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拉阿巴德：帝国的母亲会所
帝国兄弟
从近邻（爱尔兰）到地球的另一端（新西兰），大英帝国在鼎盛时期占据了地球四分之一以上的陆地面积，囊括了五分之一以上的全球人口。帝国的开拓者形形色色、数量众多：贸易商和征服者、海盗和传教士、学者和资本家、武士和移居者、官僚和探险家、君主和民主主义者、医生和毒贩。生活在英国的群体更加多样化，当然，它的多样化并未超出英国人强行加以区分的白人为主的殖民社会与非白人土著居民的范畴。在帝国非白人臣民中，有上至富可敌国但从属于英国当局的伙伴，如海湾酋长和印度王子，下至狩猎采集者，如南部非洲的桑人（San）和澳大利亚原住民。大英帝国或许给当地带来了铁路和法制，但也带来了奴隶制、饥荒和灭绝。可以说，帝国重塑了世界。
帝国走到哪里，共济会也跟到哪里。1728年2月，在《共济会宪章》出版后的5年内，位于威廉堡（加尔各答）的东印度公司的员工联合向伦敦总会所请愿，要求在印度建立第一个共济会会所。1733年夏天，北美殖民地最早的会所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葡萄串酒馆成立。五年后，加勒比地区出现了第一个会所——安提瓜的帕勒姆（Parham）会所。起初共济会在海外发展得很缓慢，到了18世纪后期几十年，随着会员自信心和组织水平的提高，共济会越来越深入并广泛地蔓延至帝国的神经末梢中。
帝国共济会的传播背后并没有宏图大略，更谈不上阴谋诡计。分别发源于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总会所之间，经常呈现出一种相互竞争的景象。然而，帝国行政官员、士兵和企业家们在兄弟会中找到了可以相互扶持、现成的人际关系。散布在各地的会所成了全球福利体系的地方中心：任何一个即将离世的石匠都可以安心地离去，因为他知道，无论自己离家多远，总能得到一个体面的葬礼，兄弟们也会照料自己的遗孀和儿女。帝国在世界范围内为共济会会员创造了一个拉关系和交朋友的机会。许多人在出发去殖民地之前就入了会，因此，异地会所始终要警惕是否有人冒充共济会会员。苏格兰总会所在1896年就说过，共济会身份是“全球各地的通行证”。在女性稀少、与世隔绝的白人社区，共济会的会堂通常会兼作酒吧和剧院，给人们提供喜闻乐见的消遣方式，让单调乏味的生活有了一些生趣。熟悉的共济会仪式无论在哪里举行，都会让人体会到一些家乡的氛围。
因此，也可以说共济会润滑了帝国统治的机器。它还把帝国变成了令世人感叹不已的奇观。石匠们不仅仅会建造会所房屋，很自豪地在房门上展示直角尺和圆规；他们还出资建设学校、孤儿院、桥梁、法院，并且为它们举行奠基仪式或开业典礼……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来说，共济会的游行和纪念碑可能会让英国的统治显得庄严、恒久、神秘，甚至令人望而生畏。在印度，人们通常用本地方言把共济会会堂称为“jadughar”，即“魔法屋”。在印度北方和孟买，另一个常见的名称是“bhutkhana”（鬼屋）。
无论历史学家把目光停留在哪里，都会看到共济会在帝国生活中扮演着生动而多样的角色。
例如，共济会曾活跃于18世纪晚期的巴巴多斯。这座岛屿郁郁葱葱，土地肥沃，每座漂亮的房子和教堂都是英格兰风格的。它靠着工业化的奴役制度带来的肮脏利润，变得非常富有。巴巴多斯的奴隶种植园出产的蔗糖推动了英国消费主义的发展。1781年7月10日，巴巴多斯省级总会所的官员们聚集在开阔的加勒比海天空下。这些官员大多是岛上的种植园主。1780年10月10日，有史以来最致命的飓风造成约4500人死亡，大约占该岛总人口的4%。树被连根拔起，大多数树的树皮都被风刮掉了。除了少数几座建筑外，岛上所有其他建筑都被摧毁了，其中包括布里奇敦（Bridgetown）的共济会会堂，兄弟们现在就站在它的废墟中。他们起草了一封信给英格兰总会所，请求它为重建提供财政援助，以便他们能够继续“为了这个古老而光荣的社团未来的福祉和拥护，满怀兄弟之情地奋进”。最迟在1783年2月，在伦敦兄弟们全力帮助下，一座新的共济会会堂被投入使用。就这样，共济会重新回归巴巴多斯的奴隶主们的社区生活，与赛马、草地保龄球和读书会一起构成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人们刚刚欢度了1820年的圣诞节，澳大利亚的第260号共济会会所成员就开始了他们第一个圣约翰节的庆祝活动。在酷暑中，他们身着全套礼服，沿着悉尼的主干道乔治街游行，当时这条街只不过是一条通向灌木丛的马车路。该会所是澳大利亚土地上的第一个永久性会所，它的许可证是6个月前才从爱尔兰经船运送过来的。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天的游行队伍中有多位兄弟是“刑满释放者”（Emancipist）——这个词是澳洲史上专门用来形容一个被流放的犯人，他要么服完了刑期，要么因为表现良好而获得赦免。1788年11艘船组成的“第一舰队”载着大约700名犯人在植物湾（Botany Bay）登陆并建立殖民地之后，刑满释放者与作为自由人来到这里的群体之间冲突不断，成为澳大利亚特有的引发冲突的动能。共济会因此向悉尼所有人展示出它是多么宽宏大量。在澳大利亚，就像在整个帝国一样，共济会一直在缓和社会矛盾，并帮助人们利用一切机会，改善他们在新土地上的生活。但共济会从未考虑过吸收原住民入会。
