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帝国
感谢上帝，我，叶卡捷琳娜二世，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和全俄罗斯的女沙皇和独裁者，喀山女沙皇、阿斯特拉罕女沙皇、西伯利亚女沙皇、陶里德—切尔尼泽［克里米亚］的女沙皇，普斯科夫勋爵和斯摩棱斯克女大公，爱沙尼亚、利沃尼亚、卡累利阿、特维尔、尤格拉、彼尔姆、维亚特卡、保加利亚等国的女君主。
——叶卡捷琳娜沙皇（1762—1796在位）
一
没有“帝国民族”的帝国
同英、法和哈布斯堡帝国比起来，俄罗斯帝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在此帝国内，并不存在一个“帝国民族”。所谓帝国民族，指的是在一个帝国内部，存在某个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族群团体，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他们的。也许会有人立刻反驳：怎么会呢，俄罗斯帝国难道不是属于俄罗斯人的吗？俄罗斯人难道不是这个帝国的主体人群吗？
不，并不是这样的。在说明这个道理之前，为了叙述完整起见，有必要对俄罗斯帝国的扩张过程做一个简单的叙述。
俄罗斯帝国的前身是基辅罗斯（860—1240），也曾是东方大国，繁盛一时。后来国家分裂割据，分为若干公国，有点咱们东周春秋的模样。13世纪初，蒙古入侵，原有各公国或灭或降，基辅罗斯灭亡。数十年后，乘着罗斯人的虚弱，波兰/立陶宛（1568年两国正式合并）也从西方入侵，逐次吞并了绝大部分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至此，罗斯的东西分裂之势已成。
莫斯科公国原本是基辅罗斯东北部的小邦，由于离欧亚草原较远，没有直面蒙古兵锋，得以残存。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它作为蒙古的仆从国得以逐渐壮大，之后又反戈一击（1380年），击败蒙古金帐汗国，成为一方霸主。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莫斯科公国已经一统东北罗斯，于是当时的君主伊凡三世号称自己是全罗斯的君主。之前（1472年），他娶了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为妻，如此便号称自己继承了罗马的统绪（以后以“第三罗马”自许）。
Lieven, Dominic.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31.
16世纪50年代，这个新兴国家讨伐吞并了南方欧亚草原上的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这一超出原罗斯范围的征讨，可以看成俄罗斯帝国事业的初始（同时期，俄罗斯在北方同瑞典、波兰/立陶宛的争霸战争则归于失败）。 有相当一批鞑靼贵族投诚，被吸收进俄罗斯贵族行列。但是，由于雷帝伊凡四世的残暴统治伤了这个国家的元气，在1598—1613年期间，俄罗斯帝国进入了一个混乱时期（Trouble Time）。在此期间，伪帝频出，外敌入侵，农民起义，这种无政府状态直到1613年全俄缙绅会议选出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新帝才告终结（罗曼诺夫王朝开始）。至此，俄帝国才又重新恢复了对外扩张的势头。
新扩张的尖兵是哥萨克（由鞑靼人、俄罗斯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组成的混合人群），他们组成了若干独立自治的准军事社区，活动在俄罗斯帝国的南部边界。他们有点类似中国东汉时的乌恒、南匈奴部族，受雇为国家提供军事服务。向西，从1581年到17世纪中期，哥萨克、商人、逃亡农奴和冒险家群体横跨整个西伯利亚，打垮了原住民的反抗，在本地驻扎下来，做起了毛皮生意。
当时，大批哥萨克生活在波兰—立陶宛、俄罗斯和克里米亚汗国之间，在今之乌克兰占据大片土地。1648年，哥萨克首领赫梅尔尼茨基同波兰人起了龃龉，发动起义/叛乱，企图建立独立哥萨克公国，并在战败之际向沙皇求援（之前向克里米亚汗国求援未成）。1654年，双方签订协议，哥萨克向沙皇称臣（不过与此同时，赫梅尔尼茨基也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称臣，继任首领则与波兰亲善）。之后，俄波开战，俄罗斯大致占领了东乌克兰，在击破几次哥萨克叛乱之后，又将哥萨克收归麾下羁縻起来。
Kumar, Krishan.Visions of Empire: How Five Imperial Regimes Shaped the Worl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38.
