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议员的离开，使国会无法继续履行职责。袁世凯在幕僚们的建议下，以政治会议行使国会功能，制定了一部《中华民国约法》。这部约法在历史上被称为《袁记约法》，其含义就是太过于迁就总统的利益与权力。
《袁记约法》缓解了民国初年部分的政治紧张。但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选择了中立，而德国、英国、俄国诸大国都是参战国，它们的一个战场就在中国土地上。
日本以“英日同盟”的理由介入了战争，把山东的胶州湾从德国手中接管了。1915年，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在之前的二十年中，中日关系发展很密切。
“二十一条”第一条是山东问题，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第二条是满蒙问题，要求承认日本在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的各项特权。第三条是汉冶萍公司问题，要求其成为中日合办公司。第四条和第五条对中国大有伤害，这是从国家利益角度得出的结论。日本要求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与他国，聘用日本人为国务顾问，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日本人在中国内地有开矿、筑路、设厂、传教等特权。日本强词夺理，让袁世凯觉得日本要灭亡中国。于是，袁有意识地把条约内容向其他大国泄露，争取他们的同情，尽管之前日本要求这些内容是保密的。袁世凯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挽回流失的人心。4月底日本因为世界舆论对其不利，于5月7日给中国下了最后通牒。袁世凯于5月9日答应了日本的很大一部分要求，并悲情透露这是国耻。
中日谈判将近结束的时候，杨度上了一个内参，抛出“君宪救国论”，主张中国要想强大，不被别国欺负，必须重走君主立宪的道路。袁世凯很欣赏这篇文章，于是一些人开始朝着君主立宪的方向运作。杨度找严复讲中国目前的形势很是严峻，究其原因是大总统的权力受到各方面制衡，无法发挥。中国不应该搞共和体制，而应该复辟君主制。
严复从来就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他在武昌起义发生后始终认为，中国应该坚持君主立宪体制，假如大家都觉得小皇帝不合适的话，那么可以考虑重新选举一个成年皇帝，也可以废止摄政王的权力。严复认为，蒙古、新疆、西藏这些新开辟的土地所臣服的是清朝皇帝，如果中国废除帝制，让清朝皇帝退位，那么这些边地可能会脱离中国。严复的预感迅速得到验证。很快外蒙古宣布“独立”，甚至比“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还早了一天。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自然不会反对杨度的“君宪救国论”。
杨度从严复的话中获取了动力。紧接着，他又找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等人讨论，并进而组织“筹安会”。筹安会的出现，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但这个事件一方面迎合了袁世凯的心理，另一方面确实属于民国政治的自由权利，无法从法律层面予以禁止。但是这样的公开讨论、鼓吹影响很坏，进而在知识界、政界形成了一个复辟帝制的风潮。以至于冯国璋见到袁世凯当面就问袁是不是想做皇帝，袁世凯讲这是外界的谣传，表白他从宣读临时大总统誓词时开始，已经不再认同帝制了。有人认为袁世凯是在欺骗冯国璋。其实不然，如果他真要做皇帝，事先就应该跟这些好兄弟讲清楚争取他们的支持。但是袁没有，说明他当时还未有称帝的想法。这是1915年的6月。
而他的大儿子袁克定此时弄了一份报纸，不断刊登一些诸如外界人士希望袁称帝的消息，致使袁世凯误判了当时的形势。同时，当时所聘请的一些宪法顾问如古德诺、有贺长雄也认为当时的中国走共和之路有些早了，重回帝制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况且小皇帝还在宫中，在这种环境之下，重回帝制也不是不可以。
各方面舆论推动着民粹，希望袁世凯称帝的请愿书络绎不绝飞至他的面前。写请愿书的人甚至包括后来被称为“反袁英雄”的蔡锷、唐继尧。这让袁世凯以为大家都期盼他称帝，袁世凯后来崩溃的原因也在于此。
在筹备洪宪王朝时，袁世凯要封他的亲家黎元洪为亲王，被黎元洪拒绝了，但这没有引起袁的重视。段祺瑞对袁世凯忠心耿耿，看到袁世凯被蒙蔽却听不进去建议，便请病假归隐去了严修是袁世凯的家庭教师，之前常常来见袁世凯，在袁筹备帝制期间却再不登门徐世昌看到这个形势也回家写字、编书去了，不掺和这个事情。这些事也没有引起袁世凯的注意。
当一切筹备妥当，袁世凯于1915年底宣布明年改元“洪宪”，洪宪王朝进入成立前的倒计时。就在这时，让袁世凯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赞成重回帝制的蔡锷，却与唐继尧、梁启超等人宣布反对帝制复辟，讨伐袁世凯，护卫国体。
好在袁世凯并没有一意孤行，他发现不仅国内政治家反对帝制复辟，列强实际上也很少赞同中国重建帝国。于是，袁世凯让一切称帝活动停了下来，只当这件事没有发生。他既然没有称帝，没有登基，那么他理所当然还是共和国的大总统。