没有什么比舞会更能吸引维多利亚时代的共济会会员了。在1854年的情人节，600名身披毛皮的兄弟携女眷，聚集在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哈利法克斯（Halifax）宏伟的海滨共济会会堂，参加一个盛大的化装舞会，在白雪皑皑的夜色中彰显他们文明、尊贵和兄弟般的神采。在会堂内，人们在一面墙上用煤气灯摆出一个皇冠形状和代表维多利亚女王的两个字母“VR”，它们发出的亮光照射在“由一名驻军军官用刺刀、推弹杆、佩剑和匕首精心制作的巨大且漂亮的五角星”上，光彩熠熠。第72高地团军乐队不断地演奏着“方阵舞、波尔卡、华尔兹、快步舞和乡村舞”乐曲。为了让72团军乐队休息一下，团里的风笛手们出场，开始演奏里尔舞曲。但那晚给人印象最深、令到场的人念念不忘的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共济会礼服。会内兄弟们穿戴上与共济会职位和级别相匹配、各种花样的围裙、饰带和装饰品，尽情享受着被这些奇装异服吸引过来的在场女士们好奇的目光。太阳在7点钟升起时，狂欢过的众人才刚刚散场，纷纷走进室外刺骨的寒气中。这场舞会算是个人和集体成功故事的总结。过去15年一直担任省级总 会长的亚历山大·基思（Alexander Keith），再次当选市长。1817年，他从苏格兰来到这里时，还只是个孩子，除了酿酒学徒的身份和共济会会员资历，一无所有，但如今他已经是一个啤酒大王了。共济会曾帮助哈利法克斯从一个圆木要塞，即帝国在大西洋边的基地，变成了一个以航运、木材、鳕鱼、基思的波特酒和印度淡色麦酒为傲的新兴城市。
当维多利亚女王在1887年庆祝登基50周年时，帝国正进入巅峰时期。共济会及其对君主制的狂热崇拜，伴随着英国领地的扩张一同成长。维多利亚的父亲是一名热情的共济会会员，他主持了多个共济会会堂的奠基仪式，其中包括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的共济会会堂。维多利亚的6位叔伯中有5位是共济会会员。维多利亚欣然同意成为共济会的女保护人。她的3个儿子继承了家族的共济会传统。她的继承人爱德华王子自1875年起一直是英格兰联合会所的总会长。在1887年的登基50周年庆典，维多利亚通过爱德华率领的总会所代表团，向其全球领地内的自由石匠发出了一个信息：“共济会的会员人数和兴旺程度，与我的帝国的财富和文明程度一同在提高。”
英国共济会从未享有过如此高的声望。在伦敦，第2108号帝国会所成立于1885年，旨在“用将海外兄弟带入伦敦共济会中”的方式，强化“各领地与母国”的纽带关系。此后又成立了多个体现这种理念的帝国会所。当时伦敦的联合会所以每年批准70个的速度在国内建立新会所。截至1914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会所将超过1700个，在帝国海外领地和英国贸易前哨，有1300个英格兰治下的会所。上述数字不包括数百个爱尔兰和苏格兰统辖的会所。
无论自由石匠身在何处，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帝国，歌曲和诗歌都在他们的石匠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可以辅助记忆，也可以用有节奏的、合乎礼仪的形式浓缩起他们共同的理想。1723年的《共济会宪章》中有谱了曲的长韵文，它们概括了行会的历史和价值观。在188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共济会处于鼎盛时期，它造就了会员中最伟大的文学代言人、“帝国桂冠诗人”——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他的生活、工作和公众形象成为人们了解共济会和帝国主旋律的指南。
在佛蒙特打高尔夫
拉迪亚德·吉卜林在印度出生，6岁离开，他的母语是印地语。接下来的10年里，他住在英格兰南部，但他恨透了那里潮湿的天气，一辈子都忘不了那种难受的感觉。1883年，他年满16岁，回到印度，开始了记者生涯，他觉得自己回到了家。可能是在1889年，他再次离开印度，前往伦敦，此时他已在文学领域小有名气，以后还会更上一层楼。归根结底，是印度造就了他，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名作家。
