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完唐朝的烧尾宴，估计有的朋友也看饿了。尽管可能吃不到所有的菜品，但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饭局想高端一点儿其实也不难，比如点一份麻辣烫外卖，再加份鱼丸。
41 古代的军粮长什么样？
军粮影响着一场战争的胜负成败，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自古以来，历代统治者和军事家都非常重视军粮事务。“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兵无粮草自散”“朝廷不差饿兵”，这些治兵名言都是对军粮重要性的诠释。那么，古代的军粮具体长什么模样呢？
在古代，军粮的种类和老百姓口粮的种类基本一致。但由于军粮需要经历长距离的运输，因此有两个特殊的要求：储存时间要长；运输负担要小。古代最常见的军粮是粟，即小米。例如《史记·平准书》记载：“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原因一是古人有以粟为主食的传统，二是粟的保存时间要长于其他粮食。《旧唐书》记载“粟可藏九年”。隋朝灭亡20年后，留在长安的存粮还可以食用。
一个军人每天能分到多少军粮呢？《汉书》记载：“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也就是说，每个士兵每月能分到二斛多的粟米作为军粮。汉代的一斛即一石，相当于今天的二十七斤。平均下来，一个士兵每天需要二斤多的粟米。这里的粟应该是还没有去壳的，去壳后只剩下原来七成左右。算下来，每个士兵每天能吃到一斤半左右的小米。这个分量只能让士兵勉强吃饱，因为那时候没有其他副食，一天的能量全都靠这些小米补充。士兵们将小米和挖到的野菜放到一起煮，煮成很稠的菜粥喝。条件好的士兵还会放点肉糜，类似今天的皮蛋瘦肉粥。粥里还要放盐，所以除了粮食，古代的军粮还要供应盐，大约每人每月一斤。
古代也有用大米做军粮的。公元前308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率领十万巴蜀士兵讨伐楚国，携带了六百万斛大米。两千多年前的军粮就有大米了，可见天府之国的富裕。唐宋时期流行吃面食，大饼成为军粮。相传，陕西的“锅盔饼”就是古代的军粮，因形似士兵的头盔而得名。宋朝时，地方城市负责制作干粮、麻饼等军粮。士兵还能分到茶、酒、大酱等副食品。
明朝万历年间，日本入侵朝鲜，明朝出兵援朝。有关军粮的文献中多次提到米和豆，这些应该就是明军的主要军粮。这里的豆指黄豆，在古代主要用于应急救荒，可推测明军的军粮供应情况比较紧张。红军长征时期，士兵也曾以黄豆为军粮。央视节目《开学第一课》曾讲到，红军士兵一天只吃一粒黄豆维持生命，这着实让人佩服！
在清朝统一准噶尔的战争中留存了大量关于军粮的文献记载。清军的军粮分为“行粮”和“坐粮”。行粮发给士兵，坐粮发给士兵家属，由当地官府负责发放，目的是让军人无后顾之忧。行粮主要包括粟米和炒面。这里的炒面，不是兰州牛肉面馆里的炒拉面，而是面粉经过炒制后得到的粉状干粮，有点像今天的油茶面。吃炒面的时候，需要配合喝水才能下咽。炒面易于保存和食用，但口感较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志愿军依然在吃这种炒面军粮，即著名的“炒面配雪”。
古代军粮很少有肉，一般只有军中举行宴会时士兵才能吃到肉，即所谓的“八百里分麾下炙”。这是因为粮食的运输比较麻烦，需要大量的运输工具，保存不善还会有大量损耗。针对这个问题，清军想了一个妙招——赶着牛羊到前线做军粮。因此，在清军的军粮分配中，粟米、炒面和牛羊肉各占三分之一。两只羊抵一个月口粮，一只牛抵三个月口粮。相比于明朝的万历援朝战争，清朝在对准噶尔战争中的军粮供应还是比较给力的，这也是清军能够获胜的重要保障。
古代战争动辄数万人，一打就是几年，消耗的军粮数量惊人。这么多军粮来自哪里呢？
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就地屯田，征召前线附近的军民耕种。这一招可以吃粮不求人，曹操当年就是用这招称霸北方的。如果前线条件不允许，那就只能从内地运输粮食到前线军区了。运输军粮是一项很庞大的工程，既要配备运输的车船，还要建设交通道路和征发大量的民工。隋朝当年开通大运河，目的之一就是为征讨高句丽的战争运输军粮。
为了调动民间力量运送军粮，古代政府还出台了一些专项扶持政策，比如盐引制度。每向边疆军区运送一次军粮，政府就会给运输人一些“盐引”作为奖励。盐引是民间贩卖食盐的特殊许可证。盐在古代是国家专卖商品，民间不得擅自经营，但其利润非常高，因此很多商人为了获得盐引而主动为国家运输军粮。这实际上是用经济杠杆来解决军粮运输问题。
