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帝国
你们不允许我们成为法国人，我们就会成为别的什么，因为我们必须成为什么。
——费尔哈特·阿巴斯（Ferhat Abbas），1937年1月
上海人都知道，市里最洋气、最适合逛马路的地方是原来的法租界。那里的道路干净清爽，两边满是法式梧桐、花园洋房、咖啡馆与画廊。其实，从晚清到民国，法租界就已经是一个高档社区了。相形之下，英租界（公共租界）给人的印象就比较淡薄，外滩多的是高楼大厦、洋行商站，更像一个纯商业区。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同为租界，为什么英租界看起来就没有法租界那么宜人？
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赵念国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第101页。
法国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在《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中回答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英法两国在租界管制上的理念、做法完全不同。用白吉尔书中的话来说就是：“公共租界采用大不列颠的自由主义制度，法租界则奉行雅各宾派的传统。一边是商人寡头挖空心思维护自身的利益，另一边则是专制官僚自称要为共和理想服务。”
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第73页。
大致来说，公共租界的管理方式是商人自治。对这些商人，英国领事告诫道：“在华英商应该自强自立，要懂得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旦放弃了这种态度，过多的依靠国家帮助，他们就不再是企业家……不再是英国人。” 公共租界的领导机关是工部局，对市政建设兴趣寥寥。该租界的公共设施由私人投资，以盈利为目的，既不充足，也不普及，有也只供外国侨民使用，尽管在19世纪后期已经有大量的中国人选择在此生活。
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第105页。
法租界的情况就两样了，其奉行的是巴黎到上海的垂直行政管理。白吉尔指出，“如果说公共租界的地位更加接近于自由港的地位，那么法租界则像是一块受巴黎政府管辖的殖民飞地”。 法租界公董局（法租界领导机关）董事会虽然经由纳税人选举产生，但要听命于法国领事。法租界的年度行政预算是在巴黎规划制订，由外交部直接派发，市政建设的经费也得到了法国国内的支援。相比英国商人，在沪的法国商人要少得多，行政官僚、医生和传教士居于侨区的领导地位，其主要活动并不是求取利润，也不具备同巴黎抗衡的动机与实力。相比工部局，公董局更像一个巴黎派出的政府机关，有“大政府”的气魄。
这当然是由于法国大一统与政府集权传统所致，但公正地说，法国人对其属民，确实也要比英国人来得更“一视同仁”。虽然屈尊纡贵，但是，公董局或多或少都表示出对整体利益（租界的中外居民）的某种关心。“例如，自1862年起，法租界就有计划地进行公共道路和堤岸的建设。反观公共租界所开辟的公园，直到1928年都禁止华人入内。”又比如，在公共租界，自来水由私人运营，向私人开放。在法租界，则是免费面向全体的。这是大革命时代共和理想的遗泽——人人平等、社会进步和理性规划。正是由于这种共和理想的普世性格，法租界在1914年就引入了两名中国士绅进入公董局担任咨询董事，这一举动比起公共租界要早12年。正是由于法租界的公共建设较好，所以当时有大批中国的富商、士绅搬到了法租界，为租界提供了大量的税源，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法租界公共建设的发展。正因如此，法租界才有了现在洋气宜人的外貌。
以上并不是要说，法租界的治理比英租界好，而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法租界的治理模式呈现了整个法兰西帝国的特性。在本章中，我们将部分以英法对比的形式介绍法帝国的治理方略。
一
法帝国的源流与动力
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鼎盛时期，法国及其海外领土——有些人称之为“大法兰西”（La plus grande France），拥有1,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亿多居民。巴黎控制着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领地囊括加勒比海、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岛屿，北非、西非和赤道非洲上的大片土地，以及印度支那半岛和马达加斯加。如果说英帝国领土上的太阳永不落下，那么法帝国也是一样。
这个帝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在每一个阶段的末尾，都会遭受一次明显的挫折，并出现大幅度退潮。我们可以大致将法帝国的发展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从16世纪初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从1830年（征服阿尔及利亚）到1870年（第二帝国灭亡）；从1875年第三共和国时期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去殖民化浪潮的高峰）。
