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东部沿江沿海地区的高等院校遭到极大破坏。仅战争全面爆发初期，一百零八所高等院校中，就有九十一所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有十所受到完全破坏，二十五所停办，教职员减少百分之十七，学生减员一半左右。
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为了给中华民族保留读书的种子，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在经受了战争最初阶段的打击后，比较迅速地采取了行动，有计划地大规模内迁。仅战争全面爆发后的第一年，东部沿海地区内迁的高等院校就有五十六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多。这数十所高等院校西迁、南下的路线主要有一是平津地区的高校南下，第一步至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联合大学”二是上海、南京等华东地区的高等院校或沿长江、或经浙江西进三是广东、福建等地的高等院校向西、向北进入粤西北和闽西北地区。
高等院校的第一波内迁不太彻底，像平津地区的高校撤退至长沙组建临时联合大学。由于日本军队的战略进攻步步紧逼，长沙很快暴露在日军威胁的范围之内，于是长沙临大只能二次搬迁。这一次索性撤退至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主体为北平的北大、清华及天津的南开等大学。
像西南联大这样一再搬迁的高校在抗战时期还有不少，因此战争给中国高等教育造成的损失也非常大。如果要从积极的意义上说，东部沿江沿海地区的高校迁往内地，迁往西部，使战前不平衡的中国教育布局趋于均衡，使东部地区一百年来的文化积淀得以向西部和内地大幅度地转移，既缩小了中国教育、科技、文化发展的地区差距，又给西部地区带来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高等院校大规模地内迁，主要还是人员的内迁，教授的内迁。像北大，从一开始就没有准备将所有物资和设施迁出北平，他们相信自己一定会回来，而且离开的时间不会很长。所以北大内迁时委托了几个不便内迁的老教授在北平承担保护学校的责任，其他教授，都尽量地随学校一起行动。因此，高等院校的内迁，就是教授们的内迁，就是这些教授从东部中心城市迁往内地比较荒凉落后的地方。这对那些已经习惯便捷生活的教授们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他们住惯了大城市，住惯了洋楼，享受过现代化的设施，突然间来到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内地，走在那坑坑洼洼的红土小径上，住进那铁皮屋顶、泥土地面、有窗户而没有玻璃的平房里，可以想象内心的落差。而这些教授是当年中国最重要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知识精英，是第一流的大学者。像西南联大，当时就集中了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原来的主要教授朱自清、冯友兰、周培源、钱穆、钱锺书、潘光旦、江泽涵、汤用彤、吴晗、吴大猷、吴有训、陈岱孙、陈省身、陈寅恪、张奚若、金岳霖等，个个都是各自领域中泰斗级的人物。
迁往内地的这些教授们，特别是科学家，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继续从事学术和科学研究，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诚挚的爱国情怀，做出了许多突出性的贡献。那时的大后方，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即便是知名教授、闻名欧美的科学家，也只能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每月只能领到一点混杂面或糙米，并且还要经常变卖衣服度日。然而面对这些困难，中国知识分子毫无怨言，他们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热心，在大后方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像著名科学家黄鸣龙抗战期间从德国留学归来，立志为国服务，不计较待遇厚薄、薪资多寡，很快就奔赴昆明担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兼西南联大教授，并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获得非常重要的发现，为中国有机化学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其他如侯德榜、赵忠尧、张文裕、王竹溪、黄子卿、李方训、姜立夫、陈省身、华罗庚、吴大猷、陈建功等科学家，都在艰苦的条件下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和平时期从事科学研究，都要付出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更何况是在抗战这样特殊的时期。大后方又一度是那样的困难，敌机轰炸，物价飞涨，这些教授们也像常人一样，面临诸多非同一般的困难。
《遵旨设立中学堂谨将选聘教习开办日期据实具陈折》，收入《望岩堂奏稿》，转引自张旭、车树昇编著：《林纾年谱长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第88页。
