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讲的是法国殖民地的地方政制。在整体的政制设置上，帝国也呈现出相当明显的集权特征。这意味着殖民地并不享有任何特别行政区的自治地位，它与中央的关系同普罗旺斯或科西嘉岛与巴黎的关系毫无差别，均被看作母国在海外的延伸。
法国国民议会是帝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对任何殖民地事务立法。既然作为一个共和国，其信奉主权在民，那么各殖民地在理论上是有权向国会派出代表的。实际上，那些被法国征服最久的殖民地（所谓的“老殖民地”，认为其已经被法国成功同化），如加勒比海、塞内加尔、阿尔及利亚、留尼汪岛、印度支那、印度和太平洋地区上的一些殖民地，确实也向国会派出了代表。问题在于，他们的人数太少。1848年，750名国会议员中只有8名殖民地代表。1936年，612人中只有20人。从“二战”结束到1958年间，600人中也只有80人。著名的殖民史学家菲尔德豪斯（David K.Fieldhouse）指出，殖民地的代表数量太少，不足以形成一股势力来影响立法。而且由于“二战”之前各殖民地对选举权的限制，这些代表是不是能够代表整个殖民地也很难说。但是他们的存在确实在形式上符合了共和体制的要求，也为共和国对各殖民地立法的合法性做了背书。
最开始的时候，从1815年到1858年，殖民地的直接上级是海军部（阿尔及利亚是一个例外，最初由陆军部控制，1848年之后被视作法国的海外省，直接由内政部管理），在拿破仑三世时期短暂成立了一个殖民部，但是很快被废除，到了1894年，一个正式的殖民部才正式成立（突尼斯、摩洛哥由外交部负责）。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行政集权传统的国家，对殖民地的日常管理，还是掌握在共和国政府手中，换句话说，是在各部部长手中。 巴黎的权力是压倒性的，它所制定的所有新法律自动适用于所有殖民地，对议会通过的法律以及总统根据各部部长建议所制定的法令，殖民地并没有置喙的余地。各种殖民地的议事/咨询机构并不能与中央分庭抗礼。事实上，共和国是不承认地方还有什么立法机关存在的。各种殖民地政策要么得到巴黎的批准，要么在巴黎制定。1889年，法国创立了国立法国海外学校（ école nationale de la France d’outre-mer），专门培训各殖民地行政官员。殖民地督察官（Inspecteur des Colonies）会巡视各殖民地，监督地方行政。在财政上，殖民地的预算也受到巴黎的严格控制，无权增加税收。
这样，法国的统治，从上到下，一而再、再而三地体现出对“郡县制”的偏好。与之相关，法国统治的另外一个特色则是“混一宇内”。
转引自珍妮弗·皮茨《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金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第335页。
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曾经说：“（在所有殖民者中，英国人是）最愿意使自己保持分离状态，并且是所有欧洲人中最傲慢的。” 这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有所叙述，即英国人努力与被征服者保持社会隔离状态。在法兰西帝国这里，情况却正好相反。
菲尔德豪斯有一个广为接受的结论：
Fieldhouse, D.K.The Colonial Empires From The 18th Century, Dell Publishing, 1966, p.308.同化在法国的政策和实践中有多种含义/面向，M.D.Lewis指出至少6种：1 .从总的方向来说，同化是法国的主要殖民政策；2.作为反自治的同化，一体化v.s.权力下放；3.在立法含义上的同化，即授予子民母国议会中的代表权；4.同化等同文明传播；5.同化意味着种族平等，而不是英国人那种肤色歧视；6.同化是一种高度集中的殖民地统治形式。Lewis, Martin Deming.“One Hundred Million Frenchmen: The Assimilation Theory in French Colonial Polic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2 (1962),pp.129-153.我们会发现，同化政策的不同面向虽然相互之间有关联，但也不是绝对不能分开。对于同化政策，某个支持者可能是希望能够接纳殖民地臣民成为法国公民，使其享有平等权利；另外一个支持者则可能认为同化政策的重心是使殖民地臣民能够接纳法国文化，成为文化意义上的法国人，是否给予政治权利倒不是重点；还有一个支持者可能觉得同化政策的重心应该是“八纮一宇”、改土归流，在政治上将各殖民地地方牢牢纳入法国中央政府的掌握之中，却反对当地臣民的公民化。
法国人处理殖民地与本土之间宪法关系的方法根源于1789年革命的共和主义原则。共和国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殖民地是共和国固有的一部分，应该在每一个特定层面上都被收入其中……它倾向于消除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所有差异，殖民地仅仅被看作母国在海外的延伸。这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单一的关税体系，也意味着本土的地方政府模式和法律被应用到殖民地上来，殖民地人民在法国国民议会中得到代表和完全的文化上的同化。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罗伯特·阿尔德里奇（Robert Aldrich）也指出：
Aldrich, Robert.Greater France: A History of French Overseas Expansion, p.110.
