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不赞成中国戏的“乱打”，说他是“暴露我国人野蛮暴戾之真相”。我以为“痛骂”与“乱打”，也不过是半斤和八两罢了。
若说“凡遇了不可不骂的人，我们不得不骂”，那么人家也可以说“凡遇了不可不打的人，我们不得不打。”
爱真：《五毒》，《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通信栏”。
若有人说“骂人是言论自由。”那么人家也可以说“打人是行动自由。”
陈独秀的按语，《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
读者的批评并没有让陈独秀和《新青年》的“暴戾之气”“粗俗语言”真正收敛。陈独秀在编者按表示“尊函来劝本志不要骂人，感谢之至。骂人本是恶俗，本志同人自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答足下的盛意。但是到了辩论真理的时候，本志同人大半气量狭小，性情直率，就不免声色俱厉宁肯旁人骂我们是暴徒是流氓，却不愿意装出那绅士的腔调，出言吞吐，致使是非不明于天下。” 陈独秀的想法或许有其自洽的逻辑，但在被骂被损的人看来，是可忍，孰不可忍。
志希（罗家伦）：《今日中国之小说界》，《新潮》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1日。
如果不知道当时的政治结构、政治情形，我们很难理解《新青年》一班人为什么会从倡导新文化变为如此“暴戾”“粗俗”。从后来的叙事看，好像《新青年》、新思想在那时占了知识市场的上风，这是错觉。1919年之前的中国知识界，不论陈独秀这些人如何张扬，但在知识市场，他们仍然是弱者，是边缘人。而他们攻击的严复、林纾等人，恰恰是知识市场的主导者。从这个观点去看那时的新旧冲突，不是旧的不满新的，而是新的刻意攻击旧的，以期夺取思想市场上的更多份额。北大学生罗家伦也加入了围攻林纾的阵营，他在1919年初发表的《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中对林译小说给予了严厉批评“中国人译外国小说的，首推林琴南先生。林先生是我们的前辈，我不便攻击他。而且林先生自己承认他不懂西文，往往上当并且劝别人学西文，免蹈他的覆辙。所以按照‘恕’字的道理，我也不愿意攻击他。但是美国芮恩施博士却抱定‘责备贤者’之义，对于林先生稍有微词。”罗家伦在介绍了芮恩施《远东的思想政治潮流》一书中对林纾的“微词”后，更直截了当批评林纾，以为林译外国文学名著错误太多，大都因为自己不通西文，上了那些合作者的当，往往替外国作者改思想，特别是以古文翻译西文，更让西洋人的生活情趣、意蕴丧失殆尽。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338页。
新派知识人将林纾视为旧文化的代表、打击对象，固然有知识上的原因，但应该也有那个特殊时代人际上的复杂性。据钱玄同的日记，1919年1月5日，“六时顷，（沈）士远与我同到中兴茶楼吃晚饭，同席者尚有（沈）尹默及徐森玉。森玉说现在有陈衍、林纾等为大学革新事求徐世昌来干涉。因此徐世昌便和傅增湘商量，要驱逐独秀，并有改换学长，整顿文科之说。哈哈！你们也知道世界上有个北京大学！大学里有了文科学长吗？恐怕是京师大学堂的文科监督大人罢！” 这就不再是观念之争，而具有政争的味道了。
《钱玄同日记》上册，第339页。
又过了两天，1月7日，钱玄同“午后到大学，（刘）半农、（沈）尹默都在那里，听说蔡先生已经回京了。关于所谓‘整顿文科’的事，蔡君之意以为他们如其好好的来说，自然有个商量，或者竟实行去冬新定的大学改革计划，废除学长，请独秀做教授。如其他们竟以无道行之，则等他下上谕革职，到那时候当将两年来办学之情形和革职的理由撰成英法德文，通告世界文明国。这个办法我想很不错”。 这个记录隐约透露出所谓新旧两派在北京大学发展方向上存在着很不同的看法，甚至直接威胁到了蔡元培、陈独秀两年来的改革。这可能是新派知识人刻意攻击旧派如林纾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刻意将林纾描述成一个向政府“递刀”的政治小人。
新派知识人如此大张旗鼓攻击林纾，不能不引起林纾的注意、反感。林纾是否像新派学人如钱玄同记录的那样与陈衍等人合谋寻求政府力量，还可以继续讨论，但毫无疑问的是，林纾用自己的笔做了一篇影射小说《荆生》给予反击。据说策动林纾如此做，并为林纾穿针引线，提供发表平台的，就是张厚载，因而在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叙事中，张厚载的形象相当负面，与林纾一起被视为构陷新派的“递刀者”。
张厚载此时正在北大法科就读，课余时间除了写点剧评，还在上海《神州日报》上主持一个不定期的“半谷通信”栏目，采集并发布一些北京尤其是北大的消息。
在以《新青年》为平台关于旧戏的论争中，张厚载以一人敌数人，对老师辈的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似乎都不太恭敬。但旧戏论争毕竟只是学术层面的论争，几位老师不管心里如何不愉快，也不可能就此与张厚载翻脸。最后之所以闹到翻脸，闹到被北大开除，主要是因为他介入了这批新派人物与林纾的纷争，在这些新派人物看来，张厚载的作为具有“递刀”的意味，不可饶恕。