根据蒋梦麟1939年3月的记录，“昆明一年以来百物腾贵，米每石已涨至一百元以上，前年每石七元。人人叫苦。香烟美丽牌每小包一元，每支一角。三炮台每筒五十支，十七元。麻酥糖每包三角。炭每石近十六元。猪肉每斤一元七角。白菜每棵大者五角，小者三角。盐每斤六毛。鸡蛋每枚一角。同人八折支薪，每月入不敷出。人口较多之家，有午吃饭而晚饮粥者。学生方面，政府每月给贷金十四元，幸官米每石五十元，犹能吃菜饭充饥，然营养大成问题矣” 。
物价上涨的同时，教授们的收入却大幅度减少。以西南联大为例，三校原来的经费来源不尽相同北大由于是国立大学，其经费完全依靠国民政府的支持南开为私立大学，抗战爆发后经费枯竭，于是开始接受政府补贴清华的经费在抗战开始时仍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支付，一般说来最为可靠，但是不久庚款停付，清华经费来源也告中断。从这时起，西南联大的全部经费都只能依靠国民政府支付。然而从1937年9月开始，国民政府以抗战为由，紧缩教育事业经费，将原定的各国立学校的经费改按七成拨付。长沙临大时期，北大将所领七成经费的一半上交给临大，作为教职员薪金和维持教学的费用，余下的一半作为本校校产保管和师生特殊救济之用。1938年4月以后即西南联大时期，北大改将七成中的四成交给联大，所余三成经费，又被教育部以“统筹救济战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及办理高等教育事业之财源”为由全部拿走。
从此以后，西南联合大学的三个学校就不再有自己独立的经费。三校各自办事处的开支，则由教育部在拿走的三成经费内酌情发给，实际上难以维持所需。西南联大每年的预算经费为法币一百二十万元左右，仅仅相当于抗战前清华一校的经费。然而由于抗战时期的实际困难，连这个数字的经费，国民政府也很难保证及时付给，总是一拖再拖。至于维护联大校舍建筑和购买图书、设备所需的临时费用，国民政府更是无法顾及。直到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才拨给联大设备费三万八千美元，其中三万美元作为图书购置和仪器设备费，其余作为购置行政设备和装运保险等费。在三校合并、人员倍增而货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联大在经费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是后人无法想象的。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第107页。
西南联大的困难首先体现在教师的生活上。从1937年9月起，教师的薪金改按七成发给（以五十元为基数，余额按七成发给），加上各种名目的捐款，教师实际所得不多。从1940年开始发给全薪，但是由于货币贬值，物价暴涨，教师所得的那点薪金便很难养家糊口。当时有人说，现在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因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师们的生活也是很困难的。一个月的工资加到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花完了。教师们多是靠兼职兼薪以为补贴。大多数人是卖文，向报刊投稿，得一点稿费。能作古文的人，为当地富贵人家作“谀墓”文，这种生意最好，因为可以获得实物报酬。像刘文典就是如此。他在联大时期虽然心情可能比较郁闷，但物质生活实在说来还是相对宽裕的，因为他的古文作得好，很受当地富贵人家的欢迎。到了抗战末期，联大一部分教授组织了一个卖文卖字的会。听到要卖字，闻一多还给冯友兰刻了两个大图章，以备使用。
当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为继时，那真是斯文扫地，教授也就只能重回世俗，为温饱而奋斗。1941年11月，西南联大五十四位教授联名呼吁改善待遇，沉痛陈述教职工的生活窘况“始以积蓄贴补，继以典质接济。今典质已尽，而物价仍有加无已……若不积极设法，则前途何堪设想？”他们派代表张奚若到重庆请愿，要求政府增加教师津贴。教授们在校务会议和教授会议上还多次向政府提出增薪，希望薪资的购买力相当于抗战前的三十元左右即可。但是这些要求都遭到了国民政府的拒绝。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和知识界有一部分人出于不同的考虑，设想通过一些特殊渠道向大后方这些宝贵的知识分子提供援助。当时的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费正清说“我个人的奋斗目标逐渐在心中明朗起来帮助和保护那些留美归国的中国教授、学者，其中有些是在北京的老朋友。这就是我对当时形势所作出的反应。在当时的中国，抗击日本的事业实际上已被中美两国的军方所垄断。我采取的对策是，把注意力转向它处。当时，被动员起来的教授很少，甚至学生们也被看作是国家的稀有资源，必须保护他们健康成长，以备将来之需，而不要在战场上消耗掉。一些被派驻在战时中国的美国文职人员对中国前程感到幻灭，于是以救济妇女、儿童或者搜集明代青花瓷器来解除心头的郁闷。从我个人来看，我并不反对抗日战争，但是我认为更为迫切的任务是拯救残存的自由教育。”
