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我从完成一个国家规划项目慢慢入手，开始做蒋梦麟研究，那时候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挑战，因为之前没有人研究过，要从原始资料着手，翻旧报刊，尽可能查档案，而我那个时候年轻嘛，还是很愿意做这种事情的。
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始末
记者：蒋梦麟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代理了北大的校长？第一次代理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
马勇：这得追溯一下历史，蒋梦麟跟蔡元培有很特殊的关系。首先他们是浙江老乡，更重要的是蒋梦麟当年就读的中学在绍兴，当时蔡元培就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后来蒋梦麟到上海读书，就读于交通大学、南洋公学的时候，蔡元培仍然是他的老师。他和蔡元培有着很深厚的师生关系。蒋梦麟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又结识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黄炎培。你们可能会注意到，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黄炎培都是中国教育界很重要的人物，在新教育的发展过程当中，黄炎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蒋梦麟在美国认识了黄炎培，黄炎培对他非常赏识。所以蒋梦麟1917年拿到博士学位回国，立马就找到工作，经黄炎培介绍去了商务印书馆。
黄炎培创设了一个很重要的机构，就是江苏教育会，江苏教育会从民国初年以来就在东南半壁推广新教育，影响非常大。黄炎培在地方上很有影响力，办事能力比蔡元培还要强。蒋梦麟在黄炎培的带动下，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办报，办《新教育》杂志，推广新教育，介绍美国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因为他在美国跟着杜威，专门研究教育学，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又是东方的教育思想，叫作《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同时蒋梦麟又在江苏教育会当差，江苏教育会是一个实体机构，蒋梦麟在那儿做事。在此之前，蔡元培也在1916年年底回国了，并被聘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是晚清的翰林，后来两次到欧洲去学习，在德国四年，在法国三年，对西方的现代新教育也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因此当他主持北大的时候，有改造北大的这么一种想法。从1917年到1919年，他的改造北大和蒋梦麟在南方的配合、呼应也有关联。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五四运动，可能蒋梦麟就一直在南方办报纸、办杂志，来配合北大的新教育运动。但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他进入北大，卷入北大这个旋涡。
我们知道五四运动狭义地讲就是1919年5月4号的游行，这个游行是学生的爱国运动。这个运动最初和蔡元培有直接的关系。当时巴黎和会的消息是通过私人渠道从巴黎传到北京，再通过私人关系告诉了蔡元培，蔡元培再通过私人关系告诉北大的学生，你们应该有所表示。这表明什么呢？表明蔡元培实际上是北大学生5月4号游行的一个发起者，一个支持者。5月4号游行之后，政府就抓了学生，就把学生给抓到警局去了。当时北京的舆论界认为学生有些过分了，像梁漱溟就专门写文章，说学生火烧赵家楼是一种刑事犯罪，因此学生必须承担这个责任，参与闹事没有被抓的人应该去投案自首，被抓的应该等待法律的处分。梁漱溟这样讲，大概是别具一格的。我们认为在正常的法治社会当然是这样的，跑到赵家楼去放火当然不对了。北京政府，也就是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考虑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有一些政治家提出，这个事情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煽动的，因此他必须承担责任。当时也有人建议，学潮闹得这么厉害，干脆解散北大。总之要处分蔡元培，或者免掉蔡元培校长这个职务北大校长是政府任命的。这个消息可能被蔡元培提前知道了，蔡元培就在5月9号突然不辞而别。
蔡元培不辞而别，引发了1919年下半年的学潮，全国性学潮就是从这儿引起的。他留下一纸辞职书就跑了，离开北京后先到天津，再到上海，然后到了杭州，在杭州发表声明讲北京政府如何如何，不愿意回来。在这种状态下，北京的学生闹事越来越厉害，而且影响到了全国，五四运动的后半截，就是前面学生运动起来，后面引发了上海的工人和商人的罢工、罢市。当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舆论，叫“挽留蔡元培”，从南到北都在挽留蔡元培。为了安抚北大学生，并平息这场波及全国的学生运动，政府也给足了面子，不再说要免除蔡元培的职务，而是一请再请，一声明再声明，请蔡先生回来。胡适也喊话说蔡先生您不能这样，您必须回来了，北大的很多事务都等着您回来处理，尤其当时杜威到中国来讲学，那是蔡先生出面去请的，现在您辞职不干了，合同都没法执行了。蔡先生怎么能这样没担当，说辞职就辞职不干了？
