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
我们必须使所有的民族都处于同等的、温和的不满之中。
——奥匈帝国首相爱德华·塔弗伯爵
（1879—1893年在任）
有些人也许还记得《茜茜公主》这部电影，讲的是巴伐利亚的贵族之女茜茜，巧遇奥地利王子弗兰茨，因爱成婚，并克服诸多皇家文化礼仪障碍、度过宫廷岁月的故事。“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的美人用自己的风采征服并安抚王子、宫廷、异国与属民，这自然是本片的亮点。但是，它在不经意间也给我们展示了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及其帝国（以下简称“哈布斯堡帝国”）的风貌：任何一个人，哪怕他对那段历史一无所知，也都能在电影中看到，宫廷内矛盾重重，帝国内部民族党争不断（茜茜公主本人就偏爱匈牙利人）。
杰弗里·瓦夫罗：《哈布斯堡的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奥匈帝国的解体》，黄中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29页。
在历史上这确是实情，自17世纪以来，帝国下辖若干人群，其领土涵盖今日的中欧、东欧与东南欧的一大片地方。1913年，帝国5,200万人口中，只有1,200万德意志人，其余的则是1,000万匈牙利人、850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550万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500万波兰人、400万乌克兰人，以及130万斯洛文尼亚人。 这些民族之间怎么相处，自然是一件难事。
一个初来乍到的人观察这个帝国，大概会觉得它是一件百衲衣，其政制、宗教、经济与社会都有很强的拼凑气质。
杰弗里·瓦夫罗：《哈布斯堡的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奥匈帝国的解体》，第19页。当时奥匈帝国被分割成由德意志人治理的内莱塔尼亚地区和由匈牙利人治理的外莱塔尼亚地区。内莱塔尼亚是奥匈帝国的北部与西部领土的泛称。内莱塔尼亚意为莱塔河以西，与莱塔河以东的匈牙利王国的外莱塔尼亚相对。内莱塔尼亚由哈布斯堡家族以奥地利皇帝之名统治。内莱塔尼亚的首都设在维也纳。1910年，其人口有28,571,900人；外莱塔尼亚，又称圣斯蒂芬王冠领，是奥匈帝国内匈牙利王国负责统治的领土部分。圣斯蒂芬王冠领是1867年奥地利与匈牙利妥协的产物，之后匈牙利成为哈布斯堡王朝治下双元奥匈帝国的构成国。按照1868年克罗地亚—匈牙利妥协协议，圣斯蒂芬王冠领同时还包括了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王国，首都是布达佩斯。
有个1902年来过奥匈帝国的法国人论道，在这帝国里，样样东西，包括钞票，都是“二元并立”。奥匈帝国的克朗纸钞的正反两面以不同文字印行：奥地利那一面以德文和内莱塔尼亚其他八种语言(波兰语、意大利语、捷克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罗马尼亚语、乌克兰语）的文字标出币值；匈牙利那一面，则只以马扎尔语标出币值。
正是这种拼凑性使得帝国难以命名和形容。历史上，这个帝国有很多种称呼，哈布斯堡王朝、哈布斯堡帝国、奥地利帝国和奥匈帝国等等，但是没有一种称呼能让所有人心悦诚服。即使到了帝国的最后阶段，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仍然对帝国应该被称呼为“K.K.”（皇帝—国王的）还是“K.U.K.”（皇帝的和国王的）而争执不休。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在1867年之后，这个帝国通过协议成为双元帝国，奥地利一方对帝国的称谓是“K.K.”，即皇帝—国王的，匈牙利一方则偏爱用“K.U.K.”，即皇帝的与国王的。匈牙利这么用是为了强调匈牙利的独立性，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是作为匈牙利国王来治理匈牙利的，而非其他。
在政治生活的其他方面，帝国也呈现出一定的模糊性，一位小说家对此有所描述：
转引自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第171—172页。
按其宪法它是自由主义的，但它受教会的统治。它受教会的统治，但人们过着自由思想的生活。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正好都是公民。人们有一个议会，这议会如此强暴地使用自己的自由，以至人们通常都将它关闭；但是人们也有一个紧急状态法，凭借着它的帮助，人们没有议会也能行，而每一回，一旦大家已经对专制政体感到不愉快了，王室便会命令重新实行议会统治。在这个国家里有许多这样的事件，那些国民争斗也属于这些事件之一，它们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欧洲的好奇心，而今天人们却对它们做了完全错误的描绘。那些争斗是如此激烈，以致国家机器因此每年停止运转好几次，但是在这些间歇的时间里以及国务活动停顿的时间里，人们相处得好极了并且装出一副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模样来。也是没发生什么实实在在的事嘛。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百衲衣特征，也由于哈布斯堡帝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明显的窝囊与衰败，以及它在“一战”中的无能与战后解体之彻底，使得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有许多人对它心怀藐视，称之为“中世纪残留的帝国古董”。
