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唐朝，房价就不那么友善了，特别是盛唐以后的大城市。韩愈在《示儿》一诗中写道：“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韩愈官至吏部侍郎，相当于今天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死后被追赠为礼部尚书。一个朝廷高官，在首都买房子居然要用三十年。这个故事的“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如果韩愈此言不虚，不仅说明唐朝首都的房价高，也说明韩愈是个清官。唐朝房价之所以高，一是因为国家不再给民众授田，没有“国家分房”政策了；二是随着唐朝社会发展和人口增加，人员流动性增大，人们对房屋的购买需求增强。
如果说哪个朝代的房价堪比今日之中国，那一定非宋朝莫属。北宋经济繁荣，人口剧增，城市高度发达。北宋都城汴京的发达程度，完全碾压唐朝的长安。据宋史专家包伟民估算，北宋后期汴梁市区的人口密度约为1.2万～1.3万人每平方千米，今天北京市区的人口密度也才1.4万人每平方千米。由于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北宋的城市住房十分紧张，《清异录》记载了一户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情况：“四邻局塞，则半空架版，叠垛箱筥，分寝儿女。”意思是说：四户人家局促地挤在一个院，儿女们没地方睡觉，只好在半空中架起木板，还把箱子叠拼起来当床用。这真有点今日在北京蜗居的感觉。
住房如此紧张，房价自然也是居高不下。汴京一间房子的价格都在千贯以上，按照购买力换算，合今天上百万元。注意，这只是一间房的价格，宋朝百姓一家通常有两三间房。北宋末年，房价更是高得惊人。苏辙晚年（宋徽宗年间）在汴京买了一所普通住宅，花了九千四百贯。学者程民生在《宋代物价研究》中记载了当时“打工人”的收入：汴京的饭馆酒肆的杂役，一天的工钱差不多是二百文，街头商贩一天的平均收入也在二百文上下。照此标准计算，一个“打工人”至少需要一百二十八年不吃不喝，才能攒钱买起苏辙那套住宅！这还是普通住宅，如果是豪华大宅，价格高达数十万贯。即便官至宰相，若想凭工资买大宅，也要穷其一生。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其房价水平和今天的中国如此相似。
到了明朝，房价大幅回落。明朝开启了中国货币史上的白银时代，银子成为主要流通货币，房价皆按银两计算。在小说《金瓶梅》中，潘金莲和武大郎在县衙门前的核心地段买了一套房子，四间两层，还有两个院子，花了十几两。学者张传玺在《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中提到：崇祯十三年，北京正阳门大街的一座小型四合院，两间南房、两间北房、一间厢房，卖价只要三十三两。明朝戚继光军队的军饷是每天三分银，一年收入约十两银子。这样算下来，三四年的军饷就可在北京买一套房子了。
清朝房价稳中上涨。根据学者邓亦兵计算：乾隆年间，北京内城一间住房的均价约是三十三两银子。《红楼梦》里，袭人的月例银是二两多。这样算下来，袭人一年多的收入就可以在北京二环买一套小户型了。怪不得她情愿给贾宝玉做通房大丫鬟，冲这收入也够了。与今天不同，清朝北京外城的房价要高于内城。因为内城房屋价格受政府调控，不允许过高，而外城房价则由市场决定。
25 古人租房吗？
前一篇我们说了古代的房价。在房价较高的时代，古人也买不起房子。那么，他们会租房子住吗？古人租赁房屋有什么规矩吗？
租房现象自古就有之，古代称为“赁屋”或“僦居”。“僦”在古汉语中是租赁的意思。唐朝之前，租房现象较少，因为城市人口流动较小，顶多是官员和商人租住旅馆，多为临时性、短期性租赁。从唐朝开始，租房现象明显增多。论其原因，有如下三点：首先，城市经济繁荣，吸引大量人口迁入，更多人搬到城市居住，甚至包括外国商人；其次，科举制盛行，读书人涌入都城参加科举考试，考中后还要到各地做官，加大了人口流动性；最后，授田制在唐朝退出历史舞台，国家不再分配宅基地了。这就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住房制度改革，国家不再分配住房，城市职工要么买房，要么就租房。
宋朝的租房现象更加普遍，主要是因为人多和房子贵。自太平兴国五年（980）至大观三年（1109）的一百二十九年间，宋朝的户籍数量由六百四十二万户增加到二千零八十八万户，人口总数超过一亿。宋朝政府还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农村土地大多流转到地主手中，导致许多农民无法在农村谋生。但是宋朝的城市经济很发达，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着农民进城务工。这些农民买不起房，只能选择租房住，因此宋朝的城市里几乎是全民租房。《水浒传》里，不仅卖炊饼的武大郎租房，连提辖鲁达和押司宋江也租房。南宋朱熹也说：“祖宗朝（北宋），百官都无居住，虽宰执亦是赁屋。”
