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中国的情形太特殊了。处于过渡期的立宪政体，如果不让满洲贵族承担主要角色，那么他们怎么能够愿意逐步放弃权力呢？说到底，立宪政治就是要逐步削弱乃至剥夺皇帝的绝对权威。如果上来就这样做，又有多少可能呢？所以说，皇族内阁的出现，在当年是个不得已的“赎买政策”。既然先前那么多年都容忍了皇族成员对现实政治的干预、介入，当时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清廷确定的立宪目标已经是不可更易的。1913年就要实行完全意义上的立宪政体，也是确定无疑的。届时，新的政府必须重新组织，而新的政府就是立宪政体下与议会真正对立制衡的两极。如果此时筹建的政府是一个比较软弱、没有效率的机构，那么怎么能够保证两年筹备期内诸多事务能够按时按质完成呢？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仅是社会，也是进行任何政治改革所必需的。这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必将遇到无数压力和困难，必将遇到来自皇族的反对和抵制，因为他们毕竟是改革的利益受损者。当皇族成员出面反对时，谁最有力量出面劝阻或反击呢？当然是皇族自身。
实事求是地说，新宣布的责任内阁较之先前的旧体制还是有很大进步的。过去的军机处虽为全国行政中心，但在事实上对全国行政并不负有责任，而只是皇帝的办事机构、秘书处，负责上传下达而已。现在新成立的责任内阁，依然辅弼皇帝，但明确规定了内阁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国务大臣不能再像过去的军机大臣那样遇事敷衍推诿。军机大臣不愿、不敢，实际上也无法承担实际责任，因为所有的决策都来自皇帝。即便是军机大臣的主意，也因为变成了皇帝的意志，而使军机大臣无法继续承担责任了。现在的内阁制下，内阁处于行政第一线，总揽全局，独立决策，许多政策的制定颁布，都是内阁应有的权力和责任。所以，内阁总理大臣、国务大臣就无法像过去那样推诿敷衍。于是，倒阁是立宪政体下最常见的事情。遇到重大政治失误，内阁再也不可能像军机处那样只是局部改组，必须承担责任，这是立宪政体下对内阁的基本要求。所以，内阁成员是不是皇族出身，其实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只是从皇族自身安全来说，皇族成员确实应该遵循清朝早期祖制的规定，不得介入现实政治，不得出任政府要职。
新内阁名单的公布引起了国内外的反感。舆论普遍以为这个名单确实不是一个理想名单，尤其不合宪政原则，不过是过去军机处的班底换个新名字而已。更重要的是，这个以皇族为主的新内阁，恰恰证明了孙中山等人多年来的指责，证明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决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力，决不会还政于民，决不会让汉人掌握政府主导权。这此对清廷尤其是摄政王政治威信的伤害都是巨大的，也是此后政治演变越来越不利于清廷的一大关键。
满洲贵族或许真的相信自家孩子最值得信任，或许真的心胸比较狭隘，但是现在确实是弄巧成拙，得不偿失，坐实了革命党人的指责。“皇族内阁”不是一般的有碍观瞻，而且深刻影响了清王朝的政治前程。皇族内阁立即招致各方面的反对。6月10日，都察院代递咨议局联合会《呈请亲贵不宜充任内阁总理折》，以为皇族内阁与君宪体制不合，请求清廷务必尽快在皇族之外另行选派大臣重新组阁。稍后，山东巡抚孙宝琦也向朝廷表达了类似意思。
这些反对并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摄政王始终不愿接受这些意见裁撤这届内阁。摄政王或许担心政治的恶性互动，因而不愿让步。7月5日，都察院代奏各省咨议局袁金铠等议员请另组内阁的呈书。在这份呈书具名的有四十多人，分别来自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江苏、安徽等十几个省份，其言辞也较咨议局联合会先前的折子更为激烈，指责朝廷将责任内阁演变成皇族内阁，适与立宪国原则相违背，这不能不令人怀疑朝廷是否还具有立宪诚意。
袁金铠等人的这次呈书引起了摄政王的注意。但是摄政王不仅没有接受这个批评改组内阁，哪怕只调整几个人，相反，摄政王借题发挥，重申任命百官是君主的权力，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对此已写得明明白白，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值此预备立宪之际，凡我君民上下，都不应该超出大纲所表达的共识和范围。而今各省议员一再呈请，几近干政，超出了职权范围，议论渐近嚣张。若不亟为申明，日久恐滋流弊。摄政王重申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各位臣民均当遵守《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合君主立宪的本意。
如果从国会请愿运动的教训来说，摄政王的坚持或许有道理。毕竟他期待“有计划政治”能够落实，一切都照计划走，不能朝三暮四。第一届责任内阁并不是随意出台的，它是朝廷慎重考虑、全盘统筹的结果，怎能说变就变？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太大了，庆亲王有点顶不住了，再加上各地抗议铁路国有政策的风潮日趋高涨，所以庆亲王于9月29日奏请开缺。假如摄政王此时借坡下驴，利用这个机会改组内阁，重建政府，或许结局会不一样。然而，不知摄政王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他竟然一口拒绝了庆亲王的辞呈。
