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战役也引来了各国军人的观摩，其中有一名来自美国的军人名叫卡尔逊。
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卡尔逊当时是美国海军部观察员，军衔是中校。
台儿庄激战正酣的时候，卡尔逊就来到了前线，会见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还进入台儿庄，与一线守卫的池峰城会见，他自始至终看到了台儿庄激战的场面。
日军被击败后，卡尔逊又来到了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台儿庄，他在给美国海军部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日本人没时间掩埋他们的死者，到处都有黑色的残骸，说明直到最后一分钟，日军还在焚烧战死者的尸体。走到北部城墙外的田野上，我们看到了四辆被炸毁的坦克，坦克兵肿胀的尸体躺在外面。这种坦克是中型的，每辆配置一门54毫米口径的大炮和两挺6.5毫米的机枪。城北两英里的邵庄有个被中国军队摧毁的日军炮兵阵地，有近300匹战马被击毙。炮群周围的地面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弹坑。几辆弹药卡车和拖车翻倒在这些房子的一侧。房子的墙壁变成了碎石瓦砾。墙内有25或35匹马的尸体，其他地方也到处横着马尸。显然是中国军队155毫米的大炮准确地击中了这个地方。”
美国人的叙述笔法很精细，他们能够由表及里，透过结果来分析原因。卡尔逊留下的这份报告，带给我们的阅读快感远远超过当时古板的新闻报道。
关于卡尔逊，我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详细写到。这个喜欢冒险的美国人，后来来到了中国北方根据地，跟着八路军学习游击战术，并把游击战术运用到了美国的太平洋战场，给了日军很大杀伤。
日军两个精锐师团在台儿庄惨败，引起日本大本营的极大震惊。
台儿庄大捷后，日军看到徐州附近集结了中国大量部队，便命令第5师团和第10师团不惜一切代价拖住中国军队，又火速纠集了13个师团，向徐州方向疾进。
此时，徐州一带的中国军队多达64个师，60万人。60万对付日军40万人，没有胜算，因为中国军队的装备和日军不能相比，而且徐州一带平原丘陵，最适宜日军机械化部队调动。再加上60万人聚集一地，后勤补给线又时时遭受日军轰炸，吃饭成了大问题。所以，统帅部决定弃守徐州，向河南、安徽的山区撤退。
台儿庄战场上缴获侵华日军的坦克车
即使撤退，中国军队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59军老兵李长维说，我们依靠双脚一天只能撤退一百多里，而日本的卡车和坦克只要三四小时就赶上了。而且，我们的撤退方向，日军的飞机在天上看得清清楚楚。这时候，可能我们还没有撤入山区，就会被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全歼。
李宗仁留下了两支部队阻击日军，这两支部队都是李宗仁的起家部队桂军。
梁天恩参加了这次阻击日军追击的作战，他是第7军的一名排长。他说，在那种情况下，谁都知道留下来就意味着死亡，这是丢卒保车之计。然而，除了这种办法，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留下来阻敌的两支军队是：第7军第171师师长杨俊昌率领的一个团，坚守宿县，阻击沿津浦线南下的日军；48军173师副师长周元率领的1033团，坚守蒙城，阻击蚌埠方向西进之敌。
蒙城三日血战，周元牺牲，全团战士2400人，损失大半。
日军的包围圈没有形成，中国军队就撤离了。
张自忠带着59军从山东撤往湖北。李长维说，这一路上，所经过的村庄都是空荡荡的房子，因为日本人要来，老百姓们都躲进了山中。有的人家锅碗瓢盆都还在，显然走得很仓促。那时候，一口铁锅就是一个家庭的重要财产。
天下大雨，士兵们没有地方躲雨，就走进了这些虚掩的或者敞开的房间里，炕面上、地面上都是人，刚刚躺下去就鼾声大作，可是睡着睡着就睡不着了，不断地扭动，不断地翻身，在身上到处抠抓，指甲划过皮肤的窸窸窣窣的声音让人头皮发麻。后来，有人骂骂咧咧地站起来，走到房子外面，看到雨停了，就在院子里点起了一堆篝火，光着身子，把衣服放在火焰上使劲抖动，火焰噼噼啪啪作响，突然蹿高了，然后再把衣服穿上，回到房子里继续睡觉。很多人看到这个好方法，也跑到院子里，把衣服脱下来，放在火焰上抖动。
掉落在火焰里的，是虱子。