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第369页。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第357页。
法兰西第一殖民帝国是从16世纪早中叶开始的，当时，在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竞争中，法国开始在北美、加勒比海和印度建立商贸点与殖民地。从一开始，法国人的殖民行为就跟英国人非常不同。日后德意志帝国的首相俾斯麦打趣说：“法国有殖民地，但没有殖民者。” 俾斯麦虽然评论的是他那个时期法国人的殖民行为，但追溯历史，这一说法也是非常准确的。托克维尔也曾说：“法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领土的范围，它的富饶，一直以来都位列大陆强权中的头等。陆地一直是展示它力量与荣耀的国家舞台。海上贸易只不过是它存在的附属品。海洋从未激起，也永远不会激起那些航海和商业民族对之会有的那种尊敬和国家情绪。海洋事业从未吸引法国的重视，也没有获得财力或人才方面的帮助。” 除了少数商人与冒险家，很少有法国人愿意出海定居。拿法国北美殖民地新法兰西的重要据点魁北克来说，1763年，法国在“七年战争”中失败，并将之割让给英国人，当时魁北克的法裔人口总共才不过5万到8万（而其他地方最多才有2万人），而英国的北美十三殖民地总人口已经达到了200万，实在是众寡悬殊。商人其实也并没有表现得更好一点，为了开拓海外领地而建立的私人公司大都纷纷失败。法属西印度公司在1664年建立，只勉强维持了10年就被政府接管。法属东印度公司同样在1664年建立，维持的时间虽要长得多，但是其开拓的力度不大，只维持了几个贸易点，在1769年同样被政府接管。其他的公司也纷纷破产。
由于缺乏足够的殖民者和足够的商业与社会刺激，法兰西第一殖民帝国很脆弱。当英国人通过“以海养海”获得海上霸权之后，法国在一系列海外战争（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到拿破仑战争）中就一直居于下风，并逐渐丧失了绝大部分海外殖民地。
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的欧洲战争几乎完全使法国把目光从海外收回。强势如拿破仑·波拿巴，考虑到法国在北美的大片领土并无人居住因此难于保卫之后，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将路易斯安那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新生的美国。有一次，他表示并不愿意出售路易斯安那，认为美国将在两三百年后成为欧洲的威胁，但是他并无闲暇为后人操心。他对印度倒是表现出了兴趣，但那多半是为了打击英国，以及向亚历山大看齐。在拿破仑统治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拿破仑的目标都是在欧洲建立一个大陆帝国，而不是一个海外帝国。
拿破仑埋头建设自己的大陆帝国无暇他顾（其帝国旋起旋灭，无足道），等到拿破仑战败，法国剩下的一些殖民地也相继丧失。法国留下的地盘只有加勒比海上的几座岛屿、纽芬兰附近的一个渔业基地、印度的几座商站、塞内加尔的四个老殖民城镇（被称为“四公社”），等等。
之后复辟的波旁王朝“坐守困城”，也没有什么海外作为。直到1830年，法国才几乎从零开始重启海外征服事业。在此之前几年，法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阿尔及尔的藩属诸侯起了外交争端，到了1830年，法王查理十世内外交困，正面对一场可能的革命（七月革命），为此，他的首相建议他发动一场海外战争，来争取公众舆论的支持。于是，在该年6月，法军登陆阿尔及尔西部，并迅速击败本地的德伊，占据了阿尔及尔城。虽然这一胜利并没有挽救查理十世的政治生命（同年7月，法国人发动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但是法国在阿尔及尔就此盘踞下来，开启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统治。在接下来的40年时间里，法国进行了一场耗资巨大又漫长的征服战争，将法国的实际控制范围推进到突尼斯边境和撒哈拉沙漠的内陆地区，然后引入欧洲移民进行垦殖。这种由政治因素推动的征服，日后成了法兰西帝国的一大显著特征。
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第372页。
七月革命之后所建立的七月王朝（1830—1848年）是一个目光内敛的政权。路易·菲利普一世（Louis Philippe I）是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君王，他的首相弗朗索瓦·基佐（Fran ois Guizot）喊出的口号是“通过勤劳与节俭而致富”。他本人在1842年国民议会中发表演讲说：“我坚信，总的来说，法国继续在远离本土的地区开拓新的大型殖民地是不合适的。”他认为，法国需要的是一些关键的贸易点，而不是殖民地。 如此作为的原因在于，开拓与维持殖民地的费用高昂，非此时能够实现。
