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美德之会所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乔治·华盛顿集结了来自迥然不同、相互猜忌的13个殖民地的缺衣少粮的部队，带领他们经过近8年的鏖战，战胜了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军事机器。1783年12月，华盛顿无视在新共和国攫取大权的诱惑，辞去军职，退出了公共生活，回到在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三年后，他被要求主持起草美国宪法的制宪会议，极不情愿地重归政治舞台。1789年，他被一致推选为首任总统——他可以随意确定这一职位的权力和责任。但他没有集政府权力于一身，而是招募了才华横溢的部长们，下放权力，并为履行自己的职责付出了巨大代价，他的所作所为令人肃然起敬。1792年，他本人想要彻底退出政治舞台的美好愿望仍然无法实现。他再次全票当选，连任总统。
战争中的胜利使乔治·华盛顿成为无人能及的英雄人物。他在战后表现出来的谦卑又为他增添了一道光环，成为众人眼里不曾封圣的圣人。他的政治生涯非但丝毫无损他的崇高形象，反而在他已然享有的美誉中又加入了正直、睿智和尽职尽责等赞赏。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精明的形象管理，加之不露锋芒的言行举止，成功让他避免在不经意间给人留下傲慢或自以为是的印象。华盛顿成为美国的开国元勋，以及共和国美德的化身。他看上去淡泊名利，却成了世界上声名最显赫的人。在乔治·华盛顿第一个任期早期，全国人民都会庆祝他的生日。他的传奇故事经由书刊、油画和大理石雕像等多种形式传颂，帮助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特质。
正因为华盛顿在人们心中激发出了近乎无限虔诚的信任，他才有机会享有一项殊荣：1790年，他得到授权，可以随自己的心愿设计和建造最初以“联邦城”（Federal City）命名的新国家政府所在地，它就坐落在波托马克河边，距离他的弗农山庄只有几英里。1791年，监管该项目的委员们决定将美国首都命名为华盛顿。可以说没有任何其他名称配得上这座城市。根据规划，建城项目中包括一个伟人骑马的雕像和一座纪念碑式的陵墓，以让心怀敬畏的后人来此缅怀他的丰功伟绩。
1793年9月18日上午晚些时候，值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大致轮廓在波托马克泥泞的河岸初现之际，这座城市见证了被媒体称为“有可能是有史以来在类似重要场合上展示过的最盛大的共济会游行”。
带头的是市政当局，测绘部门的职员和市政专员们分列两队，并排行进。他们后面跟着一个连的炮手，队伍中旗帜迎风飘扬。接下来是乐队，他们演奏着“无上庄严”的乐曲。乐队后面跟着一队石匠和工程师；这些建设者要负责游行目的地的脚手架和土方工程。接着是来自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各个会所的自由石匠，个个穿戴着一尘不染的围裙和手套。自由石匠队伍的前面是执剑人，可以看出他们等级分明：一级、二级和三级的兄弟们由身着盛装的官员陪同，他们是手持权杖的督导员和手持珠宝的司库。再往后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会员，他们肩负着携带一系列仪式必备物品的光荣使命，这些物品包括安置在天鹅绒垫子上的共济会《圣经》，一个雕花银盘，一把象牙柄的银镘刀，一套胡桃木的直角尺和水准器，一个大理石小槌，最后是盛着圣酒、油和谷物的金杯。
这一活动事先得到了广泛宣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要借此重新激发人们的兴趣，让他们踊跃购买该地区已划定的建设用地。围观的众人根本不理会这场盛大游行背后暗藏的动机，他们挥舞着旗帜，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
游行队伍到达目的地詹金斯高地（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国会山），两列队伍分别沿着一个浅坑的边缘绕行。在浅坑的中心，一块形状完美、熠熠闪光的四方石悬挂在由树干搭成的三脚架下。
礼炮齐鸣，空气颤抖，鸟儿停止了鸣叫，观众不再窃窃私语。在现场一片庄重的静默中，站在游行队伍最后面、身穿全套共济会礼服的高个子男人走下了浅坑，他就是尊者尊主乔治·华盛顿，此时已连任美国总统6个月。
华盛顿严肃地点点头，3个工人把石头归位。他接过一件又一件用于仪式的物品，在石头上比比画画。象征美德的直角尺，被用来确保石头的每个角都被切割得完美；象征着平等的水准器，被用来检查石头摆放的位置是否端正。然后他拿出小麦、酒和油撒在石头上，以此预示富足、友谊与和平。接下来是银盘，它的铭文宣告国会大厦的基石是在美国独立后的第13年和共济会纪元5793年奠定的。华盛顿把银盘放在石头上，然后用银镘刀抹了一些水泥，接着又用大理石小槌快速敲了几下。