这时候，已经是夏天，但是59军的单衣还没有发下来，部队一直在打仗，一直在变换地点，单衣不知道该送往哪里，就算送来了，也不够一人一件。老兵说，那时候，一个班才平均一条毛毯，冬天来了，还穿着草鞋作战。
因为不能讲究个人卫生，有一种叫作疥疮的皮肤病开始在部队里蔓延，皮肤瘙痒，一抓就破，让人痛苦不堪。到了河南境内的一个地方，当地有很多温泉水，水中含有硫黄，可以医治皮肤病。59军破例放假两小时，大家争先恐后跳进温泉里。
张自忠将军的侄女张廉瑜此后回忆说，1938年6月，伯母患病，父亲派家里的用人宋茂堂给伯父送去一封信。那时，伯父已率部从台儿庄撤下，到豫南许昌驻马店一带整训队伍，他的军部设在一个关帝庙里。伯父接到家信后，给伯母回了一封信，让宋茂堂缝在衣领上带回。这封信字写得很大，只有34个字，大意是：接七弟信，知你患病，盼望你安心治疗，多加保重，能早日恢复健康。伯父在驻马店休整了几个月，武汉保卫战打响后，又率部开到潢川阻击日军。后来，他通过设在天津的秘密电台与家联系，让全家迁往上海。
这时候，张自忠升为33集团军总司令。
那时候的条件极为艰苦，但是老兵们提起当年的生活，都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很多人能够随口咏出当年的文章：壮哉中国，名列四强；物产丰富，人多地广。省有卅五，彼此接壤：苏浙皖赣，川黔鄂湘，云南福建，东西两广，冀鲁晋豫，陕甘宁康，察绥热河，青海新疆，东北三省，新分九疆，台湾收复，失地重光……
台湾在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被日本人占领，东三省在1931年被日本人占领。
1938年5月，徐州会战刚刚结束；1938年6月，武汉会战又开始了。时间仅仅相隔一个月。
张自忠带着部队刚刚从山东撤退到河南潢川，席不暇暖，又参加了武汉会战，在武汉北面阻击增援的日军。
武汉会战历时四个月。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战就转入了相持阶段。
这15个月里，正面战场一直后退失地，为什么不能视为失败？蒋介石曾经说过一句话：“全国军队之后退，绝不能谓为日本之胜利。”15个月过后，中国军队实力仍在，而日军却再也无力进攻。抗战一开始，中国军队就遵循蒋百里的战略方针，以空间换时间，消耗敌人。中国地域广阔，有着广泛的辗转腾挪的空间。当年的中国，方针为长期抗战；当年的日本，方针为速战速决。15个月过去了，中国的战略方针实现了，而日本的战略方针失败了。
这15个月里，中国军队组织了四次大的会战，分别为忻口会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而大小战斗更以千百计。四次大会战中，最波澜壮阔的是武汉会战。武汉会战，地域涵盖安徽、两湖、河南、江西。中国参战部队高达118个师，远远高于淞沪会战的70个师；日军的兵力也是历次会战中投入最多的，高达14个师团，是日军所有兵力的一半。
武汉，是当时国民政府控制的最后一个重工业城市，日本想当然地认为，武汉丢失，退入西南农业山区，中国就会灭亡。
所以，日本远在七七事变前夕，就制定了第一个占领武汉的计划：华北方面军沿着平汉铁路向南直取武汉。平汉铁路是中国第一条铁路，是当年张之洞修建的，从北平直达武汉。可是，日军占领了华北后，华北方面军却被八路军的游击战争捆住了手脚，铁路常常被破坏，公路常常被挖掘，炮楼常常被端掉，小股日军常常被歼灭。这一时期，八路军较大规模的战斗就有平型关战斗、七亘村战斗、广阳战役、晋察冀军区围攻战役、晋西北反围攻战役、午城井沟战斗、易涞战役、神头岭战斗、漳南战役、长岗战斗、薛公岭战斗……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两支中国军队密切合作，共同对外。
日军不得不放弃了第一个方案，于1938年4月又制定了第二个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在黄淮之间集结兵力，沿着平原地带进攻武汉。
第二个方案仍然有利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运行，而不利于中国的草鞋部队行进。黄淮平原，位于河南省东部、山东省西部的黄河以南，及安徽省、江苏省的淮河以北。这个平原由黄河、淮河下游泥沙冲积而成，地形极为平坦，交通便利，阡陌道路四通八达。然而，就在大量日军集结在了黄淮平原地区，准备西向进攻时，花园口决堤了，汹涌的黄河水掀起冲天巨浪，淹没了黄淮平原的所有道路，日军的重型武器陷入黄色的淤泥中难以自拔，汽车、摩托车在泥泞中裹足不前。
