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帝国压力
近代帝国如何统治其属民是本书主要关注的话题。在以下的章节中，我会试图回答这样一些问题：1.各近代欧洲帝国在治理其帝国时，有哪些政治思路？这些政治思路是否在它们的帝国实践中一以贯之？
2.为了应对帝国压力，各帝国有哪些政制构建？这些政制的功能何在？
3.各帝国中心与边缘地方的政治关系是什么样的？各边缘地方有什么样的政治地位？
4.各帝国内边缘社会普通成员地位如何？是被视为统一共同体的公民呢，还是隔离社会的成员？
5.帝国统治阶级与边缘精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6.各帝国内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什么样的？帝国是怎么看待、应对它们之间的差距的？
Runciman, W.G.“Empire as a Topic in Comparative Sociology,” in Bang, Peter Fibiger,and Christopher Alan Bayly, Tributary Empires in Global History, Springer,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102.
这些问题都有一个共同背景——“帝国压力”。英国历史社会学家朗西曼（W.G.Runciman）就曾经描述过历史上的帝国统治者都有这样或那样的苦恼：“成本如此之高，距离如此之长，边境如此之暴露，收入如此之难以捉摸，管理如此之麻烦，怨恨如此之顽固，族群和部落忠诚如此之根深蒂固，贸易路线如此之充满敲诈、走私和偷盗，对手的敌意如此之大，对先进军事技术的垄断如此之短。”
到了近代，帝国的统治者们还要加上新的苦恼：原先大体还算顺服的普通臣民开始对政府提出了政治要求，而帝国现有的政制难以容纳、安排，这就产生了新的紧张，此即本书重点关注之帝国压力。
这种压力既来自帝国中心/本部，也来自帝国边缘部分。但让我们先从中心/本部说起。
在一个大众政治兴起并逐渐发挥影响的时代，帝国不再只是少数统治者的事业。在一个民众、社会精英能够对政治发挥一定影响力的时代，帝国的扩大与维持，不可避免地要对帝国中心/本部的社会与政治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也会产生反击的力量。
古罗马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又译作萨鲁斯特）就指出，正是在罗马摧毁了迦太基后，外敌既去，霸业已成，罗马就腐败堕落了。善良和勇敢的人变得贪婪、野心勃勃和不虔诚；共和国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政府本身变得残忍和无法忍受，追求个人利益取代了保护社会利益的努力，被派去征服遥远土地的军队因奢侈而变得虚弱。参见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94。
玛丽·比尔德在《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中就引人入胜地描写过罗马的扩张对罗马本身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部分罗马人对扩张的抵制。她说，是“帝国造就了皇帝”，而不是“皇帝造就了帝国”。这个观点并不新奇，至少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就成为时人共识，即正是罗马的扩张最终颠覆了共和国：对外征服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也割裂了罗马社会，制造了共和国覆亡的经济、社会、军事、政治和心理条件。 例如，正是在连绵不断的长期征服战争中，罗马不拿薪酬或薪酬低微的公民军队解体，为扩充兵源，城市极贫阶层被容许入伍成为雇佣军，此后又演变成“兵为将有”的私家军队，最后制造出了苏拉、庞培、克拉苏和恺撒之类的人。
玛丽·比尔德：《罗马元老院与人民》，第200页。
对外扩张对罗马造成的冲击不仅仅是为体制引入了某种隐患，还包括更具体的文化和政治社会层面的冲击。玛丽·比尔德饶有兴趣地提到，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的许多罗马雕像将人物描绘成老迈、皱纹堆垒和饱经风霜的样子，同希腊雕像中的青春姿态恰成截然对比。 其原因部分是罗马贵族对希腊文化的“入侵”（尽管对方是被征服者）感到不安，认为罗马人讲究实际、吃苦耐劳的德性受到了奢侈、腐化与懒惰的东方价值的“侵蚀”。我们恐怕不能把这只看成是征服者的矫情，而应该注意到这可能是对切实威胁的某种扭曲反应，即外来社会成分进入帝国中心/本部，对原有的政治社会生态产生影响和冲击，从而形成排异反应。我们也可以从公元前1世纪的同盟战争、公元1世纪罗马元老院不愿意接纳高卢行省来的元老这些事中瞥见这些排异反应。
Armitage, David.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36.Armitage, David.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p.140.Armitage, David.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p.142.
