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段祺瑞等新军将领要求清廷在辛亥年底前做出决断，真的使清廷感到了恐惧，清帝退位的时间距离年底还有五天，由此可见段祺瑞等人的力量另一方面，清帝退位诏书及相关安排，没有再提及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先前一再鼓吹强调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口号，没有再对清朝的历史污名化，而是参照段祺瑞等人的要求，给予这个将要结束的王朝应有的尊严，尊重了现实，也尊重了历史。在这个微妙的转变谈判中，我们清晰地感觉到了段祺瑞等新军将领的深刻影响。
从革命到宪政宋教仁的心路历程
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无疑是南北双方最活跃的政治人物之一。他不仅第一时间赶赴武昌前线，参与制定军政府第一个基本法，而且很快成为南方新政府的核心人物，在南京临时政府政治架构方面提出许多重要创意，充分展示了其宪政理论及实践方面的才能。只是南京临时政府不足以统一中国，也没有资本南北分治，不得已，南方革命党人只能接受南北妥协，接受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重建统一。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南方革命党出身的许多领袖像孙中山、黄兴等，都因各种原因渐渐淡出，唯独宋教仁面对新的政治架构兴致盎然，极为亢奋，似乎终于找到了现代中国政治的钥匙。1912年，宋教仁下最大决心，用最大力气，合并诸多小党，用同盟会的名义与这些友党一起重建一个全新的国民党，发誓通过选举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和平夺取政权，而不再像过去那样通过革命暴力打碎国家机器。宋教仁因为这些想法与做法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被讥讽为“超级议会迷”，但最近若干年评价有变，他被誉为“近代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之一。其实，如果从宋教仁的全部历史看，革命只是他实现中国宪政的一个手段革命不是目的，宪政才是宋教仁的终极期待。
走向革命
辛亥后百年意识形态重塑，使我们越来越不太清楚革命前那些志士仁人究竟为什么闹革命。他们难道就是为革命而革命吗？显然不能这样理解。
其实，革命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清廷不改革。
1894年，孙中山发奋为雄，昌言革命，就是因为他看到满洲贵族统治的清朝不仅黑暗，而且腐朽。中国之所以在战场上打不过日本人，不是因为中国技不如人，兵不如人，而是清朝政治统治太腐败，太黑暗。所以即便只有一个人，他也发誓要革命到底，一定要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革命的发生，主要还是因为统治者不思进取。统治者如果居安思危，如果奋发有为，如果注意社会公平和秩序平稳，被统治者就没有革命的理由，更没有革命的机会。
历史上不存在天生的革命者，所有的革命者都是被动的。不仅孙中山如此，宋教仁等革命者莫不如此。宋教仁生于1882年，是19世纪晚期典型的“八零后”。他成长的年代，经过大挫折、大波动，出现过“同光新政”的辉煌，紧接着就是甲午战败、马关之耻，就是维新时代，就是义和团战争，就是新政改革。这就是宋教仁那代“八零后”的成长背景。
1902年，新政开始的第二年，二十岁的宋教仁前往武汉报考新式学堂。这表明他对传统士大夫的成长道路已经失去了兴趣，或者说走传统的科举取士道路已经意义不大，不再对宋教仁这代青年有多大吸引力。
宋教仁在武汉如果不是遇到了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人，或许应该在新学道路上前行。然而当他遇到这几个人之后，不期然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中国为什么会在1903年之后发生反清革命呢？清廷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吗？不是在政治体制、地方自治、新式教育方面都有很多改革了吗？既然改革了，为什么还要革命呢？
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改革本来是为了反制革命，本来就是被革命逼出来的。清廷虽说宣布新政了，实行改革了，但先前因种种原因而对政治极端冷漠的知识人也重新复苏了，政治热情也在这个过程中再度激活了。正因为这样，人们的视野已经打开，已经知道世界大势，知道东西洋立宪各国真实情形，清廷已经宣布的改革政策当然无法满足革命者的诉求。所以在1903年，不仅宋教仁、黄兴等人闹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邹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廷。先前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正在逐渐变成民族的觉醒。
按照清廷的方案，所谓“新政”其实只是一场行政体制的改革，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调整，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涉及统治权力的弱化或让渡。这是引起这批革命者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发生前，经过1898年秋天的“六君子”事件，经过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对于满人极端失望，而新政给予稍微宽松的政治空间，遂使这些人有可能将这种失望释放出来，转化为一场运动。