古代战争的胜负，军粮补给往往是关键。比如三国时期的官渡之战，袁绍实力远在曹操之上，但曹操偷袭了袁绍屯粮的乌巢，最终成功逆袭。相比之下，古代的游牧民族就少有军粮问题的困扰，因为他们要么打到哪抢到哪，随时随地补给，要么就是携带便携式军粮。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军队就食用特殊的压缩牛肉干军粮——布勒刺。一头牛的精华红肉经过风干、撕碎、冲压之后，被塞进一个牛膀胱袋里。一袋布勒刺够一个士兵吃三十个礼拜，蒙古军队从布勒刺的准备数量上就可以估算出本次出征可以动员的军队数量。依靠这种压缩军粮，蒙古军队从黑龙江一路征服到了多瑙河。
文化篇
42 古代的报纸长什么样？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报纸行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甚至有人断言，在新媒体时代，报纸最终会走向消亡。那么，在古代，看报纸的人多吗？古代的报纸长什么样？这一篇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我国最早的报纸是唐朝出现的“邸报”。邸报中的“邸”字，原意是高级官员的住所，即官邸。唐朝中后期，地方藩镇的节度使势力强大，为了方便与朝廷沟通，节度使纷纷在都城长安设立办事机构。这些办事机构的正式名称为“进奏院”，简称“邸”，类似于今天地方政府的驻京办事处。邸的负责人称为“邸吏”，相当于驻京办主任。他们代表节度使向朝廷呈递各种奏章，接收和代传朝廷下达的文书，办理地方需要和朝廷各部交涉的事务。
另外，邸吏还要负责一项重要任务——搜集朝廷和都城的各种政治消息，如皇帝到哪儿视察、皇帝下达哪些重大旨意、高级官员的任免情况等。邸吏会把这些情报整理成书面报告发送给节度使，称为“进奏院状”，俗称邸报。
到了宋朝，中央集权加强，进奏院受中央政府管理，对朝廷负责。宋朝的进奏院相当于今天的新华社，邸报相当于今天的《人民日报》。为了加强对邸报的管理和对舆论的引导，宋朝还形成了“定本制度”。这一制度要求邸报的样本必须先报送朝廷，经过朝廷审查后形成定本，然后再抄发给各级官员，进奏院是无权修改定本的。邸报的审查，一般由枢密使或宰相负责，这反映出宋朝政府对邸报的重视。
宋代的官员很喜欢看邸报，一来可以获知重要的政治信息，二来可以满足好奇心。苏轼在《小饮公瑾舟中》中就曾写道：“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可以想象，宋朝官员的下午生活可能就是一杯茶水配邸报，相当惬意。
由于宋朝有严格的定本制度，邸报的新闻内容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邸报只能报道六类新闻：皇帝诏旨、皇帝动向、官吏任免、臣僚奏章、军事情报、刑罚公告。像自然灾害之类的负面新闻，邸报是不允许报道的，因为古人信奉天人感应，灾异代表着上天对皇帝的警告。报道这个，相当于变相批评皇帝。其他的像奸人、凶杀、贪官等方面的新闻也是不能报道的，这些都属于社会“负能量”。一些敏感的军事信息及与邻国交往信息也是不能报道的，防止泄露军事机密。换句话说，宋朝的邸报只能报道“正能量”的新闻，还不能涉及政治敏感话题。
△报道了1626年王恭厂大爆炸事件的明朝邸报《天变邸抄》
邸报作为古代的官报，其受众群体主要是官员阶层，一般老百姓对其兴趣不大。说到这里，王老师不由得想起了电影《耳朵大有福》中的一个片段：退休工人王抗美到擦鞋铺里闲逛，铺内有很多报纸供顾客闲看，王抗美特意询问是否有《人民日报》，装成自己是干部的样子。古往今来，阅读官报都是官员阶层特有的爱好。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新闻趣味，宋代还出现了一种民间“新媒体”——小报。
最初的小报，大多是官员及其家属制作，以进奏院的官员居多。他们都是“消息灵通人士”，能接触到一些官方不便公开报道的内部消息，将这些消息手抄成小报传送，有点像今天的手抄报。这种手抄小报广受人民群众喜爱，于是有人开始以制作和售卖小报为业，小报也从手抄报变成了雕版印刷报。为了获得一手新闻，小报行业还出现了“探官”这职业，相当于今天的记者或狗仔队。
小报的内容十分广泛，除了转发邸报的重要消息外，还会报道一些朝廷泄露出来的敏感新闻，或提前报道官方还未公开的新闻，或者是街头巷尾热议的“有意思”新闻，可读性极强。由于小报不需要接受官方的审核，所以报道的时效性极强。时人形容小报是“日出一纸”——刚发生的新闻，第二天就会见报。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小报的运作过程中，“新闻”作为专业的名词才真正出现。
小报内容广、发行快、可读性强的特点，使其成为官民皆宜的“新媒体”。但是，小报自诞生之日起就被官方视为非法出版物，官府屡屡对其查禁，却又屡禁不止，甚至越禁越火。到了南宋时期，小报的发行呈现出鼎盛状态。宋史学者程民生在论述宋朝小报的历史意义时说：“以前的禁令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小报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宋朝）实际上的新闻自由度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能穿越历史的时空，行走于大宋朝的繁华市井，你会听到“已有小报矣”“小报到矣”的叫卖声不绝于耳。掏出几个铜板，买份小报，配上抹茶，享受这阳光明媚的午后时光。不要怀疑，这就是一千年前宋朝的日常生活。