贯穿整个19世纪末期法国殖民政策的概念是“同化”，这项政策旨在消除殖民地和本部之间的所有差异，赋予它们与本部相同的行政、财政、司法、社会和其他制度，给予其居民充分的公民权利，并迫使他们承担与法国公民相同的义务。这项政策的目的是，从官僚主义的角度来看，使之成为海外的小法兰西，或许，在时机成熟时，将非洲人、亚洲人和岛民变成不同肤色的法国男人和女人。
这两位学者讲的都是一回事。法国人主张，法国的主权延伸到哪里，哪里就是法国，哪里的人民就自动成为法国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有望成为法国人。法国既要求政制层面，也要求文化和心理层面的融合。
尽管这种想法并不切合实际，因此也显得有些虚伪，但是同其他帝国比起来，确实有更多一视同仁的气派。其他的帝国始终会坚持某种等级安排。拿英国人来说，即使圣雄甘地受到再多的英国教育，有再多的英国认同，也不会授予他公民身份。法国人至少在理论上坚持了“赋权换认同，平等换忠诚”，在现实中也多多少少有些相应安排。
这首先体现为法国向某些受过法国教育、担任过一定时间公职、拥有一定财产或在服兵役期间受到奖励的非洲人提供法国公民权，同时给予他们选举代表进入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的机会。这明显是学习罗马帝国的做法，用公民权来奖励扈从，在被统治社会中制造分裂，以点带面进行统治。
公民权当然是有价值的。对地方而言，如果一个殖民地有大量公民存在，那就能升格，同本土人民一样享受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一系列传统自由权利。如果只是臣民（获得公民权之前的状态）的话，就没办法向法国议会投票选举殖民地代表，也没有资格建立正式的殖民地理事会；对个人而言，这意味着可以获得法国法律的保护（免受土著法律的歧视性对待），以及晋升之阶。英国人类学家露西·梅尔在1936年惊讶地观察道：
转引自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第401页。
法国对待当地人的态度是，法兰西文明是最高等级的文明，非洲人只需接受这一文明。只要接受了法国人的这一套，本地人就可以参与殖民地的任何事务。如果他确实被法兰西教育所同化，他可以从事任何职业，担任殖民地的管理职务，被法国社会接纳。这种对待受过教育的本地人的态度让英属殖民地的本地人极为羡慕。
Miller, Christopher L.“Unfinished Business: Colonialism in Sub-Saharan Africa and the Ideal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Klaits, Joseph, and Michael Haltzel, eds.Global Ramifcatio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米勒（Christopher Miller）也有一个相似的观察：“同化的真正含义是，如果你在文化上成为我们的一员，你将和我们享有同等地位。”
比如，1912年的《入籍法》规定, 凡出生在法属西非、担任公职不少于10年、拥有一定财产、具备良好品质、受过法语教育或在服兵役期间获得奖赏者，可以成为法国公民。1937年, 以上5条资格条件扩大到11条, 还增加了7条附加条件。一旦一个非洲当地人的身份成功地从臣民转为公民, 他(她)及其配偶、子女便开始受法国法的保护, 并不再受习惯法约束。不过这批人的数量很少，只有少数上层土著才能满足这些条件，只是在达喀尔、圣路易、吕菲克斯和戈雷岛这4个法国在塞内加尔的老据点，归化民才多一些。到1918年，整个法属西非获得公民权的黑人仅24,997人，其中22,711人居住在塞内加尔。到1926年，法属西非人口已达1,349.9万, 而成为法国公民的非洲人仅有97,707人。参见洪永红、瞿栋《论殖民时期法国法在黑非洲的移植》，《西亚非洲》2006年第1期，第63页。
法国授予公民权的顺序基本上是由老至新。最先获得公民权的是法国最老的那些残留至今的殖民地。1848年以后，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法属圭亚那和留尼汪岛、塞内加尔的四个殖民公社的土著居民都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法国公民身份，并可以向法国议会派遣代表。这些权利在拿破仑三世时期有所反复，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又得以恢复。对于其他殖民地，法国公民权可以由申请而来。