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烘烤落汤鸡
墨索里尼和葛兰西
1914年4月27日，在亚得里亚海港口城市安科纳，意大利社会党就开除共济会会员党籍的提议开会。该动议的发起者名叫本尼托·墨索里尼，此人秃顶、胸膛宽阔，是极具感染力和煽动力的演说家。他说：“共济会可能有人道主义倾向。但现在是时候对渗透到党内的过度人道主义予以反制了。”
墨索里尼是该党内部革命派的领军人物，他的演讲风格一向是铿锵有力、激情迸发的。据说他在讲话时表现出的极其生动的身体语言，很容易引起众人的共鸣。有人说，他的面部表情简直太丰富了，他看起来像是在噩梦中挣扎，极力摆脱困境。安科纳的演讲为墨索里尼赢得了党内压倒性的支持，将共济会会员开除出党的动议得以通过。墨索里尼在他编辑的党报《前进报》上发文，强调道：“代表大会已经摧毁了共济会的巢穴，它们在近年来滋生于社会党的各个角落，并在暗中活动。”对墨索里尼来说，明确而公开地与共济会决裂，就意味着改革派拒绝与腐败而庸俗的制度达成一切形式的妥协。
就在16个月之前，在罗马，极右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联盟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向共济会“宣战”的议案，这些民 族主义者认为他们试图推翻的狭隘、苟且、投机钻营的民主政治背后，就是共济会在作祟。意大利式反共济会运动包含了左右两翼反对现有体制的政治诉求。
共济会确实是意大利体制的一部分，它在过去50年里逐步演变成为该国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举个简单的例子，过去几十年里担任过意大利总理的政治家中有大约10位是共济会会员。意大利共济会的领导层总想要将兄弟会与特定的政府领导人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但是，因为很少有人能说清楚“共济会”的崇高理想在落实到具体政策时意味着什么，所以每当兄弟会向政治光谱的任意一端靠近时，都不可避免地引起内部持对立立场的兄弟们的异议。因此，共济会圈子以外的人认为石匠们是在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权力，造成这种印象的根源不在意识形态，而在于人们常将共济会会所选作政治活动的场所。在意大利统一后的最初几十年里，政党政治尚未形成，意大利议会和市议会里的政治角逐和权力分配主要通过人们在各集团之间斡旋实现。与众多俱乐部和协会一样，共济会会所成了一个牵线搭桥和建立关系网的好地方。
共济会卷入政治也给它带来了声誉风险，这在托斯卡纳富商阿德里亚诺·莱米（Adriano Lemmi）担任总会长（1885～1895年）期间变得尤其明显。莱米与当时的政坛霸主、同门兄弟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总理私交甚密。莱米试图让共济会大东方会所为克里斯皮的政策当说客。因此，他和共济会一同卷入了克里斯皮时代的两大丑闻。1889年，在克里斯皮和内阁中其他5名共济会会员的支持下，总会长莱米帮助他代表的一家美国公司与政府达成一年的烟草专卖合同。这家公司随后提高了政府支付的价格，莱米也获得了巨额 佣金。据共济会内部传闻，这笔钱是用来填补大东方的财务亏空的。又过了6年，一家陷入重大腐败案件的银行倒闭，暴露出莱米与克里斯皮的朋友和家人一起，利用特权获得了条件特别优惠的贷款，莱米被迫辞职。这宗腐败丑闻使得原本限于天主教会内部的反共济会思潮冲破了限制，蔓延至主流社会。像《新闻报》这种大报从此开始指责共济会秘密干政。
共济会和意大利政府的共生关系在20世纪最初几年陷入了重重危机，其导火索是共济会大东方会所于1908年出现大分裂，一个立场偏右的意大利总会所从民主的意大利大东方会所独立出来。这一时期的意大利正处于迅速变化之中。它的北方城市成为工业中心。民主到来了。1900年时仅6.9%的总人口享有投票权，但到了1913年，意大利举行第一次普选，所有成年男子都有了投票权。天主教徒进入政治舞台，也带来了他们对共济会的深深敌意。意大利的政党数量和党员人数越来越多，而且这些政党强烈反对既定的做事方式。从拥有强大的革命派的社会党到极右的意大利民族主义同盟，莫不如此。在这些政党看来，共济会体现着现有制度的一切阴暗和陈腐之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意大利政治推向了极端。在意大利是否参战的问题上，本尼托·墨索里尼很快就会从极左转向极右。当和平到来时，他创立了法西斯党。在1922年法西斯“向罗马进军”之后，他就任意大利总理。他对共济会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
