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学校和培训班教授官话外，古人还可以请家教学习，这种方式学习的速度较快。清朝有很多专门以教授官话为职业的老师，被称为“官话师”，类似今天的“普通话培训师”。广东地区的官话师多来自广西桂林。这是因为桂林人多是明朝时从外地移民过来的，而移民大多擅长讲官话。桂林人讲的是西南官话，虽然跟北京官话比还是有一点差距，但比起广东人讲的官话还是好太多。
通过上述方式，古代的读书人和官员群体都能一定程度地使用普通话。但是，对于人数众多的普通百姓，讲普通话还是太难了。由于清朝有官员任职的回避制度——官员不能在本乡任职，所以地方官一般不会懂本地方言，这就极易造成官民间的沟通障碍。这时候就只能用翻译了。是的，你没听错！同是汉语，不同的方言之间需要用翻译来沟通。《六字课斋卑议》就记载过清朝政府的规定：“所有土话与官话歧异县份，知县到任，着延方言师一人。”这里的方言师就是翻译，是地方官到任时的标配。然而，用翻译只能是权宜之计，为了更好地深入群众，清朝政府还规定地方官要“每日从学土话二点钟，成而止”。地方官必须学会本地的方言，对于那些在广东和福建任职的父母官，真心有点吃不消啊！
49 古人如何学外语？
全球化的今天，说外语在中国已经司空见惯。在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甚至还有专门面向中国人的英语脱口秀表演，场面很是热闹。古代中国对外交往频繁，民族关系密切，使用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肯定也不少。那么，古代有翻译吗？古人又是如何学外语的呢？
古代并没有清晰的“外国”概念，普天之下，除了天朝，皆是番邦蛮夷。因此，古代的“外语”，既包括我们今天理解的外国语言，也指少数民族语言。《礼记·王制》中，称翻译北方少数民族语言为“译”，这是翻译一词最初的概念。先秦的翻译人才被称为“舌人”，以舌头谋生，这个名字倒是形象。
在外交事务和民族交往中，官方翻译必不可少。否则，朝堂之上一个比画一个猜，这也太有失天朝风度了。唐朝的官方翻译被称为“译官”或“译语人”。在中央，中书省和鸿胪寺负责外交事务，设有二三十名译语。地方上，边疆的官府也设有翻译。唐朝社会比较开放且自信，政府多直接使用胡人做翻译。胡人一般能掌握多种语言，天生就是当翻译的料。比如安禄山，《旧唐书》说他“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是干外贸翻译兼中介起家的。现存文献可考的唐朝“中书译语”共有三人，全都是胡人。
受到安史之乱的影响，中原王朝对胡人的信任度降低。后世政府不再直接用胡人当翻译，而是自己专门培养翻译人才。宋朝时，朝廷启用辽、金境内的归顺者进行外语教学。北宋有“国信所”，负责与辽国的外交事务，也负责培养翻译人才，总共有三十二名翻译。明朝设立“四夷馆”，负责四夷往来文书的翻译，并在此教习外语。内分八馆，相当于八个外语专业。清朝沿袭了这一制度，只是将“四夷馆”改称“四译馆”，更加体现出外语教学与翻译的职能。
古代还有很多僧人兼职做翻译，因为他们要翻译佛经。唐朝是佛经翻译的鼎盛时期，代表人物是僧人玄奘。他从天竺取回梵文佛经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甚至拒绝了唐太宗请他入朝为官的要求。他用十九年时间，翻译出了一千三百万字的佛经。这么大的工程量，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玄奘依托的是翻译机构“译场”，相当于当时的“外国语学院”。这里不仅翻译佛经，还教授外语。贞观年间，译场的人员编制达到了六百人。宋朝时，译场改称译经院，设立在都城汴京。当时还出现了“外教”，印度僧人专门主持梵文教学。宋朝的外语教育也注意从娃娃抓起，宋太宗曾特意选拔五十名机灵的幼童送入译经院学习。
从东汉到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第二次翻译高潮出现在明末清初，翻译西方自然科学著作，如徐光启与传教士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第三次则是晚清民国时期，这时人们不仅翻译自然科学文献，还翻译社会科学文献，如启蒙思想著作。第四次翻译高潮在改革开放之后，各种国外学术著作和小说被翻译成中文。这几次翻译高潮，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
△向乾隆皇帝朝贡的外国使团〔出自《万国来朝图》（局部）〕
除了官方翻译外，古代也有大量的民间翻译。他们多是边境地区的边民，或者是从事外贸生意的商人。边民与胡人杂居，从小在双语环境中长大，自小就会说外语。外贸商人经常与外族打交道，外语也是必备的职业技能。南宋商人陈惟安，常年在占城（今越南）做贸易，精通占城语。当占城使团出使南宋时，还聘请他做使团的翻译。当然，这得到了南宋朝廷的批准。
