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1848年革命中表现无遗。1848年3月13日，一群学生在维也纳向政府提交改革请愿书，遭到军队镇压，抗议随即变成了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又迅速蔓延到了帝国其他地方。贾德森在描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指出，1848年革命是几种革命的复合体，一种革命是贵族精英试图通过取得政治自治来扩张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从而与官僚化的帝国对抗；另外一种革命则试图缔造一个用来监督国内官僚的宪政帝国，让帝国的官僚体系服从于社会意志。 前一种革命主要发生在匈牙利，后来演变成一场分裂主义运动，后一种革命则发生在帝国其他地方。贾德森指出，大体上，革命是亲帝国的，许多革命者自诩为哈布斯堡王朝真正理念的守护者，他们的目的是改造帝国为己所用，而非摧毁帝国。
这是在德意志1848年革命期间成立的全国性议会组织，计划以民主方式统一德意志。
这里有一个显著的例子。捷克人弗兰蒂泽克·帕拉茨基（Franti ek Palacky）在1848年接到了德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的邮件，邀请他共襄盛举。帕拉茨基回复说：
F.Palacky, “Letter to the Frankfurt Parliament Committee of Fifty, April 1848,” https://www.age-of-the-sage.org/history/1848/palacky_letter.html.值得注意的是，帕拉茨基也解释道，许多小民族不可能转投布达佩斯，因为“不可能自愿加入这个宣称一个人首先必须是一个马扎尔人，然后才是一个人的国家”。这提示说许多人拥护奥地利，是因为匈牙利实在不是一个好选择。
你们大会的明确目的是在现有的君主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德国人民联盟……阻止我参加你们审议的原因是，从迄今为止发表的关于你们的目的和观点的一切来看，你们势必打算削弱奥地利作为一个独立帝国的地位，甚至使其无法存在——而这一帝国的存在、完整和巩固极其重要，不仅仅对于我的人民是如此，对于整个欧洲、人类和文明来说都是如此。……你们知道，欧洲东南部沿着俄罗斯帝国边界居住着几个在起源、语言、历史和文化方面截然不同的民族……他们中没有一个民族本身强大到今后能够成功地抵抗东方强大的邻国; 只有当一个单一和坚定的纽带将他们所有人团结起来时，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多瑙河是各国人民这一必要联盟的真正生命力所在: 因此，它的中心力量如果希望并保持其有效性，就不能离这条河流太远。如果奥地利国家这么多年并不存在，我们就必须为了欧洲甚至人类的利益而努力尽可能快地创造它……当我的目光越过波希米亚的边界时，我被自然和历史的原因所驱使，不是指向法兰克福，而是指向维也纳，在那里寻找一个自然的中心，为我的人民确保和平、自由和正义。
Kohn, Hans.The Habsburg Empire, 1804-1918,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1, pp.51-53.Kohn, Hans.The Habsburg Empire, 1804-1918, pp.49-57.
帕拉茨基的这一信念有相当的延续性，20年后他仍然认为：“我们在其他地方不会比在奥地利更好地保存我们的历史—政治实体，我们特定的民族、文化和我们的经济生活……我们没有愿望，也没有政治企图来超越奥地利。”“300年前，如此不同的人群缔结自由协定，形成了奥地利帝国，我认为这是天意在祝福所有的人。” 历史学家汉斯·科恩（Hans Kohn）认为，这种观念是19世纪帝国内斯拉夫人的共同信念。
史蒂芬·贝莱尔：《奥地利史》，第119页。
帝国各人群对革命持相当欢迎态度，“当时弥漫着高涨的乐观主义，几乎所有的群体都期待着自己的解放，并认为这是全人类解放的一部分”。 各人群都主张革命兄弟情谊。一个波兰革命者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了革命时维也纳的各民族庆祝活动，波兰、德意志和匈牙利的旗帜并肩而立，“我们都仿佛活在一个美丽的梦里”。