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费正清于1942年底和1943年初对西南大后方的中国文化教育现状进行了考察。他发现那些受过现代教育、如今背井离乡的中国知识分子无疑是当时通货膨胀的最大受害者。除了费正清之外，美国的许多人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福利问题表示关切。美国联合援华会还在美国二十二所大学里成立教授委员会，以便向这些著名的中国教授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美国联合援华会负责人说这些援助款项将用于补助中国高等学校里教授们的生活。然而不幸的是，这条消息在报上一经披露，立即在中国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有些人反对靠美国慈善团体的捐款来维持中国国立大学教授们的生活。蒋介石听说后也勃然大怒，并立即将此项援助予以取消。结果，像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蒋梦麟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大后方知识界的头面人物，其家庭经济状况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梅贻琦的夫人好不容易化名找到一份工作，但终究还是被人认了出来，只好放弃不干。蒋梦麟将家中的书籍、衣物能够当掉的都当了，他的太太也很想找份工作，无奈鉴于梅贻琦太太的例子，也只好放弃。
《费正清自传》，黎鸣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第282页。
美国联合援华会援助大学教授的计划被否决之事引起了大学教职员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大学教授的生活如此艰难，接受美国援助并不丢脸，既然政府可以接受租借法案，那么教授们迫于生计，接受美国援助有何不可？蒋梦麟费了很大口舌劝告教职员不要发表抗议文字。他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保存骨干力量。如果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战争中丧失殆尽，原本已经很艰难的高等教育将更为混乱。蒋梦麟认为，就当时情况看，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
中国政府不愿意使用美国人的捐款解决中国教授的生活困难，但自己又拿不出钱来保证教授们的基本物质生活水平，于是教授们依然在饥饿线上挣扎。到了1943年下半年，西南联大很多教授每月的薪俸实值仅合战前的八元三角，仅能维持全家半个月的最低生活标准。
教授们的生活苦不堪言，但西南联大所获得的成绩却是举世公认的。他们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不仅克服了文人相轻的恶习，而且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方面都有至今仍值得称道的成果。在科学研究方面，蒋梦麟于1938年冬北大四十周年纪念时，特约各系教授撰文编印纪念论文集，其中一些文章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如物理系教授吴大猷所撰有关多原子分子之结构及振动光谱的专论，就是一篇具有相当价值和独创性的论文。
在人才培养方面，西南联大的成绩也极为可观。许多后来在学术界具有极大声誉和成就的学者，像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等，当时都是西南联大学生。据他们当时的指导老师吴大猷教授说，他当年在泥墙泥地的简陋实验室里，只能将三棱柱放置在木架上做分光仪，继续进行研究。但他在讲授完“古典力学”课程后，仍于学期结束时拟出十余个不同的题目让学生自行选择进行研究，杨振宁即选择了其中《以群论讨论多元分子之振动》的题目。到了1957年冬，杨振宁、李政道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致函吴大猷，说明他们多年以来的研究工作，均可追溯到西南联大时吴大猷的启示和那些论文题目。
丁文江和他的科学主义
“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大概是“五四”以来中国人的一贯认识。尽管人们在实践层面并不一定愿意实行民主，总是在为无法实行民主寻找借口，但谁也不愿否认民主是人类发展到今天“最不坏的东西”。
当民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漂洋过海来到东方，来到中国的时候，与其结伴而行的还有另外一个“好东西”，那就科学。如果说民主是人类发展到今天“最不坏的东西”，那么科学则是人类发展到今天“最好的东西”，于是那时的中国人有了“科学万能”的幻想，期待科学能够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个中情形正如胡适所描绘的那样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诽谤“科学”的。
所以，那时的中国人就根据英文音译，很亲切地将科学唤作“赛先生”（science），将民主唤作“德先生”（democracy）。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作为主义，也曾引起人们的恐慌，被视为洪水猛兽科学自然也是个好东西，然而一旦科学也成为“主义”，特别是将“科学主义”绝对化、唯一化，那么引来的就不仅仅是恐惧，可能还会遗留下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在20世纪科学主义的大潮中，最著名的“赶潮”人，毫无疑问应该首推丁文江。
一个欧化最深的人
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4月13日（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日）生于江苏泰兴黄桥镇。这个偏僻的乡镇在国共内战中因“黄桥烧饼”而著名，南距长江约三十公里。在丁文江出生的年代，黄桥镇大体上与外界隔绝。
根据丁家后人的描述，丁文江的曾祖曾经在浙江某地担任过一个小官，但其祖、父两代不是一代胜过一代，而是一代不如一代，逐步退居乡里，除了保留“祖上曾经阔过”的记忆外，已与一般家庭毫无区别。
