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毓鼎致端方密函二》，《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2期，第212—213页。
相王（指摄政王）言“予亦知其有才，但予不忍用之，如用之，予无颜以见元祐皇太后。”北骨（指张之洞）乃不敢置词，惟云“桓（指袁世凯）本有去志，可否使乞骸骨，因而允之。”相王不悦，云“公勿哓哓，奉行制书可也。”
《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第414页。
重臣劝说无法打动摄政王。1月4日学部侍郎严修更有惊人之举，“疏请收回成命”。然而，摄政王主意已决，并没有答应。此举成全了严修的君子品格。“严为项城援引，由编修超擢侍郎。此举尚不失为君子，胜于反面若不相识或更下石者远矣。”
一切努力终归失败。袁世凯只好按照杨士骧的安排返回北京，旋于6日带着深深的遗憾和眷恋，由北京西车站“仓皇登车”。当时到车站相送者，仅学部左、右侍郎宝煦、严修及端方的弟弟，时任礼部郎中的端绪等数人。
转投实业
有诸位重臣担保，袁世凯并没有遇到什么大的磨难。不过他并没有返回原籍河南项城，除了因为祖籍房舍已给了亲族，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与其兄袁世敦长期以来有矛盾。因而，他初居汲县，没过多久，又带着两个姨太太寓居卫辉。
王锡彤：《抑斋自述》，郑永福、吕美颐点注，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第142页。
卫辉今属新乡，山水佳美，竹木茂盛。境内苏门山南麓有名胜百泉，魏晋以来就是高人隐士的乐意去处。袁世凯隐居卫辉“慎守大臣去位闭门思过之道”，“其无聊政客、报馆访事人一切斟酌杜绝”。他在卫辉的住所，为其旧部何棪本提供。何原名兰芬，字芷庭，卫辉人，曾充新建陆军粮饷委员，代袁世凯购置卫辉马市街旧典肆作为居所。
《抑斋自述》，第144页。
袁世凯隐居之初，尽量低调，但对当地名流并不拒绝。1909年1月23日，当地实业家王锡彤“偕李敏修谒袁宫太保于马市街寓邸。袁公方五十一岁，须发尽白，俨然六七十岁人，知其忧国者深矣。唯两目炯炯精光射人，英雄气概自不能掩。且正在国恤期内，彼此均不剃发，故益觉黯然”。
沈祖宪、吴闿生编：《容庵弟子记》卷四，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第31页。
因人口多，房子少，袁世凯在卫辉住了几个月，于1909年6月率全家迁到彰德府城北门外洹上村。洹上以临洹水而得名，洹水又名安阳河。“津门何氏先营别墅于此，公（袁世凯）爱其朗敞宏静，前临洹水，右拥行山，土脉华滋，宜耕宜稼，遂购居焉。宅有小园，草创伊始，莳花种竹，叠石浚池，点缀林亭，题名曰‘养寿园’。”
养寿园占地两百多亩，袁世凯买下来之后加以改造，修筑了高大的院墙，院墙上还有几个炮楼，仿佛就是一个围子。
堂居园之中央，凡三巨楹，周拓广廊，轩敞为全园冠，遂以名园者名堂。堂额以孝钦后赐书“养寿”二字，勒诸贞木。楹帖乃吴江费树蔚集龚孝琪诗句，曰“君恩彀向渔樵说，身世无如屠钓宽”。书则绍县沈祖宪代书也。阶前立奇石二，一状美人，一如伏虎，咸太行山中产也。
袁克文：《洹上私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第23页。
园南有谦益堂，面汇流池，倚碧峰嶂，左接峻阁，右挹新篁。明窗四照，远碧一泓，南园之胜，一枕收之。榜为袁世凯书写，缀以跋，曰光绪辛丑冬，皇太后御书“谦益”二字，赐臣某，圣意深远，所以勖臣者至矣。园居成，谨以名堂，俾出入瞻仰，用自循省云。联曰“圣明酬答期儿辈，风月婆娑让老夫”。
在洹上村住下后，袁世凯用了很大精力经营这个园子，真有在此度过残年的意味。他将关系不错的兄长袁世廉接来同住。兄弟俩或扶杖漫步，下棋聊天或请几个文人骚客吟诗作词，风花雪月时而听莺钓鱼，弄舟水池时而设宴园中，与妻妾子女共享天伦之乐。袁世凯那张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在舟上垂钓的经典照片，虽说具有“摆拍”的味道，也有让外界特别是北京对他放心的暗示，但这种悠闲的生活、放松的心情，应该是袁世凯在洹上的生活写照。有袁诗佐证
背郭园成别有天，盘餐樽酒共群贤。
移山绕岸遮苔径，汲水盈池放钓船。
满院莳花媚风日，十年树木拂云烟。
劝君莫负春光好，带醉楼头抱月眠。
袁世凯的闲云野鹤式生活，或以为真实，或以为是袁世凯刻意做给北京那些反对者看的。
作为一个老资格政治家、朝廷一品大员，说就此息影林下，不再过问政治，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不过，在度过了开缺回籍养疴最初的恐慌后，他确实希望在实业上有所斩获。
协助袁世凯从事实业的，除了他的老部下周学熙，还有一个新人王锡彤。王锡彤，字筱汀，号悔斋，晚号抑斋行一，卫辉人，生于1866年，小袁世凯七岁。他年轻时与李敏修（名时灿）共斋读书，后一起在家乡从事教育，并参与赈灾等地方政事，还参与主持禹州三峰煤矿公司。
