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owu, H.Oludare.“Assimilation in 19th Century Senegal.” p.218.
面对法国的同化政策，桑戈尔在某次演讲中说，要“同化，而非被同化”。这种主动的选择与靠拢，代表了相当多塞内加尔人的呼声。
阿尔及利亚战争是“二战”后去殖民浪潮中最血腥也最动荡的一幕。在其他地方，前殖民者的撤出都是相对迅捷且无损失的，但阿尔及利亚却是一个特例。在这块900万人居住的土地上，法国派遣了50万人的军队，镇压有35,000人的叛军游击队，40万到150万人在这场战争中死亡。从很多标准来看，这都是一场内战，理由如下：一，大量死亡事件发生在正规战场之外，各种恐怖袭击、拷打、虐杀使之闻名于世，私人武装之间彼此报复；二，作战对手界限模糊。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主要打击目标，除了外国人，就是那些穆斯林中的温和派，而法裔居民自己也组织了地下武装对部分法国政府官员和警察发动攻击；三，政治震撼严重。不仅连续几届法国内阁都因为阿尔及利亚问题倒台，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体制也因此瓦解，几乎出现了军人专政。力挽狂澜的戴高乐，三番四次遭到法国激进分子的刺杀。如果阿尔及利亚战争只是普通的殖民战争，很难想象法国的政局会变成这副模样。
如果说塞内加尔是法国同化政策的成功案例，那么，很显然，阿尔及利亚就是一个失败案例。阿尔及利亚在1848年就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省份，被直接纳入法国本土范畴之中。之后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1854—1962）在法国掀起了轩然大波，直接导致了第四共和国的覆亡，原因无他，“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l’Algérie,’c est la France ）。 阿尔及利亚确实没有被看作一个殖民地，而是法国的本土省份。
转引自Belmessous, Saliha.Assimilation and Empire: Uniformity in French and British Colonies,1541-195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27。马丁·梅雷迪思：《非洲国：五十年独立史（上册）》，第7—8页。
在许多层面上，阿尔及利亚发生的事情与塞内加尔并无两样。法国一样抱着“文明”使命来到这里，维克多·雨果曾有名言：“我们来到这片古老的罗马土地，不是为了给我们的军队灌输野蛮，而是为了给整个民族灌输文明；我们来到非洲，不是为了带回非洲，而是为了把欧洲带到那里。”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推行身份同化的对象，首先是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移民（他们主要来自西班牙、意大利、马耳他等南欧地区，少部分人来自德国、比利时和瑞士），以及本地的犹太人（比如1870年的一项法令规定犹太原住民集体入籍）。接着针对的是本地的穆斯林，逐步用法国法律取代本地的伊斯兰教法，鼓励阿拉伯人成为定居者，建造房屋、公共设施（浴室、市场）和水坝，引进新技术和作物（包括土豆和葡萄藤）使本地农业现代化，兴办学校，鼓励本地人学习法语，待其符合条件后再归化成法国公民；在阿尔及利亚也出现了“桑戈尔”式的人物，比如费尔哈特·阿巴斯（Ferhat Abbas），一位相当有影响力的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曾任法国众议院议员，娶了一位法国太太，日后成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的首任总统。1936年，他在自己创建的一份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是法国》，阐述了自己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观点：“假如能让我看到，阿尔及利亚确实存在一个民族国家，我就会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但……这样一个国家并不存在……任何人都不会在虚无的基础上构建大厦。”
Belmessous, Saliha.Assimilation and Empire: Uniformity in French and British Colonies,1541-1954, p.139.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却远远没有在塞内加尔那样成功，无论本地的柏柏尔人，还是阿拉伯人，对成为法国公民并没有塞内加尔人那么热心，法国也设置了更多的障碍（主要是不允许像四公社那样集体入籍），所以在整个殖民地时代，只有6,000名本地穆斯林归化成了法国公民。
为什么此处失败而彼处成功？如果说是因为文化差异太大，可塞内加尔和阿尔及利亚同为伊斯兰文化圈，为什么在塞内加尔成功而在阿尔及利亚就推广不下去呢？如果说是因为缺乏推广“法国化”的人手，那就更不对了，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要远远多于在塞内加尔的法国人（阿尔及利亚有法国海外最大的移民社会）。统观下来，两地最大的社会差别其实在于，在阿尔及利亚，可用于法国化的人手太多了，而非太少。这里存在一个庞大的法国移民群体，在塞内加尔没有。
Belmessous, Saliha.Assimilation and Empire: Uniformity in French and British Colonies,1541-1954, p.139.