袁世凯的打算引发了南方讨袁派的不满。此时的袁世凯陷入了困境中是下野成为一个老百姓，还是继续做大总统呢？但是到袁世凯去世为止，仍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今天很公平地说，如果当时袁世凯什么都不管了，那么必然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假如当时袁世凯没有去世，不当总统了，而要选出一位新总统的话，那么，他的威望可能会重新恢复。但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有一个传闻讲，袁世凯家族的人寿命都较短，用喜事冲一冲会好一些，但是没有成功。我分析，袁世凯临死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极为后悔的。他一生很少做错事，却在老年做出了这样的荒唐事。袁世凯本有希望做中国的“华盛顿”，大家对他的期望也很大。1912年，袁世凯发通电讲，我不会做中国的“拿破仑”，即使我做不成中国的“华盛顿”。大历史的局限下，他无法把握自己。袁世凯最后的结局是一个悲剧，而洪宪王朝给中国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
辛亥大牌局中的段祺瑞
1911年发生的中国革命，是各派政治势力的一次正面角逐。这些势力在关涉民族大义、国家根本利益，尤其是人民福祉的问题上，各有坚持、各有让步。然而由于多年来阶级斗争史观的深刻影响，特别是由于辛亥以后政治纷争中的利益纠葛，我们在很长时期内对辛亥年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幕不甚了了，对许多人物的政治选择不太清楚。比如在这长达一百多天的胶着中，起关键作用的段祺瑞，由于其后来的政治立场，不仅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主流为敌，更在“三一八”事件中被鲁迅痛批，因此，其在辛亥年的所思所想与作为，我们都不太清楚了。我们不知道他在辛亥年的心迹，不知道他为什么最早安排南北秘密交涉，最早向清廷发出退位通牒，又最早警告南京临时政府要善待清廷。段祺瑞是辛亥政治转折的操盘手，是时局转折中的关键人物。在某种意义上说，辛亥年的转折与发展，其实就掌握在这个北洋系强人手里。
战争并非解决危局的唯一手段
段祺瑞生于1865年，辛亥革命发生时四十六岁，职业军人出身，先后就读于天津武备学堂和柏林军事学院，被誉为“北洋三杰”之一，又被称为“段虎”，是北洋系中排名仅次于袁世凯的重要人物。
与湘军、淮军将领相比，袁世凯、段祺瑞这一代新军人已与先前的旧军人明显不同了。他们不再是单纯的鲁莽武夫，不再是嗜血如狂的杀人魔王。他们在东西洋近代思想的影响下，拥有相当民主的思想理念，知道中国应该走的政治方向。他们是近代中国军人中的佼佼者，尽管他们并没有完成近代中国军队现代化转型，为后世中国遗留了战乱的种子，但他们本身并不是战乱的根源。
如果从政治派系归属说，段祺瑞属于李鸿章的嫡系。只是到了1896年，他因荫昌推荐前往天津小站追随袁世凯练兵，渐渐受到袁世凯重用，逐步成长为袁世凯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成为晚清民初政坛上袁世凯的重要政治盟友。此后，他追随袁世凯赴山东镇压义和团，赴直隶及中央练兵处协助袁世凯创办、主持各军事学堂和训练军官。北洋系许多重要军官，说起来都算是段祺瑞的门生故吏，彼此有着非同寻常的缘分和师生情谊。
1907年，袁世凯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翌年，又因各种原因被开缺回籍养疴。清廷乘机对军队系统进行了一次大清理、大调整，但段祺瑞并没有因此受到多大影响。1909年他复任新建陆军第六镇统制翌年因督办北洋陆军学务有功，赏头品顶戴，加侍郎衔，外放任江北提督，驻防江苏。
在江北提督任上，段祺瑞好像也没有做什么事情。他或许也认为那是个虚职，不军不民，根本无法有所作为，只能耐心等待机会。
机会总是有的。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举事，成立湖北军政府，推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向朝廷叫板，要求朝廷兑现政治改革的承诺，撤销皇族内阁，调整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平息国内骚乱，恢复国内和平。
对于湖北军政府的要求，清廷并没有听进去。清廷依然按照过去的老办法，兵来将挡，任命陆军部大臣荫昌率部南下，强力镇压。
荫昌出身八旗，但与汉族下野大臣袁世凯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在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时，荫昌曾帮助袁世凯在山东主持军务。借助袁世凯，荫昌与北洋系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曾担任北洋武备学堂总办，北洋系的一些重要将领像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等说起来还是他的学生。可是，荫昌毕竟没有打过仗，没有指挥能力和军事才能，最多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主儿。他之所以能够出任陆军部大臣，主要是凭借他的满洲血统和留学德国的背景。