清廷错过了一次改组内阁的机会，紧接着就是武昌起义，就是政治危机。在这种状况下，改组内阁更不可能，因为哪一个大臣都不能在这个时候显得自己不出力，显得自己想疏远朝廷。然而，武昌起义原本就是对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的抗议，而清廷不愿正面回应这两大问题，只能激起更大范围的反抗。紧接着，湖南、陕西等省相继独立。清廷除了派兵镇压，根本无法拿出能够平息事态的有用办法。
各省危机持续发酵，但在摄政王看来只要中央军在，各省新军或许并不是心头之患。然而让摄政王想不到的是，10月29日驻扎在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等起兵发难，通电奏请立即实行立宪，又上奏“政纲十二条”。张绍曾等中央军将领的通电直指问题本质，要求清廷明白宣布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任，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
中央军发难终于使清廷感到了恐惧。当天，资政院经议决，奏请罢亲贵内阁，特简贤能为内阁总理大臣，并使其组织各部国务大臣，负完全连带责任，以维持现今之危局，团结将散之人心。稍后，朝廷以小皇帝名义下诏罪己，承认皇族内阁多用亲贵是不对的，是违反立宪宗旨的，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军咨大臣载涛开缺这多少有点认错的意思。
在随后于11月3日宣布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以下简称《十九信条》）中，清廷也对未来的政府组成提出新规定强调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应该说，这些规定都是对的，基本上满足了先前各方的要求，由皇族内阁引发的政治危机大致可以平息。
清廷匆忙颁布《十九信条》，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进步。16日，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正式组成。应该说，这两件大事做得相当漂亮，立宪党人的怨言大致平息，中国转向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只有一步之遥。这一步就是根据《十九信条》召集正式国会。国会召集，就意味着君主立宪全部完成。然而，正式国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应该怎样召集，在《十九信条》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只有第七条说，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有法定特别资格者公选之。至于怎样公选，这个信条没有进一步的解释。
再看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虽然其中多处说到国会功能，但国会怎样组织和召集，也没有具体规定。其“君上大权”部分第四条“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散之旧员，即与齐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很显然，这两个重要文件都没有国会选举的具体办法。
鉴于这种实际情形，资政院于11月5日议决几件大事。一是奏请清廷准许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为政党。这当然是为议会选举做准备。二是奏请速开国会以符合立宪政体。清廷对这两个奏请都有积极正面的回应，指令资政院从速拟订议决《议院法》《选举法》，办理选举，表示一等议员选定，即行召集国会。君主立宪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南方的要求并不意味着清廷就没有机会。事实上，如果清廷内部给予密切配合，已经就任内阁总理的袁世凯应该还有办法让南方放弃成见，重回君主立宪轨道。所以，袁世凯12月8日在与北方和谈代表谈话时依然强调君主体制是万万不可更易的，因为君主立宪制度是他们那一代许多中国人十几年来的政治追求，是君主专制和民主立宪两个对立体制的中和。袁世凯还表示我袁家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为此君宪到底，不知有他。袁世凯就这个意思反复陈述数十分钟，语极沉痛，听众也深受感动。因此代表刘若曾、许鼎霖等出来之后无不喜形于色，以为君主制度的保存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至少在袁世凯内阁任期内已没有什么疑问了。
按照袁世凯定的这个调子，唐绍仪与伍廷芳在上海开始了谈判，君主立宪依然是供讨论的方案。根据随团代表严复的观察，南方革命党人虽然不愿明白表示君主立宪是当时中国的一项重要选择，但言谈举止间，并没有表示对君主立宪的绝对拒绝。南方所竭力反对的，是行君主立宪而辅以袁世凯内阁，似乎对袁世凯严重不信任。南方党人宁愿行共和而立袁世凯为总统，以民主宪纲钳制之，也不愿留君主而用袁世凯为内阁。大约他们担心袁后将坐大，而至于必不可制。
