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袭是29军大刀队的专利，别人岂能复制？
长城抗战留下了很多传奇。
遵化城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说，当时29军每个师都有一支大刀敢死队，每支500人。大刀敢死队把日军吓破了胆。有的日军一看到大刀举起来，就扑腾一声跪下去，嘴里连声叫着“爸爸，爸爸”。等于是让29军饶了他。29军不饶，还是一刀剁了鬼子的头。还有的日军跪在地上，吓得眼睛一闭，嘴里咕噜不断，翻译成中国话就是：“我不想打仗，我不想打仗。”也有的说：“我是朝鲜人，不是日本人，饶命饶命。”
日本在侵略中国前，已经占据了朝鲜，日军就从朝鲜征兵来侵略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军队的大刀名扬海外，美国大兵看到大刀对日军极强的威慑力，也在一些军队中装备这种杀伤力极强的武器。在太平洋的硫磺岛战役中，六万美军中的一部分装备了大刀，而美式大刀完全就是中国大刀的翻版。据说，后来美军感到大刀劈杀日本人太过凶悍，而且还需要中国式的武术技巧，而不再在军中装备大刀。
29军如此凶悍，得之于他们平时严酷的训练。38师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模范师，38师的训练方式也推广到了29军。
张自忠长于练兵。
29军38师一直驻扎在北方，有时还驻扎在塞外，夏季酷热难耐，冬季滴水成冰。只要没有战事，38师每天急行军几十里。冬天，在最寒冷的午夜，38师每个人要在规定的最短的时间里，凿开坚硬的铁板一样的冻土，挖掘出可以屈伸作战的散兵坑；夏天，在最炎热的午后，38师每个人都要赤足走在滚烫的沙漠上。下大雨的时候，38师在雨中冲锋，完成队列操列；下大雪的时候，38师赤足走在积雪中，锻炼意志。而每次训练的时候，张自忠总是手持教鞭，走在最前面。
这种练兵法，与中国武术中的“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如出一辙。
而且，天气再冷，38师也只能穿一件棉衣，棉衣里是短裤背心；天气再热，38师也不能解开纽扣，不能摘掉帽子。
张自忠说：“战争之事，或跋涉于冰天雪窟之间，或驰骋于酷暑恶瘴之乡，或露营于雨雪，或昼夜行军。寒不得衣，饥不得食，渴不得水。在枪林弹雨之中，血肉横飞，极人世所不见之惨，受恒人所不经之苦。这种精神和体力，非于平时养之有素，练之有恒，岂能堪此。兵之宗旨，以能效命于疆场为归属，应于平时竭尽手段，以修养其精神，锻炼其体魄，精娴其技术，临阵才能有恃无恐。故习劳忍苦为治军之第一要义。”
大刀进行曲
张自忠一向强调官兵一致，他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呢子将军服只在从容就死的时候才穿上了。他和士兵吃一样的伙食，修筑工事的时候，和士兵一起抬土、挖坑……
几年前，我在河北省迁西县的喜峰口战场故地，见到了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碑，抄录了《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碑记》，碑记是这样写的：
喜峰口，古称兰陉，位于迁西北部，奇峰耸峙，险要天成，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公元一九三三年初，日军侵占热河，进逼平津，长城抗战全面爆发。宋哲元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临危受命，开赴喜峰口一线，据险抗敌。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亲临前沿，指挥督战；一零九旅旅长赵登禹身先士卒，裹伤陷阵。全军将士挥舞大刀，浴血拼杀；关内民众舍生忘死，奋勇支前。硝烟弥漫，日月因之失色；刀光闪烁，倭寇为之胆寒。自三月九日起，战数昼夜，毙敌五千余。日酋哀叹：“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荣誉尽丧于喜峰口外！”捷报传开，举国振奋，《大刀进行曲》由此诞生，唱彻华夏。
长城抗战，浩气长存；中华神威，永光万世！
然而，29军的英勇抗战，难以扭转整个长城抗战的不利。
4月10日，日军分路进攻长城界岭口、冷口、喜峰口，及古北口内之南天门，并以大队飞机轰炸海阳镇。
第二天，冷口失陷，日军蜂拥南侵。守卫喜峰口的中国军队被迫撤退。
一个月后，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不但承认伪满洲国合法，而且放弃了在华北的部分主权。
一场让人荡气回肠的战争，却是这样的结局，令人叹惋。
汉奸骂名由此来
《塘沽协议》签订后，29军撤军。
此后的两年里，29军一直驻扎在察哈尔省，当时的察哈尔省，与伪满洲国接壤，也就是抗日前线。