通常要求申请人年满21岁，在法国军队或公共服务部门有若干年服役经验。在许多殖民地，还有一些其他条件，包括法语知识、品行端正、服务功勋，以及良好的经济条件。如果申请人是伊斯兰教徒，还要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习俗。所以，这些条件并不容易满足。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舒昌善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64页。比如在1939年，阿尔及利亚有125万6至14岁的儿童，其中只有11万人入学；1954年至1955年，也只有15%的学龄儿童入学，中学里只有6,260名非欧洲学生(其中超过五分之一是非穆斯林)。只有七分之一的穆斯林居民会说法语，十八到二十分之一的穆斯林居民会读写法语；在穆斯林妇女中，这一数字更低，只有一百五十分之一的人会读写法语。在印度支那半岛，1925年，超过200万学龄儿童中只有20万人入学，即使在学校条件最好的地区，也只有十二分之一的男孩和百分之一的女孩入学。他们中间又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完成了五年学校教育。参见Aldrich, Robert.Greater France: A History of French Overseas Expansion, p.226。
在文化上，法国的同化政策就意味着普及法国文化教育。法国在非洲建立了一套公立教育体系，主要是在初等、中等、技术与职业教育范畴。土著学生学而优则仕，成为基层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更优秀者则会被派到法国就读大学，鼓励他们与法国社会混合。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曾经描述：“非常漂亮的姑娘和一个漆黑的黑人或者一个眼睛细长的中国人挎着胳膊走进最近的小旅馆时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在巴黎，谁去关心什么种族、阶级、出身？” 虽然比起英国殖民地来说，法国殖民地的文盲率较高，因为所有的教育都以法语授课、讲授法语文化，教科书以“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开头，罔顾本地语言与风俗习惯，也缺少足够的法语教师，但是对一小撮进入这个公立教育体系而被培养出来的土著知识精英来说，这套文化教育体系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培养出了他们的法国文化认同。
三
历史惯性与共和主义意识形态
之前我们讲到过，伯班克和库珀在《世界帝国二千年》中对帝国的定义是：“帝国是一庞大的政治单元，是扩张主义的，或在历史上扩张至广大领土上的，在兼并/整合新人群时仍维系区隔/差异和等级制度的政体。”应该说，这个定义是人们对帝国的主流认识。
法兰西帝国（尤其是第二帝国）与这种主流认识并不相符。如果说帝国是“多元”加“等级制”的结合，那么法兰西帝国则在相当程度上坚持“同化”与“大一统”。在所有这些帝国中，法兰西帝国似乎最有“天下”范儿，可谓“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果说所有的帝国都努力在世界上复制自己的话，那么法国人的复制冲动是最显著的。我们将在之后再详谈法帝国的这种治理术及其后果，这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法帝国会有这种“非帝国”的表现？
回顾历史，这似乎可以说是一种法国的历史惯性。从欧洲历史上看，法兰西无疑是最典型、最成功的民族建构案例。法兰西实际上是从北部一块地方（不超过现法国版图的一半）逐步扩张而来的，科西嘉人、布列塔尼人等等起先都是异族，直到近代才成为法国人。
曾晓阳：《从“先生”的语言到公民的语言——试析近代法国统一民族语言的政治因素》，《史学集刊》2013年第6期，第88页。
大革命之后，法国的民族构建方略有二，其中之一是赋权，即赋予所有人平等公民权利与个人自由，废除各地的封建特权，实现社会阶层流动。在大革命中，革命者决定创造一种“法兰西人民”，用“共同意志”而不是血缘来定义民族。在1789年11月23日国民公会的辩论中，一位名叫克莱蒙（Clermont Tonnerre）的革命者在谈到犹太人地位时说：“对作为个人的犹太人，我们给予（国民应有的）一切。”这种反封建、平等与自由的革命理想与实践确实能吸引很多人，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人就“在革命和战争的锤炼下逐渐倾向于法国”。尽管他们说德语，但在革命理想的感召下却发展出极大的法国认同。
