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清楚，阁下，自有粗鄙的政客群氓，堪称政治之机械工的，……他们的眼里，除了粗鄙的、肉眼可见的货色，便再没有其他；这种人，绝没有资格做帝国之伟大航程的舵手，便是摇转这机器上的一个小轮子，他们也不配。
埃德蒙·柏克：《美洲三书》，缪哲选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152页。
——埃德蒙·柏克，1775年
Porter, Bernard.The Absent-Minded Imperialists: Empire, Society, and Culture in Britai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Demand, 2006, p.26.Colley, Linda.“The Dificulties of Empire: Present, Past and Future.”Historical Research,79(205), 2006, p.375.乔治·奥威尔：《奥威尔文集》，董乐山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第427页。转引自Colley, Linda.“The Dificulties of Empire: Present, Past and Future.”p.376。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第293页。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英帝国都是一个奇怪的帝国。在极盛时期（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它统治着3,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4亿人民和约100个不同的国度/区域，但它始终只保持着一支小规模的陆军（人数通常不超过20万）和一个非常精干的海外官僚队伍（1862年，这支队伍的人数在1,500人左右）。 与这个小规模存在相映成趣的是，印度总督寇松勋爵，一位热切的帝国主义者，在若干场合下抱怨国会议员和内阁大臣们对帝国兴趣有限。 米尔纳勋爵，另一位帝国主义者，在1906年说过：“很不幸的是，我们必须向那些傻瓜说明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帝国。”乔治·奥威尔本人是英帝国主义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但他也在一处指出，“英帝国当初和现在都仍是非军事化到了……几乎难以置信的程度” ，在另一处，他则直接指责英国人在帝国问题上十分虚伪，说工人阶级意识不到帝国的存在。 即使是那些应该关心国家事务的人，也很难被激起对帝国的热情。当要讨论帝国事务时，下议院通常空无一人。
Colley, Linda.“The Dificulties of Empire: Present, Past and Future.”p.376.
英国史学家琳达·科利（Linda Colley）相当正确地指出，这种有限和虚伪与其说是出于无知、内向或故意健忘，不如说是因为帝国存在的困难。 这种困难（或称之为“帝国压力”）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有所涉猎。在本章，我们要讲述的是，为什么在英国，帝国压力催生的是健忘与疏离。
一
反帝国主义
Armitage, David.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pp.125-128.Armitage, David.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p.141.
如果我们回溯历史，就能在英国政治思想史和社会史上发现一系列“反帝国主义”的踪迹。早期的英国共和派政治思想家们，如詹姆斯·哈林顿、约翰·弥尔顿、尼德汉姆（Marchamont Nedham）等人，都继承了马基雅维利对古罗马政治经验的思考，认为罗马共和国的对外征服导致了罗马共和与自由的覆灭，因此自由和帝国之间是相互矛盾的。从罗马共和国覆灭的历史中，他们得出两点主要教训：一，国家的扩展将需要庞大的常备军队和官僚队伍来管理延伸的领土，军队和官僚在镇压外部反抗的时候也方便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二，在对外扩张中，国家将武装下等阶级并纳入大量外籍公民，这会颠覆一国原有的社会秩序。 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阿尔杰农·西德尼，得出的结论是，“只有那些不会腐蚀一个国家习俗（manners）的征服才是合理的”，否则“胜利的人民就会倒在自己的剑下”。
Armitage, David.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p.133.