彼得一世（1672—1725）是俄罗斯帝国事业的极大推动者。他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北向夺得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从1700年开始，经过21年的战争（1700—1721），爱沙尼亚、利沃利亚（Livonia，大致相当今天的拉脱维亚）以及部分芬兰，落入俄罗斯之手。这样，有相当的欧洲族群进入帝国。这个时候（18世纪早期），帝国面积从莫斯科公国时期的区区43万平方公里增加到了1,000万平方公里以上，人口则从300万人增加到1,500万人。其中，俄罗斯人占帝国总人口的70%以上，乌克兰人占12%多，白俄罗斯人占2.4%，波罗的海沿岸族群（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芬兰人、德意志人和瑞典人）占4%以上，穆斯林人口占4%。
向北开拓波罗的海出海口增强了俄国的国力，这有助于它进一步向南、向北、向西扩张。在南方，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在位）在俄土战争（1768—1774）中，先是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将克里米亚汗国变成自己的属国，然后在1783年正式吞并了克里米亚汗国。顺着黑海海岸向巴尔干半岛方向，俄罗斯进一步（1806—1812）兼并了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今摩尔多瓦大部）。向高加索方向，1783年，俄罗斯将格鲁吉亚纳为保护国，又在1800年将之兼并。在随后的30年里，又陆续兼并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北方，1808—1809年，瑞典将整个芬兰割让给了俄国；在西方，在1772、1793和1795年，波兰—立陶宛联邦逐渐被普鲁士、哈布斯堡帝国与俄罗斯瓜分，立陶宛、白俄罗斯与剩余乌克兰、利沃尼亚落入俄罗斯之手。1815年拿破仑战争之后，拿破仑所建立的波兰王国也被并入俄罗斯，于是俄国也占领了相当一部分波兰核心区域。
帝国的最后一次大兼并发生在中亚。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期，哈萨克汗国在俄罗斯帝国的堡垒战术下步步后退，于1847年灭亡。然后是中亚其他汗国的末日：1865年，浩罕汗国被消灭；1866年，布哈拉汗国成为保护国；1873年，则轮到希瓦汗国被“保护”。1873—1895年，俄罗斯人又对土库曼人发动长期战争，最终获胜。
Kumar, Krishan.Visions of Empire: How Five Imperial Regimes Shaped the World, p.239.
这样，随着18世纪和19世纪俄罗斯帝国的大规模扩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帝国面积达到了2,100万平方公里以上，人口超过1.7亿，俄罗斯人在帝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则下降至不到45%，乌克兰人占18%，白俄罗斯人占4%，波兰人占6%以上，犹太人（主要在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占4.2%，格鲁吉亚人占1%，德意志人占1.4%，波罗的海沿岸各族群占4%左右。此外，穆斯林人群（各高加索和中亚部族）加在一起占了约15%。 这使得帝国的第二大宗教不再是罗马天主教，而是伊斯兰教。表5.1列出了19世纪末俄罗斯人在本部之外地域中的分布。
这种尊重并不意味着帝国统治精英意识到帝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他们将俄罗斯文化的中心地位、东正教的至高无上地位看成是自然而然的。他们的多元做派不是来自调和民族矛盾的想法，而是对政治现实的体认。至少在帝国末期以前，民族很少进入帝国统治精英的认知范围。正因如此，《剑桥俄国史》才指出，“俄罗斯帝国并没有‘拥抱多样性’——这样的想法在沙皇和他们的仆人看来是荒谬的。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俄罗斯文化(包括语言)和俄罗斯东正教在帝国内部占主导地位。但是，俄罗斯帝国也缺乏资源，甚至缺乏意愿，无论是通过教育还是更暴力的方式，都无法实施一贯的、积极的全国同化或‘种族清洗’方案”。Perrie, Maureen., Dominic Lieven,and Ronald Grigor Suny,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Imperial Russia, 1689-1917.Vol.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7.