相较于他的资产阶级前任，拿破仑三世要激进得多。他的理想是实现“进步的君主制”。他和他的叔叔虽然都是法国大革命遗产的继承者，但他努力向旧王朝靠拢，做“驯服法国革命的人”。但是帝国的革命色彩使他得不到保守派的支持，皇帝这个头衔又使他与共和派反目。在没有确定社会阶层支持的情况下，皇帝陛下不得不依靠反复的借力打力与政治腾挪。他需要借助公决、普选产生的立法团体来表示自己受到了人民的拥戴，但又不能真的将之化为政治现实。为了应对这个两难局面，第二帝国需要一位张扬的君主，需要议题政治，需要皇帝陛下用宣传、游行、节庆、城市翻新和外交冒险来吸引他人的注意力，以掩盖他帽子下面那只拿着兔子的手。所以在他的时代，法国四面出击，几乎同时进行了很多场冒险，有些惨痛地失败了，比如他试图在墨西哥扶植奥地利的一位王子，有些则获得了成功，比如他在1854年占领了新喀里多尼亚，在1854至1865年间持续推动对塞内加尔的殖民化，在1858至1870年间相继占领了交趾支那和柬埔寨，与此同时，他也大大巩固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占领与改造。
拿破仑三世的冒险终于以他在德法战争中的惨淡结局收场。法国战败，割让阿尔萨斯与洛林给德国，巴黎公社起义，“一半人想要掐死另外一半”（福楼拜语）。令人吃惊的是，在分裂中新生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被证明带来了法兰西帝国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帝国高歌猛进，迅速成长，帝国的面积增加十倍不止。在东南亚，法国在1884至1887年间，陆续占领越南中部、北部，成立了法属印度支那（1893年老挝也被纳入其中）。在北非，法国以阿尔及利亚为基地向东西方向扩张，突尼斯于1881年、摩纳哥于1912年沦为法国保护国；在西非，法国以塞内加尔为据点，逐次将几内亚、达荷美（贝宁旧称）、科特迪瓦、马里、毛里塔尼亚直到尼日尔等地都囊括旗下（于1895年成立所谓法属西非）；在中非（赤道非洲），则是喀麦隆（从德国手上获得）、刚果、加蓬、乍得、中非等地（于1910年设立所谓法属赤道非洲）；在南非，马达加斯加岛则于1896年落入法国之手。
为什么帝国在第三共和国时期狂飙突进？可能有好几个答案。最简单的答案可能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政治动荡终于落下了帷幕。在此之前，法国始终有足够多的国内问题要处理，没有精力放在持久的海外事业上。
第二个答案则要归结于普法战争。这场大灾难大大刺激了法国人，甚至可以说彻底改变了法国人对海外帝国事业的态度。首先，法国人有迫切恢复大国地位、走出屈辱的心理动机。曾经两度担任法国总理的茹费理（Jules Ferry）是殖民事业的坚定支持者，1885年7月28日，他在众议院为其殖民政策辩护，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
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第382页。
（法国政府是否要）沉溺于这些痛苦而无所作为？是否准备当一个看客，任由其他民族控制突尼斯和越南……掌控赤道非洲地区？……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一个民族是否伟大在于它遵循怎样的发展路径……（如果）没有实际行动，不参与世界事务……我保证这样的态度会使我们的国家很快走向终结……法国不能只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她也必须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欧洲的命运中行使属于她的所有影响力。她必须在世界各地传播这种影响力，带去她的语言、习俗、旗帜、武力和精神。
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第383页。转引自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第387页。
在演讲后的第五年，茹费理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在其中，他给出了一个极短而有力的论断：“如果一个人只是待在后院，就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 法国的众议院对茹费理报以热烈的掌声。茹费理的这些主张直接来自法国学者保罗·勒鲁瓦—波利欧（ Paul Leroy-Beaulieu）于187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题为《现代国家中的殖民主义》（“La Colonisation chez les peuples modernes”），该文提出：“殖民就是一个民族的扩张，权力的复制，将一个民族的语言、习俗、思想传播到世界的过程。拥有最多殖民地的民族是高等的民族，即便现在不是，有朝一日也会成为高等的民族。” 换言之，由殖民入手，恢复国家荣誉。
其次，当时德国无论在人口还是出生率上都要远远超过法国（法国的人口年增长率为0.3％，是整个欧洲最低的），法国需要在外部寻找人力资源充实自己。当时的普遍认知是，“为了拯救一个小法国，必须有一个更大的法国”。“一战”时，帝国动员数百万海外属民为法国而战，就证明了这一动机。
最后，由于普法战争耻辱性的失败，法国的军人也有挽回颜面的需要。库马尔在自己的著作中描述了法国军人的这一愿望：“在撒哈拉沙漠和印度支那的丛林中，他们将消灭1870年至1871年的耻辱。此外，他们敏锐地感到这项任务降临到他们身上，他们既有最大的需要，也有最好的机会。他们经常主动采取行动，对巴黎文官政府的指令置若罔闻。”
那么，还有没有经济上的原因呢？
Jules Fran ois Camille Ferry, “Speech Before the French Chamber of Deputies, March 28,1884, ” https://www.thelatinlibrary.com/imperialism/readings/ferry.html.