自征服以来，有大批移民来到了阿尔及利亚。根据1886年的人口普查，在阿尔及利亚有近22万名法国人、20万名其他欧洲人和376万名穆斯林本地人。 19世纪末，法国人达到了50万，而到“二战”之后则上升到了100万人以上。
尽管有种观点认为，同化的有利条件之一是紧密的社会接触与融合。但凭借常识即可得知，假如这种接触是以某种结构化的歧视为前提的，那么反而会造成人群之间的疏远。
在阿尔及利亚发生的事情似乎就是如此。同塞内加尔不同，阿尔及利亚经40年军事征战而来，所以，移民与本地人之间从一开始就有浓厚的敌意。
本地人在地方议会中的代表不足，而且要么是由行政当局指定的，要么出身显贵，能投票的当地人尤其少。Horne, Alistair.A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1962, The Viking Press, 1978, p.63.Horne, Alistair.A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1962, pp.60-61.根据一项估计，在1870年，只有不到5%的阿尔及利亚儿童上过任何形式的学校。直到1954年，只有五分之一的穆斯林男孩和十六分之一的女孩接受了正规教育。Belmessous, Saliha.Assimilation and Empire: Uniformity in French and British Colonies,1541-1954, p.147.Horne, Alistair.A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1962, p.62.
除开这一初始条件，本地人还遭受了许多结构性歧视。首先，是政治上的歧视。1945年以前，本地人不仅在国民议会中没有代表，在地方议会中的代表也严重不足， 以移民为主的地方行政当局和国民议会的27名议员会阻挠或推迟哪怕是最温和的改革。这导致了许多恶果。比如，在1909年，占阿尔及利亚人口90%的穆斯林缴纳了70%的直接税，占总税收的45%，但他们的收入却只占阿尔及利亚人口总收入的20%。 又比如，在1892年，花在欧洲儿童身上的教育开支是穆斯林的5倍多，尽管穆斯林的学龄儿童人数是前者的5倍。 在1889年，只有不到1.9%的穆斯林儿童得以入学（包括穆斯林学校），而欧洲儿童的入学率则是84%。 其次，是经济上的排斥。殖民当局大规模没收本地人的土地，再将其转让给移民，到后来，移民拥有大约30%的可耕地，包括大部分最肥沃的土地/灌溉地。 再次，是社会上的歧视。在阿尔及利亚有所谓的土著法典（régime de l’indigénat），其对本地人非常苛刻。比如，在言行上不尊重当权者、拒绝执行行政当局要求的强迫劳动、未经批准旅行、未经批准举行会议、未经批准举行宴会等都会引来刑罚，而这些是绝对不会用在法国人身上的。有意思的是，本地有些人群其实并不信仰伊斯兰教，但还是会被认定为穆斯林，以便整齐划一地被排除在移民社会之外。
这也许是正确的看法。Belmessous, Saliha.Assimilation and Empire: Uniformity in French and British Colonies,1541-1954, pp.137-138.Belmessous, Saliha.Assimilation and Empire: Uniformity in French and British Colonies,1541-1954, p.157.