1935年8月，29军军长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下辖河北、察哈尔两个省与北平、天津两个市。张自忠任38师师长，兼任察哈尔省主席。
后来担任张自忠参谋处长的张宗衡回忆说，张自忠主察期间，他的精力都用在补训部队方面，各团马匹车辆人员，他都要亲自校点，该淘汰的淘汰，该补充的补充，凡是年轻力壮但身体稍微矮小的士兵，他都要另行编排成队，以求整齐。他对射击、刺杀技术特别看重，所以每个士兵的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1936年，全师有两个旅换成了捷克式步枪，旧枪补充新增加的两个新兵旅。那时候，因为29军名气很大，老百姓都知道这支部队是抗日英雄，所以察哈尔的强壮年们都以能够入伍为荣。
在美国没有与日本开战前，这时候全世界最好的武器是德国造和捷克造。捷克造轻机枪，曾经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至今，我们还能在反映抗战的电影中看到捷克式武器的身影。
这时候的38师武器装备焕然一新，每连有捷克式轻机枪四挺，有掷弹筒两门，连长也配了德国造手枪一支。这种手枪在老电影《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中经常能够看到，俗名有很多：二十响、盒子炮、自来得二十响、快慢机。这种手枪最多可以连发20颗子弹。
然而，即使这样，38师的武器装备还是远远不如日军的。
中国军队一个连的人数大致与日军一个中队的人数相当，都为150人到180人。38师此时一个连有轻机枪四挺，掷弹筒两门，而日军一个中队有八挺轻机枪，四挺重机枪，九门掷弹筒，另外还装备有迫击炮。还有一些中队装备有马匹和坦克、重炮。
所以，换装后的38师仍然和日军不能等量齐观。
日军与38师日日相望，屡屡挑衅，总想找点事端，引发战争，趁机进犯察哈尔省。38师严阵以待，坚决回击。有一次，38师保安团与日军发生冲突，日军集中兵力，准备进犯张家口大境门外，大境门是张家口的北大门，大境门失守，张家口危矣。然而，日军不知道张自忠到底有多少底牌，也不敢贸然进攻，就派人来试探虚实。张自忠给日军捎话说：“大境门外有中国军队驻防演练，如发生意外，一切后果应由日军负责。”
张自忠绵里藏针的强硬态度让日本人害怕了，此后不敢再觊觎大境门。
张自忠有强硬的一面，也有善良的一面。
张宗衡回忆说，察哈尔省张北县有一个收税的，蛮横霸道，殴打了小商小贩，张自忠听说后，不但让这个收税的赔偿了医药费，还把他撤职查办。有一个士兵，因为家穷，把妻子卖到了妓院，张自忠拿钱赎回了士兵的妻子，让他们夫妻团圆。
不久，张自忠出任天津市市长。
天津是一个多事之地，那时候，各国都在天津设有领事馆，划分有租界，所谓的租界，就是国中之国。尤其是日本人，更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自以为是超等公民，视中国人如猪狗。
张自忠
宋哲元和张自忠知道中日必有大战，所以偷偷通过关系购置设备，充实部队，并给天津的警察装备了新式武器。天津有大沽造船厂，张自忠在此制造了一批轻机枪、迫击炮、掷弹筒等，还制造了大量子弹，全部用来装备29军。
张自忠上任不久，就把38师特务团秘密调进天津，穿着警察衣服，名为保安团，防备战争发生。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一天晚上，保安团第九中队第三分队分队长张凤岐穿着便衣，出外购物，误入日租界，被两名日本特务发现，抓进日租界警察署，严刑拷打，污蔑他是奸细。张凤岐始终称自己是茶馆的职员。
天亮后，几名日本特务持枪押着张凤岐，乘着卡车，去他说的那家茶馆对质。卡车经过天津市政府门前，执勤的战士看到张凤岐被五花大绑，满脸伤痕，就喊来同伴，拦截车辆。卡车上的日本特务不但不停车，还向保安团开枪。保安团奋起还击，当场击毙日本特务一名，击伤两名，包括卡车司机，而保安团自身没有伤亡，张凤岐趁乱逃脱。卡车上的日本特务看到这伙中国警察动真格的，吓坏了，卡车司机顾不得裹伤，开足马力逃走了。
死了一个日本人，伤了两个，事情弄大了，日本领事馆找到张自忠，叫嚣要枪毙张凤岐和“杀人凶手”，为死了的日本特务偿命。
张自忠派人谈判说，张凤岐只是去日租界购物，并没有从事任何违法活动，你们抓张凤岐是误会，保安团击毙日本人也是误会，你们把张凤岐当成了奸细，保安团把日本人当成了土匪，这一切都是因为一连串的误会引起的。
日本领事馆理屈词穷，但要求将张凤岐判处无期徒刑，因为死了一个人。
张凤岐被判刑后，张自忠特意叮嘱保留张凤岐的军籍，薪水照发，照顾家眷，每天派人给张凤岐送饭。
一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张自忠令张凤岐归队抗日。7月28日凌晨2时，天津保安团，其实就是38师特务团向日军海光寺兵营发起攻击，蒙受了一年冤狱的张凤岐奋不顾身，冲杀在最前面，壮烈牺牲。
