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荫霖的建议不能不在清廷高层引起议论，不能不引起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关切。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5月17日，深受慈禧太后信任的重臣徐桐上书弹劾张荫桓在办理胶州案过程中误国、卖国，其实际攻击的矛头显然指向翁同龢。道理很简单，因为张荫桓在胶州案中只是一个配角，真正的主角是翁同龢。
同一天，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也上书清廷，指责翁同龢主导的昭信股票流弊甚多，祸害极大。
紧接着，御史王鹏运于5月29日再上奏折，指责翁同龢是“权奸误国”，在外交、财政等各方面都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过，将清王朝推到了危险的边缘。他请求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为清王朝的未来着想，立即将翁同龢等人“声罪罢斥”，以弥后患而持危局。
这一连串的弹劾奏折件件都攻击到了翁同龢的要害，几年的权臣生涯将原本受人尊敬的帝王之师的名誉彻底糟蹋，翁同龢真的要开始面对内外交困的处境了。即便光绪帝有意保他这位师傅过关，恐怕也不能不让翁同龢尽快出局。
其实，早在4月28日安徽布政使于荫霖的奏折中就已提出过政府改组的方案。他向朝廷推荐了大学士徐桐、闽浙总督边宝泉、四川总督李秉衡、湖广总督张之洞及湖南巡抚陈宝箴等所谓“五贤”。当时一般舆论公认徐桐为“守旧党魁”，是主持清议的重要人物边宝泉与李鸿章矛盾极深，不谈洋务，不坐轮船只有张之洞、陈宝箴为讲究西学和力图中国富强的新人物。这些推荐虽并不完全可行，但肯定引起了清廷最高当局的注意。
与此同时，鉴于恭亲王病情不断加重，翁同龢的势力不断膨胀，大学士徐桐在杨锐与乔树枏等人的影响下，于4月底建议光绪帝调张之洞入京取代翁同龢主持政府，以削弱翁同龢的势力和影响。徐桐的奏折引起了光绪帝的重视，但他犹豫难定。调张之洞进京加强政府固然是个好主意，但以张之洞取代他的恩师翁同龢，至少在此时光绪帝还下不了决心。于是，光绪帝将徐桐的奏折转呈慈禧太后，请太后定夺。慈禧太后经过一番慎重考虑，特别是考虑到病重的恭亲王的一系列忠告，很容易就接受了徐桐的建议，决定召张之洞来京陛见，准备以张之洞取代翁同龢。5月7日，张之洞奉命乘船离开武昌，于15日抵达上海，准备从那里直接赶往北京。
徐桐的建议和慈禧太后的决定以及张之洞的行踪都被翁同龢获悉。翁同龢当然不愿就此让出他的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及户部尚书等职务，更不愿意由张之洞来取代他。于是，敏感的翁同龢与张荫桓密谋，以沙市发生教案尚未妥善处理为由，阻止张之洞入京陛见。
由张之洞取代翁同龢，从表面上看是徐桐推荐，实际上恭亲王病重期间向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分析朝中人事格局时就已提出这一主张。他当时明确告诉太后与皇帝，朝中内外重臣可以信赖并在将来可以担当重任的，只有李鸿章、荣禄、张之洞和裕禄等几个人。而李鸿章由于最近几年承担甲午战败的“罪名”，一时尚不能让他负更多的责任，否则舆论上、民意上都很难协调。剩下的首选当然在张之洞与荣禄之间。
翁同龢设计破坏了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调张之洞入京的计划，但他实际上已无力阻止改组政府的既定方针。他自以为高明的一系列愚蠢举动，实际效果却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反，只是在无意中又树立了更多的对立面而已。6月8日，刚刚料理完恭亲王的后事，对将要进行的改革略有布局的慈禧太后召见庆亲王奕劻、总理衙门大臣荣禄、军机大臣刚毅等皇族成员，商讨一系列重大问题。这几个皇族出身的大臣平时就看不惯翁同龢仗势欺人的做派，对于翁同龢最近一连串的异常举动更觉得有必要向太后报告。于是，他们借口皇帝最近在一些问题上似乎太大胆，有意将矛头引向皇帝的师傅翁同龢。
对于庆亲王等几个人的用意，慈禧太后似乎也很清楚。她指责这几位皇族出身的大臣为什么不负起自己应该负的责任，为什么不在一些最为要紧的关头设法阻止。奕劻等人同声回答道“皇上天性，无人敢拦。”而刚毅做得更过分，伏地痛哭，声称曾经向皇帝委婉表达过类似的阻止意见，但从不被接受，反而屡遭皇帝斥责。