《与熊纯如书之三十》，载《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第630页。
再从国际背景看，1900年义和团战争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沙俄乘机占领东三省迟迟不愿归还，这也是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对清廷不满的原因。稍后，日本宣布为中国索要东三省主权而与俄国开战。 更重要的是，东邻日本竟然以一个小岛国打败了大俄国。不唯如此，对中国人来说，日本赢得这场战争是一个重要指标，使中国人突然想起十年前日本也是以一个小岛国打败大中国。日本人少国小，为什么能在十年之内连败中俄两个大国？日本究竟凭什么这样牛气？中国为什么不行？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人的胜利，深深震撼了中国人。
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革命者相聚东京。他们先前或许期待过清廷“自改革”，或者是从“革政”走上革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的启发下，他们觉得中国要强盛，要雄起，就必须革命，继续指望那个不断令人失望的清廷已经没有用了。中国人必须自己救自己，必须革命，必须推翻清朝在中国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宋教仁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宋教仁这批青年革命家组织成立同盟会，号召国内外的革命者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摈弃偏见，一致对抗清廷。
在这种气氛下，宋教仁一面在日本法政大学研读法律，一面和那批闹革命的朋友一起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提倡爱国主义，鼓吹革命独立，主张仿照世界先进国家，构建一个常态的“完全国家”，实行民主共和，进而使中国成为20世纪世界舞台上的第一流强国。
遗憾的是，《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因刊登批评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文章，被日本政府取缔。但1905年底，《二十世纪之支那》更名为《民报》继续出版，是同盟会的机关报。这是宋教仁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
暂且革命
我们过去说同盟会在1905年成立是反清革命的高潮。这是对的。因为同盟会的成立，确实标志着反清革命进入高潮阶段。从革命意义上说，这是清廷不改革或假改革的必然后果。既然清廷不改革、假改革，当然就得承担被改革、被革命的后果或压力。
事情从来都具有两面性。清廷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高潮反过来必然反制清廷，促使清廷改革，进行真改革，否则就只能等着被改革、被革命。而且，革命高潮的形成得益于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也对清廷形成巨大刺激。清廷统治者先前打的算盘是大俄国将战胜小日本，假若如此，清廷变革的压力就可以缓解。现在一切都反了，俄国失败了，也开始革命了，沙皇也只得宣布改革了。俄国的情形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清廷终于感到了更大的变革的压力，于是在1905年派遣亲贵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等到这些大臣考察归来，清廷接受他们的建议，于1906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计划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重建国家体制，目标就是日本式的君主立宪。
清廷预备立宪改革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追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他们闹革命的人中，有许多人原本就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之所以跟着起哄，跟着闹革命，主要的原因就是清廷不思进取、不愿变革。现在朝廷同意变革了，同意以日本为蓝本搞君主立宪，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革命呢？于是，同盟会领导层的相当一批人，诸如刘师培夫妇、章炳麟等，都在考虑以怎样一种方式放弃革命，回归体制，参与变革或者即便不参与变革，不回归体制，也不必继续闹革命了，总应该给朝廷一个改革的机会。于是，反清革命仅仅辉煌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从高潮落到低潮。
