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意大利南方境内的烧炭党立场已经转向发动革命，推翻波旁王朝。1817年5月，在庞贝遗址周围，这个兄弟会的领导层开会，连夜谋划接下来的行动。鉴于奥地利军队正从王国撤出，行动已是迫在眉睫。但是因为缺乏协调，行动被一再推迟。
在普利亚，政府再次宣布唐奇罗为逃犯。作为回应，他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为自己辩护，声称自己是因受到不公正的迫害而走上犯罪的道路，并且他是一个罗宾汉式人物。政府已经对他失去了耐心：1817年11月，爱尔兰将军理查德·丘奇爵士（Sir Richard Church）奉命率领一支那不勒斯的小部队开进唐奇罗活动的区域。
当丘奇将军还在半途中时，该地区所有秘密社团的首领在加拉蒂纳（Galatina）城外一座孤零零的高楼中开会，消除分歧并商讨对策。他们当场选出了一些领导人，大多数是贵族，组成了一个烧炭党“高级卖场”（High Vendita），即阴谋活动指导委员会。唐奇罗受命负责军事行动，对付逼近的官军。他带着50名手下骑着马四处奔走，向民众宣布革命即将来临。
丘奇将军率部进入莱切市（Lecce）驻扎，紧接着就召集烧炭党领导层，当面解释说，他会宽恕他们政治上的不端行为，并支持他们对抗锅匠，但有个前提条件，即他们要协助他杀死或活捉唐奇罗。这个提议受到众人热烈响应：唐奇罗算是死定了。
这个远近闻名的罪犯在省内疯狂流窜，徒劳地寻求逃脱的机会。他的帮派成员一旦被抓，就会被就地正法，从而剥夺了他们出庭供认自己与社会上层勾结的机会。所有人都在惊恐中抛弃了他，他身边仅剩下几个铁杆追随者。他已筋疲力尽，饥肠辘辘，衣衫褴褛，最终被逼到弗兰卡维拉（Francavilla）附近的一座农舍里，在一阵激烈的交火后投降了。当地的发报员十分害怕遭到打击报复，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岗位，也不愿担责向外发送唐奇罗被抓获的消息。第二天下午，在匆忙审判后，他被人从后背开枪打死，以示羞辱。他的头被砍下来，放在一个铁笼子里示众。
普利亚和别的地方一样，反动锅匠的威胁在1817年消失了，但是革命的烧炭党人现在已根深蒂固，托马西和内阁的其他大臣束手无策，只能搜集一些情报，此外再无作为。看起来，秘密社团这种病已经流行开来了。1818年夏天，托马西得知，一些被没收的文件表明，在那不勒斯的两个监狱中存在烧炭党的组织，而且他们与外界保持着相当广泛的联系。许多成员并不是政治犯，而是被判终身监禁者和一些“屡教不改的惯犯”。该报告的作者提议将这些头目分散关押在西西里岛和大陆沿岸的各个岛的监狱中。看来他并没想到这只会让烧炭党借助于监狱体系传播得更远。
最终，国际局势变化再次激发了那不勒斯的危机。1820年，西班牙爆发了叛乱，国王被迫颁布宪法。这件事让好堂/表兄弟们精神大振，它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仿效的鲜活榜样，更重要的是，西班牙国王与费迪南一样，都是波旁王朝的。
期待已久的烧炭党革命终于爆发了，但从它的发展过程来看，与其说是精心策划的产物，不如说是一场心血来潮的发挥。在那不勒斯东部有个叫诺拉（Nola）的集镇，1820年7月1日至2日的夜里，大约30多名烧炭党人诱使驻扎在当地的士兵开小差。这群人戴上烧炭党的天蓝色、黑色和红色三色帽章，高喊着“自由和宪法万岁”之类的口号，步行25公里前往阿韦利诺（Avellino）——当地烧炭党的活动中心；一路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陆续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烧炭党人还从那里派出信使并点燃山顶的烽火，将起义的消息传播出去。军队最高指挥层深知他们的部队早已被烧炭党渗透，对事态的发展无能为力。一位名叫古列尔莫·佩佩（Guglielmo Pepe）的将军加入了叛军，并充当他们的指挥官。就在暴动发生后的几天时间里，费迪南国王被迫颁布了一项法令，承诺行宪；托马西和其他大臣一起辞职。
7月9日，星期日，叛军士兵列队进入那不勒斯接受荣誉，紧随其后的是乐队和大批烧炭党人。城市上空升起了天蓝色、黑色和红色的三色旗。高呼着“烧炭党万岁！”口号的队伍在王宫前集结。虽然国王本人装病不露面，但其余王室成员都出现在阳台上。他们戴上了烧炭党人标志性的玫瑰花结，当然大家都心知肚明，那只是努力要迎合当时的气氛，并非真心实意之举。
帮派
烧炭党的故事充满了曲折和反转，因此，他们发动的革命最终走向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1821年3月，奥地利出兵，试图再次树立费迪南国王的权威，但在奥地利军队到来之前，烧炭党人内部就已经吵翻天了。在意大利其他地区，如皮埃蒙特大区（Piedmont）、教宗国，烧炭党的阴谋活动影响甚微。在教宗国罗马涅（Romagna）地区的拉文纳（Ravenna），烧炭党人之所以引人注目，只是因为1820年7月的那不勒斯革命爆发后不久，诗人拜伦勋爵加入了他们。然而，无论他对革命怀有多么高涨的热情，烧炭党并没有给他留下好印象。他在1821年1月写道：“烧炭党人似乎没有计划——他们没有商定任何确切的行动规划，没讨论过该怎么做，何时做或者做什么。”