在吉卜林的想象中，印度总是比英格兰更生动。在他生命的这个阶段，帝国与其说是一个地方，不如说是一种事业：“我对英格兰的热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它是帝国的总部，我不能说这片土地本身让我感到舒适或快乐。”他投身文学的伦敦，但仍然对它持怀疑态度，憎恨它对帝国的伟大工程表现出的冷漠。他开始酝酿一个使命：教育英国人了解世界，以及他们肩负着的对这个世界的神圣职责。“他们对只有英格兰才了解的英格兰应该知道多少呢？”他在《英格兰的旗帜》（“The English Flag”，1891年）一诗中写道。诚如他对一位仰慕者说的那样，“我自然相信，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文明的实验可以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相提并论”。
1892年，吉卜林与美国人卡罗琳·斯塔尔·巴莱斯蒂尔（Caroline Starr Balestier）结婚。他们婚后从伦敦移民到美国，在佛蒙特州布拉特尔伯勒（Brattleboro）郊外“壮阔、多山、树木繁茂”的乡村建造了一所房子。在这里，冬天的雪会覆盖他书房窗户的窗台，吉卜林全身心沉浸在他脑海中的印度中：辣椒和芒果的味道，吹拂着香蕉叶的微风的低语，姜黄和方头雪茄烟的味道，生病发烧的感受——持续高烧，虚弱无力——以及他吸食鸦片以抵消病痛的感觉。吉卜林的不朽之作——儿童故事集《丛林之书》（The Jungle Book）——就是以印度为背景，写于佛蒙特州的。
他那些共济会题材、脍炙人口的诗歌作品也是在佛蒙特州创作的，那是他和阿瑟·柯南道尔相遇结出的硕果。他和他的朋友一样，都是大英帝国的狂热信徒。1894年秋天，柯南道尔刚刚在莱辛巴赫瀑布杀死了大侦探福尔摩斯，在美国巡回演讲后休息了几天，然后在佛蒙特州教吉卜林打高尔夫——尽管当地没有高尔夫球场。
柯南道尔和吉卜林在旷野中苦练球技，友情也不断加深。两位作家之间的谈话可以轻松地围绕许多话题展开，其中包括共济会。1887年1月26日，柯南道尔在其家乡汉普郡绍斯西（Southsea）附近加入了共济会。由于工作和旅行的压力，他于1889年退会，但后来又重新入了会；共济会的主题突然出现在他的故事中。吉卜林比柯南道尔更迷恋共济会。他的一位传记作者就曾说过，他喜欢“程式化净化灵魂”的仪式，并喜欢“归属于一个使用密语的小圈子，在那里他可以远离令他着迷和害怕的女人，免得被她们伤害，在那里他可以遇到稀奇古怪的人，他们会给他创作的好材料，但又不至于让他在会所之外遭遇社交上的尴尬”。
吉卜林在他的作品中会反复提及共济会，比如他的短篇小说《国王迷》（1888年）。这部小说讲述了发生在遥远印度的故事，后来于1975年被拍成了同名电影，由肖恩·康纳利和迈克尔·凯恩主演。像许多事情一样，吉卜林心目中的共济会总是与南亚次大陆紧密相连，他于1886年在拉合尔的希望和毅力会所加入了共济会。
那年10月吉卜林与柯南道尔在佛蒙特州似乎发生了独特的化学反应，它糅合了友情、无所不在的英国风情、对印度和共济会的回忆——种种这些打开了吉卜林灵感的源泉。他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下了《母亲会所》（Mother Lodge）。它与吉卜林的长诗《营房谣》（Barrack-Room Ballads）风格相近，用伦敦方言塑造了帝国一位忠诚的无名战士。他在家乡总是闯祸，因此被禁止去酒吧，然而他却将他那个破旧背包里的文明之光，带到了“地球上的黑暗之地”（吉卜林的原话）。这位帝国士兵知道，他的无私付出换来的可能是死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要么死于痢疾，要么死于原住民的长矛。共济会成为他心灵的安慰和朴实的人生哲学。在《母亲会所》中，他回忆起在印度——“那个地方”——第一次见识这个社团的秘密仪式的情景。他的同门兄弟们都很朴实，没有架子，有一个站长、一个狱卒、一个店主和一个帝国小官僚。对于资源上的不足，他们通过在会内勤奋努力去弥补——
我们没有漂亮的饰品，
我们的会所破旧且简陋，
但我们深知古老的准则，
并一丝不苟地加以遵守……
最重要的是，这名士兵在诗句里告诉我们，他的兄弟们有各种肤色和信仰——
我们有当会计的博拉·纳特，
和索尔，亚丁的犹太教徒，
还有丁·穆罕默德，
他在测绘办公室负责制图；
我们有查克巴蒂，他是个“巴布”（Babu），
阿米尔·辛格，锡克教信徒
还有装配工棚的卡斯特罗，
一个罗马天主教徒！
在外边——你听到“军士！长官！敬礼！你好！”的口令和问候声；
在里面——你不用担心受到伤害，只需以“兄弟”相称。
我们真诚相聚，我们坦然道别，
我是那个地方母亲会所中的初级执事！
这首诗描述的会所似乎包含了印度的每一种宗教和种族群体，正如一位历史学家评论的那样，“一个印度拜火教教徒、一个穆斯林绘图员、一个锡克教教徒、一个东方犹太人，一个恒河流域的印度教教徒或拉其普特人（Rajput），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果阿（Goa）人，一个孟加拉的巴布”。在诗中，军队和帝国的指挥结构被暂时中止，这些背景各异的人成了平等相待的兄弟。
