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在许多问题上的建议都是从大总统立场进行考虑的。袁世凯对章太炎充分信任，在章太炎逗留北京的那些日子里，数度邀请章太炎到总统府畅谈。章太炎有时代表大总统巡视南北，联络各方，像是大总统特别代表或特别助理。
民国元年很快就要过去。按照南北和谈时的规划，国会将要选举，正式大总统也要选举。为了这些选举，袁世凯请章太炎到东北地区观察情形，疏通关系，以为选举做准备。章太炎到东北，每与人接谈，必盛称袁世凯功德，以为现在麻木不仁之中国，必须要有袁世凯政权这样的“开明专制”。
章太炎东北之行不仅帮助了袁世凯，而且使他个人对东北的战略地位有了新的认识，所以他回到北京不久，便接受了袁世凯的任命，出任东三省筹边使。
出任东三省筹边使应该是章太炎与袁世凯反复协商的结果，也是章太炎的自愿选择。他多次建议袁世凯殖边，开发东北，巩固东北，以防止、抵制日俄对东北的觊觎和蚕食。
东北危机由来已久，早已成为袁世凯的一块心病，沙皇俄国利用中国内乱策动外蒙古“独立”，而日本也不断扩大在东北的利益。现在有章太炎这样的人愿意前往东北从事积极的建设，袁世凯何乐而不为。几经磋商，袁世凯同意设立新衙门东三省筹边公署。东三省筹边使，其职责就是代表中央政府全面负责和协调东三省的管理和开发。
1912年底，章太炎带着随从离开北京前往长春。1913年的上半年，章太炎基本上都在东北度过。应该承认，章太炎在那段时间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他把工作重心放在调查研究和资源勘查上，既委派专人调查并绘制边境详图，以划清国界为筹边的入手办法，又派员对东三省矿产资源和可开垦荒地进行详细勘查，期待在摸清东三省家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开发方案。
对于东北的开发和未来建设，章太炎有着非常好的构想。然而仅仅过了七个月时间，从来没有从政经验的章太炎就对官场各种各样的规则、潜规则感到很不耐烦袁世凯的中央政府也没有像原先承诺的那样支持到位而东三省的政治架构、行政体制更使章太炎有心无力，许多计划永远只是计划。这不能不使章太炎失望、伤心。到了1913年6月，当袁世凯的财政总长梁士诒刻意阻挠东三省筹措资金的计划时，章太炎于6月18日愤而辞职，大骂梁士诒不是东西。
章太炎发给袁世凯的电报说只管推宕，不要你的钱了。
“宋案”另一种观察
章太炎愤而辞职，除东三省工作根本推动不了的原因外，可能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宋教仁被杀。
宋教仁是同盟会-国民党的重要领袖，也是议会政治的热情参与者。面对第一次国会选举，宋教仁信心百倍，南北奔波，东西奔走，就像许多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一样，到处去争取选民、争取选票。应该说在当时的政治家中，宋教仁最像政治家，他距成功登上内阁总理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就这一步却永远阻断了宋教仁的议会梦，甚至一度阻断了中国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和梦想。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身亡。这对中国人特别是南方革命党人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促人猛醒。
当宋教仁被刺时，章太炎还在东北。他根据各方面情报认为，宋教仁被刺肯定是一起政治谋杀，而指使者就在北京。他虽然不能肯定这件事与袁世凯有直接关系，但他相信刺杀宋教仁的主谋一定是北京的“佞臣”。章太炎大声疾呼，要舆论界主持正义，揭露真相，认真监督，追究真凶对于南方革命党人，章太炎竭诚呼吁唯有各党中革命人才纠合为一，辅以学士清流，介以良吏善贾，则上不失奋斗向上的精神，下不失健全的体魄。只有这样，中国的政治问题或许能够找到出路，或许能够平稳度过“宋案”带给中国民主政治的困扰期。
基于这些判断与考虑，章太炎于宋案后离开东北赶赴上海，与国民党人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一笑泯恩仇，继续先前的合作，接受孙中山对宋案的判断，以为当时中国政治上最严重的问题还是腐败与专制。如果中国不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与专制，如果继续容忍这些“国病”于中央，那么什么民国，什么共和，其实只是一块空招牌，民主共和依然是一场空想一场梦。
章太炎认为宋教仁血案绝对不是一起简单的刑事犯罪，而是政治谋杀，而且这起谋杀的主谋一定来自北京。这是章太炎与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的判断相近、相似的地方。只是章太炎在没有更明确的证据时，没有像孙中山那样坚定地将矛头指向袁世凯，以为袁世凯就是这一事件的主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章太炎认为，即使宋案的直接受益者或许是袁世凯，袁世凯的政治智慧也不会让他这样愚蠢。所以章太炎对北京的指责注意分寸，留有余地，只是说这些事情都是那些“佞臣”所为。这些“佞臣”，据章太炎说，就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参谋部次长陈宧、拱卫军司令段芝贵和国务总理赵秉钧等所谓“四凶”。