上海《新申报》1919年2月17日。
林纾几乎一直被新派人物调侃、攻击，老先生心中自然不快。这种不快被老先生演绎成了一篇小说《荆生》。小说以田其美影射陈独秀，以金心异影射钱玄同，以狄莫影射胡适。小说写田、金、狄三人称莫逆，相约为山游，温酒陈肴，坐而笑语。田生叹曰“中国亡矣，误者均孔氏之学。”狄莫大笑，曰“惟文字误人，所以致此。”田生以手抵几，曰“死文字，安能生活学术，吾非去孔子、灭伦常不可。”狄莫曰“吾意宜先废文字，以白话行之。”金生笑曰“正欲阐扬白话以佐君。”于是三人大欢，坚约为兄弟，力掊孔子。正当此时，忽闻有巨声，板壁倾矣，从隔壁出来一个携带十八斤重的铜简，名为荆生的“伟丈夫”。荆生趫足超过破壁，手指三人大骂“汝适何言？中国四千余年，以伦纪立国，汝何为坏之？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伟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大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三人在伟丈夫教训后相顾无言，敛具下山，回顾危阑之上，伟丈夫尚拊简而俯视，作狞笑也。
递刀者？
《林纾年谱长编》，第313页。
这篇小说《荆生》由张厚载“投寄发表”。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不过一报还一报，林纾老先生借小说家言出了一口气而已张厚载为老师鞍前马后也不过尽点学生的责任，帮个小忙而已。不料，就在《荆生》于上海发表的同时，北京城里悄然流传着政府将要驱逐甚至逮捕陈独秀、胡适的消息。2月26日，张厚载将这个消息发到上海“近来北京学界忽盛传一种风说，谓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即将卸职，因有人在东海面前报告文科学长、教员等言论思想多有过于激烈浮躁者，于学界前途大有影响，东海即面谕教育总长傅沅叔令其核办……凡此种种风说果系属实，北京学界自不免有一番大变动也。”东海，即大总统徐世昌傅沅叔，即傅增湘，教育总长。
作为上海《神州日报》不定期栏目“半谷通信”的主持人，张厚载理论上说有权力将自己所获得的消息向公众发布，只是此时的中国政治局势略显诡异，学界的冲突往往伴随着政治冲突，各方似乎都在暗自用力。3月2日，《每周评论》第11号“随感录”栏目发表“只眼”即陈独秀的《旧党的罪恶》，强调“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至于够不上利用政府来压迫异己，只好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陈独秀这里所暗示的，大约就是林纾、张厚载等人利用政府权势对新知识人的“构陷”，尽管我们现在也知道林纾、张厚载等人与政府的关系并不如新知识人猜想的那样密切。
《荆生》按语，《每周评论》第12号，1919年3月9日。
新知识人对林纾这些老辈敌视加恐惧，因而此后一段时间，以《每周评论》为中心的新派人物逐渐加大了对林纾的批评。3月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12号，几乎办成了批判林纾的专号，不仅破天荒转载了林纾最近的新作《荆生》，配发了编者按，而且集中发表了李大钊、周作人等人的文章，痛批林纾，甚至不断暗示林纾是借用政府威权打压新文化的“递刀者”。《每周评论》编者为《荆生》加的按语说“近来有一派学者主张用国语著作文学，本报也赞成这种主张的。但是国内一般古文家、骈文家和那些古典派的诗人、词人都极力反对这种国语文学的主张。我们仔细调查，却又寻不出什么有理由、有根据的议论。甚至于有人想借武人政治的威权来禁压这种鼓吹。前几天上海《新申报》上登出一篇古文家林纾的梦想小说，就是代表这种武力压制的政策的。所以我们把他转抄在此，请大家赏鉴赏鉴这位古文家的论调。这一篇所说的人物，大约田其美指陈独秀，金心异指钱玄同，狄莫指胡适，还有那荆生自然是那《技击余闻》的著者自己了。” 这里明白指控林纾“想借武人政治的威权”打压新文化，将新文化一派暗示为受到打压的弱者。
守常（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每周评论》第12号，1919年3月9日。
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正面回击《荆生》对陈独秀等人的讥讽，同样批评林纾不是使用正当的学术批评，而是采取“鬼鬼祟祟的，想用道理以外的势力，来铲除这刚一萌动的新机”。李大钊义正词严地宣布“我今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公众比一个人的聪明质量广、方面多，总可以判断出来谁是谁非。你们若是对于公众失败，那就当真要有个自觉才是。若是公众袒右你们，那个能够推倒你们？你们若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
