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意思是，所有的扩张都有社会界限（不只是地理界限），超过了这个界限，扩张是得不偿失的。他的例证之一就是中国在北方的扩张止步于农业区域，超出这个区域尽管在军事上可行，但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都不太可行。 我们可以把拉铁摩尔的这个说法合理地申延一下：每个近代帝国也都有这样的限度。
注意，这里不是在比较古今帝国的征服能力，由于技术、经济的发展，近代帝国的征服能力无疑大大强于古代，这里指的是征服后的治理难度。
这里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到了近代，帝国扩张的社会限度较之古代要小很多。 正如之前所述，在近代之前，国家的形式与覆盖范围可以具有相当的弹性，各种人类社会的碎片几乎都可以随机地塞到一个国家的版图之内。但随着民主与民族时代的到来，国家就面临着某种“收缩化”的压力。帝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事业，如此就自然而然地更加能感到这种“收缩化”的压力——组成帝国的多元成分之间如果要继续共存下去，如果帝国还想顺利地管理各人群，上下、左右之间就必须建立某种“社会契约”，约定“名份”，而这些“社会契约”却是很难达成的。
Lawson, Gary., and Guy Seidman.The Constitution of Empire: Territorial Expansion and American Legal History, p.3.Lawson, Gar., and Guy Seidman.The Constitution of Empire: Territorial Expansion and American Legal History, p.112.Lawson, Gary., and Guy Seidman.The Constitution of Empire: Territorial Expansion and American Legal History, p.114.当然，麦金莱可能只是在虚构，但是虚构本身其实就意味着某种压力的存在。
比如，美国在19世纪上半期的时候就有了成为新帝国的潜力，但是它的实际扩张其实比预想的要缓慢得多，因为它必须考虑这些问题：“宪法事实上是否容许领土扩张？如果允许，以什么形式？到什么程度？有什么条件或限制？通过哪些体制、机制？新领土上的管理机构是否与其他联邦权力机关受到同样的宪法限制？结构性原则，如权力分立或联邦制，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获得领土和进行管理的方式？新领土上的居民是否享有与原先各州居民同样的权利？总统是否拥有管理新领土的固有权力？国会能授予他这种权力吗？” 到了1898年占领菲律宾之后，美国终于遇到了瓶颈：在美国的现有政治规则下，将菲律宾化为美国一邦是做不到的。当时一位参议员说：“谈论把8,000英里外的热带国家美国化是无稽之谈。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同意让这片遥远土地上的人民在我们国家的事务中有发言权。” 主持占领的麦金莱总统曾对菲律宾的前途发出过这样一番言语：“我夜复一夜地走在白宫的地板上，直到午夜，先生们，我毫不羞愧地告诉你们，我跪下来，不止一个晚上，我向全能的上帝祈祷，祈求光明和指引。” 很难想象一位古代帝王在获得一块新领土之后会有麦金莱这样的苦恼。
如迈克尔·曼就持此意见。参见 Mann, Michael.Incoherent Empire, Verso, 2005。
当然，有人可以辩解说，美国的政治结构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可能更不适合于帝国扩张。 但道理是一样的，近代帝国在进行扩张及管理既有领土时，不得不考虑很多新的社会因素。我们可以合理地说，在近代条件下，几乎所有的帝国都是在“统治不可统治之地（Govern the Ungovernables）”。
这样，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由于各近代欧洲帝国的多元性较一般国家要更强，更少平衡，就构成了某种极端案例。因此，观察它们如何应对大众政治年代所带来的压力，比较它们的作为（无论成败与否），就更有意思，不仅能使我们看到人类政治想象与政治设计的界限，同时也能为现代一些限于多元社会纷争的国度提供某些历史教训，因为它们有的时候也是在“统治不可统治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