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勒斯：一种癔症
拿破仑帝国中的共济会
我们不知道拿破仑·波拿巴是否加入过共济会。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应该是在1798年或1799年，他还是波拿巴将军的时候。当时，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已经结束，共济会正在恢复元气，只是处于警方密切监控下，尚不确定未来的路该怎么走。1799年11月，拿破仑发动政变成功夺权。1804年，他宣布自己为皇帝。此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他之前的许多统治者都曾面临过的选择：他应该容许共济会存在，还是该查禁它？他另辟蹊径，选择招安，让它为自己服务。法国共济会曾凭借近乎为所欲为的自由精神探索苏格兰礼中的奥秘，如今却蜕变成了独裁政权的工具。
拿破仑的帝国当然是独裁的，但皇帝本人并不保守：无论波拿巴征服了哪里，他都努力建立一个像他在法国创建的国家机器。他的首要目标是给他不断征战所需的庞大军队提供支持。他的新型行政管理模式吸纳了各种各样的新奇事物，从法典和警察机关，到公制度量单位和门牌号码，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它是集中化、标准化的，由专业人员而不是贵族官吏管理。在法国本土及其征服的土地上，行政人员和军官群体逐渐演变为一个专门管理国家的阶级：这些人自豪地认为，他们就像皇帝一样，不是因为出身，而是因为自己拥有天资才获得了当前的职位。
拿破仑的官僚和士兵需要建立人际网络，共济会满足了这一需求。1803年，尽管加入共济会的时间仅有两年，拿破仑的妹夫若阿尚·缪拉（Joachim Murat）还是被选为法兰西大东方的首席高级督导员。1804年，也就是拿破仑给自己加冕为皇帝的那一年，他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被任命为大东方的总会长，像令人敬畏的警务大臣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这类高级官员则被委以要职。就连皇后约瑟芬（Josephine）也加入了共济会。事实上，在波拿巴家族中，她在共济会中的资历最老：她是1792年在斯特拉斯堡的一个接纳会会所入会的。1805年，作为皇后，她回到斯特拉斯堡主持该市举办的一项活动。她拜访了自己的母会所，在那里她为自己的一名侍女举行了入会仪式。这是一次公开活动，现场有人记述了当时的情形：“也许从来没有一个接纳会会所如此风光过，整个城市都参加了共济会的庄严仪式。”法国共济会以全新的、驯服的形式蓬勃发展起来——尤其是特别有益于建立团队精神的军队会所。1802年全法国仅有14个会所，但在1806年时已急剧增加到了624个。正当大革命撕毁了以贵族为中心的互惠关系网之时，共济会为那些寻求建立有用人脉的人提供了一个让他们如鱼得水的平台。与此同时，共济会会所也成了膜拜皇帝的殿堂，以及警方求之不得的线人库。
在拿破仑退出历史舞台很久之后，他的治国方略仍旧影响着欧洲社会。甚至他的敌人英国，也感受到了他推行的改革的影响。法语赋予英语中一个原意为“道路”或“路线”的旧词以全新的含义：职业/生涯（career）。共济会在19世纪国家的军人和平民职业群体中颇受青睐。
接下来几页的内容涉及拿破仑的帝国体系，其中包括经他驯服的共济会被强加给那不勒斯王国时发生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许多事，唯独没有他所期望的臣服景象。共济会被抛入了一个复杂的旋涡，混杂其间的有警察、间谍和双重间谍，爱国者、阴谋者和革命者，狂热分子、强盗和恶棍。法国大革命之后，共济会形式的政治社团出现在欧洲许多动荡不安的区域，其中包括“爱尔兰人联合会”、以解放希腊为目标的秘密组织“友谊社”和俄国革命组织“十二月党人”。然而，说起人们热衷于秘密结社的疯狂程度，没有哪个地方能比得上意大利南部地区。有位官员曾不无绝望地指出，这是一种“完全吞噬了众人的癔症”。
总会长若阿尚·缪拉
法国大革命导致意大利南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798年末，波旁王朝的费迪南国王面对法国的进攻，逃离了那不勒斯王国首都那不勒斯。翌年年初，一个共和国在那不勒斯成立：它受法国军队支持，但由热爱自由、平等和博爱的那不勒斯知识分子领导。几个月之内，法国军队撤出，共和国在一场血腥暴乱中被推翻，给人们留下了痛苦的回忆。费迪南又坐回了他的王座。
1806年，面对法国大兵压境，费迪南再次出逃。他跑到西西里岛避难——这片领地得到了英国皇家海军的保护。意大利南部成为拿破仑帝国的一部分，并由两位法国国王统治，也就是在法国主导了皇帝驯化共济会的那两位人物。皇帝的哥哥约瑟夫先被派去当那不勒斯王国的国王。两年后，约瑟夫离任去西班牙当国王，接替他的是拿破仑的妹夫同时也是他手下胆识过人的骑兵指挥官若阿尚·缪拉。