与章太炎的主张不同，国民党人特别是孙中山坚决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黄兴原本主张法律解决，主张不破坏《临时约法》的政治框架，以合法的途径进行抗争。也就是说，国民党应该利用宋案与袁世凯进行斗争，不要再像民国元年那样一味吹捧袁世凯，一味颂扬什么“非袁莫属”。但是，这种斗争应该止于法律范围内，要斗而不破，要限定在议会、舆论的界限里，无论如何不能拿起枪，像当年对付清廷那样对付袁世凯。然而，黄兴并没有说服孙中山，孙中山的主张渐渐在党内占了上风。
章太炎是一个说话比较苛刻的人，他很少赞美别人，总是贬损别人。民国的政治家、学者，被他贬损的不知凡几，受到他赞扬的却屈指可数。宋教仁却是章太炎一直看好的政治家。在东京的革命党人中，他独独看好宋教仁。他认为宋教仁绝对具有宰相的能耐和风范，如果给宋教仁一个机会，宋一定会将中国引领到一条正确的政治轨道中。
如今宋教仁遇刺，章太炎虽说不上与袁世凯闹翻，但他对袁世凯门下的那些宵小格外反感。假如宋教仁之死真的与袁世凯有关，那么以章太炎的性情、行事风格，他肯定不会放过袁世凯。从章太炎的实际反应看，宋教仁案的真凶可能就是民国法庭认定的，与内阁总理赵秉钧有关，与袁世凯无关。
袁世凯不是宋案的直接受益者。即便宋教仁竞选成功，组建议会第一大党，也只是组阁，在大总统袁世凯底下办事，而不是去与大总统较劲。而且宋教仁与袁世凯早在前清时代就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所以章太炎尽管介入革命党人对宋案的处理，但他并不认同孙中山等人的判断。这应该是我们今天重新思考宋案的一个可供参考的方向。
最近若干年，又有另外一种说法，以为宋教仁被杀，可能是革命党内部的一次火并，与孙中山等人尤其是陈其美有关。
其实，如果从章太炎的视角观察，就会发现这个看法很难成立。章太炎此时虽说与孙中山等人一笑泯恩仇，不计前嫌，共同处理宋案及其相关问题，但是按照章太炎的性格，假如宋案真与孙中山、陈其美有关，那么他不论出于哪个方面的考虑，都会拍案而起，怒斥孙、陈。章太炎的性格使他必须这样做，他更不会知假作假，一方面与孙中山一起为宋教仁之死悲哀，另一方面替他们隐藏着这样大的秘密。历史研究确实要在不疑处有疑，但处处怀疑，可能也是一个误区。
善后借款
孙中山、国民党因宋教仁之死渐渐走上武力抗争的道路，但他们并不是袁世凯所说的那样孙黄二人只会捣乱，不懂建设。他们之所以奋起抗争，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北方的刺激。
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指派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为全权代表，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代表进行谈判，至次日凌晨，终于达成总额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
根据这个合同，借款的主要用途为四大方面一是整顿和建设“中华民国”行政机构，毕竟这个新政府刚刚创建，有一系列事情要做二是支付结束南京临时政府（主要是遣散南方军队）所需的款项三是偿还前清积欠的外债和赔款，因为“中华民国”是清朝的法律继承者，这是“中华民国”应该履行的法律义务四是履行南北妥协时“中华民国”对清室优待条件中的承诺。一百多年后，实事求是地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百废待兴，这笔借款并不容易达成，却非常有用而且必要。
从这笔款项的四个用途看，主要是要解决辛亥革命的遗留问题，特别是结束南京临时政府重建一个统一政府的问题。其实最先想到借款的，还是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只是五国银行团不太愿意与南京临时政府打交道，所以还是等到袁世凯政府成立，谈判方才有机会开始。
假如不发生宋案，国民党对这个借款合同不是同意而是期待。现在宋案发生，一切都不一样了。尽管袁世凯政府反复解释此款项的用途并没有变化，一定还会优先解决南京临时政府善后事宜，最大限度合理遣散那些已经用不到的军队，但袁世凯政府的解释无法说服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他们将善后借款与宋案合并在一起考虑，以为善后大借款是个阴谋，是袁世凯个人欲望的大暴露，袁要以国家的名义扩充其私人的北洋军队，准备与国民党人彻底翻脸，进行武力镇压。基于这种担心，孙中山、黄兴以及具有国民党身份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和安徽都督柏文蔚一致通电，一方面反对善后大借款，一方面要求严究宋案主凶，暗示宋案与袁世凯有着直接关系，善后大借款是个大阴谋。