当他抬头微笑时，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和掌声。被托马斯·杰斐逊称为“第一座致力于人民主权的神殿”的国会大厦，在共济会仪式中被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
乔治·华盛顿成为这个新兴国家的理想象征，这很容易理解：对同时代的人来说，就连他匀称的体格似乎也足以让他脱颖而出，享有崇高的地位。令人费解的是，在国会大厦奠基仪式如此庄严的场合，共济会为什么肩负起了主持仪式的重任。共济会，这个在其短暂的历史中从未远离猜疑和争议的国际秘密团体，如今却在大庭广众之下，发挥着赋予美国的政府机构以可靠性的作用。
共济会伴随了乔治·华盛顿的整个成年生活。1752年11月4日，他还未满21岁，就在弗吉尼亚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ericksburg）会所加入了共济会。年轻的华盛顿雄心勃勃，决意要跻身于种植园主构成的精英群体之中。在弗吉尼亚就像在其他北美殖民地一样，加入皇家军队是获得和炫耀贵族身份的一种方式。但此时共济会内部已经处在变革中，这种变革将重塑该组织，使其与华盛顿，乃至美国的命运相契合，并变得更加民主和更加尚武。
就在共济会以惊人的速度传遍世界的同时，战争也发展成了一种全球性事务，这并非巧合。共济会在军队中吸收了很多会员，并成功地在军队里设立了会所，其成员获准在他们奉命驻扎的任何地方开展共济会的活动。共济会和军事生活之间长期而深刻的联系由此得到巩固。从那时起，所有国家的士兵和退伍军人都在共济会中找到了一种程式化的友情，借以缓解思乡之苦和战争造成的创伤。例如，1753年后，法国-印第安战争将大量英国军队吸引到北美殖民地，在那里团级共济会会所将共济会的做法传播给了当地的民兵。
二十年后，独立战争把美国的共济会带入了选择忠诚对象的旋涡之中。许多会所干脆取消了聚会。在整个冲突期间，交战双方的部队里都有团级会所，这些会所成为共济会文化的汇聚点。只是在华盛顿领导的大陆军中，共济会的存在对提振士气特别重要。由于大陆军官兵分属不同的宗教信仰派别，随军牧师布道时不好把握讲话的分寸，但共济会的导师们就不一样了，他们无须含糊其词。这些保卫家园、争取自由权的军官们成批加入了共济会。军中共组建了10个会所，其中规模最大的拥有数百名会员，乔治·华盛顿麾下42%的将军加入了共济会。在这些军人会所中，众人会举杯向倒下的兄弟们和他们的总司令华盛顿祝酒。
就华盛顿而言，他最早在法国-印第安残酷的边境冲突中获得了作战经验，出于对军队生活的了解，他积极支持共济会在部队中发展会员。军队会所的环境既能让他与手下军官们友好相处，又不会损害他的权威。他很喜欢像一个普通兄弟一样参加聚会，和他的战友们“坦诚相待”。
在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共济会承蒙乔治·华盛顿关照，沾了他不少光。1778年12月，将军访问费城，当时大陆会议正在这里召开。在庆祝福音传道者圣约翰节的游行队伍中，宾夕法尼亚总会所把他安排在总会长旁边的主宾位。共济会会员还特为纪念这一时刻赋诗一首——
看啊，我们的领路人，华盛顿兄弟，
正是他，指挥着感激不尽的会众；
看啊，同门无不遵行，
谨向神一般的兄弟致敬。
当英国人于1781年在约克敦投降时，与大陆军的结盟早已使共济会获得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信任。华盛顿很高兴在他的总统职位与共济会之间建立一种密切联系。1789年4月，他手抚《圣经》宣誓就职，而这本《圣经》非同寻常，是专门从纽约最古老的共济会圣约翰会所借来的。此后，他又领导了一场用共济会标志装饰美国公共生活的运动。
从独立战争中胜出的美国是政治交流的实验室。通过摆脱君主统治，共和国也抛弃了所有围绕欧洲王权的光环而打造的仪式和符号。这里不再有权杖和王冠，不再有大教堂的加冕礼和《感恩颂》。为了填补这一空白，美国创造了对乔治·华盛顿的崇拜，乔治·华盛顿又紧接着把共济会打造成了爱国礼仪的承办方。
独立战争让社会陷入全面混乱的状态。民间冲突随处可见，北方工人倡导他们自行认定的激进自由和平等概念，南方的奴隶扔下工具逃离农场庄园，妇女也走上街头提出自己的诉求，众人齐心协力拆除各种王权象征。总之，政治已经成为一项人人都可以参与的活动，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在1780年代至90年代，报刊数量出现了爆炸性增长，这进一步燃起了大众参政的热情，让更多的人开始关心政治。全国各地的报刊将地方上每次举行的庆祝游行或抗议示威的场面，从头至尾呈献给全国观众。战争结束后，经济增长加速，向西扩张的步伐持续加快。美国正迅速成为一个野心勃勃、无比喧闹的社会，这种景象超出了美国建国领袖的想象。