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变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宪政问题。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样激进地参与革命，主要是因为他遇到了黄兴等一批革命党人并与之做了好朋友以及清廷不改革。现在，既然清廷开始宪政改革了，既然有了回归体制的机会，既然革命因预备立宪陷入低潮，那么，宋教仁理所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前程，考虑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贡献。这是人之常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革命者，没有只知造反不知妥协的革命党人。宋教仁这个转变很正常，一点都不让人奇怪。
1907年，宋教仁前往吉林进行政治活动，其本意是到那里发动“马贼”起义。根据刘师培分析，“马贼”是宋教仁活动的背景与靠山，就像孙中山依靠华侨、黄兴依靠会党一样重要。至于宋教仁的动机及背景，也应该与徐锡麟、秋瑾及孙中山、黄兴策动的起义相似，都是为了拯救革命，挽回人心。
到了吉林，宋教仁无意中发现了日本人的一个巨大阴谋，这使宋教仁的计划随之改变。留居在那儿的日本人企图通过篡改历史，将图们江以北、海兰江以南的中国延边领土说成是朝鲜“固有领土”。而朝鲜此时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由此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这块地方收入囊中。这块地方位于现在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包括延吉、汪清、和龙和珲春四市县。日本人单方面称这块地方为“间岛”。
针对日本人的阴谋，敏锐的宋教仁利用自己的国际法知识，通过对中日朝历史文献进行详细检索与考订，证明这块土地至少从唐中叶至明末，一直属于中国固有领土，不特与朝鲜国家绝无关系，即便朝鲜居民也不曾在这个漫长的时间段中到这些地方居住过。
除国际法知识外，宋教仁还大量运用中日朝文献进行佐证，甚至使用了现代语言学方法，写成一部天才著作《间岛问题》，但宋教仁并没有利用这部著作去批判清廷卖国。宋教仁写成这本书后，据说有日本人愿意高价收购，也有出版商愿意炒作，但都没有打动宋教仁。
宋教仁另有想法。他通过私人关系将这部后来命名为《间岛问题》的文稿送交中国驻日本公使李家驹，或者也曾希望李家驹将这部著作呈送现在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袁世凯现在是清廷当朝政治红人，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力远远超过他的老师李鸿章和太老师曾国藩。
我们当然不能说宋教仁将这部书稿作为投奔袁世凯的“投名状”，但历史确实就这样蹊跷。李家驹看到宋教仁这部书稿后感慨万千，想不到革命党人中还有这样有思想、有才华的青年人。李家驹迅即安排抄写两份送回国内，一部交给吉林边务督办陈昭常，一部送给外务部，转呈外务部尚书袁世凯。郑孝胥通过其他渠道也见过宋教仁的这部天才著作，并在不同场合为这部书鼓掌喝彩。郑孝胥此时为预备立宪公会会长，不仅在中国知识界为名人，而且是此时与朝廷关系比较近的人。
袁世凯对宋教仁的研究格外欣赏，除了利用宋的这些研究成果与日本人进行谈判维护中国主权外，也托人郑重邀请宋教仁回来参与外务部工作，答应给他四品衔。这在当年绝对是进入了体制内的“高干”序列，由此可见袁世凯对宋教仁是怎样的欣赏。
宋教仁收到袁世凯的邀请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现在不太清楚。只是根据宋教仁被刺去世后革命党人的回忆，宋教仁好像对袁世凯的邀请不屑一顾。徐血儿《宋渔父先生传略》说清廷欲请宋教仁任外交，“先生不为动”。于右任也说宋教仁对袁世凯的邀请没有回应。至于后来袁世凯通过驻日公使表示愿意支付两千酬金，也有人说被宋教仁拒绝。还有传闻说，宋教仁面对这些诱惑，曾大义凛然地表示自己费尽心血写作《间岛问题》，只是为中国争土地，而非为个人赚稿酬。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看法均出现在一个特殊背景之下，这个背景就是革命党因宋教仁被杀，正准备与袁世凯闹决裂，正准备开始“二次革命”，那么这些说法其实是相当可疑的。因为道理也很简单，假如宋教仁无意回归主流社会，无意像刘师培那样回国参与变革，参与立宪，那么为什么不能公开刻印此书？公开出版既有利于传播正确知识，也有利于中国政府对日谈判，更重要的，不是还可以顺带批判清廷卖国、清廷无能吗？
显然，过去的说辞有不够周密之处。宋教仁不是不想通过此书回归主流，只是自己的革命党领袖身份在回归主流时遇到了问题。即便清廷不介意他的过去，革命党人也很难容忍宋教仁走上这一步。就像刘师培夫妇一样，宋教仁真要踏上回归主流社会的路，很可能也就踏上了一条人生不归路。
宋教仁没有接受袁世凯的邀请回归主流，但宋教仁与袁世凯惺惺相惜、相互欣赏应该由此开始，这也为他们后来的合作埋下了伏笔，尽管宋教仁暂且留在了革命阵营，暂且继续革命。
转向宪政
宋教仁因种种原因无法回归朝廷参与变革，参与立宪，暂且留在革命阵营继续革命。其实，革命者此时对于究竟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改良，并不是那么清楚，并非具有明确概念。即便理论水平超强的梁启超，其实也是一会儿革命，一会儿改良，至于那些追随他的立宪党人、新军将领以及一切关心中国未来政治前途的人，其实在这一点上都是比较模糊的。革命与改良，并不是非此即彼，绝对对立。只要遇到合适的机会，革命与改良照样可以合一，可以相互接纳。这在宋教仁身上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