这么一来，蔡元培应该回北大了。但是蔡元培已经把话说绝了我绝对再不当那个没有自由的校长了。那怎么办？教育部很尴尬，北洋政府也很尴尬。蔡元培的朋友汤尔和想了一个主意蔡先生现在立马回去肯定面子上下不来，不如发声明说蔡先生生病了，所以暂时不回北京，这样留了一个话口，病好了还是要回去的在生病期间，由蔡先生派一个自己最信任的学生代替他到北大去处理事务。这个时候蒋梦麟就是蔡元培最能认同的好学生，他有行政能力，也有教育理念。于是1919年的7月份，蒋梦麟就以蔡元培私人代表的身份正式进入北大。
蒋梦麟到北大后讲得很明白，我是蔡校长的代表，我没有什么立场，没什么态度，我只是替蔡校长掌印，替校长代管学校事务。北大的教授们这样才接受了他。当年北大的教授地位高，不好管，只有蔡元培这种很有资格、很有学问的人才镇得住，像蒋梦麟这种资历浅的必须表现出谦虚的姿态，才能让教授们接受他。
记者：他到北大的时候，学生、教授接受他经历了一个什么过程？
马勇：最初的时候是不接受他的。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1898年成立，但实际上1901年之后才开始办学，到1919年的时候，北大办学还不到二十年。但北大毕竟是中国唯一的新教育的中心，起点也是最高的。1912年严复进入北大，在改造北大的时候，帮北大请来了一批人才。严复来之前北大有一些外国专家，严复进来之后，又请来一批安徽桐城派的学者，这批人在北大地位很高。蔡元培1917年进北大的时候，又请来了一批以章太炎为中心的章门学子，都是浙江籍的。因此蒋梦麟来的时候，北大的教授们根本不服，这个小年轻怎么能代表校长？但是蒋梦麟确实很有手腕，他一直很低调地讲，我是替校长来保管印把子的，我没有什么主张。很快教授们就被蒋梦麟给折服了，觉得蒋梦麟的手腕比蔡校长还厉害。蒋梦麟年轻，态度谦卑，容易沟通，这也是他在北大能够长久扎根的一个原因。蒋梦麟在北大的后半段就有点傲慢，教授们有点不高兴。但是他在“五四”之后第一次代理校长的那一段时期，和教授们的沟通交流非常畅快。年轻嘛，又是职业教育家，他不是担任行政校长兼职去做教授，或者仅仅是学问好了做教授，他当年是职业教育家，又有这种行政手腕，所以北大的教授们很快接受他了。
记者：之后他又代理了校长两次，一共三次。
马勇：蔡元培大概等到1919年9月份就回来了，秋季开学的时候就回到北京来了，然后做了一年多北大校长吧。蔡元培回北大之后，蒋梦麟就退到总务长的位置。当时北大没有副校长，就设置了校长、总务长、教务长，之后就是教授，那个时候北大的规模也不大，当年北大就在现在的沙滩红楼，学生、老师都不多。一年多后蔡元培去欧洲出差，出差期间蒋梦麟就代理校长，这是第二次代理校长。1923年的时候，因为罗文干案，蔡元培又来了一个辞职，蒋梦麟第三次代理校长。几年之后，到了1926年，政治格局发生变化，蒋梦麟就离开北大，到南方参加了国民革命。
蒋梦麟1930年开始主理北大时的两大贡献
蒋梦麟从北大出来到南方参加国民革命，有一个政治背景。1911年以来，“中华民国”的重心一直在北京，中央政府在北京，过去我们把这个北京的政府叫作北洋政府。1916、1917年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之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南方搞革命，1924年的时候就决定北伐，孙中山去世之后，北伐的准备也仍然没有停止。到了1925、1926年的时候，北京的政治形势越来越紧张，因为南方的革命势力已经严重地渗透到北方来了，整个北京城里边到处都是国民党。
1926年的时候，发生了“反赤化”运动，当时在北京主持政府事务的是张作霖，张作霖就把这些和南方有关系、和革命有关系的人都给抓了起来。李大钊就是在这时候被抓到的，他在苏联大使馆躲了一年，仍然被抓住杀害了。蔡元培是南方国民党的势力，蒋梦麟也是，而且蒋梦麟跟孙中山关系特别好，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跟孙中山认识。他当北大代理校长的时候，孙中山对他说你在那儿给我训练十万新兵，把北大办成国民党的一个教育基地。
蒋梦麟也上了张作霖的黑名单，这时候躲到六国饭店，就在东交民巷，大概有好几个月，然后经过周密的策划，偷偷地搭一个朋友的轿车，溜到前门火车站逃往南方。这样他就脱离北大了。后来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梦麟回到浙江做浙江的教育厅厅长，负责浙江的教育，担任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后改名为浙江大学）校长。1927年，国民政府设立管理全国学术和教育的大学院，蔡元培属于国民党的元老，蒋介石又很崇拜、很仰赖蔡元培，所以请蔡元培当了院长，蒋梦麟就是浙江大学区的负责人，不久蔡元培不干了，蒋梦麟又接替他当了大学院的院长。1928年，大学院改成教育部，蒋梦麟就成为“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任部长。