在这一团混乱嘈杂当中，共济会为寻求内心平和的人提供了一个去处。没有人像共济会那样组织游行。众兄弟按级别高低排队前行，会所官员在队伍两旁护卫，整个安排反映出一种沉稳的等级秩序，这很符合乔治·华盛顿这类人的政治心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天然领袖。
共济会之所以能够如此出色地扮演其新角色，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人的信仰宗派林立，五花八门。不堪忍受宗教歧视和迫害的清教徒于1630年代来到新世界，建立了新英格兰殖民地。接踵而至的各路移民，相继把自己的信仰带到了新世界。不仅有圣公会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还有一系列新教教派教徒，如贵格会、浸信会和长老会，以及来自德国各个教派的信徒，如莫拉维亚教派（Moravians）、反对婴儿洗礼并主张简朴生活的门诺教派（Mennonites）、反对兵役和宣誓的德美浸礼会教派（Dunkers）、施文克菲尔特教派（Schwenkfelders），等等。殖民社会孕育了自己独有的敬拜形式，尤其是在1730年代和40年代所谓的“第一次大觉醒”期间流行起来的福音派。随着革命的进行，即使是那些确立了英格兰教会为官方教会的殖民地，也切断了政府机构和各种信仰之间的联系。在华盛顿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美国宪法修正案《权利法案》明确规定了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
共济会向所有有信仰的人敞开大门；它只信奉“所有人都认同的宗教”——体现在《共济会宪章》中的这种模糊表述是有益于共济会的发展的。华盛顿自己的宗教信仰使他成了共济会举足轻重的精神中心。人们形容他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圣公会教徒”，从不去参加圣餐仪式，通常会祈求“天意”和“天命”，而不是上帝；他之所以重视宗教，并非因为他在意个体虔诚与否，而是因为他认为宗教起着保障公共道德的作用。
共济会会员和美国开创者之间的思想交汇甚至超越了宗教信仰的范畴。共济会的原则是普世的：自我完善和所有人不分出身或地位的兄弟情谊。这种理想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内在理念相一致，即它代表着比自己特定的民族身份更宏大的东西，就像在《独立宣言》中宣称的一样。
羽翼未丰的美国还需要共济会提供另一种东西：美德。乔治·华盛顿和其他开国元勋所认同的意识形态——共和主义，有着一段充满惨痛教训的历史。从古代雅典和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英伦三岛共和国，建立一个没有君主的政体的努力 几乎都宣告失败了。对于像美国这样的现代共和国来说，唯一的希望是人民，尤其是统治阶层，能够学到足够的美德来抵抗国家滑入暴政的倾向。
共济会自成立以后，就一直以贤人塑造者的形象向世界展示自己。在担任总统期间，华盛顿接连不断地收到共济会会所发来的赞美，称赞他为共济会会员和公民树立了一个正直、诚实的楷模。1790年，罗得岛州纽波特市的大卫王会所给总统写了一封读起来很拗口的信。
我们满怀难以言喻的喜悦，在无数开明的人们的掌声中，祝贺你担任总统；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祝贺我们自己，因为你以诸多堪称楷模的美德，以及从您那颗值得拥有行会古老奥秘的心散射出的善良光芒，带给了我们兄弟会无上荣耀。
对于这样的赞美，华盛顿总是予以亲切的回复，言辞中不无共和主义者固有美德的流露，还夹杂着兄弟会中流行的行话。1791年，他致信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总会时写道：“我们的自由体系是建立在公共美德经久不衰的基础上的，我真诚地希望它将持续保障培育它的建筑师的兴旺。我很乐于在任何场合，表达我对兄弟会的敬意。”
当华盛顿于1796年宣布他打算退休时，他收到了宾夕法尼亚总会所发来的一封感谢信和最美好的祝愿。他在回信时表示希望美国会继续成为“兄弟们的避难所，汇聚美德的会所”。共济会与总统之间许多这类书信不久后就出版了。在总统的默许下，一种全新的文学出现了，它宣称共济会是美德和知识的学校，将确保共和国履行其承诺。
华盛顿总统（1732～1799年）。取自他生前唯一一幅身着共济会礼服的画像
对乔治·华盛顿来说，管理自己的形象是一项持续而微妙的任务，在这方面，共济会成了他可资依赖的重要资源。他高调倡导共济会崇尚的兄弟友情，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平等主义，它的来源可追溯至那个古老的工匠组织，他要借此设法去除人们对他可能要称王称帝的疑虑。
华盛顿不仅是将共济会转变为市民宗教运动的领导者，也是这场运动最引人注目的象征。为国会大厦奠基后不久，他便佩戴着饰带和前会长的奖章端坐着，摆出姿势让威廉·J.威廉姆斯（William J.Williams）给自己画像。在未来的一个世纪里，华盛顿作为一名石匠的形象将有数不清的复制品流行于世。