据记载，宋教仁没有像刘师培等人那样回归朝廷参与宪政，而是在体制外继续革命。但是革命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革命究竟能否成功，其实宋教仁和许多革命者一样，心中并没有谱。只是由于清廷在君主立宪最后时刻失误连连，反而使革命者等到了机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成立。宋教仁受军政府邀请，第一时间来到武昌参与工作，受命主持起草《鄂州约法》，为军政府的存在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依据。《鄂州约法》对于湖北军政府乃至稍后独立各省而言都具有根本法地位或借鉴意义。
从文本进行分析，《鄂州约法》并没有什么革命气息，通篇所体现的只是近代立宪政治必须具备的“三权分立”原则。约法规定新政府以都督为行政中心，都督与议会、法司共同构成最高权力中心，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务委员行使，立法权属于议会，司法权归属于法司。很显然，宋教仁主导起草的《鄂州约法》与孙中山一直倡导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还有军政、训政及宪政三阶段革命理论毫无关系。这套立宪架构的法律体制，在本质上与清廷正在进行的君主立宪一脉相承。如果要说区别的话，《鄂州约法》只是剔除了君主，权力来源归属于人民，不再是君主立宪，而是人民立宪而已。很显然，宋教仁的这套思想并不是同盟会，甚至不是华兴会的政治主张，反而与袁世凯十多年来提倡、推动的君主立宪改革有许多契合处，由此也就预示着宋教仁与袁世凯在未来具有合作的可能性。
后人大多夸大湖北军政府的革命性质，夸大宋教仁身上的革命性质。其实，就宋教仁个人而言，他确实在过去很多年参与革命，领导革命党人反对清朝的斗争，但是宋教仁在骨子里只是一个宪政主义者。他多年来对西方近代宪政理论的研究和认知，使他确信中国应该走宪政的道路。
湖北军政府的中心地位很快就被上海取代了。11月中旬，宋教仁离开武昌转往上海，开始在那里为筹建中国的新政府殚精竭虑，费尽心力。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负责新政权的法律制定。
在筹备南京临时政府时，宋教仁的设想是内阁制。后来许多人以为宋教仁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他想当第一任内阁总理。其实这是不对的，即便宋教仁当上第一任内阁总理，宪政专家宋教仁也一定清楚他不可能永远当总理。如果从政治架构角度说，宋教仁的主张其实就是希望构建一个稳定的宪政架构。内阁可以不断地倒阁、组阁，但大总统在选举出来之后，一个任期内是不变的，是稳定的。这就是一种宪政主张，主张一种有限的政府权力。
宋教仁的这个主张因为孙中山的归来而没有实现。孙中山顺利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临时政府也就改为总统制，孙中山拥有最大权力。然而，孙中山当年提出这样的动议时，无论如何想不到他很快又会被迫放弃权力。南京临时政府必须终结，必须将权力转移给在北京成立的袁世凯政府。
用孙中山的话说，为了防止袁世凯滥权，孙中山利用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议修改组织法，将新政府由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这是民国历史上第一次因人修法，为后来开了很不好的先例。不过，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宋教仁先前的主张相当合理。
袁世凯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宣布退出政治，宣布竭尽全力从事民生，用十年时间修筑十万里铁路。黄兴接受袁世凯的任命，出任南京留守，负责南京临时政府及南方军人遣散等工作。更多革命者比如李燮和等，始终抱着功成身退的心态，或解甲归田，或专心从事专业。对现实政治格外热心，以为可以一展抱负的革命党领袖层面的人物，大约只有宋教仁。其他如蔡元培等，毕竟是教育专业人士，而非专业政治家。
宋教仁热心政治，是因为他的宪政立场，而宪政的原则在竞争。只有政治上的合法竞争、和平竞争，而不是暴力革命，方才是宪政原则。基于这样的理由，宋教仁先是接受袁世凯的邀请，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
担任内阁总长显然不是宋教仁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理想或许正如许多朋友比如章太炎所猜测的那样应该是内阁总理，而章太炎也确实认为宋教仁有总理之才，这样的判断相信宋教仁也一定听到过不少。别人的判断恭维加上自己的认知，促使宋教仁找到一个机会就辞去了总长职务，专心致志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是一个职业政治家应该做的事。
民国政治在宋教仁看来就应该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的要点就是责任内阁，大党组阁。所以，宋教仁在1912年7月退出政府之后，就将全副精力专注于政党建设，参照同盟会旧有架构，并以同盟会的名义，邀请各友党、小党合组一个大的国民党。参与宋教仁国民党的小党有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统一共和党等。他们于1912年8月召开合并成立大会，宣布国民党的成立，推举孙中山为国民党理事长，但实际主持人当然还是宋教仁。很显然，宋教仁希望继续利用孙中山的政治号召力去从事和平竞争的民主宪政。