英国及英国之外的石匠们都将《母亲会所》当作赞美诗来诵读，它颂扬全球性的共济会精神，赞美自由石匠拥抱所有文化、宗教和社会背景的人，接受彼此间的差异，成为兄弟。作者显然也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写出了他的诗句。这首诗作为不同信仰的人之间的亲密对话，全面回顾了吉卜林与他在1880年代熟识的印度人之间的兄弟关系。在《母亲会所》中，为了保持族群之间的和谐共处，甚至连英国共济会生活的惯例都被搁置了：由于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要遵守饮食禁忌，因此他们不能举行酒宴或“喜庆餐饮”活动。
如今再回首，
脑中常闪过，
世上岂有异教徒的念头。
也许，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错。
每月一次，当结束了劳作，
我们围坐在一起吸烟
（为避免打破兄弟的禁忌，
我们不会举办酒宴），
各找各的伙伴讨教
信仰和一切快乐烦恼，
每个人都要比较
他敬仰的主宰有哪些好。
就这样各找各的伙伴讨教，
没有一个兄弟离开
直到清晨，一群鹦鹉
和讨厌的脑热鸟醒来叫个不停。
我们会说，这多么奇特，
便骑上马，各回各窝，
梦中脑海里变换着
穆罕默德、上帝和湿婆。
吉卜林创作《母亲会所》并非要给自己立传。然而，吉卜林步入晚年，便将自己对初入共济会的回忆写进诗歌当中。“在这里，我遇到了穆斯林、印度教教徒、锡克教教徒、雅利安社（Arya Samaj）和梵社（Brahmo Samaj）的成员，以及一个担任守门人的犹太人，他同时还是其所在城市中一个犹太教小社区的拉比和屠夫。”
一个不宽容的世界需要所有关于宽容的诗歌。《母亲会所》无疑表达了人类的兄弟情谊，它对共济会极尽赞美之词。但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即这样的愿景怎么会与共济会和吉卜林的帝国主义相契合。我们需要知道《母亲会所》是否与共济会在英国治下印度的真实历史，尤其是吉卜林的个体经历相一致。
梦中脑海里变换着穆罕默德、上帝和湿婆
《母亲会所》是带有伤感的回忆。英属印度帝国的共济会的历史记录，以及吉卜林初次体验兄弟会的书面记述都表明，这首诗没有脱离现实。或者说，至少没有完全脱离现实。在会所黑白相间的棋盘地板上，英国人与当地人平等相处。没有哪个地方比印度——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但没有大量白人居住——让平等的交往具有更鲜明的政治意义。
在传到印度近半个世纪后，共济会才于1775年接纳了首位印度兄弟。他是印度南部地区炙手可热的人物，也是英国的盟友，乌姆达图尔-乌姆拉·巴哈杜尔（Umdatul-Umrah Bahadur）——卡纳提克地区行政长官的儿子和继承人。这绝非巧合。给一位土著首领系上共济会的围裙可能是联手抗敌的好办法。伦敦总会所批准了这位未来的行政长官入会，并特意赠送给他一件华丽的围裙和一本装订精美的《共济会宪章》。他用波斯语宣读了“效忠致辞”（Loyal Address），并当场被翻译成英语。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开始从经商发展到征服，逐渐取代了来自欧洲大陆和印度本土的竞争对手，并将其控制权从最初在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的沿海贸易站延伸到内陆。此举完全符合东印度公司的战略，且正当其时。
然而，类似的入会事例极其罕见，而且遭到了一些白人石匠当场反对。例如，1812年在加尔各答，两个兄弟拒绝出席新人米尔·本代·阿里·汗（Meer Bundeh Ali Khan）的入会仪式，尽管他的入会申请得到了印度前总督的支持。这些人抗议说：“他们没有义务出席土耳其人、犹太人或异教徒的入会仪式。”在入会仪式上，又有两名共济会会员“表现出极其不合时宜且极其不符合共济会价值观的态度，公然嘲笑伊斯兰教”。在场的其他共济会会员对此感到尴尬，他们对新入会的兄弟表示了最热烈的欢迎。
除了土著精英阶层之外，还有两方面因素促使获准加入共济会的普通印度人数量开始缓慢上升。首先是经济发展为印度商人和企业家打开了适合的空间。孟买的帕西人社区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帕西人最初是来自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难民，他们因拒绝改信伊斯兰教而迁居到印度。帕西人自17世纪以来就与东印度公司建立起了密切联系，后者认为他们是可靠的经纪人和供应商。后来，帕西人中的一些商人摇身一变，成为银行家和国际商人。自1840年代起，他们开始受到专为他们设立的“印度人会所”的欢迎。到了1860年代，他们逐渐进入孟买共济会组织的领导层，与英国兄弟平起平坐。英国人认为帕西人特别适合加入共济会，因为他们可以饮酒。