得到全国各地热情报道的国会山奠基仪式，只是共济会主持的盛大仪式之一。1795年7月4日，美国革命中的两位共济会英雄，保罗·里维尔总会长和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州长一起，奠定了马萨诸塞州议会大厦的基石。与奠基石一同掩埋于地下的还有一个铜制的时间胶囊——后于2014年维修大厦时被挖出。人们发现胶囊内有一枚乔治·华盛顿奖章。身居要职的共济会会员还参加了其他一些建筑的奠基仪式，如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1785年）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1798年）等，更不用说许多桥梁、界碑之类的仪式了。
乔治·华盛顿于1799年12月死于咽喉部感染。亚历山德里亚的第22号会所出面在弗农山庄为他举办了葬礼，被推选主持葬礼的圣公会牧师也是共济会会员。棺材上放着一条共济会围裙和两把交叉的剑。在曾是革命军军官的6名抬棺人中，至少有5位是共济会会员。入土前举行了共济会式的告别仪式，会内兄弟们将常青的金合欢树枝放到棺材上——这种树枝在共济会中象征着灵魂不朽。
在随后持续了数周的全国性哀悼活动中，共济会的表现十分突出。据估计，他们以官方身份参加了全国约三分之二的纪念游行。马萨诸塞州总会所在1800年2月精心策划了一次游行，超过1600名兄弟列队穿过波士顿的街道。包括保罗·里维尔在内的6名抬棺人抬着放在基座上的一个金瓮，里面装着华盛顿的一绺头发，旁边是一尊雕像，表现的是“共济会保护神”在对着金瓮哭泣。
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在把人们对革命的怀念传递到下一代人的纪念活动中，共济会一直享有它在主持各种仪式上的殊荣。确实，共济会定期与地方当局合作，组织包括奠基在内的各种仪式。例如，1815年7月4日，巴尔的摩为华盛顿立碑的仪式。市民和政要聚集在悬吊着奠基石的浅坑周围，马里兰州共济会尊者总会长宣布——
尊敬的阁下，我代表本州的自由的、被接受的石匠，很高兴地接受你的邀请，我们特别荣幸有机会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协助，按本团体传统妥善安置此石，不仅如此，此建筑又具有特殊意义，因其目的在于把世上最伟大者之美德和爱国精神传给新生代；在他宝贵的一生中，他作为兄弟会中一位热心而忠诚的成员为我们的团体增光添彩。
显然，没有人因为共济会的做法而感觉不快，质疑它借着主办这些活动，强调自己在乔治·华盛顿一生中享有的地位，宣扬自己在美国立国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类似的仪式。1824～1825年，拉法耶特侯爵重返美国，并如凯旋的英雄般在全国巡回讲演，共济会借机又掀起了新一轮纪念活动的浪潮。拉法耶特是法国贵族，19岁时便志愿为美国的自由事业而战。他很可能是在投奔大陆军后不久，在一家军队会所加入了共济会。他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中又受尽苦难，这为他赢得了自由圣骑士的美誉。当他应詹姆斯·门罗总统（也是共济会会员）之邀访问美国时，他是让人联想起革命战争和乔治·华盛顿本人的最负盛名的、仍在世的人物。乔治·华盛顿当年把他当亲儿子看待。在长达13个月的时间里，拉法耶特乘坐马车和蒸汽轮船环游了24个州，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受到了热情款待。民众用各种荣誉、烟花表演迎接他，各界人士邀请他共进晚餐、发表演讲等。他也被邀请参加众多纪念碑的奠基仪式，他在基石上撒下共济会的葡萄酒、油脂和谷物。
共济会会员已经成为美国庄重仪式的承办者，也是致力于国民纪念活动的专业人员。当19世纪早期的美国想要对后世传达信息时，它要借助兄弟会的影响力才能做到。
共济会在公众生活中的盛名，加之华盛顿和拉法耶特等杰出人士的背书，无一不是在向雄心勃勃和/或具有爱国情怀的美国人表明：要想出人头地，就得穿上石匠围裙。持续加速的社会变革也对共济会有利。西部边疆不断拓展，各类生意兴旺发达，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处涌现，家庭纽带日益松散。出身卑微的美国人四处寻找飞黄腾达的机会，一旦找到，他们就变得富有和自信。加入共济会等于让他们一下子拥有了一个遍及全国、值得信赖的关系网，同时又获得了一个互助互利的社会保障。
共济会在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传播得更远、更快。在19世纪的前25年，会员人数增加了2倍，从2.5万人增加到了8万人——大概每20个成年白人男性中就有一个是共济会会员。到拉法耶特在美国巡游时，美国会所的数量比半个世纪前世界上其他地方会所数量总和还要多。到1825年，纽约市共有44个会所，比1812年记录在案的数量翻了一番。在纽约州，共济会扩张的速度更快：仅在1806至1810年就新设立了70个会所。截至1825年，全州共有近500个会所。这些数字反映了共济会与共和国生活融合的程度。这种繁荣还反映出即将到来的灾难会给它造成多么深重的影响。