宋朝租房的具体程序是怎样的呢？
首先，你需要打听房源。可以在街头向大妈打听，也可以看租房广告。宋朝的租房广告称为“赁贴”，贴在待出租房屋的墙上。特别是科举考试之前的日子，赁贴满天飞，像极了当下的高考毕业季前夕，重点高中附近的民房火热招租的情形。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向房产中介——时称“庄宅行人”，俗称“房牙子”——打听房源，他们掌握着大量的租房信息。
其次，打听完房源后，下一步你就得去看房了，如果满意就可以签约。宋朝租房签约，必须通过房产中介。只有中介作保的契约，才能得到官方的认可，这样做可有效减少租赁双方的潜在纠纷。房牙子也不是免费作保，在租赁成交后，他们会收取一定的佣金。
最后，签约后，租客就可以付租金并搬家了。宋朝的房租称为“掠房钱”，一般是按月支付。关于房租起租时间的问题，宋朝政府还有一个很人性化的规定：房东交房后，要从第六日才能开始算租金，前五日免租金，用于租客搬家、打扫之用。宋朝政府还出台了诸多律法来规范租房市场，比如不得转租，不得因卖房而中途停租，租房者对损坏的房屋要负责修缮等。
那宋朝的房租贵吗？在高昂的房价之下，房租自然不会低。当时中下级军官租房的月租金大约是五贯，折合今天五千元左右。大面积的豪宅，租金更是天价。宋仁宗时，节度使李用和生病，皇帝亲自看望抚恤，并报销了他的房租钱，“日给官舍僦钱五千”。一天五千钱，一个月就是一百五十贯，差不多折合今天的十五万元。这个房租水平，跟今天北京和上海比，也丝毫不逊色。
房租这么高，老百姓租不起房子怎么办？别急，宋朝政府还有廉价的公租房。政府掌握大量的公有房屋，会将其低价租给民众。宋朝政府设有一个专门管理公租房的机构，叫作“店宅务”，相当于今天的房管局。宋真宗时期，汴京店宅务掌握房屋二万三千三百间，每年收取租金十四万零九十三贯。平均下来，每间房的月租大约是五百文，相当于当时“打工人”三天的收入。
宋朝政府还有许多住房保障政策，使民众居有其所。比如，民众长期租住公租房，官方不可涨租金。宋真宗还特意为此下诏：“如闻店宅务将人户久赁屋增僦钱，但成劳扰，速罢之。”在自然灾害或重大节庆之时，政府还会下令减免房租。如至和元年二月乙未朔（1054年3月12日），宋仁宗下诏：“天下州县自今遇大雨雪，委长吏详酌放官私房钱三日。”再如嘉祐五年五月乙未（1060年6月8日），宋仁宗下诏：“京城疾疫，其蠲官私房钱十日。”疫情期间减免房租的政策，在近一千年前的宋朝就有了。
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仅要看高收入者享受的条件，更要看弱势群体生活的保障。从住房保障这一点来看，宋朝并不输于近代文明。
26 古人如何打广告？
广告在当今社会随处可见，无孔不入。就在王老师打开电脑准备写这篇文章的半分钟时间里，已经关掉了三个弹窗广告。很多人以为广告是现代特有的商业宣传行为，直到工业社会后才出现。实际上，中国古代就已经有广告了，而且也是随处可见。
学者杨海军在《中国古代商业广告史》一书中，认为古代广告传播媒介分为六种：声响、幌子、诗歌、楹联、招牌、印刷品，并以此将古代广告划分为六种类型。王老师以为，广告的作用在于宣传商品，因此还可以根据传播范围与效果划分为三种类型：门前标志广告、声响推销广告、远程宣传广告。接下来，就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古人是如何打广告的。
门前标志广告，是指在店铺门前做相关装饰，一来吸引大家注意力，二来宣传商品服务。宋代酒楼的门前会搭建高大的彩楼欢门，远远望去，就能看得出这是一家高档酒楼。酒楼一般还会在门口或屋顶插一根杆子，上悬旗帜，称为“望子”“酒旗”或“幌子”。旗帜上面会写店名或主打商品名，起到广告的作用。如在《水浒传》里，快活林酒店门口的望子上写着“河阳风月”的酒名，景阳冈酒店门口的望子上则写着“三碗不过冈”的广告语。
门前标志广告还会在门口的牌匾和楹联上做文章。比如店铺牌匾会请名家题写，以提高知名度。宋江题反诗所在的浔阳楼饭店，牌匾上的“浔阳楼”三字就是大文豪苏轼题写。楹联上也会写有比较诗意的广告语。如快活林酒店的楹联是“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浔阳楼写的则是“世间无比酒，天下有名楼”。另外，高档酒楼还会在门口立灯箱广告，称为“栀子灯”。灯箱外立面是酒楼名称或广告语，灯箱内部可点灯，这样夜晚也能清晰看到。
△古代考场附近的店铺广告（出自徐扬《姑苏繁华图》）
门前标志广告的宣传范围较小，一般只有过往客人和周围住户能看到。为了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古代还有声响推销广告，说白了就是吆喝。《梦粱录》记载南宋都城临安“沿门唱卖声，满街不绝”。这种吆喝广告今天也常见，比如我们童年经常听到的“磨剪子来，戗菜刀”。
不同于现在电子音响录音循环播放，古代的声响推销广告全靠人工。宋代的声响推销广告不仅有人声吆喝，还配有打击乐器，叫作吟唱广告，其节奏明快，词语押韵，内容很洗脑，很有说唱音乐的味道，有非常好的广告效果。明代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记载了一则吟唱广告的内容：“本京瓜子，一分一桶。高邮鸭蛋，半分一个。”清代笔记中还记载了一个卖铁蚕豆的吟唱广告内容：“铁蚕豆，大把抓，娶了媳妇不要妈。”古代声响推销广告配合的乐器也多种多样。根据《燕市负贩琐记》记载，清代算卦广告就配合了三种乐器——“有吹横笛子者，有打咯达锣者，有打堂鼓者。”在古代当小贩，如果不懂点儿说唱艺术，你都不好意思吆喝。