43 古人是怎么出书的？
1990年，小说《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到访中国。当看到街头的书店、书摊到处都在卖他的盗版书，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可被气坏了。据说他放下狠话，称自己死后一百五十年内不授权中国出版他的作品，尤其是《百年孤独》。的确，对作家和出版社来说，最害怕的就是盗版。古代也有盗版书吗？古人是怎么出书的呢？这一篇咱们就来聊聊古代的出版行业。
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之前，图书的复制全靠人工抄写，这就是历史上的“写本时代”。在汉代，专门以抄书谋生的人被称“佣书”。东汉军事家班超早年家贫，就靠抄书赡养母亲。他们或受雇于人，或自己抄完再拿到市场上出售，这就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源头。私人抄本没有版权概念，所以写本时代的图书多是“盗版书”。当时也有一些官方编撰的正版书，汉朝的兰台就是官方的图书编纂机构。对于一些经典书籍，官方还会将其内容刻在石碑上，供大家抄写和勘校抄本的谬误。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汉朝的熹平石经，官方将《论语》等七部经典刻在了四十六块石碑上，可视为最早的正版教科书。
△雕版复原模型（藏于赣州市博物馆）
△毕昇活字版复原模型（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唐朝贞观年间，雕版印刷术发展起来，历史进入“刻本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图书出版业开始出现。雕版又称刻版，操作时先将文字刻在木版上，印刷后装订成书。“出版”的“版”字，本意即古代的刻版。这种刻本图书从唐朝一直流行到近代，兴盛了一千三百多年。有的朋友可能会疑惑：宋朝的毕昇不是已经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吗，为什么后来流行的仍然是刻本图书呢？这其实是大家一直以来的一个误区，活字印刷术在古代的实际作用一直被夸大了。活字印刷的印书质量远不如刻版，且汉字太多，挑字排版很麻烦，在古代使用极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一共收录了古代图书一万一千多部，其中属于活字印本的只有一百五十余部。
古代的刻版图书分为三种——官刻、私刻、坊刻。所谓官刻，是指官方刻版印刷的图书。私刻就是私人出钱刻版印刷的图书，这种书多是学生出资为老师刻版印刷，或是子孙为长辈刻版印刷。对古代图书行业影响最大的，当数坊刻图书。
所谓坊，即书坊，是专门编辑、刻版、印刷、售卖书籍的商业部门，类似于今天的民营图书公司。本书的出版策划公司读客文化在古代就应叫作“读客书坊”。书坊在唐朝就已出现，繁荣于宋朝，鼎盛于明朝。有学者粗略估算过，明朝共有四百多家书坊，集中在江南地区，尤以南京、苏州、杭州为多。
书坊采取的是完全的市场化运营，多是前店后厂，前面卖书，后面刻版印刷。什么书好卖，书坊就刻什么书，市场针对性很强。什么书最好卖呢？查看当下的图书畅销榜，排在最前面的往往是小说。古代的情况也如此，小说最好卖。清人金缨在《格言联璧》中说：“卖古书不如卖时文，印时文不如印小说。”比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明朝也是印了一版又一版。可惜古代没有版权意识，作者一毛钱的版税都拿不到。
尽管没有版税收入，但古代的作家可以通过“约稿”赚钱。明朝后期，很多文人兼职做畅销书作家。比如参加应天府乡试失利的凌濛初，为了赚钱，就应了书坊的“约稿”，编纂了针对通俗市场的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结果大卖。几年后，他又写了续集，称为《二刻拍案惊奇》。所谓“二刻”是指第二次刻版，即为续集之意。再比如明朝小说家许仲琳，没钱给女儿置办嫁妆，就潜心数月写了一部长篇玄幻小说，给女儿当嫁妆。女婿把书稿拿给书商看，书商大喜，认为此书必定会大卖，遂重金购得。这部书就是《封神演义》。
古代书坊也深受盗版困扰，好不容易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市场上很快就会出现盗版翻印。宋人因此有了版权意识，刊印图书时会在书中加一页“牌记”，即版权声明。比如《东都事略》的牌记就写着“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这与现在图书版权页上写着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是一个意思。
△古代的书坊（出自仇英《清明上河图》）
△古代的书坊（出自徐扬《姑苏繁华图》）