沾染人血的共济会
1825年，圣约翰节，这是美国另一个重大日子，也是共济会在典礼上大显身手的日子。
距尼亚加拉瀑布约20英里的洛克波特（Lockport）镇，是3年前才在森林里开辟出来的；它的共济会会所是在1824年2月才获准成立的。但在1825年6月24日，大概四五千人聚集在一起，观看来自洛克波特和附近各县的共济会会员开启通往新未来的大门。他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举行在船闸闸墙上放置压顶石的仪式，这段运河上连续5个船闸的建设造就了这个小镇，并把运河的水位抬升60英尺，与尼亚加拉河相接。这些船闸消除了从大西洋海岸的纽约市经哈得孙河到五大湖的航道上的最后一处主要障碍。一个令当地人兴奋不已，并被他们直呼为“美国的地中海号”的运河从此可以通航了。
那天观看压顶仪式的人群中，有一位是海勒姆·B.霍普金斯（Hiram B.Hopkins），最近才当选尼亚加拉县治安官。当地治安警长曾对他说，会所的支持将有助于他的政治生涯，这激发了他对兄弟会的兴趣。在压顶仪式上，霍普金斯看到他的一些年轻同事穿戴着围裙和饰带，与大人物们攀谈，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发现那位长老会牧师的主题演讲耐人寻味：共济会“得到了各个时代所有聪明绝顶、出类拔萃的人们的支持，从建造所罗门神殿的时代直至今日”。典礼一结束，霍普金斯就向洛克波特会所提出了入会申请。他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了前三个级别，并渴望获得更多级别。1826年8月中旬，他经受了4个小时的庄重仪式，终于成为一名皇家拱门石匠，这一级别被会员们视为“比之前的一切都更具无法言喻的庄严、崇高和重要……古老共济会的顶峰和至臻完美之境”。此外，霍普金斯已经得到保证，成为皇家拱门石匠之后，他在政治上的魅力就不会输给任何一个同龄人。
霍普金斯如愿以偿，终于成了皇家拱门石匠。那天晚上，会所为他举行了所谓“高升”的晋级仪式，他在活动结束后刚要离开会所，有人便凑上前来悄声说有麻烦了。事情是这样的：在距此地不远处的巴达维亚（Batavia），住着一位名叫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的兄弟；他对共济会怀恨在心，打算过几天发表揭露共济会内幕的报告，要把从普通级别直至皇家拱门级别的事一股脑儿抖搂出来。霍普金斯后来表示，他听说他的同门兄弟们正在考虑采取“适当的措施把摩根弄走”。他也对摩根的做法感到愤怒，并坦承：“我认为他确实该死。”
霍普金斯无意中听到的这件事，实际上是共济会在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阴谋的开端。
威廉·摩根生于《独立宣言》发表前后，是一位能工巧匠，也是个爱耍滑头的酒鬼。他加入共济会的主要目的似乎是从会友那里获得慈善救助。1825年，他想尽一切办法，最终在他家以东10英里的勒罗伊（Le Roy）升到皇家拱门石匠级别。然而，他在巴达维亚的同伴们不愿意把他视为同类，并且在他们于1826年初成立一个新的皇家拱门分会时，刻意把他排除在外。愤怒的摩根大吵大闹一通，并发誓要复仇。摩根纠集他的酒友，一个名叫戴维·C.米勒的手头拮据的印刷商，决定将兄弟会的全部秘密公之于众。1826年初夏，这两个人公布了他们的计划。
共济会会员闻听后怒不可遏，当即公开反击。当地报纸还刊登了警告其他兄弟的信息：“摩根是一个骗子，一个危险人物。”他们找到这个叛徒当面交涉，并威逼他交出了手稿。他们本以为这事就算平息了，但很快就发现，他其实只交出了草稿，出版计划仍在进行中。
于是，阻止摩根出版的行动开始升级。在执法部门工作的石匠以小额欠债为由起诉了摩根和米勒。在摩根被拘留期间，他的家遭到非法搜查。此外，一群石匠还聚众袭扰米勒的印刷店，其中有些人是从布法罗（Buffalo）甚至加拿大远道赶来的；当他们得知当过兵的米勒出于自卫，自行装备了“两架转轮机枪，15～20支步枪和几支手枪”时，众人一哄而散。不久之后，有人在夜里使用浸满松节油的破布点燃了这家印刷店；米勒的大声呼救惊醒了左邻右舍，大家合力扑灭了火。
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1826年9月11日，星期一，打击报复又轮到了摩根头上。依照邻县的逮捕令，他因偷了衬衫和领带而被捕。摩根坚信他能证明自己没偷，只是借了别人的衣服，于是信心满满地与抓他的人一起前往他家以东大约50英里的卡南代瓜（Canandaigua）。但到达目的地后，他的罪名变了，他因欠了两美元的债务而被监禁。
第二天晚上，两个人过来办理释放他的手续，声称他们已经偿清了他的欠款。摩根虽觉得他们的举止有些可疑，但同意和他们一起离开。几分钟后，他们出了监狱，有人听到摩根在被硬塞进一辆马车时声嘶力竭地喊叫着：“谋杀！谋杀！谋杀！”
