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ts, Raymond F.Assimilation and Association in French Colonial Theory, 1890-1914, pp.139-140.
法国人这么做的理由之一是经济性的。早在1897年，让·德·拉内桑（Jean de Lanessan），法国博物学家和政治家，就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要发展殖民地的经济就要尊重本地人的习俗和行政机构。 法国那种大政府的做派、太大的行政花销，以及不足的殖民地经济产出，是很多人都有所诟病的。
这种放松却并不意味着法国的直接统治会转换成英国的间接统治，从此无为而治了。因为法国的放松管制基本上发生在行政基层，在各殖民地整体的政治构架上，法国的统治权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儒勒·哈曼德（ Jules Harmand，旧译为何罗芒 ），博物学家、行政官员、联合概念的提出者，他有一个相当直截了当的解释：
Betts, Raymond F.Assimilation and Association in French Colonial Theory, 1890-1914, p.141.
现实而明智的联合政策以不可动摇的坚定性保留了所有的支配权……它并不试图准备实现或实现平等，这是永远不可能的。这一政策远远不是为了削弱统治，而是想使之有较少冒犯性，少使人厌恶，从而增强它。
在殖民时代，南非白人政府的做法跟美国一样，为本地土著划定了一些保留地（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2.7%）。1948年，当赢得大选之后，信奉种族隔离的南非国民党开始为黑人的“自决”和“独立”奔走。1951年，南非政府通过《班图权力法》（Bantu Authorities Act)，在保留地上建立了632个黑人“自治单位”。南非政府特别下令，这些自治单位的基础必须是黑人部落，目标是“重树土著法律与习俗的权威”。1959年，政府又制定了《班图自治法》（Promotion of Bantu Self-Government Act），将所有保留地逐渐合并为8个班图斯坦(至1979年扩至10个）。各班图斯坦各自设立议会和自治政府。1963年通过《特兰斯凯班图斯坦宪法法》（The Transkei Constitution Act），使特兰斯凯成为一个“黑人国家”。进而，在1976年宣布特兰斯凯独立（自此先后有4个班图斯坦独立），并把其他尚未独立的班图斯坦改称为“未独立黑人国家”。从表面上看，南非政府放手让黑人“独立”，拥有自己的国家，而且积极“帮助”他们进行民族建设，维护“传统文化”，怎么还能说人家不尊重黑人的集体权利呢？但在事实上，无论是黑人自己，还是许多外部研究者，都不认为南非政府此举做到了这点，而是认为这是一种极虚伪的做法。这是因为，南非政府将班图斯坦的各级政府工作交给了世袭的部落酋长们。南非政府教训南非的黑人要尊重自己的政治传统，在传统的部落制下面生活，不要寻求什么政治参与和民主管理。在部落已经稀释或混杂的地方，南非政府甚至会重建部落。由于把酋长变成政府雇员（由南非政府支付他们薪水），同时赋予他们治理其同胞的名位，南非政府就在班图斯坦中培养了一批个人利益同白人政府一致的既得利益阶层。比如，特兰斯凯是模范班图斯坦。形式上，特兰斯凯也有自己的议会，一共是109位议员，其中45人是选举产生的，其他64人则是由南非政府任命（并从南非政府处获得薪水）的各部酋长。在这个安排中，白人政府和部落酋长们各取所需。南非政府要应对国际舆论，要彻底实现种族隔离，酋长们要谋取个人利益（除了经济利益之外，也要对抗部落民主管理的呼声），他们没有民主制度下所会拥有的大众支持，本身也必须依赖外部的持续扶持。我们可以说，班图斯坦制度其实是一种共谋。这里出现的情况是集体虚置。在名义上南非黑人有了自己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却只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谁来把这个共同体落到实处，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形成集体意愿，而不是“被代表”，就是一个问题。南非政府曾经向监狱中的曼德拉许诺说，只要他承认特兰斯凯是一个独立国家并且搬到那里去，就释放他，给他自由。曼德拉拒绝了。曼德拉正确地看出，当个人权利缺位的时候，集体权利就成为攫取和篡夺的对象。