明朝中后期开始，中国走向闭关自守，学习外语的风潮也沉寂下来。这一时期，很多西方传教士来华，士大夫阶层和他们多有接触，倒是偶尔能学到一些外语。清朝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严禁中国人教授外国人汉语。如有发现，中国老师将会受到严惩。当时的外语学习，跟搞特务工作似的，甚至有生命危险！这绝非危言耸听。嘉庆年间，英国人马礼逊在广州学习汉语，他前两个汉语老师是中国人，二人教学时都随身带着毒药，一旦被官府抓捕就准备自杀。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开始融入世界。那时，外国人云集的通商口岸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英语学习热，上海的“洋泾浜英语”在这一背景下产生。洋泾浜本是上海英法租界内的一条界河，后来代指租界。洋泾浜英语的发音都带有汉语口音，语法也不太标准，听起来怪怪的。
古代没有音标，如何识读外语单词的发音呢？小伙伴们一定用过这样一个土办法：用汉字音译为外语单词注音。其实，这种土办法古人也用，而且用了上千年。比如“南无阿弥陀佛”一句，本是梵语“Namas Amita-bha-”的汉字音译，原意为“皈命无量觉”。明朝的《华夷译语》，就是一部用汉字为蒙古语单词注音的词典。清末的《洋泾浜英语手册》中，还用汉语顺口溜来教授英语句子发音，内容十分诙谐。比如清晨见面“谷猫迎”（good morning）、“好度由途”（how do you do）叙别情、一元洋钿“温得拉”（one dollar），自家兄弟“勃拉茶”（brother）。古人学英语的招儿还真不少！不要小看这些土味英语，这可是当时最时髦的“Chinglish”。
50 古代的护照长什么样？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国人走出国门，护照成为大家常用的一种证件。古代中国对外交往密切，也有类似护照的证件。比如《西游记》里，唐僧每到一国都要使用通关文牒，便是古代的护照。那么古代的护照长什么样呢？
先秦时期，国人眼中的世界还没有今日中国的范围大，那时候的“出国”，顶多是诸侯国之间的“跨省往来”，或者是出关到遥远的西域地区。那时的人们并没有护照，只有一些特殊的出行凭证。最早的出行凭证是“节”，其形制是一根长棍子。汉朝的节由八尺长的竹子制成，长合约1.8米。节的上半部分系有节毛，汉节有三重毛，秦节是两重毛。节毛一般要用蜀郡的牦牛尾制成，就是今天藏区的牦牛。节毛长而松软，看起来非常漂亮。秦朝崇尚黑色，节毛便是黑色。汉朝崇尚红色，节毛也就用红色。
战国以前，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节。除了官吏外，更多是走南闯北的商人出行时使用。到了秦汉时期，节成了皇家专用，只有奉皇帝命令出使的人才能用节。因此，奉命出使的人被称为“使节”。张骞出使西域时持节，苏武出使匈奴时也持节。《汉书》中记载，苏武被扣押在匈奴王庭后，时刻手持着汉节牧羊。日久时长，节毛都脱落了，就剩下光秃秃的木棍了。使者在危难之中仍保留汉节，是忠于汉王朝的表现，这便是“气节”“节操”等词语的出处。
△战国时期青铜虎节（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战国时期青铜龙节（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最初，人们用节时还要配有辅助的文书，常见的有“符”和“传”。符的形制可一分为二，一半为使用者持有，一半为管家保存。两半相合可验证真假，汉语“符合”一词便来源于此。大家熟悉的虎符也是符的一种，主要用于调兵凭证。“传”的形制更像证件，上面有字，写有持节者的姓名、目的地、所带物品等信息。只有持节人的情况和传上记载信息相一致时，关隘守卫才会放行。秦汉时期，节成为了皇家专用信物，“传”便脱离了“节”，成为了单独使用的一般出行凭证。
古人用传，分为公事和私事两类，类似今天的因公护照和因私护照。公事用传，沿途驿站要提供车马和饮食保障。私事用传，没有沿途服务，而且审核程序特别严格。申请人要先向乡级官员提出申请，乡级官员需要确认此人没有涉及司法案件，没有拖欠赋税、躲避徭役等情况，然后再报送到县级相关的主管官员那里，县级最后审核签发。这就像今天办理因私护照也需要无犯罪记录一样。《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了传的使用规则：持传人在出行途中，每经过一个县，该县都要查看传上的封印，然后加盖本县的封印。今天过海关也要在护照上盖章，可见传在秦汉时期已经具备了护照的特征。