此事不独罗马为然。到了近代，英国人在400年间也能够体会到帝国所带来的不适。从16世纪开始，有些英国思想家就对帝国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忧心忡忡。比如约翰·弥尔顿对克伦威尔的扩张政策就非常警惕，认为其将成为另一个苏拉，使英国重蹈罗马共和国的覆辙。 英国革命之后的英国政治家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认为，征服只有在有利于国民的自由、快乐和安全的时候才是可欲的。他总结经验说：“征服摧毁了斯巴达，结束了它的自由和荣耀，威尼斯和瑞士联邦如果扩张就会变得脆弱，甚至连西班牙的君主制也被自己的征服所削弱，人口减少、趋于毁灭。” 另一位英国政治家乔治·萨维尔（George Savile, 1st Marquess of Halifax）则在17世纪末说：“我们的情形使得通过陆地征服成就伟大变为不自然的事情……自由人，如英国人，应该避免一个以如此非自然的代价扩张的帝国。”
尼尔·弗格森：《帝国》，雨珂译，中信出版社，2011，第38页。
进入18世纪，英语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词，“nabob”。这是英国人对东印度公司职员的一种戏称（印度的地方行政长官则被称为“nawab”）。当时，东印度公司职员从印度劫掠回大量财富。比如，托马斯·皮特（日后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威廉·皮特的祖父）外号“钻石”皮特，他从印度带回来一颗世界上最大的钻石（410克拉），以13.5万英镑的天价卖给法国摄政王。沃伦·黑斯廷斯（第一任印度总督）、罗伯特·克莱夫（印度的征服者）的手上自然也都是油腻腻的。这些暴发户（nabob）将自己在印度积累的财富带回家，在不列颠到处购买地产，疯狂炫耀，继而借助钱财进军政坛。托马斯·皮特就出钱收买了一个选区，从而为自己搞到了议会中的一个席位。他的孙子，威廉·皮特，在1770年非常虚伪地抱怨说：“在亚洲发财的富人源源涌入，不仅带来了亚洲的奢华，恐怕也带来了亚洲式的政治模式……从国外携黄金归来的人已经挤入了议会，世袭的地位和财富哪里经得住这种私人腐败风潮的冲击？” 这种言辞放在罗马史家撒路斯提乌斯的著作《喀提林阴谋》中也一点不突兀。
伯纳德·贝林：《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涂永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第84—85页。伯纳德·贝林：《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第85页。
当时的许多人都在强调“英国古代传统和质朴德性丧失的危险”，思索他们所见到的种种腐败迹象，以及这些信号所预示的黑暗未来——腐败是德性丧失的先兆，而德性的丧失就意味着国家的颠覆。1745年，伦敦的一个小册子作者指责不列颠正沉湎于穷奢极欲、贪赃枉法之中，另外一个英国教士则指责权贵们正在削弱英国宪法的基础。 1763年，一位北美绅士写信给另外一位绅士，说他想知道英国是不是“拥有充分的德性从长时间被腐败洪流所吞没的局面中获得拯救”。 最终导致美国革命的恐慌会跟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联系起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约瑟夫·康拉德：《黑暗之心》，李倩等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第2页。转引自Colley, Linda.“The dificulties of empire: present, past and future.” Historical Research,79.205 (2006), pp.376-377。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楠译，商务印书馆，1974，第186页。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191页。约·阿·霍布森 ：《帝国主义》，纪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第23—33页。
虽然随着英国政制的逐渐稳固，上述政治忧虑得到了缓解，但是在许多英国人眼中，帝国的征服与维持仍然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需要大量的金钱、人力和生命，尤其是当帝国征服的成本与收益分配不均的时候。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在《黑暗之心》中这样总结：“征服世界……你一旦对此加以审视的话，就会发现它并非这么浪漫。” 虽说他在小说里主要批评的是殖民者对他人的掠夺，但在他前后的几代人还是会从其他方面赞同这句话。经济学家乔赛亚·塔克（Josiah Tucker）痛斥殖民活动使英国丧失了大量必需的年轻人口。 另一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则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门辟出一章，讲授帝国在殖民地搞重商主义垄断贸易对整个国家的伤害，他抱怨说，这种做法使个别产业享受垄断利润，导致资源错误配置，阻碍了自由竞争，造成了不列颠经济的整体损失。得利的是个别行业和极少数制造业者和商人，牺牲的却是广大消费者和国家的利益。“在现今的经营管理下，英国从统治殖民地，毫无所得，只有损失。” “自有世界以来，也许只有英国一国，开疆辟土，只增加其费用，从没增加它的资源。” 霍布森（J.A.Hobson）则继承了这些前辈的看法，他在《帝国主义》中痛陈，无论帝国给特定的金融家和商人们带来多少财富，英国的普通纳税人却背负着太多的负担。他列陈数据，说明“国旗所至，贸易随之”其实是个大大的误解。