在大家都有诚意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好说。几个月之前，孙中山还在不厌其烦地劝说各位同志相信袁世凯，现在则到处指责袁世凯不可信。从天使到魔鬼，这在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那里无须转折和铺垫。国民党下决心武装抗争、武装反袁，阻止袁世凯在独裁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是孙中山的说法。而袁世凯好像此时也有点失去理智，以为孙中山、黄兴等人太过分，反复声明假如孙中山、黄兴和国民党胆敢起兵闹事，扰乱政治和社会，那么他必将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出兵讨伐，绝不客气。政局危机越来越不可收拾。
居间调停南北
在南北纷争日趋严重时，章太炎并没有坚定地站在南方国民党人的立场上，当然也没有站在袁世凯的立场上，他似乎对南北双方都有点儿不满意，都有点儿看不上。章太炎能够看上的只有黎元洪，所以他在南北纷争日趋紧张的日子里，只愿意与黎元洪保持一致，甚至愿意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努力调解南北纷争，希望双方都不要诉诸武力，还是回到国会中和平解决。
当南北分歧越来越严重，调解无望时，章太炎的方案也在变化，以为既然纷争不可调解了，那么就尽量保全大局吧！为了大局与和平，章太炎请求大总统袁世凯退位，并声明不再出面竞选总统，像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一样，退居民间。这是对北方的要求和期待。
对于南方，章太炎也多有批评，希望南方还是要采用和平方式，不要擅自用兵。当然，不管怎么说，南方毕竟处于在野弱势地位，章太炎的批评矛头主要还是对着北方，想法运动各方面力量迫使袁世凯下野，善意地期待以袁世凯下台换取大局和平。
章太炎的思路或许是一个解决方向。如果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遇到宋教仁案这样一时说不清、道不明的突发事件，有牵连的行政负责人或许会自动辞职，化解危机。政治家就要有政治家的担当。然而中国刚刚走上民主道路，袁世凯自信宋案和他无关，因而没有辞职的必要。如果仅仅为了避嫌，他周围的那些既得利益者也无论如何不会让袁世凯这样做。于是，和平的劝说不可能奏效，还必须另想办法。
在当时的政治领袖中，既然袁世凯不行了，孙中山也不在章太炎的考虑范围，能被他看上眼的，也就只有一直居住在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了。于是，章太炎从上海专程前往武昌，希望黎元洪能够以廓然大公之心，出面参与竞争大总统，以此拯救国家危亡，拯救刚刚诞生的共和国。
黎元洪在人品上或许像章太炎所恭维的那样，为一忠厚长者。然而，正因为这个品格，黎元洪清楚自己根本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尽管章太炎在武昌盘桓了二十多天，说了很多话，但黎元洪始终不敢就此明确表态。即便被逼到最后，黎元洪也只是建议章太炎不妨趁着进京接受“勋二位”的机会劝劝袁世凯，袁公如果能够听进去谏言，也就不必大事更张，另选总统了假如袁公执意不听，那就再按章太炎的意思办。
有了黎元洪这个态度，章太炎于5月28日抵达北京，准备近距离观察袁世凯的态度，也准备正面尝试着调解南北纷争。在与袁世凯会面或面向报界时，章太炎一再强调南北纷争更多地来自误会，南方国民党、孙中山对政府施政方针有所不满，但绝对不是截然反对，更不是谋反叛乱。这是站在南方立场上说给袁世凯听。
至于政府施政方针和施政效果，章太炎认为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不应回避。政府将内部纷争作为敌对势力去打压，甚至准备用武力去对付，去剿灭，显然是不对的。章太炎指出，袁大总统的长处在军事、外交两个方面，政府应该在这两个方面多用力，要用武力去抵御沙俄对外蒙古的威胁，要用外交去维系外蒙古不被沙俄掠取。
在北京的那些天，章太炎日趋失望，越来越觉得南北纷争和平解决的可能性相当渺茫。对于北方，对于袁世凯，章太炎觉得只有任其跳梁，他们终将自杀，有个三五年时间，或许能够从黑暗到光明对于南方国民党人，章太炎有了更多期待，希望他们团结起来，合力监督政府，或者南方各省将被打烂，但黑暗到了极端，或许会出现新机。
历史发展不幸被章太炎言中。袁世凯自以为不是宋案主谋，自以为居于道义和正当地位，所以面对南方的反对，不愿妥协，不愿让步，反而步步紧逼，挑起事端，相继罢免李烈钧、胡汉民等人的都督职务，逼迫国民党人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于是有了“二次革命”。
民国囚徒
“二次革命”爆发后，章太炎迅即发布宣言，号召各地共同起兵讨袁。只是他也没有坚定地站在孙中山、黄兴一边，他期望黎元洪此时能够借机大胆站出来，利用由统一党改组的共和党开辟第三条道路，既抛弃北方的袁世凯，也不要南方的孙中山。
然而，民国元勋黎元洪并没有按照章太炎的思路去行动。孙中山纠集的“二次革命”主力，也不过是一批乌合之众，一触即溃。“二次革命”很快失败，孙中山、黄兴等流亡国外。
章太炎自认为没有参与孙中山、黄兴的“二次革命”武力倒袁，不过是在这个事件中发布了几个宣言。他反对袁世凯的一些做法，但自认与孙、黄有别，所以在“二次革命”结束后，章太炎并没有选择流亡。
确实，章太炎不是“二次革命”的发起者，但他用自己的文字反袁也是事实。更严重的是，他的共和党只是在为黎元洪抬轿。因此，在袁世凯的幕僚看来，章太炎不愿离开中国流亡海外，但谁也无法保证这个“章疯子”什么时候犯病，什么时候发作。于是，章太炎极端讨厌的“佞臣”之一陈宧向袁世凯献策，说为防患于未然，应该将章太炎管制起来。陈宧对章太炎非常了解，他以“二次革命”后政治形势急剧变化为由，邀请章太炎以共和党党魁的身份前往北京。