筹组政党，参与议会选举，是民国元年中国政治的奇观。几百个政党仿佛在一夜之间蜂拥而出，然后整合合并，渐渐形成一些具有独立政见、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大党。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就属于这样的政党，他的目标就是要在年底即将到来的国会议员选举中谋取议会多数，然后组阁。
宋教仁的想法没有丝毫错误，他对民主政治和宪政的忠诚与期待也非常令人佩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宋教仁风尘仆仆，东奔西走，纵横捭阖，既以合法手段争取议会多数，也像一切民主起步时代的政治家一样操控选举，比如在湖南选区。他也曾与反对者发生肢体冲突，而且不止一次。这些其实都是民主初潮时的正常现象，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民主能一步到位，发展成熟。不论宋教仁有多少不足或问题，都必须承认他是中国民主初生时代的弄潮人，是中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先驱者之一。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让宋教仁的理想变成现实。当他对议会多数信心满满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宋教仁倒下了，民国元年刚刚开启的民主政治进程戛然止步，孙中山拍案而起，“二次革命”爆发。中国迅即进入一个政治动荡的年代。
严复的预言与坚守
1911年，辛亥年。这一年，严复年近六十。中国人从来就说“六十花甲子”，严复确实觉得自己到了晚年了。年初，他被朝廷授予海军部一等参谋官，也算对他毕生的职业生涯有个圆满的交代了。此外，严复还是资政院议员，且在学部名词馆、币制局、中央教育会等处兼职或兼差。严复功成名就，是真正的社会贤达，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然而就在这一年，严复和中国人却遇到了巨大的政治变动，统治中国两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面临巨大的政治危机。
老牌君宪主义者
严复是老牌的君宪主义者。他始终认为革命、共和、民主等都是理论上的虚构，并不具备历史的或现实的意义革命党人所鼓吹的民族主义，其实只是一种狭隘的种族主义，不仅无法拯救中国，反而会将中国拖进一个无底深渊。严复强调，中国国情确实具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如果听任民族主义敌对情绪走向极端，那么不仅当政的满人没有办法抵抗，毫无防卫的力量，连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的周边族群都很难找到归宿，无法与广大的汉人一道组织一个广袤的共和国家，因为这里有民族、感情、习俗、宗教乃至法律上的差异与障碍。严复预感，当中国不得不进入共和国家时，周边族群的可能出路就是携广袤地域和众多人民转投某一大国或独立。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分裂中国”的老问题就来了。这就不是中国的出路，而是中国的灾难，是中国的毁灭。
不幸的是，中国政治发展沿着严复的预言反向运动。到了1911年革命却成了重要选项。对于这一点，严复并没有刻意攻击革命党和孙中山，他认为君宪主义危机发生和排满主义盛行，其主要根源在于满洲贵族的无能和自私。
根据严复分析，君宪主义之所以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不久后陷入危机，武昌起义之所以发生并全国响应，第一因为摄政王及其大臣极端无能第二因为心怀不满的新闻记者给老百姓头脑中带来了无数偏见和误解第三因为秘密会党和在日本的反清学生酝酿已久第四因为在那之前几年间长江流域饥荒频仍以及商业危机引起恐慌和各口岸信贷紧缩。
在严复看来，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摄政王及其大臣自私和无能。严复指出，清廷在十多年前接受德国和日本的建议组建一支现代化军队是对的，将权力尽可能收归皇室和中央也不算太错，只是满洲王公在做这两件事情时没有从国家根本利益去考量，而带有非常自私的倾向。政府以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改编军队，不是将这支军队改造成国防军，而是弄成了皇室私家卫队，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将壮丽的城堡建筑在磐石之上。摄政王自封为大元帅，让他的一个兄弟统帅陆军，让另一个弟弟统帅海军，天真地以为这样至少不愁没有办法对付那些叛逆子民。摄政王做梦也没有想到，恰是自己倚仗的东西有朝一日反而转向猛烈地反对自己。摄政王不知道，这支技术上强大的新军，早已被数百个新闻记者的宣传攻势瓦解了。
尽管如此，严复依然认为，只要谨慎操作，君宪主义成功的概率依然巨大。但是倒霉的盛宣怀和他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为各地不满民众提供了口实和机会。要是朝廷知道如何对付四川民众，事情或许好办些。而清廷因为懦弱、自相矛盾而无所作为，结果导致四川暴乱。革命党人那时在为各省咨议局的联合而工作，并在新军中加强了活动，于是军人哗变，武昌失守。
