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顿：非洲人缔造了这个神秘而美好的社团
不接受奴隶
苏格兰礼在18世纪的法国萌芽之初，便以“一团乱麻般混乱”的仪式和石匠级别而闻名。到了19世纪初期，这种级别滋生的趋势受到遏制，苏格兰礼转变成了统一的33级仪式，每个级别都有相应的故事和神秘的仪式。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整合过程，而全力推动这一进程是杰出的共济会特使，亚历山大·弗朗索瓦·奥古斯特·德格拉斯-蒂莉伯爵（Alexandre François Auguste de Grasse-Tilly）。
德格拉斯-蒂莉的军旅生涯始于1780年代之后。从法国到加勒比海和美国，再到意大利、西班牙和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他亲身体验过荣耀和征服，经历过被俘和身无分文的流亡。他每到一地，就设法就地建立一个名为“最高理事会”的监管机构，帮助梳理和整顿当地杂乱无章的苏格兰礼体系，使之简化为统一的33级典礼。他的足迹遍及太子港（如今的海地）、拿破仑治下的巴黎、米兰、缪拉治下的那不勒斯、马德里，最后是布鲁塞尔。他不停地整合各地的共济会组织。
在他创立的所有这类机构中，成立时间最早、最有权威的莫过于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古老和广为接受的苏格兰礼最高理事会”（Supreme Council of the Ancient and Accepted Scottish Rite）。1793年，德格拉斯-蒂莉来到这座欣欣向荣的海港城市。他加入了美国国籍，并全身心投入这座城市久负盛名的共济会生活中。1801年，他和另外10个人共同创建了“最高理事会”。查尔斯顿苏格兰礼最高理事会如今能享有“世界理事会之母”这一头衔，完全要归功于德格拉斯-蒂莉。
尽管查尔斯顿的最高理事会在国外的自我复制大获成功，但它在统一全美苏格兰礼事务方面却步履维艰。例如，它与纽约一个同类机构的争端直到1815年才得到解决，查尔斯顿的最高理事会最终确立那家机构为美国北部辖区最高理事会，从而将美国的苏格兰礼共济会正式确立为南北两个辖区，并延续至今。1826年，威廉·摩根在纽约州失踪引发了反共济会浪潮，导致最高理事会从1832年至1842年几乎处于休眠状态。最高理事会恢复运作后，成了一个地方性机构，其中的官员几乎全部是查尔斯顿本地人。著名的33个级别相应的仪式仍有许多是短暂和初级的。但到了1840年代，苏格兰礼的两大传奇人物开始编纂海量的共济会法则、历史、教义、礼仪和符号，一举将苏格兰礼打造成世界上内涵最丰富和最具启发性的共济会体系。此外，在美国，共济会的组织机构是以州为单位的，苏格兰礼最终将演变成最接近全国性共济会组织的架构。艾伯特·麦基（Albert Mackey）和艾伯特·派克（Albert Pike）在开创兄弟会法律体系和秘密方面做出的贡献，让苏格兰礼发展成了今天的范式。他们还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全力对抗当时正在撕裂美国社会和共济会的各方势力。
艾伯特·麦基医生于1841年在查尔斯顿加入共济会，随后便快速晋级，担任的职务也越来越高。他从1844年开始担任秘书长，负责苏格兰礼最高理事会的日常事务，直到1881年去世。他身材“高大、挺拔、瘦削，但充满活力”，一头齐领的灰发向后掠去，显露出“充满智慧的饱满天庭”，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品德高尚的学者之气。1854年，年仅46岁的他放弃了成功的医疗事业，一心扑在对共济会的研究上。在他的13部著述中，最著名的是博大精深的《共济会百科全书》（1874年）。他成为共济会最伟大的立法者之一。
艾伯特·麦基（1807～1881年），共济会学者、法学权威，苏格兰礼共济会的指路明灯
1853年3月20日，在查尔斯顿，麦基医生将除一个以外的苏格兰礼级别授予艾伯特·派克。出生于波士顿的派克曾受到心灵创伤，背井离乡，一路向西寻求精神慰藉。他徒步650英里，穿越科曼奇族（Comanche）聚居地，在经受了九死一生的磨难之后，安全抵达阿肯色。随后，派克定居下来，做了巡回律师，沿着密西西比和阿肯色州的蒸汽轮船航线奔波，挣了不少钱。派克与他的共济会导师麦基迥然不同。他快乐且富有魅力，留着一头长发、蓄着长胡须，爱大吃大喝，而且是个工作狂；他还是个浪漫派诗人，拥有报社并担任编辑；在墨美战争（1846～1888年）期间，他曾指挥一支阿肯色州志愿军冲锋陷阵。
麦基亲自主持了派克的入会仪式，他们当晚就一口气完成了苏格兰礼除第33级以外的全部仪式。麦基认为他的门徒具备了完善苏格兰礼所需的才智和毅力，其中包括系统地重写晋级仪式，重新阐述与仪式相关的传说。苏格兰礼将因此成为人类文化智慧的集大成者。
又译为“主权大指挥官”。