《抑斋自述》，第147页。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王锡彤有一位友人王祖同，是河南鹿邑人，1909年初分派至江西任饶州知府，赴任时经卫辉访袁世凯。袁在表明心迹时说“官可不作，实业不能不办”，力言实业关系国家兴衰，询问祖同同乡中有哪些人具有创办管理实业的才能。祖同以锡彤对。袁说见过，“槃槃大才也，第恐不肯助我耳，君为我招之”。王锡彤获知此情，甚为感动，“余思矿务、铁路皆实业事，年来跳身其中，已不作师儒身份矣。惟袁公所创如京师自来水公司、唐山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皆采用新法，规模宏大，余之经验胡足副之。因是踌躇”。后经亲朋分析劝说，特别是他母亲的训导，方才一锤定音“袁公天下豪杰，汝平日所倾佩者。今既见招，奈何不往？且京津虽远，较禹州近也，火车畅行一日可达。何时思我何时可归，我若思儿亦可电召，何惮为？” 袁看上锡彤，除王祖同推荐，还有锡彤事母最孝这个非常私人的因素。
有了王祖同介绍、母亲的支持，王锡彤于1909年6月专程前往彰德府拜见袁世凯，袁命其住到养寿园畅谈数日。袁世凯告诉王锡彤罢官归田，他无留恋。惟实业救国，抱此宗旨久矣。所创之实业概畀之周缉之（学熙），缉之以现任臬司，丁忧释服后即当放缺，不定何省，已办之实业弃之岂不可惜。前日缉之来，专为此事研究数日，苦难替人。君幸为我谋之，我知君胜此任也。
《抑斋自述》，第148页。
袁世凯还对王锡彤说“我知君孝子，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受袁世凯委托，王锡彤部分取代周学熙原来的角色，在京津唐豫等地帮助袁世凯创办或管理实业。在京师自来水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天津华新纺织公司等几个大型企业中，王锡彤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成为袁世凯的账房和经理人。
心在庙堂
《抑斋自述》，第146页。
袁世凯去职三个月，王锡彤为福公司交涉事去外务部，与外务部左参议周自齐会晤。周在谈话中，“惟疾首蹙额言无办法，且历述自袁宫太保去尚书任，外交上全无可言。洋人到部辄拍案咆哮，有理亦无讲处。公辈欲交涉胜利，只有待袁宫保来耳”。王锡彤闻言不禁吃惊，“部员乃出此言，殊可诧怪。唯细思此言以为滑稽不负责任也，可以为老实话亦未为不可。然福公司交涉终待袁公出山始获了结，则周参议之言是也。当时人心所归，中外所向略见一斑。而摄政王特反之，愈令人生愤慨之心矣” 。
1909年10月11日，袁世凯去职十个月，《泰晤士报》发表《中国局势》一文，以为
窦坤等译著：《〈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直击辛亥革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第63—64页。
袁世凯自年初被开缺，就一直在其祖籍省份河南的卫辉府乡下居住，过着平静的生活。他身体健康，看上去比他被罢黜时年轻了十岁。他优哉游哉地消磨着时光，由于许多朋友的支持而志得意满，那些朋友坚信他很快会重回政坛。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由于毫无经验的摄政王所为，帝国中最重要的政治家突遭罢黜，这是个愚蠢的错误，是缺乏爱国心之举。报界曾对直隶总督袁世凯充满敌意，并在其失势时对他猛烈抨击，现在则谨慎地为他返回官场而努力。舆论已向着对袁世凯有利的方向发展。国家迫切地需要他，但尽管他健康状况良好，他肯定会表现出一副得体的不愿意重返政坛的样子。军机处已提议起用他，但他礼貌地予以拒绝了。“足疾未愈”是罢黜他的理由，但在中国，每一个人都知道，那并非真实的原因。而袁世凯拒绝告别田园生活而复出的理由是“足疾未愈”，这也不是真实的理由。除非发生意外，全国人民都确定他能重新掌权。而他的复出将受到所有关心中国进步的人的欢迎。
《抑斋自述》，第156页。
袁世凯看到了“以退为进”的好处。他的幕僚、部下也逐步放弃最初阶段的拘谨，重聚袁世凯身边。1910年9月23日为袁世凯生日。“是时，袁公去位已将二载，天下之仰望之者愈众。旧日僚属亦明目张胆复来趋附，不似从前之藏头露尾矣。唯袁公殊淡泊，尝着蓑笠、持钓竿与其兄清泉徜徉洹水之上焉” 。那些老部下本来就没有因为袁世凯隐居受到影响，像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等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影响力不降反升。他们不仅各自掌握着一方权力，而且通过各种关系、渠道，与袁世凯保持着密切往来，寻找各种理由经过彰德府，看望老领导。所谓“日久见人心，患难见真情”，此之谓也。
那时的伦理、政治观念不会要求人们因为政治原因与旧主脱离关系，更不鼓励背叛与批判。为了招待这些不远千里前来看望的旧识新知，袁世凯在彰德府专门设立一家档次不低的旅馆，至今仍在营业。偶一光顾，仍能听到袁世凯和那些客人的故事。
《抑斋自述》，第152页。
举一个例子。据王锡彤自述（1910年2月12日）接袁云台电报，严范孙侍郎来彰，邀余一谈。范孙学问道德，余夙所称北方之泰山北斗者。初以翰林院编修家居，袁公任直隶总督，亲往造其庐，聘为直隶学务长。锐意经营直隶学校，遂为天下冠。比学部立，又荐擢学部侍郎。袁公上年被斥去官，部下文武皆哗然，辩非袁党。范孙独上书自陈，越格超升实袁所荐，即不自认袁党人，亦以袁党相视，请褫职以去。至是闻袁公移居彰德，特来省视。云台以余与范孙有一日之雅，故特邀往晤。初四日遂至彰德袁邸。时与范孙同来者，林墨卿及范孙之公子约冲、侄公子约敏，因得畅谈。初五日，严、林诸公南游去，复留与袁公谈。因言专制之国无大臣。公曰“何也？”曰“位逼则疑，权重则忌。”公默然。