花园口决堤，尽管迟滞了日军的步伐，但是却给广大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无数百姓举家搬迁，走上了背井离乡的流亡之途。战争，说到底是为了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而轰炸花园口，完成了日军想要完成的任务。所以，这是一着臭棋。
花园口被炸后，日军开始实施第三个方案，集中兵力，沿着长江航线进攻武汉。
三个进攻武汉的方案，一个不如一个。沿着平汉线进攻是上策，沿着黄淮平原进攻是中策，沿着长江进攻是下策。如果沿着长江进攻，中国军队只要扼守长江一线，日军就进退两难，而且，几十万日军摆渡，哪里会有那么多的船只？日军的运营能力远远达不到一次性运输几十万兵力，此时日军兵力被分隔在黄泛区各个地方，怎么办？日军只好将庞大的军队沿着铁路线运到了江苏连云港，然后从连云港装船运到吴淞口，再从吴淞口沿着长江北上，来到安庆，然后在安庆进行集结，然后再水陆两路，向武汉进攻。同时，命令黄泛区各线的日军向武汉集中。这个方案是下下策。
日军折腾来倒腾去，让中国军队有了充足的布防时间。
名为武汉会战，却不战于武汉。
武汉保卫战吸取了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将兵力广泛分散在武汉外围，由死守变为游击，从武汉外围的两湖、河南、江西、安徽等地，全方位地牵制日军。
中国军队知道在日军机械化的武器进攻中，武汉难以坚守。所以，一方面命令各地严防死守，一方面将武汉的重工业设备，以最快的速度集中在宜昌，然后走水路运往重庆。可是，要运输这些设备，没有那么多船，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挺身而出，不分昼夜地抢运战略物质，当武汉失守，长江枯水期来临的时候，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胜利结束。
徐州会战刚刚结束，在遥远的陕北窑洞里，毛泽东开始写一篇即将对抗战产生重要影响的文章——《论持久战》。
这篇长达五万字的文章，毛泽东连写八天九夜，用毛笔书写，一气呵成。
一本美国人特里尔所写的《毛泽东传》中形象地描写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情景：
毛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微弱的灯光照亮他苍白的脸。他两天没有睡觉，只吃了一点点东西。五天以后，写满了显示毛性格特点的草体字的稿纸，已有一大摞，而毛的体重减轻了。第七天，毛突然痛得跳了起来，他右脚上穿的鞋被火盆中的火烧了一个洞，而他还在沉思。到了第八天，他突然感到头痛，医生给他赶来诊断后，他仍继续写作。到了第九天，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五万字的论文。
毛泽东连夜赶写这篇《论持久战》，目的在于告诉人们中国绝不会亡国。
《论持久战》完稿后，据说毛泽东又修改了七遍，然后在延安召开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进行演讲，时间持续了八天。他详细阐述了中国不会亡国，而中国必将战胜的理论。《论持久战》第一次将战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后来，战争的进程果然按照毛泽东的预测在进行。
《论持久战》在延安出版后，周恩来送给了白崇禧一本，白崇禧阅后，大加赞赏，推荐给蒋介石阅读，蒋介石读后，也非常赞同。接着，白崇禧将《论持久战》概括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武汉会战长达五个月，日军始终无法接近武汉一步，武汉的战略物资安全撤离后，中国军队放弃了抵抗，日军在付出了巨大牺牲后，占领的只是一座空城。
在武汉保卫战中，毛泽东的想法很正确。毛泽东和洛夫、陈云、刘少奇等人所发的《1938年8月6日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中说：“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
毛泽东等人早在武汉会战结束前的两个月，就建议放弃武汉，保存实力。毛泽东是游击战的专家，他知道“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共产党作战从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因为决定战争的因素不是土地，而是人。
武汉会战中，李长维、阮明刚、郭荣昌跟着59军军长张自忠参加了潢川战斗。
李长维说，潢川战斗的时候，日军攻击很猛，战争没日没夜地进行，每一处阵地都要反复争夺很多次。