古人为了赚钱，也会出版一些“跟风书”。福建建阳是这种图书的集散地，占据了明清低端图书市场的顶部，时称“闽刻”。万历年间，小说《西游记》横空出书，一时间洛阳纸贵。建阳有个书坊主叫余象斗，敏锐地嗅到了神魔题材小说的市场需求，立即跟风创作了小说《北游记》和《南游记》，又从别处买来了一本《东游记》的版权，加上盗版的《西游记》，拼凑出一套《四游记》。由于《西游记》良好的市场反响，《四游记》也跟风大卖，余象斗赚得盆满钵满。
古代图书的价格怎么样呢？唐朝之前，都是抄本书，价格比较昂贵。《山堂肆考》记载，唐朝宰相元载买一卷（本）书花了一千文，相当于当时平民一周的收入。换算到今天，相当于买一本书花了一千元！刻版印刷普及后，图书的价格大幅降低。《书林清话》记载，北宋苏州刻印《社工部集》一部十册，售价一贯，每册图书大约一百文。可以看出，宋朝图书的价格仅为唐朝抄本的十分之一，大约折合今天一百元，普通人也能承受得起。到了明朝，书坊已经完全采用市场化运营，市场竞争激烈，图书价格只会更便宜。别忘了，当时还有便宜的建阳“闽刻”图书呢！
44 古代女子能上学吗？
我国古代有许多文化水平超群的才女，例如“古代四大才女”——卓文君、蔡文姬、上官婉儿、李清照。古代没有男女平权的概念，女子的教育权不受重视，才女是如何学到这么多知识的呢？古代女子的受教育情况是怎样的呢？这一篇咱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我国古代是典型的男权社会，女子的社会活动一直受到限制。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女子教育与男子教育是分开的，形成了我国古代独特的“女教”模式。《礼记·内则》对男女教育分别做了详细明确的规定：男子可以“出就外傅，居宿于外”，也就是能外出求学，以便学到更多的知识；女子则要“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学女事以共衣服”。可以看出，女子是没机会到外面读书的，只能在家跟女教师学习，内容多是针线、纺织、刺绣等手工劳动课。尽管古代的“女教课程标准”是这样要求，但在现实教育中，女子教育的内容还是颇为丰富的。
△卓文君（出自沈焕《百美图》）
△班昭（出自沈焕《百美图》）
△蔡文姬（出自沈焕《百美图》）
△李清照（出自沈焕《百美图》）
家庭教育是女教的起步。对古代女子来说，母亲是自己的第一任老师。唐朝的女子教育书籍《女论语》中就写道：“训诲之权，实专于母。”很多古代的文献也记载了母亲教授女儿知识的情形，如明朝女诗人桑贞白在其诗集《香奁诗草》的自跋中就写道：“幼荷严母庭诲，日究女训列传经史，以明古今。”古代男子择偶往往倾向于德才兼备的，特别是大户人家的女儿。李清照的母亲就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祖父是宋仁宗天圣八年的状元。
除了父母教育，有钱人家还会为女儿聘请家庭教师。古代流行“姆教”，这里的“姆”不是保姆，而是指家庭女教师。《说文解字》解释：“娒（同‘姆’），女师也。”姆的选择也是有标准的，要选“年五十无子，出而不复嫁，能以妇道教人者”。家庭女教师不光要有较高的道德水准，年龄上还要在五十岁以上，不能有改嫁经历。古代女子也有家庭男教师，多会选择年龄偏大一些的中年老大叔，一是大叔成熟稳重知识多，二是避免发生师生恋。《牡丹亭》中，杜丽娘的家庭男教师就是一个死板的老学究。《红楼梦》里的贾雨村，也是因给林黛玉做家庭教师而攀附上了贾家。
古代的女子教育都教些啥呢？
首先是道德教育，给女子讲三从四德，配合使用《女论语》《女孝经》《女诫》《列女传》等女教教材。所谓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就是要让女子听话顺从。所谓四德，是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项标准：妇德的核心是“贞顺”，即贞洁和顺从；妇言，就是要说话得体；妇容，就是要干净端庄，不能妖艳；妇功，就是要学会一些劳动技能。
其次是文化教育，学习文史知识。士大夫家庭的女儿要读大量的文史著作，还要学会写文章。唐朝的墓志铭中就有很多相关记载，如一位崔氏女子就被称赞“善笔札，读书通古今”，而另一位周氏女子则“独喜图史，好为文章，日夜不倦，如学士大夫”，等等。另外，大户人家的女儿还要学作诗填词，唐宋时期众多的女诗人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红楼梦》里也有此类教育的体现，如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文学创作能力就丝毫不逊色于男子，“海棠诗社”的咏诗也极为热闹。
△古代女子读书（出自《仕女读书图》）
最后，古代的女子教育还会传授一些“女子职业技能”。例如胎教方法，教女子如何在未来做一个合格的母亲。诸如《双节堂庸训》等女教书籍则教育女子要树立正确的婚恋观，要选择才德兼备的男子，不可以只看钱财，要选厚德之家。还会进行婚姻普法教育，告诉你休妻的“七出”和“三不出”，帮你今后规避此类风险。另外，母亲还会传授一种独家秘笈，比如教你做女性用品“月事带”。总体来说，古代的女子教育内容广泛，但以德育为主。首要目的是把女子培养成乖宝宝和贤内助。文化教育和技能教育，则被看作是应付日常家务和女德教育的辅助手段。