墨索里尼政府在1924年下半年陷入了严重危机，起因是法西斯主义的追随者绑架并谋杀了社会党领袖。但反对派最终未能扳倒这位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开始主动反击。1925年1月3日，墨索里尼在国会发表了咄咄逼人的演讲，就差 公开声明要废除民主及其附带的自由权利。仅仅过了一个多星期，也就是在1月12日，他宣布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立法禁止“秘密社团”共济会。墨索里尼在1月12日提交的法案有两个条款：其一是禁止共济会会员担任任何公职；其二是在当局提出要求时，秘密社团必须交出其成员名单和规章手册，违者将受到严厉制裁。该法案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获得通过并生效。在接下来的10个月里，共济会在意大利遭到毁灭性打击，最终销声匿迹。
共济会在1925年被墨索里尼当作完美牺牲品的原因不止一个。它体现了墨索里尼在建立独裁统治之初就下决心清除一切。大多数反对派在1924年夏天退出了国会以示抗议；不在场的反对派议员被描绘成鸡鸣狗盗、鬼鬼祟祟、卑鄙无耻之徒，总之他们就是共济会的典型代表。新法律也成为意大利领袖用来钳制公务员中众多共济会会员的简便工具，进而削弱了国家官僚机构对他的制约力。相比之下，天主教教会觉得这项政策很合心意；法西斯领袖向梵蒂冈示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联合政府中的各个派别——其中有右翼天主教徒和意大利民族主义同盟前成员——也表示认同，他们把“向共济会开战”当成一种嗜好，随时要议论一番。打击共济会无异于给法西斯“黑衫军”（squadristi）扔了一根带着不少肉的骨头。这个由各类团伙和帮派组成的准军事组织，从成立之初就在农村和城市里用各种暴力胁迫的手段打击一切反对派。对他们而言，能无所顾忌地洗劫共济会会所并殴打其会员是很诱人的。
事实上，1923年春天之后，黑衫军就在接连不断地洗劫共济会会所。从1924年1月起，暴力事件愈演愈烈，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从托斯卡纳的卢卡市（Lucca），到南方普利亚（Puglia）大区的圣塞韦罗市（San Severo），暴徒们偷走共济会的档案资料，并将会堂内的陈设堆在黑白棋盘图案的地面上付之一炬。不久之后，黑衫军在一次有组织的袭击行动中，将位于意大利西北部都灵市的4个会所洗劫一空。1924年夏天更是麻烦不断，秋天达到顶峰，包括米兰、博洛尼亚、威尼斯、巴里（Bari）和马尔萨拉（Marsala）在内的18个城镇的会所遭到毁灭性攻击。但法西斯暴民在冲击大东方罗马总部时被一支骑兵队冲散了，当时他们试图用攻城锤砸开大门，还有人朝着大楼开枪。1925年初，意大利半岛各地又爆发了另一波针对共济会及其会所建筑的袭击活动，这为墨索里尼推出他的反共济会法案铺平了道路。立法程序一启动，就停不下来了。
意大利最古老的有组织犯罪团体之一，起源于意大利坎帕尼亚地区和那不勒斯市，通过毒品交易、敲诈勒索来筹集经费。
1925年5月，众议院审议了法案。演说家们轮番上阵，纷纷谴责共济会是与克莫拉（Camorra） 意大利最古老的有组织犯罪团体之一，起源于意大利坎帕尼亚地区和那不勒斯市，通过毒品交易、敲诈勒索来筹集经费。毫无差别的秘密社团，是对公共生活的“寄生性毒化”。唯一反对这项立法的群体是少数共产党人，他们与其他反对党不同，一直在议会中顽强地反对法西斯党。共产党发言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发表了这场辩论中最有趣的演讲，也是最具勇气的演讲。葛兰西提到，他的许多同志被法西斯分子殴打、监禁和谋杀；一名共产党议员最近还在议会大楼厕所里被法西斯分子殴打。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年）