1808年9月6日，若阿尚第一次骑马进入那不勒斯，他那张英俊的脸上满是信心满满的微笑。遵照拿破仑的意愿，他没有穿成国王的模样，而是一身华丽的骑兵制服。那不勒斯人很快就从服装的选择上看出了端倪：他们的新统治者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位威风凛凛的军人。意大利南部将发挥其应有的重要功能，即向皇帝的战争机器输送现金、兵员和物资。
缪拉特制的全套军装将成为他统治时期的一个标志，昭示他认为当地人会钦佩不已的飒爽英姿。1811年，在他权势熏天时，他命人给自己画了一幅肖像。这幅作品让人只要看一眼就终生难忘。无论是在远景中维苏威火山喷出浓烟的景象，还是近景中缪拉那匹歇斯底里地扬起前蹄的坐骑，都无法抓住观者的眼球。看到这幅画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紧盯着他那身衣服。一张完整的虎皮铺在本该安放马鞍的位置。国王穿着一双尖头红靴、一条紧腰杏黄色裤，裤腿上有着两道红色条纹。他胸前挂满了勋章和绶带，说它们具备了防弹功能都不过分。他头戴丝质的有檐平顶的筒状军帽，尽管它侧面摆动着沉重的白银流苏，正面装饰着一大团白色羽毛，这顶硕大的军帽仍能在他浓密的黑色卷发上保持平衡。
形象塑造并不是缪拉政府的唯一工具。就如同在法国一样，共济会将是这个波拿巴派独裁政权的支柱。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共济会或多或少被意大利政府容忍。在法国大革命将颠覆的恐惧传遍欧洲之后，共济会被禁止并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但在拿破仑时代的意大利，它变成了半官方的组织。1806年，在约瑟夫·波拿巴登上意大利南部的王位的同时，当选那不勒斯大东方——这个新成立的最高监管机构，与意大利北部的类似机构相关联，法国人在那里行使控制权的时间更久一些——总会长。1808年，若阿尚·缪拉接管了约瑟夫在共济会的高级职位，并任命高级政府官员领导意大利南部的会所，从而完成了将共济会纳入拿破仑王朝的工作。缪拉手下的许多高级官员都出任过总会长。
然而，那不勒斯的拿破仑共济会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缪拉早在去那里度过第一个冬天时，就写信给皇帝，警告说共济会的会所正被图谋不轨者当作“联络处”。反对拿破仑统治意大利的共济会或诸如此类的秘密社团并不鲜见。在1790年代后期，被占领的意大利北部就出现了反法兄弟会，如“黑色联盟”（Lega Nera）和“光芒会”（Raggi）等。1800年后，更多的秘密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如“阿德菲党”（Adelfi，古希腊语“兄弟”之意）、归尓甫派（Guelfi，借用中世纪意大利支持教宗的宗派之名）、“黑别针党”（Spilla Nera）、“坚定派”（Decisi）等。许多共济会会员对法国政府干涉他们珍视的仪式感到不满。一些人对他们的土地被外国占领感到痛心，便在隐秘的会所里聚集发泄不满；或者仿照共济会，组建具有政治目的的兄弟会。但是这里同时也在发生一些更值得注意的事情。虽说法国的入侵征服并羞辱了意大利半岛的人民，但与此同时，法国人也将这里的人们统一在了单一权威之下，并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注入当地文化当中。结果，史无前例地，一个政治上统一的意大利有望实现了！缪拉安插在兄弟会中的暗探偶然发现意大利人的民族认同感正在悄然生长。共济会会员是感受到它并为之热血沸腾的第一批人。缪拉在写给拿破仑的信中警告说：“我再告诉您一次，陛下，他们一心想的是统一整个意大利。”
在缪拉治下，共济会从一开始就感受到了相互对立的政治势力在暗中较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较量会形成更加复杂的局面。缪拉本人也越来越反感拿破仑对他指手画脚，想要寻求更大的自主权。
1811年6月24日，为庆祝圣约翰节，他主持了一次盛大的共济会午餐，招待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名兄弟。引人注目的是，这场盛宴是在巴洛克建筑风格、富丽堂皇的圣阿波斯托利（Santi Apostoli）修道院举行的。就在前不久，缪拉废除了许多宗教派别，并借此驱逐了这座修道院里的天主教基廷会（Theatine）修士。可惜没有任何留下来的记录显示，他曾穿着超出常规的共济会礼服。
