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卷），第210页。
有关俄国官僚阶层拥有无限权力，从上到下管理国家的传统观点与事实不符……也许，国家机构的实力被夸大是人们把有关苏联的某些观念搬到了革命前俄国的结果。
Thaden, Edward C., ed.Russifcation in the Baltic Provinces and Finland, 1855-1914, p.15.Perrie, Maureen., Dominic Lieven, and Ronald Grigor Suny,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Imperial Russia, 1689-1917.Vol.2, p.456.
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C.塔登（Edward C.Thaden）的意见则是，“俄罗斯是一个统治不足（undergoverned）的国家，即使在帝国中心的大俄罗斯地区，也缺乏适当的机构，缺乏令人满意的法律和行政秩序，而胜任的和受过训练的官员数量不足，使得政府很难在圣彼得堡和省府之外进行有效统治”。 《剑桥俄国史》中的说法也是：“结论必须是，在整个帝国时期，俄罗斯的管理不足，而不是过度。”
Brym, Robert J., and Vladimir Gimpelson.“The Size, Composition, and Dynamics of the Russian State Bureaucracy in the 1990s.”Slavic Review (2004), p.97.
我们可以从官僚数目着手对上述观点作出说明。表5.5列出了不同年份俄罗斯官僚/公职人员占人口的百分比。同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官僚人数约占总人口的7%相比，这个数字无疑是比较小的。
表5.5 俄罗斯官僚/公职人员占人口百分比
数据来源：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卷），第207页
考虑到时代的变化，更好的办法是做横向比较。斯蒂芬·维里琴科将俄罗斯帝国的官僚与欧洲各国做了一个量化比较，按照每一个官僚对应多少人口做了一张表（参见表5.6）。
表5.6 1990年各国（地区）每名官僚对应人口数
数据来源：Velychenko, Stephen.“The Size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Bureaucracy and Arm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356, pp.360-361.H.Rogger和F.Starr两位早期学者认为俄罗斯官僚数目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没有那么大，据说在19世纪中叶，在俄罗斯每千名居民中有官吏2人，在英国是4.1人，在法国是4.8人。到了1910年，俄国在国家和社会机构中任职的官吏是每千人中有6.2人，英国是7.3人，法国为17.6人，德国为12.6人，美国则为11.3人。考虑到维里琴科的研究比较晚近，且对官员的定义较明确，故采信了他的数据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和外国旅行者产生帝国充斥官僚认知的原因，因为不多的帝国官僚集中生活在他们周围。
从中可以看出，相比于同时代欧洲各国，俄罗斯帝国的官僚人数是远远不如的，而同奥地利相比，则更是如此。同为传统欧洲多民族帝国，奥地利拥有的政府管理人员密度要远远超过俄罗斯帝国（6倍以上）。而且，维里琴科还指出，帝国本来就稀少的官僚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城市里（约86%—87%的官僚在城市里，尽管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2%），这实际上意味着许多农村地区成为政府治理的空白区。 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帝国的边疆区和帝国本部的官员密度相对来说差别不大（1311比1387），而且，西部边疆高，东部边疆低，这似乎是由社会发达程度不同造成的。
帝国官僚人数稀少当然不是因为俄罗斯政府精干、有效率，沙皇政府的腐败无效还是有目共睹的，而是由于这个政府缺少服务/管理社会的组织架构，因此也就缺少深入社会的工具和手段。维里琴科总结说：
Velychenko, Stephen.“The Size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Bureaucracy and Arm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p.362.