在传的基础之上，汉末又出现了出行凭证“过所”。过所的本意为“所过之处”，古人出行每过一地都要经过核验并封印，因此而得名。过所一直沿用到唐宋时期，《西游记》里唐僧所用的通关文牒，指的便是过所。然而，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法师并没有获得过所，因为当时唐朝正在准备与突厥开战，实行了严格的封边政策。玄奘屡次申请过所都未获批准，他最后是偷渡去的天竺。
明朝实行海禁政策，限制对外贸易，只有同藩属国的朝贡贸易还在维持。朝贡贸易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来华人员还要持有明朝政府颁发的勘合文书，故又称勘合贸易。藩属国中有两个国家较为特殊：一是朝鲜，二是琉球。明朝政府对这两个国家给予了足够的信任和优惠，不需要明朝政府颁发的勘合文书即可来华。但使者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所以琉球政府就自行颁发勘合文书。勘合文书相当于当时的护照，上面信息丰富，有使团负责人的姓名及随行人数，有所带货物种类、数量和所乘船只信息，还有目的地和签发时间。同今天护照上的编号一样，勘合文书上也有编号，如成化年间的一份勘合文书为“地字一百二十五号”。
△唐朝时期的过所（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值得注意的是，琉球国颁发的勘合文书上还有一段请求保护的声明文字，如“经过关津把隘去处及沿海巡御官等，验宝即便放行，毋得留难”“承自谕遣在途，毋得迟滞不便”等。当今很多国家的护照上也有类似的请求保护声明，中国护照上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请各国军政机关对持照人予以通行的便利和必要的协助”。可见，勘合文书和今天护照很相似了。
清朝前期继续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民众鲜有机会从海上出国。只有北方陆地和沙俄接壤，民众才偶有到俄国经商的机会。中俄《尼布楚条约》为此规定：两国人民如持有“路票”，准其在两国境内往来贸易。这种“路票”便是当时的护照，在条约的拉丁文本和俄文本中，“路票”的外文用词就是护照。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张护照，诞生于1877年。当时，清政府为解决华工被诱骗出国问题，与西班牙签订了《会订古巴华工条款》。条约中规定，出国者须先向口岸的海关申请执照，送交西班牙领事馆签字，再发给申领者。此种执照的正面用中文写明持照者的姓名、年龄、原籍、体貌特征以及擅长何种手艺、系何人之子等有关内容，并载有执照的号码。从此，中国人有了真正的护照。
51 古人是如何逛街购物的？
今人酷爱逛街，每逢周末或节假日，约上三两好友，不知不觉就能逛上一天。这得益于当下商场的全方位服务，不仅能购物，还能吃喝娱乐，还能美容理发，甚至还有睡觉的地方。那么在古代，人们能去哪里逛街购物呢？
人类最初没有市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吃饱饭都是问题，没有剩余产品用于交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增多，人们会把多余的产品拿出去交换，换回自己需要的产品。这样，出现了交易，市场也应运而生。《易经·系辞》里说：“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意思是说，神农氏（炎帝）发明了市场。这种说法牵强附会，因为商品交易是人类为满足生活需要而产生的自发行为，早期市场是社会进步中自然形成的，并非官府或领袖创设的。
后来，民众交易日益频繁，市场也从偶然的交易地点演变为固定的商业场所。此时，政府开始介入市场的管理。城内是市场的集中地，“城市”一词也因此而生。西周以后, 官府开始管理城中的市场，对其地点、规模、形制、时间等做了规定，这便形成了“官市”。依据《周礼》“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城市布局规定，最初的官市都设立在王宫的后方。可能是王宫客户群体较大，也方便进行采买，故而设立在附近。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官市的消费人群逐渐以民众为主了。再加上考虑到王宫安保问题，官市都转移到王宫外的城市中心位置了。
唐朝以前，官市被限定在固定的区域里，周围筑有高大的垣墙，类似一座城中城。唐都长安，最初有严格的坊市制度。民众居住在一个个坊里，类似于今天的一个个居民小区。坊的周围有坊墙，墙上开门，居民在早晚固定时间内出入。官市的形制也类似坊，只是内部并非居住区，而是店铺林立的商业区。长安城主要有东西两大官市，各有特色。东市距离皇宫、大明宫、兴庆宫较近，周围坊内居住的都是达官显贵，所以多售卖高端商品，相当于今天北京的SKP；西市附近多是民众和商人居住，售卖的商品更为亲民，相当于今天北京的西单王府井。另外，西市在城市西面，是丝绸之路进入长安的最近市场，所以也售卖大量进口货。西市内有专供胡商存放货物的“波斯邸”，类似于今天北京东四十条外贸一条街。但是长安西市卖的可都是纯正进口货，并非忽悠人的“外贸尾单”。除了东西两市，长安城还有个南市，以经营牲畜买卖为主，并非普通的百货市场。