根据严复的观察，无论此次南北冲突如何结束，南方革命党人所必争大约有两点一是恐事平日久，复成专制，此时朝廷虽有信条，但朝廷皆不可信，须有实际的钳制措施方能使他们放心二是党人须有的确可以保全性命之方法，以谓朝廷累次失大信于民，此次非有实权自保，不能轻易息事。党人的目标不是对着袁世凯，而是对着朝廷。根据严复的研判，如果继续沿用君主制，则小皇帝的教育必从新法，海陆兵权必在汉人之手，满人须规定一改籍之制。严复的观察是对的，关键是清廷必须拿出诚意重建信任，而这个诚意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尽快进行议会选举，构建一个正式的民选国会。然而在这一点上，清廷内部强硬派，也就是那些死硬皇族，有自己的看法，不愿让步。这就彻底惹恼了南方革命党，还有那些立宪党人，甚至还有北洋系新军将领。他们以为清廷是故意拖延时间，继续耗下去意义不大。12月20日，唐绍仪在第二次谈判中发表了一通他个人赞同共和的看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君主立宪越来越不可能。
唐绍仪的这通言论是否有其他背景，我们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就在这一天，军事强人、湖广总督兼北洋第一军总统段祺瑞指派高级幕僚廖宇春、靳云鹏等，与黄兴的特别顾问顾忠琛谈判，达成确定共和、优待皇室、先推覆清廷者为大总统、组织临时议会及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责任等五项共识。这基本上确定了清廷的结局。
段祺瑞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根据他于1912年2月5日发布的通电，主要原因还是皇族的败坏与阻挠。为清廷计，为皇室计，只有走上这一步。至此，尽管皇族中的强硬派筹组什么宗社党来反抗，但他们已经很难翻盘，毕竟军队主力不在其手中。皇族从改革先锋彻底转向了反革命，他们已经失去人心，没有多少活动空间，更不要说胜利的机会了。
南北和谈中的袁世凯
武昌起义爆发后，赋闲三年的政治强人袁世凯受命出山，全权处理武昌兵变以及由此引起的全国性危机。袁世凯在此后一百多天中殚精竭虑，谋划良多，也几次争取到南北和解的机会。然而到了最后，清廷还是在全国的一片反对声中轰然倒台，整个中国的政治权力转到袁世凯手里。这个故事与历朝历代的禅让故事高度相似，再加上几年后袁世凯又将“中华民国”国号擅自改定为“中华帝国”，因此袁世凯的形象越来越像欺负孤儿寡母的曹操，袁世凯在南北和谈中的一切作为也就都带有阴谋的意味。其实，一百多年后平心静气回望这段历史，应该承认袁世凯在南北和谈整个过程中有权变、有手腕，但一定要说他有预谋或阴谋，好像理由还不那么充分。
只知君宪，不知有他
袁世凯奉命出山时，国内外舆论就有许多猜测。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猜测，就是袁世凯会利用这个机会公报私仇，报复摄政王三年前让他开缺回籍养疴的羞辱。最极端的猜测，就是袁世凯可能会利用南方压北方或利用北方收拾南方，统一南北，但不是统一到清廷，而是统一到袁世凯手中，将清朝变成袁氏天下。即便不更姓易代，袁世凯也将像曹操当年那样，保留一个不中用的皇室，而将朝廷的实际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
这些猜测当然自有逻辑和论据，这种故事在中国历史上确实一再发生。只是这一次并非如此，因为三年前摄政王将袁世凯开缺这个故事本身可能就不那么真实，否则就不容易理解为什么三年来袁世凯身在江湖，依然心系庙堂，对朝廷一系列重大决策也都曾表示过态度。而且，按照过去所说的这个故事脉络，既然摄政王如此嫉恨袁世凯，为什么没有在过去三年中对袁世凯动过脑筋、打过主意？为什么允许南来北往的政客、学人与袁世凯自由交往？历史没有那么多阴谋，历史可能就是那样平平常常。袁世凯下野就是一个老臣面对一个更年轻的主子时主动放弃权力，这才是中国王朝政治的精髓。所以当王朝遇到巨大困难时，这些老臣依然会义无反顾，重出江湖。
正如重出江湖的袁世凯自己所说，除了君主立宪这条道路外，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清王朝。他在获得朝廷授权后，一方面组织北洋军加大对武昌的包围和进攻力度，另一方面利用一切人脉与湖北军政府及黎元洪沟通。武昌起义的主力是湖北新军，新军原本就是朝廷支柱。袁世凯相信，现在之所以闹到兵戎相见，绝对不是简单的军事哗变，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简单地说，这个背景就是清廷在君主立宪政治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时倒行逆施。一个皇族内阁摧毁了立宪党人、新军将领对朝廷的信心，摧毁了立宪党人、中产阶级分享权力、参与政治的希望一个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从经济上剥夺了立宪党人、中产阶级分享发展成果的机会。各方相互激荡，终于导致如此复杂的局面。
针对这种情形，袁世凯给的办法并不复杂。他对朝廷的建言是，利用武昌危机推动改革，履行承诺，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而不是虚情假意糊弄立宪党人对于南方，他劝黎元洪等造反者想想，大家十多年来一起追求君主立宪，不就是因为民主立宪、民主共和太过激进不合乎中国国情，而君主专制太过老套无法满足中国需要吗？现在君主立宪改革到了危机关头，对于朝廷的一次失误，我们为什么不能稍加原谅，给其一次改正的机会？为什么一定要推倒重来，一切从头开始呢？