荫昌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在受命前往武汉收复失地途中，不忘绕道彰德请教袁世凯。袁世凯告诫他，湖北新军举事情形复杂，他们不是要求加薪，不是要求升官，而是要求政治改革，所以对湖北新军不好鲁莽行事，不好武力镇压。再加上荫昌统率的军队都是袁世凯旧部，唯袁世凯马首是瞻，荫昌根本指挥不动。所以，武昌起义并没有因为荫昌前往镇压而结束。
朝廷似乎也没有指望荫昌能够平息这场军事哗变，所以在命令荫昌率部前往武昌不久（10月14日），就起用三年前因病回籍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授权节制湖北各军，督办剿抚事宜，并起用同样赋闲已久的岑春煊为四川总督。
在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后，袁世凯在彰德老家进行了周密准备，就政治解决和军事部署做了安排。在政治解决方面，袁世凯建议朝廷，接受湖北军政府的要求，同意并着手准备在次年即1912年召开国会，组成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宽容武昌兵谏官兵，解除党禁。至于军事部署，袁世凯建议朝廷，以军咨使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速赴前敌以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陆续开拔。在此之前，江北提督段祺瑞已经接受袁世凯的召唤，秘密从任所日夜兼程赶往彰德府，参与袁世凯的政治军事谋划。
段祺瑞在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后，并没有像冯国璋一样立即开赴前线。因为在这个政治军事敏感期，突然发生了吴禄贞被刺案。段祺瑞受命转往北方处理此事。
11月16日，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重组内阁。袁世凯以为，湖北新军和各地新军起义、反正，其实都不是真的要推翻朝廷，只是要朝廷兑现承诺，从事改革。因此，对于这些起义、反正不能像过去对待反叛者那样，完全以武力镇压，而必须诉诸和平方才能够解决。所以，他在让冯国璋大打了一场，赢得对汉口和汉阳的控制权之后，就让段祺瑞上场，实际上就是要以柔性手腕化解危机。
11月17日又建议朝廷让段祺瑞署理湖广总督。在北军控制了武昌前线局面后，12月9日袁世凯调冯国璋回京担任禁卫军总统，调段祺瑞接任冯国璋第一军总统遗缺。这实际上将湖广地区善后及南北交涉等事宜一并交给段祺瑞打理。
南北密谈从君宪到共和
段祺瑞是北洋将领中肯动脑子、善于学习并具有新思想的人物。他想必知道战争永远只是政治上不得已的手段，军事家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平是解决一切冲突的最佳选择。所以，段祺瑞于11月28日抵达汉口接任湖广总督后，立即下令停止炮击武昌，暗示其部下可以通过各自的关系与湖北新军进行联系，寻求解决方案强调武昌起义只是体制内的一次兵谏、一场哗变，是对朝廷改革不力、改革失误的抗争强调南北新军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也就不一定要兵戎相见。
武昌前线的和平攻势，当然不会是段祺瑞的个人决策与行动，而是袁世凯整体谋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在段祺瑞就任湖广总督的同一天，袁世凯奏请朝廷颁发上谕，命刘承恩、蔡廷干前往武昌，继续开导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的政治轨道，重开和谈。
刘承恩、蔡廷干与黎元洪之间的接触与谈判获得了预期效果。经过武力压制和好言相劝，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在大原则上同意接受袁世凯的建议，南北和解，推动朝廷兑现政治改革的诺言，重回君主立宪的轨道。
然而，南北新军的共识并不被朝廷中的强硬派所接受。这批强硬派就是后来的那批宗社党人，也就是皇室之外一个小范围利益阶层。这批强硬派执意反对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因为一旦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实行了，他们所享有的政治的、经济的一切特权也就终结了。君主立宪可以保护和尊奉的只是君主和皇室，皇室之外的一切宗室、王公等，当然都不再享有特殊的权利。这就是南北之间始终无法达成妥协的根本原因。
南北无法妥协，关键就在于清廷中的强硬派不愿让步，而不是皇室，不是隆裕皇太后，更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皇帝不愿让步。于是如何迫使清廷中的强硬派让步，成了时局化险为夷的关键。正像后来的思想家鲁迅所说，中国人的性格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就像对待一座腐朽的房子，你要让他拆下窗户，那他是一百个不情愿、不乐意但是，你如果让他直接拆了房子，那别说拆窗户了，他甚至连门都愿意拆掉。这就是南北僵局无法化解时的情形。