在纽约州外围之类的地方，政府的管治还不到位，民众遇事会向由公民大会任命的治安维持会（vigilance committees）求助。治安员（vigilante）一词就是这么来的。9月25日，巴达维亚组成了首个调查摩根失踪的治安维持会；治安员们开始接触众多嫌疑人和证人。经过首轮面谈，他们得出结论：摩根被人从卡南代瓜的监狱带出来后，乘坐马车前往西北方向30英里以外的杰纳西河上的汉福德码头。然后他们沿着里奇路向西又走了85英里，来到尼亚加拉瀑布。在这条路线的各个节点上，马匹、驾车人甚至马车都换了，这意味着许多人牵涉其中。人们对摩根此后行踪的报告含混不清，甚至自相矛盾。
很快有5个县的治安维持会加入摩根失踪案的调查工作。共济会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盘查，因为大家都知道谁在骚扰印刷商戴维·米勒。一些共济会会员毫不掩饰他们对摩根的憎恶，其中有些人甚至乐于被媒体引用关于他罪有应得的说法。日子一天天过去，摩根仍然下落不明，人们越来越觉得共济会杀人泄愤的嫌疑最大。民众的愤怒情绪日渐高涨。作为回应，兄弟会团结一致，指责治安维持会有反共济会的偏见。他们反驳说，摩根和米勒自己策划了这次失踪，为他们要出版的书做宣传，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共济会会员与反共济会的民众之间不可避免地形成了针锋相对的态势。秋天过去，冬天到来，摩根失踪升级为“摩根事件”。
摩根的书在他消失数周后出版了。最终，书中的内容只涉及共济会组织中的前三个级别，并承诺将在另一卷中揭露更高级别的秘密。围绕此案的争论为接下来更多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曝光行为创造了市场。然而，事实证明，对共济会的怀疑如以往一样不会因任何曝光而消散，人们相信关于威廉·摩根失踪的种种可怕说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彼时彼地，任何人都很难认同站在共济会立场上的辩解，比如他们说令人毛骨悚然的入会誓言不过是劝人向善的寓言剧的片段，根本不存在任何害人的意图。许多观察家由此得出结论，正是共济会的誓言剥夺了这些会员的是非感，让他们到现在还在为它说好话。
关于摩根的谣言很快流传开来。一些目击者声称，他被带到加拿大的一个港口，被强行编入英国海军。一些人坚称他在尼亚加拉堡被折磨致死。另外一些人则说他拿到了一笔封口费，漂洋过海不再回来了。有关摩根死亡的说法除了耸人听闻以外，并无证据。有人说他已被交给印第安莫霍克族酋长“以野蛮残忍的方式处决”。鉴于当地特有的地形，有些人必然会提到另一种可能性，即这个可怜的人被绑在一只独木舟上，沿着尼亚加拉河顺流而下，从巨大的马蹄瀑布落下，当即丧命。许多反对共济会的人认为，摩根已惨遭行会入会仪式中描绘的下场：他被割断喉咙，舌头被连根拔出，尸体被埋在低潮线处的海沙中，那里离海岸只有一根船用缆绳长度，潮水在24小时内有规律地涨落两次。石匠们则回应称，摩根是为了躲避众多讨债的人才逃跑的。
在治安维持会调查的同时，县里的大陪审团开始了一系列的调查和刑事审判。第一次审判是在1827年1月。那天当地刚刚经历了人们记忆中最大的一场暴风雪，大批民众克服了暴风雪后的种种困难，涌进一个摆放着富兰克林、华盛顿和拉法耶特半身像的法庭上，旁听安大略县巡回法院的庭审，以了解最新案情。公众听到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并迫使全州的共济会会员处于被动。被起诉的4名被告中有3人认罪，其中包括卡南代瓜会所会长尼古拉斯·G.切泽博罗（Nicholas G.Cheseboro）。切泽博罗是验尸官，他以摩根偷了一件衬衫和一条领带为由拿到了逮捕令；然后，他带领一队共济会会员在巴达维亚逮捕了摩根，并把他带到了卡南代瓜监狱。至少可以说，这次逮捕行动在法律上是值得推敲的。且不说所谓的盗窃发生在近5个月之前，逮捕令是在匆忙之中——竟然是星期天——才拿到的，这本身就可疑。根据控方的说法，是切泽博罗说服狱卒的妻子，让声称已经偿清摩根两美元债务的人带走他。摩根被人连拉带拽地塞进一辆马车时，他正好在现场，看到了全过程。
切泽博罗与其他被告一样，罪名成立。在后来的一次庭审中，法庭发现他当时把手帕塞进摩根的嘴里，不让他喊出来。
这件事唯一站得住脚的结论是，一帮共济会会员为了自身的名誉，结伙绑架了摩根。法官伊诺斯·思鲁普（Enos T.Throop）在庭审结语中赞扬了安大略省人民的“义愤”。这种赞扬只会助长民众反共济会的怒火。
思鲁普法官接着指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法律问题，而这个问题导致后续许多诉讼很难办。很显然，在摩根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情况下，无法判定他已经死亡，既然如此，法庭也不能判定被告的谋杀罪名成立。因此，唯一适用的罪名是绑架。当时，绑架在纽约州被归类为“轻罪”，算不上情节严重的“重罪”。对供认不讳的轻罪嫌犯只能判处短期徒刑——就切泽博罗而言，刑期为一年。现在我们无法重审这些人，因此无从得知他们当时是否为了让自己适用轻罪而修改了供词。