这种态度就牵扯出联合政策的另一个层面。据说，它是使法国殖民者与殖民地土著居民做各自擅长的事情，土著居民可以遵循自己的地方传统，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法国只负责总体上的管理，并不寻求用法国文明重组土著社会。据说这样，土著人和法国人将成为伙伴，法国人负责提供“智慧”，本地人提供“肌肉”，各得其所。可能有些现代人会为这种想法迷惑，觉得这似乎近似于现代多元主义，但其实这和南非的班图斯坦制度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Betts, Raymond F.Assimilation and association in French colonial theory, 1890-1914, p.142.Betts, Raymond F.Assimilation and association in French colonial theory, 1890-1914, p.152.Lewis, Martin Deming.“One Hundred Million Frenchmen: The Assimilation Theory in French Colonial Policy.” p.148.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联合政策的另一个目的，同许多英国人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一样，是实现社会隔离。对此，19世纪的另外一名法国政治作家奥古斯特·比亚尔（Auguste Billiard）表达得非常赤裸裸：“我们引进我们殖民地的既不应该是哲学理论，也不应该是只适应特殊条件的社会制度，就应该只是我们的制造品。” 另一位政治家和作家沙耶—贝尔（Chailley-Bert，他是法国殖民联盟的创始人和主席）则说得更巧妙一些：“联合政策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土著人至少暂时低等于欧洲人，或者至少是不同的。他们有他们的过去，他们的习俗，他们的制度和他们所信奉的宗教。即使有教育的帮助，他们的头脑也不能更快理解和接受我们的理念。但是，强者有责任引导弱者，帮助他们发展他们自己的文明。” 换句话说，法帝国的臣民们应该安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结构”，共和国与共和制度并不适合他们。这实际上是对普世主义的否定。哈曼德很直白地承认，法国有必要抛弃关于“人的自然权利”的幻想。
Lewis, Martin Deming.“One Hundred Million Frenchmen: The Assimilation Theory in French Colonial Policy.” p.149.它坚称法国文化的优越性，法国种族的优越性，但是开放参与资格给“劣等种族”。它一方面否认地方社会的独立性，拒绝地方自治，但在另一方面却也有天下一家的气魄。
如此一来，我们就很难说，联合政策是对同化政策的改进。哈曼德自己也说，联合政策不应该被解释为“狂热的自由主义”，并非要使本地人“与我们有同等的地位”。 如果说老的同化政策兼具压迫和解放双重性质 ，是法国的共和政体与帝国政治之间冲突的产物，那么联合政策的解放性质要少得多，但极力避免让土著居民接触“权利”概念的心态却很强。
联合政策同共和主义之间的冲突却还是令很多法国人感到不安。他们虽然也对接纳大批殖民地臣民成为法国公民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他们担心会被法国殖民地数百万土著的投票所淹没），但是因此而否定共和主义的普世性质似乎也过于激进。于是，他们寻求折中的方法。由于“联合”政策的支持者对地方自治其实持相当工具性的态度，他们并不真的反对从巴黎出发的中央控制与行政大一统，所以“联合”和老的“同化”政策也确实有一些基石可以共享（比如，联合政策的支持者可以取同化政策中的“中央集权”，弃其“公民纳入”）。折中的结果是，文化同化与政治平等作为一种目标仍然保留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只不过要“缓步前行”。
Lewis, Martin Deming.“One Hundred Million Frenchmen: The Assimilation Theory in French Colonial Policy.” p.150.
1917年，法国的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确定“（法国）将继续在殖民地推行联合政策，确保他们渐进融入国家统一，并加强所有悬挂法国国旗的领土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 如此表述的联合政策，颇有些“形左实右”的味道。
四
帝国治理的后果
法国的治术效果如何？如果说法国的统治，一是“郡县制”，二是“书同文，车同轨”，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也可以从两个层面着手。让我们先来看看中央集权一体化的后果，再来看看同化政策的成败。
集权的影响：尼日利亚与尼日尔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首先，从理论上我们可以说，法国的直接统治在各殖民地引入了一个强有力的行政体制。有些学者（比如亨廷顿和福山）认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前提。 但现有的一些对帝国遗产所进行的研究并不支持这种理论上的推导。学者们的一般意见是，在去殖民化之后，前英国殖民地的经济表现普遍要比前法国殖民地好。
Grier, Robin M.“Colonial Legacies and Economic Growth.”Public Choice 98.3 (1999),pp.317-335.