《胡适教授致本日刊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0日。
文化的新旧论争已不再重要。随着北京学界各种传言在1919年春天迅速传播，新知识人渐渐发现这些传言的主要发布者竟然是张厚载，而载体就是张厚载兼职的《神州日报》。胡适说“这两个星期以来，外面发生一种谣言，说文科陈学长及胡适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并说陈学长已逃至天津。”
《张厚载致胡适》，《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0日。
这个谣言愈传愈远，并由北京电传到上海各报，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也给北大带来了极大困扰。在胡适等人看来，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胡适给张厚载写了一封信查询“豂子君足下你这两次给《神州日报》通信所说大学文科学长、教员更动的事，说的很像一件真事。不知这种消息你从何处得来？我们竟不知有这么一回事。此种全无根据的谣言，在外人或尚可说，你是大学的学生，何以竟不仔细调查一番？”胡适的信略有责备的意思，张厚载迅即回信做了解释“适之先生《神州》通信所说的话，是同学方面一般的传说。同班的陈达才君，他也告诉我这话，而且法政专门学校里头，也有许多人这么说。我们无聊的通信，自然又要借口于‘有闻必录’把他写到报上去了。但是我最抱歉的是，当时我为什么不向先生处访问真相，然后再做通信。这实在是我的过失，要切实求先生原谅的。这些传说绝非是我杜撰也，决不是《神州》报一家的通信有这话。前天上海老《申报》的电报里头，而且说‘陈独秀、胡适已逐出大学’。这种荒谬绝伦的新闻，那真不知道从何说起了。而《时事新报》的匡僧君看了《申报》这个电报，又做了一篇不平鸣，不晓得先生可曾看见没有？张厚载白。七日晚。”
《胡适教授致本日刊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1日。
张厚载将谣言传播的责任推给法科学生陈达才。胡适当即又找陈达才核实，陈达才否认了这一指控。胡适将这一消息交给《北京大学日刊》公开发布“日刊编辑主任鉴昨日送登之张厚载君来信中曾说，此次大学风潮之谣言乃由法科学生陈达才君告彼者。顷陈君来言并无此事，且有张君声明书为证，可否请将此书亦登日刊，以释群疑。胡适。”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1日。
既然陈达才如此作证，张厚载不得不公开发布一份声明“本校教员胡适、陈独秀被政府干涉之谣传，本属无稽之谈。当时同学纷纷言谈此事。同班陈达才君亦以此见询。盖陈君亦不知此事是否确事，想举以质疑，绝非陈君将此事报告于弟。深恐外间误会，特将真相宣布，以释群疑。张厚载敬白。”
前引钱玄同1月5日、7日的日记表明，那时的北大确有教育部或更高层欲整肃北大、不利于陈独秀的传闻。只眼（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每周评论》第13号，1919年3月16日。
1919年的春天，北京大学确实遇到了极大困扰，南北各地流传着关于北大的各种各样的传言。 陈独秀说“迷顽可怜的国故党，看见《新青年》杂志里面有几篇大学教习做的文章，他们因为反对《新青年》，便对大学造了种种谣言，其实连影儿也没有。这种谣言传的很远，大家都信以为真，因此北京、上海各报，也就加了许多批评。” 陈独秀在文章中摘录了上海《时事新报》《中华新报》《民国日报》，北京《晨报》《国民公报》等几个重要报刊的言论以为支持，比如上海《时事新报》“今以出版物之关系，而国立之大学教员被驱逐，则思想自由何在？学说自由何在？以堂堂一国学术精华所萃之学府，无端遭此侮辱，吾不遑为陈、胡诸君惜，吾不禁为吾国学术前途危。愿全国学界对于此事速加以确实调查，而谋取以对付之方法，毋使庄严神圣之教育机关，永被此暗无天日之虐待也。”
对于新思想存在的价值和政府不当干涉言论思想的理由，南北各报的评论都有很好的论述。陈独秀对此颇感欣慰，但他笔锋一转，所要批评的不是政府，而是“国故党”，是旧文化阵营“这感想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有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恶根性。对待反对派，决不拿出自己的知识本领来正正堂堂的争辩，总喜欢用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民国八年以来的政象，除了这两种恶根性流行以外，还有别样正当的政治活动吗？此次迷顽可怜的国故党，对于大学创造谣言，也就是这两种恶根性的表现。”
据此分析，陈独秀直截了当地将责任、罪责推给了林纾、张厚载师徒二人“这班国故党中，现在我们知道的，只有《新申报》里《荆生》的著者林琴南，和《神州日报》的通信记者张厚载两人。林琴南怀恨《新青年》，就因为他们反对孔教和旧文学。其实林琴南所作的笔记和所译的小说，在真正旧文学家看起来，也就不旧不雅了。他所崇拜所希望的那位伟丈夫荆生，正是孔夫子不愿会见的阳货一流人物。”