Kundera, Milan.“The Tragedy of Central Europe By Milan Kundera,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Edmund White.”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1.7 (1984), pp.33-38.这里使用了陈通造的翻译，特此致谢。又，米兰·昆德拉的这一发言，实际上反映了相当多捷克人对帝国的怀旧之情。见Sla álek, Ond ej.“The Paradoxical Czech Memory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Satisfied Helots or Crippled Citizens ”Slavic Review 78.4 (2019), pp.912-920。转引自高晓川《奥匈帝国民族治理研究》，时事出版社，2017，第145页。埃瑞克·霍布斯邦（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贾士蘅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第195页。顺便说一下，茨威格、波普尔和霍布斯鲍姆这三人都是奥地利犹太人流亡者，他们三人对帝国的认识也许代表着一个“国际民族”对奥地利多元国家的缅怀。
如果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无论是现在，还是当时，都还是有很多人觉得这个帝国并不是一无可取，也并不一定会走向崩溃。在前，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面回忆自己的昔日母国，其中不乏“岁月静好”“稳定进步”之类的观感。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则认为，当时的中欧，实由哈布斯堡王朝所定义。他叹说，“深怀不满的其他中欧民族在1918年将它们的帝国四分五裂，它们未曾想到这个帝国尽管有种种不当之处，却是无可取代的”。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提出，多民族的奥匈帝国较民族国家而言，其实代表着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后来也有人说，奥匈帝国其实是欧洲多元共同体的前身）。在后，匈牙利著名历史学家亚西（Oszkár Jászi）在《哈布斯堡王朝的解体》（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中指出，从客观条件上来说，帝国东西部之间的经济结构是互补的（西部工业/东部农业），帝国内的宗教信仰矛盾也并不大，因为都以天主教为主。在匈牙利、波兰和克罗地亚等民族中有大量贵族阶层心向帝国。 著名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帝国的年代》中也指出：“在20世纪最初10年，虽然帝国中绝大多数人民毫无疑问已经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民族，但他们之中却很少有人认为这一点和对哈布斯堡君主政体的支持有任何矛盾。”
到了现在，史学界流行的修正主义解释则更进一步，认为帝国晚期实际上是一个进步时代，国家也在日趋巩固。荷兰历史学家彼得·贾德森的《哈布斯堡王朝》，是该修正主义解释的典范之一。他指出，哈布斯堡帝国始终是在演化之中的，并不僵化。他描述了玛丽亚·特蕾莎（Maria Theresia，1717—1780）和约瑟夫二世（1741—1790）时代的开明专制改革，谈起了帝国内各族人民对帝国本身的忠诚之心（即使对王朝有这样那样的不满），讲到了弗兰茨·约瑟夫一世（1830—1916）统治时期，皇帝最开始所推行的中央集权改革虽然窒息着政治，但在社会和经济上却是一个自由化的时代（政治上的纷争不能掩盖帝国经济上的突飞猛进），最终推动帝国进行了政制改革——普选、国会、法治与地方自治——最终使奥地利成为一个“自由帝国”。
彼得·贾德森：《哈布斯堡王朝》，第261页。彼得·贾德森：《哈布斯堡王朝》，第262页。
有些研究者认为，帝国内部民族主义兴起继而拆散帝国不过是必然之事，但贾德森则说：不，不是这样。帝国与民族之间并不是敌对互斥关系。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国家由多种文化、语群、宗教成分构成就自然认为必须“定于一”，否则就会被撕裂。难道同时代的法国、英国、德意志、意大利和西班牙不是由多种语言和文化构成的吗？意大利政治家不是在1861年说过“我们创造了意大利，我们还要继续创造意大利人”这么一句名言吗？ 现在的瑞士还是由多种人群组成，但也相安无事。贾德森提出：“民族主义冲突不是奥匈帝国社会多语化特质不可避免的产物，而是帝国制度造就的结果。” 而且，这一冲突在可控范围内。
孰对孰错呢？
一
帝国的由来与诸次改革
史蒂芬·贝莱尔：《奥地利史》，黄艳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第1页。