丁文江出生的时候，应该说是晚清几十年中最好的时光。经过差不多二十年的洋务新政、同光中兴，至光绪初年，中国的经济状况已有很大改善。至1894年，中国大体赢得了前后约三十年的和平发展时期，综合国力大为提高。与此同时，官僚体制腐败的痼疾没有改变，君臣上下、朝廷内外都因几十年的和平发展产生了莫名其妙的虚骄，这就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埋下了伏笔，也是后来一系列变革的重要背景。
很多后来的重大变故在丁文江刚出生时的中国尚看不到迹象。丁文江与众多诞生于中国乡村社会，且父母在解决了起码的生存问题之后尚有余力培养子女的家庭中的孩子一样，在乡间接受启蒙教育，为将来的科举事业做准备。
按照中国传统教育模式，丁文江五岁就傅，正式开蒙，阅四年，至九岁大体将四书五经研读一过，打下了继续深造的根基。据说丁文江生而有殊禀，神悟卓绝，寓目成诵。老师惊讶其资质过人，曾以联语属对“愿闻子志”，丁文江随口对曰“还读我书”，工正典雅，志趣不凡。大人们叹为宿慧，将他视为难得的读书种子。
乡村塾师的学识终究不能满足丁文江的求知心，而1898年的维新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变等一系列变动，也给丁文江未来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新的可能。或许是丁文江的父亲已预感到科举之路将越来越窄，于是，丁文江虽然成绩优异，但无意继续参加生员考试，而是准备离开乡村，到上海南洋公学去深造。这是中国第一所完全采用西方学校教程的学校，并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大学教育体制接轨，从那里可以很方便地到美国留学。
在丁文江将要启程前往上海的时候，新任泰兴知县龙璋听闻丁文江资质不凡，遂嘱咐丁父带他到衙门，命以“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为题作文。丁文江下笔如有神，议论风生，多所阐发。龙大为叹异，许为“国器”，即日纳为弟子，力劝他不要再到南洋公学耽搁工夫，而应该尽快直接出洋留学。
丁父既然同意丁文江到上海求学，显然对其出国留学早已有了心理准备而且他既然同意带儿子到县衙面试，显然对龙璋的建议不仅不会反对，可能还有“正合我心”之感。唯一使丁文江稍感困难的是家庭问题一是他的母亲先一年去世，他觉得居丧期间或许不应远行二是出国留学毕竟不同于到上海读书，所需费用不少，还会减少家中其他兄妹求学的机会。当时，丁文江的哥哥文涛也想出国留学，然而雄心勃勃、聪明绝顶的弟弟却先发制人对他说“不有居者，谁侍庭帏不有行者，谁圆国事？家与国，尔与我当分任之。”
在龙璋的帮助下，各种难题逐一解决。1902年秋，十五岁的丁文江便随龙璋的表亲胡元倓前往日本，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
时间飞快地消逝了，不知不觉间，丁文江在日本度过了三个春秋。只是在这三年中，丁文江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将精力完全用于对科学的追求上，而是不自觉地投身于现实政治，追随梁启超鼓吹改良中国政治，改良中国社会，促进中国的文艺复兴。
丁文江等留日学生的这一现象引起了老革命家吴稚晖的注意。这位老革命家原本也在日本，后因投身反清革命而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流亡苏格兰。在那里，吴稚晖研究进化论和古生物学等道地的西方知识，对日本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饭，谈政治，而不读书”很不满意，遂于1904年致信丁文江等留日学生，建议他们设法到英国去。
吴稚晖的建议引起了丁文江等人的注意。而1904年初在中国土地上爆发的日俄战争，其结果使留日学生感到莫名的尴尬、羞愧与自豪。自豪的是亚洲人能够击败强大的沙俄帝国，羞愧的是对比昔日被鄙视的岛民所取得的荣耀，中国竟是如此软弱无力。丁文江和他的朋友们被街上所遇到的日本人的嘲笑深深地刺痛了。因此，他不仅执意离开日本前往英国，而且他的野心是到那里学习海军，将来做一名海军指挥官，或许有机会与日本人在海上决一胜负。
1904年春夏之交，丁文江等人从日本来到英国，很快接受一位朋友的建议，到东部林肯郡的斯堡尔丁读了两年中学。在这里他第一次最直接、最认真地学习西方知识，奠定了后来进一步深造的基础，并于1906年顺利获得英国最高学府剑桥大学的入学资格。
尽管丁文江有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但“从不额外照顾穷小子”的剑桥大学高昂的费用还是让丁文江吃不消。第一个学期结束后，丁文江主动辍学，转赴欧洲大陆游历几个月后，于1907年春天转入风气质朴的格拉斯哥大学，开始专心致志地学习动物学、地质学、地理学等。
1911年初，丁文江获得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位，随即准备返回离别九年的祖国。这九年的时间，使丁文江从一个聪明伶俐的十五岁少年，变成一个满脑子现代专业知识、十分欧化、风度翩翩的成年男子。
丁文江“欧化”了。他喜欢西装革履，留着讲究的小胡子，特别偏爱雪茄。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九年的留学生涯中，真正掌握了多种语言，能够直接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他不仅留意国际学术界的动态，而且本身所从事的工作就在国际学术界的前沿。他具有现代科学家所必需的专业技能和思维方式。
现代徐霞客
1911年春夏间的归国旅途，对于年轻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考察机会。离开英伦三岛进入欧洲大陆后，丁文江借机遍游欧洲，特别考察了阿尔卑斯山，然后乘船取道越南回国。