其次，英式教育开始在人数逐渐增长的印度小众阶层中流行，帝国国家机器给受过教育的本地人的工作机会也渐渐多了起来。在这方面受益最大的群体是聚居在帝国首都加尔各答的孟加拉印度教教徒。但正统的共济会会员对印度教持怀疑态度。在1870年代之前，加入共济会的印度人主要是帕西人、锡克教教徒和穆斯林。印度教教徒与众不同。确实，印度教对整个维多利亚帝国“强壮的基督徒”思维定式来说都是个问题。英国人，无论是不是共济会会员，都认为印度教团体粗暴无礼且顽冥不化。绝大多数人都更喜欢穆斯林（食肉、阳刚和一神论），而不是印度教信徒（素食、弱不禁风的样子总是让人觉得 可疑，何况，天知道他们崇拜的神或偶像究竟有多少）。《共济会宪章》规定，多神论与无神论一样，都是共济会的禁忌。谁都闹不清楚印度教版本的《圣经》或《古兰经》到底是什么。共济会仪式上的关键物件之一就是与某种信仰相关的神圣法典。在许多兄弟看来，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也是对普世友爱理想的冒犯。（一些印度教信徒则对共济会怀有同样的感觉。）由于这种观念，孟加拉会所每吸收一个印度人入会，都要事先得到省级总会所的批准。
1863年，印度教教徒普罗松诺·库马尔·杜特（Prosonno Coomar Dutt）得到了加入加尔各答一个会所的提名，但上述问题和老套的种族主义又出现了，并严重到不得不被相关各方认真对待的程度。省级总会所拒绝向这位孟加拉农产品经纪人颁发入会许可，理由是印度教教徒不符合入会条件。然而，性格刚烈的杜特不是轻易放弃的那种人，他向伦敦的联合总会所提出上诉。联合总会所维护了共济会所奉行的宽容原则，认定印度教教徒完全有资格入会，任何省级总会所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接下来是长达9年的辩论，双方争执不下。孟加拉省总会所坚持自己的偏执立场（“我们的种族在每一个关键点上都迥异于亚洲人”），并试图推翻联合总会所的裁定。最终，在1872年8月22日，杜特正式入了会，替他的印度教同道打开了印度各地会所的大门。
至少是原则上打开了，但谁要是认为在杜特事件之后，共济会就完全对印度人敞开了大门，那纯粹是自欺欺人。各个会所仍然保留着自主权，决定谁可以入会，不必为任何人被拒之门外找借口。种族歧视仍然广泛存在。尽管如此，印度当时的政治气候仍让杜特入会的结果引人注意。就在6年前，即1857年5月，东印度公司孟加拉部队中的 土著士兵发动叛乱。紧接着，各个社会阶层中心怀不满的群体一哄而起，从王子到农民，纷纷拿起了武器。帝国当局失去了对印度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控制。英国军队强力镇压，终于在次年年底，扑灭了最后一团反抗的火焰。自此之后，帝国政府接管了以前赋予东印度公司的所有权力。与此同时，英国人的态度急转直下。在他们所谓的“印度兵变”之前，英国人自以为是文明的代理人，帮助当地民族走上进步之路。如今，他们接受了知识界的流行观念，从种族视角来看待印度人。对印度不同种群的刻板印象更加深入人心：无论他们信仰什么宗教，印度人作为一个整体在生物学上属于低等种族，因此从根本上抗拒进步。因此，共济会在杜特事件后对印度人采取的开放态度是与当时的主流思想背道而驰的。共济会奉行的宽容原则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总之，当吉卜林成为会员时，印度的共济会已然在漫长的适应旅程中走了很远。1857年“兵变”之后，英国人在18世纪拉拢亲英王公入会的策略派上了新的用场。吉卜林的“母亲会所”——拉合尔第782号希望和毅力会所——于1859年获得许可证。不久之后，该会所吸收了锡克王公、卡普尔塔拉邦（Kapurthala）的土邦主兰迪尔·辛格（Randhir Singh）爵士，他在叛乱期间表现出了对英国人的绝对忠诚。这位王公于1870年去世，但他的弟弟萨达尔·比克拉马·辛格·巴哈杜尔（Sardar Bikrama Singh Bahadur）到1886年4月5日吉卜林行入会仪式时仍然是共济会会员。在英属印度的许多地方，印度王公成为代理统治者，甚至是傀儡——他们不再拥有实权，但享有荣华富贵，总是礼服加身，从而让英属印度拥有一个传统印度的外观。共济会是英属印度与帝国政府之间这种象征性关系的一 部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至少有10个人在会所登记簿“职业”一栏中填写的是“土邦主”。
第一批土著王公被获准入会之后，共济会会员的范围大大扩展了。在拉合尔，与吉卜林秘密握手、用暗语交流的大部分印度人是商人，也有一些是医生或行政人员。从族群上看，他们也很多元化。除了上面提到的锡克王公，该会所还吸收了经商的帕西人E.C.尤萨瓦拉（E.C.Jussawalla）、穆斯林助理专员穆罕默德·哈亚特·汗（Mohammed Hayat Khan）和孟加拉印度教教徒、律师P.C.查特吉（Chatterjee）等人。但与会所里的白人相比，他们仍然是极少数，总共也就有8个印度兄弟；吉卜林入会后，才又增加了一个印度会员。因此，第782号希望与毅力会所并不是《母亲会所》所歌颂的那个多民族会所。