罗宾（Robin M.Grier）在对63个前殖民地国家从1961年到1990年的经济表现进行对比之后指出，前英国殖民地的经济表现明显要比前法国殖民地好。在把比较对象缩减到24个非洲国家时，这项规律仍然成立。他发现，决定这些国家不同经济表现的主要因素是独立时人力资本的多寡。在这方面，法属殖民地要明显劣于英国殖民地。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属黑非洲地区高达95％的人口仍然是文盲。在法属殖民地，只有三分之一的一年级学生能够读满六年小学，而在英国殖民地中，这个数字是四分之三。这是因为英国人通过用本地语言教学，有意识地避免疏远本土文化，对培训土著教师颇为用力。法国人只用法语教学，师资始终不足，而学生同乡土之间颇有距离，同本土社会隔离开来。 迈克尔·克罗德在1968年的著作中也谈到了此点：
Crowder, Michael, West Africa Under Colonial Rul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8,pp.378-380.
法国体制更关心说服儿童接受殖民制度和法国文化的优点……它旨在生产“非洲法国人”，保证这些人忠于法国，对本地民族主义漠不关心……英国人不太喜欢哲学……他们关心的是教育的性质要适合非洲的情况……英国试图培养的是“非洲的非洲人”。
Lee, Alexander, and Kenneth A.Schultz.“Comparing British and French Colonial Legacies:A Discontinuity Analysis of Cameroon.”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7.4 (2012),pp.365-410.La Porta, Rafael,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Legal Origin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6.2 (2008), pp.285-332.
其他多项研究肯定了罗宾的发现。比如，为了进行更精细的对比，亚历山大与肯尼斯（Alexander Lee，Kenneth A.Schultz）对喀麦隆做了研究。喀麦隆在“一战”期间被英法占领，西边一块地方归英国，东边归法国。结果发现，原英属殖民地部分的经济、社会表现就是要比法属部分好，在财富水平和公共产品上都是如此。原因是，英国部分受益于间接统治体制（以及没有强迫劳役政策），这促生了更有活力的地方机构，这些机构又反过来对本地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产生了正面影响。 还有一些学者（Rafael La Porta等）认为，英式普通法体系与鼓励经济增长的政策之间存在着强烈的联系。他们发现，在普通法国家，对投资者的保护比大陆法国家更强，而且相对来说，腐败程度也要更低。这是因为普通法更接近社会、更少大政府气质。英属殖民地由于继承了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因此要比继承法国民法传统的各法属殖民地的表现要好得多。
以上这些比较研究都指出，从社会结构上来说，前英国殖民地要比前法国殖民地来得更健康而有活力。
还有一项研究值得着重指出，美国政治学家威廉·F.S.迈尔斯（William·F.S.Miles）在1994年出版的《分裂中的豪萨之地》（Hausaland Divided ：Colonialism and Independence in Nigeria and Niger）中，结合政治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对英法殖民统治做了比较。他在尼日利亚和尼日尔分别选择了一个豪萨人的村子进行观察。这两个村子原本同属于豪萨王国（Hausaland）。到了19世纪，原豪萨王国（当时豪萨王国已被新起的富拉尼帝国吞并）的土地被英法入侵者分割，北方归法国（尼日尔），南方归英国（尼日利亚）。这两个村子分别坐落在边界线两侧，因为地理位置相近，可以看作是初始社会条件一致的同一地方群体。也就是说，它们所发生的变化，基本上可以用英法的殖民统治差异来解释（在英法退出后，继承国家基本上维系了旧殖民统治方式）。
Miles, William FS.Hausaland Divided: Colonialism and Independence in Nigeria and Nige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92.