我们观察到，在法兰西第二殖民帝国（1830—1958）中，也有与前述英国类似的对等物。虽然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反殖民主义阵营的声音并不占上风，有相当数量的人赞成殖民政策，视殖民地为市场与原材料产地，是过剩人口、产品与资本出口的终点，也是丧失阿尔萨斯和洛林之后的补偿，但是殖民政策的支持者们仍然感觉到需要协调帝国政治结构与共和原则之间的潜在冲突。我们将在后文讲述法兰西帝国的章节中仔细分析法国的“同化”政策是如何被设计以回应这种冲突的。
换句话说，扩张之前、扩张之中与扩张之后这三个阶段都会出现国内问题，之前、之中讲代价与冲击，之后讲“帝国谁属”。
一般说来，当帝国发展到某个阶段时，帝国的统治者就会日益觉察到帝国本部/中心地区对他们施加的约束。帝国统治者日益需要依赖一套被大众认可或接受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实际上限制了统治者手上可用的“帝国武器库”。帝国中心/本部的人群心中也多多少少会有这么一个疑问——“帝国属于谁？”（属于哪个阶层？什么集团？为谁牟利？）。他们会对帝国提出要求，要求帝国为他们所用，为他们提供服务。本部人群的需要同边缘地方的往往存在冲突，帝国的统治者不得不在不同人群间进行协调，甚或丢卒保车。 前一种内在紧张关系在英、法两国表现得最早，也最为明显，这跟英、法两国的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比较先发有关系，后一种紧张关系则更容易体现在一些较传统的领土帝国中。
白晓红：《俄国斯拉夫派的政治思想》，《世界历史》2001年第5期；刘文飞：《伊阿诺斯，或双头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张梅：《试论斯拉夫主义的俄罗斯民族自觉意识》，《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3年第3期；季明举：《想象的共同体：斯拉夫派的民族主义文化意识建构》，《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4期；曹维安：《俄国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世界史》1996年第9期。Ramet, Sabrina P., Sabrina Petra Ramet, Religion and Nationalism in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Politic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51.Renner, Andreas.“Defining a Russian Nation: Mikhail Katkov and the‘Invention’of National Politics.”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2003, p.675.
在一向保守的俄罗斯帝国，到了19世纪中叶，也开始出现了这样的苗头，比如斯拉夫派的兴起。过去我们看斯拉夫派，主要强调它是一种针对西方派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潮，认为它是对过去的空想。 其实斯拉夫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激进的帝国改革派，他们对俄罗斯帝国在过去的间接统治与贵族联盟政策颇为不满。比如，在过去，波罗的海的德意志贵族一直被看成沙俄政府的盟友与伙伴，但是斯拉夫派则要求帝国向俄罗斯人看齐，对俄罗斯人负责。于是，波罗的海的德意志成分被看成这片斯拉夫土地上的文化异己成分，需要排除。 帝国政府对这种民族话语持相当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这些话语为帝国的镇压政策做了背书，另一方面，这些话语也突破了传统的王朝忠诚范畴，使帝国为“民族”服务。沙皇的秘密警察呈上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媒体对政府的支持是可疑的，因为“在爱国主义的掩盖下”，“（媒体）一方面声称自己有权批评政府，另一方面在国家事务上代表公众意见，解读事件”。 斯拉夫派人士确实在俄罗斯帝国内部掀起了一股持久不息的民族主义思想浪潮。由于这一浪潮的反动色彩，彼得堡既贪图它为帝国带来的民意支持，又尴尬地发现自己有时被它推动前进。无论如何，帝国政府都发现自己要被迫走入凡间，选择意识形态光谱中的一端，以此来团结大众，获得新社会精英的认可和配合。亚历山大二世有一次颇为恼火，他发话说：“不要管波罗的海那边的人，他们从来没有给我惹什么麻烦。”但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三世还是忽视了父亲的意见。