彼得·贾德森：《哈布斯堡王朝》，第194—195页。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能够表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大多数人也具有一定的帝国认同。1848年革命中，除了匈牙利之外，其他地区都相对稳定，没有乘机谋求分离。这些地方并不是没有被革命波及，无论在波希米亚、克罗地亚，还是蒂罗尔，都发生了革命，但革命者的目标都是宪政意义上的，而非地方独立自主。一份捷克语的革命小册子这样宣称：“斯拉夫人和德意志人，为了更高的共同事业，倒在维也纳的土地上。让我们跟随先烈的步伐，让他们的鲜血成为我等手足情的纽带。”一份维也纳的刊物也这样建议读者：“告诉你们的读者，他们不只是匈牙利人、德意志人、斯拉夫人或者意大利人，他们还是一个奥地利宪政国家的公民。”
可以说，当时帝国各地人群的目标是要把哈布斯堡君主国改造成一个君主立宪的联邦国家，而不是要分解它。革命后成立的第一届民选议会在制宪时提出，权力将在三个层次上分享：中央政府、历史上形成的省，以及省内根据族裔原则划分出的区（Kreise）。这里要注意的是，制宪会议拒绝了按照语言标准将帝国分成八个自治区的建议，还是按照传统的地方划分来建立联邦单位。比如，摩拉维亚人虽然和波希米亚人同为捷克语族，但是摩拉维亚议会派出代表的时候，坚决反对摩拉维亚与波希米亚合并，而是坚持自己独立行政区的地位。
1848年革命却最终在保守势力（就是茜茜公主的丈夫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反扑下失败了，联邦宪法被废弃。我们无法假设若1848年革命成功，哈布斯堡帝国就能维系下来，但是也许奥地利确实丢失了一个宝贵的机会。
我们可以将奥匈帝国与它的邻居瑞士做一对比。瑞士，在历史和现状上，都是一个多族群的国家，那里的人讲不同的语言，信奉多种宗教教派（天主教与新教）。根据2000年的资料，德语人口占总其总人口的63.7%，法语人口占20.4%，意大利语人口占6.5%，罗曼什语（一种土著语言）人口占0.5%。持这四种语言和两种教派的族群分布在26个州（Canton）之内。在民族身份庞杂这一点上，瑞士其实也是中世纪遗产的残余。那为什么瑞士能活过民族主义时代，没有被同时代在其他国家肆虐的种族民族主义撕裂呢？一个非常可能的答案是，它很幸运，在奥地利失败的1848年革命却在这个国家成功了。
瑞士各州的边界，有时是按照宗教划定，如瓦莱州（Valais）和弗里堡州（Fribourg），有时是按照语群划定，如提契诺州（Tessin）。同一个族群，会同时分布在好几个州里。这其实是中世纪的遗留。这非常类似哈布斯堡帝国的民族格局。瑞士人幸运的地方在于，他们就是以这么一种中世纪遗留的姿态直接建立了一个联邦共和国，国内较小的、分散的多元成分还没来得及凝聚成几个较大的以语言、血缘划分的政治团体，而是以地域认同为主进入了公共政治，从而很幸运地避免了民主化过程中通常会发生的族群政治撕裂公共领域的情况。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不知道成功的1848年革命会不会保存帝国（至少是帝国的一半）。新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决定尝试另外一种维系帝国的方法，他在1851年撤销了宪法，开始在全国推行一种赤裸裸的官僚集权主义。以前旧有的地方自治机构一律被废止，一切政治活动均被禁止。这种新专制主义的设计者与推行者，先是施瓦岑贝格亲王（1800—1852），后是内政部长巴赫（1813—1893）。时人说，这两人治理国家依靠的是四支军队：一支走路的军队（士兵），一支坐着的军队（官僚），一支跪着的军队（教士），一支爬行的军队（密探）。
彼得·贾德森：《哈布斯堡王朝》，第208页。
鉴于帝国在1848年革命中差点由于匈牙利的叛乱而分崩离析，施瓦岑贝格和巴赫决定用一整套理性、现代化的官僚机构取代原有的松散治理体系。他们废除了帝国境内（尤其是在匈牙利）所有的传统行政单位，划定新的边界，代之以新的行政区划分。政府从维也纳向全国各地派遣了一大批说德语的政府官员（他们被当地人称作“巴赫的骠骑兵”）来执行中央政策。在前述四支军队的帮助下，政府权威直插社会基层，哈布斯堡帝国全境第一次被一种单一力量所支配。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宣称：“所有在旧的、历史上的，还是全新头衔下的土地，都将与奥地利联合起来，成为奥地利世袭君主国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Gingrich, Simone.“Foreign Trade and Early Industrialisation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and the United Kingdom—Two Extremes in Comparison.”Ecological Economics 70.7 (2011),pp.1280-1288.