那天，在一直坚持到午餐结束，享用了最后一道咖啡、冰激凌和玫瑰露酒的共济会会员中，有一些是在拿破仑政府和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意大利人，也是缪拉的重要政治支持者。自然，为缪拉政府工作的当地人处境有些微妙，毕竟他们的权力来自一个外国侵略者。然而，这些人中有不少改革派，他们喜欢该政权在意大利南方社会中推行启蒙运动思潮，比如废除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封建特权，教会土地私有化，引进人才，为政府注入新鲜血液。法国的统治给了许多兄弟发挥作用的机会，允许他们按照自己在会所中培养起来的理性理想来实现祖国的现代化。甚至有人希望缪拉的现代政权能为最终建立一个统一、民主的意大利铺平道路。在缪拉政府中供职的一些意大利人原是北方的反法国秘密社团成员，他们在拿破仑占领南方后才加入了这边的政府。假如缪拉想要淡化与巴黎的关系，并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的首脑，这些激进分子很可能会积极追随他。
意大利南部共济会会所积聚起的麻烦，在起决定性作用的1812年才会全部暴露出来。那年夏天，拿破仑的60万大军向俄国挺进。缪拉一如既往地站在皇帝一边。到了同年12月，这支饥寒交迫的大军几近全军覆没。皇帝的权威因此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他回到了巴黎，将大军残部交由缪拉指挥。
在那不勒斯，人们开始思考一旦帝国崩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在那一刻，共济会出现了一个危险的新变种。1812年12月，若阿尚·缪拉还在波兰的时候，他在那不勒斯的大臣们开会并通过了一项专门针对一个新兴的秘密社团的政策，这个社团崇尚的理念带有显而易见的共济会印记：兄弟情、誓言、仪式、符号，当然还有秘密。成员自称“烧炭党人”（Carbonari），而不是“自由石匠”。
烧炭党比以往任何一个秘密社团都难对付。他们互称“好堂（表）兄弟”，而不是“兄弟”，并把他们的会所称为“小卖场”（Vendite）——原指森林中的空旷地，伐木工人在此烧制并出售木炭。他们的仪式强调成员的卑微出身、对共同事业的承诺以及基督徒在苦难中的奉献。耶稣是烧炭党人知识宝库中的核心形象，这使得他们能够让意大利信奉天主教的普通民众理解并接纳他们的崇高理想。对于被拿破仑政权关闭了修道院的修道士们来说，这场运动尤其具有吸引力。首批加入烧炭党的成员中，还有一些对兄弟会屈从于法国政权不满的共济会会员。事实上，许多“小卖场”仍然附属于共济会的会所。
早期烧炭党只有两个级别。就像光明会一样，只有二级成员才有资格得知本组织的真正宗旨。该组织的真实目的是通过击败暴君和任何妨害人类自然权利的人，“清除森林中的狼”。耶稣被诠释为殉道的暴政之敌。意大利将借着一场革命实现统一，并建立一个共和国。
共济会理念在此得以新生，它的内容更加朴实，不再显得自命不凡，它的原型也更加谦卑，并在它的核心中深藏着一个全新且极其令人不安的秘密：革命。这是一种深得人心的配方。随着拿破仑在意大利的权威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烧炭党的队伍也在持续壮大。据估计，他们在意大利的人数最多时有30万至64.2万人，其中一半在南方。烧炭党注定会成为19世纪最令人谈之色变的秘密团体。
烧炭党恐怕是拿破仑政权自己造出的怪物。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皮埃尔-约瑟夫·布里奥（Pierre-Joseph Briot），是一位共济会会员和拿破仑政权的行政官员，负责管理那不勒斯的两个省，而这两个省后来成为烧炭党人活动的温床。布里奥出生于法国东部的汝拉（Jura）山区，这里是由樵夫组成的、被称为“烧炭人”（Charbonnier）的原始共济会的故乡。几乎可以肯定，意大利的烧炭党受到了他们的启发。这两个兄弟会的成员互称“好堂（表）兄弟”。他们在会场上摆放的象征性陈设也取材于樵夫的日常生活。在开会时，会议主持人面前会摆上一个十字架、一捆棍子（象征团结就有力量）和一个火炉（象征着信仰的光和热）。无论是意大利的烧炭党人，还是汝拉山区的原始烧炭人，他们都认为，原木变成木炭的过程，隐喻着人类可以通过一场炽热的变形之火得到净化。皮埃尔-约瑟夫·布里奥就是一个烧炭人，他很有可能引入了烧炭人的思想，利用共济会内部的政治分歧，在意大利创建了一个激进的秘密团体。
共济会成员皮埃尔-约瑟夫·布里奥（1771～1827年）和安东尼奥·马盖拉（1766～1850年），很可能在那不勒斯王国创立了烧炭党