前几年，街头出现过很多甩卖钱包的店铺，门口扩音喇叭循环播放“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的广告语。从效果上看，这种广告属于“卖惨型”，古代也有类似的广告。据《鸡肋篇》记载，宋哲宗时，汴京有个卖饼的小贩，沿街吆喝广告语“亏便亏我也”（亏死我了），吸引了许多“好奇宝宝”来一探究竟，饼卖得自然就快。一次，他路过皇宫墙外，恰巧这墙里住的是被废掉的孟皇后。这哥们儿也是倒霉催的，依旧吆喝那句“亏便亏我也”。宫内侍卫以为这人是在为废皇后叫屈鸣不平，分明是喊“反动口号”！于是，这哥们儿被抓了起来审问，最后还挨了杖刑。挨揍后，这哥们儿又策划了第二季广告语，一瘸一拐地吆喝“待我放下歇则个”，意思是“让我放下担子歇一歇”。为什么要歇一歇呢？言下之意其实是：“我被打惨了，大伙可怜可怜我，多买几个饼吧！”结果又吸引了一大拨人，简直就是个广告奇才！
最后说一下古代的远程宣传广告。古代没有广播和电视，远程宣传广告主要以诗歌和印刷品的形式传播。诗歌广告多是文人自发为喜欢的商品或旅游景点写诗，流传后便起到了广告的作用。李白的“兰陵美酒郁金香”，使兰陵美酒声名远播。并州剪刀锋快爽利，宋朝诗人们常用它比喻决断爽快，如周邦彦的“并刀如水”、陆游的“诗情也似并刀快”等，伴随诗句的流传，并州剪刀也名扬天下。苏轼还非常喜欢为朋友或穷苦人写诗推广商品，可谓史上最早的软文写手。
古代也有印刷品广告，多见于出版行业。宋元时期刻印图书，常在书后印一牌记，记录刊印者姓名、刻印时间、刻坊堂号与地址等。这既有现代图书版权页的雏形，也有图书广告的性质。
古代最著名的印刷品广告案例，是宋朝济南一家针铺的广告，其印刷铜版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该铜版上方雕刻着店铺名称“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中间有“白兔捣药”的图案，类似今天的商标。下方写有“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等宣传语。另外还有“转卖兴贩，别有加饶”一句，是说商贩前来批发还有优惠，“加饶”就是打折的意思。最带感的是，这则广告还有一句提示词，“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告诉你找店铺时别找错了，认准门前的白兔标记。是不是很有穿越感？
△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广告
27 古人打麻将吗？
麻将是风靡大江南北的一种棋牌类游戏。看过香港TVB电视剧《醉打金枝》的朋友，一定会对里面打麻将的情节印象深刻。在电视剧里，唐朝公主也热衷于打麻将，时称“打马吊”。这样算下来，麻将在中国至少有一千三四百年的历史了。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一篇里，我们就来探寻一下麻将的前世今生。
古代将赌输赢﹑角胜负的游戏称为“博戏”。中国最早的博戏是“六博”，先秦时便已流行。孔子曾经说过这么一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意思是整天吃饱了没事干，也挺闹心的。幸好还有六博和围棋，玩玩也比闲着强啊！看来，老夫子并不是每天都在“之乎者也”，偶尔也玩六博放松放松。
六博的对阵双方各有六枚棋子，在一张方形棋盘上行棋。棋盘有棋路，中间横一空间为水，放置鱼棋两枚。游戏时，双方轮流掷采，掷骰子决定行棋的步数。棋到棋盘中间水处则能吃掉对方的“鱼”，并获得棋子，以此判断胜负情况。六博有点像今天“大富翁”之类的游戏，和麻将的形制还差很远。
△汉代博具（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麻将的鼻祖是唐朝的叶子戏，一种纸牌类的博戏。叶子本身是一种纸片。古人看书时为方便查找，往往在叶子上写出备检的要目，置于书中，类似今天的书签。也许是看书看累了，古人就在“书签”上画上图案，发明了叶子戏。
叶子戏有四十张牌，分四种花色。叶子戏的具体玩法已经失传，但根据古书画的记载，应该类似于今天的扑克，但需要用到骰子。叶子戏在唐朝很流行，公主甚至能玩个通宵。《杜阳杂编》记载：“（同昌公主）好为叶子戏，夜则公主以红琉璃盘盛夜光珠，令僧祁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昼焉。”晚上为了玩叶子戏，令僧人捧着夜明珠照明，像不像成宿打麻将的富太太？电视剧《醉打金枝》中，公主打麻将的情节可能以此为原型。
