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战争（1899～1902年）时期的共济会会员与帝国在世界各处领地上的兄弟们一样，都戴着玫瑰色眼镜看待自己的兄弟会。他们与其他英国人一样，都受到了火药味很浓的新闻报道的影响，心中激荡起前所未有的爱国热情。面向底层大众的《每日邮报》是1896年才成立的，但在战争结束时，它已拥有了100万读者，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日报。共济会杂志远远不如《每日邮报》那么尖锐，但也在舆论战中尽了自己的一份力，这一点从它对当时两次最著名的会所会议的报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布隆方丹（Bloemfontein）是一个小镇，这里的居民住在铁皮屋顶的平房里，把花园交给非洲仆人打理，自己过着轻松快乐的生活；在一望无际、绵延起伏、驼棕色的南非大草原上，它很不起眼。然而，它是奥兰治自由邦的首府。1899年秋，奥兰治自由邦与南非白人的德兰士瓦（Transvaal）共和国为维持独立于大英帝国的地位而开战。1900年3月13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天多达3万名红脸英军士兵，穿着破旧的卡其布制服和破烂的靴子，列队进入小镇中心广场。布隆方丹的陷落看起来像是战争已进入尾声。
此时，远在伦敦的民众欣喜若狂，开始举行各种庆祝活动。议会两院议员聚集在白金汉宫前，为女王齐唱《天佑女王》。自由石匠们完全有资格在他们的宴会上为英国军队最新取得的胜利干杯：英国驻南非司令罗伯茨勋爵是共济会会员，并且是在印度、阿比西尼亚和阿富汗征战中，取得过赫赫战绩的老兵。1900
年3月，英军进占布隆方丹的场景。共济会会员，陆军元帅弗雷德里克·罗伯茨（1832～1914年）骑马出现在前景中
数周后，布隆方丹的明日之星会所有了自己版本的《母亲会所》，以展示兄弟之间如何超越冲突分歧，和睦相处。当时有29名成员和47名访客涌入这个镇子里狭小、破败的共济会圣殿。南非白人和英国人都在场。访客中有来自帝国各地的士兵。尽管罗伯茨勋爵因病不能出席并为此发来道歉信，但其他共济会的军队要人均到场了。他们当中包括斯坦利（Stanley）勋爵，他是兰开夏郡总会所的总会长和陆军首席新闻审查官；最负盛名的是长相严厉的基奇纳（Kitchener）勋爵，他是英国驻南非武装部队参谋长、埃及和苏丹地区总会长。就在18个月前，基奇纳在恩图曼战役（Battle of Omdurman）中一战成名，荣获战斗英雄的称号。他率领部队使用马克沁机枪和印度达姆（Dum Dum）制造的新型空尖弹，歼灭了13000名苏丹马赫迪手下装备简陋的武装分子。
会所会长伊凡·H.哈伯格（Ivan H.Haarburger）发表了情真意切的演讲，颂扬这种“共济会存在理由的辉煌展现”，说明共济会的存在就是为了“减轻遍布全球的痛苦”，甚至为那些因战争而对立的人提供共同的兴趣点。演讲完毕后，坐在会长右手边的基奇纳开始了本次会议最重要的议程，即表达感恩之情，作为王位继承人、英格兰联合总会所总会长的爱德华王子，在一次暗杀企图中幸免于难：“殿下为共济会付出的努力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多，我毫不怀疑，他会与我们一道衷心祝愿南非地区再次实现和平与和谐。”明日之星会所内洋溢的和解气氛唤起了媒体——无论是共济会的还是社会上主流媒体的——的想象力。它美化着人们珍视的一种观念，即与欧陆诸强国相比，英国具有更优雅的帝国风度，它更倾向于对自己的殖民地进行开化而不是压迫和剥削。
据媒体报道，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位作家，同时也是帝国理念的代言人，柯南道尔和吉卜林出席了这次会议，这一事实更是让此次明日之星会所聚会名声大噪。报纸的报道并非空穴来风。柯南道尔自告奋勇，担当正在奥兰治自由邦作战的英军部队的随军医生。在英军攻占布隆方丹之后不久，吉卜林迅速响应罗伯茨勋爵的请求，前往该地帮助编辑一份面向部队和当地民众的、名为《朋友》的报纸。毕竟，一次深受帝国内各族群和睦相处之理想鼓舞的会所会议，怎么能让《母亲会所》的作者缺席呢？