杰弗里·瓦夫罗：《哈布斯堡的灭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黄中宪译，2016，第42页。这种态度固然自高自大，但也不乏开放性，因为不管是谁，只要接受德语教育，就会被认为是德意志人。
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帝国也不例外。德意志人，过去被称为“国家民族”，是帝国最忠诚的拥护者，但到了19世纪后半期，也开始从中心撕扯这个帝国。当时有位外交官写下报告，说：“德意志元素，始终是奥地利境内最强的胶黏物，如今却已成为促成奥地利分解的最有力东西。” 兴起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政党要求抛弃匈牙利，让斯拉夫人的土地独立，将剩下的德意志人占多数的领土归并德意志。他们也逐渐放弃了把德意志性看成一种高级文化的态度， 开始从血缘上来看待国家归属。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德意志反犹主义的兴起。
帝国压力当然不仅仅来自帝国中心/本部的人群、阶层和集团，也来自帝国边缘。
这里并不是说民族是无中生有的，而是说，是政治冲突与社会冲突本身帮助某个族群发现了族群边界，并将其政治化。人类学家埃德蒙·R.利奇（E.R.Leach)在20世纪中期对缅甸高地的观察中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本地的克钦人实际上讲着好几种不一样的语言，社会结构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形态之间来回摆动，这个族群的存在，似乎完全是由其与邻近的掸人（一般是指缅甸掸邦的壮侗语族群，自称“傣”，“掸”是缅族对他们的称呼）的冲突与交流来界定的。但是，“这些说不同语言、穿不同服饰、拜不同神灵，有着如此等等之不同的人，并不被看作是完全超越社会认可界限的异乡人”。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有共同的祖先与血缘，是一个群体。这个案例告诉我们，至少某些族群的塑造似乎是主观选择的结果，而非客观的界定。见埃德蒙·R.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杨春宇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瑞典人类学家巴斯（Fredrik Barth）所提出的族群边界论认为，族群是一个自我归类过程的结果。归类的客观依据是有的，但却是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假如同时有两种类别/要素（A或者B）可以区分一个群体，该群体视情况选择认同A或者B，其群体的扩大、缩小与伸缩并无定制，要看这个群体与另外一个群体的竞争或交流情况。在有些场合下，该群体会重点强调某个（或某些）类别/要素，以便与其竞争的群体区隔开来（王明珂则认为，在此区分过程中，这个群体借助创造某种集体记忆来追溯共同的祖先、血缘与历史，以此来模拟类亲缘团体，从而产生了族群）。见弗雷德里克·巴斯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商务印书馆，2014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这里虽然说的是族群，但民族的情况其实与之相仿佛。美国第二任总统，美国革命的实际发起人。彼得·贾德森：《哈布斯堡王朝》，第262页。
过去我们常常把帝国中心—边缘的紧张关系归因于地方民族主义的兴起。但在很多场景中，与其说地方民族主义是这种紧张关系的原因，倒不如说是这种紧张关系的结果。坦率地说，民族很少是天然之物，而多是发明的产物。 比起文化和血缘，在促进人们的民族认同方面，政治冲突要起到更大的作用。毕竟相比于帝国中央，边缘地方差不多总是比较弱小的，组织也是薄弱的。除非有外部势力强有力的支持，或者处于帝国被极大削弱、面临崩溃之际，地方社群的精英很少一开始就寻求自治和独立，而是希望进行改革、获得尊重、分享权力，不管这是出于利弊分析、强弱对比，还是传统与习惯。一般来说，是事态的发展逐渐使他们激进化的，是政治冲突本身逐渐划清了社会界限，从而“民族化”了这些地方社群。这里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例子——美国革命过后许多年，约翰·亚当斯 被问及：“对于大陆会议中关于独立的议程的推动，谁的贡献最大？”他的回答是：“乔治三世。”在论及哈布斯堡王朝末期的民族斗争时，荷兰史学家彼得·贾德森也特别指出：“民族主义冲突不是奥匈帝国社会多语化特质不可避免的产物，而是帝国制度造就的结果。”
那这些紧张关系由何而来？这就需要详细解释一下。
Runciman, W.G.“Empire as a Topic in Comparative Sociology,” p.99.