只眼（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每周评论》第13号，1919年3月16日。
至于张厚载，陈独秀认为主要是因为旧戏问题的争论与《新青年》结怨。旧戏问题“尽可从容辩论，不必借传播谣言来中伤异己。若说是无心传播，试问身为大学学生，对于本校的新闻，还要闭着眼睛说梦话，做那‘无聊的通信’（这是张厚载对胡适君谢罪信里的话，见十日《北京大学日刊》），岂不失了新闻记者的资格吗？若说是有心传播，更要发生人格问题了。” 陈独秀强调《新青年》的正义，指责反对者如林纾、张厚载的阴暗，指责他们辩论不过《新青年》，就利用那“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手段。这个指责有多少根据，还值得讨论，但毫无疑问的是，陈独秀与李大钊、胡适等人的思路一样，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林纾、张厚载。
《每周评论》第13号，1919年3月16日。
同期《每周评论》还发表一篇署名“二古”的《评林畏庐最近所撰〈荆生〉短篇小说》。作者以为林纾《荆生》“唯以文论之，固不成其为文也。其结构之平直、文法之舛谬、字句之欠妥，在在可指。林先生号为能文者，乃竟一至于斯耶。殊非鄙人梦想所料及者也。鄙人一中学教师也，今日适逢校中文科之期。诸生交来文卷，堆置盈案，鄙人研墨濡毫，方事改削。既读此篇小说，兴致未阑，见其有未安处，遂亦不禁信笔注之，以示诸生，俾明乎为文之法。”作者以中学教员身份逐段逐句索隐、点评，以为这篇小说“其文之恶劣，可谓极矣，批不胜批，改不胜改。设吾校诸生作文尽属如此，则吾虽日食补脑汁一瓶，亦不足济吾脑力，以供改文之用”， 竭力贬低林纾，尤其是这篇《荆生》。
从“新青年”阵营的反对声音以及愤怒程度看，林纾这篇影射小说虽说如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戏”一样不可取，但其杀伤力确实不小。正如胡适曾说“反对就是注意的表示”，反对得越激烈，越说明文章可能击中了要害。因而，林纾对这些反对不仅不怒，反而窃喜。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林纾继《荆生》之后的第二篇影射小说《妖梦》脱稿，并由张厚载经手寄往上海。
《妖梦》继续抨击陈独秀、胡适等人主导的新文化运动。作者开篇即明言作文主旨“夫吉莫吉于人人皆知伦常，凶莫凶于士大夫甘为禽兽。此《妖梦》之所以作也。”小说讲述一个名叫郑思康的陕西人，梦见一个白胡子老人邀请他巡游阴曹地府，并告诉他在阴曹地府中，“凡不逞之徒，生而为恶，死亦不改，仍聚党徒，张其顽焰”。他们来到一座城市，见到一所白话学堂，门外大书楹联一副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
入第二门，有“毙孔堂”。堂前也有一联
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
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学堂内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显然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显然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即胡亥，显然影射胡适之。
元绪、田恒、秦二世三人出来与郑思康相见，大骂孔丘，攻击伦常。郑思康怒不可遏，问白胡老头“世言有阎罗，阎罗又安在？”白胡老头说“阳间无政府，阴间那得有阎罗？”已而，田恒、秦二世诋毁伦常，盛赞白话文，元绪闻言点头称赞不已。
林纾：《妖梦》，《新申报》1919年3月18—22日。
对于“鬼中三杰”，作者痛恨无比，骂得粗俗、刻薄、无聊，诸如“田恒二目如猫头鹰，长喙如狗”、“秦二世似欧西之种，深目而高鼻”。这显然有点人身攻击的味道了。小说结尾处，作者让阴曹地府中的“阿修罗王”出场直扑白话学堂，将白话学堂中那些“无五伦之禽兽”统统吃掉，“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丘，臭不可近”。 这种拙劣的比附，显然有失一个读书人的体面。
林纾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将《妖梦》手稿交给张厚载寄往《新申报》的时候，蔡元培却来了一封信。蔡元培在信中说有一个叫赵体孟的人计划出版明遗老刘应秋的遗著，拜托蔡元培介绍梁启超、章太炎、严复以及林纾等学术名家作序或题词。
《张厚载致蔡元培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1日。
蔡元培无意中的好意感动了林纾。他们原本就是熟人，只是多年来不曾联系而已。现在自己写作影射蔡元培的小说，似乎有点不好，所以致信张厚载，介绍了蔡元培请其为刘应秋文集作序，“《妖梦》一篇，当可勿登”。无奈“稿已寄至上海，殊难中止” 。