俄罗斯帝国官僚机构规模小，缓和了沙皇专制统治，中央官员匮乏，这也有助于解释该国现代化缓慢、未能民族化俄罗斯人，以及未能将非俄罗斯人俄罗斯化。一个在日常事务中运作不良的小官僚机构，几乎没有实际的刺激手段来引导人们的忠诚心，使之超越村庄亲属关系的范围，建立超民族认同。
三
波兰综合征
如前所述，19世纪30年代之前，俄罗斯帝国的做派非常古典主义，与其说它是一个近代民族帝国，倒不如说它是一个贵族阶级联盟国家。帝国慷慨给予被征服者以帝国主体人群所无法享受的政治与经济好处（部分政治自治权利与自由），而承担帝国代价的普通俄罗斯人则际遇不佳。
Lerski, Halina.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Poland, 966-1945,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1996, p.388;大卫·科尔比：《芬兰史》，第44页。卢克瓦斯基、扎瓦德斯基：《波兰史》，常程译，东方出版中心， 2011，第149页。
在这个古典帝国内，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之间存在一定的政治与社会隔离，这种隔离自然是对被征服者的一种绥靖，而这种绥靖的效果则因地而异。比如，在前面讲到的波兰和芬兰的例子中，绥靖对波兰的效果不明显，对芬兰则较佳。这是因为：波兰有悠久的国家传统，曾是大国，有强大的贵族社会，而芬兰在并入俄罗斯帝国之前，不过是瑞典的穷苦边地（且外来的瑞典人多占据显要位置，芬兰语也被压制），芬兰贵族势力也远远没有波兰那么强大（比如说18世纪晚期时波兰贵族占人口总比例极大，“贵族民主”向来闻名，而芬兰只占1.5% ）；波兰人面对俄罗斯人有优越感（在吞并波兰的普、奥、俄三国中，波兰人反抗俄罗斯最烈），而芬兰人无；俄罗斯帝国获得两地的方式也不一样，波兰是被强攻下来的，而芬兰则得自瑞典的转让。对芬兰人而言，合并到帝国之中只不过是保护人的更替而已，且在更替的过程中获得了地位的上升；帝国在事后的操作也有差别，帝国将以前占领的芬兰领土还给了芬兰，而亚历山大一世尽管对波兰也有相同的承诺，会把原来占领的波兰部分领土（这包括立陶宛和部分乌克兰）还给波兰王国，但这承诺并未实现。
大卫·科尔比：《芬兰史》，第84—85页。
这种差别导致了芬兰人和波兰人的态度明显不同。芬兰人明显更忠诚：在1830年和1863年两次波兰起义中，芬兰都无动于衷，不予配合；1853年，帝国同英、法之间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当英国舰队于1854年到达波罗的海沿岸的时候，芬兰社会总体来看相当拥护帝国。 帝国的绥靖政策起到了它想起的效果。
对波兰而言，帝国的绥靖政策在一开始虽然也俘获了一部分波兰人的心，但是由于波兰王国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在后续的不满中，波兰反而成了反抗运动进行政治动员的基地。比如，1830年，在当时席卷西欧的政治风潮影响下，贵族激进分子发动了起义，由于他们控制着军队与政府，于是全国几乎瞬间皆叛。俄罗斯铁骑滚滚而来，将之镇压下去。随后，帝国废除了波兰的宪法，波兰军队也被废除，华沙大学被关闭。再接下来的20年里，帝国又引入了省级分区、货币、度量衡、刑法典、警察、审查制度以及对学校的直接监督，以期确保对波兰的控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后，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与社会改革，决定再次对波兰怀柔，将大部分自治权又还给了波兰，以期缓和俄波关系。这确实吸引了部分中间派，但是在1863年，波兰人还是再次发动了游击暴动。
爱德华·拉津斯基：《亚历山大二世：最后的伟大沙皇》，周镜译，新世纪出版社，2014，第156页。Weeks, Theodore R.“Russification: Word and Practice 1863-1914.”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48.4 (2004), p.479.Kappeler, Andreas.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p.291.