吊诡的是，哈布斯堡王朝在政治上全面收缩的同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却在进行一场全面的自由化改革。它废除了封建制度的残余，终止了行会特权，废止国内关税，建设公共道路，保护财产，保证人们在迁移、择业方面的自由，强调法治，改良教育。这些自由化政策反映在经济上，就是19世纪50年代哈布斯堡帝国经济的迅速成长。对外贸易较之前增加了四倍，经济繁荣惠及了大量的城市职业阶层和中产阶级，帝国境内的自由贸易也使维也纳成了重要的金融与商业都市。 帝国指望经济与社会方面的繁荣能够绥靖人民。
巴赫指望的是，通过从上到下有效回应社会的需求，改革就可得到大众的认可。一个强大高效、官员勤勉为国、理性的现代官僚体系将有效管理奥地利这个多元社会，用进步的现代社会来取代各民族的落后文化，从而整合帝国。巴赫曾经很自信地说，只要上面这些改革能够持续下去，“我们一定会成为赢家”。
Taylor, Alan John Percivale.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 A History of the Austrian Empire and Austria-Hung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pp.86, 105.Scheer, Tamara.“Ethnic Boxes: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Habsburg Bureaucratic Classification.”Nationalities Papers 46.4 (2018), pp.575-591.
讽刺的是，从事后来看，新专制主义的改革并没有使帝国变得更稳定，而是埋下了帝国覆亡的祸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需要指出，指望用增强国家力量来驯服不同民族的做法大概起了反作用。第一，派向地方的官僚主要来自德语人群，为了方便行政管理，行政语言也被设为德语。这些人一般也把德语文化看作一种高级文化。对相当的匈牙利、捷克等族群人民来说，如果说以前突出的是官民矛盾，现在他们更容易把国家的管制看作一种族群/文化压迫。第二，奥地利政府为了便于行政管理，在各地消灭自治，重新设置行政区，并对居民进行了语言识别。这些事情都促成了地方民族主义的兴起。历史学家泰勒（A.J.P.Taylor）在《哈布斯堡君主国：1809—1908》中指出，在匈牙利，奥地利政府中央集权的后果是把匈牙利均一/单一化，原来地方自治机构被削平，权力向布达佩斯集中，一个统一的匈牙利社会开始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普通匈牙利人是被巴赫强行聚拢在一块并引入公共政治生活的。 行政官僚们在民族地方进行的语言识别也有类似的功效，在帝国境内，大多数人民实际上是使用双语或者多语的，但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居民们被强制选择一种语言，也就被强行赋予了特定的民族身份。
彼得·贾德森：《哈布斯堡王朝》，第235—237页。Taylor, Alan John Percivale.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 A History of the Austrian Empire and Austria-Hungary, p.112.彼得·贾德森：《哈布斯堡王朝》，第229页。
巴赫体制的另外一个意外后果是王朝反对派的分裂。由于帝国的经济改革非常成功（扩张的官僚机构也给了德意志中产阶级们工作机会），这导致许多德意志的自由派开始认为王朝本身已经采纳了自由主义原则（那些仍然不满的则远渡重洋去了美国，其他人则忙着赚钱）。 巴赫体制对地方自治权利的压制被看成是进步对封建的胜利。 于是，许多原来的革命者开始认为王朝已经走出了“历史三峡”，可以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与王朝共存。1857年，曾是重要革命理论家的恩斯特·冯·施瓦泽（Ernst von Schwarzer,1808—1860）发表文章宣称，“那些心怀不满的反抗者和乌托邦幻想家一度尝试用政治和社会革命达成的目标，如今在政府的协助下，通过法律和经济改革变成了现实”。 这是那个时代的“告别革命”。但是对德意志自由派反对者“利好”的改革，在捷克、匈牙利等族群的自由派看来，却是赤裸裸的压迫。于是，他们各自向本民族的封建贵族靠拢（以放弃部分自由主义主张为代价），以求在民族内部形成统一的反对力量，这样就更增添了他们与德意志自由派之间的裂痕。这样，1848年那个跨民族的革命者同盟就逐渐趋向于瓦解。
巴赫体制给奥地利多民族国家还埋下了一个重要隐患。过去哈布斯堡帝国一直注意在属下各民族间制造一定矛盾，拉一派打一派是帝国的运作诀窍。比如，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一直同匈牙利人不和，所以在1848年革命中，克罗地亚人支持王朝复辟以打击匈牙利人。但是随着巴赫体制的建立，帝国一视同仁地对下属民族进行管制，这在实际上迫使以前相互敌对的族群开始相互靠拢，以便反对帝国的中央集权。
上述这个官僚乌托邦的一大问题是“太费钱”。军队、官僚、教士、暗探与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金钱投入，对国家财政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负担。百姓税负沉重，在匈牙利，1848年到1857年，直接税收增长了十倍。帝国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政策更是为财政困难添砖加瓦。1859年，法国与撒丁王国联手击败了在意大利的奥地利军队，帝国遭遇了大规模的货币与财政危机。
彼得·贾德森：《哈布斯堡王朝》，第241页。
经济危机和外交失败迫使弗兰茨·约瑟夫一世要做些政治让步。1860年，他写信给自己的母亲：“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小小的议会政府，不过权力仍然掌握在我的手里。”
Deak, John.Forging a Multinational State: State Making in Imperial Austria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First World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138-174.