但袁世凯的威望因被打压而上升，又因清廷此时实在无人，更让袁世凯行情看涨。即便是那些因各种原因与其中断往来很久的人，也渐渐承认袁世凯可能是未来中国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张謇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张謇与袁世凯，青年时代同在吴长庆帐下，甚至有点师生情谊，后来因故中止往来。
1911年5月8日，清廷如约宣布内阁官制及办事章程，裁撤旧有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新组责任内阁。这是晚清政治改革的巨大进步，然而在名单中皇族、满人比重过高，因而引起汉族士大夫不满。第二天，新内阁宣布将粤汉、川汉铁路修筑权收归国有。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第145页。
当是时，张謇正因公务沿京汉线自汉口赶往北京，“经过彰德的辰光，就和二十八年以来分道扬镳疏隔已久的袁世凯会面，那知道这无意中的一见，就和下半年的变局引起了很重大的关系” 。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第145页。
6月6日，仍在途中的张謇致电袁世凯“袁宫保鉴别几一世矣，来晚诣公，请勿他出。”第二天，“午后五时至彰德访袁慰庭于洹上村，道故论时。觉其意度视廿八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
重出江湖
袁世凯人气在上升，而清廷人气在流逝。据张謇之子张孝若观察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146页。
到了北京以后，清摄政王和满朝亲贵尊贤礼士的风气，都还做得十足。就是谈到正经事体，仍旧口是心非，当作耳边风一样。我父那时一看国势衰弱，江河日下，只是瞄准了走上那颓败的道儿丝毫没有因为筹备立宪开国会的新局面，大家有了一点觉悟，振作起来依然是敷衍颟顸，蠹国病民，自家拼命的自杀自亡，他人是救不来的！但是我父这次到京，还抱着极兴奋诚挚的心意，想打一针最后强心的忠言，来救醒亲贵的沉迷，来保住那将倒的大厦。
在彰德隐居三年，袁世凯身在江湖，心在庙堂。对于清廷，他并没有失望，“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他时刻等待着朝廷的召唤，重出江湖，这是一个职业政治家的本能。
历史没有辜负袁世凯的等待。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湖北新军在武昌发难，终于让袁世凯结束了隐居的日子。
武昌起义第二天，农历八月二十日，正好是袁世凯生日。袁家在洹上养寿园祝寿，来了不少幕僚、助手和部下。据王锡彤自述
《抑斋自述》，第172页。
二十一日（10月12日），闻武昌有乱事，人心惶惶，然群以为袁公必将起用。二十二日（13日），果有督鄂消息，因力劝其不必应命。二十三日（14日），庆王派阮斗瞻来劝驾，袁公谢恩折上矣。唯余与云台主张不应清廷之命，因更进迭劝。杨皙子度与斗瞻同来，其主张与余、与云台同。皙子言革命初起，袁公督师必一鼓平之，清之改善殆无希望。余则以为乱事一平，袁公有性命之忧。侍坐再三言之，袁公忽怫然，曰“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其为革命党。”余知渺小之身牵及云台矣，默然退，拟即返里避之。适赵智庵、张金波来，云陆军部尚书荫午楼南下督师将过彰，嘱候续息。二十五日（16日）荫至，袁公仍称病，荫谒于寝室，语秘不得闻。二十七日（18日）遂返里，邻里咸来问讯。余告之曰“不闻乡里旧传有八月十五日之谚乎？此即是也。各宜镇定，不可惊惶。”
过了几天……
《抑斋自述》，第173页。
九月一日（10月22日），接袁公来电促返。初二日（23日），赴彰谒袁公。袁公曰“余甚稳健，对于革命党决不虐视，请公放心。”初三日（24日），余遂返京自来水公司，云台已先到京矣。……初八日（29日），偕云台赴彰，以袁公督师赴鄂，往送也。京汉车上拥挤甚，妇孺尤多。远隔三千里，而逃难者已如此其多，群众心理皆知清之必亡矣。余偕云台、仲仁在一头等房间，闻赵智庵在车役室中，乃邀之来。……袁公札派余随办营务，实亦无事可办。初九日（30日），袁公南行，送至车上，袁公独招余上车，问有何嘱。余曰凡事留有余地步。袁公颔之。
袁世凯面对清廷的政治危机并未幸灾乐祸，既没有试图火中取栗，也没有采纳杨度的建议，利用南方危机推动北京久已停滞不前的政治改革。当然，像王锡彤建议的那样，袁世凯在稍后的行动中，“凡事留有余地步”，并没有将革命党赶尽杀绝，而是顺势而为，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晚清皇族”从改革先锋到反革命