厄内斯特·勒南：《民族是什么》，《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13期。
这种民族观一直是法国民族主义的主流意见。19世纪著名的法国学者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在1882年于巴黎大学发表演讲《民族是什么》时，大力批评了德国人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指出人种、语言、宗教、利益和地理因素都不足以构成民族，民族就是共同意识。
赋权之外的第二方略，就是不承认地方族群的政治地位，这意味着否认那些古老的文化团体的自治权利。在那句“对作为个人的犹太人，我们给予一切”的名言之前，其实还有一句：“对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我们什么也不给。”正如厄让·韦伯在《从农民到法国人》中指出的那样，西部、东部和中南部的广大农村地带的法国化是到19世纪下叶才完成的。这一目标的达成，首先要归功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体制，在这个体制下，行政高度集权，全国划分成100个小省（每个省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县大小），几乎完全服从巴黎的支配。第三共和国再使用四种手段进行民族整合：普及义务教育、工业发展、政治参与、普遍义务兵役。随着强制法语教育的普及、全国市场的交融、以阶级为分野的党派政治动员出现，以及各地士兵进入军队这个大熔炉，上述地方才终于培养出了法国认同。
简而言之，法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方略是赋权换忠诚，政府直接接触民众，以国家主义、世俗化行政一视同仁地构造“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方略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当进行海外扩张时，许多法国人信心满满地认为，如果学校和军队可以将农民变成法国人，他们就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将土生土长的外国人变成法国人。他们认为，强大的中央共和国家可以克服族群认同的障碍，用共和政治认同取代地方认同，化多元帝国为统一国家。而且，法帝国内外的同化基本上是处于同一个时间段的，这样就更起着相互促进的作用。
迈克尔·罗斯金：《国家的常识》，夏维勇、杨勇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第132页。转引自Betts, Raymond F.Assimilation and Association in French Colonial Theory, 1890-1914, p.22。
人们通常也认为，官僚政治传统构成了法帝国“大一统”外貌的另一种历史惯性。迈克尔·罗斯金在《国家的常识》中曾经这样描述法国的政治文化：“个体意义的法国人爱好自由，而公众意义的法国人却知道他（她）需要理性、秩序且非个人的规则。” 这个描述是许多法国人也承认的，比如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利奥特（Pierre Lyautey）在《法兰西殖民帝国》（L’empire Colonial Fran ais）中说：“每个法国人都有潜在的集权倾向。” 这一点在法国的国家结构上体现得分外明显。在旧制度下，法国就已经具有了政治与行政权力高度集中的特征。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国家集权是从旧制度到共和国以来的共同传统。自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治架构也始终保持着“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外形，法国的地方单位自治权相当稀少，中央直接插手地方政府的决策则是常态，任何重大的项目与行动都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和财政支持。当进行海外扩张时，法国就自然而然地把这一传统带到了帝国管理习惯之中。
Fieldhouse, D.K.The Colonial Empires from the 18th Century, p.306.