许多法国帝国主义者在为海外扩张提供理由时，确实提出了一些经济上的主张。比如，茹费理自己在1884年面对众议院说：“在经济领域，我这里有统计数据的支持，向你们说明了为殖民扩张政策辩护的各种考虑，从需要的角度来看，欧洲工业化人口，特别是我们富裕和勤劳的法国人民越来越迫切地感受到了对出口渠道的需要。”
问题在于，行动人物的理由可能并不是真实的动机，即使动机真实，行动是否符合动机是另外一回事。
Aldrich, Robert.Greater France: A History of French Overseas Expansion,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1996, pp.56-57.
比如，法国对一些殖民地的占领是很难用经济理由来解释的。北非的毛里塔尼亚，国土的90%都是一望无际的撒哈拉大沙漠。法国在赤道非洲所进行的征服，也肯定是亏本的。在尼日尔，灼热的沙漠，缺水，气温高达50摄氏度，农业或矿产资源明显缺乏，这些使得尼日尔极度缺乏经济吸引力。征服乍得时，带队的法国军官承认，乍得非常干旱，很难找到饮用水。他后来说：“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为了征服这样一个被遗弃的国家而杀死这么多人，付出这么多痛苦，这真是不值得。”20世纪初，在整个乍得，只有20名欧洲人居住，其中只有一名法国商人。强迫劳动和对人民征收的各种税负所产生的收入只相当于行政费用的一半。
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第383—384页。当然，殖民地对法帝国的经济影响是比较复杂的。法国经济学家马赛指出，实际上，越到后来，殖民地对法国的经济重要性才越大。从1917年到1927年，法国对外国的出口增长仍略快于对帝国殖民地的出口增长;但是从1928年到1936年，对外出口下降了65.8%，而对帝国殖民地的出口仅下降了1.7%。按照另一种标准，直到1928年，这些殖民地仅占法国出口的17.3%，到了1958年则占37.4%。同样的模式也可以在法国的进口中看到。1928年，法国进口的产品中有7%是殖民地产品，1958年，这一比例为27.5%。简而言之，无论是作为一个市场，还是原材料产地，帝国在法国经济中的重要性自1930年开始上升。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按照茹费理所说的，殖民政策是工业政策之女，那么可以说殖民地主要充当的是法国那些夕阳产业的市场。法国的新兴工业从来没有发现帝国是一个好市场，因为它太穷，买不起太贵和太复杂的东西。所以，帝国实际上阻碍了法国资产运用的效率。过时的产业得以生存，资本和劳动力本可以流向更新、更有活力的产业，却被束之高阁，本部和殖民地的价格水平都高于世界水平。这样，尽管殖民地在法国经济格局中的分量上升，但是对法国经济却是有害的，到了20世纪50年代，殖民地实际上是法国经济的负担。参见Fieldhouse, D.K.“The Economics of French Empire,”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27.1 (1986), pp.169-172。
宏观的经济数据也并不能支持茹费理的说法。1882至1886年间，法国与殖民地的贸易只占法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71%（1909—1913年，上升到10.2%），而同时期英国与其殖民地的贸易要占到总贸易额的三成以上。法国对外投资的重心是奥斯曼土耳其、东南欧、俄国和南美洲，而不是自己的殖民地。1900年，法国对外投资的71.1%是在欧洲（俄罗斯就占了25%），只有5.3%的投资是花在了法国自己的殖民地身上（1914年，终于上升到8.8%）。
通过观察是哪些人在推动法国的殖民活动，我们也许能够得到更准确的答案。
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圈子里，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超党派集团，其由各个派别的人士组成，尽管在其他方面可能会互相敌对，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主张——海外扩张。茹费里就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其他成员有政府的高级官员、巴黎地理学会的探险家、重要军事将领、神职人员、学者和探险家，还包括一些商人和金融家。