总的来说，直到19世纪末为止，绝大部分俄罗斯人（86%）仍然居住在1646年前的故地范围内。除了在西伯利亚和内高加索（即今天的车臣、印古什一带），在绝大部分18世纪后才被纳入帝国范围的地域中，俄罗斯人都不超过本地人口的10%。这些数据大概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俄罗斯帝国并不是一个多么“殖民”的帝国。这是由帝国扩张政策的性质相对保守所决定的：俄罗斯的扩张主要是由政治与战略考虑所主导的，而非经济因素。帝国虽然在大幅度扩张，极富侵略性，但是一旦征服完成，并不强求政令规划一致，也不强行移民实边，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尊重现状。
表5.1 1897年俄罗斯帝国的人口形势
数据来源：Mironov, B.N.“The Price of Expansion: The Nationality Problem in Russia of the Eighteenth-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In Oue, Kōichi, and Tomohiko Uyama,eds.Quest for Models of Coexistence: National and Ethnic Dimensions of Changes in the Slavic Eurasian World.Slavic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 1998, pp.197-230.
大体上来看，帝国对待属下各族的态度是有内外差别的（我在这里先讨论19世纪60年代之前的举措，之后的容后再提）。对俄罗斯人自己，帝国的征服政策最为刚硬。莫斯科国家在征服罗斯旧地的时候，对各俄罗斯城邦共和国的打击最为严厉。以诺夫哥罗德、普里科夫为例，这些城邦的市民会议被废除，地方世家被迁移至外地居住，土地被分配给外来的莫斯科官员，人民也被“郡县化”。
对外族来说，如果说沙皇自诩俄罗斯是“第三罗马”的话，帝国的治理术反倒真有几分罗马的风采。这指的是俄罗斯并不是一味粗暴吞并，在很多情况下倒是能够有节制地保留本部之外各地方的自治权，予以区别对待（至少在征服的早、中期是这样，对西方被征服者尤为优容），同时相当注意拉拢、吸纳被征服者的上层阶级，进行阶级合作。这些都是老式帝国的标准做派。
Kappeler, Andreas.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Routledge, 2014, pp.24-32.
鞑靼贵族在很早之前就进入了俄罗斯贵族的行列。在伊凡四世死后，一度执掌国柄、后被立为沙皇的鲍里斯·戈东诺夫（1598—1605年在位），就是一位皈依东正教的鞑靼贵族。在征服各鞑靼汗国之后，帝国除了最初一段时间搞了一些宗教同化、剥夺与镇压之外，在确保统治之后，基本上是以清静无为为先，有相当多顺从帝国统治的鞑靼贵族保留了自己的特权与土地，并被纳入世袭贵族行列。
在乌克兰，1654年哥萨克首领赫梅尔尼茨基与帝国签订协议，该协议规定俄罗斯将尊重哥萨克的自治权利。哥萨克盖特曼（哥萨克首领的称谓）类似于割据政权，军权、政劝、财权一把抓，直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盖特曼的自治权才被取消。不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手法也颇巧妙，她在1785年颁布贵族特权诏书，宣布乌克兰上层贵族在权利上与俄罗斯贵族等同，这样东乌克兰被帝国兼并的过程几乎是波澜不惊的。
Kirby, David.A Concise History of Fin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76.
帝国在西方和北方的政策最为宽松。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08—1809）全获芬兰之后，立刻向芬兰人保证将尊重该地的宗教、传统法律及其他特权（顺便将以前征服的芬兰领地还给了芬兰）。1810年，亚历山大一世在写给芬兰总督费比恩·施泰因海尔（Fabian Steinheil）的信中说：“我的意图是让那个国家的人民成为一个政治存在（a political existence），这样他们就不会认为自己是被俄罗斯征服的，而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加入其中。” 他的这一绥靖意图体现为允许芬兰有自己的议会、行政机关和司法系统（到了19世纪60年代，芬兰还有了自己的关税体系、银行、货币，甚至还包括一支小军队），不受帝国中央政府的领导（算是直属于皇帝）。俄国在芬兰倒是有一个总督，但这个总督职权相当有限。
这样，芬兰就成了获得自治权最充分的地区，这大概是因为帝国对芬兰的需要主要是战略和安全意义上的（需要有一块地方来抵挡可能来自北方的入侵），无意多加干涉。芬兰过去是处在瑞典统治之下的边远穷省份，向来不受重视，改换门庭实则所获甚多，所以芬兰人一直对帝国保有相当的好感。
Armstrong, John A.“Mobilized diaspora in tsarist Russia: the case of the Baltic Germans.”Soviet Nationality Policies and Practices (1978): p.75, 88.Armstrong, John A.“Mobilized Diaspora in Tsarist Russia: The Case of the Baltic Germans.”p.92.