正因为如此，菲尔德豪斯才指出，大革命后的法国从启蒙运动和革命中继承了平均主义和对政治自由原则的关注，从旧制度和第一帝国中继承了行政中央集权和专制。 正是这两者的结合最终塑造了法兰西帝国的基本面貌。
上面是事后静态的回顾分析，如果我们要进一步理解这种帝国“大一统”是怎么被这些历史惯性、国内政治因素所推动的，还需要回顾帝国的具体历史进程，以及当事者的讨论与意见，看看他们的想法和主张，看看他们被什么因素所推动。
在法兰西第二殖民帝国，人们一开始就在争论以下问题：法国是要建立贸易点，还是垦殖殖民地；征服一块土地之后，是建立保护国，还是彻底吞并；对殖民地的行政管理是应该委托给特许公司，还是交给巴黎任命的官员，又或移交给殖民者自己；法国是应该对其征服的人民进行彻底的同化，还是应该保持土著社会结构和文化，让被征服者自成一体，仅仅通过原有的土著精英与法国产生联系；殖民地的运行是必须依靠自己，还是从法国本土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开发。简言之，帝国边缘应该怎么治理，其与本部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后来又加上了联合（association）。
早期的法帝国研究者（Arthur Girault, 1895; Stephan H.Roberts, 1929）认为，近代法国人面对的帝国政策选项有三：臣服（subjection）、自治（autonomy）、同化（assimilation）。 这些研究者共同的判断是，法国人几乎是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第三个选项。“臣服”看起来是如此具有旧制度的气息，与人权是不相容的，而英国模式的自治与共和国的统一也是不相容的。
威尔·金里卡：《多元文化的公民权：一种有关少数族群权利的自由主义理论》，杨立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第34页。
讲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革命者所持有的启蒙主义思想遗产和共和主义革命理想。启蒙主义者相信人的理性、善良禀赋与社会的可改良性，他们视当时的世界为一个过度管制的世界，旧身份、旧制度与思想定见妨碍人们行动，阻碍世间幸福，因此“去身份”就是一个自然的解答。后来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如约翰·密尔等，无不继承了这个见识。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指出，自由民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封建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在封建主义下，个体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机会由其群体身份而定。 从反封建的角度出发，启蒙思想家以及后来的共和主义者都企图打破身份限制，以社会契约作为政治的基础，并不认为个人必须受其族群、阶级或宗派的先天约束。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公民概念是高度抽象的，家庭出身、经济状况、地理、文化、宗教和其他因素的差异，被视为无关紧要的因素被排除在公共政治领域之外。国家并不是生活在特定领域上的个人的总和，不是利益团体的组合，而是一个公民的意愿联盟。“自由、平等、博爱”被看成国家构成的基础，此国家因此具有无限的延展性。
法国大革命将这种普世主义与理想主义推向实践的高峰。当时的革命者，颇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气魄。于是，“在革命的逻辑中产生了同化政策”。1794年，革命者在《人权公约》中释放了奴隶，并规定，“居住在殖民地的所有人，不分肤色，都是法国公民，享有宪法保障的一切权利”。来自加勒比海诸岛和法属印度的代表被召至国民议会，共同议政。1795年，“共和三年宪法”又宣布“殖民地是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Betts, Raymond F.Assimilation and Association in French Colonial Theory, 1890-1914, p.16.
大革命后，共和政治与威权政治的反复震荡实际上起着巩固“同化”观念的作用。原因是，在187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巩固之前，每一代共和主义者都需要咬紧牙关同查理、菲利普和波拿巴们做斗争，他们需要不断重申共和主义政治理念，秉承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这使得同化观念和理想成了法兰西帝国的基调，在帝国的历史上一再浮现。美国史学家雷蒙德·F.贝茨（Raymond F.Betts）在《法国殖民理论中的同化与联合》中指出，在每个时代，它都受到质疑，但一再以新的活力重新出现。
拿破仑认为，让殖民地享有同法国一样的法律，那么殖民地的居民和原住民就会控制地方政府机器，继而颠覆殖民地的经济秩序。Betts, Raymond F.Assimilation and Association in French Colonial Theory, 1890-1914, p.17.Lewis, Martin Deming.“One Hundred Million Frenchmen: The Assimilation Theory in French Colonial Policy.” p.135.