在软硬两方面的压力下，特别是到了10月底滦州兵谏发生后，朝廷确实有所醒悟，下诏罪己，承担责任，宣布废除皇族内阁，重回君主立宪轨道，宣布《十九信条》，宣布皇族不再过问政治。至此，由皇族内阁、铁路国有引发的政治危机大体消除，剩下的就是按照君宪主义原则构建一个全民选举的国会。所以到了这个时候，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对袁世凯的君宪主义要求也就没有不答应之理，何况黎元洪参加革命本来就有点被迫和无奈呢！11月7日，也就是武昌起义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黎元洪向袁世凯的信使王洪胜表明了自己的心迹重回君宪主义不是问题，问题是朝廷在整个事情结束后不得秋后算账，打击报复。
黎元洪的忧虑是人之常情，清廷在这方面也有秋后算账、打击报复的不良记录。袁世凯对此大包大揽，表示只要重回君宪主义立场，一切问题都好说。11月11日，袁世凯派遣刘承恩、蔡廷干两个心腹与黎元洪等人面对面谈判。刘承恩等人向南方代表介绍了袁世凯的方案，希望湖北新军弟兄看在过去十几年共同追求君宪主义的份上，给朝廷一次弃恶从善、改邪归正的机会。至于南方的利益，袁世凯也有暗示，表示黎元洪等人都是国之栋材，将来一定会重用。
当然，袁世凯的口头承诺并不是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答应重回君宪主义的理由，更直接的原因还是北洋军大兵压境，湖北新军根本不是对手。还有一个原因是，不论黎元洪，还是湖北立宪党人，过去若干年毕竟都是君宪主义者，现在有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为什么一定要放弃呢？
君主，还是民主
在与黎元洪及湖北军政府达成某种协议后，袁世凯很快北上，接受清廷举荐及资政院选举，筹组新内阁。11月16日，面目全新的内阁班底正式出场。国人眼前一亮，无不以为持续一个月的政治危机总算有了化解可能。
新内阁出台后，袁世凯成了清廷名副其实的代言人和实际操盘者。南北之间的谈判，也很快由南方革命党人与清廷之间，转化为与袁世凯内阁之间进行。只是南方的形势在过去十几天里迅猛发展，黎元洪所能答应的条件虽然没有变化，但在上海被革命党人于11月初光复后，南方势力东移上海、南京，湖北渐渐边缘化，先前所说的条件是不是还被接受成为一个问题。
南方情形的变化，并没有改变袁世凯君主立宪的信念。他在敦促清廷加快立宪步伐的同时，也在想法与南方革命党人取得联系，准备谈判。前提条件依然是维护清廷统治，建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国家，实现那一代人的政治理想，尽快重建秩序，恢复和平。
维护清廷的政治架构，对袁世凯来说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立场。正像他在11月21日回答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提问时所说的那样中国如果真的在这场革命中剔除清廷，那么很可能走上动荡不安的乱局，进而因政局不宁影响世界经济，招致列强干预甚至瓜分中国在政治上的最好选择就是君主立宪，只有君主立宪方才有力量、有办法保全中国。
袁世凯之所以这样回答，是因为武昌起义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各省相继独立。人们已经渐渐感到清廷过去几年所推动的君主立宪虽然取得了不少进步，但统治阶级的惰性和本质使满洲贵族到了关键时刻掉链子不给力。与其和这个自私的贵族集团争君宪，不如直接进入民主共和，构建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12月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对南北议和提出了几项先决条件一是推翻清廷，实现共和二是礼遇皇室旧人三是以人道主义对待满人。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方案是否可行暂且不谈，但毕竟南方联合起来提出了谈判条件。谈判本来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有谈判条件就有了谈判的可能，这是对袁世凯出山以来和平呼吁最直接、最正面的回应。
针对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条件，袁世凯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帮助下于同一天向朝廷上报了一个应对方案。这个方案的基础依然是君宪主义。只是为了让南方革命党人更加信服、愿意让步，袁世凯在这个方案中向朝廷格外强调君宪主义的实质在立宪而不在君主，希望清廷不要再以假招子蒙骗世人了。时不我待，真的错过这次机会，后悔都来不及了。
袁世凯的这个方案究竟深藏着什么东西，我们并不太清楚，但清楚的是袁世凯拿着这个方案与摄政王面谈后，摄政王干脆辞职不干了。其中的曲折是非，虽然不太被人知道，但是摄政王的下野，无疑为和平解决南北纷争、解决武昌起义以来的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隆裕皇太后就此告诉袁世凯好了，现在你可以大胆去做了，我只是一个妇道人家，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和政治常识，一切都拜托你袁世凯了。