鉴于这样一种情形，要想打破僵局，唯一的出路就是逼迫清廷中的强硬派让步。于是，我们看到南方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及新军之间酝酿着两个比较鲜明的政治谋略，开通了两条各具特色、相互平行的谈判渠道。
一条渠道是唐绍仪与伍廷芳大张旗鼓的高调谈判。作为袁世凯的总代表，唐绍仪率领庞大的议和代表团浩浩荡荡从北京至武昌，再至上海，营造和平气氛，稳定各地局势。但这场谈判从一开始就很艰难，主要障碍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方案并没有得到清廷强硬派的认同，不得已转而以民主共和去冲击君主立宪，逼迫清廷强硬派让步。这是公开的、透明的谈判，虽然各方私下有交易有妥协，但谈判大体处在公开状态。
与公开谈判几乎同时的另一场谈判是秘密进行的，这场谈判的主导者就是段祺瑞。根据袁世凯幕僚原初的规划，南北和谈化解危机原本就不是一个单轨策略。当君宪主义不被朝廷中的强硬派接受时，以共和替代君宪，或者说以共和去冲击朝廷中的强硬派，倒逼他们同意接受君宪主义的方案逐渐浮出水面。
这场秘密谈判的主事者是南北军人。北方军人有段祺瑞的手下靳云鹏、曾毓隽、徐树铮、廖宇春。廖宇春早年留学日本，后协助冯国璋、段祺瑞办理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等，此时为直隶陆军小学堂总办。靳云鹏为段祺瑞的老部下，深得段祺瑞的赏识与器重，与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同列，被视为段祺瑞皖系“四大金刚”，时任北洋军第一军总参赞官。曾毓隽的职务为参议官，徐树铮为总参谋官，都是段祺瑞身边的重要人物。他们与北京红十字会负责人夏清贻一起商量了一个和平方案。
廖宇春、靳云鹏和夏清贻等人认为，现在南北兵力相当，长此下去，不是造成南北分裂，就是和平遥遥无期，受难的还是老百姓，是全国人民。现在南方革命军的宗旨就是实现共和，而这一点北洋军并不反对。北洋军只是忠于袁世凯才与革命军作战，所以如果南方能够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则共和可望，和平可期。他们以此意上报段祺瑞，获得认同，因为段祺瑞当然知道战争的后果，知道最终的结局只能如此。
有了段祺瑞的首肯，廖宇春等人来到上海找到顾忠琛。顾忠琛毕业于安徽武备学堂，曾任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的参谋总长，此时为黄兴的特别顾问。廖宇春等人向顾忠琛说明来意，而顾忠琛很快意识到这是南北和解的一个重要机会。
顾忠琛的这个反应是对的。因为，黄兴早在湖北与黎元洪联合抵抗北军打击时，就有过类似的想法与方案，以为南北之间的和解可能还要从袁世凯身上寻找出路。所以，黎元洪、黄兴等人收到袁世凯南北和谈的书信后，于11月8日、9日分别复信劝说袁世凯离开清廷，赞助民军，表示一旦民军有机会建立中华共和国，就一定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
黎元洪、黄兴的主张并没有被袁世凯接受。因为，袁世凯此时心中还是期待以君主立宪体制的真正实现作为化解危机的唯一方案，毕竟这个方案已经提出十年了，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共识和目标。何况现在机会来了，虽说是一场政治危机，但化危为机，也不失为一个重要选项。所以，袁世凯重出江湖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后，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意孤行坚守君宪主义立场，直至清廷内部的强硬派不愿让步，袁世凯的想法才开始变了。
以袁世凯为新政府第一任大总统的方案原本就是黎元洪、黄兴的构想，只是当时条件不具备而无法实现。现在段祺瑞的代表向顾忠琛重提这个方案，深知此事来龙去脉的顾忠琛没有不同意的道理。顾忠琛代表黄兴表态说，袁世凯如果真能像各位所说的那样颠覆清廷，为民造福，那么他出任大总统一职，南方革命军一定会全力支持。黄兴获知这个情报后也表示，自己之所以在过去几天不愿接受南方各界拥戴出任什么临时总统，其实就是虚位以待袁世凯。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所以黄兴授权顾忠琛与廖宇春等人在上海甘肃路文明书局进行谈判，并于12月20日达成五项秘密协议第一，确定共和政体第二，优待皇室第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第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第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
廖宇春、顾忠琛的这个方案是经过段祺瑞同意的，但这个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袁世凯的意思，历来众说纷纭。许多人认为这个方案就是袁世凯内心所想，只是段祺瑞悟了出来，代为执行而已。这当然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揣测。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当靳云鹏奉段祺瑞的命令携带这个方案前往北京向袁世凯禀报，请其赞成共和、重建秩序时，袁世凯还是发了一通脾气，强调我袁世凯为清王朝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有负重托？