到了宋朝，叶子戏更加流行。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当时有专门卖叶子牌的行市。宋朝的杂耍表演中，还有江湖艺人将猴子训练成为“斗叶猢狲”，为观众表演叶子戏。但宋人在玩叶子戏的过程中，发现纸牌很容易磨损，而且野外玩牌时纸牌容易被风吹走，故在叶子戏的基础上发明了骨牌，用兽骨制作棋牌。因为是在宋徽宗宣和年间发明的，所以这种棋牌又称宣和牌。宣和牌已经具有了今天麻将的材料形制，但具体玩法和麻将仍有所不同，倒是和今天的牌九相近。
叶子戏发展到明朝形成马吊牌，是今天麻将的前身。打马吊牌有庄家、闲家之分，玩家轮流坐庄。三个闲家合力攻击庄家，使之下庄。根据胡适考证，马吊牌三人对一人，像马站立时吊脚一样，所以称为“马吊”。马脚后来变音为麻雀，麻雀又变音为麻将，所以马吊是麻将的前身。马吊牌有四种花色——万贯、贯、文钱、索，皆与筹码相关。索是穿钱的绳子，文钱是一枚铜钱，贯是一串铜钱，万贯就是一万贯铜钱。马吊共有四十张牌，四个打牌者各取牌八张，剩余八张放在牌桌中间，玩家轮流取牌、出牌。这种玩法和今天麻将很接近了。
清初，在马吊牌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了默和牌。牌面只留三种花色——万贯、文钱、索子，就是今天麻将的万、饼、条。每张花色一到九各四张牌，另加入各种配牌，总共一百二十张。默和牌的花色与今天的麻将几乎一致，只是万字牌上面画的是水浒人物。今天，山东和东北地区依然有这种纸牌游戏，名曰“水浒纸牌”，王老师小时候就见过老人玩这种纸牌。
△山东省潍坊市杨家埠的水浒纸牌
现代意义上的麻将出现在清末，诞生地普遍被认为是浙江宁波。相传，同治年间的官员陈鱼门，在宁波马吊牌的基础上改进出了麻将。还与当时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一起打麻将增进感情，麻局自古是社交的捷径。后来，陈鱼门又到上海经商，将麻将带到了万国云集的十里洋场，麻将从此风靡全国。宁波话中“麻雀”和“麻将”是同音，也可印证麻将源于宁波。今天宁波天一阁景区，设有麻将创始人陈鱼门的雕像，景区内还有麻将博物馆。
关于麻将的发明，还有多种其他传说。另一种流传比较广的说法认为，麻将的发明和护粮工有关。明清时期的江苏太仓有很多粮仓，为了防止麻雀偷食粮食，护粮工经常要捕杀麻雀。闲暇之余，他们就发明了麻将。麻将中的诸多元素都和捕杀麻雀相关。比如麻将一词的吴语发音和麻雀的发音相同。再如麻将里的饼字牌，又称筒，源自护粮工打麻雀的火铳。这似乎也能自圆其说，但从麻将的演变史来看，其绝非一朝一夕的发明，而是在古代各种棋牌类游戏的基础上融合而来。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郑和下西洋时的水手们发明了麻将，这种说法无据可考，可信度不高。
△清代象牙麻将牌（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28 古人用什么洗脸？
今人常常会用洁面乳洗脸，毕竟脸面对于我们实在太重要了。可能有人担心穿越回古代会没有洁面乳用，耽误自己“容颜焕发”。其实这个担心大可不必，因为古代也有专门的洁面用品。
在《古代人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曾提到古人会用淘米水洗头发。其实，淘米水在古代可谓万能，不光能用来洗头发，还可用来洁面。《礼记·内则》说：每三天要洗一次头发，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洗。淘米水呈弱碱性，可以祛除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除面部多余的油脂。淘米水洗脸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其富含的维生素B和淀粉能在脸上形成遮盖效果，有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仍然有女性用这种古法洗脸。
除了淘米水，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内含碳酸钾，总体呈碱性，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古人将草木灰兑水，制成“灰汁”，可用来洁面或洗澡。武则天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怪不得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都喜欢这张面孔，原来人家有护肤秘籍。
但要说古人最常用的洁面用品是什么，答案竟然是猪胰脏。猪的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吃肉，还能用来洗澡。猪胰脏为长条形，十余厘米长，粉红色，内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去除和分解污垢。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距今已有近一千五百年的历史。