帝国在连续镇压这两场暴动之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波兰人畏威而不服德。前来镇压的将军穆拉维约夫（N.M.Muraviev）在波兰遍立绞架，斯拉夫派人士亚历山大·科舍廖夫为此大赞道：“穆拉维约夫是多么杰出的人物啊！多么厉害的拳头！吊死人和处决人！上帝保佑他的健康。” 1864年，穆拉维约夫向圣彼得堡发出一份备忘录，痛斥“波兰人的放肆和疯狂”，因为他们胆敢将帝国西部视为波兰的禁脔。他强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连贯的政府政策，“承认西北地区早期的管理错误，明确承认它属于俄罗斯，是俄罗斯自古以来的所有物”，并且实施“必要的规章制度（以确保）在这片土地上不以任何方式出现一丝一毫的波兰宣传”。 所以，帝国最后的应对是，将波兰纳入国家统一行政体系之中，所谓“废国建省”：波兰王国的立宪体制被彻底取消，作为“维斯瓦地区”直接划归中央管理。波兰人被禁止在波兰或帝国西部诸行省政府中任职（但仍然可以到圣彼得堡工作）。华沙大学由俄罗斯人担任教授，教学语言也变成了俄语（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中学教育也强制使用俄语进行，到1885年，小学也步了后尘）。天主教开始受到打压，修道院被关闭，教会财产被没收。居住在波兰的26.7万名俄罗斯人实际扮演着占领军的角色（78%的俄罗斯人受雇于军队）。
当然，帝国的手段不只是威逼，也有利诱。为了削弱波兰贵族对社会的控制，帝国在波兰地区认真推行农奴制改革，相对于俄罗斯人，波兰农民获得的份地更多，付款更少（问题在于，帝国对天主教的打压同时又疏远了农民）。
看以后的帝国历史，我们会发现，帝国对波兰的这般处置并不仅仅只是应激性的加强控制。在1863年波兰起义之后，帝国似乎遭到了极大的心理打击，对自己的既往宽纵政策、上层路线的效果产生了极大怀疑，开始反思和担心自己面临民族主义挑战。许多帝国统治者开始认为，加强行政控制，消灭异族文化（换言之，进行俄罗斯化）才是唯一出路。我们可以说，帝国从此患上了某种“波兰综合征”。
这种波兰综合征的体现之一就是，帝国所猜疑、防范和镇压的对象，逐渐从波兰延伸到帝国中其他的族群身上。
这一波兰—立陶宛联邦，同卡斯蒂亚与阿拉贡，或者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联合并无不同，都是情势所需（波兰人想要同哈布斯堡君主拉开距离，立陶宛贵族对西方文明有所倾慕，而东部罗斯人视之为保护性力量），在相当时间内是欧洲边陲的最庞大的一个斯拉夫人共同体（俄罗斯在当时还不被算入欧洲之内），是若干不同宗教、族群的共同家园。很多例子可以佐证这一共同体的存在，比如，现代波兰的国父约瑟夫·克莱门斯·毕苏斯基，父母其实都是立陶宛的贵族（鉴于立陶宛贵族波兰化的程度非常之深，其实与波兰贵族也无甚差别）。其毕生事业旨在复兴波兰—立陶宛联邦，为其理想的失败痛苦万分。蒂莫西·斯奈德在《民族的重建》一书中讲了一个例子，描述的是“二战”之中及之后波兰人与乌克兰人的相互仇杀。有一次波兰人组织了一支假的乌克兰游击队，以引蛇出洞，结果因为实在是太逼真，导致被波兰军队误击（其伪装如此之好，以至于在场的真乌克兰游击队士兵也无法分辨出这支部队到底是不是他们的人）。在另外一个事件中，一支真的乌克兰游击队被波兰军队包围，他们用波兰语高声唱起波兰革命歌曲，反而被认为是自己人，遂被放虎归山。如此以上种种，都能显示出这些民族之间交互交错的亲缘关系。参见蒂莫西·斯奈德《民族的重建》，潘梦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Kappeler, Andreas.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p.255.
在西部各省份（立陶宛、白俄罗斯、第聂伯河右岸的乌克兰），帝国的主要政策是消除波兰在本地区的痕迹。这一地区在过去隶属于波兰—立陶宛王国，波兰人在这里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力。 当时出任维尔纳地区（含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总督穆拉维约夫说：“我决定挥剑斩断戈耳狄俄斯之结（Gordian knot），即波兰人对农村人口的腐蚀性影响。” 他的做法是在行政、教育和商业上消除波兰语和天主教的影响，以东正教、俄语和俄罗斯文化取而代之。于是，本地刚刚出现的立陶宛语、白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文化复兴运动遭受了池鱼之殃，俄罗斯舆论将其称为波兰人或者耶稣会的阴谋，也要一律禁掉，为国语让路。1863年，内政部秘密通知禁止用乌克兰语印刷书籍。此后不久，也禁止印刷白俄罗斯语书籍，禁止立陶宛的出版物使用拉丁字母，而只允许使用西里尔字母。1876年，帝国又禁止从加利西亚地区进口乌克兰语出版物，也禁止使用乌克兰语的戏剧表演和讲座。
Thaden, Edward C., ed.Russifcation in the Baltic Provinces and Finland, 1855-1914, p.126.