1859年，在麦基的支持下，派克被选为最高理事会至高大指挥官（Sovereign Grand Commander） 又译为“主权大指挥官”。——这是苏格兰礼的最高职位，他一直任职到32年后去世。派克在重写晋级仪式并亲自落实它们之后，开始投身其最著名的鸿篇巨制——《苏格兰共济会古老且被接受的礼仪之道德教训与教义》（“Morals and Dogma of the Ancient and Accepted Rite of Scottish Freemasonry”）。这部著作最终于1871年付梓。
艾伯特·派克（1809～1891年），自1859年起直至去世，一直担任苏格兰礼南部辖区至高大指挥官
艾伯特·派克好像天生就是一个自由石匠，他读起书来如饥似渴，热衷于创立宗教仪式。他的主要缺点在于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种族主义倾向深刻影响了他对兄弟会的改造。1859年，派克写道：“一个处于最佳生活条件下的黑人仍未摆脱野兽的嗜好和本能，随时有可能回归其原始的野蛮状态。尤其是他的性欲，只受到恐惧的抑制；即便害怕受到最可怕的惩罚，以及肯定会受到令人胆寒的惩罚，也无法完全抑制它。”尽管派克是在北方出生的，但他还是接纳了第二故乡阿肯色州南部和东部低地棉花种植者支持奴隶制的价值观。蓄奴者是他的客户、朋友和兄弟；他抽他们的雪茄，喝他们的威士忌，与他们同桌“宴饮”。他在发表的文章中，表达了自己对北方干涉南方事务的不满，谴责“废奴主义狂热分子”，并宣称他相信北方挣工资的劳工比 南方的黑人生活状况要差很多。
派克的偏见也延伸到了其他方面。在1850年代中期，他满怀热情地加入了一个短命的反天主教政党。这个政党通常被称为“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s），因为党员们都要发誓否认他们知道该组织的存在。“一无所知党”的口号是“美国人的美国”，它成立的目的是反对来自爱尔兰等天主教国家的移民。该党宣称教宗正在密谋一场入侵行动，企图将新教的美国纳入罗马教会的控制之下。这个党采用的誓言、级别、握手和暗语，无不带有鲜明的共济会印记。
与对其他种族的态度相反，派克对美洲原住民怀有一定的同情心。在大约一代人之前，一些原住民部族被从美国东南部驱赶到了西部的“印第安人保留地”——位于阿肯色州西部边界之外，如今的俄克拉荷马州。在18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派克利用他的律师技能和作为说客的热情，试图帮助克里克族和乔克托族印第安人获得补偿。
又名约瑟夫·布兰特（Joseph Brant）。
派克的共济会背景是他与印第安人上层融洽相处的关键因素。共济会会所长期以来都欢迎美洲原住民。莫霍克族酋长塔延达内加（Thayendanegea） 又名约瑟夫·布兰特（Joseph Brant）。被认为是首位加入共济会的美国印第安人。英国人引导他入会的目的，是想赢得他在北美独立战争中对英国的支持。这类通过共济会进行对话和调解的事件凸显了美洲原住民被残酷对待的可耻事实。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印第安人保留地中所谓的“五大文明部落”（彻罗基、奇克索、乔克托、克里克和西米诺尔）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加入共济会的热潮。那里设立的第一个会所，第21号彻罗基会所，是由阿肯色州总会所于1848年授权的。1852年，乔克托族创立了多克斯维尔（Doaksville）会所。三年后，克里克人又创建了马斯科吉（Muscogee）会所。
美国原住民的精英们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共济会会员一样，在共济会中找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友情、地位，等等。但是共济会还带来了额外的好处，让他们有机会与艾伯特·派克这样有影响力的白人兄弟密切交往。
曾经有人，现在依旧有人，声称许多美洲原住民与共济会存在文化上的共同点，例如对数字和地理方位的崇敬、太阳的象征意义、秘密咒语、神圣的徽章。这种说法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一些美洲原住民石匠肯定认识到了这样的共同主题。但话说回来，到19世纪初，共济会已吸收了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神话和图案，如果其中一些内容与美洲原住民信仰体系存在相似之处，也不足为奇。