他们提出了若干主张。殖民地应该为法国服务。它们必须提供有用的原材料、购买法国商品和吸引法国投资。海外业务将扩充逐渐饱和的国内市场，使法国在经济竞争加剧和保护主义抬头时获得有保障的贸易渠道。它们必须扩大法国的实力和威望，对抗国际竞争对手。此外，殖民地必须有助于解决民族问题。社会改革者希望至少有一些殖民地能够为无地农民、城市失业者甚至孤儿提供家园。那些被判犯有刑事罪或政治罪的人可以被送往殖民地，以消除法国政体中的危险因素。帝国将复兴一个由于自我满足、懒散从而丧失民族意志的法国。传教士认为，当地人的福音化将会对抗日益增长的反教权主义和世俗主义。技术专家和工程师则把这个帝国看作一个巨大的桥梁、运河、港口和铁路工地。社会主义者梦想着建立模范定居点。道德家则说，帝国将为青春活力、男子气概和开拓精神的发挥提供一个平台。对军人而言，帝国将成为陆军和海军的训练基地。
尽管这些人有以上这些五花八门的主张，但不是所有人都真的投入了海外殖民活动。首先，普通民众对帝国似乎并不感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居住在法国殖民地的法国人只有70万，其中50万还集中居住在阿尔及利亚。在有些法国殖民地，法国居民的人数甚至要少于其他欧洲人。第三共和国的政治虽然仍然动荡（换总理如翻书），但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仍属平稳、宽容，没有什么少数群体因受迫害需要出走。而且相对来说，法国所占领的那些殖民地也实在很难说是什么风景如画的肥沃之地，对移民的吸引力也小。
Aldrich, Robert.Greater France: A History of French Overseas Expansion, pp.144-145.另一处例外是新喀里多尼亚，它的主要构成人口也是政治犯。法国人稍多的地方还有印度支那和塞内加尔，在“二战”前后各自有几万人。
唯一的例外是阿尔及利亚，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1848年革命之后，特别是在1852年拿破仑三世政变和第二帝国建立以后，政府将两万名以上的政治犯运到了阿尔及利亚；1871年，法国被德国打败之后，阿尔萨斯和洛林部分地区的难民也被送往北非安置。此外，从西班牙、意大利和马耳他也涌来了很多外裔移民，他们抛弃了自己的贫穷国度，因法国政府的优惠安置政策而来到这个相对邻近的地方。1889年，巴黎将公民身份扩大到外国移民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子女，这极大地增加了“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人口数量。 这些因素都是不太可能复制到其他殖民地的。
Aldrich, Robert.Greater France: A History of French Overseas Expansion, p.171.Betts, Raymond F.Assimilation and Association in French Colonial Theory, 1890-1914,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p.22.
尽管商人、金融家和工业家对殖民地所能产生的收益非常感兴趣，但是法国政府才是殖民经济背后的发动机，到20世纪早期，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很少有殖民地可以做到自给自足，法国驻军和官僚机构是法国产品的最大市场，政府承担和资助的公共工程是许多殖民地最具活力的经济活动，政府的各种政策决定着投资盈利与否。 正如数据所显示的那样，法国资本家对殖民地的投资并不多。所以，雷蒙·阿隆坚持认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建立并非是法国企业界的功劳，因为它明显动力不足。另外一位法国作家则认为，法国的资产阶级想象力不足，他们追寻的是自己内心的反复无常或头脑的精明，对国家目的不屑一顾。
Aldrich, Robert.Greater France: A History Of French Overseas Expansion, p.129.