1887年11月，尽管有些不舍，吉卜林还是离开了拉合尔，他要去一家更大的报社，做更重要的工作。他的目的地在拉合尔东南方600英里，清澈的亚穆纳河与浑浊的恒河交汇处——安拉阿巴德市的法律和行政中心。1888年4月，他在这里加入了比拉合尔的希望和毅力会所更能激发他想象力的一个会所。事实上，吉卜林的新会所，即第391号独立与慈善会所，当时正在扩招本土会员。1883年之前，会所登记簿上只有一名印度成员。而在5年后吉卜林加入时，已有了至少20人，还有3人在吉卜林从入会到去英国的11个月里加入了这个会所。在1887～1888年加入独立与慈善会所的43人中，有18人是印度人，这相当可观了。即使这些人的种族和宗教背景未必像吉卜林6年后在佛蒙特州创作的诗歌中那么多样化，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肯定也是少不了的。
在新入会的印度兄弟中，有一些是商人，一两个是医生或某种医疗人员。人数较多的是行政人员，尤其是税收官兼地方行政长官（tahsildar）。但在吉卜林认识的印度石匠中，至少一半是出庭律师或辩护律师（初级律师），他们通常被人称为“瓦吉尔”（vakil）——印度法院认可的出庭律师。这些人的前途依赖他们在英国法制体系中的人脉和名声。他们加入共济会首先考虑的肯定不是与信仰各异的兄弟们进行精神上的交流。更明显的动机是，在会所的英国人名单上有一位约翰·埃奇爵士。约翰爵士是于1886年12月从伦敦会所转过来的，他刚刚抵达安拉阿巴德，任印度西北各省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一职。不管信仰哪种宗教，许多印度瓦吉尔加入共济会的初衷和英国人一样，就是为了扩大社交面。
然而，如果仅凭这个成员混杂的会所就得出结论，这座城市中的英国人和印度人，甚至在共济会内部，大家都能和平共处，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安拉阿巴德不仅遭受叛乱重创，而且因叛乱而分裂。
在1857年的兵变中，50名白人被屠杀，英国人因此感到有必要与印度人保持距离，尽可能分开生活。安拉阿巴德变成了政府和司法机关的中心，因为它很容易防守。暴力事件刚刚平息，一座妨碍城市重新规划的17世纪清真寺就被拆除——穆斯林社区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这只是当时英属印度最大规模城市重建的开端。东印度铁路经一座雄伟的桥梁进入这个城市，并将它一分为二。铁道以北是“白城”或“文明驻地”，包括新建的、名为坎宁顿的英国人居住区。铁道以南是印度人聚居的老城区。这两个地区的景象截然不同。一边居住着占该镇人口3%的欧洲人，拥有宽阔的网格式街道，设施豪华奢侈，整个街区掩映在一排排柚木树的树荫之中。这里还有壮观的政府大楼、酒店、医院和医学院。每家每户都拥有一栋灰泥墙平房和宽敞的院子，公共设施包括一座圣公会教堂、图书馆、俱乐部、板球馆、马球场，当然，还有于1875年投入使用的“宽敞的”共济会圣殿——坐落在卡特切里路（保留至今）上。为了保证安全，这里还有被一位英国游客描述为“像宫殿似的”步兵营房。在它的南面，就是英国人眼里的肮脏的污水坑，被“一条散发着恶臭的水沟，里面遍布着污物”一分为二。这就是印度本土居民的住处，无论有什么信仰，属于哪个种姓，从事什么行业，大家全都挤住在这个肮脏的地方。1885年，就在吉卜林到达安拉阿巴德之前不久，即将离任的卫生专员绝望地说，英国人对铁轨另一边社区的普遍态度是“如果当地人选择生活在如此不卫生的环境中，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在文明驻地和印度人城区之间还分布着两个小型居住区。第一个位于火车站旁边，里面住着六七百个混血的“盎格鲁-印度人”；第二个住着受过教育的孟加拉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偶尔会潜入文明驻地，去参加独立与慈善会所的聚会。
共济会会所是安拉阿巴德市内少数几个种族融合的机构之一。会所内和睦的氛围令人惊叹，但它又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在这样一个种族隔离的城市里，当棕色皮肤的石匠在每月第一个和第三个周二与拉迪亚德·吉卜林和其他白皮肤兄弟在会所相遇时，人们会误以为他们是好友聚会。事实上，在《母亲会所》中，吉卜林平静地承认一旦聚会结束，平等相待就会让位给正常的等级制度——
在外边——你听到“军士！长官！敬礼！你好！”的口令和问候声；
在里面——你不用担心受到伤害，只需以“兄弟”相称。
白人和本地人之间的兄弟情谊不会受到伤害，但它只局限于共济会的圣殿之内。