另一方面，林纾公开致信蔡元培“与公别十余年，壬子始一把晤，匆匆八年，未通音问，至以为歉。属辱赐书，以遗民刘应秋先生遗著嘱为题辞。书未梓行，无从拜读，能否乞赵君作一短简事略见示，当谨撰跋尾归之。呜呼，明室敦气节，故亡国时殉烈者众，而夏峰（孙奇逢）、梨洲（黄宗羲）、亭林（顾炎武）、杨园（张履祥）、二曲（李颙）诸老均脱身斧钺，其不死，幸也。”由此引出林纾对清末民初政治变动的看法“我公崇尚新学，乃亦垂念逋播之臣，足见名教之孤悬不绝如缕，实望我公为之保全而护惜之，至慰。虽然，尤有望于公者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间谣诼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或且有恶乎阘茸之徒，因生过激之论，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补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则毒粥既陈，旁有烂肠之鼠，明燎宵举，下有聚死之虫。何者？趋甘就热，不中其度，则未有不毙者。方今人心丧敝，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侈奇创之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己，未有不糜沸麇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晚清之末造，慨世之论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林纾的意思是，外国虽然不知道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其结论是，中国进步与否，并不在观念、不在伦理，更不在倡导“叛亲蔑伦”之论、完全废弃传统。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主题，林纾在这封长信中直抒己见，以为“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以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如果不是后来矛盾加剧，林纾的这段话，实际上是要与蔡元培套近乎。因为在白话文问题上，蔡元培的主张与林纾相似，一方面承认并促进白话文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了中国文明的保存，力主不要废弃文言，应该在知识人群体中为雅言、文言者保留足够的空间。
《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载《畏庐三集》，上海书店，1992，第28页。
至于新文化运动中的伦理革命，林纾也一直反对。他在写给蔡元培的信中提及这个问题，无疑期待引起蔡元培的重视，而且他内心深处似乎以为蔡元培与他的观念比较接近。林纾说“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林纾批评的这个说法，既见于古典中国异端思想家，如王充、袁枚等，也见于同时代的鲁迅、胡适。从新伦理的立场看，这些看法对于思想解放似乎有帮助，但在老派知识人看来，无疑属于离经叛道。林纾在这封信中说这些，无非期待蔡元培能够以北大校长的身份，“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方能对得起全国人民之重托“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
就林纾致蔡元培书信的立意看，他将蔡元培视为传统伦理的坚守者，尽管与蔡元培不可能观点完全一致，但总会有不少相同点。然而糟糕的是，蔡元培此时正在遭遇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再加上南北媒体传言不断，因而蔡元培将林纾这封信视为挑衅，一反温文尔雅的忠厚长者形象，勃然大怒，公开示复。
就事实而言，蔡元培分三点解释辩白北大并没有林纾所说的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这三项事情，外间传言并无根据。借此机会，蔡元培公开重申他办教育的两大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卷三，中华书局，1984，第267页。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讲授，以无背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的言论行动，悉听自由，学校从不过问，当然也就不能代其负责。