袁世凯的气愤应该是真实的，但他稍后的变化也应该同样是真实的。袁世凯气愤是因为这毕竟有损个人形象，这是一个政治家最忌讳的东西。靳云鹏对此做了详细的解释，特别强调这个方案已经得到段祺瑞等军方将领的首肯，甚至会说这就是段祺瑞等将领的指示。
靳云鹏的这个说法当然是有事实根据的。段祺瑞等武昌前线的将领是袁世凯最仰仗的一支力量，甚至可以说就是老袁的生命和根基。那么，这些高级将领都这样认为了，这样去做了，如果袁世凯继续坚持先前的立场，结果会怎么样呢？袁世凯接着又问南方革命党人有这样的建议不稀奇，北方军人有这样的想法似乎还不可能，大家都是为朝廷效力，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段祺瑞究竟是怎样考虑的呢？
对于袁世凯的疑虑，相信靳云鹏早就和段祺瑞等人对过口径。靳云鹏毫不含糊地回答说，段祺瑞统率的第一军全体一致，主张共和，并拟推举宫保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此仍不敢太相信军心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这样做的后果你们想过吗？这将把我袁世凯置于何种境地，这不是让我袁世凯不忠不义，让我背负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罪名吗？
对于袁世凯的这段表白，研究者根据其后来的所作所为，认为是虚情假意，是其政治上不诚实的表现，甚至说袁世凯真是老奸巨猾，竟然对北洋嫡系都不愿说真话、露真情。其实这种说法还是值得探讨的。那时还是帝制时代，像袁世凯这样的传统政治家更注意维护自己的政治信誉和政治形象，现在事情既然闹到了这个份儿上，相信袁世凯生气也并非完全是做作。由此可见，袁世凯从君宪向共和的转变，或许有段祺瑞的敦促而段祺瑞的态度或许又受袁世凯的暗示。只是史料阙如，这中间的细节我们已经不太容易描述了。
最后一击巩皇位而奠大局
经过两个多月的战火、争夺和几轮和谈之后，清廷内部的强硬派总是慢半拍，总是不愿一次性让步，民众的君宪主义理想逐渐破灭，共和民主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
在勉力支撑至1912年1月中旬之后，各地的反叛根本没有停息，反而愈演愈烈。袁世凯实在有点儿支撑不下去了，便于1月16日与内阁大臣联衔向朝廷上了一份密折，分析当前形势，建议朝廷尽快召集皇族会议，讨论究竟是否能够接受南方民军提出的共和方案，如果不能接受，那么应该怎么办。
在这份密折中，袁世凯详细回顾了南北议和的全过程，强调现在是海军尽叛，军饷无着，强邻虎视辽东，库伦不稳，人心涣散，继续僵持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为朝廷计，为皇太后和皇上计，袁世凯建议接受南方民军提出的优待皇室条件，这样不仅能保证皇室的尊严和体面，也能为清王朝历来宣扬的“爱民如子”树立一个典范，提供一个证据。袁世凯说，我朝继承历代帝系，师法孔孟，以为百王之则，是民重君轻，圣贤业已垂法守。根据与南方民军谈妥的条件，民军表示他们会尊重历史，尊重皇室，尊重清王朝的过去。现在南北战争已经僵持数月，东西友邦均因战祸而付出了相当代价。列强之所以还乐于调停，是因为他们看到南北纷争说到底只是一个政治制度的变革和改善，所以还能坚守中立，不介入干预，但是如果这种僵局不打破而持续下去，谁也没有办法保证列强不出手，毕竟他们在这里有着重大经济利益。到那时，列强恼怒，南方民军抱怨，都会将朝廷视为乱源，视为罪恶之首。感情既恶，谁又能保证朝廷未来还会享有什么样的优待条件，谁又有办法去约束和规范南方民军的行动呢？袁世凯说到这里，不露声色地警告道读法兰西革命史，假如法王路易十六能够早点儿顺应舆情，接受妥协，何至于让其子孙后代一起受戮？现在南方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袁世凯给隆裕皇太后戴上了一顶高帽，端看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如何回应。
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在养心殿和隆裕皇太后谈完话，中午时分从宫中出来，行至东安门外丁字路口的时候，却意外遭到革命党人张先培、黄之萌等人的炸弹袭击和追杀。袁世凯侥幸逃脱，但他的护卫管带袁金标被炸成重伤，袁金标的坐骑被当场炸死，另外还有两名亲兵被炸身亡。
革命党人的炸弹确实震惊了袁世凯。他借着这个机会向朝廷提交了一个报告，从此不再去宫中上班，每天躲在自己家中的地窖里处理公务。袁世凯的这些做法当然不是装给别人看的，这说明他个人对于形势的估计也并不是那么乐观，或者说他并没有稳操胜券。