9个月后，即1901年1月31日，明日之星会所又举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会议：共计39名会员和61名访客在登记簿上签到。这次参会的没有共济会名人。聚会的事由令人悲伤：为刚去世的维多利亚女王紧急召集的追悼会。一位长老会牧师在布道时就维多利亚女王所体现出的共济会美德“忠诚、虔敬和友爱”讲了一番话，应该说出了与会者们的心声：“它们是永恒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我们予以践行，那么王座将保持稳定，帝国将变得强大，君主将得到帮助，自由石匠的事业将得到提升。”来自布隆方丹的报道再次令帝国首都的石匠们感慨万分。一家共济会杂志刊文称：“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在场的不仅有许多布尔兄弟，甚至还有几名‘获得假释’的布尔囚犯。很明显，如果说南非存在我们所期待的种族和解要素的话，那就非明日之星会所莫属。”然而，无论是在共济会媒体上，还是在此后一直讲述此事的共济会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布隆方丹的情况并不像他们看到的那样。
首先，南非白人和英国人在明日之星会所中和睦相处，不足为奇。布隆方丹的南非白人居民远非铁板一块，他们并不都热衷于从帝国独立出来，因为他们与英国人经营的位于西南方向的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存在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无论如何，当英国人到达时，那些作为帝国死敌的南非白人已经离开了。此外，英国人和南非白人有着根本的共同利益，即让南非非白人人口处于从属地位——双方战后达成的和平协议就证明了这一点。毋庸讳言，布隆方丹的黑人公民没有一个人参加过这两次著名的会所聚会。“种族和解”的进程也只能走到这个地步。
其次，关于吉卜林出席第一次布隆方丹会所会议的故事是虚构的。他不可能在1900年4月23日到达那里，因为他早在三周前就已经动身前往英国，并在英国着手完成他的小说《基姆》，关于一个孤儿在印度共济会孤儿院长大的故事。
柯南道尔当然在场，他在吉卜林离开几个小时后就赶到了布隆方丹。尽管他不再是正式会员，但在会所致威尔士亲王的那封信的副本上仍可见到他的签名，这封镶了框的信至今仍悬挂在布隆方丹共济会会堂的墙上。然而，柯南道尔并没有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4月23日的会议洋溢着和谐气息，这倒有些出人意料。很有可能当时他忙得昏天黑地，根本没空留意那次会议。其实他后来回忆那段时光时也说过，他拼尽全力与“最恶劣、最肮脏形态的死亡”一争高下。
这个问题完全是英军指挥官罗伯茨勋爵造成的，他忽视了部队后勤 和福利的保障工作。加之他过于自负，低估了布尔人游击队的威胁，没想到在英国人到达后不久游击队就破坏了布隆方丹的供水系统。结果是生活环境污秽不堪，当地开始流行伤寒，最终导致5000人死亡。柯南道尔工作的那家小医院就设置在布隆方丹漫步者板球俱乐部的更衣室里，条件极其恶劣，成群的苍蝇嗡嗡嗡地飞，令人难以忍受。按照柯南道尔的说法，小镇散发出来的不是共济会的和谐气息，而是“令人作呕的恶臭”。然而，外界根本不知道当地遭此劫难，因为陆军新闻审查官、共济会兰开夏郡总会长斯坦利勋爵禁止对外发布消息；与吉卜林不同，他确实出席了4月23日的聚会。
阿瑟·柯南道尔（1859～1930年）在布隆方丹工作过的小医院