政治让步的第一步是让巴赫引咎辞职。第二步是向地方贵族伸出橄榄枝。皇帝在1860年12月发出《十月敕令》（October Diploma），宣布恢复各地方的传统自治（即各州的议会Diet），由贵族把持的各州议会选代表到帝国议会（该议会只有有限立法权）。这是一个保守主义色彩极浓的贵族联邦主义方案。但国家的两大政治力量（地方贵族和中产阶级）均对这个方案不满：匈牙利人觉得这个方案没有突出匈牙利的特殊地位，而德意志的中产阶级嫌这个方案的立宪和自由权利的味道太少。既然这步走不通，皇帝的第三步就是转向德意志自由派，任命前革命家施默林（Anton von Schmerling，1805—1893）做了首相。施默林在1861年制定了所谓的《二月特许状》（February Patent），收回了《十月敕令》中给予各州议会的立法权，使其降格为选举机构（也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公正地说，这个改革比起上一个来说更具立宪气质。这是因为，第一，它提供了有限选举权，使国会有了更多立宪底气；第二，它制定了帝国市政法，建立了地方自治体系。
比如说在摩拉维亚，主要由德意志人组成的43万城市居民有13个国会代表，而主要由斯洛伐克人组成的160万农村居民只有11个代表。
也由于有限选举，德意志人在国会中占据了不成比例的多数席位。 于是，帝国中的其他民族，比如说捷克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抵制了这个制度，不向议会派出代表，或者中途撤回。这样，帝国就再次陷入僵局。这种反复出现的僵局，实际上说明帝国政治中出现了一个致命问题：王朝本身已经失去了统合这个多民族国家的能力，但是反对者们也做不到，德意志自由主义者同地方联邦主义者彼此冲突，没有办法形成合力，给出一个稳定的政治替代方案。于是，帝国就仍然只能凑合着过下去。
同以前一样，施默林体制的终结是因为奥地利的外部危机。正如梅特涅所说，对一个“国际”国家（international state）来说，最大的威胁永远是国际战争。1866年，奥地利与普鲁士为了争夺对德意志的领导权而爆发了战争，结果奥地利战败。哈布斯堡王朝既大失脸面，也变得非常虚弱。皇帝极需要同自己过去的主要敌人——要自由的德意志人和要独立的匈牙利人——和解。对德意志人，他给予了一个立宪政府，皇帝虽然还手握行政、外交与军事大权，但是把部分立法权限让给了帝国议会（Reichsrat），从此举凡税收、教育、铁路及国内其他事宜，他不得不与议会分享决策权力。对匈牙利人，他打算给他们最想要的东西：自治与部分意义上的独立。
Oscar, Jaszi.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p.106.Taylor, Alan John Percivale.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 A History of the Austrian Empire and Austria-Hungary, p.122.
在匈牙利人一方，他们的领导者在当时是费伦茨·戴阿克（Ferenc Deák，1803—1876），当他听到奥地利战败的消息时说：“我们输了战争。我们现在胜利了。” 他知道奥地利现在一定会让步，但是戴阿克不同于他的革命前辈科苏特（Lajos Kossuth，1802—1894），他认为，留在哈布斯堡帝国内，借助与奥地利的联系，才能维系匈牙利人对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支配地位。科苏特曾经希望匈牙利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联合构成一个联邦，戴阿克则回答说：“宁愿要维也纳，不要贝尔格莱德。”
史蒂芬·贝莱尔：《奥地利史》，第138页。
1867年2月1日，在大臣议事会上，失势的前首相贝尔克雷迪伯爵（Richard Belcredi，1823—1902）对帝国体制的新转向表示不满，主张君主不应该依赖某些特定的民族，应超越于所有民族之上，而且君主肯定不应该忽视这个国家的斯拉夫人（这指的是同匈牙利人妥协会把那些与匈牙利有冲突的斯拉夫民族置于匈牙利人的管辖之下，肯定会引起怨恨）。帝国新首相博伊斯特（Friedrich von Beust，1809—1886）答曰：“政府不可能始终对所有民族都公平相待，因此我们必须依靠那些最有活力的民族的支持……这就是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最后做了裁决：“贝尔克雷迪伯爵提出的方案也许是最不容反对的，但博伊斯特男爵的方案应能更快达到预期目标。”
Miller, Stuart Tindale.Mastering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2016, p.263.