他在教育部干了一年，打算把中国的大学都规范化，给大学分档次，什么样的大学是国立大学，什么样的大学是省立大学，什么的大学是民办大学，都有一个标准来衡量。对于有的民办大学，教育部就明确发告示，这种学校学生不要去报考，报了之后责任自负，它属于野鸡大学，没有资质的。当时上海有一个劳动大学，是国民党几个元老办的，蒋梦麟整顿到劳动大学头上，引起他们不满。国民党的一个元老吴稚晖还骂他，你怎么管这种狗屁小事？蒋梦麟只好辞职了。辞职之后没有多久，到了1930年年底，蒋介石就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重新任命蒋梦麟回北大当校长。这时蒋梦麟回北大已经摆脱了蔡元培的影响，不再是代理，而是完全走上了自己的办学之路，这时的北大办学才真正体现出了他的教育理想，1926年之前不管怎样，他还是属于助理性质的。当然他在1919年到1926年这七年间，协助蔡元培对北大进行改革，为北大的发展也做了很多工作。现在也可以看到很多当年的老师、学生的回忆录，对蒋梦麟以代理校长的身份主持北大那几年也是很怀念的。但是蒋梦麟在北大工作，做出最大贡献可能还是在1931年到1945年的这段时期。
1930年底蒋梦麟重新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时候，北大其实已经烂得不得了了。原因是什么呢？从张作霖开始，整个北方的教育就一塌糊涂了。张作霖不懂教育，把北京的几所大学折腾来折腾去，什么合并啊，整理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又采用了大学区制度。大学区制度在法国本来是一个好制度。法国把全国划分为几个大学区，由大学区来引领地方的大学发展。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时候也学这一套，把全国划为几个大学区。蔡元培、李石曾这一批人都到法国留过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他们也把全国划成几个大学区，当时北京改称北平，北平这个大学区就把北京大学和其他学校统统合并成一个学校，结果从1928年开始，北大及北平其他大学的学生一直在闹学潮。北大的学生说我们不要大学区，我们要保留北大的名字，就叫北京大学。其他大学区也群起反对，学潮此起彼伏。1929年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废除大学区，保留北京大学的名字。蒋梦麟这时候就不当教育部长了，去北大当校长，收拾局面。
蒋梦麟回到北大当校长，要让北大重新回到以教学为中心的轨道上去。其实1930年底蒋梦麟回北大的时候心里是不愿意的，当时的北大教授，稍微有点办法的都在外面兼职，本校的教育一塌糊涂。因为大学给老师的薪水不够，老师要养家糊口，怎么办呢？只好到其他地方干点主业之外的事情。幸好这个时候胡适以及中国教育界一些很有作为的人，通过各种关系说服了当时一个很重要的文教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当年给美国的庚子赔款退回来，成立了这个基金会，来管理这笔钱的使用。当时蒋梦麟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达成了一个合作协议，就是在几年之内每年给北大补贴多少钱，保证北大教授能够安心搞教学，做研究。这样，蒋梦麟上任的时候，带了一大笔钱来。有了教育基金，蒋梦麟开始引进人才，第一批大概引进了十几个人作为特聘教授，后来总共达到了四十几个。这四十多个特聘教授，后来对北大、对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是很大的。因为有了足够的钱，他们可以安心做研究，而且当年也没有繁杂的考核，你拿了钱之后专心做研究就是了，真正是专家管理。蒋梦麟让北大重新回到以教学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应该是他的第一个贡献。
蒋梦麟对北大的第二个贡献，是他理顺了北大的体制。在蔡元培时代，北大的风气是以自治为主。蒋梦麟这次回来之后，建立了校长治校、院长治院、老师治学、学生好好学习这么一种规则。1931年，就在“九一八”前面的一两天，北大重新开学。蒋梦麟等人都是信心满满，因为终于有钱了，他们都觉得这时候科学、教育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国家可以进入一个好的发展状态。这个时候蒋梦麟把北大的改革提上日程，他创办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它们主要做研究，教育是次要的，带有研究院的性质。在这个过程当中，蒋梦麟打造了更高级的培养体制。另外有出版物的发行，教育设施的扩充，图书馆的扩大，礼堂的改造，等等，蒋梦麟在这几年当中做了很多事情，他确实是希望引导北大，能够为国家的复兴、国家的发展尽一份力。特别是北大开学之后不久，马上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外部的这种压力，使得蒋梦麟等这一拨北平的教育家更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他对学生的要求和五四时期是一样的，可以说一如既往，如出一辙。教育家是什么样的？学生被抓了我去救学生，但是学生在读书的时候，我一定要尽可能地告诉他们，你们不要介入政治，一定要好好学习。从1931年到1936年，也就是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之前，蒋梦麟和他的朋友们一直把握着北大和整个华北教育的方向，让教育不偏离轨道，不要把学生培养成很激进的小政治家。爱国必须是立足本职的爱国，而不是空有满腔热情去爱国。可以说从1931年秋季开学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这六年间北大的教育是过去几十年来最好的一种状态。这里面可以看到蒋梦麟的管理能力和他所花费的心血。