波罗的海地区也受到了波兰人的牵连。这个地方盛行的是贵族共和与城市自治制度，在波兰起义后，该地的德意志贵族特权也逐渐受到了斯拉夫主义者（多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和新闻人）的攻击，他们认为波兰的反叛就是地方独立性过盛造成的，防微杜渐，也应该处理德意志人，比如废除他们的特权，促进在该地区的俄语教育和东正教。当然，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沙皇本人都还牢记与德意志贵族的合作情谊，对民间兴起的这股子反德意志情绪相当不以为然。1867年10月12日，亚历山大二世对波罗的海贵族代表发表（法语）讲话，斥责媒体试图分裂国家，而不是团结国家：“我唾弃这个试图把你和波兰人放在同一水平上的媒体。我尊重你的民族，也会像你一样忠于它。我一直认为，因为某人的出身而批评他是荒谬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帝国压力还是慢慢累积起来，到了19世纪80年代，帝国开始加强对波罗的海诸省政治、教育、宗教与文化的监管，俄语被引入本地行政机构和学校，路德教派的新教会被打压，市政管理、司法机构也受到干涉。当然，鉴于帝国与德意志贵族的传统合作关系，这一动作是非常柔和的，也有反复。波罗的海各省的特殊地位虽然被削弱了，但是没有被废除。
芬兰当然也没有逃过这次浪潮。芬兰人虽然主张自己是半独立的公国，而不是帝国的行省，但到了19世纪90年代，帝国仍然开始着手削减芬兰的自治权，包括解散芬兰的军队，将芬兰人送至俄罗斯军队中服役，让俄语逐步成为芬兰政府的公务语言。到了1910年，沙皇政府更颁布法令，规定帝国政府可以对芬兰内部事务立法，取消芬兰人的立法否决权。
在比萨拉比亚，到了19世纪60年代，罗马尼亚语在学校和教堂中都被禁止使用。在外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人的学校都被强制使用俄语作为教学语言，到了1903年，亚美尼亚教会的财产也被没收。
当然，在这个俄罗斯化的浪潮中，一个显著的例外是犹太人。犹太人是在18世纪的帝国大扩张中被纳入帝国的。1897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他们占帝国人口的4%（约519万，占世界犹太人总人口的49%）。在19世纪晚期之前，帝国对犹太人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同整个欧洲的解放政策相一致。但是到了1881年，由于在亚历山大二世刺杀事件中有一位犹太女子参与者，反犹太运动仿佛突然间打开了闸门，在乌克兰和波兰都出现了对犹太人的烧杀掳掠，从此屠杀与排犹就周期性发生。对犹太人，帝国政府的态度日益呈现排斥色彩，犹太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都被局限在小范围内，乃至遭到驱逐，1881—1914年，共有198万犹太人“自愿”离开俄国。
总而言之，1831年以后，俄罗斯对俄罗斯帝国少数民族的政策表现出日益加剧的压迫和日益标准化的趋势，开始背弃其传统模式（尊重现状、与忠诚的精英合作和容忍多元文化）。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央行政管理的加强、文化的俄罗斯化接踵而至：从驱逐克里米亚鞑靼人，对1863年波兰起义做出强烈反应而开始在西部支持东正教的传播，到亚历山大三世时期对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的加强控制，再到尼古拉二世时期对传统上忠诚的芬兰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攻击，都可以视之为帝国政略的同一转变过程。
在很大程度上，这完全是过激反应，帝国在那些还没有民族主义运动的地方看到了民族分裂主义的阴影。
1897年，帝国进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不包括芬兰、布哈拉和希瓦汗国）。根据这项调查，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几件事情：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第117页。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卷），第408页。
首先，整个帝国在那个时候仍然还是一个农民的国度，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85%，而城市阶层只占13%。 俄罗斯全国的城市化率远远低于同时期的欧洲诸国（1890年英国的数据是72.1%，德国是47.0%，法国是37.4%，美国是37.7%，奥地利是32.5%） 。
表5.7列出了全国各族群的城市化率，从中可以看出，除犹太人、德意志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带有较强的侨民色彩，波兰人作为历史民族占有多城，所以城市化水平略高之外，全国的绝大部分其他族群都在非常低的城市化状态中。
其次，与这种低城市化率所并行的是，帝国仍然是一个文盲的国度，识字率只有27.7%。波罗的海诸族（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德意志人以及立陶宛人）可能是因为信奉新教，识字率是全国最高的，波兰人口中有大量贵族，犹太人有历史文化传承，所以也还行。其他诸族识字率都相当低，尤其是帝国东部各族。详情可参见表5.8。
▼表5.7 各族群城市化率
▲数据来源：Kappeler, Andreas.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p.400.表中的撒尔塔人是一支定居在中亚绿洲的突厥语族商人群体
▼表5.8 各族群识字率
▲数据来源：Kappeler, Andreas.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p.407
Kappeler, Andreas.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pp.288-290, 402-405.