拿破仑三世曾希望调停移民与土著之间的关系，保护土著阿拉伯人的土地所有权和政治结构，但移民对此相当不满。在明面上，他们既反对维持土著政治权威（认为这是某种“种族隔离”，是弃民于酋长之手） ，又反对旨在让土著人集体入籍的计划（认为这不公平，想要成为公民必须以接受法国世俗文化为前提）。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相当程度上响应了这些移民的政治呼声，收回了拿破仑三世给予土著的一些照顾。但从总的层面来看，法国本土对改善土著人境遇的兴趣明显要比阿尔及利亚的移民社会更大，而移民则坚决抵制（并成功阻碍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总督的诸项改革计划。
Belmessous, Saliha.Assimilation and Empire: Uniformity in French and British Colonies,1541-1954, p.151.事实上，阿尔及利亚移民社会的这种种族主义排外倾向一直遗留到现在，还在对法国政治与社会产生影响。国民阵线的前主席、著名的极右翼政客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尽管出生在布列塔尼，但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加入了外籍军团，被控有滥施酷刑的形迹。等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结束，回到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移民团体是他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对这些移民来说，由于地处帝国边缘与多族群生活的环境中，他们有更强的自尊心和更深的被威胁感，在阿尔及利亚不时发生的土客冲突也强化了他们的信念。实际上，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社会要比本土社会更具种族主义倾向（在阿尔及利亚，反犹主义情绪一直都非常强烈）。 由于其规模，他们自成一体，也能对本土政治产生切实影响。第三共和国错综复杂的政治现实使得中央执政者很难有实力或意愿违背移民社群的愿望。
到了20世纪初期，法国本土对同化政策的兴趣减弱，导致阿尔及利亚的上述表现更甚。在法语教育上，阿尔及利亚当局甚至也丧失了兴趣，但这个时候，法国之前教育所培养起来的土著知识阶层却开始对成为法国公民更感兴趣，他们同自己的塞内加尔同侪一样，要求“同化，而不是被同化”。他们自称阿尔及利亚青年党（Jeune algérien），并于1911年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要求，其中包括扩大政治权利（扩大穆斯林在殖民地议会和法国议会中的代表权，给予退伍士兵公民权）、改进司法（废除土著法典）、改革经济（税收和预算平等，保护土著财产权），以及促进社会进步（扩大学校教育等）。
“一战”之后，阿尔及利亚本地居民的境遇有所改善，但是法国移民社群仍然成功抵制了土著居民的集体入籍计划（他们担心土著居民由于人数优势而获得政治优势）和连续几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的其他改革计划。莫里斯·维奥莱特（Maurice Viollette）在1925年至1927年出任总督，在经历挫败（他打算给予本地中产阶级以政治权利）回到巴黎时，他这样说：
Belmessous, Saliha.Assimilation and Empire: Uniformity in French and British Colonies,1541-1954, p.165.
继续把他们当作属民来统治是一个致命的错误。那个律师，那个商人，他很清楚自己是谁，除了他的外表和发型，与欧洲人没有什么区别，当他的公民和政治能力受到质疑时，他感到了羞辱，也因此羞辱而难受。这些人中的60%都准备毫无保留地把法国当作他们的祖国，但如果法国拒绝接受他们，如果成为法国人的要求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无法达到，他们就会建立自己的祖国，而我们就是自食恶果。
转引自Belmessous, Saliha.Assimilation and Empire: Uniformity in French and British Colonies,1541-1954, p.164。哈立德在1923年流亡到了叙利亚。他流亡的理由比较复杂：改革运动失败，他对法国本土帮助不力感到失望，而且法国政府答应只要他流亡国外就帮忙偿还他的债务。
他的判断是正确的。1922年，哈立德·伊本·哈希米（Khaled ibn Hashimi），青年党人的领袖之一，对来访的法国总统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说：“所有人，不分宗教和种族，都是法国的孩子，在法国享有平等的权利……我们想要在法国内部创造一个配得上我们也配得上法国的地位，这就是最好的证明，证明我们是优秀的法国人，只希望加强我们与祖国的联系。” 在这个时候，阿尔及利亚的欧化精英们确实寻求的还只是文化上的自治与独立，而不是其他。
事实上，所有人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和社会现状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必须采取措施防止怨恨和绝望的积累所引发的爆炸。同时，阿尔及利亚也确实存在着一些有利于同化的因素，如阿尔及利亚人并没有国家历史，在过去也没有国家观念，法国的文化与共和政治观念确实能吸引很多受过教育的人，本地社会确实存在相当的封建因素阻碍社会进步，等等。但是，相应的改革就是没有出现。1936年，法国的社会党内阁曾经提出一个谨慎的改革计划，包括在阿尔及利亚组建一个单一的选举团（过去是双选举团制，移民借此控制了大部分议席），在不放弃其民事权利的情况下（即不否认其信仰），授予两万名以上土著精英人士公民身份。但这遭到了移民社群的坚决抵制。第三共和国内阁转换如走马灯，这项改革就搁置了。
本地人不能理解共和主义的法国如何能够无视其建国原则，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土著领导人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革命语言，把自己类比于旧制度下被剥削的法国臣民，逐渐出现了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苗头。时人这样描写：
Belmessous, Saliha.Assimilation and Empire: Uniformity in French and British Colonies,1541-1954, pp.192-193.
我们记得在1936年，阿尔及利亚人民曾经有过一个巨大而混乱的希望，这个希望令他们痛苦万分。在动摇了大众的灵魂之后，就像风暴掀开了水面一样，它留下了相应的觉醒。你看到它沉默，你相信它屈服了……可怕的绝望在被蹂躏的灵魂中结晶，它准备采取绝望行动……人们随时准备跟随任何人进行冒险，在那里他们将带着他们所有的公正的、未得平息的怨恨狂奔。
Belmessous, Saliha.Assimilation and Empire: Uniformity in French and British Colonies,1541-1954, p.200.