但是，完全抛弃帝国也是不可行的。在这点上，他们也相信马基雅维利的判断——在这个列国纷争的年代，不征服他人，就有可能被其他人征服，斯巴达和威尼斯就是前车之鉴。 进亦不可，退也不能，那该怎么办？怎样才能打破帝国与自由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呢？
哈林顿：《大洋国》，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229—239页。哈林顿：《大洋国》，第229页。
这些思想家想出来的方案是，建立一个较松散的帝国。比如哈林顿在《大洋国》中提出，共和国在向外扩张的时候，有三种选择：可以对外进行军事征服和完全的控制，或者与外部力量结成平等的同盟，又或者与外部结成不平等的同盟，扩张的国家只要保持某种领导权就行。 哈林顿认为，前两者要么是自我毁灭的，要么是软弱无力也不够稳定的，只有第三者才足够牢靠。他引述西塞罗说，“宁愿做世界的保护人，而不愿做世界帝国”。
参见Barbon, Nicholas.A Discourse of Trade, 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subject/economics/barbon/trade.htm。转引自Armitage, David.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p.142。转引自Armitage, David.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pp.142-143。
这种较松散帝国的具体实现形式就是一个“海洋帝国”。这个帝国的基石是海上贸易与自由，而非征服与控制。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将会是某种合作关系，而非单方面的指挥与统治。不占领大量内陆领土，而是满足于在沿海设立贸易据点。这种认识似乎是那个时代的共识，比如17世纪中晚期的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巴尔本（Nicholas Barbon）在其著作《贸易论》（A Discourse of Trade）中指出，以贸易为基石的海洋扩张成本远远比大陆征服成本低，在与被征服地的关系上，两者也非常不同：“在前者（即大陆征服），城镇乡村会被焚烧，人民被迫陷于饥绥，这就使得他们易于被统治，也容易屈服；在后者（即海洋扩张），城市被扩建，新城也得以建立，其人民不会被放逐，而得以自我维系，或者被邀请加入帝国。在前者，居民被奴役，在后者，他们则得到自由。” 另外一位经济学家查尔斯·达文南特（Charles Davenant）则说：“一个海洋帝国不需要一支大军……一个伟大的将军来接管平民政府就能获得伟大。相反，一个海洋帝国可以富裕国家，在国际强权政治领域中保持稳定，在不危及自由的情况下彰显伟大。” 乔治·萨维尔（George Savile），17世纪晚期英国政府一位高层人士，也说：“通过陆地征服彰显伟大，是不为我们所容的，此非我等自然之道。”英国必须向历史学习，“我们只是世界地图上一小点，使我们成就非凡的是贸易之功，而贸易则是自由的产物”。
转引自Armitage, David.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p.144。转引自Armitage, David.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p.145。
18世纪早期的辉格党思想家们也继承了前人的想法。比如政治作家特伦查德（John Trenchard）在其著作《加图来信》中论证说，贸易的需求将会保证国家的军事需要不是由陆军（这个可能成为暴政的工具）支持而是由海军支持，海军没有表现出对自由的威胁，他们保护商业的职责只会促进自由。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安德鲁·弗莱彻（Andrew Fletcher）则说：“大海是唯一自然属于我们的帝国，征服不是我们的利益所在。” 在这些人看来，这样一个海洋帝国将克服传统的陆上帝国的种种弊端，它不依靠单纯的强制来拓展与维系自己，而是靠共同的利益与认同。我们可以说，从一开始，这些思想家就排斥一个整齐划一的官僚帝国形态。
琳达·科利：《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第144页。埃德蒙·柏克：《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讲》，载《美洲三书》，第74—140页。
然而，“七年战争”以后，英国征服了加拿大，在印度、西非和西印度群岛也有了足够多的阳光下的地盘，开始偏离原初的海洋帝国计划，这立刻在很多人心中引发了警惕。比如爱德华·吉本，他在《巴黎和约》签订一年之后，就决定着手撰写一本讲述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以作时代的提醒。 埃德蒙·柏克则对帝国加强对北美十三殖民地的行政控制这件事，深感不安，认为这是更改祖制。他坚称，一国对其属地的主权，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是无限的，但是从实在上讲，是根据各地环境、历史之不同而有权利边界的。他抨击说：“为把自己纳入一大帝国、以体会那虚假的显赫，却不惜付出人类的所有基本权利、所有内在的尊严，这代价，无乃也太高了。”
Smith, Goldwin.The Empire.A Series of Letters Published in The Daily News, 1862, 1863,JH & J.Parker, 1863, p.129.Burt, Alfred LeRoy.The Evolu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from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Heath, 1956, p.444.