高贵的野蛮人的神话更能表明派克和其他白人石匠对印第安兄弟的看法。19世纪的美国共济会文学特别喜欢描绘一种经典场景。一个胜利的美洲印第安战士站在一个受伤的白人士兵面前，高举战斧准备给予致命一击。士兵在极度痛苦和绝望中牙关紧咬，发出共济会特有的求救信号。就在这紧要关头，奇迹发生了，这位印第安战士感受到了深藏在他的族群集体无意识中的某种东西，他识别出了这个求救信号，没有剥下俘虏的头皮，而是施以一个兄弟应得的尊重。这类故事让共济会会员感到无比荣耀，让他们认为自己继承了全人类共有的古老真理——美洲最高贵的野蛮人能够从骨子里感受到的真理。换句话说，在白人石匠的头脑中，有一个极其傲慢的假设在起作用：共济会作为人类智慧最高级的表达，来到美洲就是为了满足当地人最深刻的精神需求。一位专门研究美洲印第安人共济会的权威史学家指出，殖民者中的共济会会员视自己为“注定要发生的历史运动的先锋，因为不知何故那些将要遭受驱逐的人已经得知他们到来的消息”。
艾伯特·派克的导师艾伯特·麦基医生对会员们的要求十分严格，在确保他们的言行举止完全符合共济会准则方面毫不妥协。就连他的兄弟们也说“他遭人记恨，意志坚强、信念坚定的人肯定会树敌”；“他不原谅，不属于能宽以待人的那种人”。当麦基阐述并捍卫兄弟会对待奴隶制的方式时，他这种易怒的秉性非常容易引人注意。
作为苏格兰礼的大本营，麦基的家乡查尔斯顿位于3条流入大西洋的河流交汇形成的海湾中的半岛上。在这座拥有宽阔街道、典雅宅子和海滨步道的城市，每一个阳台和铁艺大门都是用奴役他人所获的钱财购买的。这里有历史悠久的奴隶市场，在夏天，南卡罗来纳州的蓄奴精英们为躲避水稻种植园的湿热，来这里举行华丽的舞会和游园会。
被奴役之人不能加入共济会。这一原则继承自中世纪石匠的律令，他们认为农奴或“奴隶”缺乏遵守雇佣合约的法律能力。1723年，在现代共济会诞生之际，同样的禁令被写进了《共济会宪章》：“被接受为会所成员者必须是善良而诚实的男人，生来自由，已达到成熟且能谨言慎行的年龄，不接受奴隶，不接受女人，也不接受道德败坏或品质恶劣的男人，必须有好名声。”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查尔斯顿这类地方，白人社会越来越多地用拥有他人的权利来定义自己，这样的规则永远不会只是一个技术性细节或对遥远过去的古怪传承。共济会在创立时秉持的价值观就是向所有男性开放，不分宗教信仰、政治派别或种族。在美国，共济会曾在黑人，尤其是黑人奴隶是否属于人类的问题上纠结。
艾伯特·麦基医生就这个问题做出的权威结论虽合乎法律条文，但很苛刻。在1856年出版的《共济会法律原则》中，他规定“奴隶，甚至生而受奴役的人——尽管他后来可能获得了自由——被古老法规排除了入会资格”。这条原则很明确：禁止奴隶或被解放的奴隶（或称自由民）加入共济会。美国绝大多数黑人因此被共济会拒之门外。不用说，这样的裁决符合查尔斯顿奴隶主的世界观。麦基的种族主义可能没有派克那么露骨，但它依旧塑造了他理想中的共济会。
1861年4月12日，也就是麦基发表这些言论5年后，位于查尔斯顿港一个岛上的联邦要塞萨姆特堡（Fort Sumter）遭到了美国南部邦联部队海岸炮的轰击。一天半之后，堡垒守军指挥官、陆军少校及共济会会员罗伯特·安德森率部向他的对手，即同为共济会会员的皮埃尔·G.T.博雷加德（Pierre G.T.Beauregard）将军投降。这次炮轰行动标志着美国内战的爆发，在这场浩劫中丧生的人数超过了美国在所有其他战争中损失的总和。它始于一场解决共和国原有紧张关系的斗争，即各个州的自治权与联邦政府权威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又因奴隶制问题而被引爆。但是内战也导致了麦基和派克的白人共济会与美国独有的黑人共济会之间的分裂进一步尖锐化。具有美国传统的黑人共济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美国立国之初。
普林斯·霍尔（约1735～1807年），非裔美国人，共济会团体创始人。他生前没有肖像流传下来。这样一幅传统画像被悬挂在美国各地的普林斯·霍尔会所中
他们以平起平坐为耻
又译为“王子堂”。
共济会非裔美国人分会的创始人是波士顿一个被解放的奴隶，名叫普林斯·霍尔（Prince Hall），他曾是皮革工人、餐饮从业者和小商贩。在独立战争期间，他曾在乔治·华盛顿领导的大陆军中服役。普林斯·霍尔共济会 又译为“王子堂”。这个人所共知的分会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普林斯·霍尔及其早期黑人兄弟其实是因受骗而懵懵懂懂地加入了共济会。1778年3月6日，普林斯·霍尔和另外14个人在军士约翰·巴特主持下加入了共济会。他们误以为巴特是隶属于爱尔兰总会所辖下军队会所的会长，但事实上，他根本不是会长，而且即便他得到了授权，也不能独自举办入会仪式，因此他举行了一个假冒的入会仪式。我们无法得知巴特收取的会费去了哪里，只能猜测被他据为己有。（巴特于1776年因病从英军退役，后作为雇佣兵被大陆军征用为北美殖民地独立而战。他在举办假冒入会仪式3个月之后，即1778年6月当了逃兵。）