抱有同样好感与忠诚之心的，还有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人。彼得一世在北方战争中获胜之后，对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人格外留情。因为他既将德意志人看成共同对抗天主教波兰的盟友，又认为德意志人的技能与知识极有价值。他将德意志贵族纳入俄罗斯贵族行列（许多德意志移民也获得了贵族身份），保留了各城市的所有特权和自治管理体制。德意志人信奉新教的宗教自由得到保护，德语仍然是法院和行政机构的语言。双方的合作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我们可以将俄罗斯帝国看成一个德意志—罗斯的贵族联盟。据历史学家约翰·阿姆斯特朗（John A.Armstrong）估计，德意志贵族在帝国的高级官僚（也包括军队和宫廷官员）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18%到33%。 在1812—1917年间，有八成以上的时间（105年中有97年），俄罗斯帝国驻英使馆都是由德意志贵族所主持的。亚历山大三世在1880年指出，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份是“最忠诚、最值得信任，也最文明的省份，这些省份提供了最有能力和最值得信赖的部队和人员”。
转引自Kumar, Krishan.Visions of Empire: How Five Imperial Regimes Shaped the World, p.270。Lieven, Dominic.Russia’s Rulers Under the Old Regim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32.Kappeler, Andreas.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p.302.
帝国对德意志人的重用其实是帝国“海纳百川”用人政策的一个表现。帝国最出名的将军之一，亚历山大·苏沃洛夫将军，是拥有瑞典血统的贵族，另一位伟大的战将彼得·巴格拉季翁亲王，则出身于格鲁吉亚皇族。据统计，在1700—1917年占据最高职位的2,867名官僚中，有1,079人（37.6％）出身外族，其中，355人出身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人群。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国家会议（state council，也有译为元老院的）在1894—1914年间共有215人任职，其中的61人（28.3％）有明显的外族背景（这其中又有48人有德意志血统）。 所以，瑞士历史学家卡佩勒（Andreas Kappeler）才如此总结俄国的用人传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比起宗教或种族起源，沙皇政府始终更重视忠诚、专业知识和高贵的血统。”
Kappeler, Andreas.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pp.81-82.波兰人跟芬兰人、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人不同，后二者原本就是附属，换个主人也不会有多少反感情绪。波兰人原本拥有自己的国家，所以对失去政治主导权格外不满。这里还有一个很具体的原因，波兰的贵族太多，给俄罗斯的吸纳政策造成了困难——波兰贵族占波兰人口的20%，占波兰—立陶宛王国人口的7%，超过40%的贵族没有自己的土地，另外40%的贵族只有小地产。俄罗斯最后要求审查波兰贵族的资格，审查这些资格的过程及其随之而来的诉讼往往会持续几十年。当然，许多大贵族成功地被俄罗斯人说服，与帝国合作。据说亚历山大一世还计划利用新获得的这个具有民主传统的领土作为俄罗斯改革计划的样板，亚历山大一世在1818年对第一届波兰国会议员讲道：“贵国已经存在的这个组织使我能够毫不拖延地赋权你们这个组织将这些自由制度的原则付诸实践……我希望，在上帝的帮助下，它的有益影响将扩展到上帝赋予我的每一个地区。”参见Kappeler, Andreas.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p.87。当然，亚历山大一世素以两面人著称，他可能确实有这个理想主义的冲动，但也可能只是虚言。