慈禧太后沉思良久，又问道“皇上敢如此做，难道是他一个人的主意吗？皇上应该和你们几个大臣商量才是啊！”荣禄、刚毅闻听此言，立即奏道“要说皇上不和我们商量是事实，但要说是他一个人的主意则未必。皇上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他的师傅翁同龢在出主意。”刚毅又凭借着自己的特殊身份向太后哭闹，希望太后能够出面劝阻皇帝的一些做法。太后答道“现在时机尚不成熟，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太后的办法是什么？很简单，就是坚决将翁同龢剔除出去。她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6月10日，经过连日来的秘密协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已经就将要进行的改革和人事布局达成一致。这一天，光绪帝做出两项重要布局。一是宣布补授总理衙门大臣兼兵部尚书荣禄为协办大学士，并负责管理户部。补授荣禄为协办大学士，是将荣禄的级别提拔到与翁同龢一样高荣禄负责管理户部，就是在实际上剥夺了户部尚书翁同龢的权力。同时，调补刚毅为协办大学士，任兵部尚书补授崇礼为刑部尚书。所有这些举措实际上都是一个趋向，即在张之洞暂时无法入京替代翁同龢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让荣禄、刚毅等皇族成员暂时加入政府，接管权力。这明显传达出政府正在改组的信息，只是不希望这种改组震动太大，故而先任命荣禄接管翁同龢的权力，然后再寻找机会免去翁同龢的职务。这种权力交接的运作模式在政治实践中屡见不鲜。二是为了稳住翁同龢，不至于在权力交接的过程中出现意外麻烦，光绪帝命令翁同龢草拟《明定国是诏》。
一切都在风平浪静中进行着。6月11日一大早，光绪帝辞别慈禧太后返回皇宫，颁布了翁同龢代为草拟的《明定国是诏》，标志着维新变法运动正式开始。
由荣禄以大学士身份兼管户部，只是处置翁同龢过程中的紧急措施。至于由谁来接替恭亲王及翁同龢两人留下的职务，清廷最高决策者仍在考虑。有一种建议是由庆亲王奕劻和荣禄主持内阁事务，由前者弥补恭亲王逝世后遗留的空缺，后者代替张之洞取代翁同龢。对于这个方案，首先的反对者是荣禄本人。他认为，按照清王朝两百多年的惯例，在政府高层及中央各部中，满汉官员从来都是取平衡态势。庆亲王接替恭亲王已成事实，而接替翁同龢的，最好还是循惯例找一个汉人官员更为合适。
在当时有名望且有能力替代翁同龢的汉族官员中，李鸿章有能力、有名望，但他当时实在有点背，很难让他立即走上前台取代翁同龢张之洞有能力、有名望，本来也是主持内阁的最佳人选，但在翁同龢的阻止下未能及时来京陛见，而棘手的沙市教案似乎也只有张之洞继续留在湖广总督任上方可放心。李鸿章、张之洞之外，汉族出身的高官可供入主内阁的人选委实不多，有名望、有能力的只剩下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王文韶。于是，清廷最高决策者经过周密协商，决定调王文韶加入内阁，取代翁同龢调荣禄接替王文韶，出任负责拱卫京师、权力甚重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清廷新的权力布局至此终于完成，只待宣布。权重位尊的翁同龢终于像赫德所描述的那样，在一场“闪电”中被击倒了。
6月15日一大早，光绪帝在早朝时宣布了这一系列的人事变动，政府改组后的基本框架至此终于露出端倪。这也为后来改革方案的全面推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当然也为一百天后的政局变动埋下了伏笔。
康有为“衣带诏”真相
1898年9月，中国政治大逆转。谭嗣同、康广仁、杨锐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戛然而止。
在流亡海外那些年，支撑康有为及其追随者精神的是一份文件。这份文件被康有为称为“衣带诏”，随身携带，犹如“衣带”。康有为说，这是皇上给他的诏书，命令他逃出北京，从长计议，想法勤王。“衣带诏”是康有为此后十年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凭据，也是海外华侨拥戴康有为的原因。
对于康有为的说辞，清廷并不认同，不止一次大骂康有为胡说八道。但是，康有为照样我行我素。他的解释是，朝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皇上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而且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衣带诏”确实存在
在专制体制下，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是把“双刃剑”。民众不知道宫廷内幕或许有助于社会稳定。但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就是因为多了一些思考，多了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信息不对称必然让人们施展聪明才智竞相猜谜。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康有为等人毕竟因“六君子”的性命而获得道义同情，清廷乃至慈禧太后则因1895年后一系列重大事变、特别是清亡，而成为革命党和维新派攻击的对象，百口莫辩。于是，人们对于光绪帝斥责康有为的那些谕旨往往不太相信。