章太炎是个坦诚磊落的人，收到陈宧的电报后并没有多想，认为自己有责任前往北京主持共和党党务。共和党是民国政治架构中的合法政党，甚至被认为是“准总统党”，所以他根本想不到此次北上会有风险，会有小人对他使阴谋。他认为，“二次革命”的结果对孙中山、黄兴等人来说未免有点太惨了，但“中华民国”的政治气候或许会因为排除了这些暴力反抗者而变得温和起来。果如此，民国政治毕竟是政党政治，那么在未来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一定会有所作为。
1913年8月11日晨，章太炎兴冲冲地抵达北京，迅即入住化石桥附近的共和党总部。这个地点大约在现在的西交民巷一带。
刚刚住下来的章太炎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任何政治活动，就发现自己和共和党总部已被警方控制起来了。警方的理由是章太炎参与了“内乱”。不过，警方秉承袁世凯命令，也没有过分为难章太炎。袁世凯希望章太炎在此后的政治活动中能够站在政府一边，无奈章太炎根本不吃这一套。就这样，章太炎被袁世凯莫名其妙地软禁在北京了。
章太炎没有料到，袁世凯竟然将自己扣在北京软禁了三年之久。三年中，章太炎软磨硬泡，装疯卖傻，大闹过，大骂过，但就是冲不出军警的包围。到了后来，章太炎几乎彻底失望，自杀，绝食，抗争，什么样的手段都使了，依然无法逃脱。章太炎真的心灰意冷了，死也死不了，出也出不去，只有几个弟子找他聊聊学问，三年就这样荒废过去了。
章太炎的1913年，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标杆。他在年初毫无保留地拥戴袁世凯，“二次革命”时有选择地中立，然后下半年被袁世凯莫名囚禁。一个发明了“中华民国”名号的人，一个真正的民国缔造者，竟然在1913年成为“民国囚徒”。“非袁莫属”已成过去，中国政治的新路在哪里？各方面必须重新思考。
梅光迪与胡适五四”新文化的发生
“五四”新文化运动原本集结了左、中、右各色人等。对于文学，这些参与者都有一个应该改良的共识，唯一的差别只是如何改。然而等到“后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等人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统，一切与其意见不符的人，差不多都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这显然不对。比如梅光迪，就不像胡适以及许多研究者所描述的那样冥顽不化，固执己见。
梅光迪是胡适的安徽同乡，字迪生，一字觐庄，宣城望族梅氏后人，生于1890年，比胡适长一岁，与胡适差不多同时赴美留学，师从哈佛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专攻英美文学。
胡适与梅光迪专业相近，他们也已经相互认识一段时间了。尽管二人不在一个学校，但通过书信往来，不时交换对学术问题的看法，并在很多方面拥有共同的兴趣。
共同的兴趣并不意味着意见趋同。恰恰相反，共同的兴趣让这些自以为饱学的年轻一代更容易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甚至刻意表达反对意见，以为诤友。
由于早期比较特殊的经历、人脉关系以及知识训练，胡适比较早地意识到中国文学、文字需要改革，否则很难适应传播现代文明的现实需求。据胡适后来回忆，大约在1915年初，他对这些问题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对他造成直接影响的人是清华学生监督处书记钟文鳌。钟文鳌是一个基督徒，深受传教士和青年会的影响。他在每月给在美各地官费留学生寄发经费时，总是夹寄有关社会改革的宣传单。这种宣传单有各种花样，大致内容不外乎不满二十五岁不娶妻废除汉字，取用字母多种树，种树有益。
钟文鳌的热心宣传并没有在留学生中引起什么波澜，甚至许多学生不满他这种青年会的宣传办法，更不满他滥用职权。终于有一天，钟文鳌在宣传单中说中国应该改用字母拼音，理由就是方块字太难，要普及教育，非有字母不可。
胡适原本是一个热心社会改良、社会改造的人，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能容忍钟文鳌的这种热心与虔诚。当他又一次收到钟文鳌寄来的汉字改革宣传单时，突然动怒写了一封信回敬，大意是指责钟文鳌这种不通汉文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要想谈这个问题，就必须先下几年工夫，把汉文弄通了，那时才有资格谈汉字是不是应该废除。
这种高人一等的盛气凌人不是胡适的风格，所以信寄出后，胡适就感到后悔。不过，由此也引起胡适另一层反省，既然指责别人不够讨论的资格，那么自己是否够资格呢？如果自己够资格，为什么不用点心思去研究这个问题呢？