在尼日利亚，弗里德里克·卢格爵士实行的是所谓卢格体制，一种典型的间接统治。本地埃米尔的治权实际上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用卢格自己的话来说，“酋长是行政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两套统治者——英国人和土著人——分别或协同在这里工作，而是一个单一的政府，其中，土著酋长有明确的职责，与英国官员有同等的地位”。在另一处，他也说道：“（英国的）政策是支持本土自治，而不是在土著酋长的支持下强加某种形式的英国统治，这是两件非常不同的事情。” 英国在1960年离开尼日利亚时，地方首领埃米尔的权威仍然是至高无上的，英国人对地方行政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杜绝贪污上。在尼日尔，法国实施的则是一整套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当英国人竭力保留传统的豪萨—富拉尼酋长国的形式时，法国则分裂传统的行政单位，代之以人造的行政区，由法国行政人员出任长官，任意处置地方酋长。
迈尔斯指出，有不少豪萨人对殖民统治时期实际上是有所怀念的。参见Miles, William FS.Hausaland Divided: Colonialism and Independence in Nigeria and Niger, pp.99-100。这种严厉不一定是坏事。当津德尔（Zinder）苏丹的一位收税官为了收税烧毁村庄、杀死村民之后，法国人直接枪决了他。在英国那边，就不一定能有这个反应。Miles,William FS.Hausaland Divided: Colonialism and Independence in Nigeria and Niger, p.97.
老实说，豪萨人并不反感英、法的统治，这两者都带来了一定的秩序、和平、自由与财富（同过去“自己人”的统治相比较）。 但英国的统治明显较松弛、较少压迫性，而法国的统治则死板、严厉。 豪萨人觉得英国人纾解了农民的困境，而法国人则压榨农民的劳动力（法国的行政长官以强迫劳动为人们所铭记）。豪萨人更害怕法国人（法国行政官员留下的负面形象居多）。但是相应地，法国人确实带来了一套更强有力和严密的国家管理体制，尼日尔的村民会为尼日利亚人缺乏对权威尊重的程度表示惊讶。
无论尼日尔，还是尼日利亚，对英法两国来说都没有什么经济重要性可言。两国都鼓励本地生产一些欧洲市场上用得到的经济作物（如花生），区别只是，英国人利诱（利用自由市场经济），而法国人威逼（官僚体制强行推行）。在征税方面，法国方面的税负明显要比英国方面高且呆板（单一税率，做不到因人而异），相应地，英国发行的货币在豪萨人那里更受欢迎。在尼日利亚那边的豪萨人村子里，市场经济明显规模更大，也更活跃、多元。
在教育方面，正如我们之前就提到过的，英国的殖民地教育更接地气，为本地提供了更多的人力资本。但是，法国的教育体制却有另外一个好处——它在学校的正规化、精英化方面要超过英国一方。迈尔斯观察到，在尼日利亚，传统的宗教教育同世俗教育并行不悖（豪萨人信奉伊斯兰教），教师同社区融为一体；在尼日尔一方，世俗教育则占主流，而教师则被看作社会精英（他们隶属于公务员体系），薪水高于尼日利亚的同侪，其社会地位高于本地社区传统权威。这种差别其实反映的是法国那种“学而优则仕”的理念。
Fieldhouse, D.K.Colonialism 1870—1945, p.34.就拿尼日尔和尼日利亚来说，尼日尔的首任总统是哈马尼·迪奥里（Hamani Diori），其父亲是一名殖民地行政官员。他就读于塞内加尔的一所教师培训学院，1936年至1938年在尼日尔担任教师，后来在巴黎担任外语教师。1946年，他当选为法国国会议员，1956年再次当选并成为国会的副议长。在1959年的公投中，他的党派站在法国一方，赞成留在法兰西共同体内。尼日尔独立之后，他仍然保持了同法国的良好关系。尼日利亚的首任总统是本杰明·阿齐克韦（Nnamdi Azikiwe），他的父亲也是一名殖民地官员，在受教育之后短暂成为财政部的一名秘书，遭受歧视之后去职，至美国就学，成为专栏作家，颇有声名。几番求职失败后（包括国王学院的一份教职），他成为尼日利亚几份报纸的编辑，鼓吹激进的民族主义与黑人自豪，成为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在这里我们需要岔开来说一些关联知识。英国人所培养的欧化精英普遍都有点挫折情绪，原因是这样的。他们接受了西方式的教育，也培养出了新的价值理念，即一个人的成就应该由自身的作为决定，而不是任由出身支配。但是在英国殖民地中，一方面，欧洲人把持着最重要的职位，另一方面，旧有的人身依附式政治结构与政治人物也作为英国间接统治的手段与合作伙伴被保持下来，继续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英国官员通常要更认同非洲的酋长和印度的王公，而非这些自己培养起来的新知识分子，这是因为这些官员多来自英国的中产阶级或下等阶级，从文化上来说通常更尊重贵族和社会出身。