阮明刚说，我们那个连守卫一个阵地，半天下来，就只剩下了18个人。
郭荣昌说，潢川战斗结束后，我们一营人只剩下了13个人。
郭荣昌出生在河南泌阳。1938年6月的一天，20岁的身材高大的他从村里出发，去给在县城教书的父亲送夏季的衣服。走到县城的时候，他已经很累了，就坐在县衙门口的台阶上。刚刚喘了一口气，就看到院子里走出了一个20多岁的青年男子，腰间别着盒子枪，他和郭荣昌还没有聊几句，院子里又走出了一个身材健壮的30多岁的男子，20多岁的男子看到他，立正敬礼，郭荣昌猜想这个30多岁的男子是个当官的，赶紧站了起来。
30多岁的男子和郭荣昌一比个子，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问郭荣昌想不想当兵。郭荣昌连想也没有想，就说“想当兵”。
30岁的男子在郭荣昌胸口捶了一拳说：“好，从今天开始，你就做我的卫士。”
郭荣昌跟着30多岁的男子走进了院子，后来他才知道这个身体结实的男子，是59军38师师长黄维刚。在台儿庄战役中，黄维刚的警卫全部牺牲了。
郭荣昌训练了三个月，战争就开始了。与郭荣昌所在的59军作战的，是日军第10师团。
59军接到的命令是坚守豫南重镇潢川12日，完成临近部队的集结。当时，天降大雨，道路泥泞，59军大多数士兵都来自北方，不能适应这种恶劣的天气，恶性痢疾在军中蔓延，药品匮乏，每天都有几十名士兵死亡。然而，当时日军第10师团也在奔赴潢川，张自忠只能严令部队冒雨跑步前进。最终，抢在日军前面占领了潢川。
潢川一马平川，易攻难守，张自忠将59军独立旅放在潢川城里，其余部队在潢川城外梯次防守。
日军全力扑向潢川，张自忠命令防守潢川的独立旅旅长安克敏：“死守潢川，潢川就是你的棺材！”安克敏命令士兵把潢川四座城门全部堵死，护城河上的桥梁全部拆除，他要求所有人血战到底，“潢川城就是我们的棺材！”
张自忠也在发高烧，拉痢疾，浑身虚弱，但是他强撑身体，指挥作战，他发给全军的手谕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各部队长必须亲自督促所部抢筑工事，不惜一切牺牲，与阵地共存亡！”
阮明刚说，大战来临，没有人感到害怕，大家同仇敌忾，会写字的写血书，不会写字的让别人代写。一名战友把一双还没有舍得穿的布鞋塞到阮明刚手中，对他说：“我没有啥值钱东西，我死了，这双鞋给你穿。”
潢川战斗一开始就异常激烈。
第10师团在台儿庄曾被张自忠的59军击败，这次来到河南潢川，第10师团立志报复。59军一见到第10师团，也义愤填膺。在台儿庄战役中，有5000名弟兄倒在了日军的刺刀和枪口下。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郭荣昌说，日军在坦克掩护下，向我们的阵地攻击。子弹打光了，弟兄们光着上身，只穿着一条短裤，端着刺刀冲上去，耳朵里满是喊杀声，尘土飞扬，面对面看不清人，前面的人倒下去了，后面的人又冲上去。就这样，打退了日本人一次次进攻。
潢川的外围阵地，日军一连攻打了三天，也没有攻下来。后来，日军开始用毒气。
郭荣昌说，毒气是黄色的，毒气一顺风飘过来，长官就喊：“毒气来了，毒气来了。”中国军队没有防毒面具，就只能把衣服口袋撕下来，或者随便从身上撕一块布，蘸水或者撒尿，把布弄湿，然后蒙在鼻子和嘴巴上。日本鬼子戴着防毒面具上来了，战士们一手捂着布片，一手拿着枪和日本鬼子拼杀，战士们倒下了一片又一片，但是没有一个人投降。
日军依靠毒气占领了潢川城的外围阵地黄冈寺，张自忠率领将士退入城中。夜晚来临了，坚守潢川城的独立旅组织敢死队，发动反击，他们腰间缠满了手榴弹，身背大刀，顺着绳索从城墙上溜下来，突然对城门外的日军展开攻击，哪里有灯光火光，哪里就是日军的兵营，黑暗中的敢死队就把手榴弹扔过去。日军突遭夜袭，惊慌后退。潢川城门大开，59军的战士旋风一般冲出，日军措手不及，连退十里，黄冈寺又回到了59军手中。
此后，第10师团担任主攻的冈田旅团因为伤亡惨重，失去了攻击能力，只能监视59军的动向。时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空气澄净，能见度很高。59军的将士一冲过来，日军就撒开脚丫子一路狂奔，他们把战场当成了操场，把战争当成了中学生秋季运动会。
第七天，第10师团的另一旅团稻谷旅团赶到了。强攻不成，他们改为偷袭。
夜晚来临了，日军精锐沿着淮河西上，攻占59军后路。59军的精锐针锋相对，也开赴潢川以西迎击日军。杀声震天，自夜达昼。
城外激战正酣，然而，潢川城南一直风平浪静，张自忠的军部就驻扎在城南。
午后，一队日军骑兵出现了，他们向城南发起了突然袭击。当时，张自忠身边只有一个营，就是军部警卫营。
突遇强敌，情况危急，日军骑兵就在眼前几十米的地方来回奔突，身边的参谋劝张自忠赶快躲避，张自忠毫不畏惧，拔出手枪，带着警卫营阻击日军骑兵。黄昏时分，日军骑兵终于被打退。