于是，在1867年稍后，奥地利与匈牙利签订协议，将哈布斯堡帝国改造成一个双元帝国，以莱塔河为界，帝国被分割成由德意志人来治理的内莱塔尼亚（帝国西部）和由匈牙利人来治理的外莱塔尼亚（帝国东部）。匈牙利的领地包括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而奥地利的领土经乌克兰的布科维纳、加利西亚、波希米亚和奥地利，一直到亚德里亚海岸，形成一个大弧形。这个新帝国的精神，用当时的帝国首相博伊斯特对匈牙利人讲的话来说，就是：“你们管好你们那边的野蛮人，我们管好自己这边的。”
第三阶段
1867年改革之后，帝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历史学家们一般都承认王朝是真的在做出政治让步：在政体上，帝国进入了某种宪政阶段，议会和党派确实掌握了一定的政治权力；在国体上，帝国一分为二，成为某种“共主体制”。但事后的历史证明，这两个让步都不足以解决帝国面临的困境。
彼得·贾德森：《哈布斯堡王朝》，第253页。
根据协议，哈布斯堡帝国将一分为二：匈牙利和奥地利。在中央，弗兰茨·约瑟夫以匈牙利国王和奥地利皇帝的身份成为两邦共主（匈牙利人常骄傲地只当弗兰茨·约瑟夫是匈牙利的国王，只不过偶然还兼着一个奥地利皇帝的身份）。在外交、国防和有限的财政事务上两国组成联合部门予以处理。每年从两国议会中各选出60名代表来讨论并批准联合部门的要求，商量税收和军队建设。每十年重新修订一次协议的财政条款，安排关税和货币事务。在地方，两邦分立。匈牙利王国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司法体系，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的一部分）等地被交给匈牙利治理。在许多斯拉夫人看来，这是一种出卖。一位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愤怒地说，这是“无功之民族进行统治，而无过之民族沦为臣仆”。 如果之前哈布斯堡帝国作为欧洲之必需的功能是居中调节诸民族争端，同匈牙利分治帝国这件事则实实在在地让那些仰望维也纳的小民族失望透顶，同时也暗忖，“匈牙利通过顽固阻挠帝国议程能够办成的事情也许我们也能学习”。
原因是匈牙利人相当怀疑皇家军队可能会被用来对匈牙利施加压力，他们的这一担忧，不能说没有道理。
如果说皇帝希望用让权的方式来换取匈牙利对帝国事务的投入，那他注定失望。奥匈帝国在责任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匈牙利所管辖的东部帝国人口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二，但每年只需要负担帝国总税收的三分之一。自1889年起，匈牙利一直拒绝增加奥匈帝国军队数量并拒绝提供预算，这导致帝国陆军的兵力只有法德的一半、俄罗斯的四分之一， 而正是因为武备松弛，奥匈帝国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打得那么惨。
杰弗里·瓦夫罗：《哈布斯堡的灭亡》，第41页。1878年柏林会议之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奥匈帝国占领，但在1908年被吞并之前，它在法律上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由于奥地利政府和匈牙利政府的竞争，它成为哈布斯堡帝国中的一个另类地区，既不属于奥地利，也不属于匈牙利，而是交给了联合财政部管理。
更关键的是匈牙利对帝国立宪改革的阻挠。这是因为，匈牙利即使获得了相当的独立，也不会忘记这份独立实际上是外部压力的赠予，而不是帝国自发改革的成果。因此，他们小心谨慎地企图维持某种帝国“均势”的存在。比如，在1878年，民族叛乱席卷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东南欧的省份，俄国介入叛乱并击败了奥斯曼土耳其。德国首相俾斯麦召开柏林会议予以调停。为了制衡俄国，他曾经想过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划入奥匈帝国。匈牙利坚决反对，原因是匈牙利认为，吞并这两个地区将带来数百万斯拉夫人，这将更加削弱匈牙利对东部帝国的控制。俾斯麦大为惊叹：“我听说过有人不肯吃他们的鸽子，除非有人把鸽子射杀，替他们烤好，但我从没有听过有人非要人把他的嘴掰开，把鸽子强行塞进他的喉咙，他才肯吃。”