到了1901年1月会所举行第二次聚会悼念维多利亚女王的时候，英国在南非的军事行动已进入疲于应付布尔人伺机袭扰的阶段，游击队炸断铁路线并摧毁军需物资补给站，给英军造成极大的困扰。共济会会员基奇纳勋爵采用了臭名昭著、惨无人道的战术——自由党反对派领袖称之为“野蛮手段”。布尔人的农场被烧毁，妇女和儿童——士兵和战俘的家人，或者只是焚烧农场的受害者——被驱赶进集中营，据说英军给出的理由是这样做更容易养活他们。在战争结束之前，估计有2.5万名被关在集中营的人死于饥饿和疾病，其中大多数是儿童。
布隆方丹里有个奥兰治自由邦最大的集中营。几乎就在会所举行追悼仪式的同时，社会活动家和女权主义者埃米莉·霍布豪斯（Emily Hobhouse）参观了这个集中营。她发现每个小帐篷里都被塞进了10～12个人，没有床垫，没有肥皂，分配的食物仅够维持生存，供水不足，还有——最令人担忧的——无比肮脏的公厕。随着更多妇女和儿童到来，情况日益恶化。霍布豪斯指责这一切都源于“粗鲁男性的无知、愚蠢、无能和得过且过”。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共济会宣称的明日之星会所欣然接纳了作为战俘的布尔人，并一起追念维多利亚女王的一生及其帝国的伟大，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之后，都应该被认定为一个荒诞的幻念。
共济会为大英帝国的臣民们塑造了一个自视甚高的形象，这个形象散发出一种男子气概，不仅具有刚毅自信的品质，还在面对战败的敌人和臣服的民众时表现出同情心。在《母亲会所》，以及从布隆方丹会所聚会之类的逸闻衍生出的故事中，帝国被美化得仿佛实现了共济会普天之下皆兄弟的理想，一种世界性伙伴关系的愿景。在整个帝国内，共济会会员都在向外施展他们的道德领导力，并张开双臂，欢迎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族群加入。
死亡象征
布尔战争结束后，吉卜林预言一场针对文明“破坏者”的“大战”势在必行。有人认为他已把这两个词变成了挂在嘴边的常用语。即将到来的冲突将是一次新时代十字军东征，对抗野蛮的挑战者，捍卫不列颠正当的帝国主权。因此，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来时，吉卜林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他鼓励儿子约翰去参军，但因为儿子近视不符合入伍条件，吉卜林就到处托关系帮他遂这个心愿。吉卜林的老朋友陆军元帅弗雷德里克·罗伯茨勋爵是布隆方丹的英雄和共济会会员，果断伸出援手，让他如愿以偿。1915年9月下旬，在爱尔兰卫队（Irish Guards）服役的约翰·吉卜林中尉初上战场，参加了卢斯（Loos）战役，在到处是矿渣堆和石灰坑的战场上战斗，但在战斗结束后被列入失踪人员名单。那时他刚过完18岁生日，还差3年才能达到加入共济会的年龄。
吉卜林和妻子卡丽花了很长时间四处奔走，打听儿子的下落，他们绝望地穿行在医院、军营和墓地之间。夫妻俩能听到的只有相互矛盾的说法。悲伤，残酷的怀疑，也许还有内疚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唯一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有目击者称约翰作战勇猛，杀死了不少德国人。吉卜林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培养出了一个男子汉也很了不起。”
吉卜林在世期间，一直没找到儿子的尸体。直到2016年，研究人员才确信他们已经找到了他儿子约翰的遗骸。
吉卜林年老体衰，病入膏肓。在儿子失踪后的8年里，他几乎什么也没写。但他并没有荒废自己的创造力，而是改变了方向，将它用到一项庄严的义务上，这项义务既是个人的，也是国民和帝国的：悼念和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难者。共济会是他履行这一义务的核心地点。