同时，他们也担心这些新知识分子对自身职位的威胁。 在本地社会之外，英国的高层政治与社会也并没有给这些新精英提供一条晋身之道。这样，这些新精英自然就感受到了排挤，既没有办法完全融入新社会，在传统社会又无立身之所，所以很多人就只能自行其是，领导一个面向现代的民族主义运动，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尼赫鲁与恩克鲁玛等人就是这样一批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法国方面就没有英国这样的问题。在去殖民浪潮中，法国殖民地的领导人通常也都出自这些新精英。在法国制度下，教育被认为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存在一个“学而优则仕”的人才选拔过程，优秀的土著青年在学校接受精英教育后，就会进入公务员体系或职业生涯，其地位要高于传统权威人士。更优秀的人则入法留学，法国政坛的大门也向他们敞开。欧化精英阶层借此向上流动。他们对法国统治的认同程度，其实要远远超过自己的英国同侪。
总之，迈尔斯的研究大体上验证了上述比较研究的结论，即英法不同治术确实造成了不同的影响，但同时也指出，如果说法国的统治相对来说没有惠及大众（同英国比较而言），但是在经营新精英层的认同方面，确实要比英国用力。
同化政策之后果：塞内加尔与阿尔及利亚
如果说中央集权式的政治同化、文化灌输式的文化同化，法国是到处实施的，但是对公民权的授予，法国却非常迟缓。到了1921年，象牙海岸才有308人成为法国公民，达荷美121人，上沃尔特17人，整个尼日尔只有9人。到了1936年，整个法属西非中的1,500万人口中，如果排除塞内加尔，只有2,186名法国公民。转引自Crowder,Michael.Senegal: A Study in French Assimilation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5。相对来说，在1918年，塞内加尔获得公民权者有22,711人，到了1926年，上升到48,973人。同时，也正是在塞内加尔，出现了一批有全帝国影响力的黑人政治家（1848年就有一个混血儿被选为国会议员，Blaise Diagne是第一个黑人议员，在1914年当选，后来在法国内阁中担任了殖民事务的次官），对殖民地的本地控制权确实也由本地白人转移到了黑人手中。这说明塞内加尔的同化政策确实相对来说实施得较深。
接下来我们讨论的是法国同化政策的效果。在这里，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塞内加尔，因为正是在该地，法国人的同化政策实施得最为完整，同化政策的影响也表现得最为清楚。
Crowder, Michael.Senegal: A Study in French Assimilation Policy, p.13.1830年11月5日的一项枢密令使法国民法典适用于塞内加尔，宣布该殖民地为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赋予居住在那里的任何自由出生的个人以法典赋予法国公民的权利。1833年4月24日的一项法律进一步承认了这一特许权，赋予自由出生的人以及合法获得自由的任何个人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法国对塞内加尔的殖民活动可以追溯到17世纪，当时的法国商人在塞内加尔海岸上建立了四个商站性质的殖民城镇——圣路易斯（Saint-Louis）、达喀尔（Dakar）、戈雷（Gorée）和吕菲斯克（Rufisque）。18世纪末，圣路易斯有7,000名居民，其中600人是欧洲白人，其他都是混血儿和自由黑人。法国大革命之后，在1833年，一项皇家法令规定“任何生来自由或依法获得自由的人在法国殖民地都享有公民权利和法律规定条件下的政治权利”，大约有12,000名非洲人因此获得了法国公民权。 1848年革命则进一步将选举国会议员的权利授予了这些殖民城镇（同时规定只要在这些城镇住满5年就能自动获得法国公民权）。虽然拿破仑三世当政时，这项权利被取消，但后来又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所恢复。
转引自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第507页。
1854年，塞内加尔迎来了一位能干的新总督，路易·费代尔布（Louis Faidherbe），他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将法国的殖民统治从河口、海岸上的少数几个据点延伸到了塞内加尔内陆。为了征服，他组建了一支黑人部队，即著名的塞内加尔步兵团。之后，法国开始效仿他的做法，大量征召土著士兵加入法军战斗序列。对此，有学者评论说：“法国人做了其他殖民列强不敢做的事情：武装和训练大量有可能反叛的殖民地臣民。” 当然，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英军也征召了大量的印度士兵。但是法国确实给予殖民地部队以更多的信任，这主要体现为1912年的《入籍法》，该法规定，在服役期间获得奖赏者可以获得法国公民权。