几乎可以肯定，布里奥的做法得到了他的上司安东尼奥·马盖拉（Antonio Maghella）的许可，后者在1812年3月之前一直掌管着缪拉的警察和间谍网络。缪拉的妻子，皇帝的妹妹卡罗琳·波拿巴（Caroline Bonaparte），也和另外一些人一样相信马盖拉在暗中主导创建了烧炭党。马盖拉出生在热那亚附近，但现在已是法兰西帝国的公民。此人矮小、秃顶，给人一种焦躁不安又神秘莫测的感觉。他是一名共济会会员，曾在家乡忠实地为法国人服务，但许多人怀疑，他和皮埃尔-约瑟夫·布里奥一样，都赞同民主和共和政体。对马盖拉和布里奥来说，烧炭党是抗击那不勒斯王国以及缪拉政府内部保守分子的政治工具，也是向缪拉本人献上的利剑，以诱使他采取更激进的亲意大利政策。组建烧炭党还有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将潜在危险分子聚集一处，并将间谍安插其中，进而更有效地监控他们。接下来的形势发展很快就明朗了，马盖拉和布里奥开始玩一场危险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拿破仑当局毫无胜算。在拿破仑的俄国远征行动遭到惨败，地缘政治日益动荡的大背景下，新兴的秘密社团，也可以说是整个共济会的动向，持续面临着失控的风险。那不勒斯日益集权的做法招致各省反感，甚至憎恶，而在这些省立足的烧炭党自然就成了形形色色的反对派的聚集点。
烧炭党的崛起
1813年2月4日，经受了俄国暴风雪洗礼的国王若阿尚一脸铁青，在肃穆的气氛中率部返回那不勒斯。他甚至没心思装出一副凯旋的样子，以呼应他5年前首次进城时的趾高气昂。当他穿过街道时，围观的人注意到他的长鼻子两边淌下了眼泪。
王国的局势高度紧张。经济正在衰退。为资助战争而强加给该国民众的赋税远远超出了人们可以承受的水平。众人开始抵制征兵。盗匪在各省胡作非为。
同年3月初，在意大利靴子状国土“鞋尖”上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山区，驻守科森扎（Cosenza）的部队指挥官发出警报，烧炭党的秘密集会正在“滋养民主原则”。指挥官补充说，由于该市的驻军部署在别处，他无法对付可能随之而来的任何变故。
起初，缪拉似乎打算简单地杀死烧炭党的首脑，一了百了。然而，他的政府中有些头脑清醒的官员认识到，采取公开或残酷的镇压行动实为愚蠢之举。尽管许多烧炭党人是从共济会会员中招募的，但其中许多成员也来自军队的中下层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阶层。因此，或许更可取的做法是利用共济会不动声色地把“好堂（表）兄弟”们重新控制住。4月，在意大利南部各省，官员们召集已知的烧炭党领导人开会，委婉地要求他们解散。官员们解释说，既然已经有了共济会，它还得到国家的资助和保护，有什么必要再成立一个社团呢？
烧炭党人装出一副深信不疑的样子；一些人甚至递交了署名声明，宣称他们已经就地解散了。但他们信誓旦旦的话音未落，政府方面就收到了有关烧炭党人仍在持续活动的报告。在像科森扎这样的地方，他们只不过改变了聚会的地点。如此看来，当局哪怕是小心谨慎地尝试取缔烧炭党，也只不过成功地使这个组织的行踪变得更加隐秘，并且更加坚定地与官府对抗。
1813年8月，天气酷热无比，若阿尚·缪拉再次前往德国加入他内兄的部队，因为一个新的欧洲联盟正在集结，要一劳永逸地打败拿破仑。国王刚离开意大利，科森扎就爆发了一场烧炭党人发动的叛乱。带头闹事者是整个地区的烧炭党领袖，金发碧眼、精力充沛，当地人给他起了个“白头”的绰号。他的追随者袭击富人的住宅，试图窃取政府的现金储备，并与军队交火。科森扎烧炭党人的暴动虽然乱作一团、毫无章法，但它令人忧虑。众所周知，这个地区一直动荡不安。但“白头”此前一直是法国政府的支持者，曾参与政府最近对当地土匪的清剿。很显然，该政权原来的支持者现在开始反叛了。
政治环境也让局势恶化。就在前一年，波旁王室迫于英国人的压力，宣布在西西里立宪。而在法国控制的意大利本土，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正是某种形式的宪政。如今看来，与在1806年将他们废黜的拿破仑王朝相比，波旁统治者显得进步多了。在意大利南部活动的英国间谍，不失时机地在共济会会所和烧炭党人的“卖场”暗中传播信息；英国人极有可能为反叛提供了资金。“白头”宣称烧炭党人向往的是奉行立宪制的波旁王朝。
至此，烧炭党的革命意图已昭然若揭。借用一份政府通告的措辞来说，就是“这些秘密组织利用兄弟之爱来挑动公众骚乱”。然而，焦头烂额的政府找不到足够的人手来实施全面镇压。面对持续的科森扎叛乱，政府大臣们制定了一个分而治之的新策略：对叛乱首领严惩不贷；对普通烧炭党人采取警告、调查，并纳入官方共济会等手段予以管束。
不久之后，“白头”因一个追随者叛变而被俘，草草审判之后，于当晚在中央广场被斩首。行刑现场被火把点亮，以此让科森扎的民众看清，参与阴谋活动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并要承担十分恐怖的后果。负责镇压叛乱的将军宣布，任何试图参加未经政府正式批准而集会的“秘密组织”成员都将被逮捕。
这条新政令甚至让官方认可的共济会也处于微妙的境地。他们真的是在协助政府解决烧炭党的问题吗？还是说他们其实也是一个被警告和监控的“秘密组织”？在“白头”被处决几天后，那不勒斯大东方的领导人就被传唤到警察总部谈话。