正如朗西曼所言，帝国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社会组织形态，它既不是单独的一个大社会，也不是由占主导地位的伙伴所领导的独立社会间的联盟。 在初始状态下，至少从名义上来说，帝国中心/本部的统治者对边缘地方具有绝对统治之权，边缘地方的人民无法享受平等的帝国公民权，或无法参与、影响帝国本部的政治过程，同时也多不具备“特别行政区”的资格进而与中心/本部有某种“邦联”关系，而是处在某种等级依附状态之中。换句话说，既不“平等”，也无“自由”。
在过去，这种等级依附状态往往是依靠军事强制、边缘社会的普遍冷漠和帝国中央的行政人事吸纳政策，又或者是帝国中心的放任自流、不做规约而得以维持。随着大众政治的兴起，边缘地带的人群逐渐组织起来（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成为一种政治社会力量，开始要求在帝国中拥有某种“名分”，摆脱这种单纯的等级依附状态。于是，帝国边缘对中央的压力兴焉。
帝国也并非没有整合边缘的意图。正如之前所言，现有的几乎每一个民族国家在过去都是一个“帝国”，都是从一块核心地方开始，或征服、吞并，或自身扩展，之后经由整合才化“帝国”为民族国家。换句话说，在近代，国家整合是一个普遍经验。我们很难想象任何一个统治者（或阶层）没有过国家整合的认知、经验，不理解其中的关节、利害。当时的世界正处于争霸时代，整合帝国所带来的竞争实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如果英国能够整合爱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就能形成一个横跨地球的英语民族；如果法国能够整合北非、西非各殖民地，就能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与德国相持；如果俄国能够整合乌克兰，就可以在帝国内形成一个人数占多数的主体民族，确保帝国的进一步扩张与稳定；哈布斯堡王朝则稍微不同，其目的在守不在攻，但很显然外部威胁之严重足以让“约瑟夫”与“弗朗茨”们不至于放任自流。正因为如此，斯蒂芬·伯格（Stefan Berger）和阿列克谢·米勒（Alexei Miller）才在《民族化帝国》（Nationalizing Empires）中指出：
Berger, Stefan., and Alexei Miller, eds.Nationalizing Empires,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8.
在漫长的19世纪，民族和帝国的概念以各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反映了精英们试图使民族适应帝国蓝图的努力，反之亦然。
问题在于，传统的国家整合手段，在很多场景下似乎不起作用。
一般来说，帝国边缘部分在血缘、宗教和文化上与帝国中心/本部会有很大不同，在经济、社会诸领域也有一定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往往会表现为各种政治、社会冲突。传统的国家整合思路是加大对边地的经济投资，移民实边，同时鼓励边缘地区的生产加入帝国中心本部的市场，将本部“先进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扩展到边疆，一边发展，一边融合。这样，随着边疆的经济发展、与内地联系的增多，边疆社会会自然发生各种分化，以阶层、多元职业身份认同取代古老的族群、宗教认同，并且，纳入帝国经济体系这件事也会促进文化层面的均质化。欧洲各国自中世纪末期以来，都有这样一个中心次第拓展、消化合并边缘地区的历史进程。
Hechter, Michael.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R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5.
但是，迈克尔·赫克托在《内殖民主义》中指出，在近代历史上存在另一种中心/边缘模式——“内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 现代化程度更高的中心社会向边地扩展，带来的不一定是更高程度的融合，也可能是中心对边缘的政治控制与经济剥削，建立某种等级制族群体系（或者说“劳动的文化分工”），从而反过来刺激边缘族群在原有的宗教、族群认同下集合，从而升级中心与边缘族群之间的“军备竞赛”，最终走向持续的暴动—分裂运动。
赫克托举的例子是爱尔兰。人们一般认为，爱尔兰是英帝国的第一块殖民地，但爱尔兰的“不服王化”也是出了名的。1598年，伊丽莎白一世就抱怨过爱尔兰的危险纷争。1799年，小威廉·皮特首相苦恼于“爱尔兰已经是邪灵附体”。近一百年后（1893年），格莱斯顿首相还依旧对下院大声疾呼：“我们要说的是，爱尔兰是本院的祸根所在……爱尔兰从未让人宽心。”在《内殖民主义》中，赫克托要问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为什么自伊丽莎白一世至劳合·乔治时代这三四百年中，英国作为欧洲最先实现工业化的社会，都不能消化爱尔兰？先进核心区域的吸引力和同化能力到哪里去了？
赫克托认为，这是因为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接触有结构性问题。