军人的介入使问题的处理困难百倍。前往武昌镇压哗变的新军敢于第一次起而抗争，宣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暗示自己与南方新军是同种同族。北方的军队也杀机毕露，发动兵谏。民族主义简直就像一个法力无边的魔王，霎时间将苦心经营两百多年的帝国推向绝境。
一个不祥的预言
在军队压制下，清廷被迫退让，于10月30日下诏罪己发誓永远忠于、服从即将召集的国会，不让任何皇室成员进入内阁宣布对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对皇帝的革命者实行大赦宪法由议会制定，并将被无条件接受。
这三条宣布太重要了，但确实太晚了。严复非常遗憾也非常痛心地表示，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中的任何一条，中国历史都不会这样发展下去。然而历史往往会重演，和18世纪末路易十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所谓《十九信条》在严复看来根本不是宪法，这不过是将专制政权从皇帝手里转移到国会，根本无法给中国带来持久稳固，因而不是进步。
对于清廷空前的政治危机，作为资政院“钦选议员”的严复忧心忡忡，但对中国由此变为共和政体，则无论如何不愿认同。严复主要担心国民程度不具备，中国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积累和训练。严复指出，按目前情况，中国不适宜有一个像美利坚合众国那样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气质和环境将需要至少三十年的改变和进化，才能使他们适合于建立共和国。共和国曾被几个“轻率”的革命者如孙中山和其他人竭力倡导过，但为任何稍有常识的人所不取。根据文明进化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当然，严复也强调，即便保留帝制形态，也应该使新帝制较旧帝制结构更灵活，更能适应环境变化，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
历史当然没有按照严复期待的方向走。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由于清廷迟迟拿不出实质性让步方案，皇族和其他贵族不愿按照君主立宪原则分享权力，于是南方独立各省不断加码，不断施压，中国走上民主共和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形下，严复认为，中国如果就此强行建立共和体制，那么必然会引发一轮持久的边疆危机，还可能引发大规模民族冲突，冤冤相报，极可能对中国未来产生极为深远的负面影响。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不能不承认严复的这个判断太具先见之明了。
按照严复的期待，武昌起义发生，南方各省独立后，大家都应该创造条件让交战双方坐下来谈判，让各方力量都在人道和“世界公益”的立场上，提出友好建议，达成和解，适可而止，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双赢共赢，至少不能一家绝对输。否则，中国就会因这场革命走向瓦解、走向崩溃。
严复认为，中国此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民族国家，中国周边的那些部落族群在文化心理上还没有明确的国民身份认同。中国此时如果一定要构建一个现代民主共和国家，那么就要有这些周边族群脱离中原的心理准备，就要承担起这个巨大损失。
为什么会这样呢？严复强调，清王朝的创建者满洲人原本就是少数族群。清王朝在过去两百多年开疆拓土，使中国疆域极大拓展，蒙古、维吾尔等周边族群渐渐开始或已经内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些周边族群内附是其领导人对满洲贵族最高层的认同，并不是对中原文明的认同和接受。因此如果听任革命党民族主义情绪走向极端，那么满洲人确实毫无防卫能力，但是，只认同满洲人的周边族群又将以何处为归宿？他们会同汉人一道组成一个广袤的共和国吗？
为国事奔走
严复发出上述疑虑是在1911年11月7日，此时南北和谈还没有开始。然而，此后局势发展，不幸被严复言中。
滦州兵谏发生后，清廷下诏罪己，宣布改革，重回君宪，袁世凯受命筹组责任内阁取代皇族内阁。时局因此而生变，和平可期。
11月16日，面貌一新的专家型内阁名单发布，皇族、皇室成员均退出。国内外都对中国寄予新的期望，相信袁世凯一定能扭转大势，劝说清廷继续前行，一个全新的君主立宪体制一定能很快建立起来。
政治上的曙光引起了严复的关注。在过去一个月，风信极恶，南方各省相继独立，资政院民选议员作鸟兽散。在这个时候，为安全起见，严复随着人潮离开了北京，逃往天津。现在形势好了，资政院恢复工作了，严复也在这个时候回到北京。
新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是严复的老朋友。12月2日，袁世凯召见严复，听取老朋友对时局的高论。严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提出这样几点建议。
一、一定要竭尽全力阻止皇室离开北京，前往热河，以为如此无助于形势好转，反而徒生困难。皇室还是中国政治的中心，是人心凝聚处。
二、新政府要加大信息透明度，尽快适应信息自由的社会环境，主动将政府计划告诉报界、告诉人民。信息的充分发布有助于缓解社会冲突，有助于让许多误解消失于无形。
三、新政府要最大限度罗致人才，尤其是流亡海外的梁启超这样的人才应尽快罗致到京。
四、要收拾人心，重振人民的信心。这件事现在由皇室去做可能迟了，但在内阁、在政府还为时不晚。
五、严复建议袁世凯政府尽快宣布一些革新措施一新耳目，比如废除太监制、废除跪拜礼等，可能都是当务之急。