在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舞台上，皇族等贵族出身的一批人始终比较活跃。他们对国际大势有相当深刻的观察，对中国的处境有比较真切的体认，在推行新政—预备立宪这一系列政治改革运动中始终走在前列，是晚清政治改革的主力。如果没有他们的呼吁、推动，没有他们那样近距离地影响最高统治层，晚清的政治变革当然也会发生，但肯定不是已经发生的那个样子。只是这批皇族随着改革的深入也在分化，一旦改革触及体制深层，可能会影响整个贵族阶层的利益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改革的对立面。所谓“皇族内阁”的出现，就政治上来说，是君主立宪政治改革运动的巨大进步，但从权力分享、人人平等的原则来说，则表明以皇族、贵族为推动力的政治改革还有着很大局限。他们看到了体制之弊，也想改革，但他们的底线是不能触动自己的特殊利益，是不能革掉自己，做改革的牺牲品。因而，当改革陷入困境、革命不得不发生时，他们就很自然地从政治改革倡导者、推动者沦为反革命者。后来所谓的“宗社党”其实就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着，那时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先前倡导改革的激情。
在两千年帝制时代中，所谓“国家”其实就是皇帝及其家族的私产。皇帝、皇族的先人打天下、坐天下，后代皇子皇孙自然就是守天下、保天下。所以，皇族一直是政治的中心，是政治统治的中坚力量。他们对体制的忠诚，他们在关键时刻将冲锋在前，保家卫国，一般是不必怀疑的。但是，出于权力均衡和稳定的考虑，历朝历代对皇族的权力都有所约束，不会容忍这些皇亲国戚对国政进行肆无忌惮的干预或介入。朝廷一般用厚养的办法交换这些皇族手中的筹码，以保持政治上的稳定。
清朝定鼎中原之后其实也是这样做的。清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虽然让来自各部的满洲贵族参与政治，但实际上也是对皇族特权的一种遏制，是以一种集体的力量约束着皇族中的强势者。直至议政王大臣会议解体，清廷的政治权力始终集中在皇帝手里，辅佐皇帝的是一个具有比较广泛来源的军功贵族阶层，而不是皇帝的近亲。
皇族介入实际政治并干预政府运作，实际上是从同治年间开始的。更准确地说，就是1861年恭亲王和慈禧太后等联手发动宫廷政变后，两宫垂帘听政，恭亲王以议政王名义兼领首席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这个做法虽然符合论功行赏的原则，也合乎当时的政治实际，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违反了祖制，属于皇族干政。
政变结束后，皇族干政并没有结束，相反由于慈禧从贵妃变成了皇太后继续操弄权力，政治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应该说有所偏移，这就为皇族持续干政提供了可能。不仅恭亲王继续担负着实际的政治责任，而且其他王爷也在这个过程中纷纷走上前台，或多或少地介入了现实政治。
皇族从事实际政治当然不能说绝对是坏事。有时候，特别是当政治危机发生时，皇族这些人毕竟是朝廷最忠诚的铁杆支持者。我们看到甲午战败后，清国面临一次深刻的政治危机。当政治改革不得不发生时，恰恰是皇族维护着清朝江山的满洲颜色。不论是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还是总理衙门大臣刚毅、直隶总督荣禄，他们在推动新政的同时，都坚守着一条非常重要的政治底线，就是严防康有为等年轻一代政治家以政治变革为名暗度陈仓，“保中国不保大清”。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必须承认皇族对体制的政治忠诚度远高于康有为等力主维新的人。
根据康有为、梁启超师徒描绘的故事框架，1898年秋天的政治逆转是因为皇权中心发生了分裂，是皇太后从皇帝手中夺取了权力，是政治复辟。这个故事讲了一百多年，我们不能说这是康、梁师徒刻意造假，以迷惑当世和后世，但康、梁的这个说法确实经不起历史检验。这个故事只是他们的主观臆想。历史真实无须远求，清代官方文书就能讲出故事脉络，即便一些细节可能隐晦不彰。实际情况是，光绪帝知道康有为等人盗用自己的名义、准备动用军队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的消息后分外愤怒，这也是光绪帝后来一再指责康有为等人“陷害朕躬”的原因。
光绪帝的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太好，一百多天的操劳早已让他心力交瘁，现在又听到康有为等人策划的令人发指的阴谋，不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受到了巨大打击。在1898年剩下的日子里，光绪帝生病告假是历史真实。而且到了第二年，光绪帝的病情时好时坏，到了年底，似乎有一病不起的不祥兆头。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在慈禧皇太后的主持下对可能的接班人进行了考察，最终决定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为大阿哥进行培养，希望他在光绪帝生病期间能够替代参加一些礼仪性的活动。
己亥立储和随后而来的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事件等，如果从宫廷政治层面说，实际上为皇族更大幅度介入现实政治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虽然有一批皇族成员因为煽动利用义和团排外被判定为“肇祸大臣”受到严厉处分或处罚，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另外一批具有皇族背景的人却因为这一系列事件逐渐走到现实政治的前台，成为此后政治变革的急先锋。