到了19世纪，虽然英国的帝国事业达到高峰，但是同帝国保持距离似乎还是那个时代的思想特色之一。事实上，正是在这个世纪的上半期，“帝国负担”成为一种非常主流的思想意识。著名的曼彻斯特经济学派将之发挥到了极致，根据他们的统计，英国与殖民地的贸易额每年只有100万镑，但花费却超过500万镑。当时的历史学家戈尔德温·史密斯（Goldwin Smith）公开将殖民地比作寄生虫：“当人们将属地作为英格兰的精华进行讨论时，他们忘记了橡树之所以根深叶茂，是因为寄生虫缠绕并养活了它。” 1852年，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更抛出名言，称殖民地是“挂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盘”。
到了该世纪的下半期，尽管有所谓的“转向帝国”思潮，人们开始对帝国有了正面的印象，也开始拥抱帝国的扩大，但即使如此，英国社会仍然保持了与帝国的相对隔离。
Porter, Bernard.The Absent-Minded Imperialists: Empire, Society, and Culture in Britain, p.31.
固然，在吉卜林的笔下，勇敢的军人、贪婪的商人、狂热的传教士和明智的政府雇员勾绘出了一幅壮丽的帝国主义画卷，但是，著名的英国史学家伯纳德·波特（Bernard Porter）在《心不在焉的帝国主义者》（The Absent-Minded Imperialists）中指出，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社会与文化在各个层面上都几乎顽固地回避殖民主题和背景。波特做了一个统计，如果把移民排除在外，在19世纪中期，那些对帝国有着直接或近乎间接经历的人数可能是50万，同1851年和1881年的英国人口总数（2,700万和3,500万）相比，这一数字可以说并不算大。在移民中，下层阶级又占据绝大多数，他们一般把移民看成不得已的最后选择，而不是生活机会。等他们到了海外，又通常会很快断掉与祖国家园的联系。对此，波特讽刺地说道：“你不会让人们挨饿，迫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园和亲人，到地球上未知的尽头，然后期望他们为此感到骄傲。帝国主义者不是这样产生的。”
Porter, Bernard.The Absent-Minded Imperialists: Empire, Society, and Culture in Britain, p.31.Porter, Bernard.The Absent-Minded Imperialists: Empire, Society, and Culture in Britain, p.33.
这里还有一些数字：在英国企业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帝国内部贸易与投资只占总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从殖民地到英国的人员流动也非常少，“根据人口普查报告，1851年4月，英国居民中的0.188%（33,688人）来自殖民地。1901年，居民中来自殖民地的有136,092人，占总数的0.418%。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游客也远远超过了这个数量。例如，在1861年，仅来自德语国家的游客（30,313人）就几乎和来自整个帝国的游客一样多”。
Colley, Linda.“The Dificulties of Empire: Present, Past and Future.”p.375.Porter, Bernard.The Absent-Minded Imperialists: Empire, Society, and Culture in Britain, p.147.Porter, Bernard.The Absent-Minded Imperialists: Empire, Society, and Culture in Britain, p.138.
在文化层面，英国从海外进口的日常消费物品，通常要经过一番英国化的处理才到达消费者的手中，异国风情的装饰与消费在英国并不流行。琳达·科利给出过一个例子，英国国会大厦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进行翻修时，用了很多壁画和雕塑作室内装饰，在这些室内装饰品中，只有一样涉及了海外帝国。 波特也指出，在1880年前伦敦城中所树立的80座公共雕像中，只有5座雕像可以被归类为“帝国主义者”。 这是因为，含有帝国因素的文学、绘画、戏剧与音乐等艺术，通常在维多利亚时代处于一个相当边缘的地位。乔治·G.沃森（George G.Watson）是英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语言学家，他的观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经典英国小说总是讲述英国本土的，帝国只是被偶然提到。
有怀疑精神的人可能会指出，以上这些思潮与社会表象也许只是英国政治/社会中的一个支流，并不能影响整个帝国面貌。但是，如果我们望向英帝国的统治结构与方式，就会有另外的感受。
在《牛津大英帝国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卷三中，英国史学家彼得·巴罗弗斯（Peter Burroughs）对英帝国的治理方式进行总结时指出：
Burroughs, Peter.“Imper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of Empire,” in Andrew Porter,and Alaine M.Low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The Nineteenth Century.Vol.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70.