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制作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澡豆。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记载了澡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后搅拌均匀，最后经自然干燥形成块状或球状的澡豆。古人为了增加澡豆的美白和增香效果，还在澡豆中加入各种配料，如甘松、丁香、麝香、白芷、冰片、皂角、阿胶、糯米等。孙思邈亲自为澡豆代言，称其“治面黑不净，一百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滓皆除”。有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澡豆，还具有去除粉刺、痤疮的功效，看来古人也饱受青春痘的困扰。
澡豆是伴随着佛教在我国的流行而普及的，至唐宋时才在民间普及。很多人最初并不知道澡豆为何物，为此还闹出过一个著名的笑话。《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的王敦与舞阳公主结婚，成为驸马。公主的生活方式很是时髦，王敦有些跟不上趟儿。婚后的一天，王敦在家上厕所，公主的侍女就端来干枣和澡豆，干枣是用来塞鼻孔阻隔臭味的，澡豆则是厕后用来洗手的。王敦哪认识这些公主用的高级货，还以为这些是“如厕甜品”呢，直接就给吃了！这一彪悍行为逗乐了侍女，忍不住偷偷地捂嘴笑。
△明代万历年间的金皂盒和皂球（出土于明定陵）
宋朝人在澡豆的基础上，又制成了肥皂团。南宋的都城临安，有专门经营肥皂团生意的人，可见其当时的流行程度。其实，肥皂团就是今天香皂的雏形，只是前者纯天然手工制，后者是现代化工产品。明清两朝，这种澡豆型的肥皂团继续流行，由于是用猪胰脏制成，民间俗称为“胰子”。清朝末年，仅北京一地就有七十多家胰子店，产品远销海内外。当时有家名叫“花汉冲”的化妆品店，售卖各种“花汉春”品牌的美妆和洗护用品，其中胰子和香粉是爆款，大内皇宫也在该店订购化妆品。这家诞生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化妆品店，兴旺了四百多年，直到1952年才退出历史舞台。2018年，北京大栅栏当年的旧址上，“花汉冲”老铺重新开张，希望继续传承国妆之美。
改革开放前，生活物资匮乏，我国采取了严格的供应制度。香皂也属于供应商品，很多家庭经常不够用，于是又重拾传统手工胰子的制作。王老师的母亲在小时候就见到过这种工艺：将猪胰子剁碎，然后加入火碱或烧碱搅拌，最后自然风干就得到了胰子皂。时至今日，东北地区的一些老人还将工业香皂称为“胰子”。尽管这个名字不太文雅，却沉淀着民族的记忆，散发着历史的芬芳。
29 古人如何洗澡？
洗澡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尤其是在寒冬数九之日去澡堂。大池中一泡，搓澡师傅一搓，躺椅一靠，再来点茶水饮料，惬意生活不过如此。古人也喜欢洗澡，汉朝公务员甚至有专门洗澡、洗头发的假期，五天一休，称为“休沐”。那么，古人是如何洗澡的？
甲骨文中的“浴”写作“”，可以看出，一个人站在大盆里，身上还有水滴。这说明商朝时候洗浴是一个人在浴盆里泡澡。这不难理解，毕竟洗澡这事如此私密，古人最初是不习惯大家一起泡澡的，所以并没有公共浴池。时至今日，有些南方朋友依然不习惯共浴，王老师在读大学时就深有体会。大一刚开学时，我们寝室的同学一起去学校浴池洗澡。一位四川的同学，拿着水盆、穿着内裤进入浴室。他在里面巡视了一圈，发现大家都是一丝不挂地洗澡，这才又去更衣室脱掉了内裤。
古人最初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洗澡，用一个大盆就够了。条件好的人家会有专门的浴室，洗澡时有奴婢伺候。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家庭浴室形象，是扬州西汉广陵王刘胥陵寝中的浴室。浴室内有双耳铜壶、铜浴盆、擦背用的浮石、木屐、铜灯、圆漆浴凳等全套洗浴设施。其中的双耳壶应是奴婢为其主人进行人工淋浴时使用。
△战国时期的铜浴缶（藏于荆州博物馆）
△搓澡用的浮石
史上最著名的浴池，最著名的莫过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用的华清池了，还被写进了白居易的《长恨歌》。除了皇家鸳鸯浴池，唐朝还出现了民间公共浴室，人们已经开始共浴了。到了宋朝，由于市民阶层的崛起，城市里的公共浴室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元、明、清三朝，公共浴室持续繁荣发展。马可·波罗记载元朝人“每日早起，非沐后不进食”。先洗澡再吃饭已经成为元朝人的日常生活。
△华清宫的海棠汤
古人洗澡时，会在洗澡水中加入中草药物以治疗疾病，称为“香汤”。在古汉语中，汤是热水的意思，洗澡水也称汤。今天，日本浴池的门口还会写一个“汤”字做招牌，这便是源于中国的洗澡文化。我上课时曾给学生讲过一个笑话：某人去日本旅行，见一店铺门口挂了个写有“汤”字的门帘，这人以为是瓦罐煨汤之类的饭店，就进去“喝汤”了。店家发给他一个水盆，他心里寻思“这日本人可真实在，喝汤都得用盆”！