这显然是不合乎历史真实的。两宫之间或许有过某些不一致，但两宫在最后十几年绝对没有康有为所宣扬的那样不可调和，不共戴天。至于光绪帝“瀛台泣血”更是一个虚假的悲情故事，否则就无法理解晚清最后十几年的政治变革。
不过，也必须承认，康有为手持的“衣带诏”虽说不是原件，但也绝对不是毫无来历的谎言，更不是康有为的捏造。因为清廷尽管一再斥责康有为在海外招摇撞骗，但从未明确认定这份“衣带诏”为伪造，是赝品。
“衣带诏”确有其事，这一点光绪帝是清楚的。只是这个“衣带诏”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转到了康有为手里，由于相关人员都不在了，光绪帝也弄不清楚了。这是百年来聚讼纷纭的一个重要原因。
朝廷说不清楚“衣带诏”究竟是怎么演变成这个样子的，康有为也说不清楚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别人指责康有为招摇撞骗伪造“衣带诏”时，他很坦然，因为他确实没有伪造“衣带诏”。这份文件确实渊源有自，只是碍于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康有为没有办法说出“衣带诏”的来历，或者他也真的不知道“衣带诏”的来历和背景。他能说清的只有一点他没有伪造这份文件。
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资料远远多过光绪帝、康有为，我们逐渐有条件依据新旧史料弄清“衣带诏”的缘起及其演变轨迹。
两宫冲突
光绪帝确实颁发过一份密诏，只是这份密诏并不是直接颁给康有为的，而是赐给军机章京杨锐的。杨锐在1898年秋天被杀前，曾将这份密诏交家人保存，等条件成熟时再交给朝廷，争取平反。但对于光绪帝为什么要赐给杨锐这份密诏，许多人并不清楚。
如果从头说起，光绪帝主导的1898年新政虽说引起了许多官场震荡，但大致上还在可控范围，并没有引起政治危机。只是随着新政深入，光绪帝越来越倾向创设一个新政治机构负专责。
9月13日，光绪帝决心于内廷重开懋勤殿，选聘东西洋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统筹全局。这一天，光绪帝特派内侍持《历朝圣训》等图书送给谭嗣同，命谭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设置懋勤殿故事并拟一上谕，以便其持此赴颐和园面见慈禧皇太后相与讨论。
重设懋勤殿以议新政，在光绪帝是出于对清王朝未来命运的真诚考虑，但在另外一些推动者那里则未必不包含某种其他目的。谭嗣同对新政改革怀有至诚之心，但守旧势力的强大使他对新政的前途越来越灰心。为了冲决守旧势力的束缚，他是四位新进军机章京中最“亟亟欲举新政”者，他利用与光绪帝近距离接触的特殊条件“日言议政院”。
代拟谕旨是军机章京的职责，但此次代拟对谭嗣同来说却引起了极大的心灵震撼。他由此感到两宫关系可能确如康有为所认知的那样并不协调，皇上的权力并不像所想象的那样至高无上，真实情况可能是大权依然掌握在皇太后手里，光绪帝不过是一个政治傀儡而已，“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退朝后，谭嗣同将这种感觉告诉了康有为等人，并透露了代拟谕旨的事情。
谭嗣同的感觉并没有传染给康有为，更没有影响康有为的情绪。与谭嗣同的感觉相反，康有为觉得既然皇上已下令代拟上谕，准备将这份上谕向皇太后提出，那么可见光绪帝已下定决心，帝后之间最终摊牌即将到来。于是，康有为在当天以御史宋伯鲁的名义拟《选通才以备顾问折》，推荐黄遵宪、梁启超二人为顾问。
康有为代宋伯鲁拟就推荐奏折后仍不放心，于当天（9月13日）午后，面有喜色地找到王照与徐致靖，信誓旦旦声称谭嗣同已请皇上开懋勤殿，用顾问官十人，业已商定，但须由外廷推荐，并将此十人名单出示，要求王照、徐致靖二人立即拟折。
王照表示正在起草一份奏折，无法分身起草推荐折。康有为闻言不悦，暗示皇上业已说定，欲今夜见荐折。不得已，王照、徐致靖放下手头事情，分别缮写两份推荐折。王照参照康有为的名单推荐了康广仁、徐致靖、宋伯鲁等六人徐致靖参照康的名单推荐了康有为等四人。是日夜，这两份奏折分别呈递清廷。
王照、徐致靖的两份推荐奏折虽然递上去了，但由此却也暴露了康有为开懋勤殿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私心。这样明目张胆要求别人保荐自己，不论过程如何保密，也不免引起各方猜疑。军机章京杨锐对康有为的这些做法不以为然，对康有为开懋勤殿的建议以为是私心作祟，预感如此猖狂势必引起激烈反弹，于大局极为不利。
康有为欲于既有体制外另行成立议政中心的目的，被政治大佬看得一清二楚。这些大佬出于自身利益及王朝利益考量，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这一计划得逞。这些反对意见肯定影响了光绪帝，所以当光绪帝第二天前往颐和园时，只是将王照、徐致靖的两份保荐奏折交军机处“记名”，做了一个简单登记。