第11天，日军依靠重炮和坦克攻陷了潢川西面的阵地，59军所有将士退入了潢川城中。
日军集中所有大炮，炮口对准潢川城，炮弹雨点般落在城中。城中所有的房屋都已倒塌，城墙也被轰开了一处缺口。接着，日军站在上风口，向潢川城里施放毒气，毒气浓度比前几天加重了几倍，坚守潢川城的59军将士伤亡惨重，连180师师长刘振三也两次昏迷。张自忠紧急传令下去，让大家把毛巾浸上肥皂水，捂在口鼻上，以挡毒气。
毒气过后，日军又发动了攻击，大队日军从城墙缺口处蜂拥而入，张自忠挥舞手枪，冲上大街，冒着枪林弹雨，冲向城墙缺口。军长如此神勇，战士们岂能怕死？潢川城里，凡是能动的将士，都拿起刀枪，呼喊着迎向日军。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喊杀声撕心裂肺，刺刀和大刀在阳光下如雪片般飞舞，战争进入了最惨烈的白刃战。
日军仗着人多，还在不断拥入城里，战士们虽奋力拼杀，然而难以抵挡，形势万分危急。
张自忠观察了形势，立即组织起一支敢死队，贴着城墙摸到了缺口处，突然发起攻击，将日军截为两段。然后，敢死队像楔子一样死死地楔入了缺口，而冲入城里的日军，则一个个被中国军队斩杀，一个不留。
第12天，日军将潢川县城团团包围，第十师团决定全歼59军。
午夜，59军坚守潢川12天的任务完成了，孙连仲下令撤退。
然而，四面城门都被日军围困，如何撤退？
独立旅旅长安克敏命令战士们用大刀挖掘城墙，那时候，北方小城的的城墙都是夯土垒成，一刀下去，就剜出了一大片。
天亮后，日军重炮猛轰县城，然后奋勇冲进城中，却发现，潢川城里满目焦土，已成废墟，59军早就无影无踪。
潢川保卫战结束后一个月，武汉会战结束了。
潢川保卫战结束后两个月，南岳会议召开了。
南岳会议上，蒋介石总结了第一阶段抗战的得失，确定了第二阶段抗战的方针，这就是：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战；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抗战时期的相持阶段，从此开始。
随枣会战
潢川保卫战结束后，张自忠的警卫营几乎伤亡殆尽。
59军余部转战鄂西，阻挡日军从武汉沿着长江航线进入重庆。张自忠升任33集团军总司令，下辖59军、77军、55军。
张自忠的警卫营要征兵，伤愈归队的曹廷明进入了33集团军警卫营。
警卫营，就是冒着大雨开往台儿庄的途中，张自忠下令枪毙营长孙二勇的那个警卫营。但是，从那时候到现在，警卫营已经换了两拨人。
曹廷明是在台儿庄会战中，坚守一座叫作茶叶山的阵地时负伤的。
坚守茶叶山的那天晚上，曹廷明所在的一连人沿着山间羊肠小道向山顶上攀爬，日军沿着另一条小道也在奋力攀爬，都想占领山顶。占领了山顶，居高临下，山下的公路就会被掐断。中国军队由当地村庄里的一名乡亲带路，所以进展迅速，少走了很多冤枉路。道路两边长满了荆棘，一不小心就会把小腿和手臂划破。连长跑在队伍里，挥舞着手枪，不断地催促着：“快点快点。”
爬到了山顶后，每个人都累瘫了，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气，连长用脚踢着手下的士兵：“起来起来，准备战斗。”
曹廷明和战友们趴在一块大石头后，向山的另一面望去，看到日军黑压压的一大片，像蚂蚁一样奋力攀爬，一个个低着头，撅着屁股，显得很勤奋，连喘息声几乎都能听到。连长喊一声：“打狗日的。”战士们的长枪短枪一齐鸣响，日本人突遭打击，异常气愤地啊呀呀惊叫着，很不情愿地骨碌碌滚下去，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前面的压倒了后面的，前面的尖声惨叫，后面的高声骂娘，将那道山坡炒成了一锅黏粥。
曹廷明说，居高临下打鬼子，都不需要瞄准，一枪就是一个，再一枪又是一个。日军像檑木一样滚出了上百米远，连长喊：“手榴弹！”手榴弹像冰雹一样噼里啪啦地丢出去，扔得远的，就在敌群中爆炸了，扔得近的，就滚落到敌群里爆炸了。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日军的断臂残肢和三八大盖枪在爆炸声中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此恨绵绵无绝期。
日军退到了半山腰一块平坦的地方，开始组织反击，他们依托在树木后和石块后，向山上射击，子弹落在山顶上，落在石头上，打得石沫四处飞溅。山脚下，日军架起了几门大炮，向着山顶发射，山顶上硝烟弥漫，尘土飞扬。日军的炮火压制了中国军队的枪弹，中国军队中不断有人倒了下去。
尘烟中，一颗炮弹落在了曹廷明的脚边，像个陀螺一样滴溜溜打转。