以教育家的立场管理教授与学生
记者：他的贡献确实是很大，比如从教授治校到校长治校，还有很多细节，像故事一样。
马勇：当然了，批评蒋梦麟的也很多。我看采访提纲里面也讲到了，1931年蒋梦麟正式任校长之后，也面对一些质疑。
蒋梦麟聘请教授有点铁面无情，没有学问你就走。北大当时已经弄得乱糟糟的，原来的好风气都垮掉了，当老师的不好好教书，科学研究也没有推动。当然其中有钱的原因，那时大家收入都很低。印象当中有一个教英文的教授，写了一本书，说他当时就是在外边教书，每个星期都是几十节课，完全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没有办法顾及北大的教学了。蒋梦麟来了以后，重新聘请了一部分院长级别的管理层人员。像胡适，当时也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西方的资料，一直在上海，因为跟蒋梦麟是好朋友，就来帮蒋梦麟。还有丁文江等在北平教育界有影响力的人。蒋梦麟物色了一帮很强的人，到北大以后，一起确立了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把北大办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确实要推行种种改革。我们可以拿文学院当一个例子。蒋梦麟聘请胡适来当文学院的院长，他们在美国就熟悉，都在杜威的门下，就是同门嘛。胡适讲其实我不想来的，既然来帮你的忙，我不要你的薪水。因为他在教育基金会有一份薪水，不需要再拿北大的薪水当然最后胡适可能还是拿了北大的薪水。北大这个时候聘请胡适做文学院院长，文学院要改革，有一批人必须请走。蒋梦麟讲，院长有不想要的人，只要给我名单，由我来开他。你们想聘人我不管，你们可以全世界聘。当年他们招人，真是要全世界招最好的人。这样的话，蒋梦麟当年给北大的院长、系主任们留下的最好印象，就是聘人的事情，这种皆大欢喜的事情，都让他们出面去做，解聘教授这种得罪人的事情呢，都由蒋梦麟自己来做。所以我们可以在文献当中看到，有一批被解聘的教授都骂蒋梦麟。有一位先生，一直活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的回忆录里面就讲蒋梦麟、胡适这些人拉帮结派，排斥异己。这位先生其实也很有学问，后来一直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在古器物研究上很有贡献，但当年可能确实不符合北大的要求，就被请走了。还有我们知道的马衡，跟胡适、蒋梦麟这一批新学者也处不好。更重要的是，原来的老学者，像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马裕藻等人，这一次基本上都被慢慢清理出去了，他们都是20年代蔡元培主校时北大的教师主力。这一拨人经过替换之后，可以感觉到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在往国际最前沿走，它的学科布局和人才布局已经超越了蔡元培时代，教师的主力不再是那一拨暮气沉沉的老学者，而差不多都是有留学经历、能够在国际上打出一番天地的新学者，不论人文学科还是理工科，都是这样。在这个过程中，蒋梦麟的这种大教育家的风范就表现出来了，那就是我不管你的私人生活及教学的细节问题，更不管你有什么政治思想，你只要能够把学生教好，把研究做好就行。同时他对院长们放权，分层管理方面也确实做得很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对学生的管理。20世纪30年代，在民族危机、国难当头的时候，青年学生爱国是一个发自内心、无法遏制的冲动。特别在1931年到1937年这六年间，北平的学潮几乎年年都有。但蒋梦麟不让学生去闹事，同时，他还策划了官办学生会，就是学生会成员不是由学生选举出来的，而是由校方指派。那么蒋梦麟的想法是什么？他觉得学生不应该很深地介入政治。蒋梦麟、胡适、丁文江，还有清华的梅贻琦、罗家伦这些人，他们都强调华北的政治事务由政府来管，你们小孩子都不要管，学生还是要读书。但是“一二·九”运动，这次学潮规模太大了，北平的学生拦截火车，要卧轨，要到南京去请愿。而且还组成了南下宣讲团，要求南下请愿。蒋梦麟这时候一点都不客气，就是严格管理，有的学生就被开除了。我们今天当然可以说蒋梦麟压制学生运动。但是如果我们从国家、民族需要秩序的角度考虑，为了学生更长远的前途着想，会觉得蒋梦麟也有他的道理。宣战还是讲和这样的国家大事，不能由学生说了算，国家有国家的安排，学校有学校的秩序。
在时代大潮中把握一叶之舟
蒋梦麟因为压制学生运动，受了很多批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批学生对他这样的教育家是感恩的。例如后来到美国发展的何炳棣等人，就是“一二·九”时代的大学生，他们在北平的时候，对政治很冷漠，但是一直专注于学术。何炳棣等人在晚年回忆时，仍然觉得当年蒋梦麟等教育工作者，让学生以求学为主，不要做无谓牺牲是负责任的做法，对此他们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所以我们在评估当时的教育家的时候，需要多加斟酌。
我在处理这些材料的时候，觉得应该多层面地看待历史事件。我们应该进入学生的内心，去想学生面对这种民族危机的时候怎么表达他的爱国情感。此外老师有老师的想法，当局有当局的想法，我们要从多个角度去看，才能使得这个历史的画面丰富起来。