俄罗斯对波兰的态度则有点反复，算是前宽后严。波兰和俄罗斯都可以看成基辅罗斯的继承者，犹如宋辽之于唐，且波兰是东欧大地上除俄罗斯之外最大的一个斯拉夫人共同体，所以俄罗斯对波兰向来非常重视。但至少在前期（1830年前），俄国对其波兰属民甚为宽宏。 虽然俄罗斯与波兰争斗多年，但是在获得波兰之后，就力争与波兰贵族进行合作，进行联合统治（许多波兰贵族难以接受是另一回事 ）。这种宽容政策在1815年达到高峰，该年的6月27日，亚历山大一世在华沙为波兰签署了一部特别宪法，根据该宪法，成立了所谓波兰王国，该王国是拥有自己民选议会和军队的自治国家，俄国的沙皇同时也是波兰的国王，这等同于承认帝国是一个联邦国家。 这部宪法被认为是当时欧洲最具自由主义精神的宪法之一，而俄罗斯自己却还没有宪法。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俄罗斯为什么没有“帝国民族”这个问题了。答案可以粗略地归纳为：虽然帝国最大的一支人群是俄罗斯人，帝国东征西讨的主力也是他们，但是作为一个群体，俄罗斯人并不“享受”这个帝国。这既指的是帝国的代价被不均等地分配在俄罗斯人身上，也指的是普通俄罗斯人在社会、经济与文化方面并不居于优势地位（帝国的政策并不偏向于他们）。
首先，俄罗斯人享受的政治、社会自由要少于其境内的某些族群。比如同芬兰人相比，俄罗斯人显然有更少的自由而非更多。
其次，同普通俄罗斯人相比，非俄居民多多少少要享受到更多的法律/政治优惠。比如，直到1874年俄国建立普遍兵役制前，非俄居民都免于兵役。即使在1874年之后，高加索各族群、芬兰人和波兰人的服役期也要比俄罗斯人短，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各族也还是免役的。又拿犹太人来说，尽管他们有时只能被迫待在犹太人生活区里，但是他们却没有变成农奴的危险。
再次，非俄居民普遍比俄罗斯人负担的税收更少。表5.2是19世纪90年代帝国各地区的政府收入/开支与赋税情况。俄罗斯人承受的人均直接税负（1.91）要比非俄居民（1.22）高出50%以上。就政府整体所得来看，俄罗斯人的负担也要比非俄居民高将近四成。虽然帝国在大俄罗斯地区的支出也多，但是这些钱主要是用来应付行政花销，而非用于投资和提供公共服务，所以俄罗斯人也没有获得什么好处。请注意，这种较大的支出主要是由于帝国把钱都花在了彼得堡，在彼得堡之外的其余俄罗斯地方，政府花的钱（人均3.71卢布）是少于非俄区的（人均4.83卢布）。
表5.2至表5.4均摘自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第201、203页。
这种税收上的歧视，并不是因为俄罗斯地区经济更发达、更工业化/城市化。正相反，同帝国内很多族群（比如德意志人、波兰人、犹太人）比起来，无论识字率还是经济社会成就，俄罗斯人都是远远不如的。而且，不仅仅是同西边更发达的人群比，俄罗斯大众同东部与南部边远地区比，也没有过得更好。在19世纪末期，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不仅低于波罗的海沿岸各人群、犹太人和波兰人，而且也低于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大俄罗斯地区人口的婴儿死亡率要明显高于帝国其他部分（参见表5.3和表5.4） 。
▼表5.2 19世纪末期俄罗斯帝国的税收情况
▼表5.3 1896—1897年欧俄11个民族的平均寿命
▼表5.4 1896—1904年欧俄不同信仰者人口指标
Kappeler, Andreas.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p.128.
再次，从经济上看，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的经济交往很难说是剥削性的（西伯利亚的皮毛贸易、乌拉尔的矿业除外，受害者是西伯利亚的原住民和巴什基尔人）。在帝国的西北部，控制贸易的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人，在西部是犹太人和波兰人，在南部和东部则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自17世纪以来，俄罗斯商人就在抗议帝国给予外国人和非俄罗斯人的特权。卡佩勒因此得出一个结论：“考虑到某些非俄罗斯人的财政特权，以及政府花在军队和行政上的巨额开支，直到19世纪，俄罗斯从大多数非俄罗斯边远地区获得的利润微乎其微。”
Kumar, Krishan.Visions of Empire: How Five Imperial Regimes Shaped the World, p.271.Geraci, Robert.“Russia: Minorities and Empire,” in Gleason, Abbott.ed., A Companion to Russian History, Wiley-Blackwell, 2009, p.251.