无论是在思想还是身体上，葛兰西都与只会高喊口号、靠蛮力欺人的法西斯分子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在童年时生了病，脊柱弯曲，生长迟缓。一则新闻报道漫不经心但又不无恶意地称他是“一个矮小驼背之人，浓密的头发和硕大的眼镜十分引人注目，当他起身站立时，整个人跟他的座椅靠背差不多高”。他发言时声音微弱，其他议员都很难听清楚，但他滔滔不绝、思路清晰。事实上，由于实在听不清葛兰西在说什么，许多法西斯分子离开了他们在大厅右边的座位，聚集到了最左边演讲者周围的座椅上。从表面上看，法西斯分子的这种表现具有一定的威胁意味，但他们也是想听清楚他所 说的话。与人们预料的相反，法西斯分子并没有无视葛兰西或者大喊大叫把他轰下台。墨索里尼显然在仔细聆听葛兰西说出的每一个字；他还不时插一嘴，评论一句。很明显，尽管墨索里尼和葛兰西是政治敌人，但他们在对待共济会方面却有着相当多的共同点。
葛兰西认为共济会是“资产阶级手中唯一真正的、有效力的政党”。意大利软弱无能的资本家无法调用足够的资源光明正大地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因此被迫采取赞助的方式在幕后操控。
葛兰西接着说，法西斯主 义的真正用意并不是要粉碎共济会，而是要取而代之，复制它垄断政府职位并将其分配给自己追随者的做法。然而，共济会已成为意大利政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终法西斯党会与它达成妥协，并合二为一。葛兰西说出了一个预言性的信息：“共济会将会集体投奔法西斯党……共济会将成为法西斯党内的一个派别。”
只要这位瘦小的共产党领导人谴责共济会，认定它是旧秩序的一种反常表现，墨索里尼就能听之任之，让他说下去。但是葛兰西话锋一转，竟然说法西斯等同于共济会。墨索里尼对此嗤之以鼻并坚决反对：“我们法西斯主义者在起草这个法案之前就烧毁了共济会会所！”
葛兰西驳斥道，黑衫军针对共济会的暴力活动只不过是双方谈判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他接着指出，因为法西斯党注定要扮演本来属于共济会的角色，所以法案真正针对的不是共济会会员，而是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
到了这个阶段，虚弱的葛兰西已经筋疲力尽，眼看就站立不住了。一名法西斯分子见状伸手扶住葛兰西，让他讲完余下的内容。他警告墨索里尼及其追随者，即便他们成功夺取国家政权，也无法阻止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
葛兰西的号召为这场令人丧气的演讲画上了一个恰当的句号。葛兰西与墨索里尼争论的焦点是他们中的哪一位将从意大利民主的废墟中崛起，哪一位是真正反共济会的。葛兰西暗示，想要真正解决共济会问题，只能发动一场代表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因为他们才是资产阶级及其石匠的死敌。
葛兰西说得对，法西斯主义对共济会的攻击只是开始。他暗示许多法西斯分子是腐败的，而且会随着掌握更大权力而进一步腐败，这种论断也是对的。然而，他的分析无限夸大了共济会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影响力以及它抗击法西斯暴行的能力。
葛兰西和墨索里尼都受到各自政治视角的限制，没有看透共济会存在的本质。那天众议院里没有人能想 出共济会应该生存下去的理由。或者领悟到法西斯主义反共济会立法的主要受害者是意大利社会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既脆弱又有缺陷，但又很珍贵。它不是工人阶级，不是资产阶级，不是共产党，也不是腐败的政客，而是公民社会。
墨索里尼在辩论总结性发言中，回顾了他长期以来反共济会的事迹，最早甚至追溯到他信奉社会主义的时期。他认为，共济会并非如同葛兰西暗示的那样，是一座需要被削平的大山，而是一个需要被戳破的水泡。这项立法表明法西斯主义者准备“为朋友谋取最大利益，对敌人施加最大伤害”。现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
然后就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情。晚上8点，到了表决法案的时候，很多议员好像人间蒸发了。在场议员只剩下206人，比法定人数少了30人，投票无法举行。人们普遍怀疑在几乎全是墨索里尼盟友的议会里，许多共济会会员悄悄地离开了会场，以保持他们对共济会的忠诚。几天后，那些缺席的众议员全被带回并被迫公开发表“诚恳的”道歉，随后该法案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