大英帝国的统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像一些早期帝国历史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有一个静态的结构和既定的宪法框架。甚至日常的行政管理也是一个双向的沟通和适应过程。与西班牙和法国不同，英国从未试图直接从本部统治殖民地。他们的资源和态度都没有指向中央集权的方向……因此，帝国行政管理的核心在于母国和殖民地社区之间、中心和边缘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本质上是一系列双边关系，需要不断谈判，而不是强加统治和接受臣服。英国政府的另一个长期特征是，它往往是被动的，而不是先发制人，政府权力落后于海外扩张，而不是领导海外扩张。
Lieven, Dominic.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89.转引自Burroughs, Peter.“Imper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of Empire,” p.171。
约翰·达尔文则直截了当地认为，英国不过是一个半成品。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则承认：“根据大多数帝国的标准来看，英帝国的政府体系是极端去中心化的，是异质性的。” 他们说的都是一回事。研究英帝国的学者通常都持相同的看法，即英帝国的拼凑性质特别强。帝国的当事人也认同这种看法，弗雷德里克·斯科特·奥利弗（Frederick Scott Oliver）是19世纪末苏格兰的著名政治作家，他在1906年抱怨说，帝国不是“一个政治事实，而只是一个短语，一种影响，或一种情感”。
我们当然不能肯定地说，正是上面这些反帝国主义思潮塑造了英帝国的面貌，但是也许我们可以较恰当地承认，英帝国确实在某种形态上同上述思潮发生了共振。
二
美国革命与帝国宪法
在下面的内容中，我们将考察英帝国史上的重大分裂性危机与改革运动。看英帝国在其中的应对是否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帝国是否在不同时间段遭遇到了相同的困难，做出了相同的反应。
让我们先从美国革命讲起。北美自大英帝国独立是18世纪的一个重大事件，后人，尤其是我们，多把它宣扬成一场官逼民反式的“民族解放战争”。但从20世纪40年代起，历史学家就已经普遍认同一个观点，那就是美国革命其实是一场内战，这一内战的起因也不是英国的压迫。
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塞尔：《新美国经济史：从殖民地时期到1940年》（上），罗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4页。Weber, Eugen.Peasants Into Frenchmen,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150.
为免误会，我在这里简要解释一下。有几个指标可以用来衡量北美在大英帝国治下的境遇。首先是身高。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著名的计量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对美国的历代身高水平做过一项研究。在英法“七年战争”期间，入伍的北美士兵的平均身高大约是1.73米，同时期的不列颠士兵在这些北美士兵面前大概都矮了一截（他们的平均身高是1.66米左右）。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数字（1.73米）不起眼，根据陈叔倬、李其原对清代中国人身高的研究，同时期的中国男人的身高也就是在1.60米到1.61米之间。1849年的一篇文章提到，“以身高和力量著称”的法国精英部队的士兵的身高在1.67米到1.72米之间。 我们都知道身高部分反映营养水平（自己的和祖辈的），间接反映生活水平，由此，我们可以说，普通北美人至少营养水平都不错，比不列颠人要过得好。
冈德森：《美国经济史新编》，杨宇光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第124页；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塞尔：《新美国经济史：从殖民地时期到1940年》（上），第75页。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塞尔：《新美国经济史：从殖民地时期到1940年》（上），第13页。
当然，有人可以说，吃得好并不等于北美人没有受到压迫，这只能证明北美的食物比不列颠来得便宜、丰富，考虑到北美的自然条件，不足为奇。这里有另外一个数据，就是北美人的税负水平。假如设定一个普通不列颠人所承受的税负指数为100的话（5.76美元），一个北美人承担的税负指数只有2—4（0.1—0.22美元）。换句话说，北美的税负是不列颠的2%到4%。 当然，假如北美人的收入很低，那么一小点税收也可能成为很严重的负担，所以我们接下来还要看北美人的收入水平。根据美国经济史学家的估计，一个普通北美人在1775年的人均收入是60美元（如果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衡量，这笔钱相当于2015年的1,920美元）。 这笔收入可并不低，即使放到1989年，也可以把世界上一半的国家甩在后面。用经济史学家们比较谦虚的说法来讲，北美人从未真正穷过。以这种收入水平来衡量北美税负的绝对值，就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小数字，六百税一到三百税一，标准的轻徭薄赋。
Thomas, Robert Paul.“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upon Colonial Welfare: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5.4(1965), pp.615-638.