真正具有冲劲和主动性的是两个群体——传教士和军队。法国国内，教权主义与世俗主义的斗争异常激烈，受此刺激，传教士希望能够在国外发展大批信众，反过来复兴法国的天主教信仰。拉维杰里主教（Charles Lavigerie）对法国的北非政策施加了相当的影响，一家意大利报纸中肯地评论: “红衣主教拉维杰里在地中海的影响力超过了一支军队。”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传教士团体都是各殖民地最大的民间组织。
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第393页。
至于军队，他们与海外征服的关系要更加密切。巴黎政府对海外军队的控制似乎非常弱，而军官们从海外冒险中看到了相当的机会。库马尔尖锐地评论说，在法国的帝国英雄万神殿中，商人们是缺席的，他们的位置由士兵取而代之。
Aldrich, Robert.Greater France: A History Of French Overseas Expansion, p.137.
利奥泰元帅（Marshal Hubert Lyautey）就是个中典型，他在北非和印度支那服役，战功卓著。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时候，他写道：“在这里，我就像水中的鱼，因为操纵事物和人类就是力量，是我所热爱的一切。” 之后他被派到马达加斯加岛任南部地区的总督，控制着将近法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和100万人口，他甚至在给父亲的信中自诩为路易十四。再之后他被调往阿尔及利亚。1903年，他未经巴黎政府的许可就移师摩洛哥。1911年，他成了摩洛哥的实际统治者，直到1925年去任为止。
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第392页。转引自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第392—393页。
军队的自行其是并不是从利奥泰元帅开始的，19世纪30年代指挥军队入侵阿尔及利亚的比若将军就说过一句名言：“命令应该烧毁，以免我们忍不住地想看。”他认为，“军队中的不服从现象已经上升为一种艺术”。1862年，海军上将波纳尔强令越南政府将南圻的三个省割让给法国，1867年，拉格朗迪埃完全征服了南圻，而这些都是指挥官罔顾命令、自行其是的结果。 之所以军队能频频自行其是，恐怕与法国军界同政治的关系特别紧密是有关系的。英国史学家罗纳德·罗宾逊特别就此指出：“在巴黎混乱的政治环境下，他们（军人）有机会将三色旗带去远方。法军的军官都是一只手抱着格林机关枪，另一只手书写着回忆录。英国的军官早在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时期就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 *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实际推动法国海外帝国扩张事业的，并不是殖民者所具备的社会与经济动力；真正的推动能量是政治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威望或短期功利的考虑。克里孟梭在1890年辛辣地指出：
Roberts, Stephen H.The History of French Colonial Policy, 1870—1925, Frank Cass, 1963, p.29.
既然你们是伟大的殖民者，那么，请殖民吧！你说，有了这些殖民地，资本会流到那里去，殖民者也会去那儿，工业繁荣、贸易达成，也会发现新的市场。好吧，动手吧！但是到目前为止，你只是输出了一大堆花了我们很多钱的官员，他们除了阻碍上面这一切发生就别无任务。
这种帝国扩张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帝国的政治面貌。无论是军人也好，教士也罢，他们对特定的殖民地的兴趣往往都是短期的或单方面的，并没有在某一地长久扎根下去的打算。除了阿尔及利亚，法国人对海外定居、经商兴趣寥寥，也就不会生成一个强大的具有独特利益的海外社会群体。这样，如何支配与管理帝国各地方，基本上就是中央政府说了算。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自身，其实是一个被强大意识形态传统所支配的政体，这使得法国的帝国管理呈现出了某种空前的刻板性。
二
帝国的治理方针
Fieldhouse, D.K.Colonialism 1870—1945, Macmillan Press, 1983, p.30.