△唐长安城示意图
官市被限制在固定区域，还受到营业时间的限制，这都给民众带来了诸多不便。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民众旺盛的购物需求的催化下，更方便的社区市场应运而生。唐朝中后期，坊墙和市墙逐渐被毁，商业行为突破了官府设定的区域限制。坊内也出现了许多店铺，很多坊还因店铺而闻名。如以乐器铺闻名的崇仁坊，丝绢铺集中的宣阳坊，金银玉器店林立的延寿坊，还有以青楼妓院吸引人的平康坊。从此，古代商业由“官市”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
到了宋朝，坊市制度完全消失，民众皆可临街开店。很多商铺在门口摆摊经营，严重影响了城市交通和市容市貌。在整顿市容时，宋朝政府的管理颇为人性化，他们在店铺五步之外立一个“表木”，“表木”之内的区域划给店铺，允许他们自由地设摊摆桌、种植树木、搭建凉棚，大力发展地摊经济。与唐朝坊墙外毫无生气的街道相比，宋朝的街道充满了热闹与烟火气。
城市内交易便利，如果生活在偏远的农村，逛街购物是不是很不方便呢？完全不是。城市之外，古代还有名为“草市”的民间集市。草市是相对于官市而言，多存在于乡村和郊外。草市分布广泛，交通便利处、人口集中处、商品生产处，都可能有草市的存在。草市的种类也很多，还因地制宜。比如茶叶产地附近有茶市，渔港附近有鱼市，养蚕集中地有蚕市。白居易在《放鱼》一诗中描述了浔阳江头的鱼市：“晓日提竹篮，家僮买春蔬。青青芹蕨下，叠卧双白鱼。”草市类似于今天农村的集市，极大便利了乡村居民的生活。一些规模较大的草市，在后世就发展成了小镇或县城。比如宋代延津县的草市镇，就是由隋唐五代时期的草市发展而来的。唐末五代至宋初，类似这样由草市转变为市镇者多达二十四个。
古代也有类似今天“618”或“双11”之类的购物节，这便是定期举办的庙市，也称庙会。随着佛教和道教的繁荣，寺庙道观常有宗教集会，因此聚集了大量人群。人多的地方就有市场，庙市便是以寺庙为依托的定期性民间集市。庙市兴起于唐朝中后期，在宋朝达到鼎盛。根据现存史料统计，北宋东京（今开封）每年一次的庙市就有二十五个。东京城内的大相国寺，一月内的庙市有五次之多。庙市上的商品琳琅满目，有餐饮食品、日用百货、文玩珠宝、飞禽走兽等。不仅有土特产，还有进口货。宋人爱逛大相国寺庙市，使其成为网红打卡胜地。公元1101年，一个十七岁的北宋才女，在大相国寺的庙市上遇见了她的一生挚爱——一位年长她三岁的太学学生。后来，二人终成眷属，其爱情故事也成为千古佳话。这个爱逛街的才女，就是李清照。如果能穿越回古代，朋友们可一定要多出去逛逛街！
52 古人是如何旅游的？
旅游是今人热衷的一项活动，不仅能放松心情、开阔眼界，运气好的话，途中还能结交到朋友，甚至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其实，古人也很热衷于旅游，这一篇我们就来聊聊古人是如何旅游的。
古代的交通条件远不如今天，旅游难度较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古代的旅游人群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文人士大夫，他们有钱有时间，且兴趣雅致，喜好寄情于山水与名胜；第二类是商人群体，他们走南闯北，行商途中可欣赏沿路的秀丽风光，在某些著名景点也会流连逗留；第三类群体是城镇居民，随着唐宋之际市民阶层的崛起，老百姓旅游也逐渐多了起来。
古人旅行用什么交通工具呢？首选是船，不仅安稳舒适，还方便装载行李。另外，船舱里还可以睡觉，相当于开了一辆房车，省去了大笔住宿费用。不便行船的地区，人们会选择马车出行。如果喜欢兜风，干脆就骑马走，沿途策马奔腾，非常飒爽。有的小伙伴可能会担心费用，毕竟古代养马费用很高。没关系，古代有出租马匹的服务。《东京梦华录·杂货》记载“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租马跑一程只需要一百元钱。如果就想穷游也可以，那交通工具就靠双腿了，具体能走多远则看你的体力。
有了交通工具，咱们就出发吧。古人最爱去三类旅游目的地，一是旅游城市，二是自然山水，三是古迹古城。古人如何获取这些旅游目的地信息呢？古代有专门的旅游书籍，相当于今天的旅游手册。如南宋王象之编撰的《舆地纪胜》，书中分地区介绍了各地风土人情和名胜景物。明代的旅游图书更加贴心，不仅记录旅游景点，还详细介绍交通路线、客栈住宿情况，甚至连价格参考都写上了。此外，明代还有专门的旅游地图，如《广舆图》《皇舆考》《今古舆地图》等，甚至有专门介绍某一地区景点的旅游图，如《北京八景图》。