等等，也许有人会想，即使税收得再轻，也不能断定英国对北美就没有压迫。英国对北美制定了许多贸易、产业限制法规（即《航海条例》），也许这些法规对北美人造成了相对剥夺呢？如果没有这些法规，北美人会变得更富有也说不定？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Paul Thomas）在1965年对北美在英帝国治下的（直接加间接的）经济得失做了一番计算，得出的结果是，1763年之前基本没有损失，1763年到1772年间每人损失0.26美元（1770年达到峰值，人均损失0.41美元）。 对此，经济学家的共识是，这些限制法规几乎没有对北美造成损失。这一方面是因为北美人少地多，本来就不适于发展许多产业。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抱怨说，这些限制其实是凭空想象、徒劳无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执法不严，还额外给了很多津贴，负担了北美的防务费用，鼓励了北美的航运业发展。算下来，英国人其实是吃亏的。
加总以上几个数据，一个北美人在英帝国的统治之下，每年的损失（税收+贸易损失）差不多是0.3到0.7美元之间。这个负担怎么也不能说高。当然，假如这个负担不是平均分配，而是集中在某些人或某个阶层之上，那倒也是有可能激起怨气的。但是，人们一般认为，在《航海条例》下，南部种植园主（尤其是烟草种植者）承受着大部分负担，但是在整个独立运动中，相对新英格兰来说，南方各殖民地是不够积极主动的。
埃德蒙·柏克：《美洲三书》，第27页。
这个假设的异议者可能反驳说：“好吧，也许英国确实没有在经济上压迫北美，但在政治上呢？”这个问题很好回答，比起西班牙帝国将其南美领地划成四大总督区，而总督的意志就是殖民地的法律而言，英帝国在北美的统治可谓松松垮垮、支离破碎。公允地说，这可以称为“一国两制，美人治美”。“一国两制”体现为北美在英帝国内享有特别自治地位，帝国只负责管理外部事务；“美人治美”则是指各殖民地的官吏由北美人自任，虽然英国有时候也会空降总督，但总督职权有限，极受本地挟制。用柏克的话来说：“在其所有的内部事务中，（北美）有着自由政体的每一特征……实际上她是独享内部之统治权的……与人类之通常的状况相比，则也算得上幸福，算得上自由了。”
那么，也许是文化上的问题？也许北美人发展出了特别的民族、地域认同，而不为英国人所忍受？
约翰·罗德哈梅尔选编：《华盛顿文集》，吴承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138页。
不好意思，这也不是事实。正如我们前面表述的，一直到1776年《独立宣言》发布之前，北美大陆会议的口号都是“恢复我们作为英国人的自由”。从当时人们的言论上来看，也确实没有什么“民族主义”迹象，倒是相反，许多日后的革命者口口声声宣告自己的爱国之心与英国认同。华盛顿在1776年之前的每次宴会上，都会为英国国王的健康干杯。他还写信给自己的朋友，坚称美洲这边的反抗行为是“作为英国人，我们不能被剥夺我们宪法中最根本、最宝贵的权利”。 也就是说，他们对英国的反抗，是臣民对暴君的反抗，而不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抵制。
Gordon S.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 pp.3-5.