讲法帝国，不能不同英帝国作比较，因为两者在帝国攻守策略上恰成对比。英帝国比较喜欢通过签订条约兼并领土（当然，这并不是说英国人不打仗），而法帝国则多依赖赤裸裸的军事征服。
英国人管理其帝国，基本上是撒手型的：在白人移民垦殖型殖民地，允许殖民者组织责任制政府并自行立法（形同大英联邦一分子）；在其他殖民地和保护领内，则尽量与旧有的统治结构和人物合作治国。
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423—426页；艾周昌、郑家馨主编：《非洲通史·近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775—776页；Crowder, Michael.“Indirect rule: French and British style.”Africa 34.3 (1964), pp.197-205。
让我们以“卢格体制”为例。卢格（ Frederick John Dealtry Lugard）是19世纪末期英国著名的殖民活动家。1899年，他担任北尼日利亚保护国的高级专员，通过战抚并用，彻底征服了北尼日利亚，并着手建立了一套被英国人称道并效仿的间接统治体制。其主要措施是保留土著政权，这是整个间接统治制度的基础。1907年颁布的《土著政权公告》，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北尼日利亚各级土著政权的存在。各级土著官员由英国总督任命并授予委任状，作为附庸统治当地居民，其主要职责是维持治安、征收税款、执行总督的命令，还负责一些地方建设工作。他们通过传统的方式当选公职，只有在很少见的场合下才会遭遇殖民当局否决。1903年和1904年先后颁布的《土著收入公告》和《土地收入公告》，规定由英国官员协助土著首领确定各村、镇应纳的年度直接税额，由土著官员负责征收。土著政权可留取一部分税款用来支付地方官员的薪水和公共建设费用（在大多数情况下，份额在70%左右）。1900年颁布的《土著法院公告》，则授权驻扎官发给土著法院许可证，允许其对土著居民行使司法权。 大致而言，当地的税收制度和司法制度、原有的土王和酋长，以及政治结构都被维系下来，具有一定的自治空间，英国的宗主权主要体现为“统治统治者”。此外，每一个这样的殖民地，都有各自的立法机构（这些机构多多少少容纳了本地的政治人物）和宪法，至少在表面上都以最终实现自治为目的。在基层，传统政治人物往往也有较大的裁量权，受到一定的尊重。
参考梁志明《论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统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世界历史》1999年第6期；梁志明主编《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十三章；陈康《二战以前法国在老挝的殖民统治及老挝社会性质浅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杨昌沅《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统治机构的概述》，《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林泉《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对印支殖民统治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史学月刊》1995年第2期；李一平《论法国对印度支那殖民政策（1887—1940年）》，《南洋问题研究》2004年第4期。
法帝国却与英帝国大异其趣，往往以直接统治为目的和手段。在印度支那是所谓的“杜美体制”，由保罗·杜美（Paul Doumer）在担任印度支那联邦总督时（1897—1902）改革完成。该体制有如下特点：一，总督集权，财政、人事、内政、防务都归总督掌握。总督由法国政府首脑任命，不受本地控制。地方会议只具咨询性质，各级官吏均向总督负责，地方自治权极少。二，印度支那三国被分成五大区，各大区再分设省、县、区、乡、村各级（中央行政机构向各级再派出直属机构），各层级官员要么由法国人充任，要么置于法国行政专员的监督之下。 总的来说，在这一体制中，总督集大权于一身，驻各地的欧洲殖民官员和土著官员直接对总督负责，鲜少自治余地，从殖民政权的最上层直到最底层都是如此。
Bell, H.Foreign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Far East, Edward Arnold, 1928, p.238.
当然，在这一体制中，也存在着一些以土著人士为主的辅助性机构，如为笼络当地名流士绅而设立的土著咨询会议、贵族会议等。但是同英国治下的议会相比，这些机构在自治程度上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机构的成员从表面上看是经过选举或推选产生的，实际上都要经过殖民当局的严格挑选后才能当选，而且事实上也不能对政务多加关心。例如，在柬埔寨的咨询会议中，议员如果干预地方行政，实际上有遭到司法追究的危险 ；安南和东京（越南北方地区）的土著人咨询会议甚至连讨论政治问题的资格都没有；而交趾支那中央大议会的议员所能做的，仅是就一些地方性的财政预算提出协商性意见。
Crowder, Michael.“Indirect Rule: French and British Style.” p.201.