意外的炸弹当然没能阻止南北和谈的脚步，清廷本身也在评估究竟是应该继续做最后的挣扎，还是应该以人民的福祉为最高诉求，退一步结束纷争，重建秩序与和平。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于1月17日召集宗室王公御前会议，讨论是否同意南方的条件以及应该如何应对等问题。但在连续几天的密集讨论中，主张主动退位以保全皇室的观点并不占上风，逐渐占上风的反而是那些宗室王公中的强硬派。他们不仅纠集起来大闹庆王府，指责庆亲王奕劻与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勾结出卖朝廷，而且主张为保卫清王朝不惜焦土抵抗、鱼死网破。他们相信只要能够坚持三个月或半年，全国各地就一定会出现勤王之师，就一定会出现第二个曾国藩，就一定能重现半个世纪之前洪秀全闹事时的局面，以时间换空间，朝廷占有足够的行政资源，一定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清廷内部强硬派的说辞不能说全无道理，然而如果真的这样打下去的话，那一定是全国一片火海，一定是人民遭殃。列席会议的外务部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在发言中强调，现在的形势不是朝廷能不能打得过南方革命党，而是我清王朝人心已去，君主制度已经很难保全了。为朝廷计，为皇太后和皇上计，他们恳请诸位皇亲国戚转变观念，赞同共和，以维持大局。
一个老大帝国，人家说让结束就结束，也确实太难堪了。既没有兵临城下，又没有短兵相接，被刀架在脖子上，所以朝廷并没有因为几位大臣的恳求而痛下决心，就此同意。相反，清廷在随后几天调整了布局，以会办江防事宜、江南提督张勋护理两江总督，以山东布政使张广建兼署山东巡抚，赏协统领吴鼎元陆军副都统衔，会办山东防务，大有调整阵容、重整旗鼓的味道。
然而，这一切确实都太迟了。还是1月13日那一天，清驻俄公使陆徵祥联合驻外各清使电请清帝逊位，体制内的逼宫行动至此正式开始22日，清朝驻意大利公使吴宗濂致电内阁代奏清帝，呼吁朝廷从速宣布共和，间不容发，以全满汉两族同一天，出使日本大臣汪大燮致电内阁代奏，以为举国趋向共和，明诏取决国会，昭示大法，光垂史册，也是保全皇室的唯一机会，倘相持，为祸烈，建议朝廷驾幸热河，以全皇裔而保国境。也就是几天时间，清王朝出使意、日、美、德、奥等诸大国使臣都向朝廷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言下之意，朝廷如果不这样办，他们就可能会转而服务于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这对清廷来说确实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更严重的打击还在后面。22日，隆裕皇太后责成内阁大臣胡惟德等仍按照先前议定的办法与南方革命党继续寻求解决办法，看看是否能够将清帝退位的事情交给一个比较正式的国会去讨论。这个意见不能说毫无道理，但这必然意味着时间将向后拖延，谁也无法保证在未来这段时间里会发生什么。另外，正像袁世凯稍后所指出的，南方革命党已经同意清室优待条件，如果将清帝是否退位交给一个还不存在的国会去讨论，将来讨论的结果是清帝不退位还好，假如清帝仍必须退位，那么谁能保证这个还不存在的国会将继续履行清室优待条件呢？
清廷的犹豫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没有外力的推动，仅仅靠清廷内部讨论，谁也无法说服宗室王公主动放弃权力，退出政治舞台，毕竟这是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王朝。所以能不能有一个外力，又成为时局转折的关键。
对于中国的政治变动，外力也一直有干预，但毕竟这个事情是中国人的事情，外国人也不好干预太甚。在许多人看来，真正有力量能够化解危机，推动朝廷的只有军队，只在北洋。1912年年初，先前发动滦州兵谏的张绍曾与张謇商量出一个新思路，希望以军方力量迫使清廷让步。1月11日，张謇致电袁世凯，表示自己将前往武昌找段祺瑞和黎元洪等人谈谈，希望他们能够以军人身份干预政治，要求清廷接纳国民会议办法，否则南北僵局打不开，影响至大。
根据张謇的安排，资政院议员兼张謇的高级顾问雷奋前往汉口拜谒了段祺瑞。段祺瑞大致同意了张謇的意见，所以几天后，张謇再电袁世凯，请由军人干政，化解危机，重建和平。
1月23日，段祺瑞以代理湖广总督的身份向内阁及军咨府、陆军部发了一份电报，报告前线军心不稳，官兵多与南方革命军有勾连，甚至有相约反叛朝廷等情形。段祺瑞表示，共和思想现在已经深入军队将领的脑髓，颇有勃勃不可遏之势。我段祺瑞职任所在，唯有旁引远喻，力为维持，只是不知道这样是否能够持久有效。他请求朝廷就战和问题、君主还是民主问题尽快决策，以稳军心。
军心不稳的，可能还不止湖北前线，于是朝廷在第二天（24日）发布了一个通告，告诫全国军民不要轻信浮言，更不能转相煽惑，以维秩序。
朝廷的谕旨或许有自己的道理，但实在没有办法平息混乱，稳定军心。就在朝廷谕旨发布的同一天，段祺瑞也给内阁发了一个电报，说他记得朝廷先前发布过一个谕旨，表示将政体付诸公决，以现在人民的趋向，何待再卜。段祺瑞说，事已至此，真的是禁不住流泪。只是现在各将领不时找他，表示人民进步，非共和不可，且兵无备补，饷械缺匮，战守无具，败亡不免。稍一迟回，恐怕山东、安徽、河南等地也将独立或出问题，到了那个时候，皇室的尊荣，势必因之而减，瓜分惨祸，将在意料之中。段祺瑞强调，我辈死不足惜，将何以对皇室，何以对天下？已与各路将领熟商，责以大义，令其镇静，而竞刺刺不休，退有后言。尽管如此，段祺瑞表示，只要朝廷方面不出大的问题，前方将士总归会以大局为重。无奈朝廷这几天传出来的消息太令人失望了，不少皇亲国戚想着法地阻挠共和，前方将士多愤愤不平，要求代奏，要求联衔。否则，压制则立即暴动，敷衍亦必全溃。鉴于前方军心不稳，段祺瑞给内阁打招呼，表示他可能很快与前方将领联衔陈请代奏。