1901年重新开始的新政，虽然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是列强政治压力下的产物，但从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理路看，这是接续几年前的维新运动往前走。只是从政治主导力量来说，先前的维新运动有一个庞大而无法驾驭的知识群体而这一次，其主导力量好像牢牢地控制在朝廷手里，汉族大臣和各地督抚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朝廷并没有像几年前那样因形势发展而失控。
朝廷的控制力无疑来自满洲贵族特别是皇族力量的增强，满洲贵族这个特殊的群体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随着这场政治变革在上升。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年仅十八岁的醇亲王载沣，在1901年被委派充任头等专使赴德国道歉谢罪。这虽然有德国为君主制国家，不得不遵从皇室礼仪的考虑，但从清廷政治发展的视角看，载沣出使德国其实也有提升皇族成员世俗政治地位以推动政治发展的意思。一趟德国之行为载沣赢得了不少政治资本，为他后来的政治作为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载沣等皇族成员被清廷刻意提拔起来之后，在政治上确实逐渐发挥了重要作用。1901年开始的新政和1905年开始的预备立宪，几乎全程可见皇族青年才俊的身影。他们可能没有经历汉族大臣在科举道路上一步一步爬行的艰辛，没有汉族大臣的文史功底和才华，但是他们从小长在深宫大院，从小就在政治高层长者身边玩耍，经多见广，举止谈吐也颇有令人自叹弗如之处。所以，他们在政治改革中大胆昌言，痛陈旧体制弊端，呼唤新体制，也确实为政治发展做出过相当重要的贡献。考察宪政大臣端方、戴鸿慈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明确指出中国未来的政治出路只在君主立宪一途，君主立宪的意义并不是立意限制君主权力，而是通过议会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分担责任，使君主“常安而不危”。至于载泽，他在奏请立宪密折和面对中，更是对君主立宪的好处做了非常详尽的理性分析，尤其是“立宪之利有三端”的概括从现实主义政治原则上说服了皇帝和皇太后。
如果不是这些皇亲国戚开始觉悟，如果不是他们出面游说，预备立宪或许也会开始，但不可能这么顺利、这样迅速。
改革的深度、广度与限度
在端方、载泽等考察宪政大臣通过秘密或公开管道向朝廷建议实行君主立宪的同时，一大批封疆大吏、中枢大员也通过各种方式建议朝廷勇于改革，实行立宪。1906年8月12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上奏请求做立宪预备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州县有名望的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为地方自治基础。
各方面不断强化的政治压力、载泽等王公大臣的透辟分析，终于使朝廷痛下决心，于载泽呈递密折的第三天即8月25日毅然宣布按照预先计划继续推动立宪，并加派醇亲王载沣、北洋大臣袁世凯等参与其事。
朝廷之所以在这份谕旨中命令袁世凯参与此事，大概是因为当时袁世凯也有重要建言，俨然成为立宪政治的重要推动者之一。考察宪政大臣戴鸿慈、端方等此时上的《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据说就是他们与袁世凯密商后由张一麟起草的，而张一麟就是袁世凯此时的重要幕僚。这份奏折规范了预备立宪的政治路线图，建议朝廷以日本为榜样，宣布以十五或二十年为期，达成完全立宪。至于这十五或二十年中间的重要准备，奏折建议先从组织内阁作为突破点，也就是将皇室与政府进行必要的区隔，以维护皇室的至上尊严。而组织内阁的入手处，奏折建议从改革官制开始。这大致描绘了一幅不伤筋动骨而又能实现君主立宪的和平改革路线图，因而获得两宫嘉许，遂急召袁世凯进京与王公大臣会商。
8月26日，袁世凯抵京。27日，他与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及世续、那桐、铁良、荣庆、瞿鸿禨、孙家鼐、张百熙、徐世昌等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大学士，就考察宪政大臣所提出的十份文件开始了两天的密集讨论。在大的原则上，各位与会者一致赞成朝廷宣布预备立宪，只是在实施步骤的轻重缓急等技术性层面上，各位大臣的看法稍有差别。激进如袁世凯、徐世昌、张百熙及庆亲王奕劻等主张从速实施宪政，略微保守的孙家鼐、铁良、荣庆等强调不要操之过急，力主稳步推进。这里所谓的激进和保守，只是改革的策略而已。在改革大势已经确定的前提下，没有人，至少是这些参与者没有执意反对立宪。他们争论的只是一些具体细节，是策略问题而不是战略问题。在这一点上，应该说皇族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分歧和冲突。过去刻意渲染袁世凯等人与皇族载泽、铁良之间的争论，可能有夸大的地方，并非历史真相。