蒋梦麟不让北大的学生介入影响学习的爱国运动之中，但是蒋梦麟个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涉及民族独立、国家主权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面，他的立场是非常明白的。当时在北平的日本人很多，包括日本的军人、日本的外交官，蒋梦麟实际上和这些人来往也很多。蒋梦麟在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可以叫作“单刀赴会”。当时整个北平、整个华北，对日本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涨，因为两国的冲突越来越紧张了嘛，蒋梦麟被日本人视为推动华北反日运动的幕后黑手。当初和平的时候，日本的军人，还有日本的文化人，隔三差五地到北大来，中日两国之间互派的学生很多，朋友也很多，蒋梦麟就对他们义正辞严地讲中日关系应该怎么发展，日本人应该怎么对待中国。到了这时，北平的日本军方就把蒋梦麟视为学生乃至社会反日运动的幕后策划者，某一天就通知他，你到我们司令部来一趟。蒋梦麟在回忆录里讲日本人判断他不敢来，但是蒋梦麟很有种，他跟家里边打了一个招呼，自己开着车就去了。日本的司令官跟他讲，你怎么策划反日？蒋梦麟说我没策划反日，在我国的土地上怎么说我策划反日呢？他仍然跟日本人交涉。日本人当时表现出要扣留他的意思，蒋梦麟就说，我可是北大的校长，你们要敢把我带到大连去大连当时是日本人占领，是日本侵华的基地明天北大校长被扣押的新闻就会传遍全世界。日本人接了个电话后，就乖乖地把他放回来了。蒋梦麟这几句话是很有力的。几天之后，这个消息传出来，应该说对北平的知识界、教育界还是起到了很强的鼓舞作用。我们研究所的一个老先生，当时北大的学生，叫孙思白，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说，当年就觉得我们校长是真厉害，一个人去日营单刀赴会，而且安全地回来。
总之，在1930年到1937年期间，中国的教育应该算是在一个继续发展的黄金时代。特别是北方，还有几个重要的大学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就像蒋梦麟自己讲的，他把握着北大这艘小船，大海中的一叶之舟，努力使它不在时代的风浪中倾覆，每一天都提心吊胆。蒋梦麟付出的心血和他的经验，还是很值得我们敬佩和分析的。
蒋梦麟在北大南迁与西南联大成立过程中的大局观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召集知识界领袖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蒋梦麟也去了。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提出应该就此进行全民族的抵抗。当年几百个政治精英在庐山谈话会上得出的结论就是全面抗战。之后蒋梦麟没回北京，到老家去看了一下他父亲。他在回忆录里讲，他当时想到这场战争对中国人民来讲，会是很残酷的，可能他这次一去，回来就见不着他的老爹了，于是他回到余姚老家，陪他爹待了几天，之后赶到长沙。因为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已经有了一个决定，就是把沿海的、北方的教育机关内迁。这个决定基于一个考量中国的未来、国家民族的振作，还是要靠教育，哪怕战争失败了，保护了教育和基础工业设备，民族还有复兴的可能。国民政府这个时候就把大学内迁，把一些基础工业设备内迁。
清华、北大、南开这一批华北的学校，第一站就迁到长沙，在长沙成立了一个临时的联合大学，凡是从华北流亡到那儿去的学生，不管你原来在哪个学校，都可以注册去读书。同时也有一部分学校迁到西北去，就是西北联大。还有一批迁到贵州，例如浙大的一部分。可以看到在战争状态下，国民政府还是拿出了相当的金钱与精力来保护教育。
蒋梦麟从余姚辗转到了长沙。联合大学在长沙开学，但不久以后日本人又打过来了，长沙又成为前线了。这个时候蒋梦麟和陈立夫商量，继续西迁，联合大学就迁到了昆明，就迁到了大西南，在那里办了一个西南联大。
我们可以注意到，西南联大是多个大学的联合，原来各个学校的教授、各个学校的资源都不一样，而且各个学校的传统不一样。当然学生在这个联合过程当中是得益最大的，无论是原来南开的学生还是原来北大的学生，在这儿都接触了更多的教授，更多不同风格的老师。但是打乱各个学校原来的管理结构，形成新的管理机制，难度是很大的，原来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大学的校长如果不是互相忍让和谅解，这个大学是办不好的。抗战时期，全国办了那么多联合大学，真正成功的只有这一家，原因就在蒋梦麟等人的退和让。北大是这几个大学当中资格最老的，但是蒋梦麟没有往前冲，他把联合大学这个摊子交给清华的梅贻琦。梅贻琦是一个事无巨细都亲自去抓的人，当然在战争时期能够这样管理也很好，但是一个事无巨细的人万一遇到另一个事无巨细的人，两个人非打起来不可。为了西南联大的发展，南开的张伯苓、北大的蒋梦麟，都把权力让渡出来，这样西南联大校一级行政管理的基本班底就是清华的，其他两个学校的管理团队继续存在，这就是双重管理。