这个小小的抗议姿态表明，法西斯阵营中有很多共济会会员，因此墨索里尼对共济会的打击还给他带来了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他顺手整肃了自己的政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意大利共济会的传统爱国主义在许多会所演变成了激进民族主义。战后，自由石匠们因为与其他意大利人相同的原因走向了早期法西斯主义：战壕中的惨痛经历、对“秩序”的渴望。但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与共济会自身相关的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共济会高层，甚至那些没有加入法西斯党的人，都认为墨索里尼可能会是一位有用的朋友。战 后最初几年意大利两股最大的政治势力，社会党和天主教平民党（Catholic Popular Party），都公开反对共济会。共济会会员们知道墨索里尼本能地敌视他们，但他似乎更具可塑性——墨索里尼在政坛崭露头角时，就有大量的共济会会员追随他。也许兄弟们能够不动声色地把他推向正确的方向。因此大东方总会长多米齐奥·托里贾尼（Domizio Torrigiani）在“向罗马进军”开始后几天内就给墨索里尼发了贺电，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时他在电报中“热烈而诚心”地祝愿这位法西斯领袖一切顺利。
即便墨索里尼有过安抚共济会的念头，那也只是转瞬即逝。他更需要天主教徒，并且很快就认定最好与共济会为敌，而不是为友。共济会高层曾希望能够操纵墨索里尼；最后，他们反被他操纵着一步一步走向毁灭。第一次正式行动发生在1923年2月，当时法西斯党的管理机构法西斯主义最高理事会裁定，一个人不能既是共济会会员又是法西斯党党员。最高理事会共有19名委员参加投票，在其中的12名共济会会员中，有8名投票赞成，4名弃权。在法西斯党最高理事会的历史上，这是唯一没有获得一致通过的决议。这项决议也未得到有效执行。许多石匠仍留在党内。奇怪的是，在1924年黑衫军突击队捣毁共济会圣殿时，甚至有共济会会员参与其中。在意大利中部的翁布里亚（Umbria）、罗马涅（Romagna）大区，也许还有托斯卡纳地区，甚至出现了令人唏嘘的现象：一个会所门下的石匠为了胜过另一个会所的兄弟而加入暴力活动。
结果是共济会中不同会所的成员，即使是那些不曾加入法西斯党的，无法协同一致抗击墨索里尼的行动。共济会应该强调它的民族主义属性，宣布它效忠法西斯主义吗？还是应该以其启蒙价值观的名义，明确地反对法西斯主义？或者应该通过私人关系与墨索里尼谈判解决问题？在1925年之前，所有这些选择都由共济会内的不同团体在不同时间尝试过。但都失败了。
墨索里尼的法案原定于1925年11月在参议院进行辩论。随着时间的临近，反共济会运动又以街头暴力的方式回潮。
共济会在法西斯城邦的覆灭
当时，意大利第二号人物、法西斯党总书记是臭名昭著的黑衫军头目罗伯托·法里纳奇（Roberto Farinacci）。他也是法西斯党内最口无遮拦的反共济会人士。法里纳奇起初只是克雷莫纳市（Cremona）一个地位卑微的铁路工人，靠机动化的政治流氓行为和敲诈勒索出名；他也是一个贪婪的律师，靠着剽窃他人的论文获得法律学位。到1925年秋天，他已经成长为一个颇具影响力且腰缠万贯的人物，一个与金融家和实业家关系密切、巧取豪夺的高手。尽管如此，他仍然热衷于暴力活动。他就是在议会大楼厕所里殴打共产党议员的那个人。后来，他在用手榴弹炸鱼时遭遇意外，失去了一条手臂。在法西斯党执政之后，法里纳奇极端反当权派的做法让墨索里尼与党内保守派支持者之间关系紧张。墨索里尼不失时机地再次摆出姿态，表明他是唯一能够约束黑衫军的人。紧接着法里纳奇又积极投身反共济会的运动。1925年9月，他钟爱的报纸刊文疾呼，自由石匠们应该“作为祖国的叛徒被集体枪毙”。
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媒体开始刊登一些资料佐证早已出现的传闻，称法里纳奇曾是共济会会员：他于1915年加入共济会，到1921年仍保持着会员资格。作为回应，法里纳奇声明他的确加入了共济会，但他是要从内部破坏他们。这种说法根本没有说服力。种种迹象表明，他当时加入共济会更可能是为了打入家乡克雷莫纳的商界和政界，与有权有势的人建立联系。如果 法里纳奇真的要追捕自由石匠，他只需照镜子看看自己。现在人们甚至怀疑他仍然是共济会会员，而且他是法西斯党内共济会会员的核心人物，主导了他们最近密谋取代墨索里尼的活动。这些怀疑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法西斯党内的敌对派系编造的，我们不得而知。