严复的这些建议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袁世凯的认同，我们并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严复很快被邀请作为南北议和政府代表团“各省代表”之一，与唐绍仪、杨士琦、严修、傅增湘、章宗祥、张国淦等议和成员一起于12月9日南下武昌，参与谈判。
登车伊始，代表团领队唐绍仪就剪掉了清朝顺民的标志大辫子，而严复直至到上海与南方党人见面，都依然保留着这个标志。唐绍仪的行动被舆论界解读为比较进步，识时务识大体，倾向共和民主而严复的坚持，在老朋友郑孝胥看来，明显表示“不主共和”，不事新朝，依然坚守君主立宪政治立场。
袁世凯邀请严复参与议和谈判，除了其政治态度和资历外，可能还有一层原因，就是严复与黎元洪有着不一样的师徒情谊。黎元洪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是严复的学生。基于这层关系，严复一行抵达汉口后，遂于12日下午与唐绍仪等渡江，前往武昌与黎元洪等人会面，劝说黎元洪重回君宪，反复解释只有君宪主义才能从根本上为中国开辟一个新时代。
严复等人的劝说在一定时间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黎元洪和武昌革命党人确实在会晤时表示可以考虑重回君宪体制，只是要求清廷必须彻底改革，不能再耍什么新花样、假招子。
对于黎元洪的反建议，严复感同身受。他以为，重回君宪主义的前提当然是清廷彻底改革、悔过自新。他对清廷的建议是，根据文明进化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宪法约束尽量使新帝制结构富于弹性，比较灵活，能够比较容易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可以迫使幼帝逊位，由议会、皇室详加讨论，遴选一个成年皇室成员接替幼主。
对于严复等人的劝说与建议，黎元洪等表示相当认同，他们清醒地知道现在的中国已严重分裂，如不及早了结，中国即便不会迅速亡国，也有一场大灾难。所以，黎元洪等人在谈判时虽有辩争，却无骄嚣之气，而有忧深虑远之机。这是严复等人的观察。
黎元洪在与严复、唐绍仪会晤时，虽然没有明白确认重回君宪，但根据严复的感觉，察其语气，重回君宪在黎元洪那里并非不可商量，并非毫无回旋可能。只是黎元洪和南方革命党人在具体条件上还有一些想法，以为如果继续保持君主立宪体制，那么在内阁构成上就要有更加周密的考虑。
至于共和民主问题，黎元洪等南方革命党人也向严复等做了解释。严复等人回应说共和民主这些制度或许是个好制度，但可能与中国目前的情形不合，与国民程度不合。对这些理由，革命党人当然不愿承认。假如一定要走向共和，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那么究竟应该由谁去承担共和国总统大任呢？南方革命党人则坦然以袁世凯对。他们宁愿要袁世凯当总统成立新国家，以民主宪纲约束袁世凯，也不愿保留君主而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以为若如此，袁世凯将来势必坐大，未来更不可收拾。
根据严复的记录，黎元洪等人在同意重回君宪时，格外重视究竟怎样才能保证重回君宪后不被朝廷继续糊弄，而且坚持朝廷特别是袁世凯政府必须对未来政治架构有个承诺，无论如何不能事平日久，复成专制，必须要有制度保障。还有，鉴于朝廷累次失信于民，这一次好不容易闹到现在了，必须有什么办法担保朝廷不能再失信，更不能秋后算账。
重回君宪主义露出了曙光，和平解决武昌事变的前景越来越明朗。不过，这个看法只是黎元洪和湖北方面的，至于南方其他派别，尤其是革命党人控制的上海，究竟会有什么样的要求也很难预测。
鉴于武汉的谈判只能这样，而更多南方代表都已前往上海了，再加上南方谈判代表伍廷芳在上海，东南名流张謇、赵凤昌等也无法前往武汉，所以南北和谈迅即转往上海。12月18日，南北双方代表在那里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严复随代表团到了上海，只是在第一次会议后，就因事返回北京。在上海的短暂时间里，严复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中国未来政治架构的基本看法，以为中国只有坚守君主立宪这条路才有希望，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至少在目前看来如此。严复的理由是，清廷尽管很腐败无能，但是未必如批判者所说的那样坏，“今日政府未必如桀”，而革命党人虽然有高远理想，共和民主也是那么诱人，但是“革党未必如汤”。中国的出路不在遇到目前这样一点困难就绕道转向，君主立宪政治架构已经探索十多年了，是国人共识，应该给个机会尝试一次。
但形势比人强。12月25日，严复离开上海返回北京。几天后，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紧接着，南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五族共和，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切虽然不是严复的理想，不是他的君宪原则，但事已至此，这些妥协似乎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因而没过多久，严复欣然接受大总统袁世凯的任命，接管京师大学堂，坦然进入新时代。
从章太炎的视角观察1913年中国政治变动