有了这层反省，胡适就和他的好友赵元任商量，希望将“中国文字的问题”列入当年美东中国学生会“文学科学研究部”年会的主题，由胡适与赵元任分做两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二、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商量的结果，前一篇由胡适负责，后一篇由赵元任分担。赵元任后来觉得一篇论文说不清，于是连做了几篇长文，论证中国文字可以采用音标拼音，力主中国文字改革的方向就是汉字拼音化、罗马化。所以，赵元任后来就成为中国文字改革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人物。
胡适的论文大致有这样几层意思。
一、汉字是否真的阻碍了文明的传播，不利于教授？
二、汉字之所以不易于普及，其原因不在文字本身，而在教授方法的不完善。
三、旧的教授方法之弊有以下几点
1.根据自己早年接受教育的经验，胡适认为，汉字乃是半死的文字，不当以教授活文字的方法进行。这里的所谓“活文字”，即是指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文、法文，如中国的白话文而“死文字”，则是指希腊文、拉丁文等非日用文字。所谓“半死的文字”，就是说其中还有一些日用成分在，如“犬”字是已死之字，而“狗”字仍是活字“乘马”是死语，而“骑马”是活语。旧的汉字教授方法不明此意，以为“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所以胡适建议汉语教学应该像教授外国文一样，须用翻译的方法，将死文字翻译成活文字，像旧教育中的“讲书”，要让学生充分理解死文字的活意义。
2.汉字是一种视官（视觉）的文字，非听官（听觉）的文字。凡一字有二义一为其声，一为其义。无论何种文字，皆不能同时兼及声义两个方面。字母文字能传其声，不能达其意象形、会意的文字，但能达意而不能传其声。汉字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步失去象形、会意、指事的特长，而教授者并不明白这一道理，于是使中国文字既不能传声，又不能达意。所以胡适建议，中国文字教学中应该加强字源学的研究，当以古体和今体同列教科书，让学生先学象形指事之字，再学会意、形声之字。后来的小学语文教学似乎真的循着这个方法进行。
3.受《马氏文通》的启发和学习英语的经验教训，胡适认为中国文字本有文法，这是学习文字语言的捷径，所以他建议将汉字文法学列为汉语教学的科目。
4.胡适指出，中国人向来不用文字符号，致使文字不容易普及而文法又不研究，不讲究，遂使学习汉字成为相当困难的事。所以今后应该加强文字符号的研究和运用，以求文法明显易解以及意义确定不易。那几年，胡适正热心为中国文字创造种种标点符号，期待以标点符号弥补汉字在表意、文法方面的不足，以方便文字的学习和使用。应该说，标点符号的创造和推行，是胡适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巨大贡献。
按照胡适自己的说法，他并不反对汉字拼音化，但他的历史训练使他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使他觉得汉字的拼音化可能并不那么乐观，并不那么容易推行。汉字终究是庞大中国内部联系的纽带，终究不可能被废弃而选择一种拼音文字。不过，他那时也没有想到白话文完全可以替代文言，所以胡适当时能够想到的就是根据自己早年接受教育的经验，改良文言的教授方法，使汉文比较容易教授，容易掌握。
钟文鳌的刺激使胡适意识到中国文字可能并不像近代以来许多维新志士所期待的那样，可以通过拼音化改变难学的困境，以提升文化普及的速度和程度。中国文字的未来出路究竟何在，胡适也没有明白的方案。只是他在1915年的夏天，确实意识到中国文字可能分为死的和活的两个方面，白话是活文字，文言是死文字。
那年暑假，胡适的朋友任鸿隽、梅光迪、杨杏佛、唐钺等正在纽约附近的小镇“绮色佳”（Ithaca）康奈尔大学度假。胡适的观点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也引起了他们的争论。梅光迪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胡适的判断，以为中国文字是半死或全死的。他的驳斥引起了胡适的反省，往复论战也使他们的观点越走越远。梅光迪越辩越趋于保守，而胡适在防守中也就越来越趋于激进。
胡适与梅光迪的争论逐步从文字问题转向文学，涉及中国文学的存废等大是大非问题。这是一个巨大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胡适常常表达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的意思，“文学革命”的口号就在那个夏天由这样几个青年在异国他乡乱谈出来了。
9月17日，梅光迪将赴哈佛，胡适做了一首长诗送行。诗中有两段很大胆的宣言“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仗马棰，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拟。梅生梅生毋自鄙！作歌今送梅生行，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重轻。”
在这首诗里，胡适第一次使用了“文学革命”。胡适坚信，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创作，由唐诗变为宋词，并没有什么玄妙的道理，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而已，更近于说话。近代诗人喜欢做宋诗，其实他们并不明白宋诗的长处在哪里。宋朝大诗人的绝大贡献，只在打破六朝以来的声律束缚，努力造成一种近乎说话的新诗体。胡适此时的主张，显然受到宋诗的深刻影响，所以格外强调“要须作诗如作文”，反对任何方式的“琢镂粉饰”，以为琢镂粉饰只会导致“元气”的丧失，并不是诗的最高境界。
