680密电，本师铣日与南昌之敌激战旬日，于上高以东地区，本师首当其冲与敌主力周旋昼夜，以拉锯肉搏凡五次，几濒于危……
从余程万给何应钦的电文中可以想到当日战况的激烈。
上高会战时，当时的所有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这一战况，上高会战结束后一月，报纸上还能见到关于上高会战的报道。从这些即时报道中，能够看到当时战争的真正情况。但是，为了避免被日军侦悉中国军队各部布防情况，当时报纸上所有中国军队的部队番号全部以某某代替。然而，时隔70年后，从这些报道中，我们依然能够闻到浓浓的硝烟味。
曾天耸是马来亚（注：马来亚是马来西亚独立前的称呼，独立后才叫马来西亚）华侨，祖居广东梅州，练就一身好武艺，祖父、父亲都在马来亚经商，家境异常富裕，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曾天耸就是一个标准的富二代。日军全面侵华后，曾天耸回到梅州家乡，踊跃参军，报效祖国，担任机枪手，每战必奋勇争先，杀敌甚众，1940年8月升为排长。上高会战中，曾天耸带着一排人防守一个叫经楼的地方，进犯的是日军少尉宫内同明率领的一队日军。双方激战时，曾天耸带着一排人与日军展开肉搏战，他挺着刺刀纵横挑杀，毙敌八名，其中包括日军少尉宫内同明。后，因为气力衰竭，中弹身亡，死前还在对搀扶他的战友大声疾呼：“我杀了八个鬼子，值了！你们不要管我，快去追击。”
杨义清是一名班长，此战立有战功。一天，30多名日军逃到了一个叫作刘村的村子里，躲在了一座砖墙大院里，关起房门，负隅顽抗。杨义清将全班手榴弹集中在一起，隔墙扔进，30多名日军全部死亡，杨义清缴获了两挺机枪。
李洪坤也是一名班长，带着十几个士兵在一个名叫邓村的地方防守，午夜时分，看到有一名日军指挥官骑着白马在阵前出现，李洪坤将白马击毙，日军指挥官从地上爬起，仓皇逃窜，李洪坤与日军指挥官对射，左臂被击伤，他顾不得包扎，继续追击。后来，出现了十余名日军，而李洪坤的十余名士兵也赶来了，双方发生激战，日军被打退，残敌五名逃入了一座民宅里，包括那名指挥官。李洪坤向屋里扔进了两颗手榴弹，五名日军全部毙命，检查尸体，那名指挥官是一个中佐。弟兄们纷纷向李洪坤祝贺，李洪坤说：“这个鬼子军官真倒霉，他碰到了我这个不怕死的。”
李才是桂林人，在部队里做伙夫，练过武术，力气很大。上高战役中，因为中国军队伤亡过大，杂役兵——伙夫、马夫、公役等都派上战场，李才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在石头街阵地上，李才与敌军拼刺刀，一口气连杀三名鬼子，他笑着对同伴说：“听说鬼子拼刺刀厉害，我看也不怎么样。”他收拾地上日军的枪支时，被埋伏在草丛中的日军掷弹筒炸死。
《江西民国日报》1941年4月24日曾刊登了一篇《赣北劳军记》的文章，它写到了某师师长某某某，重创池田旅团。这位某某某师长讲到两件事情，流下眼泪。第一件是：一位士兵与日军白刃肉搏，彼此互以刺刀插入对方腹部，相持不下，终至气绝身死，犹屹立不倒；另一件是：有一个华侨子弟任排长，有万贯家产，家人屡促回去，毫不为动，每战必身先士卒，此战壮烈殉国。
池田旅团，就是第20独立混成旅团，而重创池田旅团的，则是74军51师师长李天霞。这位某某某师长，必是李天霞无疑。李天霞所说的那个华侨子弟，应该就是曾天耸。
国共合作的经典战例
74军与日军作战，而邹继衍所在的70军只能在山上观看，每当看到战况极为激烈的时候，他就向上级请战，但每次都遭拒绝。
74军在浴血奋战，而70军在袖手旁观，为什么这样做？罗卓英怎么想的？当时70军的将士们都想不通，他们只能站在山上大声呐喊，为74军助威，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是上级不让他们下山一步。
战后，人们才明白了，上高城外的战场只有那么大，有再多的兵力也难以摆放，只能白白地给日军的飞机当成靶子。罗卓英是让邹继衍所在的70军养精蓄锐，让实力最强的74军逐渐消耗日军34师团的锐气。等到合适的时机，70军再出击。
何时是合适的时机？是对34师团包围圈形成的时候。
3月24日，这是34师团大贺茂对上高城最后的舍命一搏。
这天早晨，一轮血红的太阳升起来，照耀着弹丸小城上高，也照耀着城内城外中日两方几万名士兵。大贺茂将被74军51师击溃的20旅团仅剩的3000人编成一个大队，与34师团合兵一处，向上高城全线进攻。阵地上短兵相接，无论是中正式步枪还是三八大盖，在打完一发子弹后，都来不及装弹，双方的士兵就缠在了一起，用刺刀、用砍刀、用拳头、用牙齿，用最原始的武器和最原始的本能与对方搏杀，第19集团军司令部少将李翰卿带领着57师敢死队，一人一把大刀片，一字排开，对着每个扑上前来的日军狂砍，刀光映着日光，血色染着曙色，煞是好看。日军的手臂和鲜血四散飞溅，尸体摞了一层又一层。敢死队里有人阵亡，马上又有后面的人补充上来。地面上都是血迹，黏稠的血迹像牙齿一样咬住了他们的鞋只，让他们挪不开脚步。在中国军人的大刀片面前，日军终于胆怯了、退却了。
仅仅在这一天，日军就在上高城外丢下了2000多具尸体。
我在一份《陆军第74军第57师上高会战忠勇官兵表彰表》中看到，最高统帅部表彰的第一个人不是57师师长余程万，而是李翰卿，足以说明李翰卿在关键时刻所起的作用。
上高战役结束后，李翰卿又率队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依旧带着敢死队向日军阵地发起攻击。在与日军的肉搏战中，他身上多处负伤，血流不止，仍指挥敢死队与日军拼杀，最后血流殆尽，壮烈殉国。
黄昏时分，各路中国军队已经聚集在了上高城外，对日军形成了包围，日军被赶进了一个南北长十里，东西长30里的椭圆形包围圈中。
邹继衍说：“当天夜晚6时，上面发出了攻击命令，所有合围的部队，立即向当面之地发起进攻，守城的后备军，也从城郊分路出击。日军抱头鼠窜，纷乱后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