除了看旅游手册找景点外，古代也有“网红景点”受到追捧。诗词在古代口耳相传，流传范围很广，那些被诗人热情讴歌过的景点，很快就会成为热门的旅游打卡胜地。其中，黄鹤楼最具代表性。始建于三国时期的黄鹤楼，本是用于瞭望的军事设施。到了唐朝，黄鹤楼名声大噪，成为了旅游胜地，这归功于诗人崔颢流传千古的《登黄鹤楼》一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李白也不遗余力地为黄鹤楼宣传，写下了“故人西辞黄鹤楼”“黄鹤楼中吹玉笛”“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等诗句，真的怀疑李白是不是收了当地官府的“代言费”。唐朝以后，黄鹤楼已然成为诗人的圣地，民间百姓也纷至沓来，想要一睹诗中风采。
到了旅游景点，住宿和吃饭方便吗？非常方便，古代就有景区服务了。泰山脚下的景区服务被明末清初的张岱详细记载进了《琅嬛文集》。一到景区，客栈的迎宾人员会在数里之外的路口迎接你，帮你牵马到客栈。这场景如同今天的农家乐老板在高速路出口等你。客栈的规模很大，服务设施完备。门口有十多间马厩供游客使用，相当于免费停车场。门口的另一侧，还有“妓馆十数间，优人寓十数间”。美景与美女相伴，旅游和娱乐相生，古人也很会玩。至于住宿和餐饮服务，那更是宾至如归，张岱记载道：“客有上中下三等，出山者送，上山者贺，到山者迎。客单数千，房百十处，荤素酒筵百十席，优倏弹唱百十群。”
想必有人会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代的旅游景点收门票吗？还真收！那些著名的或是需要人工建设的旅游景点，古人也会收取门票。以明朝时的泰山为例，门票叫作“山税”，每人“一钱二分”。这里说的应该是银子，明朝的一钱二分银子大约是杂役一天的工资，相当于今天的一百多元。这门票价格真心不低啊！泰山在古代也是国家级热门景区，史料记载明代泰山“平均每天游客八九千，春天旅游高峰时每天有两万人”，一年的门票收入至少可达二三十万两！难怪张岱感叹道：“山税之大，总以见吾泰山之大也。呜呼泰山！”
古人旅游也会聘请导游。宋代的大城市里，都有一群称为“闲汉”的人，他们了解本地风土人情，且能说会道、知情逗趣，专门陪富家子弟游玩宴饮，还会陪外地官员到城里办公务。古代文人出行还愿意与僧人或道士结伴，请他们做向导。“士大夫利与僧游，以成其为雅。”怪不得在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里，康熙出游时都带着法印和尚。另外说一句，宋代官员和富人旅行，还有带着官妓伶人陪游的。
需要注意的是，古人旅游不都是“傻玩”，有的士人还会在途中进行科学考察，这便是古代的“科考游”。特别是在明代，文人士大夫慢慢摒弃宋明理学的空谈，逐渐投身到经世致用的科学考察事业中，在旅游活动中很好地结合科学研究。最为杰出的便是徐霞客，他在旅游中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在山脉、水道、地质和地貌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著作《徐霞客游记》既是旅游名篇，又是地理巨著。
人生在世，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否则，生活就真的跟“臭咸鱼”没有区别了。古人的生活并不迷茫，他们早在千年前就找到了灵魂应该追寻的方向，那便是诗和远方。
53 古代有哪些“网红景点”？
上一篇咱们聊了古人是如何旅游的，那么他们常会去哪里游玩呢？这一篇，咱们就以宋代为例，聊聊古代热门的旅游城市，看看古代的“网红景点”有哪些。
首都自古就是第一旅游城市，宋朝人也热衷于去都城汴京一睹首善之区的繁华。去汴京可以逛上元节灯市，其场面非常热闹，很多文人墨客都流连忘返。诗人沈遘就写道：“车马笙箫千里至，楼台灯火九衢通。香舆轧轧凌风驶，粉袂翩翩照地红。”灯市不仅可以看灯，还可以看人，诗人周邦彦就写道：“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箫鼓喧，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满街都是小姐姐身上香薰的味道，连空气都是甜的！
除了逛灯市，还可以去皇家园林转转。看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质疑：老百姓也能进宫苑禁地吗？当然能，至少赵宋皇帝没有垄断美景，而是将其与民众分享。比如最著名的金明池和琼林苑，都会在每年的三月初一到四月十八期间向民众开放。要知道，这一个多月可是最佳的黄金旅游季。金明池本是训练皇家水军的地方，对外开放后，水军训练不但没有停止，还借机向民众表演。那场面，就像今天去环球影城看水世界表演。
△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