Idowu, H.Oludare.“Assimilation in 19th Century Senegal.”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1969), p.201.这一理事会在相当程度上运作正常，种族关系融洽。
如前所述，第三共和国的建立代表着过去近百年的政治斗争终于告一段落，在其早期，共和主义者确实企图用同化政策将共和体制与帝国缝合在一起。1872年，圣路易斯和戈雷获得了法国公社地位（类似于全权市，拥有地方自治权），吕菲斯克在1880年、达喀尔在1887年也做到了这点。相比于其他西非人，出生、居住在这些公社中的塞内加尔人自动享有公民权，他们受法国民法典的约束和保护，其他人则受制于土著法典（Code de l’indigénat），会被强迫劳动。法国在圣路易斯设置了一个总理事会（general council），作为塞内加尔日常事务的决策机关，本地的土著也能被选进议事会。1879年到1920年，共有97人被选进了议事会，其中有53名白人，占大多数，此外还有混血儿28名、本地的非洲人16名。 法国还在这里设置学校，为整个法属非洲培养土著干部，同时向法国输送土著留学生。
Kwang Johnson, Nancy.“Senegalese Into Frenchmen The French Technology of Nationalism in Senegal.”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10.1 (2004), p.140.
塞内加尔在1960年独立后，首任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的侄女同一位访谈者描述过自己在殖民时代的感受：“在那个时候，即使是被同化的法国四公社也是享有特权的人民……来自达喀尔、圣路易斯、戈雷和吕菲斯克的人都是法国公民，他们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因此，除了一些歧视（那也不算什么）以外，我和一个年轻的法国妇女没有什么区别。”
Kwang Johnson, Nancy.“Senegalese Into Frenchmen The French Technology of Nationalism in Senegal.” p.141.
当时有一种情况非常普遍，那就是塞内加尔内地的孕妇会在怀孕末期迁移到四个公社之一去。一旦这位母亲到达目的地并生产，新生儿就自动成为法国公民。 这种在今日世界也屡见不鲜的身份移民现象，说明了在四公社内，种族因素确实不构成社会天堑。
从种种迹象上来看，本地人并不排斥（或者更公平一点说是认同）“法国化”。除了历史传承之外，还有三个因素颇有助力。首先，塞内加尔人实际上也是由若干差异较大的族群构成的。塞内加尔于1960年独立建国后，除被立为官方语言的法语之外，还有其他六种官方语言（Diola, Malinké, Pulaar, Serer, Soninké, and Wolof）。其中，最大的族群沃洛夫人（Wolof）现在也只占人口的43%。法语，作为一种外来语言，倒是起着一种平衡作用。其次，法国在塞内加尔与他处格外不同，对本地的旧法律、习俗还是比较尊重的。在四公社里面，既有地方法院采用习惯法，也有穆斯林法庭处理婚丧、遗产、赠予等民事事宜。由于公民归化并不以其放弃文化传统为条件，这样，惹来的反感就少。再次，塞内加尔人其实是法国殖民非洲的代理人与合作者，塞内加尔步兵团跟随法国长官南征北战，塞内加尔学校出身的行政官员在整个西非任职。这种较有优势的社会身份，确实有助于他们接受“现实”。
如前所述，世纪之交，法国人实际上从旧有的共和主义原则上后退，同化政策中的部分内容被搁置。在塞内加尔，法国公民权的自动授予始终被限制在四公社内，没有向内地扩展，就是例证。但是，随着非洲裔公民受教育程度的逐渐提高，欧洲人对本地市镇议会和总理事会的控制权不断削弱，混血儿和土著居民开始逐渐获得了控制权（1907年出现了第一位土著地方政治代表）。对这一阶层而言，法国推行的联合政策就是一个威胁（在塞内加尔，这一政策的体现之一是企图剥夺出生公民权，代之以文化资格）。为了应对这个威胁，他们坚决拥护旧有的同化政策。比如，1912年总理事会要求，无论何种肤色，所有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在其他帝国，这是被统治者千方百计要逃避的血税，但是在塞内加尔，则是土著居民坚持履行的责任。理由是，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确保自己享有作为法国公民的权利。
Crowder, Michael.Senegal: A Study in French Assimilation Policy, p.27.