在《奥地利史》这部著作的开始，作者史蒂芬·贝莱尔就写道：“奥地利人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奥地利历史则是一段没有民族的历史。” 可以说，这句话恰如其分地还原了历史真实：直到1918年之前，居住在阿尔卑斯山区哈布斯堡王朝世袭领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只是奥地利人中的一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些德意志人的主要认同并不是民族认同，而是王朝认同。同样，在奥地利治下，还有若干其他民族，如匈牙利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等，德意志人既不构成奥地利国家的主要人群，也没有垄断国政。费孝通先生过去讲历史上的中国是“多元一体”的格局，这个描述用在奥地利身上可能更为合适。
1278年，德意志的哈布斯堡家族（他们的老家在今天的瑞士）夺得了对（现有的）奥地利地区的统治权。在接下来的三四百年间，哈布斯堡家族的君主们通过王朝联姻的手段获得了大片领地，一度涵盖西班牙、勃艮第和意大利，又通过选举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到了1521年，其所要治理的领域是如此宽广，不得不在家族内部进行分割。现在的奥地利（加上部分的意大利与斯洛文尼亚地区）被当时的家长查理五世当作安慰奖交给了家族的一个分支（查理五世的弟弟费迪南）。这个分支相对专注于在中欧的统治，一般人们在讲哈布斯堡王朝的时候，指的就是这个分支。
我个人觉得，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史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起于16世纪早期，终于18世纪晚期约瑟夫二世改革。这一阶段是哈布斯堡王朝奠基并囊括几乎所有领土的成型期。第二阶段则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终于1867年的奥匈分治。这一阶段是哈布斯堡王朝诸君主应对革命挑战的时期。第三阶段是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统治年代（1848—1916）的中后期，在其68年的统治中，帝国进行了多次改革，国体和政制都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
第一阶段
1526年，匈牙利国王（同时身兼波希米亚王国国王）路易二世在与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中战死沙场，由于其家族与哈布斯堡有双重联姻关系与协议，费迪南宣布继承路易二世的两个王位（次年又接受了克罗地亚的王位）。当时两国都面临土耳其的严重威胁，所以大部分贵族都几乎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在之后的选举过程中确认了这两国的归属（按传统，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王位要得到贵族选举会议的认可）。
一开始，哈布斯堡在这两国的统治，几乎完全仰仗地方贵族的配合。哈布斯堡君主似乎也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德语人群的君主，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干脆把首都迁到了布拉格（这多半因为波希米亚是帝国中最富庶的地方）。使事情起变化的是中世纪末期在欧洲各地兴起的宗教冲突。波希米亚一方多信奉基督教新教，而哈布斯堡家族一方是天主教。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中，新教诸侯与天主教诸侯互相攻伐，哈布斯堡在西班牙的帮助下对波希米亚发起了一场征服战争，其结果是波希米亚一方彻底屈从于帝国。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也许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从此这个君主国就从三头变成了两头。请允许我暂时偏离叙事主线，对此讨论一二。一般认为，哈布斯堡君主国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奥地利本部（包括部分意大利地区），很多地方的地势跟瑞士差不多，阿尔卑斯山贯穿它的西部和南部。山地占国土面积的70%，唯一的一块平原盆地在东北部维也纳附近。这个地方可能是旅游胜地，但在古代条件下，养不了太多人。第二部分就是波希米亚（今捷克）地区（包括摩拉维亚和部分西里西亚）。这个地方群山环抱，中间是肥沃的丘陵盆地，加上河流纵横，自古就是北欧和南欧间的通商要道。这种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它成为重要的经济基地（税赋之要在），甚至到了19世纪，整个帝国80%的工业都集中在此地。第三个部分是匈牙利（包括斯洛伐克、部分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基本上是一马平川，占地极广（到18世纪约占帝国整个领土的45%）。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直到18世纪初），这个地方都是与奥斯曼土耳其直接冲突的军事前线，遍布边地尚武的军事贵族。日后（1741年）特蕾莎女王遭到腓特烈大帝的猛击，险些失位，她怀抱婴儿逃到匈牙利（在匈牙利议会上演了一出“哭秦廷”），向匈牙利贵族恳求经济与军事支援，如此才得以转危为安。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地方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在一个帝国里，假如本部十分强大，分支不过是可有可无，那自然用不着讲究平衡。但是在哈布斯堡君主国这个例子里，情况却并非如此。对政治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两元体制是不如多元体制稳定的。这是因为两元体制很容易陷入僵局与对抗之中，而多元则往往存在着动态均衡。但自从波希米亚被征服之后，哈布斯堡君主国就隐隐约约有两元对立的先兆，其弊病在19世纪大众民族主义时代出现之后就越来越明显。