从皇帝方面说，9月14日这一天和往常一样，他按计划在乾清宫召见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后，至颐和园乐寿堂向慈禧太后请安。
这一天对皇太后来说则不同寻常。因为几天来被革职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夫妇利用与总管内务府太监李莲英的特殊关系，不停地向皇太后哭诉自己的委屈，离间两宫关系，称“皇上为左右荧惑，变乱朝政，求老佛爷作主”。那些被怀塔布收买的大小太监可能因为新政改革最终将侵害他们的利益，所以随着怀塔布夫妇在皇太后面前肆意诋毁新政改革。
怀塔布，叶赫那拉氏，满洲正蓝旗人，1896年调任礼部尚书，是老资格的政治家。当新政开始后，怀塔布几次故意刁难，出面反对。9月4日，光绪帝借礼部主管无故扣压王照上书为由，将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一并革职。被革职后的怀塔布并没有心服，第二天就赶赴天津，向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也可以说是当时满洲贵族的掌门人荣禄哭诉。
光绪帝小题大做将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一并革职，并由此而提升汉人四军机章京，这确乎违反了古人“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训诫，将那些原本并非坚定反改革的力量一律推到了对立面。怀塔布夫妇在皇太后面前不断陈说，担心皇帝如果这样一味听信汉人进行改革，其最终后果必然是“尽除满人”。
怀塔布等人的哭诉引起了皇太后的不安，所以当她见到皇帝稍事寒暄后，就开始讨论这些事情。皇太后承认怀塔布之类满洲贵族政客确为“老谬昏庸之大臣”，但出于政治考量，她劝告皇帝在人事处理上不可操之过急，不要将此辈老臣轻易罢黜，不要将那些年轻汉臣提拔到高层，更不能改变清朝既成体制，由这些所谓“通达英勇之人”去议政。皇太后担心，如果一味在人事上进行变动，那么极有可能因此而失去人心，特别是失去满洲贵族的信任。果如此，满洲贵族所组成的“寡头政治集团”就不可能对现有皇权中心继续提供支持。
对于皇太后的指责与劝诫，光绪帝有些能接受，有些不免有解释与辩白。他的这些解释与辩白不仅不能说服皇太后，反而激起了皇太后的愤怒。这正好验证了几天来怀塔布等人在她面前的那些说法。于是皇太后毫不客气地批评光绪帝“小子为左右荧惑，使祖宗之法自汝坏之，如祖宗何？”
皇太后的愤怒勾起了光绪帝的满腹委屈，他边哭边说“时事至此，敌骄民困，不可不更张以救，祖宗在亦必自变法。臣宁变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人笑，而负祖宗及太后之付托也。”
密诏诞生记
两宫9月14日的言语冲突仅停留在政策层面，不至因此影响母子感情。光绪帝虽然当面辩解、顶撞，但回到寓所就有所反省。他虽然对皇太后的误解感到委屈，但依然认为皇太后是清朝的靠山，是王朝政治的最后把握者，期待有重臣能从中斡旋，期待皇太后在明了真相后予以谅解。他曾设想请满洲贵族中最有权势的重臣出面协调，向皇太后解释他之所以如此不顾后果推动新政的苦衷。可惜的是，满洲贵族最具权势的恭亲王奕已去世，而庆亲王奕劻已与皇太后疏远，端王载漪等王公大臣对新政多有不同看法，指望他们进行解释只能越描越黑。
至上的皇帝成了孤家寡人。无奈中只好求助颇通世故人情的杨锐，希望杨锐能为他出个主意。
光绪帝之所以看重杨锐，主要是因为杨锐在新任军机章京中最为持重与稳健，而且具有张之洞的背景，是张之洞的重要亲信之一。而张之洞是皇太后最信赖和倚重的汉臣。所以，当光绪帝考虑寻找满洲贵族重臣出面协调与皇太后的关系无法实现时，他想找杨锐谈谈，其中未尝不具有请张之洞出面的意思。
杨锐与皇帝见面的细节已不可能复原了，时间应在两宫言语冲突的第二天。皇帝将自己的意思、心情描述出来，请杨锐出主意、想办法，不料却遭到杨锐的断然拒绝。杨锐告诉皇帝“此陛下家事，当与大臣谋之。臣人微言轻，徒取罪戾，无益也。”
持重的杨锐知道清王朝历来的规矩，他不愿因此而介入清室内部纠纷。他觉得皇帝凭借自己努力，按清朝成例，由满洲贵族内部协调，应该不难化解两宫心结。
杨锐的拒绝主要基于对旧体制的恐惧，清廷旧例严格禁止官员议论、介入皇族内部纠纷，特别是汉臣更无权干预皇族事务。这是体制使然。或许为了克服杨锐的这一恐惧心理，光绪帝特别向杨锐下了一道密诏，以便杨锐将来不幸因此获罪时能得到解脱。这应该是光绪帝9月15日密诏的背景与原因，否则他们既然当面谈过，何须密诏？
这份密诏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可以肯定地说，林旭、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没有看到过这份密诏原件。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转述这份密诏的文字之所以不同，并不是康有为等有意篡改，而是他们确实没有看到过这份密诏原件，只是听杨锐转述而已。这份密诏只是光绪帝留给杨锐的一个凭据，只是为了以防万一。密诏原文如次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明发谕旨