1913年，民国二年，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中国在经历了两年前的国体变更后，大致比较平稳地度过了民国元年。一个没有皇帝的中国照样生机勃勃，各党各派使出浑身解数做着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建成一个民主的、共和的中国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然而，就在大家都为中国前途庆幸、祈祷的时候，中国在1913年却遭遇了国体变更后第一次巨大的政治挫折，中国的政治前途由此变得格外渺茫，后来中国的各种歧路在1913年都能找到一点端倪。不过，在目前条件下，描述1913年中国政治变动的全景可能比较困难。假如从一个人，比如从章太炎的视角观察1913年中国的政治变动，或许能给我们一点有益的启示。
期待袁世凯
章太炎是货真价实的“排满”主义者。他投身革命比孙中山晚了几年。当孙中山发起成立兴中会的时候，章太炎还在诂经精舍冥思苦读。他那时的人生目标中似乎根本没有“排满”、革命，尽管他在后来反复讲述其童年所受到的民族主义教育和启示，但其实这都是根据后来经历而重塑的童年故事。
真正诱导章太炎走上“排满”革命道路的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引来了八国联军，清廷面临重大政治危机，两宫“西巡”，国将不国。一大批汉人士大夫试图借机颠覆清政府，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议会”，以重建一个新政府，取代流亡中的朝廷。这是多数与会者的想法。然而章太炎此时最为极端，认为应该趁此机会，成立一个新的中国政府，直接替换掉满洲人建立的清朝。
章太炎的极端思想引起了革命党人的注意，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此后，章太炎的“反满”革命思想日趋激烈。清廷数次追捕，章太炎数次流亡，直至1903年因《苏报》案入狱三年。章太炎由一个名声不大的政治异见者，渐渐变成了著名革命领袖。1906年章太炎走出牢房，直接被孙中山派人接到东京，出任《民报》主编。
不过，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合作时间并不长。随着日俄战争结束，俄国开始了改革历程，亚洲在其启发下也开始觉醒。1905年，清廷派遣大臣分赴东西洋考察宪政。第二年，清廷宣布开启宪政改革进程，清廷的政治变革使革命发生了重大逆转。大部分革命者原本只是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关切，因为清廷不改革而参加革命，现在，朝廷改革了，他们基本上也就满意了，争先恐后回国参与变革了。
清廷的变革有效分化了革命队伍。章太炎与孙中山等人从此开始分道扬镳，甚至一度彼此视若仇雠。正因如此，等到武昌起义爆发，章太炎回国，却并没有站在孙中山一边支持南京临时政府，而是几乎从一开始就唱衰革命，以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坚定不移地站在孙中山、革命党的对立面，坚定不移地期待中国在革命后建立专业的执政团队，坚定不移地转投袁世凯，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
“非袁莫属”是清末民初那个短暂时期中国人的一般共识，章太炎认同这个共识一点都不奇怪。更何况，章太炎所在光复会的基本宗旨就是“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并没有革命党人打天下坐天下的意思。
章太炎的思想倾向是当时国内知识界一个具有共性的主张。当清帝退位，重新统一后，究竟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一个弱势的松散联盟，还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鉴于俄国正在策动外蒙古“独立”，日本正在加强在东北地区的活动，几乎所有负责任的政党、个人都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章太炎此时政治构想的大前提，也是他无法认同南京临时政府的一个原因。
坐而言，起而行，是章太炎的人生特色。当他意识到袁世凯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时，便理所当然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帮助他、支持他。1912年3月1日，章太炎发布通告，宣布将自己参与创办并主持的“中华民国联合会”与“预备立宪公会”合并，组建“统一党”，宗旨为统一全国建设，强固中央政府，促进完美共和政治。第二天，章太炎在联合改党会议上发表主题演讲强调统一党不取急躁，不重保守，唯以稳健为第一要义强调统一党集革命、宪政、中立诸党而成，无故无新，唯善是与，立论不近偏枯，行事不趋狂暴，在官不闻贪佞。
统一党的主体为立宪党人，如程德全、张謇、熊希龄、汤寿潜、赵凤昌、唐绍仪、汤化龙等，都是治国良臣、能臣，一时之选。他们在感情上亲近袁世凯，甚至可以说统一党就是袁世凯可以凭借的政治力量，是“总统党”。
既然决定支持袁世凯，章太炎对袁世凯就显得格外热情。他在民国初建的那些日子里，殚精竭虑为袁世凯出谋划策，提供一个又一个建议。
对于章太炎的拥戴和建议，袁世凯感激不尽，投桃报李，于4月9日聘请章太炎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章太炎觉得很有面子，欣然答应，没有再像孙中山几个月前聘请他担任同样职务时那样婉拒，那样扭捏。此后，章太炎坚定地站在袁世凯一边，成为民初政争中最拉风的一个重要人物，为袁世凯威望的提升与维持贡献不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