段祺瑞的电报引起了朝廷的恐惧。徐世昌、袁世凯、冯国璋及陆军部大臣王士珍等第二天立即联衔电复，劝说段祺瑞谨慎行事，不要轻举妄动。他们指出“忠君爱国，天下大义服从用命，军人大道道义不存，秩序必乱。不为南军所俘，便为乱军所胁利害昭著，万勿误岐。我辈同泽有年，敢不忠告，务望剀切劝解，切勿轻举妄动。联奏一层，尤不可发，亦不能代递。我军名誉，卓著环球，此等举动，玷辱无余。倘渔人乘此牟利，大局益不可保，务望转饬诸将三思。”
徐世昌、袁世凯等人的劝说并没有打消段祺瑞干政的念头。1月27日，段祺瑞以会办剿抚事宜第一军总统官名义，率清军将领提督姜桂题、张勋，副都统段芝贵，布政使倪嗣冲，陆军统制官曹锟、王占元、李纯、陈光远、孟恩远，第一军总参赞官靳云鹏，参议官吴光新、曾毓隽，总参谋官徐树铮，陆军统领官鲍贵卿、卢永祥、李厚基、何丰林，巡防统领王汝贤、赵倜等四十七人电请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暂时代表政府，以巩皇位而奠大局，明降谕旨，宣示中外。
不忘旧主尊重历史与现实
段祺瑞等北洋将领的致命一击对于清廷来说虽然太过沉重，但实际上还真的让清廷解了套，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皇室的尊严和体面，实现了段祺瑞等将领所期待的“巩皇位而奠大局”，以一种非常规的办法实现了君主立宪梦寐以求的理想。假如废帝溥仪后来不是受到外界蛊惑从事复辟，也许“紫禁城的黄昏”可以一直那样美丽。
在段祺瑞呼吁书上签名的，几乎包括了湖北前线清军所有将领，这就将清廷逼到了一个死角。打吧，那些八旗子弟早就被长期执政的优越环境给腐化掉了，早已没有努尔哈赤时代的英气和智慧王公贵族除了吃喝玩乐，没有几个懂政治、懂军事，更没有几个能够上马提枪为皇帝卖命。一个存在了两百多年的清王朝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而作为这个庞大帝国的当家人，隆裕皇太后要不是因为幼主太小，估计连死的心都有了。两百多年的统治怎么就养了这些没用的人呢？怎么突然发现稍微能干的大臣都是汉人呢？可惜，这一切觉醒都来得太晚了，离清王朝的终结只剩下一道程序了。
1月29日，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杨度在北京成立“共和促进会”。这对一直主张君宪主义的杨度来说是一个重大转变，标志着他已经从原来的君宪主义立场向民主共和的立场转变，当然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袁世凯在转变，整个中国恐怕都在发生巨大的转变。杨度强调不能以党见之私招瓜分之祸，先前大家主张君主立宪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地位为唯一目的是以保存君主地位为手段推动政治改革，而绝不愿以杀人流血去保留君主的地位。现在的中国已经错过了君主立宪的良机，南方革命党武装起义之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想拯救中国，保全中国，保全皇室，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条件，走向共和。舍此，南北并败，满汉俱亡。
杨度等文人的发言只是在讲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或许还不足以打动清廷，特别是清廷中的那些顽固派、保守派，或许他们内心深处还存着某种侥幸。然而，段祺瑞的北洋系再次向朝廷展示肌肉，告诉朝廷不要再存有什么幻想。2月2日，姜桂题、段祺瑞、冯国璋致电各路统兵官，期盼北方军界联合团体，集体发声，以厚武力。同一天，段祺瑞的全权代表吴光新、徐树铮等与湖北军政府代表孙武等密切磋商退兵办法。双方达成妥协，如果朝廷不能在旧历年即2月17日之前转向共和，那么段祺瑞的北洋军将挥师北上，直捣龙庭，而湖北军政府和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作为后援予以支持。孙中山、黎元洪等南方领导人都同意了这个方案，承诺一定支持段祺瑞和北洋新军走向光明，投诚反正，绝不会在段祺瑞军队挥戈北上时袭击后方。于是，清廷终结的时间表从这时开始倒计时，辛亥年的事情一定要在辛亥年结束，满打满算也就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南方的武力威胁当然也不是说到就到。鉴于当时的实际态势，清廷当然也知道南方民军的力量并没有那么大，再加上时值冬季，南方人真的打到北方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朝廷在获悉段祺瑞与黎元洪、孙中山等人合作的消息后，不是马上宣布安排善后，而是由隆裕皇太后于2月1日主持召集近支王公及国务大臣御前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准备采用虚君共和政体，并筹商宣布召开国会、颁发君主不得干预国政诏旨等事宜，以保留君主地位的虚君共和政体应对南方及部分清军将领所要求的完全共和。这个主张当然有点儿一厢情愿的味道了。
清廷的拖延主要还是因为朝廷内部特别是王公贵族实在不愿就此罢手，不愿就此丢弃两百多年的江山，然而各方面的压力和不满也使朝廷招架不住。所以到了2月3日，朝廷又发布了皇太后懿旨，对两天前的决定再做让步，表示现在时局阽危，四民失业，朝廷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贻万民以实祸？唯是宗庙陵寝，关系重要以及皇室之优待、皇族之安全、八旗之生计、蒙古回藏之待遇等，均应豫为筹划，所以耽搁了一些时间，现在责成袁世凯全权研究一切办法，先行与民军商酌条件，奏明请旨。这又将皮球踢到了袁世凯的脚下。