杨锐没有意识到9月14日帝后冲突有多严重，更没有预见这份密诏会在后来的政治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当与皇帝当面检讨新政以来所有举措得失时，他似乎也觉得皇太后的某些指责有道理，而光绪帝过于听信康有为的过激主张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诸如罢黜大臣、提升新锐等，已超出官场承受极限。针对皇帝的问题，杨锐做了三点回应。
一、建议重建皇权中心权威。由皇太后郑重其事举行一次授权仪式，亲挈天下以授皇上皇上应确认皇太后至上地位，同意皇太后拥有政治决策最终否决权，应宜遇事将顺，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意。
二、建议对所有改革方案通盘考虑，宜有先后次第。不能再如过去那样，新政诏书联翩而下，臣民目不暇接，虽获得一些舆论表面支持，而实际效果极差。
三、建议在新政推行期间进退大臣不宜太骤，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与反弹。
杨锐相信，光绪帝如能在这三个方面有所改善，其与皇太后的关系并不难协调，新政困难不难克服。
鉴于光绪帝一系列失误的主要原因都是偏听偏信了康有为的激进主义，杨锐建议光绪帝一定要尽快与康有为切割，脱离关系，不要因康有为而贻误王朝政治前途。杨锐的原话是“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康有为的激进主张深刻影响了新政以来的一系列决策，这在当时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康有为个人急于介入政治高层的野心几乎没有任何掩饰，这在高层已引起相当震动。相信这些议论也会传到皇太后耳朵里。皇太后当面劝诫皇帝不要急于提拔那些未经考验的年轻汉臣，实际是专门针对康有为等人的。许多传闻都表明皇太后确认康有为“毒化了”皇帝的思想，挑拨两宫，紊乱朝政，非君谤上，建议皇帝对康有为采取果断措施。
这一系列外在影响已使光绪帝对康有为有所警觉，此次一经杨锐点破，更促使光绪帝猛醒。光绪帝在与杨锐谈话的第二天即9月16日，依然驻跸颐和园，相信他在与皇太后相处中肯定会谈到这些问题。
康有为是推动新政的有功人士。他的一些活动引起高层的反感，也引起了光绪帝的疑虑，但毕竟此时没有抓住康有为什么把柄。为了面子，为了不动声色平息高层的不安，经过两天郑重考虑及协商，光绪帝于9月17日“明降谕旨”
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在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开办，毋得迁延观望。
这份明诏给康有为留足了面子。可惜的是，这份明诏在不同的解读者那里却引起了不同的回应。康有为多年后依然以为这份明诏表明政变已发生或即将发生
明诏敦促我出京，于是国人骇悚，知祸作矣。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谕旨，有要事由军机大臣面传谕旨而已。至逗留促行一事，非将帅统兵逗挠，无明降谕旨之理。况吾为微官，报亦小事，何值得明发上谕？既严责诧异，便当革职，何得谓欲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为素日讲求，反与奖语耶？又，上召见臣工，无烦自明，乃声明召见一次，亦从来未有之事。故国人皆晓然。
康有为的疑惑是有道理的，这些理由也都成立，但他不知道决策内幕。即便他知道皇太后对他的反感以及光绪帝对他的爱护，他的偏见也促使他不能正视这一反常的“明降谕旨”，不能做出相应的正确判断。
林旭口传谕旨
让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是杨锐9月15日的建议。在张之洞的影响下，杨锐早就对康有为的政治激进主义表示反感，对光绪帝偏听偏信将礼部六堂官集体革职觉得太过。对两宫关系，杨锐不愿偏袒任何一方。他以为两宫冲突说到底是母子之间的家务事，作为臣子应为皇权中心贡献心智，决不能挑拨两宫矛盾。
基于这些考量，杨锐在与光绪帝讨论了相关问题后，于当日（9月15日）黄昏时分急邀林旭到自己寓所交换看法。林旭与康有为关系最近，与杨锐关系也不错，且为同僚。
作为老大哥，杨锐对林旭过于听信康有为的偏激主张提出批评，责林甚切。可以相信，在交换看法的过程中，杨锐将光绪帝给他的密诏交给林旭过目，以加深信任，使林旭能足够重视，适当劝告康有为不要如此激烈。
对于杨锐的批评，林旭默然无声，表示接受。按照计划，林旭将于9月17日谒见皇帝。杨锐劝告林旭最好与康有为保持距离，这是杨锐急于找到林旭通报情况的原因。
林旭获得杨锐相关通报当天，已没有时间再向康有为通报。他们讨论的结果是，问题虽然很严重，但并不是没有办法转危为安。他们的一致看法是，只要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大局就将好转。