曹廷明说，在新兵训练的时候，连长就对新兵们说过，遇到日本人扔过来的手榴弹，落地没有爆炸，要赶快捡起来扔回给日本人。抗战老兵阮明刚也说过，新兵训练的时候，老兵就告诉新兵，拉开手榴弹的环，心中默数一二三，数完再扔出去，这样手榴弹刚好就能落地爆炸。以后的衡阳保卫战中，进攻衡阳的日军68师团57旅团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之死，与手榴弹有关。当时，他在战壕里给日本士兵示范如何把中国军人投掷过来的手榴弹回掷过去，他捡起一颗手榴弹，刚刚站起来准备回掷，中国军队的狙击手射来一发子弹，志摩源吉的脑袋就开了瓢。
日军的炮弹在曹廷明的脚边打转，随时都会爆炸，曹廷明扑过去，想要抱起炮弹扔出去，可是炮弹像火焰一样滚烫，手心被烧得吱吱作响。一名战友在旁边喊：“鞋！鞋！”曹廷明脱下了鞋子，一手拿一只，夹着滚烫的炮弹扔向山下。炮弹扔出去了，他的鞋子也被带了出去。
日军的炮弹一直轰炸了两三个小时，山头阵地成为一片废墟。轰炸过后，按照日军的作战规律，步兵就会发起冲锋了，连长站起身，抖落掉身上的尘土喊道：“日本人要来了，准备好，揍狗日的。”曹廷明刚刚从掩体里走出来，山下突然又射来了一发炮弹，就在他的身前爆炸，爆炸掀起的气浪将曹廷明抛出了十几米远，一块弹片划穿了他的大腿，鲜血像喷泉一样冒出来。连长看到曹廷明负伤了，用刺刀划破了他的棉裤，给他包扎伤口。
很多老兵说，抗战之初，中国很多军队里没有医务兵，没有野战医院，受伤了，就只能自己给自己包扎，或者让不懂医术的战友包扎，命大的，就活过来了；命小的，就死了，死了挖个坑就随便埋了，遇到战事紧急，来不及掩埋，就暴尸荒野，任野狗拖拉，“多少士兵都是这样死了，死了后连个名字都没人知道，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些什么人，是不是老婆孩子都在家里等。就这样死了，死的人太多了，没有上千万也有几百万。”
我采访过参加石牌保卫战的老兵，石牌保卫战发生在1943年，当时中国军队里有了野战医院，但是因为缺医少药，伤兵被送进这样的医院，也等于死亡。预四师当初在石牌外围激战，野战医院设在宜昌市夷陵区金鱼坪村，医院里的死亡高达4000人，挖个大坑埋了。70年后，因为要修一条公路，进行挖掘，仅仅挖出的尸骨，就多达3000具。
老兵们说，医疗条件最好的是新一军，当年新一军在缅北反攻时，美国派来了500名医生，这些医术高超的医生，抢救了很多中国伤兵。而同一时期的滇西反攻，中国伤兵还是面临着极大的死亡率。老兵谭延煦告诉我说：当年进行滇西反攻，翻越高黎贡山的时候，伤兵被和死尸混杂在一起，能爬动的就向前爬，爬到前方就有了一线生机，爬不动的，就只能等待死亡。
连长把曹廷明的伤口包扎好以后，就派传令兵背着曹廷明下山。
传令兵背着曹廷明来到山下，又辗转来到了营部，营部里有一名医生。医生发给曹廷明一块大饼，一碗稀饭，叮嘱他不要喝水，因为喝了水会流血更多。他还吩咐两个老人把曹廷明抬上了担架，转往团部。营部里的那个人是不是医生？我想可能不是的，因为外伤和喝水是没有关系的，不会说多喝水就会流血更多。营部里的那个人如果是医生，也是“赤脚医生”。
两个老人抬着曹廷明向团部转移，一路上气喘吁吁。那时候的青年都当兵打鬼子了，剩下的都是老人。
战争正在进行，双方阵地犬牙交错，好几次，他们都能看到日军的身影，两个老人赶紧把曹廷明放在地上，趴在他的身边，胆战心惊地看着日军渐渐离去了，才又爬起身抬着他走。
来到团部的时候，已经到了黄昏。部队要转移，伤员统一集中到师部。曹廷明的担架让给了另一个伤员，他没有了担架，又不能行走。一位60多岁的老人推来一辆独轮车，让曹廷明坐在上面，他在后面推着，老人没有力气，推不动独轮车，他年轻的孙子肩膀上搭一条绳子，在前面拉着。在这个枪炮声不绝于耳的恐怖的夜晚，独轮车吱扭扭上路了。
独轮车走了一晚，一直到晌午的时候，才来到了师部，老人和孙子把曹廷明交给师部后，没有吃一口饭，又推着独轮车一路吱扭扭地回去了。
师部集中了很多伤员，全师的伤员都集中在这里接受治疗。医生太少了。我们在欧美关于“二战”的电影中，看到负伤的战士能够在战场上尽快得到治疗，而重伤员则会有直升机接运后方，然而，同时期的中国军人，负伤后被老百姓的担架抬着，被老百姓的独轮车推着，忍受一路的颠簸，忍受一路的痛苦，从前线辗转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才能来到后方医院，很多负伤并不严重的伤员，就在这一路颠簸中死去了。
来到师部没有多久，59军又要转移了，当时，台儿庄会战已经到了尾声，日军合围即将形成，国军需要撤退，跳出日军包围圈。
拉运伤兵的汽车来了，只能拉重伤员，担架放在车厢里，车厢里满满当当，汽车摇摇晃晃地开走了，遗落下一地的呻吟声。
伤兵们要被转移到枣庄，然后从枣庄坐火车向后方转移。