共济会是关于死亡的。脖子上的套索、指向胸部的剑尖、头盖骨、骨头、坟墓、骨灰盒、棺材……经历共济会仪式全过程的一名男子 会见到兄弟们所说的无穷无尽的“死亡象征”。通过这些象征，石匠们给一个普遍存在的神秘之事赋予了可辨识的形状。共济会的运作方式是用死亡刺激一个人成长为有道德情操的人。直面死亡的恐惧标志着一个人已经做好准备在兄弟会内开启一种新生活。
当死亡被仪式化后，它本身也发生了转变。生命消失点的死寂、可怕的前景变成了可以平静地沉思的事情。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就曾写道：“最精妙的宗教都与征服恐惧有关。”基督教关于基督死亡和复活的故事就是个十分恰当的例证。事实上，能够赋予死亡意义的任何形式的归属，都是执行必不可少的重任。民族主义借着为国捐躯的概念做了非常相似的事情。共济会的典礼维持着这样一种假想：死亡不是一种孤独的经历，而是可以与我们的兄弟肩并肩站在一起共同面对的经历。在共济会中，死亡是男子汉的事。
1919年9月23日，一位名叫约瑟夫·迪基（Joseph Dickie）的苏格兰铁路工人，不久前是皇家工兵部队的下士，在阿伯丁的圣乔治会所加入了共济会。迪基曾是一名职业军人。1907年入伍后，他打了一仗又一仗，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毫发无伤地回到家后，他差点死于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据家族传说，他生命垂危时，喝了一大杯威士忌缓了过来。
在晋升第三级（或导师）的典礼期间，会所内展示的寻迹板。它是一个象征的备忘录，也是对死亡的提醒
我提到的这位苏格兰人就是我的祖父，我提起他的原因很简单，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千上万加入共济会的退伍军人中的一个典型。像约瑟夫·迪基这样的人体验过常人无法想象的事。在1917年复活节维米岭（Vimy Ridge）战役打响之前，一些加拿大部队的官兵坚持要给自己挖好坟墓。当这场工业化大屠杀的幸存者们退役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拼命寻找战友情谊的替代品，并最终在共济会中找到了它。第一次世界大战让许多参战国共济会会员数量空前激增。例如，在1917年至192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新成立的会所达到1300多个，会员人数大约翻了一番。共济会从未让人感到如此重要过。共济会仪式提供了军旅生活常规的替代物，那些常规活动——从分享香烟、吐口水和擦枪，到齐唱赞美诗、大难临头时讲笑话和佩戴所在部队的徽章——能够帮助人们应对始终萦绕在心头的死亡恐惧。会所也可以给退役军人提供重返平民生活所需的人脉。
共济会这个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对士兵群体报以同情，并在哀悼和治愈过程中发挥着严肃而认真的作用。今天矗立在伦敦科文 特花园的庄严肃穆的共济会会堂，就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阵亡将士而特意建造的。为了接纳伤残复员军人，英格兰共济会还特地发文澄清了一条常被人用来排斥残疾人的原则。颁布于18世纪的《共济会宪章》呼应了它的中世纪渊源，规定“除非他是一个完好无缺的青年，身体没有残疾或缺陷”，否则无论是谁都不得入会。英格兰总会所声明，这条规则的应用范围仅限于导致候选人无法学习“皇家艺术”的脑损伤。
在共济会中找到慰藉的不仅仅有复员军人，死者家属也是如此，其中就有拉迪亚德·吉卜林。
离开印度后，吉卜林再也不是一个勤奋的自由石匠。他以四海为家，不可能定期参加一个会所的聚会。然而，共济会一直是他的创作力源泉之一。共济会对他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原因就是它用石匠业常用工具这种卑微的象征来处理崇高道德问题的方式。共济会使他得以打磨哀悼、男子气概和帝国理想之类的题材。在《温莎的寡妇》（“The Widow at Winsor”，1890年）一诗中，吉卜林以士兵口吻向维多利亚女王（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去世后，她始终身着黑衣，在温莎城堡深居简出，因此被称为“温莎的寡妇”）、她的帝国以及为帝国建功立业的军队致敬，并将他们比作一个共济会会所——