霍尔及其兄弟被他们的导师蒙骗并抛弃后，开始寻求共济会组织正式承认他们的非洲人会所。他们在美国本土的努力一直没有得到回应，无奈之下，他们绕过马萨诸塞州共济会总会所，直接向伦敦总会所求助，并终于在1787年得到授权，非洲人会所就这样诞生了，跻身于不断扩充的共济会队伍之列。
在霍尔的余生中，他一直积极参与反对非裔美国人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斗争。1787年1月，他与同门黑人会员一起向马萨诸塞州议会请愿，要求“在一个自由的基督教国家的腹地”结束奴隶制。他们的愿望在独立战争结束时得以实现，马萨诸塞州废除了奴隶制。1788年，3名波士顿自由民被绑架，并被带到一艘奴隶船上，运往西印度群岛出售。普林斯·霍尔对他们遭此劫难深感愤怒，他发起请愿行动并取得成功，奴隶贩子在港口外的活动遭到禁止。被绑架的自由民中有一个人碰巧是普林斯·霍尔会所的会员。当他被卖给一个也是共济会会员的奴隶商人时，他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获悉的商人便设法将这三人送回了波士顿。普林斯·霍尔及其兄弟们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庆祝他们安全归来。
普林斯·霍尔发起的一些活动以胜利告终，但他在共济会内部争取认可的斗争就不那么顺利了。白人共济会拒绝授权非裔美国人成为现有会所的成员，或者另行成立他们自己的会所。因此，为北美独立而战的普林斯·霍尔不得不求助于旧殖民政权，以获得共济会官方组织承认他的非洲人会所的合法性，这就颇有些讽刺意味了。
普林斯·霍尔从未放弃努力，希望与美国的白人共济会达成和解，但直到人生终点，他仍徒劳无功。一位白人牧师曾试图说服白人共济会会员让步，但终告失败，他在1795年发表感言：“事实是，他们以与黑人平起平坐为耻。”普林斯·霍尔被视为波士顿黑人市民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一个正直和权威的人物，他也帮助另外一些城市建立了会所。但到他于1807年去世时，美国共济会的核心形成了持久的种族分裂的鸿沟。
共济会会员一直被告诫要远离政治。正如普林斯·霍尔自己所说，共济会“要求我们做和平臣民，服从我们所在地的社会权力”。然而，普林斯·霍尔以及众多追随他的黑人石匠在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深藏在这些“社会权力”中的歧视。因此，普林斯·霍尔共济会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性的。当南北战争爆发时，也就是普林斯·霍尔共济会成立90年后，我们对黑人废奴主义者中存在众多共济会会员的现象不该感到奇怪。其中一位称得上19世纪最伟大的非裔美国人石匠，这位兄弟比任何人都更深入地探测了共济会的政治潜力，他就是马丁·罗比森·德拉尼（Martin Robison Delany）。
摩西
马丁·德拉尼出生于弗吉尼亚州一个自由民家庭，他在匹兹堡烟雾弥漫的恶劣环境中，基本上靠自学，成长为一名反奴隶制积极分子和记者。在1839～1840年，他冒着相当大的风险，孤身前往美国南方，四处走访，深入探索黑人的经历和文化，从被残酷对待的种植园奴隶到新奥尔良自由的有色人种，无所不及。
回到匹兹堡后，德拉尼接受了外科医生（被当时的人称为一个“用杯吸法者、吸血者和用水蛭给人放血治病者”）的培训。他结婚成家，养育了7个孩子。他的大儿子杜桑·卢维杜尔出生于1846年，这个男孩借用了1791年发动海地奴隶革命的领袖的名字。德拉尼的其他孩子也都以有色人种中的杰出人物命名，比如亚历山大·仲马，《三个火枪手》的作者和海地奴隶的孙子；或者圣西普里安，3世纪北部非洲基督教神学家和殉道者。
德拉尼创办了一份黑人反奴隶制报纸《秘技》（Mystery），并开展巡回演讲，传播他的主张；他一直不停地旅行和讲学，直到年迈才放慢了脚步。1847年，德拉尼遇到了逃脱奴役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rick Douglass），后者的自传成了畅销书，他本人也成为废奴运动的国际领袖。两人合作创办了一份更加雄心勃勃的报纸《北极星》。
德拉尼在付出了两年不懈的努力之后，又回到了匹兹堡，开始攻读医学。1850年，他成为首批被哈佛录取学医的三名黑人学生之一，但几个月后，在白人同学的抗议下，他被开除学籍。他接着去讲授比较解剖学，并抽时间发明了一种机车发动机用的部件，可以帮助火车爬陡坡。但因种族主义的影响，他的专利申请被驳回。
到这个时候，德拉尼在普林斯·霍尔共济会的会龄已经好几年了，但热情未减。1846年11月，他成为匹兹堡第13号圣西普里安会所的创办人之一。他创办的第一份报纸的名称来自共济会的术语——“秘技”，它与“手艺”一样，都是共济会的同义词。德拉尼还协助共济会于1847年在辛辛那提市开办会所，同年，根据共济会史学家的说法，普林斯·霍尔共济会的全美总会所任命他为西区（管辖宾夕法尼亚州以西的所有地区）的主管。