比如帝制复辟的主张，为民国所排斥，但本校教员中照样有拖着长辫子而持复辟论者如辜鸿铭，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所以也就没有人管他再如筹安会的发起人，被清议所指为罪人，然而在北大教员中就有刘师培，只是他所讲授的课程为中国古代文学，亦与政治无涉，所以也就没有必要由学校过问至于嫖、赌、娶妾等事，为北大进德会所戒，教员中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引诱学生与之一起堕落，则亦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就没有办法办下去。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即如公亦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并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
林纾的公开信不仅没有让蔡元培理解，反而引发更多分歧，特别是林纾的影射小说《妖梦》也没有被张厚载追回来。就在其公开信发表的同时，《公言报》还有一篇《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略谓北京大学自蔡元培担任校长之后，气象为之一变，尤以文科为甚。文科学长陈独秀，“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学生闻风兴起，服膺师说，张大其辞者，亦不乏人。其主张，以为文学须顺应世界思潮之趋势。若吾中国历代相传者，乃为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应根本推翻，代以平民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此文学革命之主旨也。自胡适氏主讲文科哲学门后，旗鼓大张，新文学之思潮亦澎湃而不可遏。既前后抒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而于其所教授之哲学讲义，亦且改用白话文体裁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以张皇其学说。《新潮》之外，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其思想议论之所及，不仅反对旧派文学，冀收摧残廓清之功，即于社会所传留之思想，亦直接间接发见其不适合之点而加以抨击”。这段评论，素来被新派知识人视为旧派人物不惜构陷向政府“递刀”，充当稍后政府刁难北京大学，摧残新文学、新思想、新势力的马前卒的铁证。
《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
这篇文章还纠正了一个传言“日前喧传教育部有训令达大学，令其将陈、钱、胡三氏辞退。但经记者之详细调查，则知尚无其事。唯陈、胡等对于新文学之提倡，不第旧文学一笔抹杀，而且绝对的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并且有主张废国语而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之议。其卤莽灭裂，实亦太过。” 这篇文章一方面纠正了先前的不实传言，另一方面表明作者反对新文学的立场坚定不移。这使新旧冲突愈发不可调解。
告一段落
《张豂子君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1日。
综上所述，新知识人最先利用“双簧”对林纾进行人身攻击，林纾忍无可忍奋起反击，发表了影射小说。恰当此时，蔡元培来信邀请林纾为刘应秋遗著题词。林纾借此时机萌发缓和关系的想法，写给蔡元培的公开信坦然讲出自己的忧虑，但其用意是期待蔡元培利用大学校长的身份，纠正新文化运动的过激部分。为消解误会，林纾通知张厚载将还没有发表的第二篇小说追回来，可惜张厚载没有办成，或者说根本就不想追回来。张厚载并不隐瞒这层意思，他在写给蔡元培的信中有所流露“《新申报》所登林琴南先生小说稿，悉由鄙处转寄。近更有一篇攻击陈、胡两先生，并有牵涉先生之处。稿发后而林先生来函，谓先生已乞彼为刘应秋文集作序，《妖梦》一篇，当可勿登。但稿已寄至上海，殊难中止，不日即登出。倘有渎犯先生之语，务乞归罪于生。先生大度包容，对于林先生之游戏笔墨，当亦不甚介意也。”张厚载或许无法追回已经寄出的《妖梦》，但从描述看，发信、发电阻止这篇小说发表，特别是长达四天的连载，并不是不可能。张厚载之所以不愿这样做，是因为他有一种媒体人“不嫌事情大，只怕事不大”的奇怪心理。他在这封信中的另外一段话可以做注解“又，林先生致先生一函，先生对之有何感想，曾作复函否？生以为此实研究思潮变迁最有趣味之材料。务恳先生对于此事之态度与意见赐示。” 张厚载完全是一个新闻人的“专业主义”，是就新闻弄新闻，根本没有顾及相关者的利益。
《蔡校长复张豂子书》，《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1日。