最后，卡佩勒分析指出，从社会等级地位或职业构成上看，帝国的大多数族群都是“不完整”的。相对来说，只有俄罗斯人和波兰人作为“古老民族”（在部分意义上，也包括德意志人），拥有很多贵族、知识分子和经济活跃的城市人口，以及小型的工业无产阶级。其他各族或多或少都有缺憾，比如，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芬兰人有一些城市小资产阶级，但是其所拥有的贵族则微不足道，格鲁吉亚贵族倒是很多，但是它的技术从业人员却很少。
总的来说，从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看，帝国中的大多数族群都处在一个相对消极的状态中。根据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一个地方民族主义运动的高度，跟这个地方的经济和文化发达水平，这个地方的贵族、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人士（他们作为领头羊、煽动者和组织者）的数量，以及该族群对城市生活的控制程度呈正相关。所以，至少到19世纪末期，帝国大多数族群的政治与社会动员潜力还都比较低。
让我们拿帝国西部诸族群来做进一步说明，它们已经是帝国中较先进的部分了。
Hroch, Miroslav.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Patriotic Groups among the Smaller European N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2-24.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阶段之间的连接与承继并非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是说，并非有了阶段A，就会有阶段B，有了阶段B，就必然会导致阶段C（尽管前一阶段固然会为后一阶段做了准备）。
捷克历史学家赫罗赫（Miroslav Hroch）曾根据欧洲民族主义运动不同阶段中主要行动者的性质与角色，以及民族意识发展的程度，将民族主义运动区分为三个阶段。
阶段A ：一群人，通常是贵族和知识分子，展现出对自己族群语言、文化、社会、历史特质等的觉醒与兴趣，并且积极热情地探究与传播。这些个人几乎没有特殊的政治目的，而他们的活动也对社会没有广泛的影响。
阶段B ：另一类民族运动推动者，已经不再满足于知识层面上的探索，而是转向社会实践，利用媒体与教育体系鼓吹民族意识，逐渐动员更多的族群成员支持其缔造民族的计划。
阶段C ：相当大部分的族群成员建立了一定程度的民族认同，其诉求开始走向政治层面，因而群众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兴起。
Kappeler, Andreas.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p.222.
根据这个分类标准，在西部各族群中，至少到了19世纪中期，实际上也只有波兰人、芬兰人达到了阶段B，其他各个族群，如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以及爱沙尼亚人等，都还在阶段A徘徊。
这种民族意识发展迟缓的原因是，这些族群中的绝大多数过去生活在其他族群精英的统治下（芬兰人生活在瑞典人的统治下，其他人被波兰人和德意志人所控制），既没有自己的高雅文化和文学语言，也没有自己的国家传统（立陶宛大公国和乌克兰的哥萨克政权各自都很难说有什么传承留下）。从而，他们的民族主义运动启动就有先天不足的问题。
Kappeler, Andreas.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p.293.
即使有所启动，这些族群相当程度上也是不反对帝国统治的，这使得它们的运动缺少政治意味。这是因为，在帝国的西陲，主要的族群竞争并不是发生在这些地方族群与俄罗斯人之间（正如之前提到的，俄罗斯人从本部向外迁徙的步伐并不大，俄罗斯人在西部城市人口、地主贵族和城市经济精英中的比例也很小 ），而是发生在这些地方族群与优势族群之间。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主要的反对对象是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而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立陶宛人，则是努力从波兰文化和社会影响力的阴影下挣脱出来。
现代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虽然在16世纪之前确实是立陶宛古都，但是即便到19世纪，在这座城市里面讲立陶宛语的人口也只有1%到2%。对这一大片土地上的人来说，波兰语是一种高雅语言，是知识分子与贵族的语言，立陶宛语则是一种乡村语言。无独有偶，直到20世纪早期，现代乌克兰的重要城市利沃夫中的波兰人口比例也要超过52%，更有75.4%的利沃夫居民声称自己的母语是波兰语。
相对而言，位居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倒是更有可能成为威胁。格鲁吉亚有国家传统，也有强大的贵族阶层，这和波兰类似。亚美尼亚人口的大部分作为移民生活在国外（尤其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些移民从外部输入了文化复兴和民族意识。
所以，我们很难说当时上述这些西方族群在政治上会构成什么“分裂主义”威胁，它们的诉求，无一例外都是文化上的，顶多算是有些许的潜力与可能。
Kappeler, Andreas.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p.301.