在天津，中日双方的斗争一直都在进行着，表面上一团和气，亲善友好，而实际上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中日双方都明白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但都是笑里藏刀，绵里藏针，谁都不愿撕破脸皮。中国在加紧备战，扩军练兵；日军的战争机器也在悄悄开启。
有一次，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馆为庆祝英皇加冕典礼而举行宴会，招待驻津各国来宾。在谁是最高来宾的问题上，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坚持要以最高来宾的身份出席宴会。田代皖一郎和后来在中国战场上犯下滔天罪行的冈村宁次、多田骏、中岛今朝吾是日本军校的同学。“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田代皖一郎是被抗日志士炸死的白川义则的参谋长。七七全面抗战开始的第十天，田代皖一郎病死于天津。
田代皖一郎是一名中国通，那时候的很多日军高级将领早年都以商人、学者的身份来到过中国，刺探中国情报，为以后的侵略做准备。
张自忠闻听田代皖一郎的无耻要求，向英国领事馆提出了强烈抗议，他义正词严地说，英国租界为中国领土，日本驻军天津系不平等条约所致，日本驻军所在地，也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是主人，如果以田代皖一郎为最高规格的来宾，那么中国方面就绝不出席。
英国领事馆权衡再三，终于将张自忠将军待为最高来宾。
外交无小事。张自忠将军争执的，不是最高来宾的那张座位，而是民族的尊严。
那时候的天津街头，还没有出租车，都是人力车夫。有一次，英国巡捕殴打了一个人力车夫，全市大哗，但英国巡捕拒不道歉。张自忠通知全市所有人力车夫，不要出入英租界，不要拉送英国人。英租界里没有人力车夫，交通不便，这些养尊处优的大腹便便的英国贵族老爷们，出入漫长而蜿蜒的租界，一个个走得气喘吁吁，痛苦不堪。英国领事馆不得不前来交涉，惩办打人凶手，张自忠才让人力车夫进入租界。
在张自忠之前，天津所有的外国企业，那时候叫洋行，都享受最惠国待遇，在中国境内做生意，却不缴纳任何捐税。张自忠来到后，首先杀鸡骇猴，以儆效尤。一家贩卖羊毛的英国洋行，在轮船上装满了羊毛，准备开赴英国，张自忠命令保安团扣押了。英国领事馆怒气冲冲地赶来交涉，声称自大清《辛丑条约》签订以来，英国商人从来不给中国地方缴税。张自忠义正词严地回应：“占我河道，必须纳税，不纳捐税，不准开船。”当时正逢夏天，荷枪实弹的保安团包围了英国轮船，英国水手们汗流浃背，却又不能离开轮船。炙热的阳光照耀着羊毛，羊毛如果不赶快运往英国晾晒，就会腐烂发臭，最后变得一钱不值。英国商人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张自忠安稳得像钓鱼台上的渔夫。最后，英国商人被迫缴纳了所有捐税，才被放行。
此后，天津所有外商，不管从事哪一行生意，即使他卖狗不理包子，也得给天津政府纳税。
然而，谁也想不到，这样的人，后来成为了汉奸。
张自忠的汉奸之路，需要从他“出访”日本说起。
1937年4月，宋哲元派张自忠率团前去日本，成员有38师旅长何基沣、黄维刚等十几人。他们去了东京、奈良、大阪、名古屋等城市。
当时，中日之间战争一触即发，而张自忠居然率团前去日本“访问”，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于是，有人说张自忠是去日本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又有人说，日本人给了张自忠很多钱，还给了一个日本娘们。
张自忠回到国内后，才得悉自己已经被辱骂，被报纸称为汉奸。
中国人讲求：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在瓜地里系绑鞋带，在李树下整理帽子，看到的人都说你在偷瓜偷李子。在当时那种情势下，张自忠去日本“出访”，难怪会被人骂为汉奸。
被人骂为汉奸，张自忠很痛苦。
有一次，张自忠喝醉了酒，他对手下的军官们说：“人们骂我是汉奸，把我的骨头砸碎了，看能不能闻到一点汉奸味？”
然而，他除了向手下的军官们表白，他还能说给谁听？
不久，一场鸿门宴上演了。
1937年6月6日，宋哲元以冀察绥靖公署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日本华北驻屯军联队长以上的军官，而中国出席的军官，则是29军驻北平部队团以上军官。这场宴会，宋哲元摆明了就是想杀杀日本人的嚣张气焰。
据29军38师独立26旅旅长李致远回忆，当时出席宴会的除了29军的一些军官，宋哲元还邀请了北平社会名流吴佩孚等人。吴佩孚在对日态度上，一直很强硬，果然具有中国顶级军阀的范儿。
宴会开始，宋哲元致祝酒词，日本方面顶替土肥原贤二出席的，华北特务机关的松室孝良致了答词，大意都是说中日世代友好，应该继续友好下去。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这只是虚假的套词，但还是热烈鼓掌。