汽车少，伤员多，曹廷明没有能够坐上汽车。正在彷徨无计时，来了一辆牛车，赶车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他拉上曹廷明和另外几个伤员，老牛扑踏扑踏走了一夜，把他们拉到了火车站。老人是附近村庄的农民，自愿送他们的。
伤兵坐着火车向后方转移，没有受伤的将士沿着阡陌小径向后方撤退，不能走大路，大路上行驶着日军的机械化部队。
曹廷明坐着火车来到了湖北省房县，房县古称房陵，历史悠久，位于神农架旁边。那时候，日军还没有打到房县，曹廷明在这里得到了救治。而所谓的救治，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把伤口割开，把纱布塞进伤口里，来回拉动，挤出伤口里的血块。那时候的医药奇缺，医生救治伤员，都是使用土方子。
几天后，日军的飞机轰炸房县，隆隆的声音从窗外传来，震天动地，能跑动的人都跑出去躲避了，曹廷明刚刚动完手术，双脚不能迈动，他把被子蒙在头上，索性等死。爆炸声接踵而来，房倒屋塌。日军飞机远去后，曹廷明揭开蒙在身上的被子，才发现被子上全是厚厚的一层瓦砾和尘土。
按照国际法的规定，交战双方是不能轰炸教堂和医院的，教堂和医院都有十字标志，很醒目。可是日本人完全不遵守国际法，轰炸医院，杀害战俘，使用毒气，屠杀平民。我在采访常德保卫战的时候，听当地人说，占领了常德的日军，连教堂的牧师也要殴打，那个牧师是西班牙人。
曹廷明伤好后，就进入了张自忠的警卫营，警卫营里几乎都是伤愈归队的老兵。
老兵刘华说，受过伤的老兵和刚上战场的新兵差别很大，老兵能够凭借声音分辨出敌人发射的是什么炮弹，会在距离多远的地方爆炸；能够知道冲锋的时候怎么躲避敌人的枪弹，敌人的阻击点会在什么地方设置。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士兵，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敢，更重要的是经验。
伤愈归队的老兵战斗力都非常强，人已经死过一次了，再次面临死亡就毫不畏惧，而且知道怎么躲避死亡，不会做无谓的死亡。
这一时期，张自忠驻扎在湖北。
张宗衡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
有一次，59军在汉江阻击日军，日军大部队向前线的180师和37师侧后移动，形成包围态势。180师师长刘振三和37师师长吉星文没有向张自忠请示，就仓皇撤到了汉江西岸。
当时，战况危急，张自忠将军亲临一线指挥，行至汉江西岸的转斗湾时，突然看到了吉星文。张自忠厉声问道：“你来干什么？”吉星文惊恐不已，谎称：“我来向总司令报告。”张自忠训斥说：“你怎么知道我来这里？部队在河东作战，你到西岸干啥？还是卢沟桥抗战的英雄呢？你是狗熊。”命令吉星文即刻过河继续抵抗。吉星文一句话不敢说，带着部队过河阻敌。
刘振三听说张自忠来了，吓得躲到防空洞里，嘱咐卫士说：“总司令来时要问我，就说我不在这里，过河东去了。”
后来，刘振三也赶紧带着人去往汉江东岸。
张自忠来到后，即刻命令两支援军渡过汉江，对日军形成反包围，此战，大获全胜，仅仅战马就缴获了一百匹。那时候日军的战马都是从本土用军舰运来的，宝贝得不得了。
此战后，老百姓称张自忠为“活关公”，意思是说他像关公一样神勇无敌。
180师有一个名叫李树人的副师长，张自忠坚守湖北时，曾经派遣他去桐柏山打游击。张宗衡说，临行前，张自忠一再叮咛他，桐柏山有共产党的游击队，都是中国人，一定要共同抗日，不要搞摩擦。
老兵阮明刚说，当年他跟着张自忠坚守湖北时，桐柏山里共产党的游击队是李先念的部队。李先念对他们很好，战况紧急的时候，李先念的游击队就下山伏击日军，牵制日军。李先念的游击队还偷日本人的枪支弹药，派人送给他们。
活跃在桐柏山的李先念的部队是新四军。
张自忠来到湖北不久，随枣会战就开始了。
随枣会战，就是发生在湖北随县和枣阳一带的会战，而随县和枣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大别山横亘于东，桐柏山虎踞于北，大洪山龙蟠于南，再向南，则是辽阔汹涌的长江江面。第五战区李宗仁占据于此，进可攻击武汉的日军，退可坚守四川大后方。
而与第五战区对峙的，是日军精锐的第11军。第11军是在武汉会战时才编成的一个军，仅仅看看第11军的历任司令官，就能够知道这个军名气很大，第一任司令官冈村宁次，第三任司令官阿南惟几，第四任司令官冢田攻，第五任司令官横山勇，而横山勇，在1943年到1944年，更是直接指挥进攻常德、衡阳、桂林的日酋。
随枣会战，是日军第11军与中国军队作战。时，11军司令长官为冈村宁次，这个名字中国人很熟悉。