最后，从帝国统治者的自我认知来看，他们也未必有多少俄罗斯民族认同。他们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俄罗斯之根，但是几乎不会因此认为自己同普通的俄罗斯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库马尔指出，俄罗斯的君主本身就很难说是一个俄罗斯人：“罗曼诺夫家族几乎没有什么俄罗斯人成分……他们过着西化贵族的生活。他们使用德国的宫廷礼仪，他们的公园和宫殿是新古典主义的……即使是血统，他们也几乎不是俄罗斯人，这是与德国皇室无尽通婚的结果（这指的是彼得一世之后，历代俄罗斯沙皇都有外国妻子，尤以德国人为多。两位叶卡捷琳娜女皇，都是德国公主）。” 库马尔也指出，其他的欧洲王室尽管也有外国血统，但通常都显得比较低调，但俄罗斯沙皇却似乎总是在强调自己的外族特征。宫廷语言一开始是法语，后来又加上了英语。尽管沙皇尼古拉一世曾说，他希望被沙皇所统治的全部人民有一天能够“说俄语，有俄罗斯人的做派，感觉是个俄罗斯人”， 但也正是在尼古拉一世的时代，他的教育大臣谢尔盖·乌瓦罗夫（Sergey Uvarov）提出了一个口号，即正教、君主与民族（православие,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народность，有时也译作“东正教、专制与人民性”），作为学校教育方针。这一口号后来实际上成为沙皇俄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乌瓦罗夫对俄罗斯的民族定义是：
转引自朱建刚《“官方民族性”与19世纪初俄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以谢尔盖·乌瓦罗夫为例》，《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1期。
俄罗斯民族不是一个种族（этнос），而是以对自己政权的无限忠诚联合在一起的文化共同体（сообщество），在这一点上俄罗斯民族完全区别于受启蒙主义堕落哲学影响的西方民族。
换句话说，正教、君主是要排在民族之上的。
Perrie, Maureen., Dominic Lieven, and Ronald Grigor Suny,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Imperial Russia, 1689-1917, Vol, 2, p.21.
因此，正如《剑桥俄国史》所指出的那样，“直到19世纪中叶，沙皇政体与其说是一个俄罗斯民族政体，不如说是一个王朝式的贵族帝国。正如在前现代帝国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俄罗斯的核心人口在某些方面比边缘少数民族受到更严重的剥削。很明显，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贵族、乌克兰贵族、格鲁吉亚贵族和其他贵族从帝国中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了俄罗斯大众。”
* * *
Etkind, Alexander.Internal Colonization: Russia’s Imperial Experience, John Wiley &Sons, 2013 ；Etkind, Alexander.“How Russia Colonized Itself.Internal Colonization in Classical Russian Historiography.”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History, Culture and Modernity 3.2 (2015).
综上，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在俄罗斯帝国之中并没有一个“帝国民族”，而这是俄罗斯帝国同其他近代帝国迥异的地方。从很多层面来看，与其说俄罗斯是一个殖民国家，倒不如说它更像一块被殖民地。俄罗斯人不公平地负担着帝国的重担，却没有“享受”这个帝国。从这个角度讲，有些历史学家甚至提出了一个概念，那就是俄罗斯是一个“自我殖民”的帝国。英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埃特金德（Alexander Etkind）就指出，俄罗斯既是殖民的主体，也是被殖民的对象，同时还是殖民的产物。
二
一个非正式的帝国
在过去，我们常说沙皇俄国是一个集权国家，这主要是从皇权专制的角度来讲的。但是，如果从韦伯意义上的官僚制角度来讲，俄国则远远不能说是一个集权国家。从种种迹象上来看，直到19世纪60年代之前，这个帝国组织得还是颇松散的。
Kappeler, Andreas.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p.73.
俄罗斯帝国征服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保持现状，与外族精英合作。这样，就必不可免地在帝国的统治结构中留下许多有弹性的地方。比如，当俄罗斯吞并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以后，该地区的总督是从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人中招募而来的（这实际上构成了该地与圣彼得堡的唯一联系），地方行政和司法系统仍然掌握在德意志贵族和自治市镇的手中。彼得大帝发出诏令，宣称：“在此，我向我们忠诚的贵族和利沃尼亚的议会，以及他们的继承人宣布，他们以前所合法获得的特权得到了我们的注意，我和我的合法继承人亲切地予以确认和批准了……由此而产生的法规、封建权利、豁免权、管辖权、自由……合法的财产与地产。”
Kappeler, Andreas.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p.100.Kappeler, Andreas.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p.100.