古代洗浴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当数扬州，形成了风靡大江南北的扬州洗浴文化。今天的东北地区上点儿档次的洗浴场所，里面的搓澡工不少都自称来自扬州。扬州地处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是古代的交通枢纽，也是古代重要的商业都市和物流集散地，其商业地位和繁华程度堪比今日的上海。这里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商人，休闲娱乐产业旺盛。商旅到了扬州都想休整一下，洗澡是去除旅途劳累的最佳方式，这造就了扬州洗浴业的繁荣。扬州有句老话：“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皮包水就是在茶馆喝茶，水包皮则指去澡堂洗浴，足见洗浴文化在扬州的繁盛。
△古代苏州的澡堂（出自徐扬《姑苏繁华图》）
古代扬州的公共浴室称为“混堂”，门口都会挂一个水壶，表示正在营业。古代浴池门口挂水壶，就像酒楼门口挂望子一样。为什么要挂水壶呢？王老师认为，可能是因为古代没有自动淋浴，水壶是洗澡时人工淋浴的辅助工具，是澡堂的必备用品，所以成为了行业标志。
洗澡很消耗体力，为避免“洗晕”，客人到了浴池要先喝点热汤，出汗后再小憩一会儿，养足精神后方可下池泡澡。现在的浴池禁止皮肤病、性病患者和醉酒者入内，年纪大的人也会被要求有家人陪同，古代浴池也有这样的行业要求。根据清朝《扬州画舫录》记载，混堂入池口两边有对联一副：“病疮梅毒休来浴，酒醉年高莫入池。”
今天的搓澡，在古代叫作“揩背”。宋代的苏轼，就是一个“揩背”狂人，甚至还为搓澡师傅填了一首“搓澡词”，名为《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词曰：“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苏轼借寄语搓澡师傅轻搓一事，寓意自己秉性高洁——“居士本来无垢”，言下之意，自己的遭遇都是小人嫉妒陷害的。连搓澡时都在风雅地批评时政，宋代文人真的是时刻以天下为己任。
今人去公共浴室消费一次，如果找搓澡师傅服务，人均消费百八十元。那么，古代浴池洗澡贵吗？学者程民生先生的《宋代物价研究》一书中记载了“向浴堂，沐浴，八人料钱八十文”“以百文沐浴”等关于洗澡的费用。宋朝一文钱的购买力大约合今天一元钱，八个人的料钱八十文，这个价格应该是指门票，相当于每人十元。如果以百文洗浴，那就一定是找搓澡师傅揩背了。古代浴池的服务项目还有很多，比如梳头、刮面、修脚、推拿、按摩、茶食等，全套下来，估计也得几百甚至上千元了。
30 古人近视了怎么办？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18年我国高中生近视率高达81％。学生戴眼镜现象非常普遍，你若不戴个眼镜，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读过书的人。古代文人考科举，终日枕典席文，近视的肯定也不少。那么，古人近视了怎么办？会戴眼镜吗？
古代近视的人还真不少，《笑林广记》里有不少关于近视的笑话。比如《虾酱》篇，说有一人挑粪经过一位近视者，近视者看不清挑的是啥，但闻那臭烘烘的气味以为是卖虾酱的，遂唤曰：“拿虾酱来。”挑粪人以为这人有病呢，没理会就走了。近视者以为“卖虾酱的人”故意不卖给他，就赶紧追上，“将手握粪一把，于鼻上闻之，乃骂道：‘臭已臭了，什么奇货，还在这等行情！’”这个重口味笑话告诉我们：古人近视不仅耽误学习，还影响智商。
古人称近视为“不能远视”，就是看不清远处的东西。古人也认识到用眼过度是导致近视的主要原因，如“数看日月，夜视星火，夜读细书，月下看书，抄写多年，雕镂细作”等。但是，古人对近视的发病机理没有科学的认知。近视的机理是眼球内部的视网膜和晶状体之间的距离拉长，光线不能在视网膜上聚焦，导致物体影像模糊。而古代中医却将近视的发病机理归结为阳虚，因此对近视的治疗方法竟然是补肾。即使到了清代，医学家林佩琴依旧认为：“能近视不能远视，阳气不足也，治在胆肾。加味定志丸，或八味丸。”治近视居然得吃“六味地黄丸”，这眼睛不一定能治好，治肾虚肯定是管用了。
为了弥补近视的问题，古人会使用放大镜和眼镜。我国已知最早的放大镜，出土于东汉广陵王刘荆墓，为水晶材质。唐代，大量西域制造的玻璃材质放大镜进入中原，被称为“火珠”或“火齐珠”。从名字便可以看出，唐朝的放大镜主要用于聚光点火，并非近视者专用。用放大镜观阅文字的记载，最早见于北宋。《暇日记》记载：北宋提刑官史沆在查阅案卷时用水晶镜观看文字。为何放大镜看字在宋代普及呢？可能是因为宋朝科举制大规模扩招，读书人用眼疲劳而导致近视增多，以至于放大镜大派用场。今天高考制度下的孩子们要上各种辅导班，加班加点地学习，大部分人近视也就不足为奇了。
南宋时期，我国出现了双镜片的老花镜，名为“叆叇”（ài dài），其外形和今天的眼镜很接近。《洞天清录》中记载：“叆叇，老人不辨细书，以此掩目则明。”这种眼镜的镜框用木片或牛角制成，中间有横梁，架在鼻子上，没有镜腿，使用者可用细绳缚于脑后。