9月17日上午，光绪帝召见林旭。有关这次召见的详细情形已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君臣二人集中讨论了康有为的问题，基本思路也没有超出杨锐的那些主张。这也是皇帝当天明降谕旨的背景。
明降谕旨毕竟只是官样文章，光绪帝与林旭都意识到凭借官样文章还不足以促使康有为迅速出京。委派康有为督办官报的谕旨早在7月26日就已下达，可康有为就是有办法借故继续留在京师。为促使康有为出京，他们自然想到让林旭面劝康有为。由此推断，光绪帝并无成文密诏交给林旭，即便为了保护林旭也不再需要密诏了。
林旭当天下班后曾去找过康有为。康有为不在寓所，林旭也就没有等待，只是留有一个字条，称“来而不遇”，叮嘱“明日勿出，有要事相告”。由此细节可反证林旭手中没有成文谕旨，否则他当天必须找到康有为宣旨。由此还可证明，光绪帝及林旭虽然觉得康有为必须迅速出京，但也没有急迫到必须立即执行。
京城各种谣言满天飞。康有为或许预感到正出现某种危机，但对这两天所发生的事情如光绪帝的密诏及林旭与光绪帝的谈话等，他肯定不知道。否则，他不会外出不归，而会在寓所等消息。
据康有为说，那天晚上他在宋伯鲁家喝酒，同席还有李端棻、徐致靖，唱昆曲极乐，而声带变徵，曲终哀动，谈事变之急，相与忧叹。由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能发发感慨，并没有什么具体举动。至深夜，康有为返回寓所，看到敦促他迅速出京的那份明谕，又看到林旭留的字条。由于字条没有说具体事情，康有为也没有介意，遂于醉醺中入睡。
第二天（9月18日，八月初三日）一大早，林旭如约前来拜见。他向康有为转述了光绪帝的大致意思，劝说康有为遵旨尽快离京。
对于林旭的劝说，康有为半信半疑。在这种情况下，林旭向他通报了自己昨天面见皇上的情形，并口述皇帝谕旨如下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从用词与语气看，这份谕旨不是成文，更像口谕。这段文字在引用者那里出现不少差异，即便康有为在后来的历次引用中，也有不同。凡此，不能说是康有为伪造。如果真要伪造，康有为势必会在各个版本中保持一致。这是起码的常识。
康有为“恭录”
林旭毕竟是昨天与光绪帝见过面的直接当事人。康有为觉得这件事太不同寻常了，光绪帝既然明降谕旨，何以又让林旭面传口谕？朝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皇帝已被皇太后控制？
基于这些无限想象，康有为不敢继续猜下去。他一面草拟密折谢恩，一面默诵林旭转达的圣谕，发誓不惜代价救皇上。康有为的谢恩折由林旭持还复命，康有为也明白表示将在第二天启程赴上海。
然而，就在送走林旭后，康有为却差人招来谭嗣同、梁启超、徐仁镜、徐仁录及胞弟康广仁等，一起商量应对之策。
康有为凭记忆向他们转述了林旭带来的消息。由于康有为始终抱怨清廷存在一个守旧派，因此他的分析无疑会夸大危机，以为新政已在守旧势力反扑下彻底失败，光绪帝可能已陷入危险之中。
在康有为鼓动下，这些门徒决心不惜牺牲救皇上，并由此将慈禧太后设想为真正的敌人。讨论的结果是尽快准备武力解决问题。
随后，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在北京大肆活动。9月18日夜，谭嗣同受命游说新任兵部侍郎袁世凯，希望他出于道义捕杀荣禄，发兵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拯救皇上。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成功与失败的两种可能性，康有为等人早已料到。所以当谭嗣同前往袁世凯住所时，康有为已做好最坏准备。这天晚上，他在南海会馆“尽却客”，收拾行装，一旦不好的消息被证实即离京出走。
袁世凯当然没有答应谭嗣同的要求，由此康有为觉得事情或许已败露。因为袁世凯毕竟是体制内高官，他不愿入伙，就意味着反叛。一股莫名的恐慌情绪笼罩在康有为心头。19日，康有为在京城行色匆匆地拜会了容闳、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后，接受了那些门徒及朋友的忠告，同意留下梁启超、康广仁等人在京城“谋救”皇上，自己携仆人李唐于9月20日天未明时凄凉出走。
有惊无险。康有为抢先一步逃出了北京，冲过了天津，于9月24日凌晨抵达上海。还未登岸，英国人濮兰德登船迎接。此后几天，康有为开始向这些外国人诉说北京故事，顺带说出了这份密诏，也就是“衣带诏”。
按康有为的理解，林旭转达的圣谕是皇上专门给他的。别人或许以为康有为在捏造、在臆想，因为康有为毕竟没有皇帝的手谕，也没有皇帝的真迹。但在康有为看来，口谕就是圣谕，与书面谕旨享有同等效力。实事求是说，康有为在“衣带诏”问题上没有说谎造假，他确实是那样认识、那样理解的。更重要的是，康有为此后十年这样说时，并没有遭到清廷正面反对或指责，这在很大程度上默认了“衣带诏”的存在。
口谕是不成文的。康有为在此时或稍后过录时，就难免有文字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反对者以为是康有为作假的证据。其实仔细想想，这些差异正说明康有为诚实的一面，因为如果他存心作假，就一定会将各个版本保持完全一致，近乎完美。