在此向寡妇的会所致意，
从极地直到热带……
在《宫殿》（“The Palace”，1902年）中，共济会成为提醒人们认识到文化传统和耐心劳作重要性的途径，无论是对创作诗歌还是对过上美好生活都适用；吉卜林在他6岁的女儿因高烧夭折后创作了这个作品，当时他也差点因高烧丧命。
在哀悼儿子约翰的漫长岁月里，吉卜林仅写出寥寥几部作品，从中可以看出吉卜林在描写共济会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刻和直白。创作于1917年9月的《为了兄弟们的利益》（“In the Interests of the Brethren”）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这个作品问世时适逢约翰·吉卜林去世两周年。它以战时的伦敦为背景，几乎没有叙事，而是以一幅伤残和心理创伤士兵集体画像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他们加入了一个名为信仰与事工的共济会会所，从中找到了慰藉，甚至乐趣。和以往一样，吉卜林在人物刻画方面的特长得到了充分发挥。这些兄弟在生活中军阶不同，地位各异：下至一个身上打着厚厚绷带、“仅剩6颗牙齿和半个下唇不知道在说什么”的苏格兰人，上至一个失去双腿、被人抬进风琴房演奏巴赫的陆军上尉。其中一位兄弟是个炮弹休克症患者，整天除了哭哭啼啼以外什么都不做；另一位兄弟刚走下运送度假军人的火车，就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他的军服上还粘着佛兰德斯的干泥块。
吉卜林故事中的会所为他们敞开了大门，演练了仪式，然后以大家共享美味的火腿三明治的欢宴结束聚会。兄弟之间真诚相待，气氛轻松，他们很随意地探讨着共济会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例如，工兵部队的一名军官告诉大家，他和战友们怎样在被炸毁的教堂里成功举行了一次很有意义的聚会。他们举行共济会仪式时只有两样东西充当道具，其中一样是毛料石。（对于石匠来说，料石是象征性的石头，一块毛料石、一块粗料石、一块细料石。但在这种情况下，他意指教堂的废墟。）另一样是“死亡的象征”——这里的意思是散落在四周的死难战友的尸骨。
《为了兄弟们的利益》蕴含着多重信息。它表明共济会与宗教一样带给人们需要的友情，但没有任何神学上的繁文缛节。对吉卜林来说，共济会一直算是一种信仰，是劳作者和实干家的日常信条，而不是思想家的幻念。它提供了一种随和而“适当的生活计划”——让人们轻松愉快地应对现实中的大小考验。皇家陆军医疗队一名缺了一只脚的下士说的一句话很接近吉卜林的信念：“我没有多少宗教信仰，但我信的一切都是在会所里学到的。”
这个故事也告诉人们充满爱心、专注和辛勤的努力所具有的治愈力量。来访的兄弟会用打扫和擦洗地板、清洁和擦亮会堂来回报他们得到的热情款待。这种慷慨大方的做法经年累月，最终将信仰与事工会所举行聚会的车库转变成共济会礼仪的瑰宝之地。
吉卜林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他写的东西绝不仅仅是自传性质的。然而，《为了兄弟们的利益》中的一个角色却是作者一生的写照。更重要的是，这个角色反映了吉卜林对自己担负着的作家职责的认知。刘易斯·伯吉斯（Lewis Burges）是信仰与事工会所的尊者尊主。他的名字很重要。对石匠来说，名叫“刘易斯”就意味着他是一位石匠的儿子。伯吉斯只有一个儿子，也叫刘易斯，已战死在埃及。伯格斯的职业是加工并销售烟草制品，他本人还有一些精致的爱好，比如钓鱼和繁育金丝雀。