△古代没有镜腿的眼镜（出自《苏州市景商业图册》）
今人使用的有镜腿的现代眼镜源自西方，清代学者赵翼认为其在明朝宣德年间传入我国。十三世纪，欧洲出现了眼镜。随后，眼镜制造业迅速发展，意大利还出现了相关的行业规范。明朝仇英的名画《南都繁会图》就有戴眼镜的人物形象。
△《南都繁会图》中戴眼镜的老人
到了清朝，眼镜的使用更为普遍。那时的来华传教士，很多人将眼镜作为礼物献给清朝皇帝。这里的眼镜，既有老花镜，又有近视镜。清朝的雍正皇帝是个眼镜控，仅雍正九年（1731）获得的西洋眼镜就有百副之多。不仅收藏，雍正见到新式眼镜，还会命内务府仿制。清朝内务府下设有专门制造皇家御用品的造办处，其中就有专门制作眼镜的“眼镜作”。雍正皇帝还经常将眼镜赏赐给大臣，算作一种特殊的福利。
清朝时期，民间制造眼镜的作坊也开始兴起。乾隆年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在广州就见到了这种眼镜作坊。使团人员在著作中记载道：“中国人不少戴眼镜的，他们把眼镜捆扎在头上。他们的眼镜片是水晶做的，广州工人能用一种钢锯把水晶刺成薄片……中国工人大概不懂光学原则，他们不能按着人的视力缺陷把镜面磨成相适应的凸度和凹度。他们把镜面磨成各不同的凸度和凹度，放在那里，供顾客自己试验配戴。”可以看出，清朝人卖眼镜没有今天验光的步骤，只是将不同度数的眼镜放在那里让顾客试戴选择。这个方法和过去农村集市上卖眼镜一样，没有量身定做，自己试戴合适即可。
由于民间眼镜作坊的发展，清朝文人和官吏戴眼镜成为普遍现象。乾隆时期，有一知府进京面见皇帝。知府相当于今天的市长，能见皇帝一面也是难得。这位知府在述职后向乾隆皇帝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臣出发前啊，家中老母命臣务必瞻仰圣上龙颜，以便回去后向家母描述圣上的尊容，让她老人家不虚此生！”乾隆皇帝听后就乐了，下令道：“那你就看啊！”可是这位知府是个近视眼，眯缝着眼睛也看不清。“确认过眼神”，乾隆知道这位爱卿也是一个近视的人，便问道：“你有眼镜吗？”这知府还真从袖中掏出一副眼镜，戴上后，将乾隆皇帝仔细看了一遍。瞧瞧古人这情商，多会拍皇上的“彩虹屁”。
△清代眼镜（藏于上海历史博物馆）
眼镜刚传入中国时，其价格和一匹马一样昂贵。后来，眼镜作坊普及，成本降低，五六钱银便可买一副，差不多就是今天的五百元。这样亲民的价格，也是眼镜在民间普及的重要原因。
古人近视看不清字时，除了用眼镜来解决问题，还会请人来帮忙读书给自己听。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记载：“欧阳文忠近视，常时读书甚艰，惟使人读而听之。”欧阳修这操作相当于雇了个“人工点读机”，哪里看不清就点哪里，估计文忠公得有好几百度近视。
31 古代有“人口普查”吗？
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其实，我国自古就有“全国人口普查”，只不过其核心目的不是调查人口情况，而是防止老百姓偷税、漏税。
隋文帝建国之初，全国人口有四百万户。到了隋炀帝的大业年间，人口骤增到八百九十万户。短短二十多年间，人口就增加了一倍多。这些新增人口不可能都是生出来的，因为即便全国男女都从事造人活动，也不可能二十多年就生出一个国家。实际上，这些新增的人口中，一部分是新出生的，一部分则是加入了刚统一的南方人口，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全国人口普查”搜索出来的。
为什么人口还要搜索呢？因为中国古代有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老百姓“隐匿户口”，其目的是逃税和逃役。古代赋税有两种征收标准：一是“税人”，即人头税，是人就得交税；二是“税地”，即土地税和财产税，有钱人多交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头税是古代最主要的税种，徭役、兵役的征发也是以人头为标准。由于以人口作为征收对象，户籍就显得十分重要。掌握了户籍数，国家的税收和兵役就能得到保证，政权就能稳定。也正因如此，古代政府非常重视给老百姓订立户籍，即“编户齐民”。
△明代洪武户籍黄册（藏于安徽博物院）
然而，每当战乱或饥荒时，户籍人口就会大量减少。有些是死了，更多则是逃往外地，成了流民。流民在新的生活地是没有户籍的，他们也不会主动去报立户籍，因为没户籍就不用交税了。乱世年代，国家掌握的户籍人口数量和实际人口数量会严重不符。“桃花源”里的民众，就是古代的偷税、漏税分子。
没税的生活，老百姓很“嗨皮”，皇帝却很崩溃。没人当兵，没人交税，皇帝就成光杆司令了。所以，古代政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搞全国人口普查，审核并订立户籍。隋朝统一后，结束了魏晋以来的国家分裂状态，政局重新趋于稳定，政府管控力增强。这一情况下，隋朝政府进行了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这就是大业五年的“大索貌阅”。