古人旅游也热衷购物，汴京的旅游购物中心在大相国寺，其盛况堪比今天北京的SKP。为什么寺庙成为了购物中心呢？这源于古代的庙会习俗。南北朝以来，佛教盛行，大的寺庙会吸引众多香客前来拜佛上香。人流多的地方就会形成市场，所以寺庙外围商贩云集。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庙会这一特殊的商业形式。大相国寺是宋朝第一购物中心，是游客到汴京旅游的必到之处。也就是在这里，十七岁的李清照遇见了二十一岁的赵明诚，二人后来喜结连理。
汴京附近的洛阳，是宋朝的又一热门旅游城市。洛阳最重要的旅游资源是牡丹花，很多游客慕名前来逛牡丹花会。宋代僧人释惠洪在《冷斋夜话》中记载：“刘跛子，青州人，拄一拐。每岁必一至洛中看花，馆范家园，春尽即还京师。”即便是拄拐的残障人士，也要来洛阳看牡丹花，足见其吸引力。影视剧《情深深雨蒙蒙》主题曲中，描绘大上海的繁华为“车如流水马如龙”。实际上，这句诗曾被司马光用来形容洛阳花会的热闹场面。
杭州是南宋的都城，北宋时便是旅游胜地。游杭州必游西湖，著名的西湖十景在宋代皆已形成。当时游览西湖的游客众多，甚至出现了组团游。苏辙在《龙川略志》中记载：“有秘书丞高者，尤骄纵不法，尝自京师载妓妾数十人游杭州。”游客这么多，杭州商人一定不会放过这难得的旅游商机。为了吸引游客消费，杭州酒商搞起了“诸库迎煮”的营销活动。所谓“迎煮”，就是新酒开卖仪式。各个酒库都会派出盛大的送酒队伍，除带上佳酿外，还会雇用数十名绝色歌伎沿途表演，吸引游客。逐渐地，这一活动演变成一种特色的仪式表演，成为宋朝的“网红”活动，比今天杭州宋城的快闪秀还要有名。
△李嵩《西湖图》（局部）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宋代苏州的旅游热度一点不低于杭州。苏州的旅游项目一年四季不重样，范成大在《吴郡志》中记载：“春时用六柱船，红幕青盖，载箫鼓以游，虎丘、灵岩为最盛处；竞渡亦用清明、寒食；四月八日，浮屠浴佛，遍走闾里；夏至复作角黍以祭；七夕有乞巧会；重九以菊花、茱萸尝新酒；十月朔，再谒墓；俗重冬至，而略岁节。”游苏州还可以去看私家园林，宋人比较大方，很多私家园林是对外开放的。也有园林主人颇具商业头脑，对游客收取费用，相当于卖门票。徐大焯在《烬余录》记载虎丘的一处私家园林“游人给司阍钱二十文，任入游观，妇稚不费分文”。每人大约二十元的门票，小孩和女性免费，这导致“游女独多”。女游客多了，还怕男游客会少吗？
最后再介绍一个宋代热门旅游城市——成都。成都的旅游项目以“游江”为中心，分为“小游江”和“大游江”。小游江在二月二日，游江距离较短，从万里桥到宝历寺，热闹程度略逊一筹。四月十九日在浣花溪上的“大游江”则是盛况空前，庄绰在《鸡肋编》中记述：“浣花自城去僧寺忘其名，凡十八里，太守乘彩舟泛江而下。两岸民家绞络水阁，饰以锦绣。每彩舟到，有歌舞者，则钩帘以观，赏以金帛。以大舰载公库酒，应游人之家，计口给酒，人支一升。至暮遵陆而归。”今天的迪士尼乐园有花车巡游，宋朝成都的大游江相当于“花船巡游”，所到之处还会赠送酒水。
看来，宋人不仅真会玩，而且还真的不差钱！
司法篇
54 古代的监狱长什么样？
在甲骨文中，表示监狱的字有“圜”“圉”“牢”等。“牢”字的字形是宝盖头下加一个“牛”，表示其最初是关牲畜的地方，后来开始关人，便成了监狱。《韩非子》中称监狱为“囹圄”，因此有了“身陷囹圄”的说法。后世又有“狱”和“监”叫法，直到清朝，“监狱”二字开始合用，一直沿用到今天。古代的监狱到底长什么样？在古代蹲监狱又是怎么样的一种体验？这一篇，王老师就给大家详细说说。
民国学者孙雄在《监狱学》中给监狱下的定义为：“监狱为执行自由刑之处所。”所谓自由刑，即剥夺受刑者自由的刑罚。我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自由刑，多是肉体刑和劳役刑。从这个角度看，古代监狱和现代监狱并不是一回事。事实上，古代监狱并不是用来“蹲”刑期的，而是用来羁押犯罪嫌疑人候审的，其功能更像今天的看守所。
清朝的监狱分为中央监狱和地方监狱两个系统。中央监狱包括京城的刑部监狱和步军统领衙门监狱，都设置在京城。刑部监狱主要关押各地送来复审的死刑犯和其他重刑犯，可关押八百人左右。步军统领衙门监狱主要关押在京犯罪的嫌疑人，一般设立在城门附近。除了皇帝走的正阳门外，其他八座城门皆有监狱。
另外，清朝还有两个特殊的中央直属监狱，即清宫剧里常出现的宗人府监狱和慎刑司监狱。前者关押皇亲国戚。同雍正争过皇位的那几个阿哥，最终都被圈禁在了这里。宗人府监狱内的犯人吃喝无忧，每天有人伺候，只是失去了自由。慎刑司监狱主要关押上三旗内务府包衣和宫廷服务人员，太监和宫女最怕这里。
接下来我们重点说一下清朝的地方监狱。毕竟，相比于中央监狱，地方监狱才更为常见。
