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请最后总结一下，蒋梦麟作为一个教育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
马勇：从大的方面说，第一，他真正终结了原来的大学中传统的教育方式、教育理念，给中国开辟了一条现代教育的新路。在当教育部部长的时候，他做了大量的工作，给中国教育制定了一些法规，明确了“大学”的概念。蒋梦麟当年的“大学法”规定，大学应该有八个基础学院，而八个基础学院当中，必须要有理学院，要有文学院，没有理学院、文学院就根本不能叫大学。所以说，我们从1898年开始引进西方的教育体制，三十年之后，蒋梦麟出任教育部部长，才真正把这些东西规范起来。此外他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教育也有规划与设想。蒋梦麟对高等教育、中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制，制订了规范性的政策，搭建了现代化教育的框架。这就是他对整个中国教育的一种历史性贡献。
第二，他主办的大学教育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输送了人才。他主持北大，前后加起来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在这二十多年里，他把北大当作一个新教育的实验地，完全用西方的理念、西方的方法耕耘着北大，培养了众多的人才。我们可以讲，我们的共和国在1949年之后，很长时间都受益于蒋梦麟的工作。蒋梦麟在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培养的这些北大学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科学界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一个大学的辉煌不是说培养了几个国家领导人，大学的辉煌和这个没有关系，更重要的是看它培养了多少顶尖的科学家。我的书里面列了蒋梦麟时代的北大教授名单，阵容极为豪华。在大学的办学规划、行政管理方面，在对教授及学生的管理，处理学生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处理教育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蒋梦麟都给我们现在的大学做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示范。
总的来说，可以从两个层面评价蒋梦麟作为教育家的贡献，一个是大学的现代化、世界化，一个就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启。
记者：他当年的教育思想对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还是有很多启示作用。
马勇：教育工作者不能不考虑教育本身的规律，不能把大学教育当作工具，也不能仅仅让学生学习书本上的知识。好的教育一定是能够启发学生，启发一种批判性的思考，蒋梦麟也好，胡适也好，还有傅斯年、蔡元培、严复，他们都强调要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学生如果不能独立思考，只是学知识，是没用的。只要有方法，人永远都能学知识，但是如果思考能力在读书期间没有训练出来，那可能就完蛋了。我们今天研究蒋梦麟这一拨人，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一方面的进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