在张厚载致信蔡元培之前，蔡元培等新知识人并不知道林纾影射小说背后的故事，直到张厚载的来信揭示出许多细节，才引起蔡元培的震怒“得书，知林琴南君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均由兄转寄《新申报》。在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 温和的蔡元培其内心之愤怒从这段文字中不难体察。
此外，蔡元培致信《神州日报》编辑部，直接交涉并明确否认张厚载散布的几个关于北大的传闻。根据3月4日《神州日报》学海要闻版“半谷通信”栏目“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访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且谓该校评议会议决，文科自下学期或暑假后与理科合并，设一教授主任，统辖文理两科教务。学长一席，即当裁去。”
针对《神州日报》这段报道，蔡元培致信否认，指出此段“有数误点”
（一）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如有以此事见询者，鄙人必绝对否认之。所谓并无否认之表示者，误也。
（二）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曾由学长及教授会、主任会议定（陈学长亦在座），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今报告中有下学期之说，一误也。
又，本校现已有教授会十一，各会均推主任一人，共有十一人。而将来之教务长，则由诸主任互推一人任之。今报告中乃云“设一教授主任”，二误也。在陈学长赞成不设学长之议，纯粹为校务进行起见，于其个人之辞职与否，无关系。
（三）贵报上月两次登半谷通信，皆谓陈学长及胡适、陶履恭、刘复等四人以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并谓陈学长已在天津，态度颇消极而陶、胡等三人，则由校长以去就力争，始得不去职云云。全是谣言。此次报告中虚构一陈学长辞职之证据，而即云“记者前函报告信而有征矣”。阅报者试合两次通信及鄙人此函观之，所谓信而有征者安在？
《蔡校长致神州日报记者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9日。
此项谣言流传甚广，上海报纸甚至有专电言此事者。惟各报所载，以贵报为最详细，且通信员又引鄙人之言为证，故不能不一辨之。贵报素主实事求是，敢请照载此函，以当更正。
《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大公报》1919年3月25日。
从后来的情形看，张厚载的“半谷通信”有夸张成分，但其消息也不是空穴来风，毫无根据。不过，这些传言伤害了北大，伤害了陈独秀等人，这是蔡元培辩驳的主旨。既然将这些事情大概说清了，矛盾也就解开了，所以林纾很快再发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检讨自己在上一次公开信中的“孟浪”“弟辞大学九年矣，然甚盼大学之得人，幸公来主持，甚善。顾比年以来，恶声盈耳，至使人难忍，因于答书中孟浪进言。”对于蔡元培的回复，林纾极表认同“既得复书，足见我公宗圣明伦之宗旨，始终未背也。此外尚有何说？弟所求者，存孔子之道统也，来书言尊孔子矣所求者伦常之关系也，来书言不悖伦常矣所求者古文之不宜屏弃也，来书言仍用古文矣。餍心遂欲，畅遂无言。至于传闻失实，弟拾以为言，不无过听，幸公恕之。然尚有关白者。弟近著《蠡叟丛谈》（见《新申报》），近亦编《白话新乐府》（付之《公言报》），专以抨击人之有禽兽行者，与大学堂讲师无涉，公不必怀疑。与公交好二十年，公遇难不变其操，弟亦至死必伸其说，彼叛圣逆伦者容之，即足梗治而蠹化。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瘈狗不吠然后已。弟浅衷狭量，视公之雍容大度、并蓄兼收相去远矣。” 林纾在这里视蔡元培为同志、同道，不必怀疑，至少在他的感觉中，蔡元培的复信已化解了他心中久存的疑惑。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林纾答蔡元培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天，1919年3月26日，教育总长傅增湘发给蔡元培一封信
孑民先生执事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比承过从，获谂尊旨，良用释然。
国学靡敝，士之秀且杰者，谋所以改弦而更张之。笃旧之伦，疾首疚心，为匡掖废坠之计，趋涂虽殊，用心则一。异同切劘，互资进行，尊闻行知，无妨殊轨。近顷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辨难，因辨难而涉意气。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