酒至半酣，一名日本军官唱起了日文歌曲，尽管中国军官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但是在气势上绝对不能输给日本人，日本人唱，我们也唱，唱得比他的声音还要响亮，还要有气势。何基沣旅长立即站在桌子上唱了一曲《黄族歌》。有人说，《黄族歌》的歌词是李大钊写的。这首歌曲的歌词是这样的：
黄族应享黄海权，
亚人应种亚洲田。
青年，青年！
切莫同种自相残，
坐教欧美著先鞭。
不怕死，不爱钱，
丈夫决不受人怜。
洪水纵滔天，双手挽狂澜，
方不负，石盘铁砚，后哲先贤。
何基沣旅长歌声刚落，一个日本军官又唱起了日本歌曲。当时，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在唱什么，但是双方都在嘶声歌唱，都想将对方比下去。日本军官的歌声刚刚停歇，38师副师长李文田立即接口唱了一段京剧黑头。京剧黑头，铜锤花脸，威势赫赫，气贯长虹。日本人一看比不过，就两个人来唱，一个站在桌子上，一个站在桌子下。
37师师长冯治安悄悄来到董升堂旅长身边，暗示他出去打套拳。董升堂，是红军将领董振堂的大哥，董振堂曾任红五军军长。红军西路军惨败时，董振堂也壮烈牺牲。董升堂、董振堂，出生河北，两兄弟功夫都非常了得。古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董升堂离席，站立中央，他身躯高大，如山峰兀立。突然，他伸拳踢腿，虎虎生风。日本军官不会中国武术，就拿着一把倭刀出场了。李致远旅长看到后，就悄悄叫来传令兵，速速去拿自己的柳叶刀，这把柳叶刀，是用最好的钢打造的。日军一把倭刀还嫌不够，又有两把倭刀出场了，围着董升堂虚张声势，肆意挑衅。董升堂大怒，取来一把大刀，横劈竖砍，威风凛凛，三把倭刀不敢再近前，双方处于对峙状态，恰好此时李致远的柳叶刀送来了，李致远持刀在手，围绕着日军表演了一套地趟刀法，日军不得不步步后退。
接着，双方开始比赛酒量，一碗接一碗地喝，用的是吃饭的小碗。李致远回忆说，当时想着，就是喝死了，也不能输给他们。
唱歌比不过，练武比不过，喝酒还是比不过，日军开始比赛，看谁能变态。一名日本军官赤膊上阵，把裤带绑在额头，把点着的香烟，口中叼三支，鼻孔中塞两支，两只耳朵各一支，肚脐眼上按一支，同时吸同时吐。
比唱歌可以，比武术可以，比喝酒也可以，但是和日本人比变态，那是不可以的。
29军的军官置之不理。
日军看到29军不接茬，就铺张纸，拿杆笔，开始比书法，29军踊跃迎战。你写一张，我写一张，争得不相上下。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吴佩孚出场了，他是当时的大书法家。他握笔在手，气沉丹田，龙飞凤舞，一挥而就，铁马金戈，一气呵成。日本人看着老头的书法作品，垂头丧气，连继续比下去的勇气也没有了。
过了一会儿，日军来到宋哲元的酒席边，喊着号子抬起来；29军的旅长团长们马上来到河边旅团长身边，也把他抬起来。日军喊一声号子，举一下宋哲元；29军的军官们喊一声号子，将河边高高地抛起来。日本人一看，又举起了秦德纯副军长；29军的军官们一看，也举起了松岛。
当时，宴席上乱成一团，热烈的气氛下掩盖着凶险，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37师师长冯治安担心会出危险，喝令两边都把人放下。
随后，宋哲元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假话，河边也说了一番虚情假意的套话，都说今天的宴会很好，气氛热烈，互相亲善，然后不欢而散。
当时，战争的机器在悄悄运转。中国在悄悄扩军，日本也在悄悄扩军。中国华北和日本海的上空，战云密布；越来越多的火药堆积在这里，就等着一星火花突然点燃。
然而，不知道这一星火花什么时候会点燃。
1937年7月7日黄昏，斜阳的余晖照耀着永定河畔的宛平城，这个黄昏和以前的很多黄昏一样，宁静安谧；然而这个黄昏却又与以前的很多黄昏不一样，它走进了历史的深处。
这天黄昏，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在宛平城外实弹演习。枪声阵阵传来，像重鼓一样敲击着宛平城里每个中国人的心扉。驻扎在宛平城里的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3营战士站在操场，大声唱歌：“日本军阀，国民之敌，为国为民，我辈天职……”城内的歌声压倒了城外的枪声。
夜晚11时，日军号称演习结束，有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要求进入宛平城里搜索，遭到219团严词拒绝，双方对峙。
一小时后，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打电话给冀察政务委员会进行交涉，说日军演习完毕，发现少了一名士兵，而此时宛平城外又响起了枪声，怀疑是中国士兵击毙了这名日本士兵，然后潜入宛平城里，要求搜查。冀察政务委员会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