当时战争究竟要进行多久谁也不知道，当年满人入关，统治了二百六十八年，日本比当年的满洲要强大得多，会不会出现一个长期的抵抗？当时中国人比较倾向认为抗战是一个持久的过程，既然是持久的，那么大学就必须当作大学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南联大没有战时风格，它的教学是常态的，只不过条件很差。茅草房，没有什么好的生活条件，日军飞机来轰炸，老师学生就跑警报。当时的教育界并不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全民皆兵，我们应该训练学生上战场。这就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在战争状态下，仍然能保持着一种比较宽松的学术氛围，一种学术的秩序。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在北平时没什么差别，晚上的校园演讲比我们今天还要丰富，比如谈谈哲学啊，比如学术讲座谈《红楼梦》中的爱情观，讲这种非常艺术化、非常学术化的东西。抗战中期以后，政治生活就更开放。西南联大在政治上基本上走的就是民主、自由这条道路，成为西南地区的民主中心，对国家政治的推动也有一种正面意义。蒋梦麟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他带有党国色彩，毕竟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孙中山的学生，追随过孙中山，跟着孙中山干过革命，办过报纸。他属于党国的高级干部，但是他在西南联大也没有办法去推行党国教育。而且他作为一个教育家，也不认为党国教育应该高于常态教育和学术探讨。冯友兰在回忆录里边讲过，当时政府有要求，院长级别的，像文学院院长、理学院院长之类，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但是蒋梦麟处理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玩笑的，既然政府要求院长必须是党员，那他们填一个入党申请表就行，结果人家不填表，最后也不了了之，他对这个东西也并不是非常看重。作为一个教育家出身的党国要员，他在处理党国与学术之间的问题的时候，跟别人是很不一样的。
三校合并时，蒋梦麟退让了，所以有人说他牺牲了北大，后来这也成为他离开北大的一个原因。蒋梦麟在西南联大的基本工作上了轨道之后，就慢慢从西南联大淡出。他淡出的原因，一个是他是国民党的干部，另外一个是他不想在西南联大内部形成北大的势力。北大的教授抱怨清华什么什么事做得不够意思，蒋梦麟也只是一般性地安慰一下，并没有去和梅贻琦说不能对不起北大的教授们。我们可以从当年那些教授们的记录和回忆里看到这些退让，会觉得这种妥协与让步保证了学校的大局稳定，也是西南联大成功的重要因素。
抗战中后期蒋梦麟转向从政
等到战争进行到中后期的时候，蒋梦麟就把工作重心慢慢转到重庆去了。他在这个时候做了几个工作，一个就是担任中国红十字会的会长。红十字会在战争时期是非常重要的机构，它算一个中立机构，打出红十字的旗帜来，敌机是不能轰炸的。对伤病员的救助，对壮丁的救助，红十字会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蒋梦麟对当时抓壮丁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国民党军抓壮丁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事情，按照蒋梦麟的调查，壮丁的死亡率非常高，一百个人中最后能够送到战场上的寥寥无几，大多都死在路上。这里边的腐败问题非常严重。蒋梦麟调查之后，给蒋介石写了一个报告，后来蒋介石下令把管理壮丁的一个中将枪毙了。这时候的蒋梦麟做了这些直接与战争相关的事情。另外他还从事外交活动，去过缅甸，其他地方也去过。后来北大的教授们对他不满，说蒋校长在重庆介入国民党的政治事务太多，当官的味道慢慢变得很浓。特别是到了1944年、1945年抗战末期的时候，孔祥熙政府垮台，宋子文上台，宋子文与蒋梦麟私交很好，让蒋梦麟去当行政院的秘书长，这直接导致北大教授对蒋梦麟倒戈。北大教授当中一拨重量级的人物对蒋梦麟的能力、态度、立场都不怀疑，他们反感的是在三校合并的过程当中，蒋梦麟不管北大，使北大吃亏，同时蒋校长对当官太感兴趣了。北大教授找到了蒋梦麟不能继续担任北大校长的一个依据1927年蒋梦麟当教育部部长的时候制定了一个政策，规定大学校长不能兼任行政职务，你要担任行政职务就离开大学。
那是1927年制订的政策，现在都快二十年了，二十年间内阁就像走马灯一样，一个不行马上换，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蒋梦麟原来的想法是，秘书长是跟随着行政院院长上下的，等宋子文下台，我不就下来了吗？没有秘书长做了，我就再回北大来嘛。而且他的本意是不想和梅贻琦这些人冲突，所以才离开昆明到重庆找点事情做，做完了就回来嘛。北大教授们串通“倒蒋”，当然也不是对蒋梦麟公开发难，而是都认为蒋梦麟应该辞职，联合起来迫使他辞职。这里面有傅斯年的事，傅斯年跟胡适、跟蒋梦麟都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傅斯年这个时候也站在蒋梦麟的对立面。另外，蒋梦麟的太太也介入了教授之间的摩擦。于是，在1945年蒋梦麟从北大正式辞职，结束了他为北大服务二十多年的历史。
蒋梦麟从北大辞职不久，这边宋子文又垮台了。但是在国民党党内，蒋梦麟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中央委员嘛，这个时候他很快有了新的任务。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有一批物资需要管理，蒋介石让他去做这个事情。后来为了中国农业的复苏和振兴，由中美两国联合组建一个专家团队，叫“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1948年的时候，蒋介石聘请蒋梦麟进入这个委员会。从这儿开始，蒋梦麟的后半生就在为中国的农业做贡献。他投身农业也不能说是很突兀的，他在美国留学时先学的是农学，后来才学的教育学。那么他为什么学农学呢？蒋梦麟后来解释说他从小身体不好，对于农村有一种酷爱，就觉得农村好，农村可以使他身体更强壮。而且学农当时也是最流行的嘛，胡适和他一样，开始也是学农，都想改造并振兴中国的农业。