为了维系这一均势的存在，匈牙利并不希望帝国内的德意志人与其他民族改善关系，这尤其体现在德意志人与捷克人的关系上。
自中世纪以来，大量的德意志人移民到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到1700年左右，民族边界固定下来，形成了很大规模且联成一体的德意志人聚居区（约占本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
波希米亚三面环山，中心地带则相对平坦，德意志人主要定居在周边的山区，从事采矿业（随着19世纪中期奥地利开启工业革命，又迅速发展出了各种工业），捷克人则在中心地带务农（但德意志贵族是大地主）。德意志人在社会、经济地位上都要较捷克人优越，控制着本地的工商业和城镇。
Campbell, F.Gregory.Confrontation in Central Europe: Weimar Germany and Czechoslovaki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p.20.帕拉茨基在19世纪60年代成立了捷克国家党（Czech National Party），后来被称为老捷克党。他们主张在联邦化的奥地利内为捷克人实现政治和文化自治。很快，党内就出现了两个派别：老捷克人和青年捷克人。他们争论的主要领域如下：捷克政党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与保守的土地所有者合作，如何最好地界定和推进波希米亚国家权利，是否消极地抵制君主制的中央集权，以及如何对待俄罗斯帝国内波兰的一月起义。青年捷克人更具底层气质，更激进，认为老捷克人过分姑息大地产所有者，他们更热衷于反教会与反独裁，认为应该更积极地进行政治动员，而不是消极地抵抗。
到了19世纪的最后三四十年，相当多的捷克人从农村迁入城镇寻找新的工作。据估计，在1880年至1990年间，有50万捷克人迁徙到了德意志人占绝对主导的地区。 城市的工作条件和社会环境对于这些移民并不友善，而他们的雇主往往是德意志人或是犹太人。于是，阶级冲突就跟族群认同联系在了一起（这些工人开始要求民族平等，要求在公共生活中使用捷克语和建立捷克学校）。帝国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的教育扩张也为德捷矛盾贡献了力量。19世纪60年代，大学里面50%的学生是德意志人，20年过后，就下降到了40%。受过教育的捷克人希望能够在官僚机构及其他有利可图的部门任职。奥匈帝国由于此前的专制性质，政府几乎控制一切资源，这就为各民族的争抢提供了动力。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新一代的捷克人（号称“青年捷克人”）兴起，不仅在政治上比起老捷克人（比如帕拉茨基）更咄咄逼人，而且比起对俄罗斯，他们对帝国怀有更大的恶感。
本来，匈牙利人阻挠帝国议程这件事明眼人一看便知，而要挫败匈牙利，就必须改善德意志人与捷克人之间的关系。1871年，新的内阁企图与捷克民族主义者达成一个协议（被称作“基本条款”）。根据这个协议，波希米亚议会将承认帝国的主权，而帝国将给予波希米亚类似于匈牙利的自治权，让捷克语与德语成为平等的行政语言，并把波希米亚划分成捷克语区与德语区。这样等同于再造一个联邦单位，把帝国从两元改为三元。更有甚者，帝国也有意向加利西亚（波兰地区）伸出相似的橄榄枝。
高晓川：《奥匈帝国民族治理研究》，第93—94页。
老实说，这个协议如果成立，后果未可知：有可能会把捷克变成第二个愿望满足但离心离德的匈牙利，但也很可能会在帝国内部促成某种真正的均势。假如说下奥地利（现在的奥地利）地区是帝国的政治中心的话，那么捷克就是帝国的经济中心。捷克地区的人口约占帝国的35%，1716年到1739年，帝国财政收入是1.66亿盾，捷克贡献的税赋就有1.26亿盾。到1870年，捷克承担了帝国境内近42%的直接税和近45%的间接税（到1909年各为34%和63%）。 捷克地区与下奥地利同为工业社会（匈牙利则务农），捷克地区内部也有更多的德意志人，但捷克与匈牙利也同为边区，所以也许能够起到中间调停的作用。