5月10日，丁文江转乘火车抵达云南劳开，接着或徒步，或乘船，或乘车，继续在云、贵、湘等地旅行，穿越偏远的多山地带，考察地质、地貌，寻找矿产。7月底，经武汉、上海返回家乡。
丁文江回到家乡的时间在辛亥革命爆发前的两个月。他或多或少已感觉到国内政治的急剧变化，同时他的家庭也有很大变化。在丁文江出国留学的前一年，他的生母不幸去世在他出国之后不久，他的父亲再婚，丁文江又有了三个小弟弟。
在故乡小住一段时间后，丁文江与他的新婚妻子一起前往上海南洋公学。这所学校是丁文江出国前最想去的学校，只是那时想去读书，而现在则是去教书。在南洋公学，丁文江讲授地质学入门，不仅受到学生的欢迎，而且很快引起了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的注意。张急约他入京。1913年初，丁文江受聘担任新成立的地质科科长。
民国初年，科学主义虽已在中国落地生根，但传统文化仍在知识界高居统治地位，像地质学这种专门学问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丁文江履新之初，实可谓筚路蓝缕，白手起家。
1913年6月，丁文江利用北京大学地质门停办后闲置的图书标本，以农工商部的名义办了一个地质研究班，稍后又在这个研究班的基础上创办了一个地质研究所，连续招生。首批学员不少是丁文江在南洋公学时的学生。1916年，第一批三十名学生毕业，大多留所工作，并逐渐成长为骨干力量。
在致力于人才培养的同时，丁文江信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反对坐而论道，主张实地考察。这是因为丁文江清楚地知道，在当时甚至连西方学校都存在缺乏第一手观察的不足之处，而中国学生对于艰苦的野外锻炼则更缺乏准备。鉴于此，丁文江每周都要组织学生进行野外考察。他的信条是“移动必须步行，登山必达顶峰”，要求学生在真正掌握地质学的原理和基础后，必须系统研究中国地质资料，必须亲身进行实地考察，亲手绘制地图、采集化石。
丁文江这样要求学生，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只要有时间、有机会、有经费，他就会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1913年底，丁文江受工商部委托沿正太线对太行山脉进行考察，并对井陉和阳泉地区的煤矿储量做了调查。翌年年初回到北京后，很快又受交通部委派前往西南地区进行长达一年的矿产资源勘探。丁文江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对许多地方进行测绘，重新绘制地图或地质图，收集标本，并写了生动活泼的考察日记，详述各地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山水风景、自然地理以及各种各样的奇闻逸事。这是中国科学家利用现代学术训练进行野外地质调查和地质填图的开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重大的典范意义。
1915年初，丁文江结束在西南地区的考察回到北京。1916年，地质研究所改组为地质调查所，依然隶属于政府，专门从事地质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丁文江任所长，直至1921年因家庭原因辞职离开。
丁文江在地质学领域贡献巨大，被视为该学科在中国的“开山祖师”。他和他的早期同事一起制定了一套全新的学科范式，使这门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学科在短时间内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本人也是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影响力的著名学者。胡适在1922年说“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得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
丁文江还被视为地质学领域中的“政治家”。他充分利用自己丰厚的人脉资源与网络，为地质学在中国的发展、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李济后来在评价丁文江的学术贡献时强调，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开荒时期的最大领袖之一，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作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丁文江当然和其他学者一样，期待着中国的“文艺复兴”。但和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他既不像梁启超那样赞美清代学者以复古为革新的尝试，更没有像胡适那样着力挖掘非儒学术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同构关系，寻找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土壤。丁文江接受了文艺复兴的思想，但是他对中国“文艺复兴”背景的解释却与众不同，值得玩味。他指出，在唐代的自由与艺术文明衰落之后，宋代出现了一股反动逆流，那些打着新儒学旗号的理学家们以一种愚弄人的形式主义毒害知识分子。宋明理学从表面上看是致力于将佛教思想改头换面变为一种玄学启蒙，实际上是反知识的，是不讲方法的烦琐哲学，是没有信仰的宗教。至17世纪初，明智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知识感到不满足，再加上政治上的黑暗强烈刺激了知识分子，使大多数知识分子从沉睡中苏醒，他们开始注意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新思想与新方法，并将这种方法成功地运用到对传世经典的研究上。这场运动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它始于对传统经典的品评，以引进西方科学和哲学而结束。丁文江指出，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宋应星和徐霞客两人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怀疑博物史中的传统记载，因为关于自然的真理只能通过第一手的观察才能较好地确定下来。而且，由于是把观察到的现象而不是把史书上的记载当作根据，因此这显然具有近代科学的意味。他们“为了追求真知和达到精神上的满足，餐风宿露，废寝忘食，这正是文艺复兴精神的体现”。