“白头”被处决两周之后，这一模棱两可的新政令尚未得到贯彻执行，北方欧洲战场上发生的事件再次给意大利南部带来了狂风暴雨般的动荡。1813年10月，在莱比锡附近鏖战4天之后，拿破仑的军队被迫撤退。战斗结束后，德国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开始脱离拿破伦帝国，反对他的欧洲各国同盟军开始将战火烧至法国本土。
在莱比锡之战中，缪拉采取了他惯用的骑兵突击的战术，但最终徒劳无功，随后偷偷溜回那不勒斯；这一次，他甚至没有向迎接他的公众致意。从这时开始，在那些激进的大臣的怂恿下，他做出了越来越不可思议的尝试，期望用投身意大利独立事业的方式保住他的王位。这一举动显然带有很大的愤世嫉俗的成分，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产生共鸣，因为经历了近20年的入侵、战争和封锁后，众人已感到精疲力竭。他还暗示有可能颁布一部宪法。可以说缪拉现在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统一的意大利的国王：烧炭党好像最终得到了他们想要的那个缪拉。于是，缪拉转向创建烧炭党的安东尼奥·马盖拉，并委托他出面争取各方对自己成为意大利国王的支持。
1814年1月，缪拉与奥地利结盟，并派遣部队北上参战——这次是对抗法国。足智多谋的马盖拉趁机组建作为“第五纵队”的烧炭党人部队，以帮助那不勒斯军队借道罗马向北推进。在意大利北部拿破仑政权的首都米兰，当地的烧炭党人和共济会会员正在动员起来，全力支持缪拉统一意大利的军事行动。
马盖拉的行动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缪拉向北扩展领地的计划也遭到遏制。无论如何，他在共济会和烧炭党中并没有赢得多少信任。战斗打响数周之后，那不勒斯的共济会内部反对缪拉的人公开露面了。一个叫奥拉齐奥·达泰利斯（Orazio De Attellis）的人创立了一个新的苏格兰礼会所。此人正是那种以前在半岛上忠于法国政府的意大利人，他在拿破仑的军中参加过许多战役。然而，达泰利斯现在开始对缪拉的统治不满。当局回应的方式就是解散他的会所，并把他流放到遥远的南方。
1814年4月，在法国浴血奋战了数月，眼看再无胜算后，拿破仑·波拿巴企图自杀。自杀未遂后，他被迫退位。不久之后，他开始了屈辱的流亡生活，成为意大利又穷又小的厄尔巴岛（Elba）的“皇帝和君主”。意大利北部的法国军队则向奥地利人和那不勒斯人投降。
缪拉帮助意大利人打败了自己的内兄，并希望分享战利品。但是意大利南部省份的烧炭党没有给他喘息之机。那不勒斯王国北部边境的阿布鲁齐（Abruzzi）省爆发了严重骚乱。那里的烧炭党人在1814年3月26日至27日晚上，举起了他们反叛的旗帜：由黑、红和蓝三色横条条纹组成的三色旗。动乱很快蔓延到该省的大部分地区，拿破仑政权的地方机构也土崩瓦解了。
面对重重压力，缪拉政府这次别无选择，只能强力镇压。烧炭党被查禁，并且按照新颁布的法律，烧炭党人现在被当作盗贼或逃兵，可以被当场击毙。在准备实施的过程中，政府还致信共济会，要求他们断绝与叛乱分子的一切联系。
1814年4月中旬，3000名士兵和500名骑兵排成两队，穿过圣安杰洛城（Città Sant’Angelo）的狭窄街道，这里是阿布鲁齐烧炭党人叛乱的中心；他们在主广场上架起了两门大炮。缪拉派遣这支部队来镇压叛乱，但当他们耀武扬威地进城后，却发现没什么可做的。原来烧炭党人发起叛乱后，当地普通民众的反应并不积极，这让叛乱组织者感觉有些底气不足。而当军队要来的消息传来后，烧炭党人迅即转入地下。负责这次远征行动的意大利将军向前来迎接他的当地政要暗示，假如叛乱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他恐怕就会加入叛乱。他很清楚军中有不少烧炭党人，也能感受到民众的不满情绪。出于这个原因，他没有按照缪拉期望的那样在此地痛下杀手，严厉惩治叛乱分子。
缪拉的反应是派来一位法国指挥官取代这位意大利将军。走马上任的法国指挥官奉命要严惩烧炭党首脑。接着是无情的搜捕。烧炭党人的女性亲属被扔进恶臭无比的监狱，当局希望从她们那里获取信息。在巴夏诺（Basciano），一个年轻女子，同时也是一个烧炭党人的妹妹，在军队突袭她家时，脑袋被炸飞。经过一番折腾后，他们只抓到了两个嫌疑犯。当局大为不满，于是改变策略，开始大规模逮捕，目标不限于烧炭党人，而是扩大到那些不采取反击行动的政府公务员。大批男人、女人和儿童被关进基耶蒂市的地牢。更多的烧炭党人为躲避抓捕转入地下，躲藏起来。一些村庄几乎空无一人。进入夏天后，因参与叛乱而被判死刑的3个人被押送到他们的家乡，在广场上被处决；其中一位神父在行刑之前，被公开剥去法衣。被处死后，他们的头颅全被砍下示众，他们的家人被迫观看并被要求鼓掌欢呼。
这类行为以及其他烧炭党殉难的消息传得很远很广。不管以前阿布鲁齐地区的民众对缪拉君主制有多大支持，如今都已消失殆尽了。总而言之，暴动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愚蠢的杀戮，都揭示了缪拉的统治已是日薄西山。到1814年12月阿布鲁齐最后一个反叛者被公开斩首时，他的统治也已走上了穷途末路。在维也纳，几个反法同盟国家开会谋划后拿破仑时代欧洲的政治版图，他们在会上明确表示若阿尚·缪拉已被彻底排除在他们的计划之外。