这件事存在多种可能性，而且都合情合理，正因如此，局外人几乎无法准确判定在此案嫌疑人中，哪个人犯了哪种罪。也许大多数共谋者并不知道这件事的初衷就是杀掉被他们抓到的这个人——如果那真的是他最终命运的话。也许他的死纯属意外。
摩根事件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境，司法系统本身也受到人们的质疑。共济会和反共济会群体之间存在矛盾的事实，也显然让人怀疑治安维持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公正无私，但也不能轻易断定这些治安员全都敌视共济会。深得民心的纽约州州长德威特·克林顿（DeWitt Clinton），曾是纽约共济会会所的总会长，也是美国最资深的自由石匠之一，他始终认为治安维持会的许多调查结果是有效的。克林顿发表声明，敦促所有公民配合调查，并悬赏寻求摩根或绑架者的信息。他与众多在重要政府机关工作的石匠一样，以无可挑剔的公正性处理了摩根事件。
一些证人和嫌疑犯的举动也给相关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有几个人逃离了纽约州，其中一些人是在收到会内兄弟通风报信后逃离的。许多人拒绝作证，理由是他们有权拒绝自证其罪。一些人因公然发表保持沉默的声明而被起诉。另有一些人在不同的法庭给出不同的陈述。一名证人曾作证说，摩根的绑架者们抽签决定谁将承担谋杀的责任，但作证后不久就精神失常了。一些法庭在选定陪审员成员方面耗时多日也无法确定成员名单，当辩方指出陪审员中有共济会会员时，双方又围绕共济会会员能否做出公正裁决展开无休止的激烈辩论。有些陪审员被解除出庭义务，因为他们表达了偏执的观点，称无论有没有证据，所有的共济会会员都有罪。
在一阵喧哗之后，许多被告被当庭宣告无罪。结果，公众相信了他们想要相信的。共济会会员认为，这种敷衍了事的审判正好证明了他们对共济会存在偏见，但反对共济会的人们则持相反看法，他们认为这恰好暴露了暗藏其中的双重阴谋，共济会既要让摩根噤声，又要保护杀手免受司法制裁。双方的敌对情绪日益高涨，做出妥协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就在共济会与反共济会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威廉·摩根家乡巴达维亚的共济会会员做了一个不明智的决定，他们选择在1827年6月25日游行，庆祝圣约翰节。这注定会被敌对方视为挑衅行为。威廉·摩根的合作伙伴——印刷商戴维·米勒经营的反共济会报纸组织了一次反共济会的示威游行。他在社论中号召公众谈谈他们看到“身着贵胄长袍，手执权杖，头戴王冠，在共和国的街道上行进的石匠”时有什么感受。最终，参加游行的300名兄弟与数 千名抗议者在街头公开对峙。有人扔石块，一辆马车冲进了共济会的游行队伍。幸运的是，暴力行为没有导致严重伤害，共济会兄弟们有所克制，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暴力冲突。
然而，巴达维亚事件暴露出的社会紧张状况是共济会和反共济会之间对立的基础。米勒指责共济会会员气焰嚣张，这在巴达维亚和杰纳西县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我们可以从统计数据中找到其中的原因。该县9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但巴达维亚和附近城镇80%的石匠都是专业人员，从事需要具备一定技能的职业。此外，共济会会员最多占该县总人口的5%，却占据了该县60%的公职。对于商人、律师和医生来说，共济会无疑是一个宝贵的人脉中心，这一群体是该县天然的政治阶层，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他们是唯一有时间、金钱和学历参与竞选公职的人。但是对反共济会的抗议者来说，似乎有一个行踪隐秘的集团控制了他们的世界。
宗教信仰上的分歧更是加剧了社会分裂。在巴达维亚第433号会所中，大约84%的成员属于正统的圣公会，它源于英格兰教会，对信仰采取非教条的态度。然而，基督教福音派在纽约西部各县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对许多福音派基督徒来说，共济会远非它自称的“宗教的婢女”，而是旨在颠覆信仰；共济会是美国伊甸园中的蛇，“是对庄严而神圣的法令的亵渎和嘲弄”。浸信会在新生的反共济会运动中表现尤为突出。浸信会牧师约翰·G.斯特恩斯长老（Elder John G.Stearns）和戴维·伯纳德长老（Elder David Bernard）出版了两本最畅销的反共济会小册子。他们以悔改罪人的态度直言要痛改前非，因为他俩以前都是共济会会员。伯纳德的书《曝光共济会》在揭示行会所有级别的详情的同时，还加入了针对摩根事件的叙述，后来成了人所共知的“反共济会圣经”。反共济会运动有一种传教士般的狂热。“沾染人血的共济会”的咒骂声日益高涨。