他非常清楚，他没有后代来继承自己的生意和技能。但他无论做什么事都很认真，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判断力，不遗余力地练习手艺，直到把每一件事都带入至臻完美的境界。“所有的仪式都有强化人的作用，”他说道，“人类天性就需要仪式。”这就是伯吉斯赋予他的会所的精神气质，也是吉卜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想要赋予其写作的精神特质。面对个人和集体的悲剧，他的会员精神与他的写作合二为一。
正如吉卜林设想的那样，《为了兄弟们的利益》中的共济会不再只是一种心灵慰藉。它带给人们希望，即世界大战并非毫无意义的大屠杀，而是通往更加重视兄弟情谊的战后世界的途径。其中一个角色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如果这场战争没有让我们所有人明白人类应有的手足之情，那么我就是——一个文明破坏者！”有来自加拿大纽芬兰、新西兰、罗得西亚的访客兄弟……这个虚构的信仰与事工会所“就像帝国本身一样复杂”——因此是《母亲会所》的战时翻版。
只不过在 吉卜林杜撰的信仰与事工会所中，帝国代表全是白人定居者，而不是他25年前在《母亲会所》中所描绘的宗教和种族混合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吉卜林不再将帝国视为英国享有绝对主权的帝国，而是一种由各个白人殖民共同体，包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形成的伙伴关系，它们将享有与母国平等的地位。让他的思想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首先在于各领地为这场大战做出的人力和物力贡献。帝国的非白人群体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在一战中牺牲的9万名印度士兵中，有3000多人是在卢斯战役中与吉卜林的儿子约翰一同战死沙场的。然而，在《为了兄弟们的利益》虚构的帝国大家庭中没有那些非白人部队的踪影，因为伦敦在谋划给英国部分领土更大自治权时将他们排除在外。
在吉卜林种族主义概念的范围内，共济会友情和神圣事工的价值观渗透到了他在哀恸期间所做的每件事：他努力为它们活着，并在作品中加以赞美。
《为了兄弟们的利益》是在吉卜林同意加入帝国战争墓地委员会之后不久创作的。该委员会是一群红十字志愿者积极努力建立的，他们的领导人名叫费边·韦尔（Fabian Ware），当过教师、帝国官僚和记者。这个委员会先是从西线开始，逐一登记战死的英国人。他们的工作范围逐渐扩大，为整个战线上数千个临时十字架提供恰当的墓志铭，然后为军人墓地寻找永久地点，最后与成千上万死者的亲属联络，安排他们出行和扫墓。等到1917年春获得皇家特许状正式成立时，帝国战争墓地委员会已经活跃在希腊萨洛尼卡（Salonika）、土耳其加利波利、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巴尔干地区、埃及和东非，以及法国和比利时等地。皇家特许状传达了激励该委员会承担起对死者的责任的帝国哲学：“为了他们用生命维护和捍卫的理想永存，为了加强我们领地上所有阶层和种族之间的团结，为了促进共同的公民意识以及对我们和他们所隶属的帝国的忠诚和奉献。”对牺牲将士表达崇敬之情是为了强化帝国的凝聚力。
委员会的工作要求办事人员要有品位和敏感性，事无巨细，不容丝毫懈怠。帝国各地每个阵亡将士都要被登记在册：到战争结束时，阵亡人数超过100万。与此同时，必须汇编和分析失踪人员和无名尸体的零散证据；必须为墓碑的样式和每座墓园的布局确定一种设计风格——它们要恰如其分地彰显出为帝国事业献出子民的每一种宗教和每一个种族。即使是建成的墓园，也需要园艺和日常维护，将饱受炮火蹂躏的战场转变为保存历史记忆的花园。为了指导他们完成这项任务，韦尔、吉卜林和委员会其他成员都遵循着一条指导原则：把战死将士当作战友。无论社会地位高低，无论他们秉承哪种信仰，他们在死亡面前都是平等的。军官和士兵，贵族和无名小卒，会有完全一样的墓碑。每个人只能通过他的姓名、军衔、年龄、死亡日期、所在部队徽章和宗教标志来区分。