1815年2月，当拿破仑·波拿巴逃出厄尔巴岛时，缪拉最后一次转换了立场。他再度向北进军——这一次是站在他内兄一边与奥地利人作战，希望由此换来拿破仑的回心转意，最终允许意大利独立。作为这一策略的一部分，他还要另立一个全力支持他的烧炭党分支。这个分离出来的新派别起名为“农业”，其会所名称是“干草垛”，成员则被称为“农夫”。孤注一掷的缪拉计划将烧炭党推倒重来。
这其实于事无补：由于物资供应不足以及普遍存在的违抗军令现象，缪拉的军队早已丧失战斗力，在5月的托伦蒂诺（Tolentino）战役中一击即溃。缪拉随后逃到了科西嘉。
然而，意大利南部长达10年的拿破仑时代并没有结束，至少没完全结束。1815年10月8日，星期天，在那不勒斯以南数百公里处，卡拉布里亚海滨小镇皮佐（Pizzo）的居民眼前出现了一个离奇的景象，让他们起初误以为眼花了。只见一小群法国士兵列队走进镇中心广场，开始高呼“若阿尚国王万岁”。缪拉本人也出现在他们中间，他的头发被剃得干净利落，穿着紧身的土布长裤和一件带有金色肩章的蓝色夹克，头戴一顶有丝绸饰边和一个硕大的宝石帽徽的三角帽。他于12天前从科西嘉起航，打算前往一个烧炭党人的据点发动叛乱，企图重登王位。
结果是一场灾难。缪拉很快被一群农民抓住并遭到殴打；他的金色肩章被撕掉，帽徽也被人偷走了。他被关押在当地一个城堡里，其间他还大呼小叫着告诉他的士兵们，烧炭党人会发动起义并营救他们。在临时拼凑的军事法庭宣判之后，他被带到了城堡中一片狭小的空地上。据说，在行刑前他拒绝蒙上眼睛，并向行刑队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瞄准心脏。别打到脸上。”
后来的人们评价缪拉的烧炭党时褒贬不一，甚至是一人一个说法。烧炭党最初是一个共和主义的社团，与拿破仑政权核心层中的一个团体关系密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局势的变动，它变得越来越混杂，引进的新成员所持观点五花八门。他们中间从意大利爱国者（其中一些人选择押注在缪拉身上，认为他具有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潜力），到极端分子，再到立宪君主主义者（无论是缪拉王朝还是波旁王朝），应有尽有；另外还有被缪拉反教会政策惹怒的天主教徒，甚至还有反动的波旁王室成员，他们只想让时光倒流到任何人都没有听说过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在拿破仑的独裁统治下，烧炭党这个兄弟会几乎成了宫廷之外唯一可以进行政治活动的地方。如今烧炭党已经深深扎根于意大利南部社会，因他们而起的阴谋诡计变得更加错综复杂。1821
年的一幅作品：意大利南方烧炭党人正在举行秘密会议
锅匠
1815年6月17日，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最终失败的前一天，费迪南国王在马背上佝偻着身体，率领他的军队回到了那不勒斯。沿途，分别有身着白色和红色束腰外衣的奥地利和英国军队维持着秩序，闻讯前来迎接的人群向这位人称“大鼻子国王”的人欢呼着。人们可以明显感到，轻松欢快的气氛弥漫在整座城市中。尽管缪拉政权在某些圈子里获得了支持，但波旁王朝不费一兵一卒就实现了回归——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烧炭党。包括英国间谍在内的一些人曾向他们保证，费迪南会颁布宪法以回馈他们的忠诚。
既然费迪南国王已经复辟，立宪的提议就成了让烧炭党各派系都能接受的一种政策妥协。但好景不长。
费迪南继承的拿破仑式国家机器为他提供了更有效的集权工具：现在没有人能想象在没有这个工具的情况下，该如何行使治理权。但法国行政当局也播下了政治不和的种子，这种不和注定会变得更糟。例如，那不勒斯的一些贵族在法国人统治的10年中一直忠于波旁王朝，并因此时常付出名下土地被剥夺的代价。费迪南国王的大臣们该怎样做，才能让这些贵族与那些在拿破仑政权中过得春风得意的士兵、官僚和新地主和平共处？类似的问题多如牛毛。1816年的粮食歉收，大部分人口面临大饥荒的威胁。此外，由于费迪南的统治受到一支规模庞大的奥地利军队的保护，在许多以前反对缪拉的人看来，那不勒斯只是换了一个外国主子罢了。由原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王国合并而成的“两西西里王国”（The Kingdom of the Two Sicilies）背负着巨额债务，根本没钱解决这些问题。
费迪南的所作所为非但于事无补，还雪上加霜。他不仅没有在意大利南部本土引入宪法，还废除了迫于英国人的压力在西西里实施的宪法。