正如《秘技》的创刊宣言所称，德拉尼的一生旨在“从文明、政治和宗教上提升非裔美国人和非洲人的道德水平”。提升黑人的素质一直是他奋斗的指导原则，他的世界观聚焦在三大强有力的信念上：为自己是黑人而自豪，努力工作，伸张自己的权利。在普林斯·霍尔共济会中，德拉尼发现他可以聚集起一批黑人精英，他们将成为先驱和众人的楷模。这也放大了人们所说的他对“作为黑人领袖的潜力近乎神秘莫测的感觉”。
1850年通过的《逃亡奴隶法》损害了全美非裔美国人的权利，由此开启了让人感觉前景特别灰暗的10年。和许多黑人会内兄弟一样，德拉尼积极参与了“地下交通网”的活动，为逃跑的奴隶提供避难所，并把他们偷偷带到加拿大。1852年，他出版了《美国有色人种的状况、地位、移居和命运》（The Condition，Elevation，Emigration，and Destiny of the Colored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政治分析的先驱之作。他在书中提出，黑人群体其实是一个民族之民族，他们唯一的希望是集体离开美国，在别处新建一个国家。他在结论中呼吁美国黑人，要通过自我教育和摆脱唯唯诺诺的习惯来改善他们在美国的生活。
1853年，德拉尼在一次演讲中阐述了他对共济会的政治愿景。这一天，他站在圣西普里安会所的同门兄弟们面前，看上去矮小、秃顶，双肩显得强壮且宽大。德拉尼总是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豪感，因为他是纯种的非洲人，他那带有光泽的黝黑皮肤似乎在挑战当时流行的偏见。不说别人，即使在一些非裔美国人眼里，混血人种中的“白黑混血儿”（mulattos）也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他的演讲立意高远，志在必得，后来成为首篇出版的有关普林斯·霍尔共济会的研究报告。他将基督教《旧约全书》的知识与近代史相结合，以一种全新的叙事框架努力从白人手中夺走整个共济会的传统。
他告诉兄弟们，共济会创始于洪水之后，当时诺亚的儿子们在世界各地创立王朝并建造城市。其中一个儿子哈姆（Ham），是黑皮肤的，他的后代居住在非洲。埃塞俄比亚人和埃及人开发了一种核心内容与基督教相容的宗教：他们率先发现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他们具有三位一体的概念。（德拉尼的观众太清楚什么是三位一体了，共济会的神话和符号充斥着三位一体、三角形和数字3。）古埃塞俄比亚人和埃及人发明了后来被称为共济会的组织，让它为这个宗教服务，并造福社会。因此，德拉尼断言“非洲人缔造了这个神秘而美好的社团”。
马丁·德拉尼（1812～1885年），普林斯·霍尔共济会会员、反奴隶制积极分子、黑人民族主义之父
德拉尼继续说道，摩西也在如饥似渴地研究非洲共济会的学问。《使徒行传》第7章第22节不是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了吗？《出埃及记》第2章第15节不是告诉我们，摩西逃到埃塞俄比亚的米甸王国，娶了非洲统治者的女儿西坡拉吗？
所罗门从摩西那里继承了这些秘技，在耶路撒冷建造了一座伟大的神殿予以 秘技直观且具体的表达：它毫无疑问是植根于非洲的知识之上的。言外之意再清晰不过了——如圣西普里安第13号之类的会所不仅是共济会价值观和既成原则的正统表达，他们其实比白人共济会更正统。
如今重读这篇演讲，我们可能对它随后在普林斯·霍尔共济会会员中引起如此大的共鸣感到费解。然而，要知道在19世纪的美国，尤其是共济会，人们十分推崇这种基于《圣经》的论理方式。德拉尼借此来表达同门“兄弟们的义愤”，因为他们已经忍了太久，每次争取白人共济会认可他们的会所，都要招致奚落和拒绝。共济会“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价值观肯定不会容许此类歧视。正如德拉尼所说，“所有的人，无分国家、地域，肤色和条件，（只要德行相配）都可以被迎入共济会的大门”。白人石匠们把共济会的法律书籍当作他们偏见的挡箭牌，引用其中古老的原则，证明那些身心不自由的人不值得成为会员。德拉尼在解读摩西的故事时指出，他就是一名自由石匠，出生在一个奴隶家中，并作为奴隶生活了很多年，他就想以这种分析方式粉碎上述人们对规则的诠释：“难道可以否认这个站在法老面前的人，这个能不可思议地做智慧国度中智慧者所能做的一切的人，是一位石匠？”
在匹兹堡圣西普里安会所发表演讲后的10年里，德拉尼全身心地投入努力实现其黑人“出埃及”的愿景中——自己担当黑人摩西的角色。他先将中美洲当作新家园的候选地，当希望破灭后，又探讨其他可能性，其中包括加拿大。在那里，逃亡的男女奴隶已经在安大略省查塔姆（Chatham）建立了一个繁荣的新社区。1856年，德拉尼和家人搬到了那里。