与这个现象相联系的是，在法帝国的历史上似乎反复上演着“儒法斗争”：同化政策总是和共和政府产生联系，也随着共和政府的倒台而被废除。上台的威权人物，倒是比较像传统的帝国统治者，主张要灵活处置其臣民。在拿破仑的统治下，殖民地在法国立法机构中的代表权被取消。 它的再次恢复要等到第二共和国出现。共和国政府再次解放了奴隶，重建了殖民地代表制度，并通过立法让塞内加尔四个殖民城镇的原住民获得了法国公民权。共和国政府还将阿尔及利亚划分成三个省份，从此“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l’Algérie, c’est la France）。波拿巴三世则摇摆不定，比如他对阿尔及利亚一开始也持同化主张，但是到了1863年，他宣布：“阿尔及利亚不是一个殖民地，而是一个阿拉伯王国……我既是法国人的皇帝，也是阿拉伯人的皇帝。” 等到他下台后，第三共和国再次恢复了殖民地的代表制度。
莱昂·甘必达（Léon Gambetta, 1838—1882）是第三共和国的元勋，也是同化政策的热情辩护者。1881年5月5日，甘必达在纪念废除奴隶制的宴会上发表演讲，声称法国永远不会变得足够大，人口也永远不会变得足够多。任何公民人数的增加都增加了法国的荣耀。他从这一角度称赞了奴隶制的废除：“正是在这一天，法国人被创造出来了。”他提议为“海外法国”（Fran ais d’outre-mer）干杯，并说：“人权宣言没有根据肤色或等级来区分人……正是这给了它以庄严与权威……它并没有说‘法国人和公民的权利’，而是说‘人和公民的权利’。”他称赞海外法国人对共和国所做出的贡献，鼓励他们要求更多的同化：
转引自Majumdar, Margaret A.Postcoloniality: the French Dimension, Berghahn Books,2007, p.9。
你们和法国拥有一样的自由，你们可能认为这些自由还不够完整，我相信，就目前而言，它们已经足够到可以迎来剩下的自由，它们很快就会得到必要的补充。你们已经得到了大部分你们所要求的同化。再努力一次，再投票一次，再多一个代表，我相信海外法国和法国大陆之间将不再有任何差距。只有一个法国，真正的、唯一的法国，只有一面旗帜。
Roberts, Stephen H.The History of French Colonial Policy, 1870-1925, p.103.
这种观念，正如法国殖民史的研究者史蒂芬·罗伯茨（Stephan H.Roberts）所述：“自由、平等和博爱弥漫在空气中，这都建立在拿破仑法典和18世纪理性主义的正统观念上。法国只把帕皮提（Papeete）、达喀尔（Dakar）和因苏拉（Insulah）看成是巴黎的远郊。”
正因为共和政治已经胜利，因而有些共和原则就不一定再需要坚守。而且，当共和政治已经安然无恙之后，同化理论的合理性与各种实践之间的反差与矛盾就再也不可能隐藏了。
从纯粹理论上来说，同化政策是奠基在政治和族群归属分离之上的（简言之，政治中立）。但是，这种“政教分离”式的设想实际上极大地高估了人和人类社会的理性程度。“政”与“族”其实没有办法这么轻易分离。日后的研究者，如威尔·金里卡指出，规定一般人权的国家实际上做不到中立于各族群：
威尔·金里卡：《多元文化的公民权：一种有关少数族群权利的自由主义理论》，第5—6页。
在多族群的国家里，哪种语言应该成为国会、行政机构、法庭和教育机构的公认语言？行政区域的划分是否应该使少数族群在特定区域内成为多数？政府权力是否应该从中央向地方转移？政府工作人员是否应该给少数族群一定配额？少数族群的传统家园是否应该有特殊保护？
在没有规定集体权利的情况下，只设定个人权利平等往往意味着“数人头”的多数主义决策程序。对上述这些问题的回答，通常都会以族群为边界形成分歧（而多数主义决策程序对少数群体不利，尽管程序上合法）。这样，当社会中明显存在着异质人群时，“个人一律平等”的政策、制度只能消除外部可见的隔阂，人群与人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却不会因此轻易消失。当越来越多的“外族”成为国家公民之时，族裔间在社会分配方面的冲突就越来越有可能出现。在第三共和国之前，法国的海外领土尚阙，所辖人民尚少。等到帝国高歌猛进之时，主客矛盾的前景也就慢慢浮现在了远方。
从实践上来说，同化政策也有颇多问题。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同化政策的虚置与困难。虽然在理念上任何一个海外臣民经历一定程序、满足一定条件都可以成为法国公民，但在实践上却并非如此。即使到了“二战”之后，整个帝国中拥有法国公民身份的海外臣民应该也不超过10万人。同样，虽然在理论上，法国本土法律四海皆准，但为了治理的方便，殖民地地方当局会制定专门的殖民地法，本地也有自己的习惯法，这中间就颇有相抵触的地方。阿尔及利亚是一个显著的案例，它虽然在行政区划上是法国的三个省份，被当作本土对待，但是法国移民与本土居民对立严重，阿尔及利亚人不愿意归化，而法国移民也不愿意让利、接纳。在塞内加尔，白人、混血儿与本土黑人之间也发生了政治冲突。
李安山：《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浅析》，第26页。
一些有名望、有能力的殖民地地方长官也反对法国的直接统治，认为法国对本地旧有权力人物与结构的打击增加了法国统治的难度。日后，摩洛哥的第一任驻扎官利奥泰将军就是同化政策的坚定批评者之一：“不要去扰乱任何传统，不该改变任何习惯，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个天生的统治阶级，没有它一事无成，要利用它来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这种意见代表了相当一批务实官员的意见。
Betts, Raymond F.Assimilation and Association in French Colonial Theory, 1890-1914, p.141.Betts, Raymond F.Assimilation and Association in French Colonial Theory, 1890-1914, p.144.