在中世纪，爱尔兰算是英格兰的属国，不像苏格兰在很长时间里保持独立。自16世纪中期以来，英格兰的都铎王朝开始决定开发这片土地，比较成规模地向爱尔兰派遣移民，进行垦殖。问题在于，时值都铎王朝的宗教改革运动，移民多是新教徒。1600年，新教徒定居者仅占爱尔兰总人口的2%，然而，1700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27%。爱尔兰是个天主教地区，这样外来移民与本地土著就有一个很醒目的区隔。
爱尔兰与英格兰关系的大滑坡，主要发生在英国革命时期。但遗憾的是，在英国革命的两次大事件中，爱尔兰都选择了错误的盟友。在英国内战中，爱尔兰人选择同斯图亚特王朝结盟，共同对抗清教徒国会，克伦威尔随即率大军入侵。爱尔兰人口损失惨重，全国的土地泰半落入征服军官兵手中——1685年詹姆斯二世即位时，爱尔兰已经只有22%的土地属于爱尔兰天主教徒；到1700年，更是只剩下15%了。这样，在爱尔兰便形成了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新教徒地主阶层，其结果则是，在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中期，爱尔兰年收入的20%到33%都作为土地租金付给了这些地主。
马克思：《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64，第510页。
光荣革命中，爱尔兰人再次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同被废黜的詹姆斯二世结盟。这一轮反抗被压服之后，国会开始制定各种严厉的法令（号称“惩治法典”），对爱尔兰天主教社会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的限制，包括禁止爱尔兰天主教徒拥有武器、从军、从事法律职业、参与选举或进入政府就职等。爱尔兰天主教徒只能选择进入有限的几种行业，如亚麻工业、畜牧业、农业、酿酒行业等。卡尔·马克思曾经评价说，该惩治法典的目的是“使‘财产’从天主教徒手中转入新教徒手中，或者使‘英国国教’变为财产权的法律基础”。
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下册)，江苏师范学院翻译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第564—565页。
此外，在宏观政治方面，爱尔兰只是在名义上有一个独立的议会，但在现实中无时无刻不受到英格兰国会的制约。爱尔兰史家艾德蒙·柯蒂斯曾尖酸地指出：“爱尔兰议会不能通过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议案……整个政府都依赖于英格兰，并把捍卫英格兰的利益作为他们的首要任务。” 比如说，英国国会曾通过多种法令对爱尔兰的工业、贸易进行限制，使之完全依照英格兰的需要而运转。自18世纪始，就已经有人对这种英格兰主导的政策做出尖锐批评。比如斯威夫特（写《格列佛游记》的那位作家）讽刺英格兰的当政者是“用商店老板唯利是图的精神为别的民族制定法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人群、一个地区依靠政治上的优势控制、剥削另外一个人群、地区的“差序格局”。
简而言之，普通的天主教徒爱尔兰人在英国治下既非公民（否则就应该有参政权），亦非臣民（否则就应该与其他英格兰人享有同等的经济或社会待遇）。爱尔兰所体验的正是帝国边缘的一般状态。
1801年爱尔兰被正式纳入英国之后（英爱合并），英格兰确实对爱尔兰输出了大量资本，算是“开发边疆”，但这些资本都投放在了特定经济领域，主要是为英格兰提供原材料的初级加工业和资本密集型畜牧业。赫克托认为，这种外来投资的经济效果实属可疑，甚或有害，原因在于，它使爱尔兰的经济过于单一、专门化与外向，从而很难抵御市场价格波动，对本地经济的刺激拉动作用也有限。爱尔兰的其他工业、金融业很难同英格兰的同行竞争，只能逐渐萎缩、消失。
我们不能说并入英国对爱尔兰的经济全无正面效果，但是，赫克托比较了1851年至1961年英伦三岛的经济数据后发现，即使凯尔特边缘地区被纳入全国工业化经济进程，它们同英格兰本土相比，在百年之后仍然有很大的经济差距，而这种差距很难用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差异来解释——“全国一盘棋”并没有降低地区间经济不平等的程度。比如，在英格兰各地，工业化经济有一个扩散的过程，但是在爱尔兰，却始终局限在几个点上，其非农就业人口比例在1851—1921年间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20%到30%间浮动）。其原因上文已经提到了，爱尔兰较发达的地区更像是英格兰的经济飞地，完全依赖英格兰工商业的需要而运转，同本地的其他地方很少有交集。英国资本家通常对爱尔兰工人的劳动效率持负面看法（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文化偏见），也很不愿意在爱尔兰投资建厂或建立其他现代企业。这样，旨在消弭文化冲突的第一步——经济一体化，从一开始就没有发生。
Howe, Stephen.Empi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9.