在加拿大期间，1858年5月，德拉尼接待了一位创造历史的访客：废奴主义游击队领导人约翰·布朗。此人正在招募人员、筹集资金，准备在南方发动奴隶起义。德拉尼和布朗打着共济会聚会的旗号，召开了一次制宪会议，批准了一个革命共和国的创立宪章，他计划在弗吉尼亚州山区由获得自由的奴隶建立共和国。手握临时宪法的布朗，在来年10月，率领他手下一队人马突袭了哈珀斯费里镇，准备夺取这里的联邦军火库以便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众所周知，这次袭击以失败告终。但它极大地加剧了紧张局势，直至内战爆发。约翰·布朗被处决，成为一名废奴主义烈士，他的事迹被写入一首著名的联邦军队进行曲，得到广泛传颂。
当约翰·布朗的生命走到尽头时，德拉尼又开始了他的旅行，这次是前往现在的尼日利亚寻找黑人定居点。他冒险进入内地，探索种植棉花的可能性，并与当地酋长签订条约。他设想的是，当美国的非洲人回到他们的祖国时，可以实现黑人经验和专业知识的跨大西洋大融合。在从非洲回国途中，德拉尼访问了伦敦，并在皇家地理学会发表了演讲。随后他在英国各地进行对废奴主义同情者的巡回演讲。（他演讲的对象还包括棉花大亨，因为后者正打算在西非开辟新的原材料渠道。）回到美国后，德拉尼以加拿大为基地，举办了更多的讲座，颂扬非洲文明，且一直特意穿着他从尼日尔河流域带回来的衣服。
德拉尼拼命推行的非洲计划，一直未能赢得黑人废奴主义者的广泛支持，到1861年，11个南方州脱离合众国，成立了联盟国，引发了内战，他再也无暇顾及这项计划了。他现在面临着一项新的任务：确保战争进行到底，最终目标不仅是维护联邦政府的权威，还要借机永远结束奴隶制，实现人人享有平等公民权的梦想。
你们还没证明自己是战士
1863年9月15日前后，一群衣衫褴褛的联邦军步兵在查尔斯顿港入口处莫里斯岛（Morris Island）的沼泽地里四处搜寻着。他们携带着木板和工具。在他们周围，棕榈树被炸得粉碎。尽管有海风吹拂，腐肉的恶臭仍弥漫在温热的空气中，并引来一群群讨厌的苍蝇。在西边的灯塔河对面，两个南方联盟军炮台不断地朝着这边开炮。在港口入口处，北方联邦军的铁甲舰不紧不慢地、报复性地摧毁了萨姆特堡。
带领这群联邦士兵的是二级军士长威廉H.W.格雷，他还在养伤。按照格雷事先发布的指令，他们找到了一块隐蔽的干硬地面，搭起了一个长方形的木棚，并一丝不苟地将它定位在东西轴线上。然后，他们从背包里拿出一本《圣经》、一个直角尺和数个圆规。军士长格雷，也是尊者尊主格雷，随身携带着一份在波士顿获得的共济会特许状：它授权建立一个新的军队会所。简易木棚成了他们的神殿。他们要在这里举行第一次会所会议、接纳新成员、纪念牺牲的战友并共享珍贵的时刻，回忆他们不久前地狱般的经历。
这一刻让人感受到一种罕见的辛酸。这些联邦士兵来自著名的马萨诸塞州第54志愿步兵团，这支部队近期表现出的英勇善战使其名声大噪。但更重要的是，正如《纽约论坛报》在战争结束时评论的那样，第54志愿步兵团是“北方组建的第一个有色人种团，该团在相当长时间里的杰出表现证实了将黑人武装起来保卫共和国的试验取得了成功”。
就在1863年1月1日，也就是格雷军士长创建普林斯·霍尔共济会会所9个月之前，亚伯拉罕·林肯发布了他的《解放宣言》，宣布在反叛的州内所有“为人占有而做奴隶的人们都应在那时及以后永远获得自由”。自由将随着联邦军队在联盟国领土上的每一步迈进而蔓延。《解放宣言》还规定，非洲裔美国人，无论是逃跑的奴隶还是自由民，都可以参加合众国军队的工作。自古罗马时代起，服兵役的人就有权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每个受过教育的美国人都很清楚这一点。
武装起来的黑人是奴隶主的噩梦，所以南方政府对林肯煽动的“奴隶叛乱”予以愤怒回应。总统杰弗逊·戴维斯威胁说，被俘的黑人士兵将被处决，甚至他们的白人指挥官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
普林斯·霍尔共济会不失时机地抓紧组建黑人武装部队。在马萨诸塞州，普林斯·霍尔共济会总会长、前奴隶刘易斯·海登（Lewis Hayden）主持了第54志愿步兵团的招募工作，他后来授予格雷军士长创立的军队会所特许状。以摩西自诩的废奴主义者马丁·德拉尼在多个州充当联邦政府的代理人，满怀热情地投身招募黑人参军的工作中。他刚满17岁的大儿子杜桑·卢维杜尔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两个儿子都志愿加入了第54团。
在入伍的短短几周内，马萨诸塞州第54志愿步兵团的新兵们便奔赴前线，当运输船驶出波士顿时，他们唱起《约翰·布朗之躯》。很快，他们就投入战斗，对内战爆发地查尔斯顿实施包围，它也是他们所反抗的不公正的最具代表性的地方之一。格雷军士长及其几个弟兄应该知道，查尔斯顿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它是苏格兰礼共济会的大本营，最高理事会秘书长艾伯特·麦基和最高理事会至高大指挥官艾伯特·派克就是在这里设法将非洲裔男子排除在共济会组织之外的。对于北方联邦军来说，在一场陆地战斗与海上封锁同时展开的冲突中，攻占这座港口城市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压制进出查尔斯顿港通道的炮台受到瓦格纳堡的保护；瓦格纳堡要塞面积大，几乎横跨莫里斯岛，拥有坚固的沙土墙。北军要想攻占查尔斯顿，就必须先行夺取这一要塞，主攻的重任就落在了马萨诸塞州第54志愿步兵团身上。