有了皇太后的充分授权，袁世凯于12月7日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和谈代表团，自己身兼全权大臣，委派最亲近的心腹唐绍仪为代表，又委派两个最信任的师友幕僚严修、杨士琦参与讨论，邀请陈宝琛、严复等学界名流为代表或观察员。代表团南下前，袁世凯和他们交底，反复告诫对于北方来说，君主立宪是条不可逾越的政治底线。只要南方同意这一点，其他问题都可以谈。袁世凯相信，只要朝廷拿出诚意加快君主立宪步伐，完成立宪最后一道程序，即选举和召集国会，那么，两个多月的南北纷争一定会结束，中国一定会在新的台阶上继续前进。
对于通过谈判解决政治纷争，袁世凯信心满满。一百多年后重新观察，很容易发现袁世凯之所以这样信心满满，不仅因为他发自内心地认为君宪主义是化解时局危机的唯一出路，而且在他的背后还有列强的认同、支持，甚至可以说正是列强认为中国应该维持一个君宪主义的国家体制，才使袁世凯对此信心满满。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过去的研究以为南方革命党人是铁板一块，以为他们都主张走向共和民主，都主张废除君主。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全面的。独立十四省的情况非常复杂，并不是所有省份的领导权都在革命党人手里，而且有许多省份之所以宣布独立或反正，其实就是担心革命党人起义，是反被动为主动。所以在独立十四省中，也不乏主张君宪主义的声音。这些都是袁世凯力推和谈，坚持君宪主义的依据。
袁世凯试图通过君宪主义化解危机得到各方面支持，南北正式会谈、私下会谈确实一度期待通过君宪主义解决问题。根据随团代表严复的就近观察，南方革命党人深知形势发展到现在已经非常危险，势穷力屈，非早了结，中华必将不国，故谈论虽有争辩，却无骄嚣之气，而有忧深虑远之机。南方革命党人虽然没有明白确认君主立宪就是解决危机的唯一方案，然察其语气，他们也没有坚决排除以君宪主义作为化解危机的一个选择。只是在南方革命党人看来，他们对行君主立宪而辅以袁世凯的责任内阁难以接受，故坚决反对。南方革命党人以共和民主为主旨，北方告以国民程度不合，南方竭力不承认问其总统何人为各省党人所能同意者，则以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人宁愿实行共和而以袁世凯为大总统，以民主宪纲钳制之，不愿保留君主而以袁世凯为内阁，恐其后将坐大，而至于必不可制。其中的奥秘，严复认为非常令人疑惑。
严复的观察是对的。南方革命党人虽然信仰共和民主，但对君主立宪并非全面排斥。只是君主立宪不能再是原来的设计，以满洲人为君主的立宪政体看来已经很难满足南方革命党人的期待，君宪主义似乎真的将要成为往事。
12月20日，南北和谈第二次会议在上海举行，北方首席代表唐绍仪最先发言。他认为，在君主还是民主的问题上，确实不必再过多争论，孰优孰劣因国情因时势而决定。虽然他是代表朝廷前来谈君主立宪，袁世凯临行前的交代也强调君主立宪是谈判底线，但是就个人立场看，他在美国接受教育，知道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间的差别，因此也就比较倾向民主共和，以为中国应该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架构。
唐绍仪的谈话显然超出了袁世凯内阁和朝廷的授权，他似乎不是朝廷代表，而是南方发言人。其实，唐绍仪这番谈话也有深意在。因为自从南北开谈后，最大的胶着与困难，其实就是君主立宪第二步，即正式国会的选举与开张。
对于皇室和隆裕皇太后来说，君主立宪已经不是问题，皇权的保全、皇室的尊严都会在君主立宪框架内得到保证，但是皇族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确实很难割舍祖祖辈辈所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们已经因为袁世凯责任内阁的成立而在内阁中除名了，现在如果再将他们在议会中所能享有的特权一并勾销，使他们这些祖祖辈辈高高在上的贵族沦为一般平民，和一般平民政治家一样去竞选打拼、争取选票，确实有点为难他们了。
按照预备立宪过程中资政院的政治架构，两百名议员中只有一百人是各省咨议局选举而来，另外一百人均为钦选议员。这些钦选议员并不一定都是皇族，但是皇族在这一百人名单中享有特殊权利，不必竞争、不必竞选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的关键，就是怎样处置这件事，怎样在未来的政治架构中，既实现君主立宪的安排和原则，又能兼顾这些贵族的利益，假如有人想到这一点的话。
可惜的是，按照清朝君主立宪的最初设想，君主立宪不仅要消弭各族之间的差异，而且要消弭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不平等。大家都是平等的国民了，竞争竞选也就一视同仁了。理论上当然可以这样说，但理论上的平等毕竟无法遮蔽事实上的不平等。由于反对者没有向这些皇族提出一个可以接受的赎买条件，这些皇族就向朝廷施加压力，在君宪主义第二步也就是最关键的国会选举上设置障碍。唐绍仪之所以在第二次会谈中谈及共和制的好处，大概应该考虑从这个背景去理解。他大约觉得皇族的做法稍嫌过分，但是没有办法应对，只能请求南方，将究竟实行君主还是实行民主的问题交给国民会议去议决。这才是唐绍仪发言的真实用意。
南方的共和要求随着孙中山的归来越来越强烈，唐绍仪也随时将南方的要求和行动向袁世凯和朝廷报告。12月27日，眼见着南京临时政府就要成立了，唐绍仪急电袁世凯转报朝廷，强调民军坚持共和，请朝廷立即明降谕旨，召集临时国会，决定国体。28日，袁世凯将唐绍仪的电报报告朝廷，建议朝廷尽快召集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