在非洲，法国的布置也差不多。拿法属西非来说，其首脑是大总督，向法国中央政府负责；在他之下则是各领地的总督；再下一级是省和郡的两级法国行政官员，他们主要负责管理殖民地的日常事务；法属西非最底层的行政管理人员，则由土著官员组成。在很多地方，土著政治人物属于被重点打击的对象。除了直接的人身清除之外，法国还通过重新划分政区、控制土地与限制土著酋长政治功能等方式来对本地传统政治人物施加控制。法国人大量提拔了一批在传统社会中根基甚浅的新酋长，把他们只当作主要负责征税、征兵的办事员来用。一位英国的人类学家这样描写：“理论上，这些地方酋长在当地行政官员的指导下统治，实际上，他们只是替罪羊，负责筹钱拉人。虽然他们享受行政官的宠爱，享有某些特权，通常是好房子和土地，在少数情况下还有补贴，但是除非他们完全屈从于行政官，否则他们就有被解雇、入狱和流放的危险。”
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第472—473页。李安山：《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浅析》，《西亚非洲》1991年第4期，第28页。
1921年，法属赤道非洲的大总督梅林（Martial Henri Merlin）承认：“在西非及其他地区，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全部摧毁了土著社会结构而不是改进它以便为我们的统治服务。” 或者用法属西非大总督沃伦霍芬（Joost van Vollenhoven）的话来概括就是：“此区域没有两种权威——法国权威和土著权威。只有一种权威。地区长官一个人指挥，一个人负责。土著酋长仅仅是工具或附属人员。”
1890年之后，一些法国人提出了“联合”(association)的概念。1910年，法国著名学者哈默德对“联合”的概念有所解释，他认为：“应该让土著人按自己的方式发展, 保持他们每一个人的地位、职责和作用;不要过分地改变土著人的习惯和传统，并利用他们自身的组织来达到上述的这些目的。”这种联合政策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支持。联合政策其实就是某种间接统治的翻版。但是，这些法国人出台联合政策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对直接统治有什么不满，而是因为他们不赞同同化政策。这样，联合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就缺乏政制上的实质内容。1917年法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确立法国“将继续在殖民地推行联合政策，让殖民地民族进一步融合，让法国统治下的各个领土关系更加紧密”。融合和紧密，其实并不是间接统治应该追求的目标。我们将在后面再详细解释这个问题。Crowder, Michael.“Indirect Rule: French and British Style.” pp.197-205.
按道理说，“以夷治夷”、以本地人管理本地方能够最大限度节省统治成本，法国人也不是没有间接统治的需要与资源，但是从法帝国的历史来看，法国人间接统治的实践虽然不能说没有，但往往都是暂时的和地方性的。 而且，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克劳德（Michael Crowder）指出，英国的间接统治与法国所实施的间接统治并不是程度上的差异，而是类型上的差别。 在英国统治的地方，酋长的地位实际是上升的。在法国统治的地方，酋长的威望则日益衰微。法国人更在乎行政效率，而不太关心其统治是不是“合法”。
Suret-Canale, Jean.French Colonialism in Tropical Africa 1900-1945, Pica Press, 1971, p.72.李安山：《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浅析》，第30—31页。Suret-Canale, Jean.French Colonialism in Tropical Africa 1900-1945, pp.73-74.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第468页。李安山：《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浅析》，第27页。Suret-Canale, Jean.French Colonialism in Tropical Africa 1900-1945, p.73.
法国人如此处置是有原因的。首先，根据法国史家叙雷—卡纳尔（Jean Suret-Canale）的说法，法兰西帝国的属地多是由军事征服而来，而军事征服中的军队独断体制为许多殖民地的管理定下了基调； 其次，即使在征服完成之后，许多法国官员对土著酋长仍持相当的怀疑态度。一方面，“一批早期殖民官员深受法国革命的影响，是一些共和思想的信仰者，对法国的贵族恨之入骨。他们或是左翼共和派，或是反皇室分子，或是反教权主义者。理所当然，对于非洲的传统贵族和宗教首领，他们也抱着怀疑或敌视态度，认为这些传统权威代表的是一股保守的反动势力”。 他们给自己定位的角色是“解放者”，认为需要清除本地传统压迫者，以便获得本地居民的人心与爱戴。另一方面，即使不那么理想主义的法国官员也对土著酋长不无猜忌之心，担心他们会是“两面人”，或有谋反的念头/能力。不管他们当初在征服中是不是跟法国人站在一起，不少法国扶植上台的土著国王或酋长还是被捕或被迫隐退。 比如，仅在尼日尔一地，1911年到1920年之间，就有52名酋长被废黜； 又比如，1905年，一位地方酋长因为协助法国太过得力，在本地获得了“拉贝国王”的称号，然后被殖民政府诱捕流放。 处置的力度是如此之重，以至于研究者得出结论：“在1900年至1910年间，大部分本地统治者被消灭了，不管他们以前是朋友或敌人，有些还是法国殖民者扶植起来的。” 对此，也许最简单的解释是，法国人的强国家历史传统限制了法国人的政治想象力，使得他们在治理多元领土的时候显得更僵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