那古代的女子到底能不能上学？答案是能。古代女子不仅有家庭教育，还有社会教育。大户人家的私塾，可以让女童入学，男女同塾的模式在明清并不少见。在明朝嘉靖年间，有官员还提出开办女塾的设想，但最终未能实现。清朝建立后，女塾出现并在全国推广。
古代还有一种特殊的女子艺术学校，这就是唐宋时期的教坊。教坊专门教授女子学习音乐、舞蹈、杂技等技能，学员今后从事官方的演艺事业。宋朝的教坊还培训出了“女团”，被称为“女弟子队”。著名的有菩萨蛮队、感化乐队、抛球乐队、佳人剪牡丹队、采莲队等。以今人的审美看，这些女团的名字似乎有点土。然而在一千年前，这可是最时尚的娱乐团体，是那个时代的“BLACKPINK”。
45 古代学生都学些什么？
中国人自古就重视读书和教育，“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古代学生的教科书都有哪些呢？他们的读书顺序又是怎样的呢？这一篇咱们就来捋一捋。
古人读书和上学也讲究循序渐进，也分学制阶段。根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朝的学制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与今天不同，当时读小学的年龄是八至十五岁，相当于今天的义务教育阶段，学习基础文化知识和基本礼仪规范。读大学的年龄则是十五岁以上，相当于今天的高等教育阶段，“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
古代的小学又称蒙学，入学称为“开蒙”，学生称为“蒙童”。蒙童刚入学时，要先学识字和写字。今人教儿童识字时会用到“识字卡片”，这种教具在古代也有。古代老师会裁剪出一些四五厘米见方的纸片，纸片的正面写上一个字，背面再写上另一个与之同音的字，比如“文”和“闻”、“张”和“章”，以此让学生辨认与识记。教识字的时候，老师会根据学生的认知能力安排教学进度，不会一味地求快、求多。一般情况下，一天所学在十字之内，三五字也可。识字的同时，也要试着学写字。在宋代有“蒙学教育大纲”之称的《训蒙法》记录了古代蒙童学写字的情况：
“写字，不得惜纸，须令大写，长后写得大字；若写小字，则拘定手腕，长后稍大字，则写不得。予亲有此病也。写字时，先写‘上大’，二三日，不得过两字，两字端正，方可换字。”
可以看出，古代蒙童在识字阶段，写的字都比较大，这样便于孩子掌握字的间架结构。每天最多学写两个字，直到写好了再换两个字。那么，最先学写哪些字呢？唐朝开始，写字都是从“上大人”篇开始的，即上段材料中提及的“上大”。这是由一些笔画简单的文字组成的短篇小文，内容为“上大人，丘（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古代读书人的教育都是从“上大人”开始的，就像今人读书先学拼音韵母一样，因此形成了上千年的文化记忆。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其名字就来源于此。直到今天，湘鄂渝地区还有叫“上大人”的纸牌游戏。
学完了识字、写字后，就要开始读书了。最先读的启蒙教材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百千”的内容十分丰富，包含常识、历史、文学、地理、音韵、道德伦理等诸多方面，既可以提高蒙童识字的效率，也可以积累一些文化常识，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除了“三百千”以外，古代的启蒙教材还有百科类的《小学绀珠》、常识类的《名物蒙求》、成语和典故类的《幼学琼林》和《龙文鞭影》等。清朝还出现了朗朗上口的歌谣类教材《幼学歌》，里面还有我们现在也颇为常见的“历史朝代歌”：夏商周秦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又十国，辽宋夏金元明清。
读完启蒙教材后，就要读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和其他诸子百家了。在科举盛行的年代，这些教材才是读书人的“主菜”。古代读书人从小学的后半段一直到大学，甚至终其一生，都要学习这些教材。
第一轮先读“四书”，相当于今天的主科“语数外”，是必修课。按照朱熹由浅入深的要求，四书的学习顺序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的内容相对简单，讲为人、为学的基本道理；《论语》可以给学习生涯立根本，儒家的主旨要义都在其中；《孟子》则能激发读书人的昂扬斗志，养浩然之气，属于价值观教育；《中庸》讲精微奥义，需要深入思考，是最难学的教材，所以放到最后。