高层会商的结果及时向朝廷详细报告后，1906年9月1日，光绪帝钦奉皇太后懿旨，宣布预备立宪正式开始委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载振、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寿耆、袁世凯编纂新官制命端方、张之洞、升允、锡良、周馥、岑春煊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参议派庆亲王奕劻、孙家鼐、瞿鸿禨总司核定镇国公载泽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由此可见，不仅在预备立宪的推动上，而且在后来的实际运作中，皇族和其他满洲贵族都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预备立宪是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过去对这场大变动的评价多有保留，从恶意出发质疑清廷是否有立宪诚意，以为清廷特别是慈禧皇太后对权力的酷爱，使她不可能真的同意让权，也不会真的实行君主立宪分享权力。而后来的突发事件，几乎正面证实了这种恶意推测相当准确。清廷，特别是皇族不知权力分享的真谛，不知君主立宪究为何物。从后来的事实看，这个判断可能是对的。只是在1906年的时候，皇族等满洲贵族确实是支持清廷走上政治变革之路的，确实是力主君主立宪、权力分享的。确实有一股反对君主立宪、反对政治变革的力量，但这股力量既不来自皇族，也不来自其他贵族。
1906年9月30日，御史刘汝骥上了一个奏折，以为载泽改革密折强调君主在立宪体制下没有政治风险、没有政治责任是不对的，因为没有风险、没有责任就意味着没有权力，意味着大权旁落。因此，他建议朝廷“大权不可旁落，总理大臣不可轻设”，若果设之，必将把持朝局，紊乱朝纲，招致内乱。
10月8日，御史赵炳麟也上了一个折子，以为端方、载泽、袁世凯等人提出的政治改革思路是不对的。下议院没有开设就去创设什么责任内阁，将使一切大权归于二三大臣之手。内而各部，外而诸省，皆二三大臣之党羽布置要区。行之日久，内外皆知有二三大臣，不知有天子。
预备立宪开始两天后（9月4日），官制编纂大臣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相关事宜。紧接着，清廷于9月6日下令成立编纂官制馆，吸收一些宪政专家参与起草。9月18日，他们就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由载泽领衔呈报朝廷。这个方案只是设定官制改革的大原则，比如在议会还不能很快建立时怎样落实君主主导下的行政与司法分立以及中央部院应该怎样合理设置等。
对于这个方案中的大原则，在此后的讨论中也有相当争论，而且一个最重要的争论就发生在铁良和袁世凯之间。大致上说，袁世凯主张，既然已经就官制改革达成了共识，那么就应该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一步到位。而在当时的中央官制体系中，最不合理的就是权力至大而又无法负责任的军机处。按照君主立宪原则，肯定要设立责任内阁。既然设立责任内阁，就必然要裁撤、合并一些部门。军机处就在这些当裁当并的名单中。
军机处对于满洲贵族来说，是落实权力的具体机构。他们无法想象没有了军机处，只有一个责任内阁，而这个责任内阁将来还要向议会负责。他们担心这样一来必然使君主权力旁落，因而铁良等人坚决反对废除军机处，反对设立责任内阁，力主趁此改革机会削减督抚权力，增加中央权力，设立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限制官吏兼差兼职。这是一个收权思路，与袁世凯等人的行政体制改革思路不太一致。
与军机处、责任内阁相仿佛的改革议题还有内务府的设置。既然君主立宪了，也就不存在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了，内务府在君宪体制下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以此类推，还有八旗体制。君宪了，八旗也就从原来被养起来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了。他们应该恢复平民也就是公民的身份，可以经商，可以从政，不再受制于过去的体制。
类似的还有翰林院，还有太监制度的存与废。这些放在一个常态的君主立宪体制下，当然都没有存在的空间和必要了。君主立宪体制下，国家应该负担的只是君主和皇室以及君主的当然继承人，皇室之外的远亲不在此列。那些依附在旧体制下的太监、内务府等，当然不应存在。所以力主彻底改革的人以为，既然改革，何不一步到位，彻底改革呢？
对于袁世凯与铁良以及其他一些人之间的争论，朝廷很清楚。但根据先易后难、稳步推进的原则，清廷很快做出明确的政策界定，划出中央官制改革“五不议”的范围，即军机处不议、内务府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不在这些细节上争执，以此减弱改革的压力和阻力，推动预备立宪进程。这是大智慧。也就几年时间，被恭亲王等人视为清朝命根子的军机处，到了1911年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发布时，自然而然地被裁撤合并。波澜不惊，再也没有一个人认为不应该。这是铁良等人在1906年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体制忠诚与皇族站位