匈牙利人首先反对这个方案，他们认为1867年协议赋予了他们对帝国宪制安排的单方面否决权。生活在捷克地区的德意志人也不满，他们占本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向来居于本地社会经济的上游，不愿意让捷克人由于人口占多数就占据政治主动地位，从而危害到他们的利益。最重要的是，皇帝本人也不喜欢。因为谈成这个协议的人是德意志自由派（他们在1867年至1879年负责主持国政，当然大权还在皇帝手中），比起匈牙利人，皇帝本人更害怕德意志自由派同捷克人联手进一步针对王朝。所以皇帝最后否决了这个协议，放任双元结构继续摧毁他的帝国。
1867年后的十数年里，德意志自由派控制着内阁。他们继续推行一系列自由化改革，同皇帝争权。但是德意志自由派的根基并不牢固，在帝国西部，德意志人只占总人口的37%，受惠于施默林所设计的有限选举制度，他们才能在国会中占据多数。自由派同地方民族主义者的历史纷争以及自由派对中央集权的坚持，导致他们缺少盟友，只能单打独斗。捷克人则长期抵制帝国议会，不予出席。
1873年，奥地利爆发经济危机并曝出政府腐败丑闻，自由派遭到严重打击，相当多的德意志人放弃了自由主义原则，转向对国家的依赖。1878年，自由派在国会投票反对吞并波斯尼亚，这激怒了皇帝，也给了皇帝以借口。1879年，皇帝任命自己的童年好友爱德华·塔弗伯爵（Eduard Taafe，1833—1895）担任首相，塔弗的执政策略是联合少数民族及保守派组成一个联合执政集团，又被称为钢铁集团（iron ring），来对抗德意志自由派。他颇有作为，到他下台的时候（1893年），德意志自由派已经从一个大党被削弱成一个小派别。
塔弗的问题是，他集合起来的党派集团个个只关心狭隘的民族利益和集团利益。国家政策没有一致性，而是各利益集团交易的产物。以后的人将其称之为“菜市场政治”，这并不奇怪。政府为了收买各民族，大肆扩充官僚队伍（封官许愿），花在官僚上的钱在特定年份要超过军事开支的5倍以上。
Aviel Roshwald, Ethnic Nationalism and the Fall of Empires: Central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nd Russia, 1914-23, Routledge, 2002, p.16.在这里，我们要考虑到奥地利在19世纪晚期的迅速发展。在1850年，布拉格的人口只有15.7万人，到了1900年，已经有51.4万人。迅速发展的社会往往也是一个竞争激烈且失范的社会。
这种交易既带来妥协与合作，也带来了更多的政治冲突。从19世纪80年代到“一战”前夕，尽管一些研究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学家指出，这是一个基础设施、法治、民权与社会都兴盛的进步时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兴盛同中央层面的政治僵持并行不悖。奥地利逐渐进入了大众政治时代，选举权一步一步扩大并最终在1907年实现了普选，但几乎所有的政党都以某个民族与族群为基本盘，竞相争取国家好处，彼此争斗不休。其争斗的缘由，除了旧怨之外，也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艾维尔·罗什瓦尔德（Aviel Roshwald）所指出的，“整个帝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不平均；它对双重君主制的各个地区、民族和社会阶层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并在他们之间引发了强烈的怨恨”。 商业与农业的发展使波兰人和马扎尔人的地主与乌克兰和斯洛伐克的小农户冲突频频，捷克工人同德意志工厂主之间争斗不断。1908年11月，为了语言教育问题，布拉格城内两万德意志和捷克暴民相互攻击，300人丧命，600人受伤。正是这类冲突为这些民族主义政党的争斗提供了充足的燃料。
H belt, Lothar.“Well-Tempered Discontent: Austrian Domestic Politics.” in Mark Cornwall ed., The Last Years of Austria-Hungary,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2002, p.48.