蒋梦麟后半生振兴农业的实践
中国原来基本是一个农业国家，学习西方并转向工业化、商业化的时候，中国的农业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就不断地衰落。从郑观应、孙诒让，一直到罗振玉，都在号召振兴中国的农业。1895年的时候，孙中山就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农学会，就是要振兴农业。20世纪20年代，农业问题更严重，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20世纪30年代，已经有了如火如荼的中国农村建设运动，但是没有找到正确的路径。
我感觉这个委员会提出的方案，也许是一个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方法。这个方法在大陆没有推行，后来在台湾推行了，我们今天去看台湾建设农业的路径，对我们大陆今天农业的改造与发展可能也有借鉴意义。遗憾的是没有学者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蒋梦麟和农复会在农业方面的活动，我觉得可以注意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农复会的组成。美国人不仅提供资金帮助，也派出了五个农业专家在农复会中工作，和中国专家的比例是5。五个美国专家、五个中国专家组成领导机构。美国不仅提供财政支持，也提供政策性建议。
第二，农复会提出的政策。首先，土地一定要改革。我们共产党讲土地改革，国民党之前也讲土地改革，但是农复会提出的土地改革，和国共两党的土地改革都不一样，它主张由政府拿出钱来，赎买地主的土地，之后再分给农民。农民从政府这儿把土地租赁过来，土地的所有权还是归政府，但是农民拥有完整的使用和收益权。同时要减租减息，最大限度地减轻农民的负担。其次，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会合作社，提倡农民自治。国民党此前没有这样做过，农复会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是非常深入的。他们帮助农民组织起来自治，组织选举，因为农民过去没有选举经验，没有组织经验，所以要教会他们选举。我感觉农复会的整个思路都是全新的。
最后，推广新的农业技术手段。台湾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农业提供了最大的财政支持，农业因为有了技术手段的进步与创新，先于工业发展起来，所以才能支持工业。比如我们今天去台湾的时候可以看到对水果品种的各种改造，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台湾的水果还不是这样的。农复会拿着美国人的钱，聘请了一批大学生，让他们到村里面去做改造，做技术推广，或者做农民运动，做农会工作。
1949年后蒋梦麟在台湾也主持建设了几个大型的水利工程，比如说石门水库。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台湾后来的经济腾飞做了准备。
蒋梦麟在台湾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对人口节制理论的提倡和推广。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人口节制理论就传到中国了，蒋梦麟当时在北大当校长，和胡适两个人都对这个理论很是欣赏。但是在那个时候，人口节制理论被妖魔化。中国古代是没什么节育技术的，要么是禁欲，要么就是多生。一些传统人士认为，如果夫妻的性生活不以生育为目标，而是以享乐为目标，就是大逆不道的。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蒋梦麟把节制人口的议案提到了台湾“立法院”，组织了正儿八经的讨论台湾在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要不要控制人口的增长。蒋梦麟提出的控制人口和同时代马寅初提出的控制人口，思路不一样，马寅初的理论叫计划生育，就是有计划地生育，蒋梦麟的理论叫节制人口，其理论的原点是夫妻的性生活可以很活跃，但不再以生儿育女为目标了。当时台湾骂蒋梦麟的人很多，那时候他都七十岁了，又是老北大的校长，但是台湾社会有一批人就骂他老不正经。蒋梦麟顶住压力，写了好几篇文章，专门讲台湾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要控制住人口的增长。当然我们后来可以看到，提倡节育也不是根本办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文化水准，同时加大育儿成本，人们自然不会再像以前一生就是七八个，因为之前养孩子成本低嘛。要提升养育孩子的质量，必须提高文化水准，提高生活水准。
总之，蒋梦麟在生命的后半段，还是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在台湾的时候他是非常受蒋介石器重的“三个老博士”之一。他们这一拨人对台湾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后来七八十年代台湾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中有着他们这一代人的贡献与心血。