基于这样的认识，丁文江将宋应星和徐霞客视为自己的思想前驱，不仅努力把他们的著作从接近于完全湮没中拯救出来，而且自觉地接续宋应星和徐霞客的考察，以“现代徐霞客”的精神激励自己，常年奔波在荒郊野外，以自己的考察验证、检验他们在《天工开物》和《徐霞客游记》中的记载。
当科学成为主义
随着地质调查所的工作成绩逐渐被外界所认知，丁文江在北京文化圈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逐渐与文化界的核心人物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等人结识，有的甚至成为他的毕生好友。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了安排战后世界秩序，战胜国准备在巴黎召开善后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被邀请参加。梁启超、丁文江、张君劢、蒋百里等民间人士在非官方组织的支持下也来到了欧洲，一是期待在舆论上对中国政府代表团有所声援，二是实地考察战后欧洲的真实情形。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使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运动发生了重大转折，中国人对欧洲文明的价值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科学和工业文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形态，然而科学的胜利却把人对天的信仰和对自己灵魂的信仰一扫而光，结果是人类依据所谓科学的原则建立起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使人的生活服从于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于是，人类不仅听从机器的摆布，而且变得越来越孤立、多疑、软弱和腐败，毫无生活应有的乐趣与价值。基于这种怀疑，梁启超在欧游归来后发表《欧游心影录》，最先提出中国人继续向西方学习，继续相信科学万能，是否也会像西方一样走向毁灭？
梁启超的怀疑启发了梁漱溟。梁漱溟于1921年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公开倡言中国人应该打消继续向西走的念头，回到东方，发现和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建中国伦理社会，以东方文化的精神文明去救西方文化的物质文明之穷。
梁漱溟的说法自有其偏激的地方，但毫无疑问的是，他的这些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深入和自觉。至少中国人已觉悟到尽管中国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但这种社会制度必须符合自身传统与特点，无法全面移植。这自然涉及东方与西方两个世界体系的支撑点，即它们赖以发生、发展的哲学基础。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张君劢于1923年2月14日在清华学校做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对科学万能的说法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认为科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因为科学与人生观是根本不同的科学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然而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他列举科学与人生观的五点区别是
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
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
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
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
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张君劢认为，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这一切，都是与科学的特点截然不同的。按照他的分析，人生观面对或者说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这样九个方面
我与我之亲族之关系
我与我之异性之关系
我与我之财产之关系