罗伯托·法里纳奇（1892～1945年），图片中央位置，摄于1925年
这些报道激怒了黑衫军，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共济会在公然挑衅，意在抹黑他们魅力非凡的领袖。作为回应，黑衫军开始诉诸暴力，打砸抢烧活动在一周内便蔓延至国内各地，袭击共济会的会员、圣殿和财产事件此起彼伏。暴力事件在佛罗伦萨达到高潮，由于该市是法西斯武装团伙的主要活动中心，因此得了“法西斯城邦”的绰号。9月25日，他们展开围猎共济会会员 的行动，该市警察坐视不管——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该市英美民众的眼皮底下。在暴力袭击之后，10月3日，一家代表官方立场的法西斯党周刊发表了如下内容：“共济会必须被摧毁。为达到这一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从棍棒到转轮手枪，从打碎玻璃到点燃净化之火，无所不可。要让共济会会员生不如死。”当天晚上早些时候，黑衫军的4个小队在寻找会所成员名单时闯入了年迈的“可敬的会长”（Venerable Master）的家中，殴打并试图绑架他。一个年轻的邻居，同时也是共济会会员的乔瓦尼·贝乔利尼（Giovanni Becciolini）闻声跑去保护老人，并带他从屋顶逃跑。然而，就在双方打斗的过程中，一把转轮手枪走火，正好打死了一名法西斯分子。黑衫军成员怒火中烧，他们抓住了贝乔利尼，并将他拖回驻地，对他进行殴打和折磨。他们在中央市场大楼前公开处决了他，还用转轮手枪朝着他的尸体开了无数枪以泄愤。这还不算完，黑衫军成员又当着贝乔利尼的遗孀和年幼孩子的面，拆毁了他家的房子。
之后的反共济会暴乱持续了一整夜。黑衫军征用了两辆出租车，在市里四处巡视，挑选攻击目标；他们对城市中上层阶级任何潜在抵抗力量展开了无所顾忌的攻击。人们也在街上被任意殴打；咖啡馆和剧院遭到侵扰；办公室、企业和私人住宅被破坏、洗劫和纵火。罪犯加入了胡作非为的混战。第二天早上，从城市周围的小山上可以看到从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大教堂的圆顶上升起的滚滚浓烟。这场暴乱直到那天晚些时候才停止。据说有8人死于非命。
佛罗伦萨遭此劫难，大东方会所总会长多米齐奥·托里贾尼痛心不已，就连他在离佛罗伦萨50公里处的乡村别墅也未能幸免，被人放火烧毁，随后他发布命令关闭该市所有会所。为确保兄弟们的安全，他还取消了他们的会员资格。
在匆忙召开的法西斯主义最高理事会会议上，墨索里尼严厉批评了法里 纳奇，责怪他没有及时阻止或谴责这种“可耻而罪恶”的暴力行为。这意味着法里纳奇作为法西斯党总书记的短暂任期即将结束，因为墨索里尼日益强化了对警察的控制，极端分子需要受到惩戒。因此，反共济会之战再一次为墨索里尼建立独裁政权助力，帮助他加强了对法西斯党的控制。
1925年11月4日，离参议院就反共济会法案进行投票只差几天时间了，墨索里尼的运气也真是好得离奇。恰在此时，他差点被自由石匠兼社会党政治家蒂托·扎尼博尼（Tito Zaniboni）暗杀。扎尼博尼的阴谋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一名警方线人。但官方想要搜集足够多的材料用于宣传，没有采取行动，而是暗中监视着他做足了暗杀的准备工作。他最终被逮捕时正躺在酒店的床上，一支狙击步枪立在房间窗户旁边。这件事对一直想找借口加强独裁统治的墨索里尼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社会党遭取缔。新闻界也开始加速“法西斯化”。警方进驻了共济会会所并占据了著名石匠的私人房产。法西斯团伙再次洗劫了布雷西亚、帕尔马、曼图亚、雷焦艾米利亚、的里雅斯特和弗利等城市的会所。
几天后，当参议院的辩论终于开始时，人们仍然能听到一些异议。有位参议员抱怨说：“为了烘烤共济会这只落汤鸡，就烧毁了名为‘结社自由’的宏伟大厦。”毋庸赘言，参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该法案。在法律生效之前，“落汤鸡”已经屈服于不可避免的命运，自行解散。
1927年春，总会长多米齐奥·托里贾尼被捕，并被流放到国内边远地区。由于受到虐待，他双目失明，身患重病，直到1932年8月去世前才被释放。