功臣与功狗
1950年，台湾办了一个北京大学建校五十二周年纪念会。傅斯年在会上讲，北大历史上有几个关键人物，就是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以及傅斯年自己。其实几个关键人物里面应该有严复，但是后来这一拨新派学者都不提他。在傅斯年看来，蔡元培、蒋梦麟，这是一个组合，两个人都做过北大校长。第二个组合就是胡适和傅斯年。胡适在1946年从美国回来，接任北大校长之职，还没到任的时候是傅斯年代理，他到任之后，傅斯年仍然做了很大的贡献。这四个人给北大历史增添了光彩。傅斯年又说，蔡先生和胡适的确是功臣，在引领北大的方向上面，他们做了很多的贡献，而他自己跟蒋梦麟，最多只能算是北大的“功狗”。功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不过是在执行蔡先生和胡先生的命令，顺着他们确定好的方向往前走。这是傅斯年很谦虚的说法。
我们今天去分析这四个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傅斯年讲得有几分道理。在这两个组合中，蔡元培和胡适都是有理念而没有多少行政能力的人，蒋梦麟和傅斯年都是行政能力很强的人，两个人都主持过很多的学术单位。蒋梦麟主持过北大，主持过农复会，还主持过其他文化机构，包括早期的《新教育》杂志等。傅斯年更不得了，傅斯年不仅主持过北大，还主持过“中研院”史语所，主持过台湾大学。遇到一个什么事情，以蒋梦麟和傅斯年的能力，是不用怎么思考的，用本能、用直觉就可以处理好。当然蔡元培和胡适两个人是从另外的理论层面、精神层面，是从这种更高的层面上来处理问题的。所以我越分析，越觉得傅斯年这个判断确实很有意思。蔡先生、胡先生是北大功臣，他跟蒋梦麟是北大功狗，这个典故是从这儿来的。
记者：可能他也有自嘲的意思。
马勇：但是我们也能看到，北大在他们四个人手里面，确实是有很不一样的变化。
蒋梦麟由学农转而学教育是因为性之所近
记者：蒋梦麟当年学农，后来转学教育，他是怎么想的？
马勇：西方大学的学生，入学后都有重新选择的机会和权利。当年去国外留学的那一代人基本上都有再次选择的机会，而且这种选择往往成为一生的方向。胡适和蒋梦麟到美国去，原本都是信誓旦旦要学农，因为美国农业科学很发达，农业管理很发达，他们希望学成归来后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结果一个学年之后，有些学生就放弃了学农的想法。他们放弃学农之后没有再选择应用型的专业，而是选择了自己的兴趣之所在。
后来胡适给学生讲选方向、选职业的时候，反复强调要选性之所近，选你喜欢的。你不喜欢的专业不要去学，不要去做，否则一辈子都别别扭扭的，多烦啊！胡适给学生关于选专业的忠告，第一要性之所近，第二就是能之所及，不受制于其他的因素。我们看胡适的留学日记，整个留学期间，胡适还是按照他在国内形成的学术兴趣去读书，这时他读的外文书籍没有中文书籍多，大量的时间都用来继续探讨在国内就开始探讨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他后来一辈子都在探讨的，作为学问去做的。
蒋梦麟也是这样。你看他讲学农的理由多充分，我身体不好，我要到田野里面呼吸新鲜空气，我是农村出来的，我对农村有一种天然的热爱，很诗情画意。但是等到他接触教育学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真正的天分和兴趣是在教育这方面，是在关于教育管理、教育理念、教育哲学的探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蒋梦麟后来主持教育事业，不像很多人那样盲目。他写的著作，像《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等，还有他早期在《新教育》上面发表的大量文章，都属于中国早期教育转型当中的一些实践和思考。他的实践都和他研究的问题有关。比如说学生自治。蒋梦麟跟着杜威学习的时候，就在研究学生自治。大学四年不仅仅是让学生在学校里学知识，知识的传授只是大学教育的一个方面，还要让学生学会自治的本事，不仅让学生改造自我，还要让他以后能改造社会。关于学生自治蒋梦麟有他的一套理论，蒋梦麟讲学生自治，不仅是生活上自治，而且学生的组织要自治，学生自己管理。这种状况今天在台湾某些大学还可以看到，学生的自治能力非常强，他们有这个传统。
改革开放后，学界对蒋梦麟的研究让他回归了应有的地位
马勇：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和传播，我们现在发现蒋梦麟可以说是中国知识界的导师之一。我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点贡献。原来我开始做蒋梦麟研究的时候，北大的校史，大概是1988年编的，里面确实没有他，但是你读的时候根本感觉不到少了一个人，该怎么叙事怎么叙事，也照样写得很圆满。这是因为政治。后来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言论空间、研究空间在变大，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就慢慢恢复了，蒋梦麟这才在北大校史中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也获得了他在中国教育史上所应得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