1914年，布莱斯·迪亚涅（Blaise Diagne）成为第一个进入法国众议院的土著代表，在圣路易斯的竞选集会上，他大声疾呼：“他们说你们不是法国人，我也不是法国人！我告诉你们，我们是，我们有同样的权利。” 他的政纲之一就是支持不分种族与肤色的义务兵役法。当时，法国正准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方起，法国本土的人力被迅速吞噬，为了获得人力，法国政府制定了1916年公民法，承认了四公社的出生公民权。布莱斯·迪亚涅后来出任共和国驻黑非洲的征兵专员，官方地位同西非大总督平齐（这招致了法国地方官员的不满，但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他所招募的兵员数超出了共和国的要求。
布莱斯·迪亚涅在去世之前，于1931年至1932年担任了内阁中负责殖民地事务的次官。他的子孙也留在法国生活。Crowder, Michael.Senegal: A Study in French Assimilation Policy, p.31.
布莱斯·迪亚涅代表着一批塞内加尔人的想法，那就是“以效忠换赋权”。 在1921年的第二届泛非大会上，他拒绝“支持任何关于黑人解放的革命理论”，他说：“我们法国土著人，希望继续成为法国人，因为法国给了我们一切自由。”
这个战时契约是否得到了履行？答案是，履行了一部分。一方面，在塞内加尔，法国公民权的获得条件确实更加宽松。到了1939年，非四公社的塞内加尔人也有权选举总理事会的代表。但是在另一方面，“一切自由”却也并不是现实，更多的教育设施、为非洲人预留的政治与经济职位等等迪亚涅之前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
留学生群体在法国觉察到自己的“黑人性”并非偶然现象，正是在社会融入与交往中才容易出现这种“他者感”。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塞内加尔明显出现了第二代黑人政治家（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是其代表），这一群体往往有法国留学经历，在法国社会生活中日益发现了自己的“黑人性”（Negritude）。 假如说第一代黑人政治家比较类似我们这边的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从农村进入城市，尽管遭受歧视，但由于自身境遇的改善与背景文化，仍然对社会秩序抱有相当满意态度，那么，第二代黑人政治家就好像这些务工人员的子弟，他们在城市长大，对歧视与不公正就要更敏感一些。
Crowder, Michael.Senegal: A Study in French Assimilation Policy, p.36
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在法国留学，先后任教于图尔和巴黎的大学，其法语诗歌可称一绝。他就是“Negritude”（黑人性）一词的发明者，主张黑人文化的独特贡献、价值观和特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这种“黑人性”与“法国性”并不冲突。在1935年出版的小说《卡里姆》（Karim）中，塞内加尔早期小说家奥斯曼·迪奥普·索塞（Ousmane Diop Socé）（也是留学生）写道：“阿卜杜生来是一个穆斯林和东方人，曾在一所法国学校接受教育。他的思想受到欧洲思想和逻辑的熏陶，他的心是在《古兰经》、法国诗歌和欧洲音乐的奇特框架中形成的。他是一个矛盾的人。他既能跳探戈，也能跳塔姆舞。他喜欢黑人音乐和黑人女孩，但也梦想着多维尔、巴黎和某个电影明星——一个金发碧眼的维纳斯。”
马丁·梅雷迪思：《非洲国：五十年独立史（上册）》，第57页。
可见，这一群体实际上并不是在整体上反对同化政策，而是主张要有所扬弃，在政治权利上平等赋权，在文化上相互尊重（即抛弃过去同化政策中那些强制的因素）。“二战”中桑戈尔本人在法军服役，他所在的部队被德国人俘虏，德国人把该部队里所有黑人拉出来，准备当场处决。在这个生死关头，桑戈尔高呼的口号是：“法国万岁！黑非洲万岁！” 这说明了他的政治态度。