如果从政制与国体的角度上讲，在这一时代，哈布斯堡王朝组织得比较松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哈布斯堡对其君主国各领地的统治都是封建私人性质的（担任奥地利国王与匈牙利国王的只是恰好是同一个人，并不代表奥地利和匈牙利有什么关系），直到18世纪早期，人们才意识到帝国各部分的联合需要有一个法律基础。匈牙利最不情愿这么做，直到1722年，匈牙利议会才投票通过了一份文件（被称为《国是诏书》），承认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联合王国性质。直到特蕾莎女王和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1741—1790）时期，这个联合君主国才有了更多的组织。这两位开明专制君主的手段跟其他地方的绝对主义君主没有两样——推行法治，建立中央集权官僚机构，削弱地方贵族势力，直接插手社会，普及教育，进行经济改革。地方贵族自然不满，在抵抗中央集权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发现地方的民族认同可以成为一种政治工具。在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一方，也相应推出了超民族的“祖国”概念。当然，这些斗争都还只是处于萌芽阶段。
这一时期的帝国扩张塑造了直到20世纪为止帝国的基本民族形势。对此，学者基本上有一些共识，虽然帝国治下的人群众多，地域复杂，但这种多元与复杂在帝国的初、中期并不构成对帝国统一的挑战。
Jaszi, Oscar.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9,pp.38-40.
德意志人自然是哈布斯堡帝国中最大的单一人群（大概占总人口的20%以上）。在帝国中，德意志文化发挥着首要影响力。德语是宫廷、军队高级军官和市镇人民的语言，各地的商人、知识分子和贵族通常也会讲德语。他们并没有局限在奥地利本土，而是广泛分布在帝国不同地区，同其他族裔的人口混居在一起。亚西在《哈布斯堡王朝的解体》中也指出，这是中世纪德意志殖民进程的结果：德意志殖民者为中欧地区带来了更复杂的农业技术和城镇生活，也引进了更发达的西欧文明。这些殖民者有时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但更通常的是应本地统治者的邀请而来。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对一个帝国来说，挑战最大的永远不是边缘地方的分裂主义，而是主体人群的封闭心态。幸运的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德意志人都没有显露出民族主义倾向，更多的还是王朝认同。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哈布斯堡帝国，“德意志人”基本上是由文化定义的（而非血缘、种族），谁能讲德语、熟悉德意志文化，谁就能归化为德意志人。而且，直到19世纪末，德意志人在看待自己与其他人群的差别时，通常认为这是一个文明发展问题，而不是种族特性问题。正是由于德意志人这种“帝国民族”的特性，使得帝国具有了一定的包容性。
Kumar, Krishan.Visions of Empire: How Five Imperial Regimes Shaped the Worl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184.Jaszi, Oscar.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p.136.
在统治者一方，哈布斯堡的君主们也有相当的超民族自觉。其中一位成员，阿尔伯特大公（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堂兄），曾经说：“在一个由许多种族和民族居住的多重帝国中，王朝绝不允许将自己专门分配给其中一个。就像一个好母亲一样，它必须对所有孩子表现出同等的爱，不去疏离任何一方。这就是它存在的理由。” 尽管阿尔伯特大公说出此话时，已经是帝国末期了，但这确实能代表哈布斯堡王室既有的思想传统，亚西对此的评论是：“哈布斯堡家族以一种超民族的方式感受和思考，这是由他们极其复杂的血统混合、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以及其王朝极其多样化的种族构成所造成的。”
在约瑟夫·罗特的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中，冯·特罗塔家族出身于斯洛文尼亚地区的偏远农村，先祖在偶然的情况下在战场上救了皇帝性命，于是被封为男爵，子弟也受到特别照顾成为地方官。“地方官本人从来没有想过去看看父亲的家乡，他是一个奥地利人，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奴仆和官员，维也纳的皇家宫殿才是他的家乡。……在给儿子那封至关重要的信中他写了这样一句话：‘命运使我们这个边区的农民家庭成了奥地利人。我们要永远地做奥地利人。’”这虽然是小说家言，却也描写出了帝国统治结构的开放性，不因族裔出身而发生变化。
Kumar, Krishan.Visions of Empire: How Five Imperial Regimes Shaped the World, p.196.