对于袁世凯的这个请求，隆裕皇太后爽快答复，很快召集王公大臣会议，明白告诉袁世凯君主民主，我与皇帝无所容心，并不懂得，袁世凯可以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伍廷芳，召集国民大会公决国体。只是清廷的这个让步太迟了。两天后，革命党人在立宪党人的支持下，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君主立宪至此已经毫无机会，只能等待着进入历史。
立宪党人支持孙中山成立临时政府也有一个附加条件，即逼退了清廷之后就应该将政权移交给袁世凯。因为在国内外政治势力看来，只有袁世凯有力量收拾旧河山，恢复秩序，重建和平，南京临时政府只是发挥逼退清廷的功能。所以，孙中山在宣布成立新政府时，不仅放弃了先前十七年一直坚持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理念，而且明白宣布只要清帝退位，他就自动解职，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孙中山的这个宣言符合立宪党人的方案。严复早些日子通过观察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南方革命党人宁愿让袁世凯当共和国的总统，也不愿意让清廷继续存在，由袁世凯当内阁总理。只是这样一来就将袁世凯逼到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他原本不想充当历史上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角色，结果还是成了曹操第二。
对于孙中山的提议，袁世凯并没有接茬。1912年1月4日，也就是孙中山就职第四天，袁世凯径直向南方谈判代表伍廷芳发了一份电报，指责南方公然违背了南北双方达成的谅解，单方面决定国体和政体。袁世凯指出，国体问题必须由国会或国民大会解决，这是伍廷芳和南方代表都签字承认了的。现在正当大家商量怎样进行时，你们竟然单方面宣布成立什么政府，这显然违背了先前的承诺。袁世凯的指责不能说全无道理，毕竟双方曾经就未来政体达成过共识，确实希望交给一个国民大会去解决。
孙中山有段至理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古代圣贤也一再告诫国人识时务者为俊杰。从这个视角进行观察，我们应该说袁世凯在辛亥那一年的政治表现还是值得称道的。尽管他没有在武昌起义之后迅即迎合共和、投奔革命，尽管他在那之后两个多月中一直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但他确实坚守了做人的原则，受命于危难之中，确实想救清王朝于将倒。
然而形势比人强。在经过两个多月的战火、争夺和几轮谈判后，君宪主义理想逐渐破灭，共和民主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清廷毕竟是由满洲贵族组成的利益集团主导，两百多年来积累的社会矛盾到了这个时候更显得格外突出。在关键时候，亲贵内阁就是不愿向广大人民开放政权，铁路收归朝廷就是与民争利。这两项新的弊政唤起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先前久被淡忘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又都非常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于是在经过两个多月的战争与谈判后，反满的情绪不仅没有获得必要舒缓，反而日趋高涨，先前并没有多少种族见解的立宪党人也逐渐转向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满洲贵族和皇帝成了非去不可的两个东西了。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只是坚守。便即他真的像满洲贵族中有人所要求的那样，拿起大炮去猛烈轰击南方革命党人，其后果也必然像袁世凯所认识的那样，革命党人或许能够杀绝，但能把那些民众都杀死吗？你们要我袁世凯去讨伐黎元洪、程德全，我可以办得到。但你们要我袁世凯去讨伐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等，我袁世凯实在是办不到，因为他们代表了老百姓。老百姓是斩不尽杀不绝的。
因此，在勉力支撑至1912年1月中旬之后，各地的反叛根本没有停息，反而愈演愈烈，袁世凯实在有点支撑不下去了。他于1月16日与内阁大臣联衔向朝廷上了一份密折，分析了当前形势，建议朝廷尽快召集皇族会议，讨论究竟是否能够接受南方民军提出的共和方案，如果不能接受，那么应该怎么办。
在这份密折中，袁世凯详细回顾了南北议和的全过程，强调现在是海军尽叛，军饷无着，强邻虎视辽东，库伦不稳，人心涣散，继续僵持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为朝廷计，为皇太后和皇上计，袁世凯态度明确，建议接受南方民军提出的优待皇室条件，这样不仅能保证皇室的尊严和体面，也能为清王朝历来宣扬的“爱民如子”树立一个典范，提供一个证据。
在袁世凯的劝说下，清廷皇族进行了评估，最后还是由隆裕皇太后拍板接受妥协。一个王朝走入历史，袁世凯也就由君宪主义转向共和。只是正如许多人所意识到的那样，袁世凯的“共和”与孙中山等人的共和还是不一样，他充其量只是“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
洪宪王朝袁世凯的“自毁游戏”