所谓“大索”，即大规模地搜索人口，针对“户口多漏”现象，找出那些隐匿户口的人，给他们订立户籍。所谓“貌阅”，实际就是看人的相貌。既然人都找出来了，你按人口征税就行了，为什么还要看相貌呢？难道是根据相貌收税，长得老多交税吗？还真是这样！
除了隐匿户籍的方法，中国古代还有另一种常见的逃税方法——谎报年龄。古代的人头税，针对不同年龄的人，征收标准是不一样的。以汉朝为例，对十五到五十六岁的人口征收算赋，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对七到十四岁的未成年人口征收口赋，每人每年二十钱；对五十六岁以上的老人免税。如果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国家还会给予养老补助。如汉文帝下诏：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赐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历代都是类似的征收标准——未成年减税，成年全税，老人免税。
古代的成年男子是纳税和服役的主体，被称为“丁”或“成丁”。历朝历代成丁的年龄标准不同，有的时候是十五岁，也有十八岁或二十岁的。这样的政策下，一些老百姓为了少交税或不交税，就会谎报自己的年龄，逃避“成丁”。日本学者池田温在研究唐朝人口情况时就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十九岁的人口特别多，远超其他年龄的人口比例。这是因为唐朝的成丁标准是二十岁，很多人即便超过了二十岁也谎报自己十九岁，以逃避全税。
所以，古人真的希望自己永远十九岁，不仅年轻，还能省钱。古代统计户口时，都是老百姓自己上报家庭成员情况，称为“手实”。为了防止老百姓谎报年龄，隋朝在大索的同时也进行了“貌阅”，把十九岁的人口都召集起来，由官员看长相，看你到底像不像十九岁。除了十九岁以外，五十九岁、六十九岁等节点年龄也要貌阅，防止你谎报高龄以逃税或冒领养老补助。
由此看来，古人还真是看相貌收税。如果某家的孩子长得着急，十三岁的年龄便长了一副三十岁的面孔，那就对不住了——您得交全税。
饮食篇
32 古人的主食有哪些？
看过电影《赵氏孤儿》的朋友，一定记得葛优在剧中把面条吃出了火锅感觉的名场面。但是，如果尊重历史真实，葛优是不该吃面条的，因为当时的主食里还没有面条这一项。那么，历史上各个朝代的主食都有哪些呢？
俗话说“人食五谷杂粮”。五谷即粟、黍、麦、稻、菽五种粮食作物，自古便是中国人的主食来源。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五谷的地位是迥然不同的。
粟，又称“稷”，即今人俗称的小米，是中国人最早的主食之一。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这里以温带季风气候为主，春季干燥，夏季多雨。这种气候和粟的生长习性可以说是绝配：粟在幼苗期需要的水分不多，不怕黄河流域的春旱；等到了生长期需要大量水分的时候，黄河流域正值多雨的夏季，正好能促使粟茁壮生长。粟因此成为了古人最早青睐的粮食作物。繁衍于黄河流域的先人们，吃着黄河水滋养的粟米，可谓身土不二。
从先秦到唐宋，粟米饭一直是中国人的第一主食。古人用“杵臼”将粟脱壳，得到可直接食用的小米。小米可蒸饭，也可煮粥。今人也常喝小米粥，这可是跨越了八千年的古老味道。民以食为天，粟作为主食，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所以，古人将粟的地位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江山社稷中的“稷”，就是粟的另一个名字。
排在古代主食榜第二位的是黍，也就是今天的黄米。黍的亩产量仅及粟的一半，地位远不如粟。但黍米蒸熟后黏黏的，口感非常不错，因此经常被老百姓用来待客。黍米饭待客的习惯至少保持到唐朝，孟浩然在《过故人庄》就写过“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的诗句——铁锅炖好鸡，蒸好黄米饭，好朋友来了咱就干。记得王老师小时候去姑姑家时，表哥热情地邀请我吃在东北很流行的黍米饭拌荤油。可我终究没敢对这油腻腻的美食下口，至今不知其滋味如何。
小麦在《诗经》被提到的次数仅次于粟和黍，但是在中国出现较晚，四千年前才从西亚传入，是地道的“进口货”。最初人们并不会磨面粉，而是直接将麦粒蒸熟了吃，称为“麦饭”，估计味道不会太好。直到汉朝开始推广能将小麦磨成面粉的工具圆磨，人们才开始吃面条。因此，《赵氏孤儿》中的程婴若想吃面条，必须得往后穿越五百年。
尽管面食很晚才普及，但它似乎更符合中国人的胃口。一经问世，就霸占了中国人的餐桌。到了唐宋时期，国人的主食已经从米饭演变为面食加各种米饭。唐朝人将面食统称为饼：面条名为汤饼或索饼，烧饼名为胡饼，馒头名为蒸饼。古代也有叫馒头的面食，但一般都带馅，更像包子。这一时期，饺子也从馄饨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面食。当时的西域也流行吃饺子，吐鲁番地区就出土过唐朝的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