还有一个问题是经济上的。19世纪80年代，法国的经济疲软和出口市场消失成为当时人们忧心忡忡的问题。殖民游说团体的首领尤金·艾蒂安（Eugène Etienne）也希望法国能从生意人的角度去考虑殖民地，转换殖民地的统治方式，把它当成企业来经营，以便为法国提供足够的原料和商品市场，而“引进外国思想只会刺激出代价高昂的争斗，因为本地人会经常反对外国统治的这一方面。因此，同化政策无异于制造麻烦，阻碍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导致母国丧失在该地区的特权地位”。 同时，法国的共和政治观念和法律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殖民当局对本地资源的压榨、攫取。有些法国帝国主义者相当露骨地说，欧洲制度对本地人来说过于发达，不应适用：“文明人的任务是通过工作来促进原始人的进化，并把他提升到一个意识到自己义务和尊严的人的高度，而不是通过一种愚蠢而毫无结果的慈善行为来抛弃他们。”
当时，殖民地的繁荣，而不是教化，被列为文明的使命的优先事项。人们认为，荷兰、特别是英国的经验表明，注重殖民地增长、尊重本土制度的政策是成功的，而法国追求同化的努力失败了。法国作家甚至注意到，种族歧视已成为英国殖民思想的核心，也是推动英国伟大进步的另一个成功因素。科学思想，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对法国殖民理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反对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后者肯定了人类的统一和人类的普遍平等，勒庞则声称人民或种族在根本上是不平等的。不平等源于社会和智力发展的差异，历史是民族或种族特征的产物，各民族的特征是永久固定的。在将他的理论应用于法国殖民政策时，勒庞得出结论：“我们必须把同化或法国化任何劣等民族的想法看作是一种危险的幻想。把他们的习俗、制度和法律留给当地人。”
于是，人们对同化政策的异议开始聚集起来。1889年7—8月，法国举办了殖民地国际大会（Congres Colonial Internationale），同年12月和第二年的2—3月又举办了两次殖民地全国大会（Congres Colonial National）。在这些会议中，同化政策的反对者和捍卫者发生了激烈争论。
Betts, Raymond F.Assimilation and Association in French Colonial Theory, 1890-1914, pp.64-68.
争论的主角之一是古斯塔夫·勒庞，他是一名多产的作家，其作品在法国引起广泛争议，其人也颇受爱戴。他相信社会进化论，认为普世平等不过是一个幻想，民族有自己的遗传性格与精神，而且有着高低之分。 他在殖民地国际大会上提交报告，猛烈抨击同化政策：
Lewis, Martin Deming.“One Hundred Million Frenchmen: The Assimilation Theory in French Colonial Policy.” p.138.
在我们看来，我们当前的制度总是最好的，而我们的性情，明天将导致我们彻底推翻它们，今天却迫使我们把它们强加于每一个人。这些理论观点已经引导我们，把我们的殖民地组成法国省份。……那些黑人，没有得到过解放，他们的大脑发育程度与我们石器时代祖先几乎完全相同，但他们已经跳进了我们强大的现代行政机器的所有复杂性中。
Lewis, Martin Deming.“One Hundred Million Frenchmen: The Assimilation Theory in French Colonial Policy.” pp.138-139.