赫克托的结论是，在这种剥削性框架下，加强两地的交往就未必会带来融合，而是更深入的分隔。虽然赫克托（以及其后研究这一问题的研究者）的用意在于批评一国内部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的剥削和压迫（类似于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的作为），但是如果抛开后世国界线的束缚（内外殖民主义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可以公允地说，这也是一个帝国进行国家整合的失败案例。 赫克托的研究不应该被看成是一个道德故事——一群“坏人”（阶层、集团）企图通过制度化垄断资源分配来压榨“好人”。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帝国希望通过经济输血的方式来振兴边缘地带、以求整合国家这件事，不一定顺理成章。边缘地区往往缺乏足够的资本、技术与人才资源，这些都要从核心地带引进。但是，假如这些人凭借内地依托而在边疆形成某种特殊阶层，具有某些特殊利益，就能在相当程度上背离原意。例如，他们依据文化、血缘占据了社会位置上的高层，同另外一个人群区分开来，形成某种族群等级体制。这样，就形成某种强化性分裂。尤其是当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带在文化、血缘上有较大差异时，这种事更易发生。由于他们被视为帝国的核心支持者之一，帝国很难对之做出调整。何况，核心地带对边缘地区经济过分依附内地这件事，往往缺少足够的敏感。
Verdery, Katherine.“Internal colonialism in Austria Hungary.”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3, 1979, pp.378-399.
其他帝国似乎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比如有学者指出，在奥匈帝国内部经济中存在相当的“文化分工”现象，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法属阿尔及利亚。
帝国在经济上的整合并不容易，在政治上的整合难度更高。一般来说，传统上，帝国多半很少有一个覆盖整个帝国的、一体化的官僚行政机构，而是需要跟边缘地方社群的头面人物进行合作，才能治理地方。这几乎是从罗马帝国开始就传承下来的帝国之道，即实施某种人事和行政吸纳政策，建立某种庇护体制，以便实现某种等级化的阶级合作。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这套政策都是有效的。
问题在于，随着帝国边缘社会的发展，在原有的精英体系之外，一般会出现新的中上阶层/集团（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商人等）。这些都是核心地区同边缘地区进行社会接触后不可避免会产生的新人。随之出现的就是新旧精英之间的政治竞争。新人希望能够突破老人的界限，实现政治流动，而老人则力图垄断其政治地位。这种政治竞争几乎不可避免地会牵扯和破坏帝国的中央—边缘关系。
参见Martin, James Kirby.Men In Rebellion, The Free Press, 1976, pp.31-32。
我们能够在多个帝国争端事件中观察到这个因素。美国史学家詹姆斯·马丁（James Kirby Martin）就敏锐地观察到，北美十三殖民地在美国革命之前的骚动几乎可以看成中上阶层新人对世家大族的报复与不满。美国革命之前，英国治理北美十三殖民地的支柱通常是大种植园主、大商人和大地主，他们同伦敦有着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和商业往来，会将自己的子弟送到伦敦留学，结交不列颠的达官贵人，以图进入不列颠的政治圈子。帝国本身对这批人也青睐有加，把他们视为北美社会中“贵族阶级”的替代品，提拔他们成为殖民地的高级法官、参事和总督。当时的任官程序是这样的，在王室殖民地中，不列颠的某部，如贸易委员会，会指示皇家总督提交一份高级官员的备选名单，然后该部从这份名单中挑选，又或者是内阁中的某人向该部推荐人选。至于低级官员，总督同至少三名参事商议之后就可自行作出选择。这种程序使得“朝中有人好做官”成为必须。在业主殖民地，程序也差不多，不过业主的意见更重要。 当时的政治思想本来就把贵族看作是君主和人民之间的调节器和稳定力量，而在不列颠看来，这样一批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要仰赖不列颠的恩惠，自然是不列颠在北美大陆可靠的代理人。
Martin, James Kirby, Men In Rebellion, p.26.Martin, James Kirby, Men In Rebellion, p.39.戈登·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付国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187页。Martin, James Kirby.Men In Rebellion, pp.39-40.戈登·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第186页。