如果说这些族群由于太穷、太落后因而很难发动一场民族主义运动，那么拥有足够多的文化与人力资源的族群呢？比如德意志人？如果一个19世纪中叶的知识分子来到俄国西部，在观察当地形势之后，恐怕也只会属意于波兰人和德意志人。波兰人姑且不论，阻碍德意志人如此做的原因有二：他们同俄罗斯帝国的牵扯非常深，如前所述，他们在帝国高级文官中占据的比例相当高，帝国军队的军官中有7%是新教徒（主要是德意志人和芬兰人），而且级别越往上比例越大； 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受到本地族群（如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的威胁，因此需要帝国来加以保护。
赫罗赫将帝国的各族群分成了“古老民族”和“年轻民族”两种，古老民族有自己的贵族阶层，有牢固的国家制度传统，有高雅文化。年轻民族则没有这些。在帝国境内，大多数民族都是年轻民族，只有波兰人、格鲁吉亚人、鞑靼人和阿塞拜疆人算是古老民族。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是例外，它们虽然有城市上流社会和高雅文化，但是没有贵族，也没有国家制度传统。古老民族力求恢复自己的国家制度，年轻民族则希望完善自己的社会结构，发展文化，进行自治。例外民族则追求与主体民族的平等地位。
简而言之，19世纪中叶，在帝国西部，真正有能力又有意愿对帝国发起民族主义挑战的族群，其实寥寥无几（就只有波兰人）。这种情况，其实是整个帝国民族形势的缩影。
从这个角度，我们完全可以反驳这么一种观点：帝国民族政策的变化是由于各地民族运动的发展与加强所推动的。实际上，在帝国进行俄罗斯化、采取更强硬的民族政策之时，帝国中的各民族主义运动皆未成气候。因此，与其说是帝国统治遭到了民族挑战，不如说是它预期自己在未来可能遭到挑战，所以先发制人。也因此，帝国民族政策的变化并不是对客观事实的回应，而是一个主观判断的后果。
这种主观判断，其实又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俄罗斯社会内部的变化促成的。简而言之，从19世纪早期开始，俄罗斯人经历了一场重新发现俄罗斯的历史过程。
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统治时期，是帝国彻头彻尾的反动时期。即使是罗曼诺夫王朝的吹鼓手，右翼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波戈金，也忍不住抱怨：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七版）》，杨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304页。
（政府强加给俄罗斯）一种坟墓中才有的，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腐烂发臭的寂静。
前面提到，尼古拉一世时期，教育大臣谢尔盖·乌瓦罗夫提出“正教、君主与民族”，这成为沙皇俄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尽管乌瓦罗夫将俄罗斯民族定义为“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以对自己政权的无限忠诚联合在一起的文化共同体”，但这也代表着对过去王朝主义叙事的某种突破。由此，这个帝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俄罗斯民族主义作为其合法性的来源和动员的工具，以“拒绝西方”。王朝现在不仅需要贵族的合作，也开始寻求大众的认同与支持。
Berger, Stefan., and Alexei Miller, eds.Nationalizing Empires,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23.
从这个角度来看，不仅叛乱的波兰士绅，而且忠于王朝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都成了一个问题。乌瓦罗夫承认德意志贵族表现出坚定不移的“对合法主权的忠诚”，但他也看到了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几乎不可能承认俄罗斯人在智慧/知识上是平等的”。这些想法与那些越来越大声地表达对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在波罗的海各省份和宫廷中的特权地位不满的俄罗斯贵族的观点强烈重合。
Perrie, Maureen., Dominic Lieven, and Ronald Grigor Suny,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2, Imperial Russia, 1689-1917, p.35.