清廷的改革，不论是行政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无疑都会有不能逾越的政治底线。他们的这些改革都是为了修正旧体制，改变旧体制中不合乎社会需要的东西。但改革从来不意味着统治者从权力体系中自动退出，更不意味着满洲皇族等贵族放弃对清朝的所有权。“保中国不保大清”始终是满洲贵族的心病。任何有可能伤害他们权利的改革，自然都不会被接受。
我们后来者在总结清廷最终失败的教训时，一般喜欢指责清廷在最后时刻不知让权、不知权力共享，特别是满洲贵族到了最后时刻依然斤斤计较、反复折腾。假设这些贵族在改革中不是加强而是逐渐减弱对权力的控制，那么君主立宪或许可以像九年规划或后来调整的五年规划那样顺利实现。历史当然不能假设，而且这个善良的假设也有不合情理的地方。清朝就是这些贵族的祖宗一起打下来的，现在改革了，要君主立宪了，原本就是要让清朝更加好，凭什么要他们这些达官显贵、皇亲国戚退出政坛？而且，既然在预备立宪时就要实现满汉平权，那么他们这些在政治舞台上已经占了位子的人为什么仅仅因为是满人就要出局呢？他们握有权力是一个既成事实，更何况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他们这些皇族贵族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也是中流砥柱、改革先锋呢？
还有一个重要事实是，在预备立宪的过程中，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平民出身的汉族大臣也确实毫不掩饰对权力的觊觎。1906年关于军机处存废等问题的一系列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满汉官僚之间或许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平民出身的汉族大臣愈是表现出对权力的急切与渴望，愈使这些皇族贵族心里不踏实，愈觉得这些汉臣居心叵测，好像政治改革本身就是一个阴谋。这种情形在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在世时当然问题不大。皇太后与汉大臣打交道几十年的经验和光绪帝亲政以来的经历，使他们有办法让这些平民出身的汉大臣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所以朝廷能够在1908年达成君主权力至上的改革共识，能够宣布《钦定宪法大纲》。
然而到了1908年之后，光绪帝不在了，强势的皇太后也不在了，强势的权力中心被弱势的监国摄政王载沣和隆裕皇太后的组合所取代。不论是汉族大臣还是皇族等贵族，似乎都对这个变化缺乏心理准备和调适。特别是稍后的外部危机，尤其是日俄不断在东三省挑起的外交危机，使皇族等贵族在对权力的看法上产生了严重错觉。换言之，如果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继续执掌政权，贵族心里可能比较踏实。但对于摄政王，他们好像心里并不是太信任，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出来协助渡过危机。所以在摄政王接收权力之后，这些贵族为了防止汉族大臣利用机会攫取更大的权力，首先找到一个机会和借口，将袁世凯开缺。在随后的改革中，有意无意让满洲人加强对军权、对中央权力的垄断。皇族中的载涛、载洵在政治上逐渐进步，获得重用。这一方面说明摄政王在政治上的信心越来越弱，不似光绪朝那样重视汉臣、重用汉臣了，另一方面必然使汉臣，尤其是那些逐渐失去权力的汉臣在内心深处生出一种反叛的心理，至少不像先前那样忠心耿耿了。君臣，原本就是一个相对的关系。君信臣，才能让臣忠君。既然皇权中心不再像过去那样信任这些汉臣了，那又怎能指望这些汉臣继续效忠呢？先前早已消失的满汉官僚的矛盾在1908年之后突然明显了。皇族等贵族逐渐上位，占领了一个又一个权力要冲，而汉族大臣则随着袁世凯出局逐渐受到冷落。
从政治忠诚度来说，贵族无疑对体制更加忠诚。他们所鼓吹的变革，所期待的君主立宪，一定是改善满洲贵族对中国的统治，而不是相反，取消或者削弱满洲人对中国的统治。这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汉臣对于中国的未来肯定没有满洲贵族的这些忧虑，无论这些汉臣对清朝的政治体制多么忠诚，多么坚持君主立宪既定立场，在他们思想深处，一定是想着只要中国好，就是清朝好只要清朝好，就是皇上好。至于贵族，大约真的不在汉臣或那些立宪党人的思考范围中。
从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来说，这些想法是对的。君主立宪的实现，就是皇室之外的贵族退出政治舞台。于是，这就产生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冲突。任何朝着君主立宪原则走去的变革，在满洲贵族看来，都是对他们既得利益的剥夺。所以到了关键时候，到了将要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的时候，清廷宣布成立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其十三名内阁成员中竟然有九名不是皇族就是其他贵族。这就在预料之中了，因为满洲贵族对自家之外的人不信任。在他们的观念中，对体制最忠诚的，一定还是自家人。