第二轮是读“五经”，学《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教材，建设更高阶的世界观。五经要比四书复杂得多，一个人很难精通五经的全部，所以古代读书人往往专治一经至二经，即选择一到两门作为自己的主业，能精通一经就已经是大师了，比如秦汉的伏生专治《尚书》，东汉郑玄专注《诗经》。汉朝的最高学府太学，设有五经博士，每一位博士只专研一经，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教授。但古代也有牛人，比如东汉的许慎，据说能治五经，相当于今人拿了五个博士学位，属于“学神”级别。
第三轮读史书和诸子百家。史书以官修史书为主，最经典的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必读书。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也是必读书。诸子百家的书籍更像今天的选修科目，凭学生的个人喜好选择。但像《老子》《庄子》《韩非子》等经典著作，一般也在必读之列里。
古人读书时有专门的教辅书籍吗？当然有。比如读四书不能只读原文，还要连带着历代儒学大师的注解一起读，如朱熹所撰《四书章句集注》就是读书人案头必备教辅，相当于古代的“科举教材全解”。古代还有讲科举应试技巧的教辅书，称为“房选”书籍。明人艾南英，专攻八股文的写作技巧，选定高分范文并附上点评和技巧总结，出版成书，大受考生欢迎。
捋完了古代的学生教材，大家是否有种活在当下的庆幸？不过，可能也有人会喜欢古代的教材。尽管数量多了些，但至少没有数学和英语！
46古代的“八股文”真的一无是处吗？
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界对八股文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批判，广大民众因此对八股文有着恶劣的印象。直至今天，一提到八股文，国人常常咬牙切齿，认为它是中华文明进步的障碍，极大束缚了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2014年，浙江某知名高中的语文教材收录了两篇八股文，引发了很大的社会争议。那么，八股文到底长什么样？它真的有那么大的害处吗？
八股文是一种科举考试用的特殊文体，其雏形始于宋朝。唐朝的科举考试，主要有文学和经书两大内容。文学考诗词歌赋，对治国理政没有什么大用处。就像李白，诗写得绝好，但当官却很失败。经书考儒家经典，比较实用，分为明经和经义两种模式：明经考默写，死记硬背就够了；经义则考查考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北宋时，王安石废除了诗词歌赋与明经诸科，科举专考经义。方式也比较简单，给一个题目，让考生依据儒家思想写一篇议论文。为了防止考生长篇大论而不得要领，要求文章不超过五百字。后来，考生摸索出一套高分文章套路——要分多个固定段落，还要频繁使用对偶排比句。这种文章就是八股文的雏形。到了明朝，朱元璋规定八股文为科举考试的首要文体。明朝成化年间，八股文的具体格式正式定型。
那么，古代统治者为何中意八股文呢？因为这种文体格式固定，容易看懂和阅卷，还能很好地考查写作能力。科举考试是一种选官制度，目的是为皇帝选拔官员。皇权专制社会下，官员只要做好执行与汇报工作就足够，而不需要有太多的创新能力。因此，朝廷对官员的公文阅读和写作能力要求极高，尤其是写作。呈给上级的公文一定要言简意赅且条理清晰，否则上级会“很头疼”。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广开言路而让官员提建议。有一个叫茹太素的官员，写了一篇一万七千余字的奏章。朱元璋对这种长文很是恐惧，便发明了“人工点读机”——让身边的中书郎读给他听。可是，这篇奏章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做铺垫的废话，朱元璋听着听着就打起盹了。睡醒后，中书郎还在读，朱元璋就怒问道：还有多少字？中书郎回答：还有五百字。这可把朱元璋气坏了，盛怒之下，派人把茹太素揍了一顿——让你不说人话！第二天，气消了的朱元璋又想起了这篇奏章，就让中书郎接着念最后的五百字。这回朱元璋终于听明白了，奏章最后有五条建议，其中四条非常有道理，最后还被朱元璋采纳了。可怜的茹太素，提了好建议，结果还被打，只怪他文章写得太磨叽。如果茹太素写的是八股文，他一定不会挨打。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八股文具体长什么样。
八股文分为八个固定部分，分别是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
首先是“破题”，所谓“破”，是“破译”的意思，是对题目进行解释。破题只能用两句话，要构思巧妙，既要与题目呼应，还不能直接翻译题目。举个范例，如果题目是“子曰”二字，经典的破题为：“匹夫而为万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第一句解释了“子”，即孔子，第二句解释了“曰”。两句话融会贯通，点破题目，巧妙绝伦。接下来的“承题”部分，是对题目做进一步说明，还要呼应文章的破题部分，一般只用三句话。第三部分是“起讲”，作用是承上启下，属于过渡语句。破题、承题、起讲三部分，合起来称“冒子”，组成了文章的开头部分。