他的政府还禁止共济会会员和烧炭党人在政府中任职。政府没有对他们使用武力；如果成员表现出忠诚，他们不会受到制裁。这样做的目的——与缪拉政府的策略非常相似——就是分而治之，孤立捣乱分子。
这种策略并没有奏效。或者说，至少没能化解因费迪南国王未能行宪，烧炭党人感觉被出卖的愤懑。全国形势一片混乱，状况日益恶化。国家的许多部门，包括军队，都被秘密社团渗透的事实，令人感到更加不安。在首都，每天都会有煽动性的政治海报张贴在墙上，而警察对此似乎不闻不问。到1816年1月，驻守卡拉布里亚的一位将军报告称，如今司法部门完全无法执法：“如果被告是烧炭党人，那么就没有足以令人感到恐惧的威胁或惩罚手段迫使任何人出来作证。如果不是，那么就可能有无数个烧炭党人为陷害一个无辜的好人而提供证据。”烧炭党已凌驾于法律之上。
为应对重重危机，费迪南把警察部门交到一个狂热的阴谋论者的手上。此人就是卡诺萨（Canosa）王子，安东尼奥·卡佩切·米努托洛（Antonio Capece Minutolo）。他完全接受了德巴吕埃尔在巨著《追溯雅各宾派历史的回忆录》中的偏狭观点，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由“各种党派和反常思想”引发的巨大灾难。
卡诺萨在1816年1月掌管费迪南的警务机关后，下令选择性逮捕共济会会员和烧炭党人。然而，他知道他不能以这种方式击败这些组织。因此，他想出了一个极其鲁莽的怪招：为了对抗烧炭党和共济会的威胁，他将组建另一个名为“锅匠”（Calderari）的反动秘密团体。
“锅匠”可能源自名叫“三一会”（Trinitari）的秘密团体，三一会成员信奉三位一体，即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个团体本身也是缪拉统治末期烧炭党内部政治分裂的结果。因此，这个新兄弟会完全照搬了烧炭党的仪式和组织结构。当时有人估计，截至缪拉倒台时，已经有2.3万人加入了该组织，宣誓效忠天主教会和波旁王朝。三一会成员痛恨共济会和烧炭党。事实上，正是三一会在共济会和烧炭党中的敌人，给他们起了这个“锅匠”的绰号，以此来贬低他们，原因可能是三一会成员早期活动中心之一里韦洛（Rivello）镇，有许多制作锅碗瓢盆的工匠。这个绰号从此就流传下来了。
卡诺萨对锅匠寄予厚望，为此制订了野心勃勃的计划。他研究过共济会的历史——只能算是一知半解吧。他认为，大约5000年前，它的建立是为了鼓励人们沿着基督正道前行。他以为在“锅匠”的协助下，他会把共济会带回几千年前最初启发它的“神圣原则”。如果教宗成为它的领袖，罗马成为它的首都，这种新的“天主教共济会”有可能传遍世界各地。卡诺萨还设想在意大利南部，“锅匠”可以变成一种政党，它将在垄断公共部门职位方面，慢慢超越共济会和烧炭党。为此，他向各省派出自己的心腹，以坚定“锅匠”的决心，并向他们保证政府的支持。
意大利南部许多地方的派系冲突已经烽烟四起。30多年的政治动荡，在改革和反改革之间的摇摆不定，以及接连不断的外国入侵和王权复辟，早已让这个地区处于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而政府支持“锅匠”之举，无异于火上浇油。
当卡诺萨向内阁通报他的策略时，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争吵，他的政敌也开始反击。国王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于1816年5月底解除了他的职务。问题在于是否为时已晚。
根据他的继任者发现的文件，卡诺萨当时是把“锅匠”当成了私人武装来用的：他所做的一切都让人觉得他是打算在秘密社团之间挑起一场大战。仅在1816年4月至5月的数周内，他就发放了不少于1.6万份持枪许可证。在一个省，锅匠们起草了一份要被铲除的共济会会员和烧炭党人的名单，而且有一份报告得出结论说，这个反动的秘密社团已“准备好投身无政府主义的恐怖活动”。由此可以看出，锅匠有潜力变得比他们本来要反制的烧炭党更具破坏性。
大臣们吊销了卡诺萨颁发的枪支许可证，并逮捕了许多锅匠成员。王子本人被流放到托斯卡纳区。他如此下场对波旁王朝的效忠派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因为他们和卡诺萨一样，刚刚从西西里岛的流放中归来。私下里，他们对共济会会员在幕后控制政府的行为愤愤不平。
其实，效忠派们所说的“幕后”按照字面意义也说得通。在王宫附近一条昏暗的小巷子里，坐落着司法部和内务部，这里堪称一个神经紧张的王国的神经中枢。在这里办公的多纳托·托马西（Donato Tommasi）是负责收拾卡诺萨王子留下的烂摊子的那个人。他有足够的经验来面对这个王国前所未有的秘密社团问题。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青年时代，他是启蒙思想家和狂热的共济会会员；1786年，在光明会在其发源地巴伐利亚分崩离析两年后，他成了该社团那不勒斯分部的创始人之一。然而，对托马西，以及许多自由石匠来说，生活中有些事情比行会更重要，比如他的职业和对国王的忠诚。