匈牙利人在1910年占帝国总人口的19%，是第二大人群。如前所述，匈牙利贵族发达，他们对帝国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贵族们有自己骄傲的历史传承，掌握着地方的治理，而这越来越受到维也纳中央集权和理性行政的压力；另一方面，匈牙利的高层贵族在很大程度上是哈布斯堡家族一手扶植起来的，他们与帝国宫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常常出任帝国高级官吏，依赖帝国的财政支持。1843年，匈牙利的自由主义领导人米克洛什·韦塞莱尼（Miklós Wesselényi）发表宣言：“如果不存在哈布斯堡帝国的话，就有迫切的需要马上创造一个。”
鲁塞尼亚人是乌克兰人在哈布斯堡君主国中的别称。Kann, Robert A.The Habsburg Empire: A Study in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Praeger,1957, pp.46-47.转引自理查德·巴塞特《以上帝和凯撒之名：奥地利皇家军队的崛起和消亡》，毛岚等译，天地出版社，2019，第280页。
帝国其余58%的人口主要是其他斯拉夫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和鲁塞尼亚人 ，等等。大体来说，这些人群虽然分布不同，但并不生活在地理隔离状态中，彼此之间的差异也并不比他们的共性少多少。 到19世纪，由于中央/地方冲突的刺激，它们也出现了各种地方民族主义，但是在这些地方民族主义者心中，哈布斯堡帝国之外的选择并不多，他们对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持相当负面的态度，认为哈布斯堡帝国虽然是种束缚，但也是一种保护力量，因此他们的民族认同与帝国认同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冲突。比如说，在过去，克罗地亚人以对奥地利的忠诚而闻名，拿破仑的将军马尔蒙就曾夸奖道：“克罗地亚人投身于军事服务，且忠于国家，一旦出现任何威胁奥地利的变化，他们就会立刻出发去保卫奥地利。” 这是自中世纪起克罗地亚人与哈布斯堡家族长期合作共同抗击外来入侵的结果。
此外，还有几件事也有助于改善帝国内部各人群之间的关系。首先，各人群的地理分布与行政区划并不一致。在帝国下属各王国、地方中，往往分布着若干不同的族群，没有哪一个族群能够独占一块地方，也没有哪一个族群没有分散在若干政区之内，这就隐隐约约地达成了某种平衡。表4.1是1911年人口普查时的人群分布数据。
表4.1 奥匈帝国人口组成（按语言）
数据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Ethnic_and_religious_composition_of_Austria-Hungary
在这里，还值得提一下的事情是，在帝国各地，都有大量的人群、家庭其实是双语或者多语使用者。
其次，帝国境内的主要人群虽然有多种信仰，但是天主教仍然是帝国境内的首要宗教。表4.2列明了1911年人口普查时人群宗教信仰的分布情况。
表4.2 奥匈帝国各宗教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Kann, Robert A.The Habsburg Empire: A Study in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pp.41-42
Jaszi, Oscar.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p.157.Jaszi, Oscar.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p.159.