第四部分入题，是议论的开始。从“起股”到“束股”的最后四个部分，是文章的核心。每部分都要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共为八股，因此得名八股文。明朝的王阳明，写过一篇经典八股文，其“起股”部分为：“夫所谓志士者，以身负纲常之重，而志虑之高洁，每思有植天下之大闲；所谓仁人者，以身会天德之全，而心体之光明，必欲有以贞天下之大节。”从其排比和议论，可见八股文法之大概。
八股文既要有文采，还要有逻辑，这很考查思维能力。一个人能写好八股文，那这个人的思维能力一定不会差。那么，近代以来人们为什么还批判八股文呢？因为古代统治者将八股文极端化了。
首先，统治者规定八股文的题目只能从四书五经中出题，将知识分子的思想都限制在儒家思想中。言论自由是文明进步的阶梯，百家争鸣是思想创新的基础。只研究儒家思想会造成思想凝滞，这就好比读史能使人明智，但若让所有人都只读历史，那这个社会一定不会进步。
更糟糕的是，即便研究儒家思想，八股文也不允许考生发表个人见解，不允许有创新，更不允许有批判性的内容。统治者要求的八股文，是要考生代圣人立言。考生要揣摩儒家圣人的想法，然后引经据典，进一步阐述圣人已有的观点。更可笑的是，这些思想也并非圣人原本的思想，而是经统治者改造的圣人思想——实质上就是统治者自己的思想。就这样，八股文成了统治者改造知识分子的手段。
言论自由与批判性思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石，而这二者恰恰是八股文最为压制的对象。八股文之害，并非八股文文体本身的错误，错误在于统治者利用其束缚住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祸根乃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思想。
47 古代有普通话吗？
现代汉语的方言差异性很大，全国有七大方言区，每区之下又有若干方言小片区。汉语方言的差异，源于古人的分片聚居和跨区域移民。经过千百年的传承与演变，形成了今天的方言格局。尽管方言差异大，好在今天有普通话，否则方言区之间的交流还真得用翻译。那古代也有通行全国的“普通话”吗？
还真有！古代的汉语标准音也称“官话”，相当于当时的普通话。但在不同的时期，官话的发音也在发生着变化。
官话至少在周朝时候就出现了。分封制下，各个诸侯国相对独立。割据状态下，各个诸侯国语言交流相对封闭，发音差距越来越大，长此以往就形成了地域性的方言。《左传》记载：“卫侯归，效夷言。”卫侯曾被吴国扣留，回国后口音就变了，居然说起了吴国的“夷言”。这说明春秋时期卫国和吴国的方言发音差距很大，一听就不一样。
诸侯国方言各异，但彼此的交流又很密切，特别是在政治上都尊奉周王室为正宗，要定期朝贡，所以大家需要一种各国都能听得懂的方言用作交际，“标准音”应运而生。到底用哪种方言作为标准音呢？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必须给“大哥”周王室留点面子，所以标准音只能用周王室的方言。周王室使用河南地区的“洛阳音”，洛阳话就成为了最早的普通话。
先秦时期的洛阳音，在当时被称为“雅言”，因为它的发音被认为很优雅。汉朝时，洛阳依旧是文化中心，在东汉时期还成了首都，所以洛阳音作为标准音的地位在汉代得以延续。然而，洛阳音也分很多种，就像今天的北京话，既有京片子里的“您猜怎么着”之类的市井俗音，也有《新闻联播》里“观众朋友们晚上好”的官方标准音。当时最正宗的洛阳音是洛阳太学里学生们读书的声音，被认为最文雅、最好听、最标准，得名“洛阳读书音”。
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中国陷入数百年的大分裂状态，汉语标准音也发生了分化，形成了北方的“洛阳音”和南方的“金陵音”。受到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影响，北方的洛阳音发生了一些变化。另外，大量中原汉人南迁，在金陵（今天的南京）建立了政权，把洛阳音也带到了南方。根据史料记载，南方的原住民听到这种北方语音后，瞬间陶醉，盛赞洛阳音“真香”，并掀起了学习热潮。南迁贵族谢安，能用标准的洛阳音读书，被称为“洛下书生咏”，当地人争相模仿。甚至连谢安因鼻炎而特有的鼻音，也都一起学了。但是，语音的影响是双向的，北来的洛阳音也受到了金陵本地吴语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金陵音”。今天，南京方言和江苏其他地方明显不同，更接近于普通话，这就是历史上金陵音的影响。
隋唐时期，中国再次实现统一。尽管首都在长安，但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则在洛阳，洛阳音依旧是汉语标准音，成为官话。如今去西安旅游，经常会有导游自豪地说“唐朝皇帝都讲陕西话”，一张嘴就是“额们大唐”。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唐朝的皇帝、大臣讲的其实是洛阳音，并非长安音，更不可能是今天的陕西话。唐朝的长安音又称“秦音”，当时上层社会认为其发音“很土”。武则天当政时期，有个大臣叫侯思止，他读书少且不擅长讲洛阳音。一次在朝堂之上，当他说到“猪”这个字的时候，没有按照洛阳音读“dyo”（音似“雕”），而是发出了秦音“jyu”（音似“诛”），引得满堂大臣一片哄笑。此事说明，说好普通话在当时很重要。