清朝地方最大的行政级别是省，省下设府和县，每个级别的行政机构都设有监狱。清朝的地方监狱一般就设置在官府大院内，比如县级监狱就在县衙里。清朝监狱位置非常好找。清朝县衙一般都是坐北朝南，从南门进入县衙，正前方为大堂，右侧是衙役办公区，左侧便是监狱区了，方位上属于西侧。为什么一定放在西侧呢？因为古人比较信风水，建筑的规划要符合天命观。按古代天文学的理论，主管刑狱的是昴星，所谓“昴主狱事，典治囚徒也”，而昴星是主西方的，所以监狱也要设在县衙的西侧。
接下来说一下监狱内部的构造。监狱在县衙里是一个单独的院子，四周围墙高一丈四尺，合四五米。监狱内分为不同的监区，互相独立。最外层是管理相对宽松的外监，关押候审的轻刑犯，比如小偷之类。里面是里监，也称重监，牢门又矮又小，一般会关押候审的重刑犯，如杀人犯。每个监区有数间牢房，牢房里都有一张大炕，可容纳数人。另外，古代的监狱内还会设有一座狱神庙，里面供奉着狱神。犯人入狱时和判决执行前，都要祭拜一下狱神，祈求神灵庇护或宽恕。《红楼梦》中，贾宝玉等人就是被关在了狱神庙里，也算是一种优待。
△清代平遥监狱的普通牢房
上古时代，伦理观念淡薄，无论男女老少，所有犯人都关在一间牢房里。民国学者芮成瑞说那时“狱内毫无纪律，男女奸淫，堕胎、婴儿压毙之风，公行无忌”。至少从汉朝开始，我国出现了专门的女监，最早关押的是后宫女子，这种皇家女监称为“永巷”。刘邦的戚夫人就是被吕后关进了永巷，最终在这里被折磨致死。清朝的各级监狱内部，都有专门的女监区，一般是在监狱大院内设立一个独立的小院。女监区要有单独的围墙，不能与男监门对门。清朝还规定，女监区的院内要留一片空地，给女犯人上厕所用。为避免女性犯人受到侵犯，女监的大门一般是锁着的。传送饭食靠墙壁上的转桶，饭食放在转桶里面转进去，而且必须由老狱卒负责，担心年轻人把持不住。
古代监狱起初不管饭，都由家人送饭。《避暑录话》记载，苏轼当年被陷害入狱，嘱咐儿子苏迈送饭不要送鱼，因为送鱼是判处死刑的暗号。一天，苏迈因事无法送饭，委托朋友帮忙。但他忘了告诉朋友别送鱼。恰巧，这位朋友就真的给苏轼送了一条鱼。苏轼看到鱼后万念俱灰，当即写下绝命诗并立遗嘱。一条鱼，吓没了苏轼半条命。到了清朝，犯人的餐食改由国家负责。为防止狱卒克扣犯人的餐食，负责狱政的提牢官还亲自到监区检查。然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很难全部满足。一般情况下，犯人家里条件好的，由家人送饭。如果家里条件差，监狱发给半粮。对于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的，可能会不给饭吃。
△明代苏三监狱的死囚牢房
尽管清朝监狱的条件有所进步，但犯人的死亡率依旧很高。监狱潮湿阴暗，密不透风，容易滋生病菌造成疫病流行。监狱内的狱卒也会层层盘剥，如果你家没钱，便会遭到虐待。比如把你的发辫系在马桶上，让你成天抱着马桶。最让人恐怖的是刑具，犯人需要戴枷，两块厚木板合在一起锁在脖子上。枷的重量有六七十斤，长期戴枷的犯人甚至会皮破骨露，非常恐怖。面对各种折磨，有的犯人还没等到审判就已死在狱中。囚犯死了还不能从正门抬出来，古人忌讳衙门里抬尸体出来，所以会特意在监狱的临街外墙上修一个死囚洞。每当犯人死亡，尸体就顺着死囚洞推出去，家属在墙外领尸。
△明代苏三监狱的死囚洞
古代监狱如此恐怖，却有一些犯人专门混牢饭吃，这便是牢头狱霸。清朝文人方苞在《狱中杂记》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狱霸因杀人入狱，与狱卒相互勾结，欺压犯人，收取保护费。一年下来，竟收了几百两银子，相当于普通人十年的收入。后来遇到大赦天下，他被释放了，在家待了几个月，又怀念起在监狱的日子，就冒名顶替一个杀人犯再次入狱。古代只要不是预谋故意杀人，一般不会被处决。两年后，这名狱霸被判决流放，无法继续在监狱里混饭吃了。临走时，他竟恋恋不舍，惆怅地叹息道：“我这辈子再也回不来了！”对于恶棍来说，监狱也能成为天堂；对于顺从的百姓而言，人间可能就是最痛苦的监狱。
55 古代的死刑多吗？
在现代人的认知中，古代的死刑仿佛很普遍，甚至有些随意。古装剧里，官员一言不合就会把人犯推出去斩了，可谓“杀人不眨眼”。不可否认，在古代的乱世和威权时代，死刑的确有些泛滥，草菅人命也并不少见。然而，在大部分的和平年代，古人对死刑的执行是非常慎重的，甚至杀人也并不一定偿命。
中国自古就有“慎刑”观，强调慎重使用刑罚，特别是死刑。除去特殊年代，政府都会尽量控制和减少死刑的数量。司法官员对死刑案的审判也是慎之又慎，往往要经过再三推敲，反复案验，以求“死中之生”。只要情有可原，都会“即开生路”。以唐朝为例，死刑案至少要“过五关”才能执行，即州县初审、大理寺复审、刑部复核、皇帝裁决、复奏请旨。
这里的复奏请旨是指死刑复奏制度。这个制度很有意思，死刑经过反复审核后最终判决无误，但执行前仍要请皇帝“三思”。在唐朝，死刑复奏一般是三复奏或五复奏。也就是说，犯人在执行死刑前，吏部官员要在皇帝面前“磨叽”：“真的要杀吗？”还不能一天“磨叽”完，要隔天再“磨叽”一次，直到皇帝多次肯定答复后，这个犯人才会真的被处决。过程中，皇帝只要有一次动了恻隐之心，这个犯人就不会死。
在古代的司法实践中，还有多种情况可以“杀人不偿命”。