攻打瓦格纳堡的战斗就在距离格雷军士长那普林斯·霍尔共济会简陋的圣殿一箭之遥的位置展开。在这场血腥的战役中，第54志愿步兵团打破了黑人不适合战斗的种族主义迷思。在瓦格纳堡，美国内战才真正成为结束奴隶制的战斗。
1863年7月18日，当太阳落入沙丘背后时，攻击行动开始了。第54志愿步兵团排成一个纵队，右翼部队踩着拍岸的浪花，沿着海岸前进了四分之三英里。当海滩逐渐收窄，在接近堡垒处变成了一条狭路时，一名幸存者后来描述说：“瓦格纳堡才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场，从里面接连不断地倾泻出一串串炮弹……一团团烈焰沿着护墙而来，紧接着是像电火花一样的火焰。”
尽管伤亡惨重，第54志愿步兵团还是加快了步伐，向左转向防御工事较低矮的地方。接下来双方展开了肉搏战，刺刀、枪托、佩剑均派上了用场。炮口连续不断的闪光犹如连续摄影，捕捉到了一张张黑、白面孔上狰狞的表情。该团指挥官罗伯特·古尔德·肖（Robert Gould Shaw）上校是哈佛大学毕业生，出身于波士顿一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家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时，被子弹射中了心脏。
第54志愿步兵团不敌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南军，被迫退至防御土墙下方，然后冒着不断倾泻下来的手榴弹和炮弹固守阵地，不再后撤。但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发现再次发动一波攻击行动的希望十分渺茫。撤退是唯一的选择——这是一次比进攻还可怕的撤退：眼前硝烟弥漫，在炮火连天中艰难而行，不时会被战友倒下后扭动的身体绊倒。
天亮了，部队开始清点人数。向瓦格纳堡发起冲锋的600人中，阵亡或受伤者超过三分之一，另有60人成为俘虏。南军甚至拒绝将受伤的黑人士兵列入战俘交换名单。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命运在战争结束之后才为人所知。（最终，联邦政府威胁说会一报还一报，这才救了那些俘虏的命，但监禁条件实在太恶劣了，有些人没能熬过来。）
攻击瓦格纳堡的行动失败只是深重苦难的开始。之后是一场持续了58天的围攻。第54志愿步兵团的士兵和参战的其他非裔美国人部队（其中大部分由获得自由的奴隶组成），被认为比白人部队更适合重体力劳动，因此他们被选中去构筑越来越靠近瓦格纳堡的炮位。炎热和艰苦的劳动使人们衣衫褴褛、瘦骨嶙峋，同时饱受沙蚤的折磨。狙击手的猎杀和炮击持续不断。为了破坏攻城机械，南方联盟军已经铺设了“鱼雷”——掩埋的地雷。当联邦军队到达距离堡垒200码范围内时，因踩上地雷而阵亡的士兵数不胜数。为了避免打击幸存者的士气，高级军官们下令禁止在举行葬礼时播放哀乐。
直到1863年9月7日凌晨，联盟军才最终放弃了已成坟场的瓦格纳堡。围攻战结束。
正是在随后相对平静的时期，格雷军士长等普林斯·霍尔共济会会员在沼泽中建立了他们的军队会所。他们都不曾预料到他们所渴望的平等，无论是在共济会内部还是外部，已经快要实现了。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几天后，关于津贴标准的争论又出现了。他们已经被多次告知每月只能拿到10美元的津贴，而不是给白人士兵的13美元。第54团一致拒绝接受这笔钱。当瓦格纳堡陷落后，上层再次提出照此支付时，该部仍然拒绝接受。然后旅长介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詹姆斯·蒙哥马利（James Montgomery）上校是一名废奴主义者，在南北战争前夕，他在堪萨斯州支持和反对奴隶制的两派的恶性对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身材高大，有点驼背，用一贯温和的口气对士兵们说——
你们必须记住，你们还没证明自己是真正的战士……你们也不应该指望与白人处于同等地位。任何听到你们喊叫和唱歌的人都能看出你们是多么的无知。我是你们的朋友，也是黑人的朋友。我是这个国家第一个在美国陆军中雇佣黑人士兵的人……拒绝接受给你们的津贴，而且是你们有权依法得到的津贴，你们就犯下了违抗命令和哗变罪，可以由军事法庭审判并枪决。
当时在现场亲耳听到演讲的人说，“上校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话是侮辱性的，他面对的大多数人生来就是自由人”。第54团的士兵们继续拒绝接受这笔钱，并又持续了一年，直到歧视性的薪酬等级在法律上得以纠正。