共济会在印度的容忍局限性与吉卜林矛盾的冲动天然契合。他在写作时可以自然而然地抒发同理心，心胸宽广，无所不包；他喜欢倾听印度人各式各样的声音，犹如聆听优美的音乐。如果他只是一个偏执狂，就不可能创作出《基姆》（Kim）这种作品，描述在印度帝国伟大的冒险经历；对于吉卜林来说，他不必去种族混杂的共济会会所参加活动。但是吉卜林同样会对很多事怀恨在心，与共济会推崇的宽容理念背道而驰。在他的一生中，他拉出的仇恨清单越来越长，而且总是以尖刻的言辞表达出来。美国：“野蛮——野蛮加上电话、电灯、铁路和选举权”。德国人：“无耻的野蛮人”“心怀他们狼人祖先的凶残和黑暗，追随黑暗的北境诸神”。爱尔兰人：“西方的东方人”。东方人：见前述。吉卜林心中萌生最早也最持久的仇恨之一，就是对“巴布”的仇恨，这种仇恨是在拉合尔，尤其是在印度教占主导地位的安拉阿巴德滋生的。在英国人口中，巴布是一个贬义词，用于指代受过英语教育、信奉印度教的官僚和律师，他们通常来自孟加拉省。在吉卜林看来，正如许多和他一样的人，巴布把“男人的固执”和“小孩子蛮不讲理的任性结合在了一起，总是病态地害怕有人会嘲笑他们”。一个巴布可以举止优雅体面，一身西式服装，但其处世机警的表现让人感觉他不值得信任——好像他极力想要让自己显得比英国人更英国化。在《母亲会所》里出现的那个名叫“查克巴蒂”的巴布，就是被共济会宽容接纳的印度人的性格类型之一。在会所里他们会得到容忍，但是如果这位巴布自命不凡，要实践任何政治权威的话，他很快就能体验到什么是忍无可忍。
吉卜林在安拉阿巴德着手创作的一个故事中，言语刻薄地刻画了一位傲慢的巴布。这个名为《地区首脑》的故事讲述了一位印度行政管理人员——巴布，接受一位用心良苦、思想开放的总督的任命，前去管理边疆省份。血腥的混乱随之而来。吉卜林讲述了印度人自治危险的寓言。依照他的观点，印度幅员辽阔，文化多种多样，对于这样一种文化混合体，只有一位明智的外来统治者才可能维持国家的完整。
1888年12月，1248名代表，其中455名是律师，齐聚安拉阿巴德，参加印度国民大会党第四届代表大会。这件事催生了《地区首脑》。该党于3年前在孟买成立，旨在为印度次大陆人民争取在政府中更大的发言权。安拉阿巴德的英国当局对此持反对态度，试图阻止这次大会在本市举行。在一个英国富豪同意为大会提供其“文明营地”（Civil Lines）的大片闲置不动产后，代表们才得以前来搭起帐篷，准备开会。在吉卜林和大多数其他白人看来，这无异于一次巴布入侵行动。
吉卜林的报纸《先锋报》（Pioneer）极力反对具有“煽动性”的国民大会党及其“恶作剧”，并指责孟加拉的巴布兴风作浪，制造麻烦。吉卜林匿名发表了一份关于与会代表“来自印度各省的样本”的冗长并具侮辱性的报告。他厌恶地指出，参会的瓦吉尔多到把这个党代会“淹没了”：我们可以说，作为在英帝国较低层级中从业的印度律师，瓦吉尔相当于非孟加拉版本的巴布。吉卜林在报道这次大会时，将代表们定义为“教育部门带来的恶果”。“（这些代表们）用一种自己无法驾驭的语言，绞尽脑汁地纠缠那些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的原则。”“他们吵吵着要平等，因为他们自身的记录暴露了他们的劣等。”
根据吉卜林的说法，只是因为有白人和混血代表在场，才让这个代表大会保持了像样的秩序。的确，他一再提到“印欧混血儿”“二等英国人”“白棕色人”，并认定他们才是代表大会的领头人。“（与会代表中的印度人）一点都不像随时要一哄而散的羊群，更像是被6只黑底褐斑的苏格兰牧羊犬团团围住，被迫呈现出团结表象的一群羊。”这种说法太伤人了，难怪这些“黑底褐斑”的代表之一，名叫安德鲁·赫西（Andrew Hearsey）的前军官，手执马鞭，径直闯进《先锋报》报社，要鞭打刊发这篇文章的编辑。他并不知道是吉卜林写了这篇文章。
另一位大会代表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份报告是对他个人的冒犯，他与吉卜林是同门兄弟，名叫莫蒂拉尔·尼赫鲁，一个机智而优雅的年轻律师。他比吉卜林早一年半加入了独立与慈善会所。尼赫鲁是安拉阿巴德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约翰·埃奇爵士的朋友，正因为后者的存在才吸引了如此多的印度人加入了共济会。假如《母亲会所》是以吉卜林的安拉阿巴德会所为蓝本的话，那么尼赫鲁很可能是诗中列出的印度人物之一。然而，吉卜林在《先锋报》上的文章称他是“淹没了”国民大会党代表大会的不负责任的瓦吉尔之一。
尼赫鲁出身于德里一个高种姓的家庭，“印度兵变”导致他家陷入困境。因为他哥哥前不久去世，所以他就独自承担起照顾家人的责任。他后来的律师生涯十分成功，并成为印度国民大会党的重要人物，分别在1919年和1928年两度就任印度总统。1947年，在吉卜林离开安拉阿巴德数月后，他的儿子贾瓦哈拉尔（Jawaharlal）出生，后来成为独立后印度的首任总理。他的孙女英迪拉·甘地后来成为印度首位女总理。
安拉阿巴德独立与慈善会所的同门兄弟：拉迪亚德·吉卜林（1865～1936年）与莫蒂拉尔·尼赫鲁（1861～1931年）。在这张1894年的照片中，坐在尼赫鲁腿边的是他儿子贾瓦哈拉尔，后来成为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理