又过了一小时，荷枪实弹的日军走向卢沟桥。卢沟桥建于永定河上，直通宛平城，距离北平仅有十余公里。卢沟桥一失，北平门口敞开。
排长申仲明跳出掩体，阻止日军前行，一排战士伏在掩体的沙袋上严阵以待。日军没有停步，突然开枪将申仲明击倒。申仲明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用手指着卢沟桥的方向，掩体里的一排人全部开枪了，然而，六挺机关枪和几十杆步枪无法阻止日军疯狂的进攻，日军很快就冲上了桥头，潮水一般源源不断，几十名战士看到日军拥上来，就抡起大刀阻击，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卢沟桥落入敌手。
进攻卢沟桥的日军中，就有“失踪”的志村菊次郎。
当天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志村菊次郎在演习的时候，因为拉肚子而离开了军队，日军就此事与国军交涉。20分钟后，志村菊次郎回到了军队中，但是日军已经骑虎难下，干脆就掩盖了这个消息，继续向国军提出蛮横要求。最后，演变成了七七事变，演变成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开始。
很多史学家认为，1937年7月7日，中国没有想到战争会在这一天爆发，日本也没有想到。一场偶然事件演变成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美、苏、英、澳、日、德、意、朝等几十个国家参与，伤亡人数将近一亿，战火燃遍亚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一个士兵引发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争。
偶然改变历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这样，因为一场暗杀引起了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这样，因为一个士兵失踪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就回国了，日本担心秘密会被他说出；1944年，日本青壮年几乎都战死在了海外战场，志村菊次郎再次入伍，来到了缅甸战场，被中国军队新一军打死。
卢沟桥事变，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现在，让我们记住这些战争贩子的名字：
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
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
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
人在江湖漂，谁能不挨刀？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些战争贩子的结局。
清水节郎大尉：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清水节郎率600名日军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还击，激战长达一昼夜。9日，中国增援军队赶到，将清水节郎大尉的600人全部包围，予以全歼。清水节郎大尉也死在了中国军人的枪弹和大刀片下。
一木清直少佐：七七事变不久后就升为中佐，三年后升为大佐，任第7师团28联队联队长，驻守中国东北。又相隔一年后，开往瓜岛与美军作战。这次，他遇到的对手是美军陆战一师。陆战一师用机枪和坦克，仅以阵亡35人的代价，全部消灭了日军28联队一木支队800人，一木清直在美军坦克前剖腹自杀。
牟田口廉也大佐：七七事变一年后，升任第4军中将参谋长，又四年后，担任18师团师团长，参与了第一次缅甸战役，与杜聿明、孙立人交过手。六年后，担任15军司令官，其下辖第18师团、33师团、56师团均被中国远征军打得落花流水，其中18师团连关防大印都丢失了，56师团两个联队烧掉了军旗，两个联队的番号在日本军队彻底注销，33师团也伤亡大半。日本大本营非常恼怒，撤销了牟田口廉也的职务。牟田口廉也羞愧交加，自杀未遂，后被国际法庭审判，再后来孤寂度日，死于1966年。
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29军军长宋哲元还在山东老家修建祖坟，与日军对峙的是师长张自忠、冯治安，副军长秦德纯等将领。
张宗衡回忆说，这些29军的高级将领们急电宋哲元，又派人急赴山东，请宋哲元速速返回，支持一切应变事宜。宋哲元的态度是希望此事能够和平解决。
七七事变时期，中日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到底处于什么程度？何应钦在当年的陈述报告中说，日本现役兵力有17个常备师团，大约38万人。中国现役兵力170万人，第一期可以动员100万人参加战斗。这100万人包括各地军队，既有中央军，也有杂牌军。