第54志愿步兵团攻打瓦格纳堡的行动很快从报纸报道变成了民间传说，深深地铭刻在了集体意识中。1989年，这次攻击行动被拍成电影《光荣战役》（Glory）。这部由马修·布罗德里克、丹泽尔·华盛顿和摩根·弗里曼联袂主演的影片获得了多项奥斯卡奖。电影借用了19世纪感人至深的爱国神话：在战争中浴血奋战、锤炼出男子气概。故事情节随着一位北方白人的讲述，围绕着最终牺牲的该团指挥官罗伯特·古尔德·肖上校徐徐展开。南军把他和他手下的黑人士兵埋在了同一个坑里，试图抹黑这位“蓝眼睛的幸运之子”在人们心中的形象，这种带有种族蔑视的姿态，只会给他的传奇故事增添悲怆的感染力。相比之下，第54团的普通士兵仍然无名无姓，仍然深受人们固有认知的伤害。这种固有认知就是非裔美国人必须努力赢得他们的自由，必须展示出第54团阵亡官兵所体现的那种难以企及的忘我精神，来证明自己值得成为公民。战争结束后，这种固有认知才开始产生负面影响。
瓦格纳堡战斗结束16个月后，即1865年2月18日，查尔斯顿已是一片废墟：房倒屋塌，遍地弹坑，码头上空荡荡的，街道上散落着白人家庭仓皇逃难时丢弃的财物。撤退的南军执行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烧毁所有重要资产。火势开始蔓延。留下的居民几乎都是非洲裔美国人，他们躲在安全的地方，满怀信心地等待一个新时代的降临。
第一批登陆查尔斯顿的联邦士兵恰好是马萨诸塞州第54志愿步兵团的一支部队，这再合适不过了。第一批赶来迎接他们的人之一是艾伯特·麦基医生，他是美国古老而被接受的苏格兰礼南方辖区最高理事会秘书长。他恳求联邦士兵帮忙扑灭大火。于是，正是这些黑人士兵为后世保住了这座堪称奴隶制遗址的城市的残存部分。
马丁·德拉尼也会很快前往查尔斯顿。就在几天前，他去华盛顿面见林肯总统，提出了派遣一个远征队深入南方心脏地带，集结一支黑人游击队的想法。他早已在1859年出版的小说《布莱克》（Blake）或《美国小屋》（the Huts of America）中设想了这样一个计划：一个仿佛德拉尼化身的英雄走遍南方，创建了一个与普林斯·霍尔共济会一模一样的秘密网络，为发动奴隶起义做准备。就在他和林肯谈话的时候，攻陷查尔斯顿的消息传来了。德拉尼当即被授予少校军衔——这是内战期间非洲裔美国人获得的最高军衔，并奉命招募更多的黑人士兵以结束这场战争。这一任命让他变成了众人的偶像，《英裔非洲人报》开始出售他一身戎装的肖像复制品。他头戴着闪闪发光的爱国光环前往南方。
马丁·德拉尼回忆他到达查尔斯顿后，这座城市给他的第一印象——
我走进这座城市，自童年起并在后来整个人生历程中，我学会了带着极度憎恶的心情想象它——这个对黑人展现出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和残忍的地方；在这里，鞭笞柱上传来的鞭打声，拍卖商手中木槌的敲击声，汇成令人胆战心惊的和声；这个曾被傲慢且自负的专制统治剥夺了自由的地方[……]仅仅在几天前，英勇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将军]无比自豪地得胜而入，他率领着发出震天呐喊的马萨诸塞州第54团，它由合众国有色人种中最优秀和最杰出的年轻公民组成。我站立了片刻——随后，在使命鞭策下，我大踏步穿过这座城市，仿佛在进行强行军，去攻打已被击溃并倒下的敌人。
德拉尼迎来了胜利的季节。成千上万刚获得自由的男男女女聚集在一起，聆听名人少校的演讲。
到了春天，联盟国战败投降，不再需要德拉尼招募的部队了。林肯总统于4月14日被暗杀后，德拉尼在稳定该市局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到此时为止，马萨诸塞州第54志愿步兵团驻扎在查尔斯顿的要塞军校（the Citadel）里，它的外墙用灰泥粉刷过，显得干净明亮。驻扎在这里的士兵们自参军后第二次拿到了部队支付给他们的13美元。
就在要塞军校的对面，在一栋三层楼的民房里，尊者尊主威廉·格雷军士长再次召集他的军队会所聚会。据估计，共有25～30名普林斯·霍尔共济会会员参会，其中几位士官引人注目。这些人都是该团的骨干，他们在军中的权威既是道义上的，也是军事上的——他们是身穿军服的新兴黑人中产阶级。我们可以认识一下其中的一位：军需士官彼得·福格尔桑（Peter Vogelsang），49岁，他是纽约的一名社区领袖，也是第54团最年长的一位。福格尔桑高效的组织能力从一开始就给上司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很勇敢，在1863年7月攻打瓦格纳堡的前两天，他被子弹射穿肺部，但幸免于难。尽管军事组织内部以及白人一线军官都反对提拔黑人士兵，但福格尔桑最终将被提拔至陆军中尉和团军需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