于是，这种菜市场政治就从两方面削弱了人们对帝国的信心。一方面，议会内缺少稳定的多数，议会政治常常因为些许的政策矛盾停摆。帝国宪法第十四条规定，当帝国议会休会时，皇帝可凭敕令颁布紧急立法。这种敕令时刻越来越多，1897年到1904年期间，敕令被动用了97次之多。在1903年至1905年期间，议会干脆没有通过任何预算案。各政治派别由于达不成交易，争相同官僚机构勾搭，整个帝国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的官僚绝对主义时期。另一方面，这种菜市场政治为民族主义者的动员做了充分的舆论和心理准备。奥地利历史学家洛塔尔·霍贝尔特（Lothar H belt）指出，在帝国议会，“议员们可以安全地反对不受欢迎但必须的措施，因为他们知道，无论如何这些措施都会被（官僚政府）强加于他们，他们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指责。既然政党领导人不能占据政府高位，那又为什么要触怒自己的选民呢？” 换句话说，议员们杯葛议程，只是因为他们不用对后果负责，而既然不用负责，那彼此争吵、竞相用狭隘利益讨好选民就是必然选择。
Deak, John.Forging a Multinational State: State Making in Imperial Austria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First World War, pp.215-216.
这里有个小故事。罗伯特·埃尔哈特（Robert Ehrhart）是一名奥地利公务员，1906年，他在冯·贝克（Baron Wladimir von Beck）内阁当差。就在那一年，他接到一个奇怪的任务。当时，在国会里有一个激进的捷克党派决定就某煤炭短缺问题杯葛议会日程，贝克内阁问这个党派，究竟要怎样他们才肯罢手。这些激进分子回答，他们打算就这个问题向政府发起质询，只要政府优先回答他们的质询（当时还有其他的捷克党派打算发起相似的质询），他们就愿意罢手。换句话说，该党希望借此赢得一次公共宣传，希望通过谴责政府而在媒体和选民中获得好处。如果政府能够帮助他们这样做，那就更好了。罗伯特·埃尔哈特受命撰写了政府对该项（还未发生的）质询的回答文件，然后拿给这个党派的代表人物看，以便在质询发生之前有所沟通。这些代表的回答是：“这个文本写的很好，真的很好。你能帮我们写一份同样正式的质询草案吗？” 意思就是，答案你已经写了，不妨连问题也帮忙写了吧。
德意志人，过去被称为“国家民族”，是帝国最忠诚的拥护者，这个时候由于王朝与少数民族的妥协勾搭，怨气冲天。他们不仅在口头上抗议，同时也诉诸行动。
除此之外，由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在政治地缘上和经济上都可以说是帝国的核心，它的稳定是帝国的重中之重，它的波动自然也到了“堂上跺跺脚，屋外站不稳”的地步。而且，此地的冲突为帝国其他地方定调并提供了相应模式。Lieven, Dominic.Empire: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82.
正如我们之前所描述的，除了三个同质化的德意志省份（上、下奥地利和萨尔茨堡），内莱塔尼亚的其他省份都是由异质族群混合而成，并没有单一少数族群占据一省。在这些省份中，民族冲突的热点是加利西亚（波兰人对鲁塞尼亚人）、卡林西亚和施蒂利亚（德意志人对斯洛文尼亚人）、蒂罗尔（德意志人对意大利人）、滨海奥地利（意大利人对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以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德意志人对捷克人）。其中，德意志人与捷克语人的争斗是最激烈的，因为他们的生态位最接近。德语人群与捷克语人群对政治主导权的争夺成为帝国末期最引人注目的事实。 1897年，奥地利当时的首相巴德尼颁布法令，要求在未来的几年里，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公务员必须能够同时使用德语和捷克语工作。这个命令酿成了帝国末期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引来德意志人铺天盖地的反对。这是因为德意志人多半只会德语，而有志于成为公务员的捷克人则多半是双语使用者，这就等于把该地区的行政体系交给了捷克人。到最后，巴德尼只好辞职了事，该项法令也被废除。
杰弗里·瓦夫罗：《哈布斯堡的灭亡》，第42页。由于舍内勒鲜明的反犹色彩，后来温和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最终同舍内勒割席断交。
这种争夺为德意志民族主义提供了充足的燃料。有位外交官写下报告：“德意志元素，始终是奥地利境内最强的胶黏物，如今却已成为促成奥地利分解的最有力东西。” 兴起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政党吸引了大批德意志人。比如1882年的所谓林茨计划（Linz Program），起草人除了有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格奥尔格·舍内勒（Georg Schonerer，顺便说一下，这个人被他的拥护者尊称为“元首”，是煽动街头暴力的一把好手），还有社会民主工人党的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奥地利共和国未来的外交部部长）。这两个人一左一右，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对立的两极，却能够共同起草这份文件（起草人甚至还包括一位犹太历史学家，尽管他本人就是舍内勒认为要排除出奥地利的对象），这本身就说明这个计划在德意志民间有高度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