而日本内阁的算法是，日本除了38万现役军人，还可以立即动员400万人参战，包括日本的退役军人，三个月解决战争。
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宋哲元在山东老家，他是有意躲避日军的纠缠。当北京来人向他说明了卢沟桥发生的事件后，他下了一道“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认为自己能够通过和谈，解决卢沟桥事件。
当时，张自忠也认为和谈是解决的最佳途径。宋哲元前往北平后，与张自忠密谋求和，这一做法得到了张自忠的支持。不久，宋哲元就下令，取消北平戒严，严禁29军与日军摩擦，释放数十名被俘日军。
然而，此时，日本关东军和日本驻朝鲜军首脑机关，频频向日军统帅部提出，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当机立断，彻底征服中国。不久，十万日军乘船开往中国。
18日，宋哲元和张自忠会见了初上任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回来后就对外宣布：“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原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重病缠身，死期将至。
实际上，此时的香月清司设置圈套，欺骗宋张二人，他的真正目的是，等到援军赶来，一举击溃29军，占领华北。
此时，日军驻朝鲜的近万人已经悄然开至唐山、天津。日本关东军三个旅团，已经相继秘密调往华北。另外，日军还有16万人，正日夜兼程，扑向平津。
20日凌晨，一直处在亲日分子包围中、力主和谈的张自忠与他的拜把子兄弟张允荣代表冀察政务委员会，和香月清司签订了《香月细目》，主要内容有：中国正式向日军道歉；中国军队后撤，包括撤出北平；惩罚罢免抗日人员。
《香月细目》是在宋哲元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而签订人之一的张允荣，后来成为了汉奸。
张自忠至此，铸成大错。
和谈，和谈，不停地和谈，都是香月清司玩弄的障眼法。
7月下旬，时机终于成熟了，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开始对北平守军展开进攻。南苑一带的7000余名29军战士仓促抵抗，但因听从宋哲元求和部署，没有构筑坚固工事，日军飞机轮番轰炸，南苑失守。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和3000余名官兵阵亡。
时任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回忆：“28日下午2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撤退问题……张自忠在会上向宋表示，和谈不成是由于日本人对宋有意见，并说：‘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据说宋一听，脸色都变了，立即决定29军撤出北平，并马上写条子，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把三个职务一起交给了张，当晚即偕同冯治安、秦德纯等带领37师撤至保定。”（张克侠《七七事变后实况》，转引《七七事变前后》，李惠兰明道广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7月29日，北平陷落；次日，天津陷落。
宋哲元走后，张自忠就职，未经向南京政府请示，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潘毓桂等一批新人为委员，而这些人，后来做了汉奸。
同时，张自忠改编29军留在北平的两个独立旅，这支军队中，除了一部分突围而出外，其余的只能听任汉奸指挥操纵。
平津陷落后，日军先后扶植建立了伪地方治安维持会，并直接任命潘毓桂等汉奸为指挥，张自忠被一脚踢开。至此，张自忠才如梦初醒。他的肠子都悔青了。
他决定逃离。
张自忠怎么会成为汉奸？
新华出版社《绝对真相：日本侵华期间档案史料选》中，收录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日本驻屯步兵第1联队在七七事变后一周年举行座谈会的会议纪要，参加人有少将牟田口廉也、中佐樱井德太郎、中佐一木清直、中佐川本芳太郎等六人。
川本芳太郎说，张自忠来东京的时候，他曾经面见张自忠，对他说：“阁下您现在的立场非常重要，您不了解日本，对日中关系没有认识，就必然导致日中全面冲突。”他对我的意见十分理解。
川本芳太郎又说，热河战争后，宋哲元一再向日方表示，华北事务如让他处理，一定满足日方的意愿。因此，以他为首建立了冀察政权。这个政权是日本和南京政府之间的缓冲地带。