但这样一批人把持官职，就断了他们之下阶层精英的晋身之路。这批地方精英的家世没有前者显赫，其生意、人际关系往来基本上局限于本镇本郡，大学教育也在北美地方完成，这就很难同大家族竞争帝国影响力。他们要想在殖民地层次担任高级官员可以说十分困难，只能在殖民地议会下院里面担任议员，或者担任地方或县一级地方的行政官员。这自然造成殖民地的上层和中上层人士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这里有一个具体的例子。1760年，马萨诸塞殖民地空缺了一个最高法官的职位。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老詹姆斯·奥蒂斯，另外一个是托马斯·哈钦森。托马斯·哈钦森出身名门，在伦敦也有关系，因此，哈钦森受到提携是应然之事。奥蒂斯的儿子小奥蒂斯从未宽恕过这一侮辱，他发誓说，如果他的父亲得不到这个任命，那么他将让整个省份都陷于大火之中，自己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日后，他成为殖民地权利的著名鼓吹者。这一政治举动很难说纯粹出于公益。殖民地的中上层确实想要一个更靠近地方的选官体制。日后，约翰·亚当斯在写信给帕特里克·亨利时说：“在美洲必须建立……更为平等的自由……一小撮富豪垄断家族必须被打倒。” 托马斯·杰斐逊身为大种植园主，为在弗吉尼亚打倒“显赫的家族集团”尽心尽力，他认为，“财富贵族”的种种特权必须被摧毁，以便为“贤人贵族打开通路”。 戴维·拉姆齐（David Ramsay）——革命同时代的南卡罗来纳历史学家——说：“所有的职位向有德之人（men of merits）开放，是我们宪法的旨趣所在。……我们再也不用乞怜廷臣的宠幸。” 乔治·梅森起草了1776年弗吉尼亚的权利宣言，声称：“除非出于从事公职的考虑，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一组人有资格独占薪金或特权，或者把它们同社会分离开。公职不能传给他人，或世袭。人生而为治安官、议员或法官的观念，是不合情理的，是荒谬的。”新罕布什尔的宪法则宣称：“政府里没有任何一个职位可以世袭，所有的职位都以德才为必要条件，不能传给后代和亲朋好友。” 这些言论都说明了地方新精英不满于家长制与庇护制，也就是帝国的北美政治秩序。这种缺乏政治流动性的现实与随之而来的不满，在特定条件下，就为不列颠和北美之间的裂隙添油加火，最终导向了北美独立战争。
德拉姆勋爵观察1837年和1838年的上加拿大起义时，也有同样的判断。19世纪晚期开始的印度民族运动是由一批受过英式教育，但被排除在统治结构之外的知识分子领导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废除这套任官体制，直接代之以中央的垂直管理也会带来问题。比如，1848年后，哈布斯堡王朝决定用一整套理性的、现代化的官僚机构取代原有的松散治理体系，废除了帝国境内（尤其是在匈牙利）所有的传统行政单位，划定新的边界，代之以新的行政区划分。政府从维也纳向全国各地派遣了一大批说德语的政府官员来执行中央政策，政府权威直插社会基层，哈布斯堡帝国全境第一次被一种单一力量所支配。由于派向地方的官僚主要来自德语人群，为了方便行政管理，行政语言也被设为德语，而这些人一般也把德语文化看作一种高级文化。但对相当多的匈牙利、捷克等族群人民来说，如果说以前突出的是官民矛盾，现在他们更容易把国家的管制看作一种族群/文化压迫。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19世纪晚期的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身上，无论是俄罗斯帝国的俄化运动，还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坦齐马特改革，都企图建立一个一体化的行政机构，但最终都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帝国。
Cooper, Frederick., and Ann Laura Stoler, eds.Tensions of Empire: Colonial Cultures in A Bourgeois Worl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1.
正如弗雷德里克·库珀和安·劳拉·斯托勒（Ann Laura Stoler）所言，近代有些帝国（如英、法）与各古代帝国有一点非常不同：这些帝国在本土实现了普遍公民权与包容性的社会权利，其统治精英是在这一基础上被选拔出来的。那么，这些国内政治原则要不要（或能不能）适用于其征服而来的海外领土，就构成了一个基本难题。 当法国大革命还在街头肆虐时，法属加勒比诸岛的黑人就已经声称人权也延伸到了他们身上。那么，该不该把这些权利也授予他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