对这种新冒头的官方民族主义，尼古拉一世本人的态度比较矛盾。比如，他一方面要求官僚们用俄语写报告，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用法语（法语现在是一种在政治上危险的语言），但另一方面，当斯拉夫主义者尤里·萨马林（Yuri Samarin）批评帝国过于偏袒德意志人的时候，尼古拉一世又将他解职并送到圣彼得堡的一个要塞关押起来。在同萨马林的私人谈话中，这位皇帝向他明确表示，对王朝统治的真正威胁并不是来自忠诚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而是无知的俄罗斯大众。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代表了这个反动时期的终结，也代表着一个大变革时代的开始。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年在位）在即位之始就宣告要进行改革。他的改革措施，包括解放农奴（1861）、建立地方自治体系（1864）、司法独立（1864）、兵役制改革（1874），以及教育与审查方面的逐渐放开。这些改革的后果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贵族的衰落，以及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和工人群体的壮大，结果是在俄罗斯第一次出现了所谓的公共领域。如果以前的俄国是一个阶级专制国家的话，那么现在的帝国政府发现自己越来越需要得到社会的配合。一个现实是，一个相比之前更自由、更独立的俄罗斯社会的出现，同时也伴随着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苏醒。帝国在之前不属于俄罗斯人，而现在俄罗斯人似乎想要成为帝国的主人。
在当时，报纸的发行量急剧增加，影响力也与日俱增。米哈依尔·卡特科夫（Mikhail Nikiforovich Katkov）是一位著名的新闻人，主编《俄罗斯信使》杂志和《莫斯科新闻报》，原先持自由主义观点，后来变成了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在亚历山大二世执政之后，报禁放开，教育稍弛，所以阅读公众和新闻媒体一起快速增长起来，这让卡特科夫先是在民间，后来在亚历山大三世的宫廷赢得了相当的影响力，一时无人能敌。
Berger, Stefan., and Alexei Miller, eds.Nationalizing Empires, p.330.Berger, Stefan., and Alexei Miller, eds.Nationalizing Empires, p.330.
卡特科夫主张俄罗斯帝国要向德国学习，克服语言和文化差异，建设一个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这首先意味着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统一。卡特科夫斥道：“有种诡辩声称，有两个俄罗斯民族和两种俄罗斯语言，就好像有两个法国民族和语言一样，这是可耻而荒谬的。” 这个观点被众多斯拉夫主义者所接受，弗拉基米尔·拉曼斯基甚至写道：“基辅及其地区的异化将导致俄罗斯民族的解体，以及俄罗斯土地的崩溃和分裂。”
Kappeler, Andreas.The Russ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History, p.253.
此外，这也意味着取消波兰认同。面对1863年的波兰起义，卡特科夫发表社评，号召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镇压起义。他认为，一个独立的、信奉天主教的波兰始终会给俄罗斯的民族建设带来挑战，两者的并存将会撕裂这块大地上的众多心灵。他说道：“在这两个相关的民族（俄罗斯人和波兰人）之间，历史给出的总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两个国家不仅仅是竞争对手，而是不能并存的敌人，是死敌。”
Renner, Andreas.“Defining a Russian Nation: Mikhail Katkov and the‘Invention’of National Politics.”pp.669-672.
卡特科夫也把帝国的多元成分看成封建遗存，是需要在现代化过程中扫除的对象（在某些情况下确实也是如此，比如德意志贵族对波罗的海省份社会的控制），所以他催促帝国政府尽快向西方国家学习，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体制。这意味着标准化的官僚与司法体制，国家控制的单一教育体制，削减地方与等级特权。
当时的俄国知识界基于亲西方还是持传统保守的态度，可以分为斯拉夫主义者（slavophile）和西化派（anglophile），但无论哪一派都不抵触兴起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西化派当然希望实现帝国的自由化，让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能够参与国家政治。但是，他们在当时所仰望学习的对象是英、法等政制整齐的民族国家，对帝国内许多非俄罗斯人享有的传统特殊权利，他们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是王朝压迫俄罗斯人的体现。至于斯拉夫主义，原来不过是一个19世纪20年代的文学派别，对俄罗斯的历史、文化有相当浪漫的想象，后来又演变出某种有机论民族主义思想。它的含义颇为复杂，伊凡·基列耶夫斯基就公开承认：
瓦·普罗科菲耶夫：《赫尔岑传》，罗启华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183页。
我们自称斯拉夫主义者，而每个人对这个词却有各种不同意义的理解。有的人认为斯拉夫主义只表现为语言和统一的民族，第二种人是将这个词理解为西欧派的对立物，第三种人却认为是对民族性的追求，第四种人则当作是对东正教的追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理解是天经地义的，并排斥一切来自其他原则的东西。
Ramet, Sabrina P., Sabrina Petra Ramet, Religion and Nationalism in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Politics, p.51.