我对于社会制度之激渐态度
我在内之心灵与在外之物质之关系
我与我所属之全体之关系
我与他我总体之关系
我对于世界之希望
我对于世界背后有无造物主之信仰。
张君劢指出，凡此九项皆以“我”为中心，或关于“我”以外之物，或关于“我”以外之人，东西万国，上下古今，无一定之解决者，则以此类问题，皆关于人生，而人生为活的，故不如死物质之易以一例相绳。在张君劢看来，科学是关乎物质的，而人生观是关乎精神的。基于这种判断，再对中西文明进行了对比，张君劢顺理成章地回到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上，认为中国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自孔孟以至宋明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西洋“物质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观到底不足以解决人生观问题，所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唯有中国的“精神文明”才能解决人生问题。所以无论科学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唯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唯有返求之于己。
如前文所言，对包括科学在内的一切保持适度的怀疑原本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然而张君劢的演讲实质上已不是对科学的适度怀疑，而是在宣扬一种在科学主义者看来非常有害的思想主张。所以，当张君劢的演讲词发表后，绝对科学主义者丁文江不禁“勃然大怒”，当面怒斥张君劢“诚如君言，科学而不能支配人生，则科学复有何用？”
丁文江与张君劢是相交有年的好朋友。他们两人面对面辩论了两个小时，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为了拯救被“玄学鬼附身”的张君劢，更为了提醒没有被“玄学鬼附身”的青年学生，丁文江迅即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竭力为科学辩护，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并不能证明科学破产，强调人生观无论如何都要受到科学的公例、定义及方法的支配。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不是在人生观上排斥科学，为玄学留下一块空地，恰恰相反，应该把科学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在丁文江看来，张君劢并不了解科学的性质，而且从哲学上看，张所依赖的主要是欧洲唯心主义的蒙昧主义传统。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张君劢的争辩是企图把宋明理学和一切古老文化从偶像崇拜反对者的攻击中拯救出来，而防御这些攻击只能诉诸非理性的直觉。丁文江认为，宋明理学早已遭到清代经验主义学者的鄙薄和清算，倘若在20世纪听任其莫名其妙地复活，中国社会就有可能完全脱离科学进步的危险。
丁文江认为，科学能知世上可知的一切。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说，我们对任何事物的了解，都是思维活动的结果。人生观现在没有统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统一又是一件事何况现在无是非真伪之标准，安见得就是无是非真伪之可求？要求是非真伪，除去科学方法，还有什么方法？
基于“经验实在论”的立场，丁文江提出讨论三原则。
一是经验原则科学知识起于感知。感官触觉是我们晓得物质的根本无论思想多么复杂，总不外乎感官触觉。
二是逻辑原则知识起于据经验而进行的逻辑推论。旁人有没有自觉呢？我不能直接感触他有，并且不能直接证明他有，我只能推论他有。
三是唯心原则物质存在最终起于经验—逻辑。我们所晓得的物质，本不过是心理上的感官触觉，由知觉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论。科学所研究的不外乎这种概念同推论。
丁文江之所以坚信张君劢的人生观不可能逃出科学的范围，是因为他坚信以下几点。
一、凡不可以用论理学批评研究的，都不是真知识。
二、科学的材料原都是心理的现象，若是张君劢所说的现象是真的，绝逃不出科学的范围。
三、科学未尝不注重个性直觉，但是科学所承认的个性直觉，是基于经验的暗示，从活经验里涌出来的。
丁文江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一部分是从西方玄学大家柏格森的哲学中演化出来的，又吸收了中国陆九渊、王阳明、陈白沙一派高谈心性的玄学家的观点。
对于张君劢对科学的误解，丁文江提出三点申辩。
第一，科学的材料是所有人类心理的内容。张君劢说科学是向外的，如何能讲得通？
第二，科学不仅是物质的，而且对人心大有裨益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
第三，科学不是机械的。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的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
至于张君劢强调的欧洲文化破产及其责任，丁文江的回应更简单，他根本不承认欧洲文化破产。退一步，即便欧洲文化破产，科学也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传统宗教教育的产物，而这种传统宗教教育与科学理想相去万里。所以，丁文江坚持认为，欧洲的麻烦事实上是由于欧洲未能把科学精神延伸到社会的、政治的问题中去而造成的，不是科学导致了欧洲的灾难，恰恰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证明欧洲人还没有将科学精神贯彻到底。