革命的种子就此种下。“二战”后，随着法国威望的降低与阿尔及利亚移民社群再一次成功抵制改革，这颗种子得以继续发芽成长。当时阿尔及利亚的本土政治领袖之一是费尔哈特·阿巴斯，他仍然不主张分离主义，他希望的是帝国的自由化重建，以及阿尔及利亚的自治（通过将帝国转变为拥有自己公民身份的多个自治政治实体的联邦）。他强烈谴责那些鼓吹穆斯林民族主义的人，声称“穆斯林民族主义是不合时宜的”，并敦促阿尔及利亚青年在法国的指导下为国家的现代化而努力。
Merom, Gil.How Democracies Lose Small Wars: State, Society, and the Failures of France in Algeria, Israel in Leban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Vietn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26.
1954年，一场叛乱开始了，而阿尔及利亚当局和法国军方的态度是，“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找到有效的手段，尽管他们可能不符合常规，也要不留怜悯地实施”。 这意味着大规模非法监禁与法外滥刑。到了这个时候，以阿巴斯为代表的改良派也都认识到，分裂已经不可避免，于是，他们加入了阿尔及利亚解放组织（FLN）。这标志着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同化政策彻底失败。
五
法帝国的终结：帝国改革计划的失败
一个帝国的本质，也可以从帝国终结的方式上判断。今人回顾去殖民化浪潮，总觉得这是已成型的诸民族得以从帝国桎梏中解脱出来。但这是以今日之果反推昨日之因。从法帝国解体的过程来看，事实并非如此。“二战”结束之后，法帝国的未来如何，其实处于某种量子状态。
Cooper, Frederick.Citizenship between Empire and Nation: Remaking France and French Africa, 1945-196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
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是著名的非洲帝国史研究者，他在其著作《帝国与民族之间的公民》中描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二战”后，法国开始和法属非洲诸地的领导人共商帝国改革事宜，假如战后是一个帝国向民族国家过渡的时代，那么戴高乐就应该坚持旧的等级帝国模式（法国居中，控制所有殖民地），而非洲领导人应该鼓吹独立，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马丁·梅雷迪思：《非洲国：五十年独立史（上册）》，第58页。马丁·梅雷迪思：《非洲国：五十年独立史（上册）》，第62页。
法国许多政治人物，如戴高乐，他们的主张是成立某种允许各地有自治之权的联邦政体，而非洲领导人（阿尔及利亚除外）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都普遍表达了留在法国的意图。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塞内加尔首任总统列奥波尔德·桑戈尔在万隆会议（1955年）之前曾说：“我所担心的，就是……我们可能脱离法国。我们必须留在法国，不仅留在法兰西联邦，而且留在法兰西共和国。” 科特迪瓦首任总统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elix Houphouet-Boigny）是他们中间最保守的忠诚派，他在1951年说：“让我们在这崭新的一页写下一个誓言：将非洲变成法兰西联邦中最美好、最忠诚的领地。”1957年，新独立的加纳总理恩克鲁玛出访科特迪瓦时，乌弗埃—博瓦尼还跟他打了一个赌：“这是在两块国土上进行的一场赌博，一个已经选择了独立，而另一个宁可走一条艰苦卓绝的建设道路，与法国本土一起，建设一个人人享有平等权利和责任的社会……让我们抱着对我们邻国的实验充分尊重的态度，开始我们自己的实验。十年之后，我们再来比较两者的结果。” 这些人并不只是说说，1958年，戴高乐让法属非洲诸国公投选择留在法国还是独立，结果13个国家中只有几内亚选择了独立。
法属非洲国家想要继续留在帝国内当然是有多种原因。不管法国的同化政策有多么虚伪，但是它在相当程度上确实培养出一批人的法国认同。同时，这些人口几十万到几百万的非洲国家，在离开法国的资金、技术与人才之后，确实会遭遇到相当的困难。对此，弗里德里克·库珀指出：
Cooper, Frederick.Citizenship between Empire and Nation: Remaking France and French Africa, 1945-1960, p.9.