樱井德太郎说，冀察政府要同时讨好日本和南京政府，两头受气，苦不堪言，宋哲元为了逃避，回到他的老家山东乐陵。恰在此时，张自忠来到了济南，我也去往济南，和他交谈。我向张自忠提出：冀察政权如无日本提携，难以维持。我还见到了韩复榘。他们都充分认识到同日本关系恶化，就必然灭亡的利害。因此，张自忠回去后，赶紧多方奔走。
樱井德太郎还在谈话中评价了宋哲元，认为他“小人得志，优柔寡断。日方施加压力，便言听计从；南京口气一硬，马上见风使舵，是一个毫无决断能力的人”。
应该说，正因为日方看不上宋哲元，才选择了张自忠。张自忠做事果断，敢作敢当，是条汉子。可是，他却一念之差，上了贼船。
有的书籍记载，宋哲元离开北京，去往保定，是被张自忠逼走的。张自忠想取代宋哲元而自立。
这次谈话中，几个日酋还说到了29军的素质，樱井德太郎说：“29军相当正规，集合号一吹，一个旅十分钟之内即可集合完毕。经常训话、阅兵。连长以下将士全在军营生活。军队文化素质不高，所有科目都通过实践。经常训练的主要内容有单杠、大刀、刺杀等。战士大都是在20岁以下，年轻力壮，训练刻苦不腐化，在中国军队中可谓佼佼者。北京陷落，撤离北京时，该部没有发生抢劫等现象，可见训练有素。”
一切变成泡影，张自忠决定逃离。
为了不让日军注意，张自忠乔装打扮，住进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后来，在两名美国商人和天津商人赵子青的帮助下，张自忠躲过了日军的盘查，离开北京，来到了天津的家中。
张廉云回忆说，见到父亲的那天，父亲戴着礼帽，穿着长袍，身体非常消瘦。以前父亲回家的时候，大家都有说有笑，非常热闹。而这次，父亲坐在椅子里，低着头，沉默不语。后来，父亲把母亲和叔叔叫到一边，给母亲说，以后有事就找叔叔商量。
张自忠在家里待的时间很短，临走的时候，他把张廉云和侄女张廉瑜等几个女孩子叫到一起，给她们每个人手中塞了一点钱，说这是她们以后结婚的嫁妆费。然后，就离开了。
父亲离开的时候，张廉云没有送，因为弄堂里还住着别人，她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她在送汉奸父亲。她看着父亲穿着长袍、戴着礼帽的身影渐渐远去，一路都低着头，显得很悲怆。张廉云没有想到，这是他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张廉云说，当时想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送她钱做嫁妆费。后来才明白，那是父亲在安排后事。
张自忠就这样走了，走进了抗日战场，走进了南瓜店的血雨腥风中，走进了一座冰冷的碑石里。
张自忠离开天津时，29军军部已经撤往了河南新乡。张自忠乘坐英国商船，去往济南，准备由济南赶往新乡。路过潍坊时，张自忠遇到了以前当连长时训练的一个士兵，此时这个士兵已经是师长了，他就是29师师长李汉章。李汉章看到张自忠，就毫无礼貌地讥讽道：“以前我看你尽看些圣贤之书，你都学了些什么？”
到了济南，张自忠站在门外，副官进去给山东省主席、同为西北军弟兄的韩复榘通报张自忠来了，客厅里的韩复榘故意大声喊，这个汉奸找我来干什么？
韩复榘给南京政府打电话，通报说张自忠逃到了济南，怎么处置。
蒋介石下令将张自忠押解南京。
张自忠押解南京的消息，被当时的记者知道了，他们不但登载了这个消息，而且连车次都登出来了。火车一到南京，一群打着标语、喊着口号的学生就纷纷爬上火车，要求严惩汉奸。万不得已中，张自忠躲进了厕所。
而就在张自忠躲进厕所的时候，国民政府下达命令，以“放弃责任，迭失守地”的罪名，将张自忠撤职查办。
一直研究民国历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教授何立波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张自忠被押解到南京后，原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得悉此情，以为张自忠已被囚禁，便匆匆赶到南京，为张自忠鸣不平。他把张自忠在察哈尔、天津的从政情况写了一个详细的报告，托行政院长张群转呈蒋介石。蒋介石阅读后，约见了马彦。马彦说，张自忠在察哈尔任主席，在天津任市长，我任秘书长，不要说丧权辱国，就连贪赃枉法的行为也没有。马彦还说，他给张自忠担保，如果查出来张自忠有违法犯罪行为，就先查办他。
不久，钱大钧来看望张自忠，还带给了他一张委任状，任命他为军政部中将部附。钱大钧对张自忠说，委座（“委员长”的尊称）说你可以接受记者采访，平息舆论。
当年，蒋介石想把张自忠留在南京，但是熟悉张自忠的冯玉祥知道这是一员难得的虎将。当李宗仁询问第六战区的人士安排时，冯玉祥力荐张自忠任59军军长，因为59军是原来的38师扩充而成的。于是，蒋介石又任命张自忠以军政部部附名义暂代59军军长。
张宗衡回忆道，有一天，大家刚刚吃晚饭，突然集合部队，宋哲元带着张自忠回来了。大家突然看到老师长，激动万分。宋哲元说：“张自忠留北平是我的主张，是为了掩护部队安全撤退的。59军军长未派人，就是给他留着的。现在他回来做你们的军长。”