丁文江的文字批评和口头批评一样，并不能说服张君劢。张稍后发表答复长文，就其所谓自由意志的人生观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丁文江拒绝接受精神现实与物质现实相联系的可能性。他称丁文江为“感知论者”，于是借用康德反对英国经验主义者的传统论点驳斥丁文江，以为人的思维如果不对感知材料做概念化的加工并使之成为可以接受的东西的话，那么感官感知的内容就十分支离破碎。
张君劢、丁文江的论辩，引起了学术界的积极回应。胡适、吴稚晖、王星拱、唐钺、朱经农站在丁文江的一边，坚持“科学的人生观”，批评张君劢将世界分为科学的物质世界和思想的精神世界的观点而张东荪、林宰平、瞿菊农、屠孝实则赞同张君劢的观点，以为科学的功能是有限的，支持张君劢借重玄学，重建“新宋学”的努力。
从表面上看，参与科学与玄学论争的人是谁也没有说服谁但从实际后果看，这场论争所产生的对科学的热情，成为很多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一股创造性力量。所有鼓吹和信奉科学的人，实际上都受到一种信念的鼓舞，即只有受过科学训练的知识分子，才能设计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才有可能进行一场科学的社会革命。在这场社会革命中，通过理性和技术解决人类的福祉问题，使得提供比迄今运用常规智慧所能想到的更为人道、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法成为可能。这就使他们所鼓吹的科学的行动，不仅具有学术上的重大意义，而且具有政治上、社会上的合法性保障。他们使用“赛先生”作为护身符，用这个具有魔力的护身符去驱走一切迷信、保守主义以及对过去的盲目忠诚，以便把人的智慧解放出来，去思考人类所面临的种种紧迫问题。科学，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和方法，而成为一种“主义”，甚至是“绝对的科学主义”。
科学是个好东西，但当科学成为一种“主义”，就可能发生一些问题。因为人类对自身、对社会、对自然的认识，不仅无法穷尽，而且甚至可以说，人类现在的认识极其有限。因此以“科学”加“主义”的名义去号令一切，就会使许多的东西在这些科学家的眼里成为迷信，成为糟粕，成为必须打倒、必须舍弃的东西。于是，借助于科学的名义，许多“不科学”的事情照样发生，许多人类尚无法认知的东西，被作为糟粕而舍弃。
这篇文章是以一位记者对马勇的访谈记录为基础整理而成。——编者
蒋梦麟和中国教育
蒋梦麟是一个与北大有密切关系的现代教育家，但没多少人知道他
马勇：国内研究蒋梦麟，我应该是比较早的，算是机缘巧合吧。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宋恩荣先生承担了一个国家项目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传记及思想研究，我参加了这个项目，因此有机会做关于蒋梦麟先生的研究。那个时候我就去查阅一些与他有关的资料。当时大众很少有人知道他，但是历史学者的圈子知道有一个蒋梦麟很伟大，很厉害，是中国现代教育家。我是从搜集他的资料开始着手，先出版了《蒋梦麟教育思想研究》，后来又以它为基础写了《蒋梦麟传》，大概有几十万字吧。
蒋梦麟是浙江余姚人。他的一生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他的前半生大部分时间都投身于中国的新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致力于中国现代教育的规划和政策的制订。他生命的后半段，是从1947、1948年开始，从事中国农村的复兴和改革。蒋梦麟那时候已经定下来是离开北大，投身于土地改革、农村复兴。当时中美两国政府达成了合作振兴中国农村的计划，这个计划后面可能也会提到。这样他的一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留学回来，先去办《新教育》杂志，因为他在美国学的是教育学专业，然后机缘巧合进了北大，做蔡元培的私人代表，在北大做总务长，后来是代理校长，1927年的时候，出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第一任教育部长。“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是蔡元培，第一任教育部长，是蒋梦麟。蒋梦麟跟着他的老师，从大学校园走到教育部，是亦步亦趋的。这里边如果仔细分开讲，可以讲到很多细节。
记者：您是在什么机缘下写了他的传记？
马勇：我在做蒋梦麟的研究之前，只是一般性地了解他，那时我在写梁漱溟。我1986年毕业，1987年的时候开始研究梁漱溟，需要看梁漱溟在北大当讲师时的资料，影印本《北京大学日刊》我大概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在研究梁漱溟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了1949年之前的农村复兴、农村改革，从而又注意到蒋梦麟。那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宋恩荣先生请我写梁漱溟，写完梁漱溟，交稿了，宋先生觉得我写得还可以，说还有一本能不能帮忙，就是写蒋梦麟的一半，另外一半原定是委托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专业的一个老师来写，后来那个老师到英国去访学一年，最后我一个人把蒋梦麟写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