Their glory shall not be blotted out：出自《便西拉智训》第44章第13节。
吉卜林在1936年去世之前都在忙委员会的工作。他作为审查员巡视了西线的所有墓园。他成了委员会的官方发言人，编写委员会的出版物，并为皇室撰写纪念活动的演讲稿。最重要的是，吉卜林为帝国战争墓地委员会的纪念馆选择了言词华美的铭文。他选定“他们的名字永垂 不朽”（Their name liveth for evermore）这句话，把它刻在每个墓地的祭坛中心装饰品上。他创作了“大战中的战士/为神所知”的墓志铭，用以标示无名战士之墓。吉卜林此时的生活和工作更多是为了纪念而不是写作。他用一个隐喻来纪念那些像他儿子一样战死疆场但不知埋骨何处的逝者：“他们的荣耀不会被抹杀。” Their glory shall not be blotted out：出自《便西拉智训》第44章第13节。
所有记录都表明吉卜林在为帝国战争墓地委员会工作时找到了快乐。他喜欢团队合作，相信他是在为自己的国家、死去的儿子和写作尽自己的职责，一旦他走进委员会会议室并把门关上，他就可以把所有的烦恼留在门外。
帝国战争墓地委员会的工作符合共济会精神，这一点毋庸置疑。它遵从兄弟平等的理想。委员会工作的范围遍及整个帝国，对各种信仰、种族和各行各业的逝者一视同仁，无一例外地把他们安葬在专为捐躯将士们建造的墓园，团聚在“母亲会所”之中。委员会的每一项工作都以悠久的传统为基础，并用一种不亚于礼拜仪式的方式指向来世。因此，1922年1月，帝国战争墓地委员会的法国总部为其委员以及全体员工在圣奥梅尔（St Omer）成立了一个共济会会所。吉卜林与另外两个兄弟共同发起并创立了这个会所。他还将它命名为寂静之城的建造者。
城市、王座、强权
停留的时间，
就像花开花落
那么短暂。
吉卜林身上体现的共济会精神，就如在帝国战争墓地委员会的事业中所表达的那样，包容了整个帝国的战士，无论他们是什么肤色。至少在死亡主题当中，不同种族之间会存在兄弟情谊和彼此平等。然而，就像《母亲会所》原诗所流露的那样，这种心胸开阔有一个附加条件：在大战中死去的人要将一种亘古不变的忠诚纽带 封印，正是这种纽带将帝国各地人民与他们的英王-英皇紧密连在了一起。
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各个殖民地看待这种交易的方式各有不同：他们要求用自己的贡献换取更大的独立性。然而，在白人殖民社会（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加拿大）获得了与英国同等的地位，即自治领地位时，印度却没有。这就不可避免地激发起日渐高涨的独立运动。在战争期间，莫蒂拉尔·尼赫鲁的立场变得更加激进。他于1919年初在安拉阿巴德创办了一份报纸，表达“一个已然成熟到足以自立为国的民族”的诉求。对尼赫鲁以及成千上万的印度人来说，1919年4月的阿姆利则（Amritsar）惨案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当时军队奉命向和平示威者开火，直到弹药耗尽，造成近400人死亡。尼赫鲁领导了印度国民大会党对这次屠杀的调查，这一角色将他推向了该党领导人的前列，成为圣雄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支持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吉卜林所有体现共济会精神的纪念工作都是以帝国的名义进行的，而这个帝国却注定要崩溃。
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共济会也正面临着自它成立之后最严峻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