首先，特殊身份的杀人者可以免死。今天，未成年人犯罪不会判死刑，哪怕是杀人重罪。古代也有类似的规定，例如在唐朝，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的杀人犯，基本不会被判死刑。今天的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不会被判死刑，古代也如此。另外，古代的残疾人也不会被判死刑。
古人重视孝道，注重家族香火的延续，因此古代的独生子也可以免死。如果死刑犯是家中唯一的男丁，则可以免死，留下来赡养父母和祖父母，这就是所谓的“留养承嗣”。幸好古代没有计划生育，在独生子遍地的今天，如果继续执行留养承嗣的规定，那基本就等于废除死刑了。
古代的贵族和高官一般也不会被判死刑。流传甚广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其实是忽悠老百姓的政治口号。除了那些有“免死金牌”的人外，从唐朝开始还有所谓的“八议”之律，即八种犯人也可以商议免死。包括皇室宗亲、前朝皇帝后代、三品以上官员、重大功勋者等。他们犯了死罪一般也不会被判死刑，除非谋反大罪。然而，八议之律在清朝就不管用了，雍正皇帝认为：“亲故功贤等人，为朝廷所倚重，理当奉公守法，为士民之表率，绝对不能姑息纵容。”在维护法律尊严方面，四爷还真是个狠人！
其次，与受害者特殊关系的杀人者可以免死。明清法律规定，若子孙有殴骂长辈等不孝行为，长辈将其打死也不受处罚。即便子孙无重大过错，长辈因为教育子孙而将其打死，顶多也只会被判杖刑或徒刑。古代丈夫杀妻并不会直接免死，但丈夫只要能证明自己并非故意杀害妻子，或者妻子有明显过错，比如出轨，就不会被执行死刑。
古代奴婢的地位很低，奴婢的命不是命。主人打死奴婢不会被判死刑，只是杖刑一百。唐、宋、元三代，良人杀死别人家的奴婢都不会被判死刑。奴婢的地位可谓“低到了尘埃里”。历史上有一个时期，中国大部分的汉人都沦为奴婢的地位，这就是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在当时，蒙古人打死汉人只需要赔偿烧埋银，另外罚其参军出征，并不会被判死刑。
再次，特殊原因的杀人也可免死。古代便有正当防卫的概念，比如妇女反抗强奸而杀死对方，只会被判杖刑五十下，还可以花钱免除杖刑。另外，因复仇的杀人也不会被判死刑，特别是子女为父母复仇。
最后，古代的“大赦天下”也会给死刑犯免死的机会。在古代，皇帝登基、更换年号、立皇后或太子以及遭遇天灾的时候都会下令大赦天下，死刑犯便有机会被赦免或减刑。一般来说，故意谋杀罪不在赦免之列。但在实际操作中，经常会将全部罪犯都赦免。前篇讲到的监狱里狱霸的事例，就是因为大赦天下而使杀人犯被赦免释放。《宋史》记载，后周时，陕州人范义超因私怨杀了邻居一家十二口，陕州官员上奏“引赦当原”。最终，皇帝因其杀人太多而没有赦免。但杀十二个人都敢请求赦免，足以说明古代赦免死刑的宽度有多么大。
以上所述，便是古代“杀人不偿命”的情形。在慎用死刑的观念下，古代的死刑执行并不多。根据《中国古代死刑制度史》一书的统计，乾隆年间每年核准死刑二千四百到三千件，而实际执行的只有七八百件。这个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远低于同时代的英国。换句话说，近代中国司法的死刑观念并不比西方落后。死刑的慎用是对人权的基本保障，更是对生命敬畏的体现，根本上代表着社会和司法的文明与进步。
56 古代真的有“免死牌”吗？
古装剧里常出现这样一种反转情节：某臣民犯下死罪，处决之前，家人突然拿出本朝先帝赐予的“免死牌”，将罪人从鬼门关拉回。古代真的有这种免死牌吗？
还真有！免死牌的正式名称叫“铁券”，是一块带有铭文的铁牌子，外形如弧状的瓦片。有的铁券铭文用朱砂填充，字体为红色，所以叫“丹书铁券”；有的铁券铭文用黄金填充，所以叫“金书铁券”；还有的铁券本身就为黄金材质，因此有了“免死金牌”的说法。古代的铁券一般一式两份，一份放在太庙或宫中，一份发给受赐人。使用时，两份铁券能契合在一起，表明铁券的真实性。
铁券制度草创于西汉。汉高祖刘邦是草莽出身，靠着众多老哥们的奋力辅佐才夺取了天下。当了皇帝后，刘邦给这些建国功勋许诺了许多特权，镌刻在铁券上，然后放在金盒子里，藏于宗庙中。《汉书·高帝纪》记载：“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这是史书对铁券最早的记载。文中，铁券被称为“铁契”。“契”即契约，有盟誓承诺的作用。所以，汉初的铁券本质是皇帝对功臣做出的盟誓承诺，相当于功臣的“荣誉证书”或“优待证”。然而，汉朝铁券的各种优待中，并无免死的内容，也起不到免死护身的作用。司马迁曾做过统计，汉初封的功臣有一百多个，到了汉武帝太初年间，这些功臣的后代就剩下五个还被“封侯”，其余都“殒命亡国”了。可见，汉朝铁券根本就无法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