张自忠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来，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
张宗衡说，此后，就经常从张自忠口中听到“死”字，而以前，他不是这样的。
临沂血战
全面抗战开始后，享誉全国的29军被扩编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为宋哲元，下辖三个军，均为原29军各师扩编，番号分别为77军、59军、68军，77军军长为冯治安，68军军长为刘汝明，59军军长一直空缺，由宋哲元暂为兼任，后来由张自忠担任。
有人认为，这三个军的番号，都是为了纪念打响全面抗战第一枪的七七事变，77军，明示七七事变；59军和68军，每个军番号数字相加，都是14，两个7相加也是14，暗示七七事变。
后来，59军被调到第五战区，隶属李宗仁指挥，而李宗仁一直很看重张自忠，认为他是一员虎将。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
1937年12月27日，济南失陷。
为了将南京战场与济南战场连贯起来，尽快灭亡中国，日军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
这场战役叫作徐州会战，人们通常所说的台儿庄战役，是徐州会战中的一部分。这场会战中，日军投入了24万兵力，中国兵力60万，日军指挥官为华中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中国指挥官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畑俊六以后当上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负责对中国的作战；寺内寿一以后成为南方军总司令，负责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对美军和中国驻印军作战。此二人以后都晋升为日军元帅。
战事一开，张自忠有了用武之地。
李长维曾在59军跟随张自忠将军抗日，在来到59军之前，他在川军当兵。
全面抗战一开始，川军就出川抗战，当时，李长维刚刚被拉了壮丁，连拿枪投弹都没有学会，就被匆匆派往战场。
李长维所在的那个排都是新兵，而排长是一名老兵，他们就一边行军，一边训练。那时候山西的忻口会战已经打响了，他们就根本没有训练的时间。
从四川到山西，翻越无数座高山，跨越无数条河流，而这些四川兵只能依靠一双穿着草鞋的脚板奔赴战场。每天都是急行军，早晨天还没有亮就出发，夜晚月亮升上来才能休息，每天只能休息两次，每次20分钟，匆匆扒两口饭，又要赶紧赶路。即使遇到雨天，也要赶路，前方战事紧急，容不得休息。
而同时期的日军，从日本坐着军舰来到东北和东南沿海地区，然后坐着卡车开往前线。
李长维说，刚开始的时候，战士们还能吃到小米和玉米，等到了湖北境内，就只能吃喂牲口的黑豆了。吃了黑豆容易拉肚子，可是拉肚子也不能掉队。
新兵们每天的训练就是中途休息的这短短的20分钟，排长给战士们示范怎么持枪，怎么瞄准，怎么射击，怎么投弹，怎么匍匐前进，怎么躲藏炮弹……等到他们进入山西境内的时候，新兵们才学会了打枪和投弹。
李长维说，他们这一路走了两个多月。
来到山西后，李长维才发现这里奇寒无比，和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气候完全不一样。他们从四川出发的时候，还是酷暑季节的8月，而来到山西，已经是漫天飞雪的11月。四川兵都穿着单衣草鞋，然而，想补充一身棉衣，没有。夜晚，因为太过寒冷，战士们只能抱在一起取暖。
然而，一上战场，四川兵都忘记了饥饿和寒冷。
“那时候真是同仇敌忾啊，日军是中华民族的敌人，再苦也要打鬼子。”何宏钧当年是川军41军的士兵。
李长维所在的部队沿着湖北这条线路从四川开往山西，何宏钧所在的部队沿着陕西这条路开往山西。那时候，日本人已经进入了山西。
全面抗战开始前，何宏钧在川军的干部训练班学习。七七事变爆发后，他们这批学员尚有一年才能毕业，而现在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川军各个部队里。何宏钧离开四川的时候，家中只有老母亲一个人，他和老母亲相依为命。而现在要开往山西作战，他都来不及给老母亲说一声，就背着步枪步行赶往山西前线。
这一路上，何宏钧依然是走了两个多月，翻山越岭，每天行军近百里，赶到了天寒地冻的山西。
当时，川军是中国所有军队中装备最差的，人们称其为“叫花子部队”，装备不足，弹药缺乏，出川的时候，有的士兵连一杆枪都没有，扛着大刀长矛就出川了。每人仅有一身衣服，衣服破破烂烂，来不及缝补，又加上连续行军，顾不得洗刷，每个人身上都有一股浓浓的汗臭味。所以，当川军来到山西后，阎锡山大为不满，他看着这些“叫花子部队”，轻蔑地问：“这样的部队还能打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