如果延续《诗经》、汉赋、六朝诗，特别是唐诗、宋词、元曲的理路进行考量，我们应该承认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以及胡适的“要须作诗如作文”思想的合理性。这既符合进化的观念，也是历史发展的事实。文学为人的心声，文学在反映心声的时候，不可能反复琢磨、雕琢，而是脱口而出，直率表达。然而这种文学理念无论如何不能被梅光迪接受，他在忙过了开学之初的功课后，遂于1916年春致信胡适，表达自己的不满，以为诗文截然两途，自古依然。“诗之文字”（poetic?diction）与“文之文字”（prose?diction）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所以中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若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则诗界革命不成问题。中国诗界现在之所以需要革命，在诗家为古人奴婢，无古人学术怀抱，而只知效其形式，故其结果只见有“琢镂粉饰”，不见有真诗，且此古人之形式为后人抄袭，陈陈相因，至今已腐烂不堪，其病不仅在古人之“琢镂粉饰”。
在梅光迪等朋友的反复刺激下，胡适的思想在1916年春天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起了根本的觉悟。他曾经想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与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
直到这个时候，胡适才认为他将中国文学史的本质看明白了，终于认清从宋儒的白话语录，到元明时期的白话戏剧和白话小说这类俗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文学，代表着中国文学革命自然发展的趋势。也直到这个时候，胡适才坦率地承认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文学革命不是别的，只是用白话去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去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
1916年3月，胡适在写给梅光迪的信中简略梳理了自己的思路和新见解，指出宋元白话文学的重要价值。梅光迪究竟是研究过西洋文学史的人，他在回信中表示很赞成胡适的意见，以为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且唯非经一番大战争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这种攻击不仅无损我辈主张的价值，反而在无意中扩大了我辈的影响。
这封信当然使胡适激动不已，毕竟先前竭力反对他的梅光迪以“我辈”自居，以新派自居，以反对旧派文家攻击讪笑为己任。这不能不使胡适狂喜，更坚定了他对中国文学史的认知和对文学革命的信心。4月5日，胡适充满激情与自信地写下自己的心得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
文亦遭几许革命矣。孔子以前无论矣。孔子至于秦汉，中国文体始臻完备，议论如墨翟、孟轲、韩非，说理如公孙龙、荀卿、庄周，记事如左氏、司马迁，皆不朽之文也。六朝之文亦有绝妙之作，如吾所记沈休文、范缜形神之辩，及何晏、王弼诸人说理之作，都有可观者。然其时骈俪之体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见长，文法遂衰。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一洗六朝人骈俪纤巧之习。此亦一革命也。唐代文学革命巨子不仅韩氏一人。初唐之小说家，皆革命功臣也（诗中如李、杜、韩、孟，皆革命家也）。古文一派至今为散文正宗，然宋人谈哲理者似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以俚语说理记事。……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说，此体始臻极盛。……
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倘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诸文人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必已为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但丁（Dante）之创意大利文，却叟（Chaucer）之创英吉利文，马丁·路德（Martin?Luther）之创德意志文，未足独有千古矣。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今日之文学，独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诸公之小说可称“活文学”耳。