1816年8月，托马西颁布法令，查禁包括共济会、烧炭党和锅匠在内的所有秘密社团。但是从各省送到他办公桌上的大量文件都向他表明，仅靠一纸禁令根本不可能遏制意大利南方民众对秘密社团的追捧。唐奇罗·安尼基亚里科（don Ciro Annicchiarico）的案例就是实例，他集共济会会员、神父、格列高利圣歌咏唱教师、持械抢劫犯、多重谋杀犯、革命者和烧炭党领袖等身份于一身。
1775年或1776年，唐奇罗·安尼基亚里科出生在普利亚（Puglia）省格罗塔列（Grottaglie）小镇的一个贫困家庭，这个省位于意大利靴子形状的脚后跟。尽管所有人都认为他拥有令人羡慕的健壮体格和一张长脸，但他的真实长相如何，完全取决于你读到的描述文字是出自他的朋友还是敌人之手。就前者而言，他的“长相一点也不会令人感觉不快，他是个能说会道的人”；对后者来说，“他具有沉思默想的气质，面带凶相”。到1803年，唐奇罗已领受圣秩圣事，还加入了共济会并成为一个政治激进分子。同年，他与人发生感情纠纷并诉诸暴力，经庭审后被判谋杀罪。1806年拿破仑率军入侵那不勒斯王国恰好解救了他。他趁乱越狱，纠集了一群地痞流氓并加入了当地维持治安的民兵组织。1808年，被唐奇罗谋杀的受害人的父亲提出控诉，官府签发了对他的逮捕令。但这时候，唐奇罗的名气如日中天，以至于没有人敢逮捕他。直到1813年，有人试图在一次晚宴上偷袭他。当水果端上来（开枪的信号）时，唐奇罗的兄弟被枪杀，他作为暗杀的主要目标却逃脱了。他逃到了乡下，并组建了一支主要是逃避兵役者和逃兵的队伍，这些人都发誓要为他们的首领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采取报复行动。这群亡命徒随后发动了一系列血腥的袭击。当局宣布唐奇罗是逃犯，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凭杀死他而获得奖励。
1815年缪拉倒台后，费迪南国王下令赦免任何反抗过拿破仑政权的人，即使他们在此过程中犯了罪。唐奇罗试图借此脱罪。但是负责审理案件的委员会认定他不符合赦免条件。他再次负罪潜逃，接下来开始服务于烧炭党。
在缪拉的统治下，烧炭党人最终被当作强盗对待。在波旁王朝复辟后，他们开始招募强盗，目的是利用唐奇罗这类恶棍来保护自己免受锅匠的威胁。
在唐奇罗的家乡普利亚省，当地社团很快就伪装成秘密兄弟会。有人估计，1815年时，共有大约6000名锅匠成员。兄弟会的数量开始成倍增加：除了锅匠和烧炭党，还有“兄弟之爱”（Philadelphian）、“欧洲爱国者”、“改革宗欧洲爱国者”和“孤独的希腊人”等团体。他们自称“慈善团体”，但其实是政客+罪犯团伙，其人员成分的复杂性达到了令人咂舌的地步。粗鲁的工匠与公爵、男爵联手，杀人犯和强盗与士兵和警察结盟，饥饿的农民与精明的律师同行。唐奇罗不是会员中唯一的神父。一些社区的紧张局势使得每个人都无法保持中立：为了寻求保护，每个人都会加入某个社团或团伙。
唐奇罗加入了“坚定派”这个立场最激进的反政府秘密组织。他很快就当上了该组织的领导人，并将所有反对卡诺萨王子的锅匠的兄弟会联合在一起。他还为追随者炮制了带有他个人色彩的乌托邦信条：未来将会出现一个伟大的欧洲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由于“宇宙的伟大建筑师”的支持，基督教将会恢复到它原初的纯洁。这伙人用鲜血写下他们的誓言，用头盖骨、交叉股骨的图形和共济会符号装饰自己，并在夜间进行军事训练。违反规则的成员会被处死。唐奇罗宣布1817年为新时代元年。
在唐奇罗的大力推动下，普利亚省内如同爆发了内战一般，杀声四起，各派势力无一例外地犯下了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一名违反规定的帮派成员被剁碎，从他身上割下的碎肉被人拿去喂狗。一个敌人被屠杀后，其尸体被悬挂在他父亲家的大门上方。有人会毫无理由地当众对 无辜者实施射杀或割喉。几十名妇女被赤身裸体地绑在树上，并当着她们男性家人的面惨遭强奸。那些施暴者无一得到他们应得的惩处，因为警察和司法系统的所有人员都加入了秘密社团。
秘密团体在这一时期犯下的性暴力恶行，佐证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即在包括普利亚南部在内的地区，烧炭党吸收了女性成员。附属于男性“卖场”的女性聚集点被称为“花园”，其成员被称为“园丁”。但是这里的女性似乎没有机会像法国女性在接纳会中所做的那样，维护自己在花园里的独立性。除了把自己奉献给自由和祖国以外，尽职尽责的园丁还应该安守自己的女性本分，忠于丈夫。好堂/表兄弟们则发誓要尊重他们“姐妹们”的荣誉。但是，如果说1817年的强奸和性侵暴行还有任何准则可以遵循的话，那么一些好堂/表兄弟显然认为其他女人的荣誉是可以被当作玩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