1827年10月7日，这个星期日上午晚些时候，也就是绑架事件发生近13个月后，在安大略湖岸边散步的3位男子，发现了一具面朝下趴在泥里的尸体。人们开始时并没有在意，只是在验尸官的报告公布后，大家才警觉起来：死者有非同寻常的双排门牙，就像摩根一样；死者身高5.8英尺，年龄在45岁到50岁之间，体型和年龄也与摩根很相符。朋友们依据光秃脑门上的一个隆起和耳朵里浓密的灰白耳毛这两个特征，认定这具黑乎乎、肿胀的尸体就是摩根。摩根的妻子露辛达证实了这一身份。验尸官的结论是，只有“至高无上者之手”才能帮我们解开不解之谜。人们纷纷从周围的城镇和村庄赶到巴达维亚参加葬礼：反共济会运动现在有了一个正当的怒火聚焦点，威廉·摩根也因此成了他们的烈士。
但那具尸体不是摩根。几天后，当一个加拿大人在尼亚加拉河失踪的消息传来时，尸体又被挖了出来。新的尸检结果明确无误：那个加拿大人有同样的畸形双排门牙，他的衣服和尸体上的完全匹配。
摩根失踪之谜恐怕永远不会有答案；接下来又有很多人报案称他们见过摩根，但是没有一个得到证实。以绑架和其他轻罪起诉的审判工作重启，并一直持续至1831年。最终，有18起此类案件立案，外加两宗州长办公室下令展开的特别调查案子。只有极其敬业的记者或者走火入魔的活动人士，才能持续追踪并将这宗案子涉及的各种片段串联起来，因为他们要在整个法律和政治体系中寻找那些片段中无法预料的踪迹。人们先入为主的偏见并不会因为出现了更多新消息而动摇。与此同时，这个国家又冒出了大量如一名记者所说的“反共济会的假冒自由石匠”，他们靠组织一些下流表演牟利，声称他们表演的内容就是共济会的运作方式。
在这一片喧嚣当中，有一起案子的审判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效果，它在揭露共济会影响司法公正方面提供了全新的线索，并重新激起了公众的怒火。与摩根事件直接相关的各县治安官全是共济会会员，他们的行为存在诸多疑点。治安官的职责之一是筛选大陪审团成员，对潜在犯罪行为展开初步调查。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摩根一案的大陪审团成员几乎全是共济会会员。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尼亚加拉县治安官伊莱·布鲁斯（Eli Bruce）的审判。主要证人是海勒姆·B.霍普金斯，那个雄心勃勃的、曾被1825年洛克波特船闸压顶仪式迷住的年轻警官。1827年6月，在安大略县法院治安法庭上，霍普金斯承认，根据布鲁斯的指示，他选择了共济会会员作为大陪审团成员。
在警长布鲁斯被审判期间，探望他的许多石匠都认为他是无辜的受害者。他最终被判监禁两年零四个月。州长随后开除了他。
所有因摩根绑架案被判刑，或者嫌疑最大的人，都是共济会会员。尽管如此，共济会官方拒绝承认自身存在问题，这反而加剧了人们对它的怀疑。1827年6月，纽约总会所还给了备受争议的警长布鲁斯100美元补助金，理由是他受到了反共济会会员的“迫害”。来年6月，总会所再次集会，人们期望它最终会有所表态，让共济会与摩根案保持距离，并设法消除公众对共济会颠覆法律程序的疑虑。但它没有这样做。不仅如此，没有一个在摩根事件中被判有罪的共济会会员被开除或受到谴责。
前共济会会员转身加入了反共济会人士之列。许多会员选择高调地辞去他们的会员身份，以抗议摩根丑闻，并解散他们的会所。1828年2月，杰纳西县举行了一次所谓的“脱离共济会”大会。他们谴责共济会伪善的说教，支持揭露共济会的秘密，并与反共济会运动结盟。
摩根事件催生了众多流行刊物、报纸和年鉴。这幅插图旨在展示摩根被绑架的那一刻
从1827年到1828年，反共济会从一场地方性的道德运动演变成一场波及许多州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反共济会人士坚信，加入了共济会的编辑人员与阴谋本身脱不了干系，他们会极力压制全面报道摩根丑闻的新闻。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创办“不偏不倚”和“独立自主”的反共济会媒体。截至1827年底，纽约州共有22家这类报纸，之后还会出现更多。
在媒体的鼓动下，反共济会人士试图夺取政治权力。他们在1827年秋天举行了提名大会，为纽约州立法机构挑选反共济会候选人。夺权计划的核心是用立法全面禁止非诉讼性宣誓的方式废除共济会。1828年8月，反共济会一方提名州长候选人。1830年，适逢摩根被绑架4周年之际，第一次全国反共济会代表大会在费城召开。1832年，前共济会会员威廉·沃特（William Wirt）以反共济会的名义竞选总统。第二年，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成为马萨诸塞州反共济会的州长候选人。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和罗得岛州通过了禁止法外宣誓的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