总之，因英国在北美“横征暴敛、肆行压迫”而导致北美反抗这种说法，是说不过去的。其实，在美国革命爆发时，这几乎是一个共识。北美的保皇主义者彼得·奥利弗（Peter Oliver）批评说：“这是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胡闹和不自然的叛乱。”美国建国之父之一的埃德蒙·伦道夫也承认：“（美国革命）没有直接的压迫因由，不是基于仓促的感情之上……（实际上）是理性的结果。”
那为什么北美人还会造反，搞“分裂主义”呢？
北美人的造反当然是由很多因素交织造就的，这里只讨论其中一支。杰克·格林（Jack P.Greene）在《美国革命的宪法根源》（The Co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中、约翰·菲利普·里德（John Phillip Reid）在《美国革命的宪法史》（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中，都指出，美国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帝国宪法纠纷，即北美人民和不列颠岛上的人对帝国该如何组织有了不同意见。
16世纪，英国人走向大海，但是他们的殖民扩张政策一开始就有别于西班牙帝国。西班牙进行的是一场老式征服，于所经之处建立总督府，一切内政外交听命于马德里，对本地的剥削与控制是重中之重；但英国的海外殖民是由国王颁发许可证，以公司或社团方式进行的。帝国的统治者明显将“贸易”放在“统治”之前，他们建立或夺得殖民地后，致力于扩大生产与贸易，而非设官、设兵、设卡。在很长的时间内，英国对各北美殖民地都听之任之，既无特定管理机构，也无一定管制方略与人事安排，而是听任其自治（重在组织地方议会）。北美各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隶属关系仅体现为英国有权制定帝国关税及拥有最终的立法审核权。
慢慢地，一些难于解答的问题出现了：殖民地在帝国结构之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是属民还是帝国的共同组织者？帝国的中央机关在哪里？它的管辖权止于何处？当帝国边缘部分与中央发生冲突的时候，裁定者是谁？
说得再具体一点，北美人民要不要为整个帝国纳税？如果纳的话，程序是怎么样的？与之类似的问题是，不列颠议会与北美各殖民地议会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不列颠议会有没有权力对北美立法？北美各殖民地的总督（和其他高级官吏）由谁来任命，又对谁负责？
在过去，这些根本不是问题，可英国革命以来，议会制政体和人民主权已经成为共识。北美十三殖民地也开设了若干地方议会。其实早在1641年，在给殖民地总督的指令中，英国君主就明确要求召集由“自治市民”组成的议会。既然如此，殖民地与不列颠母国的关系就费思量了：同为人民，何能厚此薄彼？由此，北美人民/议会在国家组织结构中到底居于什么地位，对这一问题应该有一个说法。
不过，自17世纪初至美国革命长达150年的时间里，这个疑问一直只在理论上才有意义。原因是这样的：英国对北美一直疏于管理，既没有征税（直接税），也没有设官、设兵、设卡。英国北美贸易欣欣向荣，而北美殖民地人民离国不久，既有很强的英国认同，也要仰赖英国的保护。从道理上讲，双方的关系应该要讲清楚，但实际发生的情况是“未婚同居”。
对此，埃德蒙·柏克在1774年的一次演讲中是这么说的：
埃德蒙·柏克：《美洲三书》，第197—198页。
从一开始，殖民地便受大不列颠的立法机构的支配，至于它根据的原则，他们则从没有探问过；我们允许他们享有大量的地方特权，至于这些特权又如何与英国的立法权威相一致，我们也不加过问……在此期间，双方对这一重叠的立法机构，都不曾感觉到不便；是人不能觉察的习惯和古老的风俗，导致了这一机构的形成，而这些，则正是人间一切政府的重要支柱。这两个立法机构，虽时常发现它在履行着同样的功能，却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制度性的冲突。这一切的起因，或完全是我们的疏忽，但也许是事情自然运行的结果；凡事只要不管它，它往往会自成一局。