又比如，帝国在1812年从奥斯曼土耳其手中抢来了顿涅茨河、普鲁斯河和多瑙河下游接壤的领土（原摩尔达维亚公国的一部分，后称比萨拉比亚地区）。对此，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说：“我打算给予比萨拉比亚一个与其权利、习俗和法律相一致的自治地位。” 因此，该地行政、法律制度，甚至税收制度都没有发生变化。一位副总督，将这个地区的自治程度与芬兰大公国和波兰王国相提并论。
Thaden, Edward C., ed.Russification in the Baltic Provinces and Finland, 1855-1914,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5.Thaden, Edward C., ed.Russifcation in the Baltic Provinces and Finland, 1855-1914, p.17.
当然，这几乎是所有古典帝国的做派，俄罗斯帝国只不过是将之贯彻罢了。在西部边疆地区，俄罗斯帝国的松散管理体现得尤为突出。当地的行政、法律和社会机构，似乎也经常比大俄罗斯要来得优越，这些制度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与相对弱小的波兰或瑞典国王的长期斗争中，波兰的什拉赫塔（Szlachta，即享有法律特权的贵族阶层）、德意志市民、贵族以及瑞典庄园主，要么赢得新的权利和特权，要么成功捍卫了旧的权利和特权。如前所述，俄罗斯并没有侵犯这些权利与特权，而是承认了事，这既是由于当时时势的需要，也是因为俄罗斯需要这些足够数量的受过良好教育和称职的边疆贵族为之服务。此外，19世纪30年代以前，由于俄罗斯法律既不统一，也不成文，而且缺乏训练有素的法律专家和行政官员，地方特权的捍卫者也很容易找到反对引进俄罗斯法律和制度的论据。 比如，1796年，沙皇保罗一世发布法令，将利夫兰、爱沙尼亚、俄罗斯在之前获得的芬兰和波兰土地，宣布为特别行省，该地的本地事务、法院和行政法规概由本地自治。俄罗斯官员一般承认，如果没有贵族会议、市议会以及负责日常行政事务的德意志和波兰官员的合作，就很难行政。
Thaden, Edward C., ed.Russifcation in the Baltic Provinces and Finland, 1855-1914, p.131.
这里有个例子，19世纪60年代，在一位俄罗斯学者尤里·萨马林（Yuri Samarin）和一位德意志学者卡尔·席伦（Carl Schirren）之间，就波罗的海沿岸德意志人在帝国中的地位问题，爆发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论战。卡尔·席伦主张，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统治是有条件的，诸侯国（波罗的海沿岸贵族）向征服者（彼得大帝）宣誓效忠，作为回报，彼得大帝授予他们对封地（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的全部权利。他威胁说，如果主人（或其继承人）不履行其对附庸的义务，则附庸可认为其忠诚誓言无效。 许多德意志人认为，他们是帝国的合作者，而非单纯的臣属。
1809年帝国吞并芬兰，1815年帝国吞并波兰，这两件事创造了更具特权的行政区划。从这两个被征服地与帝国的关系架构上，我们能看到更明显的疏漏与空白。
大卫·科尔比：《芬兰史》，纪胜利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13，第62页。
先说芬兰。正如之前所述，在兼并之后，芬兰具有相当的自治权，完全具备一个独立国家的形貌。这样一个芬兰与帝国之间的关系到底为何，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兼并时未做说明，俄罗斯帝国也没有一部宪法来正式厘定芬兰—本土关系（帝国宪法还要等到1906年才出现）。正因为如此含混，到了19世纪末，芬兰人与俄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大打嘴仗：芬兰学者莱奥·梅克林认为，当初亚历山大一世已经赋予芬兰以独立地位，让芬兰自成一体，芬兰和俄国各自拥戴沙皇为君，是所谓共主体制（类似于奥匈帝国中奥地利与匈牙利的关系），又或是联邦国家；俄罗斯学者K.奥尔金则否认这一切，认为亚历山大一世并无此意。 从历史上来看，这种含混不明的从属关系一直维持到帝国崩溃之时。
孟君：《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的民族政策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7，第41页。
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疏漏并不是出自疏忽。芬兰总督弗·勒·海登，有次在给亚历山大三世的报告中说，他确信建立统一的国家行政、社会制度“是俄罗斯帝国自尊心所希望的，但是，对于帝国的事业却是不利的”。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有意为之或至少放纵所至。
Kappeler, Andreas.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p.86.亚历山大一世这么做可能出于很多理由，比方说遵循帝国与当地精英合作的传统，比方说受大革命震动，需要考虑帝国统治的合法性，也许还包括亚历山大一世自己的些许理想主义冲动，希望能用波兰作为俄罗斯改革计划的样板。Kappeler, Andreas.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p.87.