认错、妥协及退让
按照君主立宪的一般原则，或者说根据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的规定，为了保证君主享有至上权威和永远不出错，皇族亲贵不得出任政府要职，不得担任任何拥有政治权力的行政职务。然而，此时的满洲贵族和皇族错误理解了《钦定宪法大纲》中关于皇权至上的另一个规定，即大权统于朝廷，皇帝享有颁布法律、召集解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等权力，以为君主立宪体制中的“黜陟百司”就是皇帝有权任用一切官员。这显然是对《钦定宪法大纲》的误解。
君主立宪政体下的黜陟百司，只是君主根据议会的选举结果，或根据政府的提名，来任命官员，而这个权力显然只是礼仪性质的，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也就是说，皇帝的任命并不是皇帝的决定，而是皇帝根据议会和政府的决定加以宣布，从而使这些政治任命具有神圣性、至上性。所以，君主立宪政体下的黜陟百司和君主专制政体下的黜陟百司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至于皇族亲贵不得担任政府要职，这是君主立宪政体下的必然规定，主要是为了避免皇族亲贵陷入某些政治的或经济的丑闻。要保持皇室神秘、至上、榜样的功能，就必须在制度上保证皇室亲贵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比如皇室亲贵可以从事慈善事业、亲善事业，但绝不能担任任何实质性官职。政府或者说国民可以全资将皇室宗亲养起来，就是要使这个特殊的“第一家庭”不发生任何影响国民信仰的丑闻。通观世界各君主立宪国家，其实都是这样做的，这是君主立宪的起码要求。
对于君宪体制的这些要求，皇族和贵族并不是不知道。当第一届责任内阁演变成皇族内阁、亲贵内阁后，皇室出身的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在第二天就向摄政王提出辞职。这一举动虽然带有传统政治虚应故事的性质，但他们或许多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摄政王当然不会让朝廷的决策朝令夕改，当然不会同意庆亲王等人辞职。但是庆亲王到了第三天，也就是5月10日再次请辞，而且这次请辞的理由很直白，明确表示是由于责任内阁的人员构成太偏皇族成员，这与立宪体制明显不合。现在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关键时期，决不应该以“皇族内阁”为发端，而辜负皇上的期待和臣民的厚望。皇族内阁既不利于天下，也有害于皇室。奕劻已经说得很明白，但他的第二次请辞依然被摄政王拒绝。摄政王当然明白这些理由，但权衡利害，还是坚持原议，让他走马上任，出任责任内阁第一任总理大臣。
摄政王之所以坚持既定方案，显然有着自己的考虑。第一，现在公布的内阁名单，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过渡形态，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责任内阁。第二，立宪国家的政治改革，是排除一切种族身份，所有种族一律平等，所有出身都不再区分贵贱。汉人可以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满人也同样可以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立宪政治，人无分贵贱，是对所有人而言，那么为什么要限制皇族成员出任政府要职呢？更何况，从当时实际情况看，这几个出身皇族的内阁成员，也并不是五谷不分的草包饭桶吧？他们毕竟在过去几年的预备立宪运动中冲锋陷阵，做了不少事情。第三，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似乎也就是那些人，可供摄政王选择的实在太少了。汉族出身的高官自老一代李鸿章、张之洞相继去世，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后，真正有力量有影响的人物实在还没有出来，北洋系自袁世凯以下的政客如段祺瑞、冯国璋等都还不算成熟，汉族士大夫中的杨度、张謇等人给人的感觉还是差那么一个层次。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人才其实也是如此，自恭亲王奕去世后，中间虽然也出现过端郡王之类的人物，但真正能为清王朝撑起门面的，也就只有庆亲王奕劻。至于新内阁中另外几个贵族新秀，那都是最近若干年着意培养出来的。现在除了他们，也真的没有多少可用之才。
在立宪政体下，当然人人都有从政的自由和权利。只是在君主立宪政体下，皇族出身的人依然享有皇权带来的许多好处和优势。这些人介入实际政治或许会给现实政治带来一些好处，但更多时候则会给皇室带来无穷无尽的负面影响。所以，东西方各立宪国家从来都对皇室成员采取厚养办法，由国家拿出相当钱财让他们过着体面尊严的生活，成为国家名片，从事一些善事，而不让他们介入实际的政治活动，更不会让他们出任政府要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