说句实在话，开创一个王朝不容易，结束一个王朝也很难。袁世凯在接到皇太后的命令后，当天（2月3日）迅即与南方总代表伍廷芳取得联系，并按照先前数次谈判的结果，提出综合性的清帝退位条件甲，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九款乙，关于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款丙，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款。
伍廷芳在上海收到这些文件后，于4日下午会同袁世凯特别代表唐绍仪及汪精卫前往南京向孙中山做了汇报。当天晚上，孙中山召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各部总次长在总统府讨论。5日上午，南京临时参议院开议孙中山交议的优待清室各条件，孙中山委派胡汉民、伍廷芳及汪精卫到会说明。参议院对这些条款逐条讨论，将《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改作《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并对原案中尊号、岁费、住地、陵寝、崇陵工程、宫中执事人员、清帝财产、禁卫军等项做了修改，删去第八款“大清皇帝有大典礼，国民得以称庆”。会议否决了丙案，以为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实为民国五族共和应有之义，与优待清帝无涉。
临时参议院会议第二天（2月6日），南方议和总代表伍廷芳将这个修正案电告袁世凯。袁世凯在收到这份电报后，立即委派梁士诒携带这些文件进宫觐见隆裕皇太后，请旨验准。皇太后依然坚持应该保留“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等三项条件。
退出后，梁士诒便将隆裕皇太后的意思向袁世凯做了转达，大约也劝袁世凯还是想办法说服南方接受这些面子上的条件，反正清廷决定退位了，这些枝节末叶也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
梁士诒的建议无疑是一个比较厚道的主意，也就很容易为袁世凯所接受。袁世凯按照这个意思迅即密电唐绍仪，嘱他务必劝说伍廷芳和南方革命党人不要在这些枝节末叶上纠缠，对清廷能让一步就让一步，强调“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这个提法万难更改，并按照皇太后的意思，建议将文件中的“逊位”二字改为“致政”或“辞政”。袁世凯诚惶诚恐，真诚希望伍廷芳和南方革命党人能够从大局出发予以理解，在不影响大原则的前提下尽量满足清廷的要求，尽早结束南北纷争，结束战乱。
对于清王朝的尊重，其实也是尊重历史的一部分。不管怎么说，清廷在这个历史关键时期，因为隆裕皇太后深明大义，制止皇族中的强硬派，接受了和平方案，如果一味对清廷的历史彻底否定或者给予羞辱，那么即便那些投诚反正的立宪党人、新军将领也难以接受。
在袁世凯与伍廷芳密商的同一天（2月8日），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六十四人联名致电伍廷芳，表示优待清室条件中的“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应请仍照朝廷提供的原文不要更改，“逊位”这样带有刺激性的词语无论如何都不能出现在正式文件中，否则很难说服军界同仁。
军人一旦干政，就力量巨大。你可以说是南京临时政府对北洋军人的愤怒给予善意回应，也可以说是南方革命党人对北洋军人的屈服和顺从，总之，冯国璋、段祺瑞等军界将领的建议得到了南京革命党人的极端重视，所有条款都按照袁世凯、梁士诒、冯国璋、段祺瑞等人的建议予以恢复和保留，最具刺激性的字眼“逊位”改为“辞位”。这也算是北洋老将对清廷旧主子的最后一次回报和效忠。
2月9日，伍廷芳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将清帝退位条件最后修正案电达袁世凯紧接着，唐绍仪和张謇也相继发来两份加急电报。唐绍仪的电报强调南方独立十四省军民以生命财产力争数月，其实目标就在一个“位”字，因此他请求袁世凯务必说服清廷接受“辞位”这个措辞，并及时发表。否则，如稍不忍，南方不满，转生大乱，一切谈判得来的东西再成泡影，得不偿失。唐绍仪还在电报结束处表示，他个人已经言尽意竭，因此请求袁世凯只能这样做，不要再为这个事情给他打电报、发指示。
张謇在电报中也说，南方最后修正案中之所以同意种种优待条款，主要是因为条款中有了“辞位”二字，这两个字的代价不可估量。这是南方革命党人同意妥协的前提和根本。张謇恳请袁世凯想尽一切办法务必说服清廷接受这个措辞，否则，迁延两误，败破大局，战火重开，一切从头开始，追悔莫及。
唐绍仪、张謇等人的警示无疑是严肃的。袁世凯遂于2月10日召集内阁各部大臣及近支王公会议进行讨论，详细介绍了南方的意见，并表明自己的妥协立场，以为在能让则让的原则下接受和平，这对朝廷、对国家都有利。会议经过慎重讨论，还算比较顺利地接受了南方的这个最后修正案，第二天（11日），该案获得了隆裕皇太后的认可。清帝退位，民国建立，1911年中国革命终于以暴力发难，以和解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