不过，百年来研究者有一个猜测是对的，那就是光绪帝根本没有密诏交给康有为。康有为这份密诏的源头就是光绪帝赐给杨锐的，也就是杨锐的儿子杨庆昶1909年提交给清廷的那份文件。
这是对的。只是过往研究对康有为道义上的非难有点过。康有为肯定没有看过这份文件的原件，他所凭借的就是林旭的“口传圣谕”。而林旭或许从杨锐那儿看到过原件，或许也没有看过，但他确实从杨锐那里知道有这份文件，或许也从光绪帝那儿知道这回事。为了履行光绪帝的嘱托，为了应对杨锐的批评，总之，为了让康有为尽快离开北京，按照杨锐“康不得去，祸不得息”的意见，林旭肯定在康有为面前稍有夸张，其口传的圣谕虽说有根据，但在文字上却极端简略，只剩下让康有为离开北京这一主题。
梁启超与《时务报》内讧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时务报》具有重要地位，短短几年时间，深刻影响了一代人，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走向。《时务报》的影响力与其参与者密切相关，与其参与者的素养、情操密不可分。其引发一场争夺战，而稍后迅即退出政治舞台，是近代中国知识人的一场悲剧。
黄金组合
《时务报》的创办源于上海强学会及其《强学报》。这一会一报的创办，得力于张之洞的资助。当然，在具体事务操持上，康有为贡献最大、出力最多。只是当张之洞觉得无法约束康有为时，才委派心腹汪康年接替康有为。
汪康年接手强学会和《强学报》后，不是将这一会一报继续办下去，而是按照张之洞的指令清盘善后。经过清算，强学会账面余款只有银圆七十五元，另有银行存款白银七百三十两。张之洞同意现金由汪康年保存，至于存银，则交给经元善收存。
按照汪康年的想法，他原本准备利用强学会的架构和积累创办一份新报纸或杂志。所以，当强学会清盘后，汪康年继续追账，将强学会原租房屋一年的租金退回一半，得银圆三百五十元又将强学会购置的办公用品、图书等进行变现，得银圆二百多元。有了这笔钱，汪康年加快了新报筹备，并谋求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新派人物重建合作关系。
汪康年的想法遭到了朋友们的普遍反对。吴樵、汪大燮、沈曾植、叶瀚等人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认为，康有为“诸人大率非我族类，万万不便沾染”，与其将来冲突，不如一开始就谨慎从事，保持适当的距离。
唯一赞成汪康年合作计划的朋友是黄遵宪。黄遵宪本为强学会同事，此时正以道员身份办理苏州通商事务，与康有为“朝夕过从，无所不语”，具有浓厚的维新思想，对张之洞下令停办上海强学会本来就不满意，也一直试图设法重新振兴。而汪康年的办报想法正与黄遵宪相合，黄遵宪毫不犹豫地对汪康年给予全力支持，自愿献金千元做开办费，宣称“我辈办此事，当作为众人之事，不可作为一人之事，乃易有成故吾所集款，不作为股份，不作为垫款，务期此事之成而已。”
有了黄遵宪的支持，汪康年筹办新报的进展迅速加快。1896年4月，汪康年连电催促正在京城的梁启超南下，参与筹办的具体事务。梁启超对汪康年在上海筹办新报的事情早有所闻，他在收到电报后就离开了北京。
梁启超到了上海之后，因汪康年的介绍与黄遵宪相识。在他们三人共同策划下，就办报宗旨、体例、内容等基本上达成共识。按照黄遵宪的设想，这份杂志的管理体制应该借鉴三权分立思想，议政与行政分离，选举一个比较超然的董事会负责制定章程和制度。
办报方针定下来后，《时务报》的名称也随之确定。他们以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吴德潚、邹代钧五人名义印制《公启》两千张分送各处同志。《公启》共三十条，为梁启超初拟草稿，由黄遵宪“大加改定”，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时务报》的创办宗旨，详细介绍了《时务报》招股集资的方法与方式。其中，办事条规第九条规定，“本报除住馆办事各人外，另举总董四人，所有办事条规，应由总董议定，交馆中照行”。显然，《时务报》同仁接受了黄遵宪的制度设计。只是由于创办时间仓促，他们并没有就这一动议详加讨论，更没有考虑立即实行，这就为后来的纷争埋下了种子。
销行万余份
《公启》的发布获得了各地同志的响应，各地认捐的消息不断传来，而原本不太支持汪康年在上海办报的张之洞也同意将原上海强学会的余款转给汪康年作为办报经费。
《时务报》最值得看的是梁启超的文章，这也是《时务报》当时风靡一时的重要原因。从第一册开始直到梁启超离开《时务报》止，几乎每一期都有他那议论新颖、文字通俗、笔头常带感情的文章。在《时务报》第一册上，署名为梁启超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篇为《〈变法通议〉序》。前一篇相当于《时务报》的发刊宣言，列举近代国家报纸发达与政治进步的关系，期待通过办报营造中国社会上下不隔的正常秩序后一篇所序《变法通议》是梁启超的成名作，这篇文章对于中国当时将要到来的变法维新可能触及的问题都有所论述。这些观点对于冲破旧思想的禁锢、对于新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时务报》第一册出版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在北京的朋友汪大燮、沈曾植、李岳端、王鹏运等对编排及内容感到满意，但致信劝告汪康年、梁启超谨慎从事，不要有意触犯朝廷禁忌，“不必作无谓之讥评”，以免出师未捷身先死，重蹈强学会覆辙。