在1880年代末，像莫蒂拉尔·尼赫鲁这样的党代表绝非激进分子。效忠帝国是理所当然的，这在共济会中是一种共识。1887年春末，印度东北部多个英格兰建制会所的会员们联名签署了“效忠致辞”，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庆典之际，向她致以“最热烈和最忠实的祝贺”。“效忠致辞”将共济会与君主制和帝国的“天赐”事业联系在一起。安拉阿巴德的大部分印度兄弟，甚至有可能是所有的兄弟都签了名。莫蒂拉尔·尼赫鲁甚至签了两次名——尽管国大党代表抗议说帝国政府为50周年庆典在印度征税之举，是损害印度自尊的又一例证。在国民大会党从1880年代和90年代的“忠诚反对派”演变为1940年代的执政党之前，印度还会经历众多变化。
然而，坚定的帝国主义者吉卜林与印度民族主义奠基人之一尼赫鲁，竟然是同一共济会会所的会员，这种巧合实在让人吃惊；印度自决的死敌与独立印度强势政治的缔造者居然可以称兄道弟。但这不仅仅是巧合。共济会不只是在大英帝国中发挥了作用，它也催生了有组织的印度民族主义。
对于莫蒂拉尔·尼赫鲁这种雄心勃勃、英国化的印度知识分子来说，共济会会所无疑提供了一个与有权有势的英国人交往的机会。但不仅如此，共济会还是一所培养政治辩论和宪法治理能力的学校——就像它在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所起的作用一样。共济会“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口号从一些帝国主义者口中说出来，总是显得有些空洞和虚伪，但他们在会所里的实际生活仍然提供了有目共睹的现实例证，证明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与他们的帝国主人确实可以平起平坐。自由石匠的价值观也表明印度人之间的平等也是可能实现的。共济会可以做到宽容而不流俗，紧跟时代潮流但也尊重历史传统，它提供了一种超越族群隔阂的途径，特别是在克服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方面，这种差异是实现印度国民利益的重大障碍。这也是为什么在1885～1907年印度国民大会党早期领导人中有43%是兄弟会成员。
明日之星会所
自《母亲会所》这首诗于1895年5月问世的那一刻起，共济会会员就爱不释手；在帝国领地的每个角落，都可见背诵这首诗的人。《共济会画报》杂志毫不吝惜赞美之词，称它“震撼了每个会员的心……”“平等，兄弟之爱，共济会的至善，无一不在诗句中表达”。这首诗蕴含的情感如此强烈，以至于它抹去了吉卜林本人的偏见，以及共济会在印度宽容的局限性。它让征服和统治这个星球落后地区看上去像是在践行兄弟般的慷慨相助和宽宏大量。吉卜林在写作中曾一次又一次地想到共济会就是帝国的缩微模型，是异质文化之间相互理解的一座避难所——但前提是帝国统治不容挑战。这个想法也在公众心中流行起来，因为它反映出了英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及其海外领地。
在1890年代，吉卜林迅速成为帝国和共济会的名人。他的诗句就像他的公众形象一样，被媒体从帝国的一端传送到另一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从苏格兰邓迪到印度德里，人们订阅共济会杂志的热潮持续不退。它们向非会员广泛宣传这个兄弟会，并在读者中传播强烈的共享新闻和共享身份——兄弟、帝国主义者、文明拓荒者——的意识。它们刊文赞颂共济会会员中伟大的帝国建造者印度总督理查德·韦尔斯利（Richard Wellesley），以及他的弟弟威灵顿公爵阿瑟；新加坡的缔造者斯坦福德·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南非钻石大王和“巨人”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当然，还有罗兹的密友拉迪亚德·吉卜林。
吉卜林可能是在印度渐渐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者，但是在《母亲会所》出版后的那几年，他开始将南非视为帝国事业的终极使命。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可以让英国征服的领土恐怕已所剩无几了，而英国在工业上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德国，正贪婪地攫取剩下的东西。同时他也担心帝国空间缩小，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领地很容易丢失。他在写作手法上越来越接近《旧约全书》那种适于高声朗诵的诗意风格，开始采用犹如咒语的韵文，在一些脍炙人口的诗作中发出呼吁，唤起人们崇高的爱国责任心。《退场赞美诗》（“Recessional”，1897年）和《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1899年）被当作押韵的社论发表在《泰晤士报》上。他被誉为“帝国的桂冠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