2016年是袁世凯去世一百周年，也是“未遂的王朝”洪宪王朝夭折一百周年。一百年过去了，对袁世凯该骂的都骂了，现在应该可以心平气和地追问洪宪王朝、帝制复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过去的三十年，我一直比较关注对袁世凯的研究。我自己最早讲袁世凯的文章是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的，主要讨论辛亥革命后为什么会持续出现帝制复辟思潮，甚至一次又一次出现帝制复辟运动。洪宪王朝是其中一次。哪怕袁世凯失败也没有完全阻止某些中国人对帝制的期待，没有完全阻止帝制复辟。1917年，张勋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这算是民国初年最后一次影响巨大的复辟事件，尽管时间很短。此后，重回帝制的可能几乎被完全封死，这是政治上的情形。
至于从文化上和思想上，真正将帝制观念从中国人的大脑中逐渐驱除，让中国人不再希望恢复帝制，应该归功于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它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而新文化运动发生的直接动因，就是袁世凯的帝制复辟。
如果历史主义地讨论问题，那么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可能并不是简单地恢复一家一姓之天下，而是面对乱局寻找一个解救之道。袁世凯帝制复辟的政治诉求，就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武昌起义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认识。只是袁世凯的做法不太对，因而引起巨大反弹，直至毁灭。
袁世凯之后，张勋之后，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向苏联学习，找到了“以党治国”的办法，帝制复辟彻底消停。如果袁世凯之前知道“以党治国”这种方法，那么他断然不会称帝。“以党治国”是十月革命以后才有的事情，袁世凯显然不可能知道。
从大历史的观点看，袁世凯是近代中国转型期杰出的政治家。我们现在所知的有关他的形象都是负面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以为这始于1913年的“二次革命”。宋教仁被刺事件发生后，南方的孙中山、黄兴组织江西等省都督起兵反袁。我们过去一直将这个行动叫作“二次革命”。几年前，我在一个论坛上说，如果我们将这次反袁视为“二次革命”，那么袁世凯对南方的强力镇压就是“反革命”。显然，这样的表述是有问题的。
那么应该怎么准确地来表述呢？这是这么多年来我们要推动研究事实本身的原因所在。我们应该有一种超越性的眼光，超越袁世凯和那一代人的恩怨来研究。我们之前讨论的问题都是袁世凯和孙中山之间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用超越的眼光来看他们，就很难看清历史真相。这种研究，不是为袁世凯翻案，也不是批评孙中山。
孙中山在袁世凯之前是政治上的少数派。革命党在袁世凯去世之前二十年的发展中，并不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心力量。1894年兴中会成立后，一直到1907年，革命党才开始发动大规模暴力革命，之前一直不是中国政治的主流。孙中山和黄兴策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黄的政治处境更加困难，被排挤出政治的主流。
直到袁世凯去世之后，中国政治形势才慢慢变化。北伐之后，国民党夺得了政权。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袁世凯被描述成一个我们今天知道的大概形象。
过去讲到1894年甲午战争，袁世凯所呈现给我们的是负面的形象，因为他在之前的十年中处理朝鲜问题有欠妥当之处。我们今天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并不完全是这样的。1894年之前的十年，袁世凯对朝鲜的发展，其贡献还是有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他是否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当中出卖了维新派。据我研究，真实情况是他知道康有为的政变计划，作为清朝的“副部长”（兵部侍郎），如果去报告也是无可指责的。更何况，袁世凯是“有密未告”，因为他不同意谭嗣同的武力夺权计划。他不同意，就意味着谭嗣同们不可能成事，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大舌头似的到处乱说。还有一个问题是两宫死因。据现在的研究，基本可以证明这跟袁世凯没有关系。
武昌起义发生后，袁世凯认为这是反朝廷的事情。在受到清廷召唤后，他又出山了。当时清廷的改革已经裹足不前，袁世凯希望利用外部压力推动改革发展。到1911年12月，和平谈判不能实现君主立宪后，袁世凯接受了部下段祺瑞等将领的“强硬性”建议，放弃清廷，走向共和。
在清末民初很长一段时间里，“非袁莫属”是朝野各界及外国关注中国问题者的一个基本共识。在清末十年，袁世凯做了大量工作，有效推动了君主立宪。进入民国，应该说，袁世凯是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在走向共和的大势之下，他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但很快袁世凯感受到了当时政治架构的不足。