非洲政界人士在一定程度上从实际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法属非洲各地领土太小(不像印度或阿尔及利亚），太穷，无法作为民族国家生存下去……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的一部分。经过改革的帝国为非洲人提供了一个机会，不仅与一个富裕的国家（法国）联系在一起，而且能相互联系。他们也认为法国的遗产是宝贵的，特别是人权和公民权的传统。这些活动家坚持认为，如果非洲人民要在战后的世界找到自己的道路，他们需要结合与发展法国和非洲所提供的最好的传统。
Cooper, Frederick.Citizenship between Empire and Nation: Remaking France and French Africa, 1945-1960, p.1.
他们构想的是一个政治联合体，在此联合体中，主权是可以分割、共享的。马马杜·迪亚（Mamadou dia）是法属西非的主要政治活动人士之一，后来成为塞内加尔的首任总理，他干脆地说，民族国家既不现代，也不可取。
那么，既然双方都有维护法帝国（或法兰西共同体）的需求，那为什么帝国到最后还是分裂了呢？
1945年至1960年间，双方其实都同意走出旧的殖民帝国，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形式，既保留某种形式的集合，又给予前殖民地一定程度的自治。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无法就新帝国的具体组织方式取得共识。
帝国在此时其实是由不同种成分组成的，这包括法国本土和阿尔及利亚；老殖民地（包括加勒比海、太平洋上的诸岛屿，以及塞内加尔四公社）；新殖民地（法属非洲各地，包括法属西非、法属赤道非洲两个大总督区级单位）；保护国（包括摩洛哥、突尼斯和法属印度支那）；以及托管地（多哥和喀麦隆）。如何把帝国的这些成分都安排在一个多元联邦中，平衡其立法与执行权，如何安排各部分的公民身份，这些其实都是极费思量的事情。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一个大家一致认可的方案。
在此三级体制中，首先是各殖民地自治，然后法属西非各地（再加上其他愿意加入的各邦）组成一个非洲联邦，然后再与法国本土联合而成一个法兰西共同体。桑戈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起到联合非洲各邦，与法国本土分庭抗礼的作用。乌弗埃—博瓦尼则是此主张的反对者。
各邦的自治权有多大，联邦政府如何构成，法国本土应不应该在联邦中享受超然地位，对这些问题可谓众说纷纭。比如桑戈尔主张一个三级体制的联邦，但没有得到法国和其他一些非洲领导人的同意。 除此之外，还有公民地位问题。有人希望实现单一公民身份，有人希望实现双重公民身份。如果是前者，各邦对其他邦的居民一视同仁。作为统一共同体的公民，自然可以自由迁徙，享有平等的政治、社会与经济权利。如果是后者，则大家共享一个法国联盟/共同体的身份，但是各邦之间则互不通约（比如，一个塞内加尔公民并非法国公民，但是他们都是法国联盟的组成公民）。
很多非洲领导人希望能有这样的一个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各地方能够有相当的自治权利，能够表达民族情感，照顾该地区多数人民的利益，同时又希望法国能够负担起经济与社会援助之责。但是一个被限权、需负责的法国为什么还需要这个帝国呢？
法国则很显然地面临着一个两难处境。它首先要调整各殖民地在帝国中的法律地位并给予一定援助，使得各殖民地仍然有兴趣待在一个新帝国内，但是又不能过分牺牲法国本土的利益，让海外的政治参与压倒本土人群（当时的法国本土人口是4,000万，海外属民是6,000万），从而丧失所谓“法国性”（Frenchness）。它如果采取一个更紧密联系的体制，让海外属民和政治家在中央拥有足够的发言权，就有可能引发法国本土的恐慌（本土人群担心被海外多数压倒）。但它如果采取一个更松散的体制，那么法国对新帝国的控制又从何谈起呢？
Cooper, Frederick.Citizenship between Empire and Nation: Remaking France and French Africa, 1945-1960, p.85.