从湖南方面传来的消息令人振奋。巡抚陈宝箴的公子陈三立致信汪康年，以为梁启超乃“旷世奇才”，相信《时务报》如果能够坚持下去，“必能渐开风气，增光上国”。邹代钧函告汪康年，他收到的一百份已散发完毕，索要该刊的依然很多，嘱托汪康年尽快补寄。至第二年底，邹代钧在湘的销售数已达七百册，还不包括不断加寄的一些合订本。
在湖北，黄绍箕致告汪康年，《时务报》“至美至美”张之洞幕僚叶瀚函称，梁启超“大才抒张”，为不可多得的办报天才。郑孝胥在南京致函汪康年，称“梁君下笔，排山倒海，尤有举大事，动大众之慨”。正在“重庆舟中”的吴樵，“急读之下，狂舞万状，自始至终，庄诵万遍，谨为四百兆黄种额手，曰死灰复炽谨为二百里清蒙气、动物、植物种种众生额手，曰太平可睹。我辈亦当互相称庆”。总之，《时务报》在全国各地获得了良好反响，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销行万余份，为中国开报馆以来所未有之盛况。
《时务报》的畅销，无疑是梁启超的文笔与思想起了很大作用，但不应否认的是，汪康年的经营及其与各方面的疏通交流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黄遵宪多年来积累的人事资源为《时务报》在南北各地的推广及劝捐、招聘东西文翻译人才等都起到过重要作用。
裂痕初现
《时务报》言论给沉闷的晚清政治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气。梁启超因此“暴得大名”，《时务报》因此而畅销。连最初不太支持《时务报》的张之洞，在读过几期后，也致信邀请梁启超到湖北一游，表示有要事相商，并随信捐助银圆五百元，还下令湖北全省“官销”，以为《时务报》“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
在张之洞“公费订阅”《时务报》通知下发不久后，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五册发表《变法通议》连载系列之《论学校》，严词批评张之洞在代理两江总督时创建“自强军”，用高薪聘用洋人为教官，有媚洋嫌疑。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还称满洲人为“彼族”。这种批评，自然引起张之洞不快。张之洞示意湖北不再“公费订阅”，并筹备一个新的刊物，紧盯《时务报》的极端言论，给予批驳。
正在武汉的吴樵及时向梁启超转述了张之洞的意见，然而此时正春风得意的梁启超根本不在意。他在随后发表的《论科举》中肆意攻击前朝重臣倭仁，认为倭仁对西学的看法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在《论学会》中对清代名臣纪晓岚猛烈抨击，认为以纪晓岚为轴心的乾嘉汉学不是中国文化的繁荣，而是中国文明的毁灭。毫无疑问，梁启超这些激进言辞触犯了清廷忌讳。方面大员张之洞无论如何开明和惜才，都难以容忍这些离经叛道的思想主张，便授意梁鼎芬著文反驳。
汪康年虽然在《时务报》创办之初与梁启超有某些意见分歧，但当他看到梁启超因言论而声名鹊起后，羡慕忌妒恨油然而生，遂奋笔著文宣传维新、鼓吹变法，甚至与梁启超比激进，并在《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中大事张扬当时还比较忌讳的民权思想。
好名之心人皆有之。汪康年当然有权重建政论家形象，不料这些激进看法发表后，立即引来一系列批评。与张之洞关系密切的叶瀚、梁鼎芬、邹代钧等纷纷函劝汪康年少发表这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伟论”，“万万不可动笔”，做好自己的报馆总理就行了。
各方朋友的劝说引起了汪康年的重视。汪康年开始注意，对一些偏激言论有所矫正，同时注意加强对报馆人事、经济等权力的掌控。
《广时务报》风波
当汪康年进行调整时，梁启超回广东省亲，当然继续为《时务报》提供文字。1896年11月17日，梁启超致信汪康年，称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准备与何穗田等人在澳门创办一份新报刊，想模仿《时务报》的做法及格式，并且准备取名为《广时务报》。这个消息说明《时务报》的影响在扩大，汪康年对此并没有什么意见。但使汪康年感到不太高兴的是，康广仁等不仅准备借用《时务报》的大名广而大之，而且要求汪康年同意让梁启超兼领《广时务报》的主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