从此以后，胡适觉得已从中国文学演变的历史中找到了中国文学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他更加自信这条路是不错的。这个心迹还可见于他在那几天后所作的《沁园春·誓诗》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这首词下半阕的口气当然是很狂的。胡适稍后也有不安，一再修改，到第三次修改时，就将含有“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的这段文字改写成
文章要有神思，到琢句雕词意已卑。定不师秦七，不师黄九，但求似我，何效人为？语必由衷，言须有物，此意寻常当告谁？从今后，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
此次改定后，胡适还写了这样一段自跋“吾国文学大病有三一曰无病而呻……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无物……”
胡适作词，专攻此“三弊”，同时遵循此前提出的作文三原则言之有物、讲文法、不避“文的文字”，共有六条。而言之有物与杜绝言之无物大意相同，除此一条，还有五条。这五条概括表明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思路大致定型。
吴虞的先见与陋见
“五四”百年，可提及的人物很多，但最不能忘记的无疑应该有最先且最有力向孔子发难的“老英雄”吴虞。他曾被胡适誉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
吴虞对五四运动，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就是比较系统地清算了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从学术上、理论上证明陈独秀“孔子之道不合乎现代生活”的判断。当然，吴虞的论证，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是基于其个体经验对儒家伦理、孔孟之道的控诉。可以这样说，没有吴虞，就没有“全盘反传统”没有“全盘反传统”，也就没有稍后的“新儒学”。历史的因果关联，在这里表现得最明显。
吴虞，字又陵，号爱智，生于1872年，早岁肄业于成都尊经书院，追随今文经学大师廖平研经又从名儒吴之英习诗文。吴虞早年就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隐居乡下，即怀有“非儒”之论。但是，如果不是发生了甲午战争，不是甲午战败，他必将和他的师长前辈一样在科举体制内跋涉，尽管他也具有青年知识人共有的反叛意识。
廖季平：《骈文读本序》，《蜀报》第1年第2期，1910年9月。赵清、郑城编：《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第141页。
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一大转折，也使知识人不得不参与知识更新。中国的失败，让人们清醒地意识到，科举必将成为往事，旧知识不足以救国，也不足以谋生，新知识渐次成为中国知识阶层的追求。吴虞也由此开始“兼求新学”，倾心于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不顾鄙笑，搜访弃藏，博稽深览，十年如一日”，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 并于1905年加入东渡日本的留学大军，入东京法政大学，与同时代大多数新潮人物如杨度、李大钊等同一路径。“习其政法，廿年来所讲学术，划然悬绝”。
新知识的增长，让吴虞早年即已闪现的激进思想更加激进。1906年，吴虞在日本作《中夜不寐偶成八首》，声言“孔尼空好礼，摩罕独能兵。遘祸庸奴少，违时处士轻。最怜平等义，耶佛墨同情”。取径耶佛墨，看轻孔儒摩，似乎渐渐成型。
那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又用十年时间，相继打败欧亚两大帝国俄国与中国，国势达到了历史全盛期。但是，日本此时还面临着来自欧美的压力，因而对中国的任何进步，都抱着乐观其成的态度，所以那时来日本研习法政的清国学子对日本的印象并不太坏。日本教育界也为这些青年人开办了许多更合宜的补习班、速成班花费少，时间短，收效著，所以这批学生不似那时前后留学欧美的，动辄停留十年、八年。到1907年，满打满算不过两年，吴虞就学成归国，先后担任成都府立中学国文教员、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教习，迅即成为四川，尤其是成都地区的知名青年才俊，一度出任《醒群报》主编。
青木正儿：《吴虞底儒教破坏论》，载《吴虞集》，第479页。《读〈管子〉感言以祝〈蜀报〉》，载《吴虞集》，第11页。