从种族主义观念出发，他认为“适用于文明人的那种教育根本不适于半文明人”，英国人在印度与其培养的印度精英之间的遭遇，为他提供了论据：“在印度，几乎没有一个英国行政官员不坚信，所有在英国学校接受教育的印度人，都是英国权力不可调和的敌人。”“我所接触过的所有受教育的阿拉伯人都证明，我们教育的唯一结果就是使他们的同胞堕落，给他们认为的需求，却不给他们满足的手段，最后使他们痛苦不堪。”
来自瓜德罗普岛的参议员亚历山德拉·伊萨克（Alexandra Issac）对此言论感到难以置信。伊萨克是一名混血儿，致力于殖民地管理改革，增加更多的开放性，也是法国人权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他回应说：
也许我自己就是那些不应该接受欧洲教育的土著之一。……我不能理解，在革命一百年后，……怎么会有人认为教育是一件坏事，怎么会有人认为殖民地居民和殖民国家人民之间的关系只应该是统治/被统治关系，怎么会有人认为欧洲各国的习俗、语言和知识是一种被专门保留的遗产，本地人不应该被允许接触之。
Lewis, Martin Deming.“One Hundred Million Frenchmen: The Assimilation Theory in French Colonial Policy.” p.139.
这种想法使他想起了旧制度下的殖民实践，他问道，难道欧洲人自己没有受过旧制度之害吗，难道人权宣言只为他们而颁布吗？“如果说在欧洲统治下的国家，有必要保持人民的无知……这种说法是对欧洲文明本身的指责。”
Lewis, Martin Deming.“One Hundred Million Frenchmen: The Assimilation Theory in French Colonial Policy.” p.140.
塞内加尔的前总督瓦隆（Aristide Louis Antoine Vallon）也不同意勒庞的意见，他认为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天赋是相当的，教育当地人不仅是法国的道德义务，也符合法国的利益。“我们对待这些有色人种的态度和对待农民的态度是一样的。我们应该教育前者，也应该教育后者。”他讽刺地补充说：“有些人认为，送我们的农民上学，我们正在使他们成为社会的敌人。”
Lewis, Martin Deming.“One Hundred Million Frenchmen: The Assimilation Theory in French Colonial Policy.” pp.141-146.Lewis, Martin Deming.“One Hundred Million Frenchmen: The Assimilation Theory in French Colonial Policy.” p.152.
对同化政策的怀疑态度继续维持到了殖民地全国大会上。全国大会虽然在伊萨克的主持下继续认可同化政策，但是做了许多修正，比如承认同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渐进行事，不会寻求整体归化，等等。 但是，对同化政策的攻击还是在进一步发酵。就在上面这些大会上，有位代表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他自问自答：“假如大多数的选民的种族与法国本土的种族不同，法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总有一天，殖民地的代表会在我们的议会中占多数。阿拉伯人、安南人、非洲海岸的部落会对我们的法律发号施令。我们的殖民事业只会导致我们的自愿奴役。” 如果是这样，到底是谁殖民了谁呢。对这样一个问题，同化政策的支持者们实际上无法回答。所以，世纪之交之后，反对者最后集合在一个新的政策概念旗帜下——“联合”（association）。
“联合”政策的鼓吹者认为，同化政策过于僵硬，具体的殖民政策应该按照特定地区的地理、种族特征和社会发展状况灵活处置。这种政策由于包容性强，可以做多方理解，迅速得到了多方支持，在世纪之交后几乎成为法国的官方政策。
李安山：《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浅析》，第29页。
在有些地方，联合政策意味着法国要更尊重原有政治秩序与政治人物，注重地方自治。比如20世纪20年代的西非大总督之一指示，酋长“再也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土著所信任的代表，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将恢复到我们来这儿之前的样子，就是说恢复他们的酋长地位”。在赤道非洲，殖民政府在1941年也宣告，“我们必须在任何情况下确认、尊重和促进土著政治机构”。 应该说，这些宣言确实不仅仅是宣言，有一些地方的法国殖民官员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对传统政治机构的态度，村社传统受到了更多的尊重，地方酋长享受了贵族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