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会战，只是交战地点有交叉。张自忠将军牺牲在枣宜会战，而很多报刊错误地报道张将军牺牲在随枣会战。
坚守在第五战区右翼的是王瓒绪的29集团军和张自忠的33集团军。29集团军是装备极为简陋的川军。
张自忠预感到恶战在即，他写信勉励33集团军各位将领，信中说：
我与弟等参加抗战以来，已经受了千辛万苦，现在到了最后的一个时期，为山九仞，何忍亏于一篑，故唯有盼望弟等打起精神，咬紧牙根，激励部下，拼这一战。我们在中国以后算人，抑算鬼，将于这一仗见之。
这封信语气诚恳，感人肺腑，读来隐含雷霆之声。
延安的《新中华报》是这样评价这封信的：“正气浩然，字字是泪，字字是血。”
张自忠将每一次对日作战，都当成了最后一次。每次对日作战，他都抱着必死的信念。
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抗战老兵说，张司令从小阅读圣贤书，满脑子都是舍生取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随县是阮明刚的家乡。
阮明刚说，当时天都打红了，夜半时分，没有月亮，但是地面上的一草一木都能看清楚。他们一个连与日军交战，一天一夜就牺牲了80多个人。团长派一名传令兵来要求他们撤退，但是，已经撤不下来了。传令兵赶到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攻上了阵地。传令兵担心团长的手令会落入日本人手中，就一口吞吃了，打完了手枪里的所有子弹，从地上捡起一杆步枪和日本人拼。日本人还在蜂拥而来，连长让阮明刚和另外两个机枪手趴成一排，拼命向日本人扫射，这样才打退了日本人。
部队从阵地撤下来的时候，全连幸存的不到20个人，包括那名传令兵。
阮明刚属于38师，师长是黄维刚。
几天后，日军增加了3000人，继续围攻38师的阵地。黄维刚指挥部队一连击退了日军多次攻击，伤亡惨重。黄维刚向张自忠请求援兵，张自忠已无援兵可派，张自忠斩钉截铁地说，北进之敌被我第22集团军击退；敌后路已被我第22集团军截断；请你告诉各指挥官，只准前进，不准后退，敌人即将被我全部击溃。我们困难，敌人比我们更困难，要坚持最后五分钟去争取胜利。你要集中力量，向敌人猛攻。
38师英勇奋战，终将日军击退。
22集团军，同样是一支川军。抗战时期，出川抗战的四川人，总计有350万，为出力最大的省份。
38师里，除了阮明刚和郭荣昌，此时在张自忠手下作战的，还有一个叫潘絜兹的人。
潘絜兹早年在北平上美术学院。全面抗战开始的1937年，日军打到了他的家乡浙江，美术教师潘絜兹投笔从戎，加入了抗战队伍。
潘絜兹在来38师政治部工作前，有一位同事就告诫他说，38师是张自忠一手带大的部队，去了那里可要小心啊，张自忠军令很严的，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让退的。
在那一年的冬季攻势中，潘絜兹随同38师转战湖北钟祥，部队与日军血战八个昼夜，伤亡惨重，“弟兄们冒着风雪在战壕里匍匐着，用冻僵了的手指扳着机枪，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伤亡已达到了可惊的数目，活着的也都疲弱得不能支撑了，但总司令命令：不准退！”总司令，就是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
连续八天八夜的进攻作战，让部队极为疲劳，饥寒交迫，战士们饿极了，就用手扒开雪层，拔下雪层下的草根充饥。每个人都饿得昏昏欲倒。第九天早晨，突然有人喊：“总司令来了，总司令来了。”38师的弟兄们像离散多日的孩子见到妈妈一样欢呼雀跃，阵地上一片欢腾。
总司令张自忠来到38师前线指挥作战，还带来了几尊苏联造的大炮。
张自忠将军到来后，马上指挥38师反击，“机枪激响起来了，夹着轰隆重炮的吼叫。敌人的，我们的，搅到了一起。弟兄们忘了一切地猛扑着，越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向敌人投掷手榴弹，甚至石块，终于敌人遗弃了一地的死尸、弹药、给养、用具等，狼狈地退却了。”
在此后不久的一次军训中，潘絜兹近距离看到了张自忠。潘絜兹眼中的张自忠身材挺拔魁梧，又浓又黑的剑眉，一双大眼睛不怒自威，但是又显得稳重典雅，一副儒将的气派。阮明刚在开会的时候也见到过张自忠，他眼中的张自忠身材高大，声若洪钟，下巴右侧有一颗黑痣，英气逼人，又让人畏惧。
那次军训中，出生在浙江的潘絜兹清楚地记得张自忠说一口浓重的北方话，谈吐幽默，要求大家要以必死的信心上阵杀敌，“我只是求心之所安，一切艰苦我是不怕的，我只有一个字：‘拼’，拼完算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