我个人认为，斯拉夫主义可以被看成俄罗斯人对“被殖民”的一种反抗。对斯拉夫主义者来说，生活在帝国西部的诸斯拉夫分支族群，被西方文化与价值观侵染太深，有待矫正。 这样，俄国知识界就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Renner, Andreas.“Defining a Russian Nation: Mikhail Katkov and the‘Invention’of National Politics.”p.675.
正如之前所述，帝国政府对这种民族话语持相当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这些话语为帝国的镇压政策做了背书；另一方面，这些话语也突破了传统的王朝忠诚范畴，让帝国为“民族”服务。沙皇的秘密警察呈上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媒体对政府的支持是可疑的，因为“在爱国主义的掩盖下”，媒体“一边声称自己有权批评政府，一边在国家事务上代表公众意见，解读事件”。
如果说，卡特科夫之类人的打算，是争夺对国家利益的定义权、突破舆论空间，那么，他们确实在俄罗斯帝国内部掀起了一股持久不息的民族主义思想浪潮。由于这一浪潮的反动色彩，彼得堡既贪图它为帝国带来的民意支持，又尴尬地发现自己有时被它推动前进。无论如何，帝国政府都发现自己要被迫走入凡间，选择意识形态光谱中的一端，以此来团结大众，获得新社会精英的认可和配合。
爱德华·拉津斯基：《亚历山大二世：最后的伟大沙皇》，第356页。
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死于革命党之手，其子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年在位）继承了帝位。尽管从血统上来说，亚历山大三世是一位德意志人，但是却长得像一名十足的俄国农夫。他被认为是第一位信奉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沙皇。后来，维特伯爵曾这样描写亚历山大三世：“一个不能再平常的头脑，说不定还低于平均的智力，低于常人的能力，而且所接受的教育也低于常人……他的举止或多或少像是一头熊。” 他的导师是著名的保守主义者波别多诺斯采夫（Konstantin Pobedonostsev），对专制制度与东正教有非同寻常的热爱，他认为东正教是道德胶水，将人民与沙皇粘在一起。他们一致认为，为了在新的时代维护专制制度，旧有的帝国多元实践已不再适用，必须为帝国寻找一个民族基石（老实说，这个看法并不能得到许多官僚的真心认同，他们认为这既危险，又多此一举）。沙皇下令，在俄罗斯的教堂和公共建筑物上，都要加上俄罗斯风格的装饰。我们今天在俄罗斯看到的许多洋葱头大教堂，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他的一位大臣彼得·瓦卢耶夫（Petr Valuev），是一位文化人，在其私下的笔记里曾这样讽刺说：
Berger, Stefan., and Alexei Miller, eds.Nationalizing Empires, p.335.
现在的口号（mot d’ordre）是俄罗斯根源、俄罗斯军队、俄罗斯人民——一句话，各种俄罗斯主义。
在多处文献中，列宁反对“民族文化自治”或“民族自治”，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对无产阶级整体事业的冲击，是用来转移各族无产阶级视线的借口，也是一种故意被设计出来的民族隔离。固然，在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列宁支持“民族分离权”，但这主要是针对被革命对象——帝国主义国家的，对革命者自己阵营，列宁虽然在口头上还认可民族自决这一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他修正道：“我们这样做所关心的并不是各民族的自决权，而是每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自决权。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每时每刻都必须实现的总的基本纲领，应当只要求公民的完全平等和公民的自由民主的自决权，而支持民族自治要求，则绝不是无产阶级经常性和纲领性的职责。”换句话说，列宁似乎认为，只要给予各族“无产阶级”以自由选择权，他们必然会选择联合在一起，“因为经济的发展将使一个政治整体的各个部分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要是“无产阶级”不选择联合呢？那就是路线错误，需要斗争。“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把各民族分开是有害的，因此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力求使它们接近和融合。”与上述逻辑类似的，是列宁反对民族压迫，但并不反对“同化”。我们可以说，列宁本人在这个时候就是半个“族群问题非政治化”的倡导者，原因是他认为阶级才是真实的政治力量，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外壳，其存在形式要服从革命的需要。基于这个立场，对民族主义，列宁持坚决反对意见。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列宁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87，第13—14、 27—29、196、229—237、247、2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