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时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人制法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好在《临时约法》的期限是一年，要求十个月后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制定正式的民国宪法。然而，这个临时宪法在一年之内出现了问题，袁世凯在第一个任期就换了三届内阁。问题的起因就是总统权限的不完整。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总统发布的重大命令必须由国务院、国务总理或国务员副署，否则就不生效，所以没有给予总统充分的授权。
1912年10月，依照《临时约法》的规定，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发布总统令，召集国会，制定国会的选举办法。国家选举气象大好，大家主动选举，竞争也很激烈。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选举，虽有贿选和假票现象，但是均遭到非常严厉的处理。国民党通过组合成为了第一大党，宋教仁当选为该党代理理事长，之后便风尘仆仆地到处参加选举。通过1912?—1913年的选举，中国人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了。那是充满希望的一年。然而，1913年3月20日，上海发生了宋教仁被刺案。那时普遍的看法是，作为国会第一大党的领袖，宋教仁将竞选总理，他能威胁到的只能是现任国务总理赵秉钧。换言之，宋教仁此时的风头不管怎样强劲，都不是去与袁世凯争总统他只能是袁世凯的盟友，而不是袁世凯的政治对手。这一点袁世凯很清楚，不可能去杀一个对自己无害的人。宋教仁也清楚，所以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请黄兴代为致电袁世凯，请求袁世凯继续推动宪政，如期召集国会，为中国制定一部好的宪法。
与宋教仁的判断不同，孙中山觉得袁世凯脱离了共和轨道，所以他就组织国民党进行反袁起义。这时，“中华民国”已经组成一个合法政府，无论如何不会允许境内发生暴力革命，不会容忍用暴力推翻自己。这个道理太简单了。
面对南方革命党人可能发生的暴力反政府事件，袁世凯在北京向外国记者说孙、黄如果执意暴力起事，那么政府一定不会放过他们，一定会动用一切力量予以镇压。袁世凯认为，胜算在他这边。事实也确实这样，孙中山、黄兴在“二次革命”后威望一落千丈，甚至成为众矢之的。整个国民党受到了很大质疑。
4月8日，宋教仁去世后不久，“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正式召开。宋教仁就是要从上海到北京参加这个会议而被杀的。国会的议程一是选举大总统二是制定一个永久的“中华民国”宪法。如果没有发生宋教仁案，那么，这两件事情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宋教仁案之后，如果当时参、众两院尽自己的职责，为国家制定一个永久宪法，再去制定一个好的总统选举法，那么，中国应该可以渡过宋教仁案引发的危机，宋教仁案就只是一个司法问题。7月1日参议院和众议院互选三十名议员成立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来制定宪法。根据颁布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条令，任何其他力量不得干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独立性，两院的议员可以旁听但没有发言权。到10月，宪法草案大致完成。
民国元年以及民国二年，中国政治面临的困境就是因为最高权威的分裂，大总统没有最高权力。国会被召集起来制定宪法，然后选举总统。而宋教仁案后，根据特殊国情，各党协商，由国会先选总统，再制定宪法。袁世凯是总统的不二人选，于10月10日就职，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当选就职后，宪法还在制定中，但当时的方案又没有解决之前遇到的问题，而且有一些议员意在遏制总统的权力。因此，袁提出了一个方案总统拥有公布宪法权在未来行政架构中，总统拥有绝对权力，只对国会负责，而不是让国务院、国务总理分享权力，分割权力。
宪法起草委员会对袁世凯的建议案不予讨论，而是坚定不移地公布了他们制定的宪法草案。由于这个宪法草案是在天坛的一个会所制定的，因而历史上习惯称之为“天坛宪草”。
“天坛宪草”是一个很不成功的宪法草案，没有根据民国建立两年来的实践对《临时约法》进行修正，而是坚守了《临时约法》的权力构架，继续让议会、国务院、国务总理分割大总统的权力。假如袁世凯遵守这样的宪法，那么在他的任期内，其施政情形与民国元年、二年没有多大差异。换言之，就是什么事情也别想干成，中央政府将陷入无休止的政治冲突中。
袁世凯无法接受“天坛宪草”，但他确实不该向各省都督、民政长呼吁，将各省军政民强势人物引进来一起讨论“天坛宪草”。各省都督、民政长原本就对民元以来的省议会非常不满，因而他们随声附和，异口同声反对“天坛宪草”，要求袁世凯解散国会，收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徽章，处置参与南方革命党人反袁起义的国会议员，从而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国会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