吾国伦理道义，人群纲纪，镌于人心，濡于学说，阅数百千年。其间节目条教，习惯蜕衍，或不适于现代，亦属在所不免。然而改革救正，自有其道。以积渐整理之功，行平实通利之策，斯乃为适。凡事过于锐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时论纠纷，喜为抨击，设有悠悠之辞，波及全体，尤为演进新机之累。甚冀执事与在校诸君一扬榷之，则学子之幸也。
《傅增湘致蔡元培函》，《蔡元培全集》卷三，第285页。
鄙意多识蓄德，事属一贯。校内员生，类多闳达，周知海内外名物之故与群治之原。诚能朝益暮习，与时偕行，修养既充，信仰渐著，遵循轨道，发为言论，自足以翕服群伦。若其以仓卒之议，翘于群众，义有未安，辄以滋病，殆有未可。至于学说流裔，如长江大河，支派洄洑，无可壅阏，利而导之，疏而瀹之，毋使溃溢横决，是在经世之大君子如我公者矣。
《汤尔和日记》1919年3月27日：“昨以大学事，蔡鹤公及关系诸君来会商，十二时客始散，今日甚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第283页。《胡适手抄汤尔和日记和跋》，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83页。
傅增湘的信写得很隐晦，但大致意思很清楚，就是北大的所谓新思潮已引起了“辇下耆宿”的反感，北大必须对此有所调整，给教育部以及政府诸公保全北大的理由。读了傅增湘的信，蔡元培恍然有悟，当即“以大学事”为由约“关系诸君”至汤尔和处会商，至晚“十二时客始散”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此事即是会议辞去陈独秀问题。其日子是三月廿六日” 。
《汤尔和致胡适》，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89页。
汤尔和的日记没有详细记录这次会议的过程，以致十几年后，连汤尔和都不再记得当天晚上的具体情形了。1935年12月28日，汤尔和答复胡适提问时说“八年（1919年）三月廿六日之会发何议论，全不省记。唯当时所以反对某君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可作大学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兄有记载能见示否？”
《胡适致汤尔和》（稿），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90页。
胡适当时也没有记录，但他收到汤尔和的信后，遂做了一些回忆“八年的事，我当时全无记载。三月廿六日夜之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浮筠，即夏曾佑的儿子、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卷五，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第491页。
傅斯年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鉴于其在北大的特殊身份，他对该晚的会议及其因果也有一个说法“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起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的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本校布告》，《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31日。
陈独秀由此渐渐脱离北大了，并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然而事情到此还不算结束，3月31日，北大发布令张厚载退学的布告“学生张厚载屡次通信于京沪各报，传播无根据之谣言，损坏本校名誉，依《大学规程》第六章第四十六条第一项，令其退学。此布。” 张厚载“递刀者”的角色由此坐实。
《复傅增湘函》，载《蔡元培全集》卷三，第284页。
请走陈独秀与张厚载之后，蔡元培于4月1日面见傅增湘，详细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北大危机的警报大致解除， “五四”政治运动爆发前的一场新旧冲突大体平息。不过，从更长时段看，这场冲突为后世中国的政治变迁埋下了一个意味深远的伏笔。
尴尬风流——大后方的教授们
据统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一百零八所。这些学校大部分位于东部中心城市及沿江沿海一带，以北平、上海两地最为集中，这两个城市的院校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西部特别是西南、西北地区的教育资源极端贫乏，贵州、青海等省份，连一所像样的高等院校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