波兰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也是如此。如前所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为维也纳会议后重建的波兰王国立宪，该宪法规定，波兰永远与俄罗斯帝国统一，但“波兰民族将永远获得一个国家代表机构”。亚历山大一世也对宪法发誓：“我所有波兰王国的继承人将宣誓如下——我在上帝和福音面前起誓并承诺，以我所有的力量维护和执行宪法。” 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俄罗斯统治者允许自己被向臣民作出的誓言所束缚，这实在非同寻常。 当时的人们便有疑虑：一个立宪王国如何与一个专制帝国并存？“波兰国王的头衔永远不可能与整个俄罗斯的沙皇和独裁者的头衔相协调。” 其实，这倒不一定必然为真，因为芬兰大公国的自治形式与波兰类似，但也同帝国共存了一个世纪。真正的问题在于，帝国对波兰的控制只是通过皇帝本人在波兰政治结构中的个人地位、帝国的军事威慑来体现或执行的，而这种政治联系无疑是非常脆弱的。
这种统属关系上的薄弱，后果有好有坏。它是一种对本地精英明显的绥靖，很容易在最初俘获人心。但是，当这些边缘领土与俄罗斯本土发生政治冲突的时候，却也没有足够的手段与机制让帝国中央对冲突加以调节。在芬兰如此，在波兰也是如此。
1908年5月5日，当时的帝国首相斯托雷平在杜马发表演说，论及帝国—芬兰关系，其内容是这样的：
郭春生主编，瑞雪等编译，陈金鹏等译校：《俄国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法政文献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第19—21页。
先生们，我们要试着看看芬兰人的世界观。所有的芬兰人都承认，在博尔戈芬兰议会上亚历山大一世皇帝赐予芬兰宪法，承认了芬兰的特殊国家地位。……按照这种信念，芬兰是特殊国家、法制国家，它有与俄国任务完全不同的任务。芬兰与俄国联系越紧密，那么完成这些任务就越不可能。……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全国性的法律如果没有芬兰议会的批准都不能生效；如果按这个观点，那么我们可能会得出一个荒谬的观点：同一个问题将由我们的立法机关和芬兰议会讨论决定。比方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不同的方式，没有做出一致的决定，帝国也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最高统治权。……诸位先生，这当然是不正常的，我再说一遍，罪恶不是植根于当局的不作为，不是植根于当局的不合理行为，而是在于我国立法的整个领域、我们与芬兰相互关系的重要方面没有完全调整好。
这段话让我想起了美国革命之前英国议会对其北美殖民地的言语。换句话说，对于帝国的这两个地方，帝国统治的合法性是可以被怀疑的。
从自治权完整性的角度来讲，帝国的其他边疆省份可能没有芬兰和波兰这么明显，但是帝国在这些地方的治理也很难说是正式的。
Rogger, Hans.Russia in the Age of Modernisation and Revolution 1881-1917, Pearson Education ltd., 1983, p.49;Starr, Frederick S.Decentralization and Self-government in Russia, 1830-187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26-49.Velychenko, Stephen.“The Size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Bureaucracy and Arm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H.3 (2001), p.348.
由于果戈里这类伟大的俄国作家对俄国官僚制度的尖锐讽刺，我们长久以来形成了一个观念，那就是俄罗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官僚国家。凡是看过《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对帝国官场的黑暗无疑都会有感触。但是历史学家很早就指出，帝国虽然能够有效垄断暴力，但是始终没有足够的行政人员（人均意义上）有效执行其政策。 斯蒂芬·维里琴科（Stephen Velychenko）在比较俄国与欧洲其他近代的官僚体制时就指出，沙皇官僚体制的一个特征并不是它的庞大或病态，而是它的弱小。 俄国著名社会学家米罗诺夫在其《俄国社会史》中也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