“二战”中，由于法国本土被纳粹占领，所以戴高乐派竭力争取法属非洲的支持。1944年，戴高乐派与法属非洲殖民地代表在刚果（布）的布拉柴维尔举行了一次会议，重新议定“二战”后法国与其非洲殖民地的关系。会议一方面排除了殖民地独立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决定要加强殖民地与法国本土的融合与政治平等关系，会议催促各殖民地派出代表参加第四共和国的制宪会议，也同意各殖民地建立自己的地方议会（换言之，行政权力下放）。实际上，也正是在布拉柴维尔会议上，法国人开始考虑将一个以法国为中心的等级式帝国转型为某种联邦政体，后来这一拟议中的联邦被称为“法国联盟”。
盖伊也是上述群体中的一员，他留学法国，获得了律师资格，于1924年成为圣路易斯市的市长，又在1937年成为法国社会党塞内加尔支部的领袖，主张全体法属非洲人都获得法国公民权。他后来成为法国参议员。尽管有许多进步，但该法规定选举权只限于那些被认为有足够政治知识的人，如退伍军人、公务员、文化人或富人等。属民获得了公民权，却还没有获得普选权。
布拉柴维尔会议唤起了塞内加尔人参与帝国政治的希望。1944年，桑戈尔和拉明·盖伊（Lamine Guèye）共同当选为国民议会的代表，参与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的制定过程。 1946年，法国国民议会立法，授予所有海外属民以法国公民权，该法被人称为拉明·盖伊法，大约100万法国属民因此获得了选举权。 这又进一步促进了整个帝国的自由化。
对这些塞内加尔政治家来说，战后发生的这些变化无疑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在塞内加尔，臣民与公民之间的差别不再，强迫劳动也被废除。塞内加尔政治家与帝国本土之间也有了更多的交流与融合，桑戈尔本人后来再度当选为国民议会代表，先后在法国政府中担任国务秘书、内阁部长等职务，并负责起草了第五共和国宪法。
马丁·梅雷迪思：《非洲国：五十年独立史（上册）》，第58页。Nugent, Paul.Africa Since Independence: A Comparative History, Palgrave-MacMillan,2004, p.7.2001年他去世时，法国总统若斯潘没有参加他的葬礼，这在法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世界报》（Le Monde）上因此登出了一篇名为“我很羞愧”的社论。
结果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对当时已经铺展开来的去殖民化浪潮，相当多的塞内加尔人，尤其是桑戈尔本人，其实是相当抵制的。他们主张的是地方自治，而不是独立。1955年，桑戈尔说道：“我所担心的，就是……我们可能脱离法国。我们必须留在法国，不仅留在法兰西联邦，而且留在法兰西共和国。” 1957年，在另一处，他也说道：“在非洲，当孩子们长大后，他们会离开父母的小屋，在小屋旁边建造自己的小屋。相信我，我们不想离开法国营地。我们在其中成长，在其中生活是美好的。我们只是想建造自己的小屋。” 这些说法并不是桑戈尔本人一时的机会主义言辞，因为在塞内加尔独立之后，他仍然坚持与法国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而法国也始终给予他相当的尊重。
Idowu, H.Oludare.“Assimilation in 19th Century Senegal.”pp.211-212.
回顾起来，同化政策在塞内加尔的运作虽有缺陷，但从大体上来看，确实是成功的。这种成功主要是政治上的，即塞内加尔人并不是被动接受法国的统治。在文化上，情况则比较复杂，大多数塞内加尔人并没有接受法国文化与语言，但同时也有一部分人发展出了某种混合文明形态。
用一位塞内加尔研究者自己的结论来总结可能更令人信服：
Idowu, H.Oludare.“Assimilation in 19th Century Senegal.” p.217.
谴责同化政策是乌托邦式的、不切实际的和种族主义的，这太容易了。事实上，这是法国所能提供的最好的行政管理制度，代表了法国殖民政策的文明方面。……在塞内加尔，同化是认真实施的，而不是虚假的。尽管四社区中塞内加尔人在这一时期并不十分强大，但他们不能被任意管理；法院和选举议会可以随时保护他们的利益; 许多有权势的黑白混血家庭始终密切关注地方行政当局的所作所为。塞内加尔人无论是作为选民、政治家，还是作为行政官员、士兵或商业雇员，都为法国地区在塞内加尔和西非的扩张做出了贡献。虽然他们小心翼翼地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特性和个人地位，但他们赞赏并决心保留其作为法国公民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