此时的吴虞，一方面从事新教育，另一方面继续以所学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反孔非儒”，“大与时俗乖忤”，“愈觉悟儒家之非，其间每有所感，就托意于诗文”。 吴虞认为，“中国自秦以来，以愚黔首为上策”，这一基于儒家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统治路线，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中国千百年来最大的失误，恐怕只在于没有造成“完全之国民”，政府政策虽有时“适乎时势之需要，而一国人民之智识能力，不足以应之”。就拿共和制度来说吧，如中国“单简之社会，则无以造完全之学人蕞尔之国民，则难以建共和之大国也”。任何社会制度的选择，均应与该社会民众的一般智识水平相一致。“其民愈智者，其国愈尊其教愈博者，其化愈优”。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似乎不在君主立宪或共和民主之间的选择，其要在于提高民众的觉悟，“祛壅塞扞格之弊，若手臂之相为用，而后可以收富强之效”。 这样，吴虞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得出了和严复、梁启超等人同样的结论，即当开民智。
《辨孟子辟杨墨之非》，载《吴虞集》，第14页。
严复、梁启超的所谓“开民智”，是立足于提高民众文化素质而吴虞则是以开民智为前提，对千百年来的统治思想儒家文化进行严厉的批判和攻击。他指出，天下大患有两个最致命的问题，一是君主专制，一是教主专制。“君主之专制，钤束人之言论教主之专制，禁锢人之思想。君主之专制，极于秦始皇之焚书坑儒，汉武帝之罢黜百家教主之专制，极于孔子之诛少正卯，孟子之辟杨、墨。”一个国家的学术思想状况，犹如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没有新思想和新言论，国家便无从兴盛，“盖辩论愈多，学派愈杂，则竞争不已，而折衷之说出，于是真理益明，智识益进，遂成为灿烂庄严之世界焉。故知专制者，乃败坏个人品性之一大毒药也。夫与己不同道，则诋为异端，詈为邪说，不以为非圣无法，即以为叛道离经，斯诚社会之污点，学术家之深耻也。而儒家则不惮而恒蹈之”。如孟子之攻击杨、墨，也只是门户意气之私见，而实未窥见杨、墨学说的真实用意，“有入室操戈，扼吭拊背之胜算也”。 因此，吴虞向往“思想自由之风潮”。
假如吴虞继续在成都教书育人办报，传道授业解惑，经若干年，也许会成为廖平、吴之英那样的大儒。凭借他思想的异端性、创造野心，吴虞也一定会像他的老师廖平那样开山立宗，雄踞西南学界。然而个人经历、机遇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1910年，吴虞和他父亲发生剧烈冲突，遂由此改变其思想性格，甚至其人生道路。
吴虞的思想是“非儒”的，是排斥儒家伦理的。他后来的个人生活极为不检点，与其父亲的冲突也是因为伦理的冲突。
事情的大略是，吴虞的父亲看上了一个寡妇，吴虞的母亲为此很生气，且郁郁而终。吴虞的父亲没有对妻子的不幸早逝表示悲伤，反而迅速迎娶了这个小寡妇，并叮嘱吴虞等子女，事后母如亲生。在儒家伦理中，在传统社会中，这样的事情并不是问题，纳妾也是古代中国男人的权力，不被当作荒淫，而被认为具有传宗接代，至少是增加劳动力的作用。但此时的中国，传统在消解，新思想、新伦理在萌生。于是，吴虞对母亲去世前后他父亲的言行举止极为反感，极为愤怒。父子两人由口角进而动手。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一旦儿子打了老子，舆论、习惯自然都不会宽容儿子。更令人称奇的是，吴虞的父亲在忍无可忍后决意闹大，一张状纸将吴虞告上了法庭。舆论斥责吴虞为“非理非法”的逆子，四川省教育总会甚至为此做出一个荒唐的决议，将吴虞逐出教育界。
吴虞当然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1910年11月，吴虞发表《家庭苦趣》一文，不仅揭露了乃父的行为，而且认识到其父的行为“亦孔教之力使然”，进一步坚定了他对儒家伦理的批判态度。他指出，在儒家精神的影响下，“中国偏于伦理一方，而法律亦根据一方之伦理以为规定，于是为人子者，无权利之可言，惟负无穷之义务。而家庭之沉郁黑暗，十室而九，人民之精神志趣，半皆消磨沦落极热严酷深刻习惯之中，无复有激昂发越之概。其社会安能发达，其国家安能强盛乎？”正是这种强烈而又直接的刺激，使吴虞对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的家族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清算。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载《吴虞集》，第63页。
吴虞认为，中国之所以两千年来“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能前进。推原其故，实家族制度为之梗也”。家族制度强调贵贱等级，推崇忠孝节义，把孝的观念推而广之，用之于整个社会。它看重的不是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而是先天性的不平等。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分析”，儒家以“孝悌”二字为基本精神的伦理观念也“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