弗里德里克·库珀相当正确地指出，法国联盟面临着帝国异质性的挑战，由于这种异质性的存在，自治与民主有时是相互矛盾的。
参见https://en.wikisource.org/wiki/French_Constitution_of_1946。参见https://en.wikisource.org/wiki/Constitution_of_the_Fifth_French_Republic_(original_text)。
在1946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宪法文本中，法国联盟仍然体现为一个中央集权控制版本的新帝国。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是法国联盟的领袖，联盟大会是其代表机关（法国本土出一半代表，其他领土出另外一半），但只有协商功能。各地有自己的理事会，但选举的时候仍然是双名册制度（本地人选一部分代表，殖民地的欧洲人选另一部分代表，以便本地人不至于压倒欧洲人）。 1946年至1958年间，大体发生的事情是权力由巴黎向各殖民地和平转移（社会党内阁居功甚伟），各地产生了自己的议会与责任政府，选举也由双名册制改成了单名册制。1958年，第四共和国垮台，第五共和国成立，戴高乐一手打造了新宪法，根据该宪法，法国及其海外领土将组成一个法非共同体，每块非洲领土都将成为一个自治共和国。法非共同体的立法与行政机关是共同体参议院和理事会，法国和非洲将会大致平等地参与其中。法非共同体的性质在相当程度上等同于一个邦联。
Cooper, Frederick.Citizenship between Empire and Nation: Remaking France and French Africa, 1945-1960, p.433.
在这种权力转移中发生的事情是，越来越多的法国人觉得新帝国是累赘而不是资产，每年从本土吸走大批援助资金而没有回馈，而非洲领导人所希望的那种多元文化式的联邦政体与法国既有政治实践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弗里德里克·库珀的结论是，“法国人和非洲人一再被夹在他们想要的政治和他们能得到的政治之间”。
徐晓飞：《法语非洲：旧日帝国的最后堡垒》，《澎湃新闻》2018年7月5日，见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42929。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帝国与民族不相容”。以前我们大家的理解多半指的是，帝国与被征服的民族不相容，但其实从近代史上看，应该是帝国的主体民族与帝国不相容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几乎是顺理成章的。1960年，一个又一个非洲国家宣布独立，法国则从一个又一个殖民地主动撤退。正因为这种独立与撤退几近于双方的共识，所以即使是在法帝国崩溃之后，各法属殖民地对法国的依赖也并没有随着独立而结束。即使到现在，法国本土已经不再使用法郎这种货币，但是西非和中非的14个国家仍然在使用法郎（由法国财政部提供担保），法国军队仍然驻扎在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里。前西非、赤道非洲殖民地至今还是以法语作为官方语言。在北非三国（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虽然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及柏柏尔语，并没有法语，但实际上法语是行政以及教育系统使用的语言，三国分别有32%、40%和64%的人口使用法语。 所以有人说，非洲仍然是法帝国的最后堡垒。
比较公允地说，相比英国，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统治是相当正式的，它有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有一个“郡县化”的帝国管理体制。即使是在联合政策取代同化政策的那些年月中，法国对地方传统权威人物的态度也只是从“打击”转变为“利用”而已，其殖民地的整体权力架构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
相比之下，法兰西第二帝国所推行的社会同化政策却发生了大的游移。由于其共和主义与革命体制的底色，帝国的正式意识形态是普世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其社会向被征服者开放，有类罗马帝国。随着法国民主体制的巩固，其社会的开放性逐渐收缩。但是，即使其同化政策是“虚伪”的和带有压迫性质的，其有限的实践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使被征服地方的部分人群产生了对法国的认同。
Lewis, Martin Deming.“One Hundred Million Frenchmen: The Assimilation Theory in French Colonial Policy.” p.152.参考Raymond F.Betts, Assimilation and Association in French Colonial Theory, 1890-1914。
但是，公允地说，法国的同化政策确实也是失败的，并没有达到它预想中的那种在海外“化夷为夏”的效果。这其中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比如，第一，从最简单的物质因素角度来说，教化成本太高，而殖民地从来没有给法国以大的经济回报，这使得相当多的法国人认为在殖民地追加（物质或精神上的）投资是不明智的；第二，在有大量欧洲人存在的殖民地（如阿尔及利亚），欧洲移民同本地人的关系相当差，正因如此，官方政策并没有得到民间社会的响应；第三，相当一批殖民地官员与法国本土人士对同化的态度不一，有些人可能更希望维持“差序”格局，不愿意将共和政治原则（平等与自由权利）在殖民地付诸实施。他们将殖民地人民视为劣等人，认为他们只配被统治。
可以说，“文化上尊重，政治上平权”的做法从来没有成为法国同化政策的主流，相反，文化同化与政治歧视倒是常常结伴而行。对此，殖民史学家马丁·刘易斯（Martin Deming Lewis）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评论：
Lewis, Martin Deming.“One Hundred Million Frenchmen: The Assimilation Theory in French Colonial Policy.” p.153.
同化政策出错的地方，与其说它不合逻辑、不现实或者不可能做到，倒不如说人们就没有做出过认真的努力来把它执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