许多烧炭党人逃到了国外。学者加布里埃莱·罗塞蒂（Gabriele Rossetti）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孩子，包括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及其画家哥哥但丁·加百列（Dante Gabriel），都出生在伦敦。另一个流亡到英格兰的烧炭党人是安东尼奥·帕尼齐（Antonio Panizzi），一个北方人。他后来成为英国首位意大利语教授，在伦敦大学学院任职。拜伦的烧炭党人秘书安东尼奥·莱加·赞贝利（Antonio Lega Zambelli）也逃到了伦敦，后来做起了意大利面的生意。
1820年起义的失败并不是故事的结尾。那时烧炭党已经传播（回）到了法国。此前西西里基本上没有受到秘密社团风潮的影响，但后来居上，并深受其害。在意大利南部大陆的一些省份，烧炭党的残余又持续运作了十多年，偶尔会发动小范围暴动。1828年，在一次拥护宪法的起义后，一个名叫博斯科（Bosco）的山村被炮火夷为平地，村民四散奔逃。烧炭党的活动还在意大利其余地区持续了一段时间。他们积极参与了1830年爆发的许多革命行动。但此后他们的影响力迅速消退。他们一方面奉行仪式上的隐秘，另一方面又向政治理念迥异的人敞开大门，后来发现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是注定失败的。1820～1821年的那不勒斯起义被证明是他们影响力的巅峰。此后，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无论是烧炭党还是步其后尘的其他意大利秘密团体，都没有在推动意大利统一的各种事件中发挥显著作用。
然而，烧炭党人在意大利历史上留下的印记并不会被后来的事件完全抹去。烧炭党是第一个领导了一场欧洲大革命的秘密兄弟会，创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先例。拿破仑和王政复辟时期诸多宏大而奇异的阴谋，在多个方面给后世造成了深远影响。
第一，它们影响了欧洲和欧洲以外地区即将到来的全球性的革命运动时代。事实上，革命者典型的现代角色——密谋借助于具有救赎意义的暴力手段开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最初就是在浪漫主义时代作为共济会的副产品被创造出来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说的那样，“在拿破仑和王政复辟时期被传播的现代革命传统，原本是从神秘的共济会发展出来的”。
第二，修道院院长奥古斯丁·德巴吕埃尔笔下反动的梦想已然由鲜活的阴谋分子展示在世人眼前，众人对秘密团体的恐惧心理犹如野火般熊熊燃烧起来。有一点可以确定，烧炭党并不是一个纪律严明的颠覆性阴谋集团，但这并不妨碍后人经常将它们归为那一类。
第三，对意大利本土的影响。尽管《共济会宪章》明令禁止会员们干预政治，但在拿破仑和烧炭党的影响下，意大利发展了欧洲大陆上政治化色彩极强的共济会传统。
第四，它更具地方性的特征就是将秘密社团热潮转变成了那不勒斯王国的一种地方病。回顾一下烧炭党活跃期的各个秘密社团的活动范围，有助于帮助人们加深理解这种特殊遗产。他们掌控了当地的政治界，使之变成一种贪得无厌，有时是暴力的派系竞争舞台。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以至于在某些地方他们变成了国中之国。他们投身于暴动阴谋和暴力活动，但也被政府用来打击政治反对派。他们的关系网把持着官场和国家的资源。在他们的队伍中，敲诈勒索者和杀人犯与社会精英们互通有无。他们还从内部控制监狱系统。
1860年，意大利最终实现统一。在随后的几年里，在意大利南方的一些地方，如那不勒斯、西西里的巴勒莫（Palermo），警方偶然发现了一些专门从事敲诈勒索的犯罪分子组成的秘密团体。他们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参与过最终使意大利建国的政治暴力活动。许多人曾充当波旁王朝警方的间谍，并与意大利警方内部的一些人有联系。他们利用自己的关系网强行干预经济和地方政府的运作。他们在政府高层中拥有影响力不容小觑的朋友，保护着他们免受法律的制裁。他们深深扎根于各个监狱中。当1870年代，一份政府报告最终提到西西里西部有这样一个秘密社团的证据时，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将其描述为“一个无形的帮派，其组织机构如耶稣会或共济会那样完善，其秘密更加难以识破”。“帮派”（Sect）一词早已是很常用的词了，但它确实是意大利调查人员最先用来描述这种邪恶现象的术语。他们还使用了另一个沿用至今的名词：黑手党（mafia）。
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分子成为18世纪共济会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拿破仑帝国和王政复辟时期，共济会的意识形态重心发生了转移。无论他们是波拿巴的官僚和军官，还是法兰西帝国滋养出的阴谋分子，最具代表性的兄弟现在都成了爱国者和建国者。这将变成19世纪余下时间里的主导模式。在美利坚合众国尤其如此，在那里，共济会已变成一种类似于国教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