因此，一直到宋朝，汉语的标准音都是洛阳音，延续了两千多年。宋朝之后，北方少数民族频繁入主中原，并出现了元朝和清朝这样的全国性政权。游牧民族本不讲汉语，但成为中原大地的统治者后，他们不得不学习如何讲汉语。其发音到底“味道”如何，可以脑补今天外国人讲汉语的样子。但由于拥有政治优势，统治者所讲的“有味道的汉语”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汉语的发音。此外，元明清三朝的首都都在今天的北京，洛阳在中原的“大哥地位”一落千丈，远离政治中心的洛阳音逐渐在历史中谢幕。
元明清三朝的官话是哪一种方言呢？元朝时北京称大都，当时讲幽燕地区（今天的京津冀加辽宁和内蒙古）的方言。这种方言再加上点蒙古语的味道，就形成了元朝的官话——大都音。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又将官话改回金陵音。可没多久，发生了靖难之役，朱棣上台后迁都北平（后改称北京），金陵音同大都音融合，形成了明朝的北京官话。清朝建立后，满洲人入主北京，又在明朝北京官话中融入了满语和东北话的味道，融合形成了清朝的北京官话。到清朝中期，北京官话已通行全国。我们今天讲的普通话，就源于清朝的北京官话。
那么，今天的河南洛阳人讲的方言是古代的洛阳音吗？也不是，今天洛阳人所讲的北方官话，和古代的洛阳音已大不相同。有的学者认为，今天的闽语和客家话保留了许多古汉语发音特点，因为他们是当年南迁的中原人。日语很多词汇的发音和闽语很像，比如“未来”“世界”等词与闽语发音几乎一样。这可能是因为唐朝时日本学去了一些汉语词汇发音并沿用至今，而闽语中又保留了许多唐朝汉语发音的成分，所以二者相似度极高。
48古人如何学普通话？
王老师当年就读于师范大学，毕业就有教师资格证，但拿证前须通过普通话等级测试。这可苦了那些南方同学，为了说好普通话，他们每天对着录音机练习发音，还拽着我们这些普通话好的东北同学陪他们说话，纠正他们的方言发音。古人，特别是读书人和官员也要学习普通话，即当时的官话。古代的技术条件不如今天，古人是如何学习普通话的呢？
首先，官方会编订和发行汉语标准音的书籍，这种书籍在古代被称为韵书，是常用的工具书，相当于那个时代的《新华字典》或《汉语词典》。历史上影响最大的韵书是隋朝陆法言主持编纂的《切韵》，但现已亡佚。宋人在其基础上编撰的《广韵》，是现存最重要的一部韵书。韵书用反切法为汉字注音，类似今天的汉语拼音。具体方法就是用两个简单的汉字相拼，取第一个字的声母，取第二个字的韵母和声调，拼出来的读音就是该生字的读音。比如“贡，古送切”，取“古”的声母“ɡ”，取“送”的韵母“onɡ”，拼出来就是“ɡònɡ”。韵书编订后，其规定的读音就成为了当朝汉语语音的国家标准，官方会以各种方式予以推广普及。
其次，古代的学校教育都会尽量使用官话教学，对读书人推广普通话。唐宋以来的科举考试，文章押韵皆以韵书为准，强化标准音的权威性。比如清朝康熙年间编纂的《佩文诗韵》，是清朝科举考试的官方指定韵书，押韵和用典都要从这本书里找依据。会讲官话是古代读书人的必备技能，也是识别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志。所以，古代的文盲一般没法和读书人争论，因为一开口就暴露了文盲的知识水平，读书人是懒得和他抬杠的。
△明代官方韵书《洪武正韵》（藏于南京博物院）
最后，统治者会要求官员阶层熟练掌握官话，以此作为官员是否胜任的标准。清朝时，官员必须会说北京官话，特别是那些想当大官的。因为你将来可能会面见皇上汇报工作，如果你操着一口方言，皇上听不懂啊！虽说清朝皇帝文化水平较高，能说满、汉、蒙古等多种语言，但面对中国庞杂的方言体系，他们实在招架不住。
尽管古代读书人自幼学习官话，但有些地区的方言和官话差距太大，即便学了官话，讲出来也不是那个味。就像今天的粤普、湘普、闽普，听起来还是怪怪的。清朝时，皇上对于广东人和福建人的讲话最吃不消，完全听不懂。雍正皇帝特意为此下发过谕旨，大意是说：“每次引见臣子，只有福建、广东两省的人仍然操着乡音，说的话让人听不明白。这些人已经通过了科举考试和吏部培训，但是在大殿之上说话依旧说不清楚，这要是去别的省赴任怎么能做好父母官呢？这可不仅仅是我听不懂的问题，而是百姓听不懂的重要问题！”
雍正皇帝对官员学习官话高度重视，将其重要性上升到治国安民的政治高度，地方政府自然不敢怠慢。广东、福建两地各级官府迅速落实整改工作，掀起了一场大清朝的“学习官话运动”。为了加快读书人和官员群体学习官话，各地政府纷纷办起了“官话培训班”，名为“正音书院”。福建开办了一百一十二所，广东估计高达上千所。书院多用当地驻防旗人任教，招收当地举人和秀才学习。清廷甚至还规定了学成年限，以八年为限，如果学不好，学员将会被暂停科举考试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