杰克·菲利普·格林：《边缘与中心：帝国宪制的延伸》，刘天骄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美国史学家杰克·格林在《边缘与中心》中也指出：大体而言，英格兰的海外扩张并没有伴随相应的行政管理，于是到了18世纪中期，大英帝国就发展出了三种不同的宪制 ：一是不列颠的宪制（包括英格兰、威尔士及苏格兰）；二是爱尔兰与各美洲殖民地的若干地方宪制；三是帝国宪制，但它既不明确，也未被承认，只是在实践中得到模糊的默认。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一个半世纪里的英帝国称作一个“自然”的帝国，它宛如一颗老榕树，根系四处蔓延，生长出一棵棵分支，但它到底是一片森林，还是一棵大树，还很难说。
当时的大英帝国并不是一个单一国家，但也不是联邦或者邦联。后世的研究者曾经对当时大英帝国的形态有过争论。安德鲁·迈克劳林（Andrew C.McLaughlin）认为，此时的英帝国在实际操作中非常离心化，等同联邦。但罗伯特·图克（Robert W.Tucker）和大卫·汉德瑞克森（David C.Hendrickson）正确地指出，仅仅存在权力分立还不足以构成联邦。联邦是中央权威和地方权威根据事先约定，在各自的领域内行使主权，又相互合作的一种政治状态。我们还可以说，联邦是一种所有成员在平等的基础上，同时参与地方政治和全体政治的安排，因而在一个地域内同时存在两套政府体系。如果权力划分是由一方单方面决定的话，就不是联邦：假如中央依存于地方，就是邦联；假如地方依存于中央，就还是单一政体，尽管中央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让地方享有极广泛的自治权，但只要授取由人，就只是普通的权力下放（devolution）而已。就美洲殖民地这个例子而言，在相当程度上，殖民地的权力范围是由不列颠限定的，但不列颠统治的有效性也依赖殖民地政府的配合。在这种情况下，大英帝国的形式体现得更多的是上下政体之间的区隔与依附，所以，既非邦联，又非联邦。
Bernard, Francis.“letters, 1765-68,” in Martin Kallich and Andrew MacLeish 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rough British Eyes, Row, Peterson and Company, 1962, p.126.
这种区隔与依附关系的最大问题是，上下级政体之间没有一个得到共同承认的仲裁者。一旦起争执，双方都可以指责对方违宪。这样，这种状态自然而然地有了失衡的危险。马萨诸塞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1760—1769年在位）在1765年写信给不列颠政府高官，就当时的英美分歧发言说：“谁来裁决这差异如此之广的分歧？是大不列颠议会吗？不。北美人说这使不列颠议会成了自己事务上的法官。那么是谁？国王吗？他被宪章束缚……不能反对他自己授权产生的事物。所以，在当下，并没有一个高级法庭（superior tribunal）来决定美洲殖民地的权利和特权。”他的结论是，“依我之见，在美洲发生的所有政治罪恶，都源于大不列颠与美洲殖民地之间关系未定这个事实”。 这样，尽管北美殖民地与英国是同一个事实国家，但却并没有一部得到大家公认的宪法（即根本组织法），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未定，整个帝国运转起来便尴尬异常。
Franklin, Benjamin.“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Increase of Mankind, 1751,” Leonard W.Labaree ed.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vol.4, July 1, 1750, through June 30, 1753,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225–234.