天主教是帝国统一最有力的支柱之一。长久以来，罗马天主教会就与哈布斯堡王朝有相当紧密的结盟关系，用自己全部的精神权威去支持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亚西指出：“罗马天主教会作为一个整体远离任何德意志民族主义倾向，并相当倾向于亲斯拉夫政策。” 天主教的这种倾向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到了帝国末期的时候，帝国内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甚至发起了所谓的“远离罗马”运动（Los-von-Rom-Bewegung），鼓励奥地利的德意志人转信新教。
转引自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第185—186页。Jaszi, Oscar.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p.144.理查德·巴塞特：《以上帝和凯撒之名：奥地利皇家军队的崛起和消亡》，毛岚、罗帅、李慧译，天地出版社，2019。
除此之外，军队、贵族和官僚也各自提供了面向帝国的向心力。军队一直以哈布斯堡家族军队的面目出现，讲究的是对皇帝的私人忠诚。这支军队并不以军事效率见长，其包容性却非常显著。匈牙利历史学家伊什特万·戴阿克（István Deák）说：“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上，军队公开积极地表示对民族主义的抵制……他们受到的教育是，任何民族情绪的流露对于一个军官而言都是不合适的，甚至有叛国投敌之嫌。” 亚西则指出，军官阶层本身构成了某种“国民阶级”（national caste），甚至其私人生活也是去民族化的。 哈布斯堡家族的末代皇帝卡尔一世也说：“帝国所有人都在军中找到了家。” 皇帝的评论可谓恰如其分，奥地利军队中最伟大的两位将军——华伦斯坦和欧根亲王——一个是来自波希米亚的捷克新教徒，一个则是一名意大利—法国亲王（只能说一口结结巴巴的德语）。
Jaszi, Oscar.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p.150.
贵族在帝国之中自成一个社会阶层，他们与其他人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别使得他们天然具有某种超民族意味。在哈布斯堡家族吞并匈牙利的初期，有些匈牙利贵族曾经起兵反叛，但是起义领袖之一拉科齐亲王（Francis II Rákóczi）在战败之后抱怨：相当多的匈牙利贵族娶了奥地利出身的妻子，在维也纳受教育，在奥地利、施蒂利亚或摩拉维亚边界拥有世袭领地，大约有一半最富有的家庭总是住在维也纳，他们一直与皇帝的意图和秩序息息相关，因此他们衷心地支持奥地利人，以免危及其财产。 帝国境内的贵族多半如此，而哈布斯堡家族自然也会投桃报李，帮助维系这些贵族的社会与政治地位，等同结盟。
相比贵族，哈布斯堡王朝官僚机构的“去民族化”程度当然更胜一筹。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是帝国末期一位能干的批评家，他在1907年出版了一本名为《维也纳文学》的小书，在这本书中，他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官僚有如下的讽刺与描写：
Jaszi, Oscar.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p.163.
……这些生物，只有在帝王恩典的气息中才能有生命力的外表（且其得失全执于帝王之手）。这是一群没有祖国、没有家园、没有根基的人，昨天还是无名之辈，今天就突然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抬举起来，悬在空中，仿佛是在持续的恐惧中，悬在帝王恩典的绞刑架上。……这里也是一个新的殖民地，皇室的殖民地。这里也产生了一个新的种族，弗兰茨皇帝的“爱国者”。
Jaszi, Oscar.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p.164.
这些话虽然意在贬斥，但也说明了一些东西。另外一名同时期的评论家、经济学家克莱因韦希特（Friedrich Kleinw chter）则没有那么刻薄，他的说法是：“一个理想的奥地利官员是一个完美地掌握了德语却没有任何民族意识的人……一个盲目地奉献给王朝的人，没有任何批评精神。”
正是因为以上这几方面的合拍，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哈布斯堡帝国并没有出现大的民族问题。
第二阶段
史蒂芬·贝莱尔：《奥地利史》，第110—111页。
法国大革命结束后，奥地利力行的是保守主义政治。这一时期帝国的一切政治目的都是保住王朝专制主义。1821年，皇帝弗兰茨一世对一个教师说：“周围的新观念是我不能，也绝不会赞同的。……任何为我服务的人都要按我的命令从事教育，任何不能这样做的人，或者与新观念有牵连的人，都可以离开，否则我就安排他离开。” 政府虽然允许各地的“文化生活”继续存在，但却取缔和压制各种“政治生活”。著名的梅特涅时代（1821—1848）是一个鸦雀无声的年代。史蒂芬·贝莱尔指出，梅特涅的主要打击目标是“革命”，而自由主义革命的中心是城市中产阶级，这个阶层是最容易形成统一的、超民族的、全国范围内的公民政治文化的。对他们进行打压的结果是，一个本来可以在文化层次上掌握领导权、话语权的公民社会无法形成，而他们，在一个即将到来的大众政治年代，本来是能起到一定统合作用的。
在这一时代，人们对帝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满，但对王朝则有了越来越多的怨言。公允地说，在历史上，这是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人民第一次努力想要把一个多元帝国和王朝区分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