这种“妾身未明”的尴尬很要命。一开始，北美各殖民地人烟稀少，各地方虽然自成体系，不太受中央管辖控制，倒也不是问题，那个时候的英国统治者也就听之任之了。问题在于，北美殖民地日后欣欣向荣，到了18世纪中期已经有200万人口，占帝国总人口的两成以上。这就麻烦了——边缘看起来并不边缘。事实上，本杰明·富兰克林甚至有种想法，认为以美洲人口增长之速，“到下一世纪将超过英国的人口，英国人中的大部分都将生活在海洋的这一边”。 这样，盎格鲁—撒克逊的文明中心就会西移，各殖民地日后将成为大英帝国的当然中心。
在这种边缘日益重要的情况下，还不厘清彼此的关系就很不明智了。问题在于，如何厘清？在这一点上，帝国毫无头绪。
英美双方的争端出现在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之后，国家负债累累（一亿英镑以上），英王乔治三世即位不久（1760年登基），颇思有为，任用老臣乔治·格伦维尔（George Greenville）整顿帝国秩序，其重中之重又在北美（当时北美人口已经有200多万，占英帝国总人口的两成以上）。格伦维尔力查走私，又在北美殖民地引入了新的税收——印花税（1765年），进而引起巨大争议。
转引自李剑鸣《“危机”想象与美国革命的特征》，《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188页。
这笔税本身倒不重，估计约20万镑，摊到每个北美人身上大约一个先令多一点，约占北美年人均收入的五百分之一，其目的也是支撑英国在北美边境的驻军费用。但是，这很快就成了一个宪法问题。宾夕法尼亚人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日后大陆会议的代表，主张对英和解）在《宾夕法尼亚农夫来信》（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中说：“有些人觉得英国征收的税额很轻，不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这种想法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税额的轻重，而在于英国议会是否拥有向北美殖民地征税的权力。
老实说，不列颠能不能向北美殖民地征税是笔糊涂账。这是因为，无论是在不列颠议会一方，还是殖民地议会一方，都各有一套说法可以对现状提出有效挑战。在不列颠议会一方，可以说殖民地本身即来自王室的授权，前身不过是企业法人团体。从历史上看，不列颠确实一直在对殖民地进行管理和调节，尽管程度甚微，但这一事实却可以证明不列颠议会的高级属性，殖民地否认不了此种事实的存在。虽说美洲殖民地在不列颠议会中没有正式代表，但是根据英国政制传统，长期形成的习惯在某种形式上也是一种“同意”，所以国会为殖民地立法并不违反立法需得到受法律管束者同意这个宪法原则。在北美殖民地议会一方，却可以反驳说，帝国事务与邦国事务要分开，且殖民地议会和不列颠议会建立于同等的基础上，都是一方民意代表，也都是习惯生成（不列颠议会获得主权也不过是光荣革命之后的事情，与北美殖民地议会的设立与运行处于同一时期），应得到同等待遇，在各自领域内互不干涉。况且在过去，大家都是各行各道的。
在当时，“无代表不纳税”的想法是所有英国人都认同的，再往深一层想，“无代表不纳税”就可以延伸为“无代表不立法”：既然北美殖民地人民在英国议会中没有代表，那么不列颠就管不到北美殖民地。因此，从道理上讲，北美各殖民地与不列颠就是同一个帝国中的平级单位。有一小部分殖民者确实是这么想的，他们认为，英国议会的权威是“纯粹地方性的，限定在它们被选择代表的范围之内”，殖民地与英国之间并无统属关系，而是同一帝国中各地方的合作关系，“在帝国内，权力不是集中在中心，而是分散于帝国内部若干不同的政体之内”。
道理归道理，当时大部分北美殖民者还没有要让理论逻辑来决定政治归属的心理准备。从传统上来说，北美各殖民地的创建是基于英王的许可或授意，其成长也得到了英国的保护，长期以来有着共同的社会与经济利益纽带，其人民更不乏英国认同。英国人向来重视传统。因此，大部分殖民地人民还是承认殖民地对英国的附属关系。换句话说，他们承认，虽然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可以不用“政治代表”或理论逻辑来界定，但传统或者利益同样也可以成为主权归属的判定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